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3)
的形态。坦率講，現實向我提出的告誡，又何止區區兩件小事！在我與我周圍“知青戰友”們之間，那種陌生那種關系的嬗變，更加深刻、更加猙獰，亦更加咄咄逼人。只不過在我沒有受到過分卑鄙的攻擊和陷害以前，我但願它美妙如初罷了。人偏執寫作于某種虛假的虔誠涅槃時，自我感覺往往是良好的。感謝生活在我寫《雪城》下部的過程中，及時地以尖刻的方式一再糾正我的偏執。這對那一部書是有益的，對我個人更加有益。
你虔誠地珍惜一顆熟了的桃子是可笑的。熟了的桃子比任何類的澀果都更接近腐爛。人也是如此。早熟是令人同情的、可憐的。過分的成熟是讨厭的、可怕的，不堪信任的。
虔誠的根苗是天真。天真很可愛，故我們用“爛漫”加以形容，但天真絕對的膚淺。故虔誠絕對地幾乎必然地導向偏執。
人啊，我們在虔誠與成熟之間選擇，是多麽的兩難啊！
你見過一個太成熟的人竟是虔誠的嗎？你見過一個擁抱虔誠的人竟能長久地擁抱下去嗎？但我可以肯定，你一定是見過被虔誠所誤所欺所害之人的下場的……
7． 別了，理想主義
一年年初，又有某幾位熱心的當年的“北大荒戰友”，發起要出版一冊《北大荒人名錄》。我又被通知去參加一個聚會。
朋友們的目的似乎在于——因為是人名錄，而非名人錄，那麽不論誰，只要願意，都可以在其中占一條目，并注明工作單位、部門、家庭住址、電話號碼、郵政編碼。朋友們想得很謹慎，一律不填職務，以體現出一種平等意思，或曰當年的知青群體的意識。
朋友們的願望似乎在于——拿了這一冊《北大荒人名錄》的任何一個人，在凡有北大荒人存在的地方，舉目無親亦可以找到親人。好比上一個世紀，一唱起《國際歌》，工人階級便尋找到了自己的階級隊伍似的。沒有住處的可以有了住處？餓肚子的可以吃飽飯？兜裏沒錢的不愁無處借？病倒他鄉的有人照料？一方有難八方支援？
這願望美好是美好。但我很懷疑它實際上有什麽意義。我斷定它絕對不會像舊社會青紅幫的“帖子”或現今關系網中人物們的“條子”更管用。也許，那些對它懷有良好願望的人還沒暸望到這一願望的影子，另外的一些人就已經把它鑄造為利欲的構件了。
西歐人倡導“俱樂部”精神，日本人鼓吹“社團”精神，但那首先不過是精神的依托，甚至純粹是興趣和心理方面的依托而已。西歐人大抵不靠加入什麽“俱樂部”實現自我。日本人也大抵不靠加入什麽“社團會”滿足自我。現今熱衷于發起“同窗會”、“校友會”、“家鄉會”、“知青會”的我們中國人，似乎更是希翼有這個“會”或那個“會”向自己伸出一只“提攜”的手？需要或想要獲得到什麽的人太多太多了。肯于或甘于付出什麽的人太少太少了。故現今中國人之任何社會形式，皆塗着極端功利的色彩。故現今中國人之任何會團，都難以持久。也都必将使抱着一份兒虔誠加入的人最終落個大的失望。我甚至懷疑連教會在今天之中國的土地上都難以免俗。故我在那一次商讨出版發行“北大荒人名錄”的聚會上，做了如下的發言：一、朋友們的願望無疑是好的。二、倘堅信這一願望的高尚，必無私地從自己實踐起。也就是說，一旦某一天，某一個自稱北大荒知青的人（姑且排除冒充行騙的可能行，而這種事幾乎不可避免地肯定會發生）出現在我們面前，手拿一冊《北大荒人名錄》，要求我們幫助買機票、車票、解決住宿問題、給予經濟資助——這還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小的幫助。我們皆應義不容辭。即使受騙了也毫無怨言，道理是那麽簡單亦那麽明白。若我們自己都做不到這一點，我們又根據什麽相信我們的初衷、我們的願望？
朋友們卻紛紛回答——當然，當然，做到這一點是起碼的。
起——碼——的？
我必老老實實坦坦率率地在此言明——除了經濟資助這一條，或借予或給予，全在于我一人的經濟狀況和慷慨程度，其他事于我都很難，甚至相當之難。因屢屢地幫助別人買機票、車票、解決住宿問題之類，幾回差點兒沒把我為難死！幾回最終我是內疚得要命、抱歉得要命、沮喪得要命，而對方則失望至極！懷疑至極！怏怏至極！
梁曉聲——在北京近十年來，在北影近十年，說自己買不到一張卧鋪票——誰信啊！面對一個或幾個夜無歸處的滿懷希望來求助的人，面露難色地說自己一籌莫展——哄鬼吧！蹬着自行車出去了一趟，大概只不過是像煞有介事地出去瞎兜了一圈吧——這不是太虛僞、太可惡了嗎？
而若一個陌生人，即便是地地道道的當年的北大荒知青，絕非冒充行騙之徒，向我索求五百元以上的給予性的資助，我是會猶豫半天的。上有老，下有小，稿費低，物價漲，我所積蓄的那一筆小小存款，是以備補貼生活之用的。我并非腰纏萬貫啊！給予，我是給予過的。周濟，也是周濟過的。但迄今為止，并未突破三百元“大關”。倘據此認定我是多麽的不仁、多麽的不義、多麽的吝啬，我也只好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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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叩開家門之人，向我說明，他從某省某市到北京來，專為買一樣或幾樣平價的家用電器，諸如彩電、冰箱、錄像機之類，或專為兌換外幣，則連我自己也想象不出我當時會怎樣一種表情。
我自己家裏還沒有一樣電器是平價的呢！
至今我也沒有一分錢的外幣。也不知在些什麽地方可用人民幣兌換，怎樣兌換。
就在我寫這篇東西的前幾天，我給十幾個在京的當年的北大荒知青打電話——求買一張卧鋪票，預定期七天之後，線路是從北京至哈爾濱，而非至廣州至上海——所獲之回答差不多盡是——“哎呀，這我可沒辦法！毫無辦法！”“老兄，你在北京，是應該知道買卧鋪票該多麽難的！”“你給××打個電話問問吧！”“我建議你天天到火車站去，等不着退票，也準能買到黑票，無非多花幾十元錢呗！”
這還是我在求。所求之人，還是經過考慮，确信只要浪費他們一點兒時間，一點兒口舌，動用他們一次公的或私的關系，可以成全我之人。
而我，不過是一次試探而已。
這也許近乎無聊，但獲得的“經驗”，于他人是有益的。
歸根結底，我自己是不必太為買一張卧鋪票愁眉不展的——只要是公務。
而究竟有多少人，會像我一樣，半夜蹬着自行車去到預售票處，為素昧平生者蹲上一夜，買一張卧鋪票？僅僅因為他或她說出那麽一句話——“我當年也是北大荒知青”。
故我以十二分的虔誠和坦率和衷心告誡我的當年的北大荒知青們：
記住自己當年曾是一個北大荒知青，記住幾乎整整一代人當年都曾是各地的知青——僅僅記住這一點就夠了。因為這表明你永遠記住你自己是誰。那一經歷畢竟是我們每個人經歷的一次洗禮。但是，不要尋找它——“北大荒知青”在今天在城市的群體形式。即使它存在着，也不要相信它。不要将你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怎樣的人和可能成為一個怎樣的人之實踐與它聯系起來。更不要将它視為你的生活內容和生活意義的一部分。如果你有餘暇，如果你有熱忱，你可以和當年的知青夥伴聚會、游園、旅行。但你萬勿和他們共圖什麽你認為的事業。你一定要時時刻刻提醒你自己——現在的他們，早已不再是過去的他們。現在的你，早已不再是過去的你。過去的那一些、那一批、那一代、那一切包括你自己，在本質上與今天已大不相同。我們都是經過了城市再消化、再處理、再設計、再生産的我們。知青群體意識絕對不可能成為一種信仰，更不可能成為一種宗教。在它對你或對別人居然似乎信仰似乎宗教之時，乃是它最不真實、最少虔誠可言、最蒙蔽人之時。不！堅決地不要将你的真實、你的虔誠奉獻于它。堅決地不要幻想從它那兒獲得真實、獲得虔誠。你的真實、你的虔誠僅只屬于你自己。如果那确是真實、确是虔誠，自有真實之人、虔誠之人與你互奉。你要付諸努力的事僅只是你自己的事。好比你帶着你最寶貴的東西和一些似曾相識的人共同駕舟出海，你越相信他們就是你童時的夥伴，你越對他們湧起童時的信任感，則你的失落感便越大。甚至可能不僅僅是失落，而是慘遭圖財害命。蛇用身體行走，花用開謝行走，石頭用堅損行走，東西用新舊行走，生用死行走，熱用冷行走，冷用冰行走，有用無行走，動用靜行走，陰用陽行走，火用燃燒行走，星球用引力行走，歷史用過去行走。
而人，唯有人，用雙腳行走。
除了你自己，沒有第二個人能将你拉得很高——因為你會抓不牢繩索。
人們，包括不在乎時間的人們，不要為“同窗會”、“校友會”、“家鄉會”等浪費時間。甚至也不要再為各種名目的“沙龍”浪費時間。中國特色的“沙龍”和中國特色的一切一切一樣，一旦打上中國特色的印記，便絕不再是原本意義上的任何“沙龍”。而在今天，在中國，中國特色意味着些什麽，現實回答得比我們每個人都回答得更清楚。
當年的知青朋友們，不要再陷入“知青情結”的怪狀糾纏不清。
我說——夠了！
讓我們每個人都靠自己的雙腳去走出我們自己的路吧！如果我們每個人，不論自己前面是一條怎樣的路，都能走得很踏實、很從容、很自信，那麽歷史一定會評價說：這是極特殊的一代。在你身前有人跌倒，你扶起他；在你身後有人跌倒，你拉起他。
但是，不要挽起手臂，不要排成行列。不要齊唱着一首什麽四分之二拍的歌曲！只要這行列之中有幾個沒出息的、變态的、心地不良的，都會對他人造成危害乃至危險！
除了軍事操練，除了運動會儀式，除了參加慶典或者參加游行，排成行列最不該是男人證明自己的方式。男人在産生這一念頭之時便已經是一個弱者了。男人糾纏于這一種心理之時起碼可見是被弱者的心理所糾纏。
在一切集群動物中，只有象群是最高貴、最不失尊嚴、最和睦亦最和平的。人除了大腦比象發達別的方面并不如象。人太像猴子。而猴群是最讨厭的動物群體。對象而言，離群是最劣的。對猴而言，離群可能是最優的。
當代人所力争的人的獨立性，乃在于力争擺脫猴的某些習性。猴的可惡習性在猴群之中更加明顯。猴群維護的正是猴的可惡習性。關于猴群，魯迅先生曾有過很深刻的評判。
從進化論的角度探讨之，人的群體意識群體心理，乃是全人類的初級意識初級心理。它包含有像猴子集群一樣的、借以維護自己的弱點和劣點的無奈的本能……
這些思想毫無疑問是偏激的。但人在矯正自己一貫思想之時，大抵難免偏激。不帶任何偏激色彩的思想，最不是個人的思考。人的頭腦不産生個人的思想，人的頭腦便白長着。
現實導致我告別理想主義。
現實導致我重新審度我一向很自我欣賞過的一往情深的“知青情結”，并且決定應該像理發一樣，理掉“知青情結”這一滿頭蓬松的發卷。因為它的曲卷即使可愛也不是天生的。因為它的烏黑即使令人羨慕也不過是時代替我們染成的！
我一步步走向男人的獨立王國。我終于明白，在這種獨立的王國裏，只有在這種獨立的王國裏，我才有勇氣擺脫一切世俗對我的壓制，設計自己成為一個獨立的男人，塑造男人的情操、男人的品格、男人的個性。
我們每一個人，不都是處在或大或小形形色色的人群的包圍之中嗎？人——從這種包圍之中走出來吧！擺脫包圍着你的人們，抛棄他們，從容地、自信地、驕傲地走你自己的路徑！你必受到他們的阻止。盡管你走你自己的路，與他們毫無幹系。一個從容地、自信地、驕傲而且堅定地走向自己獨立的精神王國的人，有資格蔑視他們！蔑視他們吧，走向自己獨立的精神王國的崇尚獨立品格的男人和女人。當你邁入你的獨立的精神王國，你便真正在情操、品格和個性方面都是你自己的具有真正權威的國王了！你不會獨立而孤立。你那時好比站立在一個只屬于你自己的星球之上，你将發現另有一些人和你一樣，也站立在只屬于他們自己的星球之上。他們将向你颔首致意。那時，你，精神獨立了的男人，和你，精神獨立了的女人，才會深感自己不愧做人一場。那時，只有那時，你和人類的關系——亦即社會、所謂社交、所謂友誼、所謂道義和所謂良心，等等方面，才是正常的，才是可貴的。否則，即使你是一個好人，即使你努力想要成為一個好人，因你混跡于被現實所教唆的不以虛僞為恥的人們中間，你無時無刻不發現生活中隐藏着那麽多的卑鄙、腌臜，你不可避免地會感到，連生活本身都變得令人厭惡了……
8． 正在死亡的“自我”
龍年的春節，有兩件小事，給我帶來過經久的愉悅心情，曾使我對生活非常感動，覺得那是生活對我的犒勞。這兩件小事，後面我還會提到。
從初一到初五，我躲在辦公室，早去夜歸，痛痛快快地、不受任何幹擾地寫了幾萬字。那幾萬字，我自己認為是寫得好的。整個北影辦公大樓靜悄悄的。除了值班室，只有我的辦公室的窗子是亮的。然而很冷。因為放假，辦公樓的暖氣是以最低溫度供給的。妻子每天給我送去飯，半夜我再把飯盒帶回家。我不敢睡在辦公室。不唯是太冷的原因，還因為我看了幾部外國的恐怖電影之後，對陰森幽暗，有着過分的敏感……
龍年的春節，鞭炮聲是多麽的響啊！
我聽說鞭炮很貴。
我聽說有的人家，竟放了幾十元甚至幾百元、上千元的鞭炮。那些日子，我一邊不知饑寒地寫我的《雪城》，一邊總在很困惑地想——人們哪兒來的那麽多的錢啊？
在那些日子裏，僅僅在那些日子裏，我以為全中國的人，都已經很富了起來……
四月初，我全部交稿了。
五十六萬餘字，只有幾萬字，是在無幹憂的日子裏寫的。也只有那幾萬字，是我自己滿意的——那就是在春節放假的日子裏，在鞭炮聲中，在寒冷的我的辦公室裏寫的幾萬字……
作家在不受幹擾的情況下寫作，乃多麽幸福的事啊！
上帝，請賜我這一種幸福吧！
我願皈依上帝，做虔誠的基督徒——但請賜我這一種幸福吧！
上帝啊，憐憫一個爬格子的人……
編輯将最後一部分稿子取走時，說：“編輯部對你有一要求。”
我問：“什麽？”
他說：“你去看看病吧！大家都對你的身體挺擔心的……”
我說：“一定……”
編輯走了，我就躺在床上，靜靜地躺着，什麽也不想，但也睡不着……
我病了。
病中，《讀者文摘》、《青年文摘》、《世界博覽》、《八小時之外》、《奧秘》等雜志，是我最愛翻閱的。還有，妻子常借回幾盤古裝功夫片錄像帶……
功夫片，尤其古裝功夫片，當然是精彩的，比如《黑白道》、《月夜斬》中那些男人們的敢愛敢恨、敢拼敢死、敢赴湯蹈火、敢闖虎穴龍潭的铮铮氣概，是令我很着迷的。按現在時髦的說法，一個個确也愛得潇灑、恨得潇灑、拼得潇灑、死得潇灑！
冷兵器太使男人像男人了。
我常想，倘我生活在冷兵器時代，便絕不弄文，而入深山古剎拜師學武，做劍客，做俠士，除暴安良，懲奸揚善，豈不快哉？
半個月裏，我幾乎看遍了北影電視劇部所存之古裝功夫片錄像帶。電視劇部主任周曉邦是我好友。他每次打開櫃門，常說的一句話是：“随便你選，随便你選。幾盤都行，你可太瘦了！”倒好像他打開的是醫藥櫃的櫃門，任我取之的是靈丹妙藥，專治肝病似的。
我對那些古代俠士俠女，比如白玉堂、呂四娘、蕭英等，喜愛得要命。當然，也喜愛李小龍扮演的那些冷面中國硬漢。我不喜愛成龍。因為我不喜愛貧嘴滑舌的人。更因為成龍在他主演的影片中從來也不曾死過。我很重視一個人，尤其一個男人對死的态度。我欽佩并且崇拜面臨險惡視死如歸的男人。有一盤錄像，令我看了後悔，再也不想看第二遍。它的結局太慘，慘在屍橫遍野的乃是衆江湖好漢。而惡的代表人物，卻在高奏的凱樂中登上霸主的寶座。其實那部片子是拍得很認真的。許多功夫片，大抵遵循“惡有惡報，善有善報”的邏輯，貫穿“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通俗警世思想。到頭來，必是善而強者，鏟除了惡而強者。而那部令我看了後悔的錄像，卻将血淋淋的另一種邏輯展示在我面前——善而強未必能鏟除惡而強。惡而強獲勝便是那樣的！它粉碎了生活中相當一部分善而弱的世俗信仰。它使他們絕望。它長惡的威風，助惡的志氣。用我們的評定術語來說——它故意失落了“主旋律”。
惡而強——可能是一個人，可能是一種勢力，可能是一種統治。
正是這一盤從港片翻轉的錄像帶，在我頭腦中進出一個思想——文明的當代社會，文明的當代人，以及當代人類的一切文明，必須扼死惡而強的勢力的誕生。必須滅絕它的生長。必須搗毀它的形成。必須像預防癌一樣地預防它。
否則，我們只有承受……
我看時，恨不得躍入電視，助善而強者們一臂之力。如我幼時看戲劇《白蛇傳》時，恨不得躍上臺去，助白娘子一臂之力，打死法海老兒！
人們，為了我們自己，為了我們的子孫，免遭惡人的欺辱，免遭惡勢力的壓迫，免遭惡統治的蹂躏，我們都使自己強起來吧！盛強之善，乃至善。以盛強之至善，禦悍強之極惡于我們的時代于我們的世紀于我們人類的文明以外！
每一個當代人都該有這一份責任感！
性之所悟，心之所思，雖從俗而不可奪也！那就看功夫片，也是有收獲的……
身體整日裏歪着倒着的便愈軟弱愈沒了力氣，聽從朋友們的勸告，我到北醫三院去了一次。那醫生已認得我了，問：“又怎麽了？”
我說：“沒怎麽，想……再做一次B超……”
醫生皺起了眉頭：“還做B超？光我，就給你開過兩次預約單了！算這次就三次了！不相信科學？”
我說：“相信啊！”
他說：“相信就別做了。你不是說你可以不上班，在家休養嗎？”
又說：“想活得長久些，就長久地休養。你不就是作家嗎？你不就是寫小說的嗎？現在寫小說的不少，看小說的不多！我就不看，想看也沒工夫。你十年二十年的不寫小說，對咱們中國沒什麽大影響吧？”
我說：“絲毫影響也沒有。”
他說：“那不得啦！對你的生活會有影響吧？”
我說：“會的。”
他考慮了一下，再問：“現在稿費怎麽算？”
我說：“每千字十五至二十元。”
他說：“你聽我的——，從今以後，每個月，你前二十五天休養，後五天寫作。寫個六七千字的小東西就可以。每月都有一百多元的稿費，既補貼了生活又休養了身體，不是挺好的一種活法嘛！你怎麽就算不過來這個賬呢？”
門開着。
我聽到了外邊候診者的對話：
“嘿，聊起來了！”
“這可不是聊大天，這是醫生在給作家開偏方！”
醫生也聽見了這話，笑笑，說：“我給你開的這偏方，治本。再給你開兩瓶肌苷片，算是治标的。治本與治标結合吧，你要有信心。”
……
我對我的身體早已不信任。我頂不願意的事，便是到醫院去檢查身體或看病。
甚至可以說，我對我的身體懷有惡意——它不給我以健康，那我則幹脆不把它當成怎麽回事兒。所謂一報還一報。最大了不起，同歸于盡而已。我吸煙是因為我根本戒不了煙。我寫作像我吸煙一樣。文字尼古丁早已“毒害”了我，融入我的血液，形成某種異常的體質平衡。某些人戒了煙反而猝死。停止寫作我也等于緩慢自殺。
對于小說家而言，他的生命便是一頁永遠寫不滿字的稿紙。故他們的生命只能了斷在逗號或删節號上。大抵如此。這對他們都是沒奈何的也幾乎都是甘願的選擇。
精疲力竭的身體稍覺恢複了點兒，我忍不住翻開了我的記事本——那上面記載着某處某月某日我所欠的“文債”。一個事實是，我不欠任何一家刊物任何一位編輯任何形式的債務。我頂不願過的日子便是似乎欠着別人某種債務似的日子。另一個事實是，我竟欠下了那麽多的“文債”，只怕想還也是還不清的。我夾在這兩個事實之間做丈夫、做兒子、做父親、做小說家，失去了原本生氣勃勃的自我。哪一方面我都想做好，哪一方面也沒做好過。第三個事實便仿佛是命中注定了的——我不是一個好丈夫、好兒子、好父親、好小說家。
通常的情況往往是這樣——一位編輯登門約稿，倘是熟人、朋友，彼此訴訴苦衷，也就罷了。倘是第一次見面呢？倘對方的虔誠令一位小說家感動了呢？倘對方給予你的期限極寬，不過寄他或她那虔誠的希望于小說家“将來”的某一天呢？那你還能斷然拒絕嗎？你好意思使對方仿佛感覺到你根本沒有了“将來”似的嗎？而我們的可敬的編輯們——這些兢兢業業為他人做嫁衣的文學“工蜂”們啊，他們初登某一位小說家的家門時，有哪一個不表現得極為虔誠呢？虔誠是他們的競争法寶、通用的法寶。我們的小說家大抵被這一法寶所降服。即令最不講情面的，也難免有俯首帖耳之一時。
何況我是個“抹不開情面”的人。北方俗話所謂“破車子好攬債”。
這是性格悲劇。
沉重的現實生活為我們每個人規定了宿命的角色。我們往往無奈地陷入這樣一種尴尬的境地，它只允許我們的內心發揮與這一角色相适應的特點。內心其他的部分正在死亡。
自我正在死亡。連企圖掙脫出自我的希望亦已在死亡。
在中國，一切被謂之為“好人”的人，十之八九都是自己将“自我”活生生扼殺了的人。更令人沮喪的問題在于，倘我們做一個絕頂的“怪人”、“惡人”，現實便肯還給我們那點兒自我了嗎？倘我們拒人于千裏之外，情形便會好了一些嗎？倘我們囚自己于方寸之中，個性的自由反而會更大了一些嗎？我不信。故我常在委屈自己的境況下體驗人生，默默地認同那一種畸形的“自我”恐怕便是命中注定的屬于梁曉聲名下的“自我”。
在咄咄的現實中我常認為我們不是堂吉诃德便是桑丘。
反正都差不了多少。
西方人見面時，從來不問：“你吃飯了嗎？”
中國人極少有為了維護自我而大聲說——“不”的。正如中國人即使在廁所裏見了面也要問：“吃了沒有？”
每個人最經常承擔的負荷其實是他的性格所造成的負荷。
9． 缺失靈魂的城市發展
在我的“欠債簿子”上四五頁記載了二十幾筆“債”——而排在第一位的便是《花城》。這一筆“債”我已經拖欠了三年多了。每次收到刊物我都非常內疚。盡管《花城》早已經不再來催稿信了……
我想，我還是得寫。我還是得還“債”。
我希望我死之日，可以大言不慚地對自己說——在這個世界上，我不欠任何人任何方面的什麽。我應諾過的竭力去做了……
于是我又寫……
寫出一篇草稿，我求人訂機票。
帶着草稿，我去往廣州。那是我第一次去廣州。飛機誤點五個小時，走出機場，已是晚上九點多。天在下雨。許多人舉着牌子接客。我一一細看那些牌子，沒有接我的。我拍給《花城》的電報，在他們下班後才送到。
同機乘客一出機場，便奔上各賓館專車。我早聽人說，廣州住宿很貴，又正值廣交會期間。八九十元住一夜通常事。故我一上車，先問房價。一聽房價，咂舌退下。如是者三，衣服便已淋濕。直至最後一輛車，是廣州軍區第幾招待所的，上去問最便宜的房價，十七元。十七元——我還猶豫。
沒有一個有點兒良心的作家居然不為編輯部的經濟而精打細算。
“走吧！再不走，沒車了！廣州這地方，十七元一宿夠便宜的了……”
有一個男人好心勸我。
車上已沒座了。
站着往窗外看，透過密織的雨簾，并未看到什麽不夜城的燦爛燈火。這裏那裏，稀稀疏疏的光亮，反而越離越遠了。車分明地是駛在城郊公路上……
深夜，終于到達。三人一房間，同宿舍乃兩小青年，從上海到廣州跑買賣的。一對合夥的“阿慶”。我一向認為，買賣之事，一步一個兇險，才二十來歲，便下海經商，足見當代青年铤而走險的氣魄，不禁由衷佩服。兩小青年，神神秘秘的樣子，頻頻做耳語狀，喁喁咕咕的，仿佛看出我是個緝私的便衣。我不願讨人嫌，何必主動攀談？道句“晚安”，倒頭便睡……
沒睡多久，被激烈的吵罵聲驚醒，猛睜眼，但見屋裏多了一個妙齡女郎，抄起不論什麽，發瘋似的打一對小青年中的一個，飛快的上海話夾雜着黑話行話……
同室操戈，內部火并。
我只好充當勸架的角色。勸不開，遂請來了服務員。女服務員揉着眼睛，惺忪忪的，老大不高興，還以為我是他們一夥的……
第二天早晨，找了半天鞋，終于在門外找到，想必是昨夜被當了武器。
兩小青年很不過意，硬要塞給我十元錢，算是補償我的睡眠損失。
我不要。他們更加過意不去，硬塞給我三包“駱駝”煙。
書包裏還有飛機上吃剩下的一個面包，吃掉，結賬。步出招待所，天已轉晴。大門外有三四輛出租小汽車，司機們迎上，争相招攬乘客。一問車價，又一咂舌。路旁有公共汽車站牌，打聽清楚，是開往市內的，便老老實實在站牌下等。一等，便等了近一個小時。好在帶了本書是斯大林女兒阿利盧那娃的《僅僅一年》。
終于上了公共汽車，問《花城》編輯部，無人知曉。卻有人給我出主意，說這車在《南方日報》附近停站，莫如去報社詢問。
下了公共汽車，心中為給《花城》編輯部節省了幾十元錢，很是高興。鼻子底下一張嘴，走幾步，問一問，還是沒找到《南方日報》，卻找到了《羊城晚報》。借電話給《花城》挂通電話，接電話的是位姑娘，說《羊城晚報》離《花城》不甚遠了，但你可能仍會迷路，攔輛出租汽車吧！我想既然不甚遠了，那錢花的豈不冤枉？鼻子底下一張嘴，問。又乘公共汽車，到了大沙頭。天又下起雨來。從那路公共汽車終點至《花城》，約十五分鐘的路，邊問邊走，就走了有半個小時。待坐在《花城》編輯部，衣服已經濕透。兩位非常之年輕的編輯姑娘，友邦驚詫，似想不到眼前這神情倦慵的、面呈病容的、身體單薄的水淋淋的人，便是作家梁曉聲。我出示工作證給她們看，她們便急急地去找來了副主編杜漸坤。
老杜一見我，笑了：“我還以為你應該是位東北大漢呢，怎麽這般瘦？”
我說：“照片上的我，幾乎都不像我。”
“怎麽渾身濕？怎麽來的？剛剛我們還傳看電報，不知去哪兒接你呢！”
“坐公共汽車來的，路上淋濕的。”
“幹嗎不坐出租汽車？我們廣州的出租汽車挺方便啊！”
“能省就省點兒吧，看你們這破破爛爛的編輯部……”
我竟不知如何表達我的意思——每每踏入那些嚴肅的、有影響的文學刊物的編輯部，見小說家們的手稿，是在擁擠不堪的、光線不足的、亂亂糟糟的境況之中，被編排出版，就覺得寒心。某些刊物和某些作家的境況，可謂同病相憐。
“是啊是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