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2)
個筐，什麽都能往裏裝”——這一句話，簡直就成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高級注腳。可以認為是誓言，也可以認為是呓語。迷信，從農村包圍城市。麻将，從黨內搓到黨外。足球，在國際賽中連遭敗北，而在官場之上卻“國腳”輩出。臺球乃文明娛樂，一經“中國特色”之後，便成了街頭巷尾小痞子們賭博的方式……中國，中國，新紀元之舟剛剛揚帆起錨，普遍的我們的同胞似乎都感染了“世紀末心态”的病菌。
比較一下是有意思的，也是發人深思的。所謂“世紀末心态”，于西方人而言，好比信心十足地上了一次列車，卻不知該在哪一站下車！哪一站的停留都是短暫的。絕不等待任何一位下車的人。也絕不等待任何一位上車的人。每一站的站牌上都寫着一行字是——上？還是下？不許磨蹭！照西方人的眼光看來，似乎哪一站都不值得留戀，又似乎哪一站都不值得下車。而且那列車是高速列車，而且在運行中不斷地增着加速度。盡管豪華，盡管舒适，但不知道應該在哪兒下車，總不是件踏實的事兒。享受也不是享受了，那是由盲目而産生的心理疲勞，那是由惘然而産生的沮喪，那是由沮喪而産生的無所謂。西方的速度使西方人感覺仿佛他們正馳向世紀之末。“世紀末心态”油然而生，歸根結底，在西方，它也更是中産階級彷徨于當代迷失于當代的惆悵……
在中國人，于我們黑眼睛、黃皮膚的同胞，情形剛好相反。中國人的心理問題出在普遍的中國人想尋找到某一個車站，想擁擠上某一次列車，手中卻沒有票，連一張站臺票也沒有。每一個車站都擁擠。每一節列車廂都擁擠。每一站能上得去列車的都是少數。每一站被抛棄在站臺上的都是多數。每一次列車都标明着“直快”、“特快”。每一站都有廣播員以鼓舞人心的熱忱飽滿的語調不厭其煩地連續廣播：“前程似錦、前程似錦、前程似錦……”于是人們從這一個車站奔向那一個車站。于是人們從那一個車站奔向下一個車站……前程似錦、前程似錦、前程似錦……擠不上、擠不上，似乎永遠擠不上！……只要能擠上去，不管到哪兒都行啊！普遍的我們的同胞那份兒焦灼啊那份兒唯恐被永遠抛棄在站臺上的委屈啊，真是無法形容！西方人的“世紀末心态”，屬于坐在車上的人們的心理症狀。中國人的“世紀末心态”，屬于擁擠在站臺上的人們的心理症狀。西方的情形是，站臺上的人，冷漠地無動于衷地望着車上的人們，心想——你們究竟又能被載到哪兒去呢？無論你們被載到哪兒去，和我們又會有什麽區別呢？中國的情形是，車上的人，僥幸地、得意揚揚地望着站臺上的人們，心想——拜拜，我們先走一步啦。你們捺點兒性子等到下一個世紀吧！在西方，有錢就能上車。在中國，有權就能上車。在西方，人們監督着警惕着千方百計限制着權力可能對于金錢的支配和污染。在中國，人們監督着、警惕着、千方百計限制着金錢可能對于權力的支配和污染。在西方，更是有權的人也抱怨金錢萬能。在中國，更是有錢的人抱怨權力萬能。其實，中國式的“東方直快”或“東方特快”，離開始發站——落後的中國并未太遠。中國人的“世紀末心态”是本世紀中國人心态的超前感染。是一類妄想型心理症狀。如妄想型精神病人以為地球人業已全部登上火箭就要去過神話般的宇宙生活，而自己将會被陰險地遺棄在地球上。最根本的區別，西方人的“世紀末心态”是人類的精神危機現象。中國人的“世紀末心态”是人類的物質危機現象。物質分配之不合理，使普遍的中國人怨聲載道。當他們将目光望向政府，希冀獲得公正時，他們仿佛看出來了，政府似乎沒有良策。人民無奈，政府也無奈。于是人民只有沉沒于無奈的淵底。在那深深的淵底他們積聚着他們的憤懑。
那一種“太平盛世”般光景，是多麽的虛假！那一臺臺的輕歌曼舞、燕語莺啼，真乃長歌當哭啊！
中國人，你，如果你不是一個遲鈍了思考的中國人，你老老實實地回答別人，也回答你自己！難道你竟沒有過那種翻江倒海、石破驚天的預感嗎？
那一臺臺輕歌曼舞、燕語莺啼之中，只有兩首歌在我聽來詞遏行雲，曲挫白雪！那就是《我家住在黃土高坡》和《一無所有》。前者無奈得悲怆，後者悲怆得無奈。那乃是下裏巴人們的“天問”！我能理解小青年們聽時為什麽頓足和高吼，卻無法理解女歌星們唱時何以笑靥盈盈……
還有一首歌，歌詞是這樣的：
亞細亞的孤兒，在西風中哭泣，
黃色的臉上，有紅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中，有白色的恐懼……
沒人和你玩平等的游戲，
每個人都要你心愛的玩具，
親愛的母親，這是為什麽道理……
從陳勝、吳廣到洪秀全到孫中山再到毛澤東，幾個世紀的中國歷史上，前仆後繼抛頭顱、灑熱血，轟轟烈烈生生死死，中國之“下裏巴人”們歸根結底為的是一件事——等富貴，均田地。誠如毛主席詩詞所寫照——“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這一純粹農民的平等意識因中國依然是一個農業大國，統治了幾乎絕大多數中國人的頭腦。而現實似乎使人感到——平等愈争愈少，愈争愈眼見的成為不可能。普遍的老百姓覺得現實耍弄了他們，僅僅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出現在他們的家庭裏，并不能使他們的失落感趨于平衡。“相對貧困”使不平等的裂縫分明地愈來愈深廣，種種不平等現象呈現出咄咄逼人的猙獰，民心崩散宛如沙器成沙……
迷亂、癫狂、咽泣、呓語、吶喊、吼叫、呻吟、低述……某些流行歌曲所傳達的，最能說明是時代本身的情緒。我常在充耳不絕的流行歌曲中寫我的《雪城》。
八月裏炎風灼灼的時候，猶豫地思考我還要不要寫完這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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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面的世界很無奈
龍年歲初，某一天，滿走廊幾條嗓子同時喊我的名字。最先是女人的聲音。女人的聲音被一個男人接莊，振聾發聩地傳給一個孩子。那孩子的聲音尖利得使我捂上了耳朵。走廊太長，公共電話在走廊中斷。全體居民都是義務傳喚員，你傳我來我傳他，極其負責。
電話是作家張承志打來的。他剛調至海軍創作組不久，他的家也剛搬到海軍大院去。他原先的家我去過，比我的居住條件強些，卻也強不到哪兒。他的老母親暫住在他二姐家，她二姐家在新街口，自然是離我不算遠的。他在電話裏求我為他攔一輛出租汽車——下午兩點左右，他要到他的二姐家去，将他的老母親和他的女兒接回海軍大院過春節……
放下電話，回到家裏，卻見一瓶改稿的紅墨水，從我的寫作“專桌”上掉在床上——床單中間便開了一朵偌大的紅牡丹。潑墨畫似的……匆忙之間，也不知我怎麽就将紅墨水瓶碰倒了。
十二時半左右，我踱出北影大門，站立在兩條單行馬路之間，招手攔車。
不知不覺的，我又有半個多月沒出過北影廠大門。食堂、辦公室、家——三點成一線，絞住了我的活動範圍。半個月沒出過北影廠的大門，卻也從未感到憋悶。寫作和科研是深居簡出而不使人感到無聊的事，所以才值得熱愛吧？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無奈。”
南來北往的出租小汽車，每三五分鐘駛過一輛，十之六七無人搭坐。有時幾輛銜接駛過，但任我頻頻揮手，竟無一輛肯停。四十分鐘過後，我焦急起來。昨夜一場大雪，路面非常泥濘。據說，清晨有清路車撒了鹽，怕的是雪被壓實，路面滑，造成交通事故。
北影出入的熟人，見我伫立街心，問：“站這兒幹什麽啊？”
我答：“攔小汽車啊！”
“攔小汽車？就你這樣？回家去換身衣服！”
那一日我穿了件很舊的藍“棉猴”——已經是羽絨服時代，藍布“棉猴”就不免令人有恍如隔世之感，何況很舊。腳上呢，一雙舊皮鞋，沒鞋帶——圖上床下床方便。鞋和褲腿，被車輪濺滿了污點。多日沒刮臉，胡子特長。還肩背一個褪了色的士兵挎包——裝的是承志要借的幾盤古裝武打錄像帶。整個兒一副上訪者的形象。我想人家的話是不無道理的——大概以為我真是上訪者，會耍賴不付車錢。于是匆匆趕回家，脫了“棉猴”，換件不常穿的風雪衣。臨出門，想了想，将幾包“長樂煙”塞入兜裏。又想了想，翻出幾本所剩不多舍不得再送人的小說集——自己的。用根塑料繩捆紮了，拎在手裏。
重新站在馬路中間，十分鐘後攔住了一輛出租小汽車。
“師傅……”
“去哪兒？”
“海軍大院……”
“不去！”
“師傅，師傅，我說得不對！先去新街口，再去海軍大院……”
“包車？”
“這……多少錢？”
“一天一百八！算你半天，給九十吧！”
我尋思盡管張承志付車錢，盡管他是有些稿費積蓄的，九十也太多了呀！不替他還還價，有慷他人之慨的嫌疑，也覺得怪坑他的。
“師傅，你看這樣行不行——四十五！海軍大院不算很遠啊！”
話未說完，車已開動。
“師……”
眼睜睜的，車已駛出了幾十米……
舊藍布“棉猴”換成風雪大衣。我知自己肯定不再像“上訪者”，何況據我所知，這些年有情緒上訪的人也不多了呀！信心不但未受挫，反而無比堅定。倘我今天連這麽一個小忙都幫不上承志，我也太辦不成什麽事啦！而主要的是，天寒路滑的，承志的老娘和女兒，可怎麽跟随他回家去呢？
這個忙是無論如何要幫成的。我不信我幫不成。二十分鐘後，又攔住了一輛車。我想我必須改變一下洽談方式。
“師傅，求您幫助啦！”
“到哪兒？直說！”
“事情是這樣的：我有位朋友，是位作家。寫過許多優秀的作品。比如《黑駿馬》啦，《北方的河》啦、《綠葉》啦、《大坂》啦……”
“我問你到哪兒！”
“海軍大院！”
“ 啰裏啰唆的，不去！”
“師傅，您別急！千萬聽我說完——他老母親有病！他女兒也有病！他自己……常年的病號！今天這麽一天，我不替他攔住一輛車，他們可就回不了家啦……”
我急急地說，生怕對方不耐煩起來。我當然不是咒承志，是除了這麽說，不知該再怎麽說，才能感動對方。
對方分明地已不耐煩：“你這個人怎麽這麽 啰唆啊！我這又不是救護車！”
我火了：“你就成全人一次，于你有什麽損失呢？”
“滾你媽的！”
罵聲還未落地，車如箭而去……
我怔愣了一會兒，看一眼手表，更急了。返回廠內，借輛破自行車，直奔北太平莊出租汽車站。商場前，馬路邊，停着四五輛出租小汽車。一輛接一輛地問，一概不去。
“有外彙沒有？沒有？那就不好商量啦！實話告訴你老兄，我的人民幣定額已超了，外彙定額還沒完成……”
“你要包，我就去。”
“你要去，我就包。多少錢吧？”
“一百。”
行。我想，替張承志暗墊五十，今天我也得把車引到他姐家！
“別信他的！送到地方了，跟你耍賴，你能拿他怎麽辦？”有個司機擋橫。
心有所動的那司機向我伸出了一只手。“先交錢吧！”
“這……”我身上一分錢也沒有。
“跟我來這套？”——司機皺起了眉頭。
“我絕不是那種耍賴的人！請相信我！這是我的工作證，可以押在你手裏。我也跟去。你把我送回家，他付你五十，我付你五十……”
“北影的，編劇……”
“是，是。這幾包煙，送您……算點兒感謝的意思……”
“‘長樂’……我不吸這種煙。你沒聽說……這種煙吸多了，影響性功能……”
我沒聽說。我一向吸“長樂”。我好不尴尬，存心暗算人家似的！
“那……真對不起，我不知道……”紅了臉，慌忙揣起煙，将那一捆書，從車窗塞給司機：“這是我寫的幾本書。寫的不好，瞎寫。送給您吧，咱們交個朋友！”
“噢，還是位作家，掙了不少稿費吧？”
“沒掙多少稿費，按月算，沒你們掙的多……”
我希望通過交談，套近點兒感情。
書從車窗塞出來了——“我們不看這類書。我們也不和作家交朋友！”
“那，您這車……”
“不去。我剛才跟您逗着玩兒哪！”司機對我也“您”了起來，一副“狡猾狡猾”的樣子：“我哪能真要您一百元呢，那不成敲竹杠了嘛！我從來不敲顧客竹杠。一會兒我這車還要去接人哪！”
我一聽就明白了——是怕我的竹杠不好敲！是怕如果敲了，惹出點兒麻煩。
“師傅，我絕不會揭發您的！請您一定要相信我的話！我那樣做不是太缺德了嗎？我不會的，真的！”
我信誓旦旦，簡直就是在鼓勵、慫恿和乞求對方放心大膽地敲我一竹杠！
“您又憑什麽揭發我哇？我不是一個勁兒地在向您解釋，我不過跟您逗着玩兒嘛！”
繼續磨了多時嘴皮子，越磨越僵。我多一份虔誠，司機則便多一份堅決。我的話說得越懇切，司機似乎越發看透了我心懷叵測……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無奈”啊！
轉而“動員”另幾位司機。另幾位司機仿佛也已從旁識破了我的鬼把戲，看透了我的鬼心腸。一個個默默對我冷笑，光是冷笑，連頭都不屑于對我明确搖一下。
毫無希望的情況下，撇了他們，推着自行車跨過馬路，到對面的出租汽車站去。不經意間，雪又紛紛揚揚地下了起來。推開出租汽車站的門，見幾個人正打撲克。牆上的電子鐘，時針指示二點二十分。
沒時間再做深入細致的思想動員工作。
我大聲說：“各位，我現在遇到難處了，我現在需要一輛車送我的朋友和他的老母親和他的女兒回海軍大院，誰願和我交個朋友，辛苦一趟，車錢好議！”
衆司機看了我一眼，繼續打牌。
其中一個邊出牌邊問：“你哪兒的啊？”
我說：“我是北影的。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離的挺近，交往方便。看電影，今後只管找我。逢外國電影展，我給你們買聯票……”
“你能把我調到北影去當制片嗎？”
“這……”
“一來真的，就蔫了不是！”
他們都笑起來。我轉身便走。騎着自行車來到張承志二姐家，快三點了。
他問：“你怎麽才來啊？”
他的女兒和他并坐在沙發上。他拉着他的女兒站起，就想往外走的意思。
“車沒攔到……”
他怔了。
“咱倆一塊兒再到馬路上去攔？”
“算了。”
他很失望，又問：“你騎自行車沒有？”
我說：“騎了。”
他說：“那用自行車馱着我母親吧。”
于是他抱着他女兒，我攙着他老母親，下了樓。
我借的那是一輛二六車，車梁短。他的女兒坐在梁上，他在前推車。他的老母親坐在後架上，我扶着。一路小心翼翼，我們緩緩行進。見了空車，我仍懷着僥幸招手，沒有停的。馬路上一汪汪化了的雪水，他在前邊避得開，我在後邊避不開。我若避，就不能扶着老人家了。索性就從水裏走，一雙鞋成了水靴。
一家商店裏，錄音機以最高音量播送着流行歌曲“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哇！莫回呀頭……”一聽就是張藝謀那破嗓子在吼。這世界到底是怎麽了？破成那樣的嗓子倒走紅！
我望着張承志的背影，心中油然而生體恤。上有老，下有小，我們這樣的作家，當的也真不容易。有時很好的創作構想，因在心煩意亂中寫成，讀者不滿意，自己也不滿意。等條件改善了再寫作？那時我們已老了吧？
到了新街口的地鐵站，他抱下他的女兒，我扶下他的母親。
他望着我一雙灌了水的鞋，說：“扔了，買雙新的吧！”
我說：“嗯，明天就買。”
他又說：“幸虧你。我走了。”
我說：“這有什麽。我陪你們到家門口。”
“別，我知道你在寫。這都耽誤你一下午了！”
高大魁梧的他，阻擋在地鐵站口，不讓我往下走。我也就只好作罷。
望他抱着小的、扶着老的，一步一臺階，謹而慎之地去了，我因沒為他攔到車，內心裏覺得十分的歉意。騎上自行車才發現前後胎都癟了。一路推着走，一路想。想自己從十二點半到三點多，費了那麽多口舌，接觸了那麽多司機，也算是體驗生活之一種吧！若換了別人，可能不是件難事。怎麽偏我，居然就沒辦成呢？除了證明自己的迂腐，還能證明什麽呢？嘲笑自己罷！
走着走着，一撒把，挂在車把上的書，掉在了地上，落在了水中。停了車，撿起來看看，髒了，濕了，那水是從下水道冒出來的，有味兒。便又放在了地上，放在了水中。走出十幾步，不禁地回頭望。畢竟是自己寫的書。見一個男人，彎腰探臂，從濁水中撈了起來。蹲着看書脊。就好像一個人在市場上，從水池子裏撈出一只王八，看公的還是母的，值不值得掏錢包似的。
我就不走。遠遠地望着他。不知為什麽，我希望他要。加起來，好幾十元錢呢！他發現了我在望着他，沖我笑笑，也像我剛才似的，又放回了濁水中。可沒我剛才放的那麽輕。他沖我那笑，含意仿佛是——你以為你不要的，我就要哇？我也不要！他走了，我還不走。我仍抱着點兒希望，希望有什麽人發現那一捆書。
再沒有一個人發現。
一輛四十七路公共汽車駛過後，它不見了。大概被壓散，吸入下水道了……
回了家，就接兒子，就打開水，就買饅頭……
妻子回來，見了床單那樣子，從床上換下，泡在盆裏，說：“你呀，盡給我找活兒幹！你要學畫國畫，不好在紙上練習嗎？”
晚飯後，望着妻子疲憊地端起盆到公用水房洗床單，我的內疚無法形容。鄰居家的錄音機播放着流行歌曲，正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無奈”。我覺得“外面的世界”，對我來說，也就是北影大門以外的“世界”，也就是我的“三點式”生活範圍以外的“世界”。
一點兒也談不上精彩，無奈倒是真的。
請讀者們不要以為我因了白天的事，會倍感文學的失落，進而倍感小說家的失落。不，作為小說家，我沒那麽嬌氣，也自認為從來沒有過什麽嬌氣。何況，關于所謂“文學的失落”之說，于今深入調查認真思考，恐怕未必。文學某一時期相對的沉寂，以“失落”二字形容似欠準确。文學是人類精神的維生素之一種。正如在意自己健康情況的人缺少了某種維他命無須乎別人建議就會進藥鋪一樣，在意自己精神內容的人也無須乎別人建議就會去尋找文學。其次文學并不僅只等于小說，常見一些書攤，上面擺的是色情加兇殺，正經書反而是放在攤床下的。要看出對方是位讀正經書的人才推薦。好比古時候的兵器鋪子，利刀寶劍是另有置處的，不展覽。
但我因了白天的事，又确實感到失落。我想今後的社會，人逢難處，誰還肯真心實意地幫誰呢？我後悔根本不該問那些司機誰當過知青！記得我剛結婚時，買了一個三開門的大衣櫃，雇了一輛平板車，蹬車的恰恰是一位北大荒返城知青。路上我見他出汗，替他蹬了一段。運到家後，他堅持少收10元錢，我非塞給他那10元錢不可。糾纏半天，他說了一句話：“都是知青，何必認真？咱們交個朋友吧！”于是我便從此多了一個蹬板車的朋友。他現在不蹬板車了。他現在改行維修家用電器了，很有點兒錢。朋友交得也廣，但我依然是他的朋友，常常打電話來，問：“冰箱壞了沒有？洗衣機壞了沒有？我的電話號碼忘了沒有？咱們是專門幹這行的，壞了千萬別花錢去修。公家的私家的，那錢要的都黑着哪！”
而今天，我一向虔誠編織虔誠信仰的“知青情結”，遭到了第二次破壞。仿佛一個蜘蛛在自己身體周圍織成的網，被接連兩次撞了個大窟窿。倘是鳥兒撞的，還則罷了，若是別的蜘蛛撞的呢？總會多少覺着有點兒感傷吧？
6． 現實給了我兩次嘲諷
第一次破壞，是在天津。忘了我去找蔣子龍有什麽事兒。沒有他家的地址，也沒有他的電話號碼。出了站，想搭輛出租汽車先到天津作協去。兩個人主動上前問要不要車？心想天津比北京強多了，不是乘客找車，而是車找乘客！兩個人便引我走到一輛舊破不堪的吉普車前——連車門玻璃都沒有。好在是夏天，倒涼快。問我去哪兒？我說去作協。問我找誰？我說找蔣子龍。他們說——哎呀，蔣子龍！那我們可熟！不算哥們兒吧也算忘年交！說蔣子龍原先和他們住同一幢樓。說蔣子龍沒當作協主席時，有什麽急事兒，坐的便是他們這車。他們說蔣子龍人好，真是太好了。工人脾氣，工人性格，又爽快又沒架子。蔣子龍坐他們的車，給錢也不要！硬給也不要！忘年交嘛，能要錢嘛！說蔣子龍從來不嫌他們的車破。說蔣子龍可不是那種擺身份的人……他們說他們知道蔣子龍搬到哪兒去了，幹脆送我直接到蔣子龍家豈不更好？
當然更好。
于是他們請我坐在車上等會兒。一個陪着我說話——其實是怕我等煩了，不坐他們的車了，另一個說是去辦點兒事。
陪着我說話的，喋喋不休盡說蔣子龍。說得我對于他們是蔣子龍的“忘年交”這一點，根本就不可能産生絲毫懷疑。知道我曾是北大荒知青後，又言他們也曾是北大荒知青。他們确曾是北大荒知青，不是北大荒知青，談論起當年的北大荒知青生活，絕不會如數家珍。天津人那股子親熱勁兒啊，哄得我一陣陣覺得不好意思。
這一等可就足足等了四十多分鐘。還不好意思太明顯地表示出心裏着急。
終于等來了擺弄方向盤的那一個——又拉回了兩個客。兩個想乘車的，一見那破舊吉普的尊容，一詢問還是個體的，老大的不信任模樣，掉頭便走，并且嘟嘟囔囔地說了些受騙的話。哄也哄不轉，扯也扯不回。我替他們讪的謊。
陪我說話的那一個卻罵了句：“狗眼看人低！”
擺弄方向盤的那一個倒好性格，半點兒沒生氣，也沒多麽沮喪，沖我笑笑，親昵地說：“你再等會兒啊！”還等？
可人家是那麽親昵地說的……
我委婉地回答：“走吧！別正趕上人家吃晚飯。順路也許有招手的。”
“不就是蔣子龍嗎，不就是子龍家嗎？正趕上吃晚飯怕什嗎？趕上就吃呗！您是他朋友，我們是他忘年交，吃他一頓晚飯還不是吃得有理嗎？實話跟您講，咱們這車，得躲着交通警察開，給瞅見了，不是罰款，就是扣車，哪兒敢路上攬客呀！”對方卻也坦率得可愛！
兩位是蔣子龍的忘年交，能不等嗎？蔣子龍好，蔣子龍沒架子，蔣子龍不嫌他們的車破。蔣子龍不是那種擺身份的人，梁曉聲若不肯等下去，不就不是好人了嗎？不就太架子哄哄的了嗎？不就分明是嫌他們的車破了嗎？不就成了那種臭擺身份的人了嗎？都說跑堂的腿，開車的嘴，倘他們四處傳播，再有子龍那麽優秀的“樣板”比着，我不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嗎？
何況已經等了很久。何況沒有子龍那一層面子礙着，還有北大荒知青這一層面子礙着哪！等呗！反正沾他們的光，蔣子龍必管飯。就又等了一個小時。
陪我說話的那位，業已山窮水盡，沒得什麽話題了。而我，急勁兒過去，等得也困，聽得也困。
幸而擺弄方向盤的那位回來了——還是沒攬到客，可便滿臉的不高興。也不道聲歉，上了車就開。那車，專揀小街小巷交通警察不涉足的市旮旯開。天傍黑，總算是到了一幢樓的背陰面。
“到了。”
“到了？”
“嗯，他就住這幢樓。”
“多少錢？”
“按程計價的話，您給五十吧！要是念點兒當年都是知青的情分，您就多給十塊！”
沒有計程器，說得好像有計程器似的，好像它在他們心裏。
“有子龍這層關系，咱們怎麽都好說，是不？”
另一個不失時機地、一語雙關地墊上這麽句話。
能不多給十塊嗎？誰叫我找的是蔣子龍呢？誰叫我碰上的偏偏是他們這麽兩位蔣子龍的忘年交呢？
“他家住幾層呀？”
“記不清楚了！你問開電梯的吧。我倆去買瓶酒，随後就來！”
他們便開車買酒去了。而蔣子龍并不住在那幢樓裏……
給天津作協打電話，已沒人接了，早下班了……
再說我也不知道天津作協在東南西北哪一面兒……
待見了蔣子龍，也不好意思提。提了，必遭他一番挖苦，豈不更加窩囊？
正是：知青坑知青，有口說不出。
我的虔誠在于，或者我的膚淺在于——我曾那麽偏執地認為，當過知青的，尤其當過我們北大荒知青的，男人都是漢子，女人都是好女人。仿佛全社會都變得惡劣了，人人都開始互相欺詐了，北大荒知青之間，也仍會有一種溫馨的感情維系，也仍會有一種特殊的可信賴性存在。
我的大的失落，正在于此。
因為，曾有多少素昧平生的男人和女人，唐突地來到過我的家裏，只要他們開口一說自己曾是知青，無論是北大荒的，還是新疆的、內蒙的、山西的，便會立刻受到我的款待。無論他們有什麽困難，我都是願意幫助的。哪怕他們本人不是知青，只不過他們的哥哥姐姐曾是知青，我的幫助也是同樣全心全意的。我留他們在我的辦公室住過——由于這種情況太多，廠保衛科找我談過話，希望我提高警惕，謹免留賊納盜之事發生。記得我當時大為發火，覺得我心中的“知青群體”形象受到中傷——它在我心中占據着極重要的地位，仿佛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我為因沒有落實種種具體政策而上訪的知青們轉達申述材料，致使有關部門猜測和懷疑我參與或操縱了他們的活動。我周濟過經濟拮據的返城或“紮根”的知青。我揣着記者證，夜半三更親自去替他們排隊購買火車票，大包小包用自行車馱去，親自送過站，也親自迎過站。我為到北京來看病的知青聯系過醫院和醫生——盡管這一點超出了我的能力。在西去的列車上，我将自己的卧鋪票無償轉給一個十七歲的少女，她說她的父母都是當年赴新疆的知識青年，她說她的車票和錢包都被掏了。列車員不信，但我信。我驚異于那一代人中，居然有了十七歲的女兒，我看待她如同看待“我們”的第二代。一部分離開了，命運便亦變遷，一部分留下了，将命運和土地永遠地連在了一起。我當時的心情是那麽複雜，若不以自己的卧鋪卧票相贈，簡直就沒法兒平靜……
我不後悔我所做過的事，這一切根本沒有什麽可後悔的。我的家也沒有被盜過。
現實給了我兩次嘲諷。我回敬現實我的思考。這種思考記錄在《雪城》下部：
這麽多年來，生活大大地改造了我們每一個人，誰都不是當年的自己了。北大荒返城知青之間，共同的東西，早已消亡得所剩無幾。不同的東西，完全相反的東西，甚至難以調和的東西，在北大荒知青之間産生了。它增長着、裂變着，像一些透明的然而堅硬的隔板，早已将他們彼此分隔開了，使他們成為獨立的你、我、他。不錯，似乎仍有一種親近感如同毛細血管，維系在他們之間，使他們在大千世界中好像都很熟悉。但實際上他們已經陌生了，那真正能将他們連通在一起的動脈和靜脈，已經被城市生活所切斷。而他們都曾幼稚地以為，那是極有韌性的，是不易被切斷的……
這也許是令人遺憾的，倘不承認不正視這一點，偏執于某種虛假的虔誠之涅槃，則就很可悲了。現實生活改變人乃極自然的規律，恰如風将岩石風化成了千奇百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