第27章 (4)
……”比我還瘦的老杜，搓着他的雙手，做豪邁狀地笑着，感激地說，“你能這麽體恤我們，那咱們就是自己人啦！不過嘛，編輯部再窮，也還是接待得起作家的……你有沒有衣服換啊？”
我說有。他說換上換上，濕漉漉的，叫我們看着怪慚愧的……
這時我才發現，唯一的小手提包丢了——細想了想，大概是丢在《羊城晚報》的傳達室了……
老杜很有些急——他說他們就是安排我在那兒住，快一同去找找……
雨仍未停。我們走到車輛多的馬路上，老杜非要攔一輛出租小汽車。我看得出，他那份兒內疚是很真實的，只好服從。結果是他沒攔到。最後我們還是坐公共汽車。他上午已在開一個重要的編務會。我一來，他會也開不成，反使我感到他太把我當成回事兒，便有幾分拘謹。其實，他完全可以指派一位編輯安排我的。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書卷氣十足，熱情，真摯，對作家極其坦誠友好。
《羊城晚報》招待所，典型的鴿子籠式招待所，每個房間大概僅有六平方米——一張單人床、一張桌子、一把椅子，竟還有一張沙發。無窗。門頂上的小窗就算是窗了。房租很便宜——十五元。在廣州這樣的大城市，十五元住單間，條件算相當不錯了。何況還有電視機。
各自落座，說了幾句話，到中午了，老杜非要陪我去吃飯。我拗他不過，就在馬路對面一青年飯店共進午餐。
吃飯間，老杜問：“房間大小，不會影響你的寫作情緒吧？”
我說：“比我在家裏的寫作條件好多了。我争取寫出一篇好小說。”
第二天起，我就以每天四千字的進度，寫《冰壩》。剛從大學畢業時，我一天可寫一萬字。而現在，每天寫四千字，已是從早寫到晚，比當年寫一萬字還覺得累。我從沒感到寫作是輕松愉快的事。不，我常感到寫作是很摧毀人的健康的事。寫作時，我吸的煙比平常多三倍。有時幾乎是一支接一支地吸。我想的我的肺早已被煙熏黑了吧？尼古丁的作用，只有尼古丁的作用，才能使我潛下心思，精神完全進入到我的小說之中……
老杜給我派的責編叫蕭曉紅——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碩士研究生。一位女研究生做我的責編，讓我覺得怪委屈了人家的。她出差到北京時，找過我一次，随和得要命，說話總是那麽娓娓的。一言以蔽之，是位靜若處子的女性，身上絕少現代派色彩。思想觀念、文學觀念也并不很先鋒。她不喜歡侃，我沒時間侃。所以我們總是互相禮禮貌貌的。我讨厭能侃的編輯。讨厭一切能侃的人——不論男人或女人。倘若哪一位小說家攤上位責編是侃姐兒，那可就倒了黴了。侃、麻将、酒——這三方面使中國的許多男人和女人顯得俗不可耐。而現實似乎繼續一批批大量地滋生着這些個男女。他們在城市、鄉鎮，乃至鄉村，如同蟑螂迅速繁殖。有了一個幾個，不久便有了一群幾群。他們就最最無聊的話題侃得熱火朝天。他們傳染賭博之風。他們今天撮一頓明天又撮一頓，你不知他們究竟是在吃的誰們。他們仿佛是一類職業的侃爺、賭徒、食客，他們真是令人厭惡透了！
《羊城晚報》招待所的早餐很不錯——米粥、鹹菜、烤小餅。由于胃病，十幾年來，粥和鹹菜成了我每天主要的攝食內容。餐廳的衛生也令人滿意得無可挑剔。只是早餐開得太早——七點半，而我一進入寫作狀态，同時便受習慣性失眠之苦，七點半常常起不來。并且，我已早就沒有了戴手表的習慣。進入寫作狀态的我，亦便同時沒有了時間概念……午餐我在家裏也常常是對付或根本不吃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每天更需要的仿佛不是吃飯而是睡覺。我去小店買回了幾袋方便面、面包、榨菜，于是索性完全自由，連午飯和晚飯也很少到餐廳去吃了。
老杜和曉紅常來看我，帶來他們各自那份兒真摯的關心。對于吃飯問題，他們是很看重的，批評往往便不客氣。相聲裏說“衛生”便是為了活着。我承認我的寫作習慣很不“衛生”。他們下午四五點來的時候多，目的顯然是為陪我像像樣樣地吃一頓晚飯。倘他們不來，我則往往一整天不下七層樓。
八天的時間又寫完了一稿，比我預計的時間提前兩天。我未即交出，我說要放兩天，松弛一下，再潤色一番。老杜和曉紅當然是完全贊同的。
在這兩天的時間裏，我有暇看電視了。當地電視臺的節目，大多是流行歌曲演唱會。男星女星，所唱大抵港味十足。甚至可以說徹底港味。最讓人受不了，就是每唱完一首，照例的那聲“謝謝”。男人捏着話筒，長吟短嘆地唱些卿卿我我的詞句，使我聯想到舊戲劇舞臺上患了單相思的自作多情的嬌氣書生，使我感到別扭，使我對他們産生一種憐憫——我以為那是性的扭曲的結果。那如同男人拿腔捏調地裝年輕的母親，把聽衆當成搖籃裏的孩子。不是搖籃曲，你聽了也犯困。我想聽蒼涼遒勁之歌，比如《西北風》，始終未聽到。也許廣州的男星女星，是唱不來這樣的歌吧？我覺得廣州的女人，太在意使自己像一個女人了。我覺得廣州的男人，大概是頂頂少男人氣質的男人。陰不盛而陽衰——悲也夫，廣州人！
在這兩天的時間裏，我理了一次發。那是一家個體小理發鋪。我邁入後，女理發員操着廣州腔問我——剪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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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剪發。我以為廣州人就是把理發說成剪發的，便也那麽回答。入鄉随俗呗。她始終用剪子剪，挺認真，好像老太婆用剪子修剪毛了邊的毯子。我很納悶兒她怎麽不用推子啊，可又不好意思問。她剪她的，我閉目養神。等吹完風，我往鏡子裏一瞧，頭發原先多長，似乎還是多長嘛！再瞧地上，也不見多少我的頭發楂兒。
我說：“同志，您沒怎麽給我剪啊！”
她說：“沒怎麽給你剪？那四十多分鐘，我擺弄誰的頭來？”
我說：“可您，光用剪子剪了剪啊！”
她說：“剪發剪發，我不用剪子剪，難道還能用推子剪嗎？”
“多少錢？”
“七元。”
“七元？”——我以為聽錯了。
“七元！”——她不高興地瞪着我。
十幾年來，我一向是北京北太平莊小理發店單項快理的常客。從沒為自己的腦袋花過七塊錢！
怏怏付了錢，走出來，也并未體驗到以往理過發後那種涼爽的感覺。抹發臘吹了風的頭發，似乎老太婆刷了幾層糨糊未幹的“袼褙”，覺得不透氣兒，覺得嚴罩在頭上，越發的熱了。
我又返回去，請求道：“同志，還是給我動推子理理吧！”
“好，那就給你理！”
她和她的同行們交換着使我怪難堪的眼神兒。
這番她給我理得很短——滿地紛紛落下我的頭發楂兒。
理畢，她問：“滿意了吧？”
我說：“很滿意，很滿意。”連連道謝，正待欲走，她止住了我：“還沒付錢就走？”
我說：“剛剛付過了啊！七元，您忘了？”
她說：“那是剪發的費，我這是要你理發的費，你剪一遍，理一遍，當然得交兩份錢。”
“多少錢？”
“理發便宜，兩元五角。”
人家心平氣和，人家很講道理。人家的道理你難以反駁——我只好又掏錢呗……
在這兩天的時間裏，我居然和我的一個弟弟在廣州見了一次面。他和他的同事為單位索款，從哈爾濱飛往北京，想求我買從北京到廣州的機票。沒見到我，也就沒人能替他們幫上這個忙，滞留了好幾天，總算買到機票，到了廣州，又無住處，而且還要買回程機票。人生地不熟，知我在為《花城》寫稿，便找到了《花城》編輯部。廣交會期間，外地人沒有預定，要當天在廣州有下榻之處，談何容易！
我想這事萬萬不可麻煩《花城》編輯部，對于他們顯然也是難事啊！
老杜在電話裏問我——你弟弟他們有地方住嗎？
我僞裝出早有安排很自信的語調，十分肯定地回答：“有！有！你別操心啦！”
把弟弟他們接到我的住處，問昨夜怎樣度過的，答曰買了幾張報紙鋪在身下，露宿街頭。而那幾天廣州一直陰雨，沒有哪處街頭不潮濕的。看他們那樣子，臉也未洗，十分的狼狽。我那小房間，三個人的存在，便都轉不開身了。他們分明都困得夠嗆，但硬撐着，不好意思便往床上躺。
弟弟問：“二哥，能找到住處嗎？我們買的可是三天之後的機票啊！”
我說：“放心，沒問題！你們先輪換着在床上休息休息。”
見他們一個在床上，一個在沙發上，昏昏然睡去，我悄悄離開了招待所，踟蹰于人行道。
靠着一棵街樹，吸了兩支煙，努力緩解突如其來的心理壓力。我決定，轉遍廣州市，也要為弟弟他們找到個住處！倘找不到，寧肯騙他們，而我自己就在馬路上逛它三個夜晚。
那時是上午九點多鐘，至下午四點多鐘，我差不多是乘着公共汽車轉遍了廣州市，四處碰壁。我就有點兒難以回招待所，難以見弟弟他們的面。
徘徊之中，一眼瞥見《南方日報》的牌子，心中産生一線希望——去求記者們吧！他們總是神通廣大的。
在《南方日報》文藝部辦公室外，猶猶豫豫地就不敢敲門。對于我的性格——上山擒虎易，開口求人難。屋裏一位正在改稿的男子，從窗口發現我欲入不入，欲去不去，久久躊蹰，便放下筆，出來問我找誰？有什麽事兒？大概以為我上訪，或者上告。我只好自報家門，說明走投無路的困境。
“是這樣……先別急，我們這兒倒也有招待所，只是條件不好……”
我急忙說：“有床就行！”
“那我帶你去。”
于是他引我去《南方日報》招待所……
沒有床位，的的确确沒有床位。
一線希望當然落空。雖然落空，但我非常感激，正欲握手道別，不料他說：“你別急着走，等我再替你想想辦法！”
他便去四處挂電話，挂了許久，電話裏說了許多好話，我從旁望着他，心想這人真是好人！我必得記住他這一份兒真摯，将來我必将報答他這一種全心全意的幫助！不管他今天是否幫我找到了一處住的地方……
放下電話，他對我搖頭。
我又要走，他又止住我。
冒着雨，他帶我接連去了幾個旅館、招待所……
最後，終于找到了一處比我住的地方條件還要好的住處——新華社廣州分社的招待所。一個房間，兩個床位，是給兩位要從北京來的記者留的。完完全全是看在他的面子上，才開了房間……
我心中一塊石頭可算落地了。
分手時，我問他姓名，他給了我一張名片——他是《南方日報》文藝部副主任李鐘聲同志。他送我的名片，不慎丢失了。他的名字，卻是牢牢記住的。離廣州前，諸事匆匆，未能當面再謝，返京後，又病數月，每欲寫信聊表感激，屢因心緒煩亂，筆意澀滞，幾次作罷……
今錄此事，蓋因實難忘耳！
想我中華民族，自謂禮義之邦，縱觀人間百态，審度炎黃子孫，禮安在耶？義安在耶？唯一個“利”字，誘使人欲橫流，多少卑鄙邪惡之徒，逍遙于道德審判之外！嗚呼中國人，我們的明天并不美妙！
就在那一天晚上，我平生第一次在廣州人家中做客。主人是出版社《随筆》主編黃益庸，陪客是出版社編輯林賢治。還有他們的女兒，兩位正讀初中的少女。黃老師主編之《随筆》，精誠團結各路雜文家、理論家、社會學家及學者，使《随筆》辦得莊而諧，儒而銳，雅而通俗，自成風格，可視為案頭讀物。未謀面前，已有肖複興寫信給我，囑我若到廣州，無論怎樣忙，“老黃”是不可不見的。他虔誠請我，我欣然從命。他長我近二十歲，我尊稱他老師。按他的意思，大約是搞一次三代人的共同對話。我與林賢治兄算同代。他們的女兒算是第三代。倒也沒有什麽文字方面的實際考慮，只是對對話而已。兩位女中學生，思想較為現代的，是黃老師的女兒。思想較為傳統的是，是賢治兄的女兒。複興早已先于我與她們對過話了，據說敗下陣來。或者是他自謙，其實舌戰了個“平手”？
那是一次愉快平等的對話。大家暢談文學、藝術、社會、人生、愛情、當代人的靈魂現象，等等。黃老師分明是個對國家、對民族憂患意識很強的人，但又分明地并不希望自己的女兒過早地擠入大人們的思想世界。這大概是知識分子父母們普遍的矛盾心理吧？
兩位少女都很單純，單純得近于透明。黃老師的女兒不無高級知識分子女兒的優越感，反應機敏，談吐不失鋒芒，指點江山，批評現實，很有些咄咄逼人。賢治兄的女兒剛從農村到廣州這樣的大都市不久，顯然地對大都市沒有信任感，明顯地保持着鄉土少女的質樸。談起她那些鄉下小夥伴，眼圈便紅紅的。她們都很聰穎，都受其父母的影響，熱愛着文學。在廣州這樣的商業大都市，我想熱愛文學的少女肯定是不多的吧？
她們都有着未被大都市的當代現實所庸俗所污染的少女的完美的靈魂。
然而不被污染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們每個人不論男女遲早總是要被污染的，遲早而已，程度不同而已。我們逃脫不了這個下場，我們每一個人。人類的一切美好都是人類為之。人類的一切醜惡亦都是人類為之。物質世界僅只能污染我們的物質機體。我們自己為之的醜惡才污染我們的靈魂，事實上當我們向人世告別之時沒有一個人的靈魂完美如初。事實上所謂高尚的靈魂可能正是那些被污染最嚴重被侵蝕最嚴重的靈魂。區別在于它可以被污染可以被侵蝕但不可以被改變原本的形狀，除非徹底打碎它。區別僅在于此，僅在于此……
但是這樣的一些話我并沒有對她們說。我不忍說我不忍……
向靈魂單純的少女過分冷靜地指出生活的無奈是近于嚴酷的事。我想我那一天并沒有在她們面前扮演導師或牧師的角色。我只是傾聽并且盡量理解她們。
她們将寫的詩和小散文給我看，很自信地問難道達不到發表水平嗎？
我看了。我說很好。我說也許可以發表，我說讓我替你們轉寄某青少年報刊吧？
她們都說是這是她的願望。
于是我把她們的寫在小紙片和作業本上的“處女作”帶回了北京。我曾向幾位編輯推薦過。他們看了都搖頭，說中學生怎麽可以寫這樣的詩和這樣的散文？發表不就等于鼓勵了一種傾向嗎？我不認為中學生寫出這類詩和這類散文有什麽不好。我不死心，不過也沒有再推薦過。今抄錄如下，也算了卻一件事吧！
我們不應使孩子們對我們大人們的許諾産生不堪信任的心理，是不是？
黃于楊的詩
一
你是我玫瑰色的夢
我迷戀着的火
我凜潔（生造詞？）的神
我對你的愛是赤裸裸的赤裸裸的我對你的
愛
我的愛充滿深沉和力量充滿深沉和力量我
的愛
讓我們在那有着
野火一般的玫瑰蒲公英紅蜻蜓的黃昏裏
讓我深深地吻着你吻着你深深地吻着吻着
你
你眼睛裏凝聚着我的淚我的純潔我的虔誠
我燃燒的火
你是我的生命我的力量我的意志我的我
誰也不理解不理解冷冰的眼淚只有我
們知道
只有我們只有我和你
我玫瑰色的夢我迷戀着的火啊我凜潔的詩神……
二
寧歌
轉過身來的大山不再歡笑 大地啊
你沉睡過去了 那麽長久
呢喃溫熱
夢魂索繞我們将雙臂舉起
伸向天空 美麗的安寧
風信子光着腳丫走來走去 星星
布滿黑色披風，情人在跳舞
遠處
野火熊熊燃起我們
眼睑低垂抱緊疲憊的裸腿 傾聽
彌漫天國的哀曲
當親故（又是生造詞？）的呼喚再不能
使我們醒起當
哀愁纏在心上再也揮之不去而
骷髅化成鬼火到處漂泊
安寧的歌聲就在我們頭上閃閃爍爍……
——一首關于死亡的詩——寫給陳丹燕的《一個女中學生之死》中死去的寧歌——黃于楊自注。
林露茜的散文
多夢季節
在多夢季節，你發現你長成一個少年了。
在雨地裏行走，踏着滿地落英，你心裏充滿了悵惘。雲彩飄滿了你的天空，不平靜，不平靜，它來源于一層霧霭……
你想起兒時疊起的紙船了。一只一只的小船兒放到碧水裏，那是真的海，真的，蔚藍而且廣闊無邊。你端起最後一只小船，又莊重又真誠地為它祝福。是的，它要遠航了。你只知道要遠航，你相信有一個很遙遠很遙遠的地方。
你站在一棵樹下，樹幹直而挺拔，這是一棵你不知道名字的樹。你看到它的時候，它已不再是嚴寒時脫光了最後一片葉的樣子。而是默默地挂滿了一樹赭黃色小果了。它已拼命地長了一樹綠葉子，呵，綠得這麽潑辣！你悄悄地笑了。
雨不知不覺地停了，小鳥就開始叫喚了。叽叽喳喳的聲音在綠陰的這邊落下，忽而又在那邊響起——那是什麽鳥兒啊？
如果我是一只愛飛翔的小鳥，我必會把翅膀染成天空的顏色，你總在想。
從什麽時候起，你開始變得心事重重。當小窗格子裏爬滿了星星，夜顯得愈加單薄，你開始咀嚼失眠了。你懂得了什麽叫作不快活。
你覺得胸口悶得慌。你扒在窗臺上，把玻璃上的雨滴數了又數，可你沒有一次數得清它的數目。你失望而且懊喪，你覺得你要哭了。哭了就哭了，你堅持為自己辯解，說流淚并不等于脆弱，但是你的眼睛分明漲滿迷茫的霧。你不知道是不是有一樣東西已經丢失了，心裏頭常常覺得空空落落。對你所熱愛的東西你沒有什麽信心，因為常常不自覺地你對它充滿了懷疑和惶惑；你甚至常常對一切表示輕蔑，尤其輕蔑你自己。
你有時也盼望成熟，但更多的時候是對于成熟的不屑一顧。
你不能理解詩人為什麽說“少年不識愁滋味”，你固執地認為，不識少年愁的詩人只夠做半個詩人。在雲朵們開始騷動不安的時候，春天已經在栅欄外閃閃爍爍了。
如果雨季日子永遠潮濕的話，夢總還是夢嗎？
那麽，讓我變作一只藍翅鳥——你說我要穿過這多夢季節而去了！……
我想，當我們面對這樣的詩和這樣的散文的時候，我們大可不必害怕什麽。她們不過寫了詩和寫了散文而已，并且寫得相當之好——如果我們不是過分挑剔的話。是的，我就是這樣認為的。難道對于我們的用真情實感去寫詩和散文的女孩兒們，我們除了欣慰之外，竟然還應取別的某種态度嗎？當然，我所說的“我們”，并非她們的父母。所幸在于，她們的父母并不庸人自擾，看法上大致和我差不多……
休息這兩天，因為弟弟的從天而降，使我身體精力更覺疲憊不堪。
老杜和曉紅見我那種萎靡不振的樣子，都勸我再休息兩天。
我說不。我說就算我休息了吧。我說希望從明天開始，兩天內誰也別來看我。
他們便兩天沒來。
第三天我交了稿。
第四天他們都看過了，都說不必改了。
那一個中篇便是《冰壩》——我完成長篇後的第一個中篇。
我請求他們給我訂火車票或機票，越快越好。
老杜說你不能走。
我問為什麽？
老杜說你辛苦了十多天，連在廣州玩兒還沒玩兒過一天呢！
我說我給我弟弟四處奔波找住處的那一天，就算是玩兒過了吧！
老杜說我正為這事兒生你的氣哪！我們并沒把你當外人，你怎麽可以把我們當外人？你怎麽可以碰到難題都不對我們說一聲？
看得出來他是真有些生氣了。這個精瘦的老杜啊，他生起氣來都顯得很可愛。
我問，老杜你有沒有什麽病啊？
他搖頭說沒有。
我又問那你為什麽這麽瘦啊？
他苦笑了，長長地嘆了口氣，說自從負責辦刊後，就沒輕松過幾天……
我說咱倆一見面，看你這麽瘦，我就暗暗發誓一定少給你增添麻煩。我說我來廣州，并非想到這座沒來過的南方的大城市玩兒的。我說我沒精力玩兒沒時間玩兒也沒心思玩兒。我說城市和城市對于我都是差不多的。大城市和大城市對于我尤其差不多。我說我只是想到一個比家裏的寫作環境好些的地方，擺脫掉紛亂的幹擾，能潛心地寫一篇小說。我說我的願望和目的已實現，你們對小說滿意，我對自己此行也就滿意了。我說我歸心似箭。
老杜頻頻點頭。老杜表示充分理解。但是他堅定地說，曉聲你廣州可以不玩兒，卻一定要去一次深圳。一定要去一次沙頭角，非去不可。你是作家，你要開拓視野。你要當成一種特殊的商業文化去了解一下。這件事我們做主了……
老杜真是個好人。
曉紅也從旁勸說，并且願陪我前往。
曉紅很熱心、很虔誠。只是我們相互太尊重了，倒顯得彼此矜持了些……
對于這麽好的兩個人，我能說什麽呢？
唯有從命……
老杜怕曉紅深圳方面不熟悉，又委托編輯部陳文彬大姐“帶隊”。
于是第二天我們三人乘火車去了深圳。
深圳林立的高層建築的确使我非仰視不可，然而未能使我驚異。高樓不過就是很高的樓而已，不過就是金錢的立體結構而已，除了高并不能說明其他的什麽。一座城市不但需要高樓，還需要其他的。我想深圳作為一座城市是太缺少其他的了。那也許對于一座城市是很重要的。我想一個人選擇深圳這樣的城市生活挺不錯。但小說家在這樣的城市裏也許會感到窒息。文學絕對地需要一種文化的傳統和氛圍來養育。深圳它太新了，新得使人難以尋找到一點兒文化的痕跡。
曾有好心的朋友慫恿我調往深圳——我一經踱入它到處閃耀着馬賽克光澤的門戶，便從此打消了投靠它的念頭。我覺得它和我格格不入。我本能地疏遠它，對它懷有戒心，并且抵禦它可能對我産生的誘惑。好比抵禦一個脂粉氣太重的女子可能對我産生的誘惑。也許它肯于慷慨地為我提供住房？可是我猜想我在“她”的懷抱裏會感到靈魂無倚。人的靈魂總還是需要一點兒溫馨的。所謂現代文明對現代人的損害恰在于此。故現代人匆匆忙忙地擁抱現代文明的同時，靈魂将無處逃遁。現代人與現代文明之間的深刻的關系在于——與其說現代人擁抱現代文明，毋寧說現代文明糾纏住現代人。與其說現代文明是現代人的“舞伴”，毋寧說後者更是前者的“舞伴”。如果不是時代跟着人的感覺走，而是人跟着時代的感覺走，那麽人是可悲的。人終究還不過是時代的奴隸。最典型的消費城市是最缺少溫馨的。“夜總會”和“卡拉OK”裏的溫馨情調本質上是虛假的。是人付出了真實之後，為了安慰自己制造的。我覺得普遍的深圳人太跟着深圳的感覺走了，而深圳你又在跟着一種什麽感覺走呢？你真的就那麽感覺良好嗎？
那天晚上我在兩座立交橋之間迷路了，轉了一個多小時，就是回不了我住的招待所。不得已坐上了一輛出租小汽車。十五元坐了五分鐘。司機顯然有意兜了一個小圈子，否則三分鐘也就到了。可是我問他路時，他卻不告訴我。曉紅同情地說這十五元的車費就由編輯部來報吧。我說完全是我自己的過錯，不能由編輯部來報，我沒将票據給她。她說曉聲你太認真了。我說這些方面我願意認真。
第二天我們一人帶了兩個面包去沙頭角。九點半到達。通過檢查站，我們便融入了小小一條街的人流，不時彼此呼喚才能免于失散；我提議還是分開行動，都自由些。陳大姐和曉紅同意了。我們确定下午四點在檢查站外相聚。
我半小時便走完了那條街，什麽也沒買，沒什麽可買的。我在一家書店轉了幾分鐘，希望發現一兩本別處買不到的書，卻連這一小目的也落空。那條街上最多的是衣服，女性們的時裝或準時裝。我沒看出款式有什麽別致的，漂亮的女人絕對不是非穿漂亮衣服不可的女人。衣服首先因女人漂亮才漂亮。時裝因穿它的女人的風格才具有了風格……
我又用了半小時第二次走完那條小街，便覺得再沒興趣走第三次，時間卻還早着哪！
幸而我發現在“我們”這半邊街的後方，有電影院。放映的是我們北影的一部影片——在我記憶中似乎是《飛镖黃天霸》。
黃天霸就黃天霸了！在北影我沒看過。編劇又是作家張弦，就在這兒看看吧。
于是我買票進入電影院。空蕩蕩的，才百十來觀衆，盡管是新片。
看完《飛镖黃天霸》，買了兩個杧果吃，時間仍早得很。就又買了一張票，又看了一遍《飛镖黃天霸》。
編劇張弦和導演李文化，真是該感激我這麽熱心為功夫片捧場的觀衆啊！
看完第二遍《飛镖黃天霸》，餓了，找了個僻靜地方，吃掉兩個面包，我就毫不留戀地離開沙頭角，出了檢查站。檢查人員見我手中連個塑料袋都沒拎，大大地起了疑心，對我的士兵書包非常之認真地檢查，不過字典、身份證、一本《世界之窗》、一包煙。
他翻我的身份證，朝我笑笑：“作家？”
我也笑笑。
“什麽都沒買？”——他好生奇怪——“這裏的金首飾是可以買一兩件的。內地不是搶着買嗎？”
我說：“下次來再買吧。”
沙頭角——我沒情緒再來了。
那麽一條小破街，沒給我留下什麽特殊的印象。
我買了一本《世界之窗》，坐在自行車棚——一塊磚頭上看。跟看自行車的老頭兒聊起來，得以混入老頭兒的小屋子，殷勤地向他接連敬了兩支煙，進而被允許躺在他的小竹榻上。
枕着我的書包，我睡着了。
出門在外半個月，那一覺我睡得最安穩、最香甜。
醒來一問老頭兒，五點半多了。趕快告辭，就往相聚的地方跑。老遠便見陳大姐焦急地舉目四望——曉紅又回到沙頭角那條街上找我去了……
她們以為把我丢了呢。
一會兒，曉紅從檢查站口出來，為找我找得滿頭是汗……
她問我到哪兒去了？
我說早就出來了。
陳大姐問我有什麽收獲、有什麽感想？
我說在裏邊看了兩遍我們北影拍的《飛镖黃天霸》，在外邊睡了一覺。
陳大姐頓足道：“嘿，你呀！辜負了老杜一片心意。我看就憑這一點你成不了大作家！”
晚上，我和曉紅冒雨買返回廣州的火車票。結果只買到了兩張。
在深圳火車站，離開車時間還有一個多小時，我自告奮勇去補票——當日當次的票已賣光。
陳大姐說可以上車補票。書生氣十足的曉紅說似乎車站執行規章很嚴格，不可以的，還是先找站長之類人物批個條才穩妥。曉紅她根本不是那種很闖蕩的女性。我也沒那股闖蕩勁兒。但我是男的，我想這種事兒應該我去辦。作家呀作家，在許多時刻，普遍的總那麽不願說出自己是作家。不說，人家也就沒來由地非照顧你一次……
我又沒手表！
在我對幾位像站長其實并不是站長的人磨嘴皮子的時候，那一次列車已進了站。陳大姐對檢票的說了幾句陪同一位作家等等的話，人家也放行了。可是她們又找不到我……
待我沮喪地回到檢票口，列車已開走。
曉紅問：“怎麽樣？”
我說：“沒門兒！”
她嘆了口氣：“唉，你這個男人啊！陳大姐幾句話，檢票的就高擡貴手了！”
我說：“那好啊！”
她說：“好什麽啊？陳大姐在車上等，我在這兒等，車已經開走了！陳大姐的票在我這兒，她在車上還得再補一張票……”
她亮開手掌——兩張昨夜冒雨買的票，在她手中攥得濕漉漉的……
她苦笑道：“都作廢了……”
我慚愧地說：“我真笨……”
我很慚愧自己在這些方面真是太笨了！
太多的時候，我們做人都做得太老成了。我相信我如果說明我是《雪城》的作者，一切都很順利，因為候車室正反複播放着“天上有個太陽”。
回到廣州，老杜告訴我，福建《中篇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