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1)
中國人的心理問題出在普遍的中國人想尋找到某一個車站，想擁擠上某一次列車，手中卻沒有票，連一張站臺票也沒有。每一個車站都擁擠。每一節列車廂都擁擠。每一站能上得去列車的都是少數。每一站被抛棄在站臺上的都是多數。每一次列車都标明着“直快”、“特快”。每一站都有廣播員以鼓舞人心的熱忱飽滿的語調不厭其煩地連續廣播：“前程似錦、前程似錦、前程似錦……”于是人們從這一個車站奔向那一個車站。
1． 商品時代的旋轉式運行
極辣的油煙透過通風紗窗從走廊漫入室內。怎麽竟到了該做午飯的時刻！
嗆得咳嗽不止的我，趕緊下床，踏椅子關紗窗——開着它原本為散出我吞吐的煙霧。十二點七平方米的蝸居，吸三支煙後便“雲霧缭繞”了。床設窗下，窗乃北窗，被欺近飓尺的樹蔭所蔽。十餘年來，我未曾在室內享受過一線陽光。
又上了床，變換方位，重新恢複姿勢，重新點燃一支煙，仿佛母親尋找一扭頭間丢失的孩子，焦急地追逐轉瞬即逝的思緒……
記得，執拗的我抱病寫作《雪城》下部。我深知有幾個男女巴望我沒寫完下部便死掉了。哪怕僅僅為了使他們的惡意落空，我也要畫圓最後的句號。
被詛咒着的事情人往往更會做到底。
最大的願望——有一張鋪得開稿紙的桌子。現在用的是五百格大十六開稿紙，估計要寫滿十二本。北影文學部對我夠照顧的——允許我單獨占領一間挺寬敞的辦公室。我在北影文學部是受愛護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獲得這種幸運。我對北影文學部亦懷有特殊的情感……
辦公室有一張寫字臺和一張辦公桌，我卻很少在那裏寫作。因為是辦公室，形形色色的來客似乎便可以不受時間限制地坐下去、泡下去。我最厭惡的事之一是亂談，或曰閑侃。在辦公室，我常常覺得我是一位公共事務管理局局長或民政局局長或中了一萬元彩券的人或心理問題咨詢專家之類……
《雪城》上部基本上是在直徑不足一米的圓飯桌上寫完的。《雪城》下部近六十萬字，則行行字字是趴在暖氣片上寫完的。那是老式的暖氣片，挺厚。幸而挺厚，墊塊寬一尺半，長不足一米的五合板——是父親在北京住時，從廢料堆上撿的——便是我的“專桌”。那時我已不能在圓飯桌上寫作——寫作時，它的邊緣恰卡住手臂血管，日久天長，我患了一種不多見的職業病，叫作什麽“上肢靜脈曲張”。持筆兩刻，手背的血管便鼓凸起來，并且手指發麻，進而脹疼……
在“專桌”寫作，自我感覺不良好。首先是，那五合板受過潮，經暖氣烘，有些“瓢”。其次，不能正坐，只能側坐，雙腿無垂處，也無法蜷，順條筆直地貼着暖氣，一雙橫置的筷子似的。寫字的手倒還好說，稿紙在哪兒手就應當在哪兒——“星星跟着月亮走”。拿煙的手不免尴尬。煙灰缸放“桌”上，拿煙的手下意識地總懸空擎着——那只手它親近的是煙灰缸。很類乎自我懲罰。故煙灰缸是放在床上的，拿煙的手掌根部撐着床，時不時将煙灰點在床上，或弄翻了煙灰缸。甚至煙頭觸床，床單遭殃，被燒出些洞洞……再其次，北影的鍋爐壞了修，修了壞；暖氣今天熱，明天涼。熱時熱得我如同偎着火盆，涼時涼得我恰似擁着冰桶……十九號樓的北影公民曾因暖氣問題上書《人民日報》。《人民日報》登是登了，登了也白登。
有天晚上八九點鐘，一職工操起走廊裏的傳呼電話，挂通了行政副廠長家，說：“好幾家的孩子們凍得直哭……”
我忍不住奪過電話吼：“你他媽的還能不能過問一下鍋爐房？”
話筒裏傳來愠怒的聲音反問：“你罵誰？”
我說：“罵的正是你！聽清楚了，我再罵一句，你他媽……”
好性情是好環境的教養結果。有時你想溫文爾雅卻做不到。
Advertisement
最令我沮喪的是我的硬化了的肝——雖每日朝寫至暮，暮寫至夜，多時僅得四千字，少時兩千字而已……
我的一位當記者的“北大荒戰友”，知道我得了肝硬化後咬牙切齒地說：“那他怎麽還沒死！”我充分理解他之恨我不死是多麽的合情合理——一九八二年我登上全國短篇小說領獎臺時，他的臉陰沉得難看，說出一句話是——“他媽的，怎麽是這小子而不是老子！”有三個人聽到了并且轉告我要懷有戒心。我當時一笑，以為那不過是一句調侃。後來之事樁樁件件，證明我未存戒心是天大的錯誤。現在看來防不勝防。那些日子我過馬路頗小心——很怕萬一被汽車撞死，給予了他們大的快感。唉唉，“戰友”啊“戰友”，叫我對你們說什麽？
各方各面，抱各種目的之形形色色來訪者依然不少。多數挺自覺，見我那樣子寫作，不忍侵占時間，也有不怎麽自覺的。不怎麽自覺的我拿他們毫無辦法。我是個很難做出下逐客令這種事的人。門上雖貼着張大白紙，寫着“本人病中，請勿多打擾”。其實等于一張無字白紙，甚至可能等于寫着“主随客便”。
雖閉門索居，我們本能地以小說家的特殊敏感，關注我們這個時代浮躁而痛苦的進程。
城市在改革中體驗着、思考着、憂患着、亢奮着、焦躁着、躊躇着、蹀躞着、喜悅着、煩惱着、痛苦着、忍耐着、失敗着、鼓舞着、夭折着、誕生着……
《雪城》下部第一章中的這段長句，是我對當代中國之城市的感受。這感受使我日無寧刻。全書結尾的最後一句話——“中國，仿佛要在一九八六年最後的兩三個月裏，憋出點什麽名堂……”——乃是我經過了幾天的思考才确定不變的。
我對自己确定這樣的尾句滿意。
商品時代的旋轉式運行，在中國，必将以葬送下一代農民對土地的寄托意識為代價。并且，對于這一代價，在下半個世紀，中國是要付出高利貸的。下一代農民将不會再依戀土地，而愈來愈憎惡它。所謂種糧大戶，可能在心理上也并不依戀土地。他們的選擇也許正是為了他們的子孫最終離棄土地。好比精心飼養一口豬，最終是為了賣掉它或宰了它。下半個世紀，中國的根本問題，将更是農民問題，不是怎樣種地的問題，而是誰還種地的問題。由農業國發展為工業國——這是理想。中國有八億多農民——這是現實。理想在現實面前，顯得多麽蒼白啊！上半個世紀中國的農民甘于務農，下半個世紀中國的農民很可能将不甘于務農。
如果城市裏沒有你們的生存根據，那你們就當農民吧！——假設上帝曾這麽說過，那麽下半個世紀的中國農民将如此回答——如果城裏的人需要吃飯，就讓城裏的人自己去種地吧！
下半個世紀，中國還能再造出一位哪怕僅僅使農民迷信的“上帝”嗎？
2． 社會安定以民衆安定為基礎
經常發生這樣的事——深更半夜有人敲門。敲門聲怯怯的，毫無信心，如同非語言形式的斷斷續續的訴說。開了門，門外畏畏縮縮的，凄凄慘慘戚戚的，倚牆靠着一個頭發蓬亂、面容不潔、服裝不整的來自農村的青年或姑娘。有的還處在少男少女年華。他們的行囊之簡令人憐憫。他們尋找到我的家門已證明他們到了身無分文、走投無路的境地。一天清早——推門，推不開。又狹又小又黑兩戶共用的二層小過廊裏，抵門乏蹲，困着一人。
“你沒有任何技術，你文化這麽低，你年齡這麽小……”
“俺十七了……”
讷讷的，然而是極自尊地。不認為自己年齡小。我仿佛看到被作踐過被摧殘過的未成熟的志氣的屍骸，狼藉在早已破碎的自尊的下面。我真不知該怎樣看待十七歲這個年齡和面前這一個落魄的農村少女。
“嗨，你這孩子呀，出門遠行前，究竟怎麽想的啊！”
“俺知道你是作家，報上說你心眼挺好……北京只有一個北京電影制片廠，俺尋思，沒路可走了，俺得找你……俺就是這麽想的……”
急急切切地，她從她的小布包中翻出一份舊報。
“俺讀過你的一篇小說……”
“進屋來，坐下，慢慢說——我能給你什麽幫助呢？”
“叔叔，求你千萬幫俺找個工作吧！”
“可是，我沒有能力幫你找工作啊！再說，你這麽弱的身體，能幹什麽呢？”
“俺什麽活兒都能幹！俺什麽活兒都能幹！在家裏，俺頂一個壯勞力啊！”
大概在她想來，寫小說的人找工作，比大漢幫人推一輛小車上坡容易得多……
“我的确沒有門路哇……”
我必須重申這一點。我不得使她對此抱有任何幻想。我心有餘而力不足。
茫然的、絕望的眼睛，她的眼睛，定定地盯了我半分鐘。既哀且怨的眼神兒，漸漸地漸漸地就在那雙眼睛裏彌漫——落魄的農村少女身子一軟，似會癱倒。我趕緊扶她，卻不承想，分明的，她是要給我跪下……
仿佛一個溺水者向你伸出一只手，而你說：“請原諒……”——那一瞬間，我真希望我是個有權的人，哪怕僅僅有安排一個農村少女在某處不起眼兒的地方工作的權力。哪怕讓她擦桌子，掃地，幹雜活兒……
“不過我可以給你買火車票，給你路上花的錢……”
“俺絕不回去……”
“你從哪兒來，只能回哪兒去！”
“回去，沒個奔頭——還不如死了好……”
茫然的、絕望的眼睛，她的眼睛，已不再盯着我。既哀且怨的眼神兒，已徹底籠罩了她那雙眼睛。她盯着的是作為裝飾品懸挂牆上的一柄蒙古刀。分明的，她的話，也更是對她自己說的。我無法判斷，在她的內心裏，她的自尊是不是已經被城市掃蕩盡淨——而我是最後的持帚者……
她的話，使我聯想到了《哈姆萊特》裏流傳了一百多年的那句臺詞——是生？還是死？
十七歲的，看去因落魄而變得懵裏懵懂的農村少女，逃亡的不是迫害，不是逼婚事件，不是解放前那一種咄咄的貧窮。她逃亡溫飽，她逃亡溫飽以後的寂寞，她逃亡為了溫飽而不得不從事的終年流汗于田間的勞作，她逃亡農村對她的命運的羁絆，她逃亡土地對她的奴役般的占有，她逃亡她的上輩人規定于她的現實。從本質上講，她并未面臨着生與死的抉擇。她抉擇的是怎樣一種活法……
在命運比她良好十倍百倍的人們因為同樣的抉擇紛紛絞盡腦汁不惜代價漂洋過海的今天，誰有資格對這十七歲的懵裏懵懂的少女說她太荒唐？
她們和他們在城市中如迷途羔羊——沒有一片茵綠的草地是上帝專賜給迷途羔羊的。城市正大面積地蒸發掉人類精神中寶貴的養分，形成空前湧動和沸騰的物質欲望的氣浪。像無色無味的粉，飄蕩在城市的上空，被一切男人和女人天天吸入到肺裏。那乃是生活的一部分因子，從生活的本體揮發了出來，改變着城市的空氣的結構成分，改變着一切男人和女人的肺活量。使他們和她們在被改變的狀态下，臉上都有着那麽一種撲朔迷離的神情。在他們和她們那種神情中，包含着種種活潑的貪婪。種種生動之極的貪婪……
我在《雪城》的下部，對城市作過這樣的比喻：
它是一個寵然大物。它是巨鱷，它是複蘇的遠古恐龍。人們都聞到了它的潮腥氣味兒，人們都感到了它強而猛健的呼吸。它可以任富有的人們騎到它的背上。它甚至願為他們表演雜耍。在它爬行過的路上，它将貧窮的人踐踏在腳爪之下。他們将在它巨大的身軀下變為泥土。令人震撼的是，他們亦獲得不到同情。同情如高利貸，将僅僅成為持有“信譽卡”的人的通貨。而普遍的人們不僅事實上并沒有變得怎樣富有，大概連怎樣才能富起來也根本不知道，所以他們只能裝出富有的樣子。以迎合它嫌貧愛富的習性，并幻想着也能夠爬到它的背上去。它笨拙地然而一往無前地就爬過聲了，它用它那巨大的爪子撥拉着人——對它誠惶誠恐的遍地皆是的生靈。當它爬過之後，将它們分為窮的、較窮的、富的、較富的和最富的。就像農婦挑豆子似的，大概其地撥拉着。它用它的爪子對社會重新進行排列組合，它冷漠地吞吃一切阻礙它爬行的事物，包括人。它唯獨不吞吃貧窮，它将貧窮留待各個人自己去對付……
我對我不難理解的現象妥協了。我不是牧師。我不能勝任教化的“神職”。盡管我對這一現象感到憂患——但那充其量不過是小說家的憂患和一個城裏人的憂患。設想，如若一個城裏人對農民提出這樣的問題——你們都來到城裏來了，那麽誰為我們種地？也太傲慢了吧？我做我認為仁義的事。于是我向朋友們極力推薦一位能當小“阿姨”的農村少女。幾位很好的朋友對我大搖其頭。
他們不同意我的思想邏輯，也不接受我的推薦。并且毫不客氣地批評指出——這一種“小善良”沒有什麽特殊的意義。我亦不同意他們的看法。我認為人不能只做“有特殊意義的事”。何況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絕大多數的時候，絕大多數的人想做“有特殊意義”的事也是做不了的。倘每人都能不失時機地給予別人某些小的幫助、小的支持、小的安慰、小的方便、小的滿足、小的成全，用朋友們調侃我的話，一言以蔽之曰“小善良”，則我們中國人所處的現實會比目前寬松得多。普遍的中國人目前所處的現實是太不寬松、太緊張、太無安全感了！互相的利用太多、互相的出賣太多、互相的傾軋太多、互相的心理壓迫太多、互相的暗算太多了。這一種現象我稱為“遛狗現象”。在《雪城》下部對這一現象我是這樣寫的：
……他一向以為，自己的命運是開始攥在自己手裏了。其實不然。仍攥在別人手裏。歸根結底是攥在別人手裏。那些人平時好像并不存在。當他的命運影響到他們的命運時，不，哪怕僅僅影響到他們的心理時，他們的嘴臉才顯出來。好比蒙上了一層灰塵的鏡子。灰塵一擦，什麽都照見了。他們平時不僅是攥着他的命運，笑呵呵地攥着。而且一張張面孔都是親近的、友好的、誠摯的、和善的。無論他怎樣努力，怎樣變得成熟起來，也只能操縱着自己的一小半命運。他的命運不過像他們養的一只狗。狗脖子上套着許多脖圈。每個脖圈都連着一段結實的繩子。而自己手中只扯着其一。其餘的平時看不見。不知都扯在哪些人手中。他的路越平坦，那許多根看不見的繩子便漸漸繃緊。當他行走得較順利時，那些扯着另外許多根繩子的手，就必然要使暗勁兒朝四面八方拽了。那些人只能容忍他的命運像盲人的引路犬一樣，導他往坑坑窪窪髒髒兮兮污水遍地亂石成堆處跟頭把式踉踉跄跄三步一跤五步一倒地走……許多人其實并非敗于或死于自己的命運，而是被活活勒斃的。難道所謂社會應該是你手中拽着我的“狗”，我手中拽着他的“狗”，他手中拽着你的“狗”，人人手中都拽着別人的“狗”，人人的“狗”都被別人拽着的“遛狗圖”嗎？……
我實踐我的信條既不動搖也不後悔。
朋友們又向我講“小阿姨”席卷雇主家的財物溜之大吉的事例。我聽起來總覺得多少有些演義的成分。我曾給《人民文學》的編輯王勇軍推薦過一個“小阿姨”——我的兒子幼時所雇的安徽“小阿姨”的堂姐——在勇軍夫婦獨子臨門而小命垂危的時候。據勇軍講，有的“小阿姨”見了那小家夥直搖頭，不敢受雇。而我推薦去的“小阿姨”則表現出一種“見義勇為”的氣概，當天便留在了他家。如今勇軍的寶貝疙瘩相當之健康。他見了我每每誇獎：“那姑娘真好！和我們處得像一家人一樣，救了我們兒子一命。我得感激你啊！”
勇軍夫婦和她至今仍有書信往來。她專程來北京探望過他們。他們還借給她錢回農村去開書店。我想，倘她并未在一位《人民文學》的編輯家中當過“小阿姨”，可能未必會産生出回農村去開書店這樣的念頭吧？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嗎？
終于有朋友被我說服，答應試用一個月。然而不足半月，朋友便來告訴我：“她走了！”
我問：“怎麽走了？”
“因為我說了她一句——你笨得出奇！”
“噢……”
“就因為這麽一句話！”
“拐走什麽東西了嗎？”
“沒有，那倒沒有。”
“不辭而別？”
“嗯。不過也不算不辭而別。臺歷上留下一句話——城裏人剛到鄉下，在我們眼裏也常常笨得出奇！”
“走了，就走了吧，也不值得你專程來告訴我。”
“我是覺得，怪對不住你一番好意的嘛，我沒想到……”
“沒想到什麽？”
“她的字倒寫得蠻不錯的……”
“畢竟讀到了中學啊，還寫過詩呢！”
“寫過詩？我不信！”
為了使朋友信，我拉開抽屜，翻找出那農村少女請我指點的詩。它以工整的循規蹈矩的筆跡抄在一頁田字方格紙上：
輕風撫輕草，黃蜂覓黃花；
春水一塘靜，田蛙幾聲呱。
那一頁田字方格紙，也許是從她弟弟的作業本上扯下的吧？而五言絕句的格律練習，卻是由于怎樣的一種啓迪又是怎樣開始的呢？那一份兒閑适的恬淡是真實可信的嗎？如果可信，又為什麽逃亡呢？
朋友說：“這沒什麽，順口溜而已。拆開了，倒是兩條小對子。南方的鄉下，尤其兩湖，多有目不識丁，卻能口出對聯的老農。識幾個字的，自然就更有了那麽點兒意思。”
朋友說完，匆匆地就走了。面對那一頁折了一兩折的田字方格紙，我又陷入了對于人生非常之宿命的沉思……
安定是以安定本身為基礎的，社會的安定以民衆的安定為基礎。
民衆的安定以民衆的心理安定和情緒安定為基礎。
這類乎廢話。
不算廢話的話倒可能是下面的一句——廢話是因為說多了而無效才成廢話。
3． 初級階段是個筐，什麽都能往裏裝
廣大民衆的心理和情緒早已處在極不安定、極其浮躁、極易發作的崩散狀态。從南方刮來的普遍軟綿綿的吟情嘆愛的流行歌曲，如同企圖撫慰人們心靈的商女。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源源地卷裹着金錢。相反方向刮來的強勁的“西北風”和“東北風”似乎大有掃蕩軟綿綿的南方熏風不唱狂人們不罷休之勢。這股風和那股風最終卷裹走的都是金錢。霓虹滾燈為一代代新潮歌星制造紅光紫氣。演唱會廣告和有獎儲蓄廣告争奪宣傳地盤。當我們今天回首龍年的時候，是不是給了我們一種“長歌當哭”的虛假之感？
大興安嶺失火了。
“那麽大的火，怎麽就被撲滅了呢？”
雲南發生地震了。
“怎麽不發生在北京呢？”
飛機失事了。
“怎麽不是當官的們坐的呢？”
報載某省某市某局長貪污案發。
“嗤，不就是個局長嘛！”
在今天，追錄這一切，似乎全沒了意義。但是，它的的确确應成為一九八九年在狂飙嚣起的前期備忘錄。物價上漲超過了人們的心理承受能力。貪官污吏層出不窮，層層結網超過了人們的容忍程度。腐敗現象激起的似乎已不再是憤怒而是差不多麻木了的冷眼。賭博、賣淫、棄嬰、少兒辍學、垃圾文化……一切的一切，官方的最終解釋是“初級階段”，民衆的認同邏輯便只能是——“初級階段是個筐，什麽都能往裏裝”。
有兩件事現記追錄如下：
其一：有天中午，因來人誤了做飯。眼看到了兒子上學的時間，只好領他去北影小食店。因沒換米票，不賣給米飯，卻又沒有面食。央求許久，總算勉強賣給。六兩米飯，收了七角二分錢票。六兩米飯，七角二分！我那種憤怒，簡直不能克制。以為低頭不見擡頭見的，怎麽竟敲我的竹杠！大吵一通，摔碗而去。六歲的兒子空腹上學了，獨自個兒一個下午氣得恨無宣洩處。發誓明天還要去吵個孰是孰非。憋着股窩心大火，待到妻子下班，咄咄地問大米究竟多少錢一斤？答曰農貿市場售價九角，還要一斤米票。又問：無米票呢？答曰一元二角。掐指一算，六兩米飯，可不七角二分嗎？想起賣飯的有話在先——糧店沒米，這是從農貿市場買來的議價米！卻原來吵得理虧的是我自己！悻悻地再問：“一斤米，怎麽就會一元二角了呢？”妻子沒好氣地回答：“你問我，我問誰去！”唉，唉，不常采購的我，保留頭腦中的仍是幾年前的米價——最貴也不過三角七八分。僅僅幾年，漲了三倍，不能昧着良心總指責中國老百姓心理承受能力差啊！于是第二天，早早地到小食堂去，向人家承認錯誤。正是：男兒本非吝啬女，把得銅錢先市米！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其二：龍年歲尾，我已調至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卻仍家居北影院內十九號樓。一日貴客臨門，洽談兒童電影贊助事宜。平素不借錢，升官才乞讨。肯贊助的一視同仁，皆以貴客款待之，不代表兒童電影制片廠的原則，僅只是我個人意向。貴客提出參觀童影，欣然奉陪前往。北影童影相距不遠，出了北影後門便是。貴客的小車抵達後門，守衛的“經濟警察”板起面孔不肯放行——從前門繞！繞便繞，那态度，可就使預備贊助的貴客不舒服。尴尬的當然更是我。小話一打，謙恭半紮，總算獲得了“門爺”恩準的一擺手。回返時，叮囑司機：“咱們還是前門繞行吧！”司機不以為然：“前門後門，這不都是回你的嗎？難道你們廠有規定，回自己的家也不許打後門回了？”北影廠據我所知還沒這麽一條規定，托兒所、小賣部在後門，若不許住廠內的人從後門回家是荒唐的。說話間，車已拐上便道，接近後門。非本廠司機，自然不能硬逼着繞前門。結果不出我之所料——“門爺”橫眉立目，泰山也似的擋于後門口，吆喝之聲如促騾馬——“出去！出去！”忙不疊地、趕緊地我就下了車。對方卻哪肯再理會我說盡的謙恭的小話！沒奈何只有對貴客讪讪地道：“對不起你們從前門繞吧，我從後門步行回家。”對方凜凜地朝我伸臂豎掌。臂若杵。掌若镗。厲曰：“你也得從前門繞！”
這便奇了。
當然要問為什麽？
從前門繞，車行十分鐘。從後門入，十個數內車便到我樓下了，還指令我也從前門繞！
“因為你剛才說了，你是童影的！”
“可我家住北影院內！”
“那你也明明是外廠的，前門登記去！”
“難道要我每天回家，都得在前門登記？”
“那我不管！”
“可我還有一半的關系沒調到童影！”
“那我不管！”
明擺着，今天這一位小小年紀的“門爺”心裏不痛快！
難道我好話一打謙恭半紮地忍到了這份兒上就很順氣嗎？
我大吼一聲：“你渾蛋！”
“你罵誰？”
“老子罵你！”
對方跨将上前，便待動武。
我的貴客連同他的司機，慌慌地鑽出小汽車勸架。
我怒不可遏，準備接招。
對方見我并不示弱，退入崗亭，抓起電話，急急求援：“後門有個歹徒搗亂，都趕快來！”
貴客連同他的司機勸我：“你上車你上車。咱們兜風去！咱們惹不起！”
我當然不能臨陣脫逃。長這麽大我就沒在什麽關頭臨陣脫逃過。
轉眼間已圍了許多人。轉眼間一隊經過專門訓練善于擒拿格鬥的“準士兵”，或跑步或猛蹬着自行車，氣勢洶洶地一往無前地就奔将到了！一個個攥着武裝帶握着黑漆警棒。
要麽束手就擒，要麽見個高低。
我從地上抄起鐵棍一掄，高叫：“誰先上，誰先死！”
他們還真不怕死。
我也到了既不怕被打死也不怕打死別人的份兒上！
那一條鐵棍沉甸甸的足有三十斤。
那時刻我頭腦中一片空白。
眼見一場以寡敵衆的惡鬥即将發生——而我只圖拼個天昏地黑、拼個頭破血流、拼個你死我活。那時刻我真的暴怒了真到了一丁點兒都不惜命的地步了。我的對手們竟至于不敢貿然上前。他們來到北影以後第一遭碰到一個我這樣的。
人們勸着、擋着。
幸虧來了幾位導演，他們穿的很是體面。他們怕的是我吃虧，不遺餘力進行調解。
“你們是幹什麽的？”
“我們……嘿嘿，拍電影的……”
可愛的幾位導演朋友！知識分子的本能的謙虛作祟，似乎都有點不好意思自稱是導演。若說是導演，也許給他們點兒面子，拍電影的可就雜了——這又不是拍電影！
“閃開，今天我們非教訓教訓這小子不可！”
“誰教訓誰不一定！”
我橫着鐵棍單等有機會像孫悟空那麽掄……
混亂中也不知什麽人硬是從我手中奪去了鐵棍，抛擲于地，喊：“冷靜！冷靜！雙方都克制着點兒，他是兒童電影制片廠的副廠長！”
這一句話倒起了效果——對方們一個個那副愕然的樣子就甭提。
“他是作家梁曉聲！”
替我擔心的人趕緊在見了效果的“副廠長”後又續上一句。
對方們面面相觑，不但愕然而且怔然了。
剎那我回到了後天的自我——真正太有失體統了！
對手們中，毫無疑問有屬于我的讀者那一類文學青年。
他們的目光尤其令我慚愧。
二三分鐘後，他們揣着滿腹匪夷所思的問號嘟嘟囔囔地離去。我則氣咻咻地回家。回家後肝區疼了好一陣子，細想想，若我當衆被打得頭破血流，大概打了也就白打。倘我将他們中的哪一個的腦袋一鐵棍砸得腦漿迸裂，不但要償命，則文壇又多一野史，社會又多一新聞。總之，結果倒黴的橫豎是我……
4． 迷失的階級
臺灣女作家龍應臺有雜文一篇，題乃《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
今我以切身之體會，提出問題的另一面是——中國人你為什麽生氣？
年輕的門衛心裏為什麽不痛快？而我又為什麽不能表現得有涵養些？禮貌之至地說句：“明天前門見。”那又幽默得多麽得體！中國人，中國人，你為什麽潇灑不起來？你為什麽幽默不起來？你為什麽動不動就生氣？你為什麽總好像心懷敵意似的氣你的同胞？如果幽默是教養，那麽潇灑僅僅是風度不也就是氣質嗎？中國人，中國人，我們好可憐啊！我們天天的、月月的、年年的不知忍了多少氣、吞了多少聲多少次地隐瞞了自己、多少次地扭曲了自己！而當我們久忍一發之時，卻常常難免地為了些許何足挂齒的小是小非，往往為此付出後悔莫及的代價。中國人，中國人，也許只有我們每個人自己內心裏才知道、才清楚、才明白我們究竟為什麽生氣？我們憋了一肚子的氣難免會宣洩在別人身上。別人受了我們的氣難免不又去氣另外一些人，那另外一些人則很可能是賣肉的、收水電費的、公共汽車售票員、換煤氣的、理發的、交通警察、公安民警，甚至很可能就是我們的上級、同人、下屬……于是他們的氣又直接地或拐彎抹角地宣洩在我們自己身上。于是我們每一個人幾乎每一天裏都莫名其妙地憋了一肚子氣。倘說我們都是自己在生自己的氣未免滑稽。但若打一個比方，恐怕我們自己也不得不承認，這多麽像多米諾骨牌現象！似乎每一部分中國人看着另一部分中國人都不順眼，都來氣。輕蔑和憎惡，在中國人之間蔓延。以至于普遍的中國人都多少有那麽一點兒輕蔑和憎惡我們自己。我們仿佛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孩子，玩着互相亵渎、互相作踐的心理游戲。我們不願玩這種低劣的游戲。但我們已經患上了玩這一種游戲的“游戲症”，我們渴望受到良好的社會教養。但社會本身已變得厚顏無恥甚至下流。我們對自己、對同胞、對社會都不滿意。我們對自己、對同胞都無奈何。中國人，如果你是一位最有頭腦的中國人，你能向你自己、向你的同胞解釋清楚——什麽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嗎？“初級階段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