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1)
誰們在進行如此之放肆的公然的掠奪、瓜分和占有？又是誰們為他們敞開方便之門？他們曾打着怎樣的冠冕堂皇的旗號和招牌？一個時期內，放縱他們的那些人們，依仗法權又從他們空前的掠奪、瓜分和占有中，獲得到怎樣巨大的賄利？
1． 時代的入口
我們正處在這樣一個時代的入口處——它似乎将一切法則都歸結到了金錢本身的法則上。于是它使一切人的頭腦都變得極端簡單化了。于是它使本身的特點也變得極端簡單化了，簡單得直截了當而且粗鄙……
在我六十餘歲的生命中，我只經歷過兩個年代，像一九九三年一樣，使人，或者更準确地說，使我對它得出這樣的結論——瘋狂。
是的，是瘋狂。近乎無理性的、無政府狀态的、貪得無厭的——瘋狂。
那兩個年代便是“大躍進”和“文革”。前者的瘋狂體現在虛妄的、神話了的“趕超”願望方面；後者的瘋狂體現在政治宗教方面。而一九九三年的瘋狂，體現在瓜分欲和占有欲方面，體現在瓜分者和占有者的理所當然和荒奢豪醉方面，以及通過金錢對社會、時代、普通老百姓的強奸意識方面……
有理論說許多國家一百年前也是這樣……
一百年後的中國搬用這種邏輯意味着什麽呢？
有理論說許多國家都這麽樣富強起來的……
不這麽樣肯定富強不起來嗎？
不錯——蝴蝶是由毛毛蟲嬗變的。但一切美麗的東西必先在某一階段是毛毛蟲嗎？
誰們在進行如此之放肆的公然的掠奪、瓜分和占有？又是誰們為他們敞開方便之門？他們曾打着怎樣的冠冕堂皇的旗號和招牌？一個時期內，放縱他們的那些人們，依仗法權又從他們空前的掠奪、瓜分和占有中，獲得到怎樣巨大的賄利？
當許多人遑論改革理論的時候，仔細想想，現實是否在予以嘲弄？
當我們面對現實的時候——你能說誰比誰傻多少？
“救命！”
斯時九月三日，上午，我在北大簽名售書至十一點半，回到家裏，匆燴剩飯，複熱殘湯陪兒子吃了幾口，打發兒子上學後，頓覺倦憊，倒身便睡。說睡，其實并不曾睡着，昏昏然躺着罷了。長篇《浮城》之後，一部四十五集電視劇《年輪》，似乎消耗盡了心血，亦落下了嚴重的頭暈症。下午尤甚。自思可能頸椎部生了骨刺，壓迫神經所致，卻拖拖挨挨的，懶得上醫院。每日散步時，在小樹林中，撐樹做遍別人傳授的牽引動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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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命！”
北大學子們當面提出的種種問題，驅之不去地仍在頭腦中糾纏不清。盡管對于我來說，皆屬懶得讨論、懶得交流的問題，無非——“你對作家‘下海’怎麽看？”“你對《廢都》中的自然主義性描寫怎麽看？”“《霸王別姬》為什麽曾經遭禁？”“《畫魂》究竟還有沒有可能公演？”“目前的反腐敗鬥争能挽救改革大計嗎？”“據說鄧小平給中央寫了一封信，指出‘左’的勢力又有所擡頭？”……
切莫以為當今的大學生們多麽關心時事，他們不過是依然的喜歡“侃”所謂“熱門話題”罷了，否則還叫“大學生”嗎？不是我這麽認為的，我猜想他們中的一部分也是這麽認為的。和大學生們對話已經是我最厭煩的一件事了。他們的淺薄是常常令我訝然而且發怔的。特別是遇到了那種自以為思維方式特“形而上”的，他爸媽和他的兄弟姐妹都盡在“形而下”地不能再“形而下”的現實之中活着，包括他自己，你說他裝出一副特“形而上”的樣子圖的什麽呢？裝給誰看呢，跟誰學的呢？但一想他們的年齡，也就少了些“友邦驚詫”，多了點兒“理解萬歲”。凡是有幸邁入大學校園的男女，誰不是打故作高深的歲數混過來的呢，何況他們或她們那“形”終究也升高不到那麽“上”處去，一旦告別校園，走向社會，便将紛紛如自由落體，很可能掉到比自己的父母及兄弟姐妹更“下”的思維的地面上，無須別人告訴，他們或她們自己便會明白事實真相——原來滿嘴“形而上”者流，在中國，在今天，有不少是賣“狗皮膏藥”的……
“救命！”
喊聲裏充滿了乞憐和恐懼。
醒了醒神，分明的，聽來那求援的喊聲是真實的，不是幻聽，也不是做白日夢。
我猛起身，推開了窗。午後陽光，炎炎普照三層樓下的小街，宿舍樓對面，小街的那一側，松青草綠，茂茂密密，覆蓋着元大都土城牆的殘垣。在它的後面，是美麗的一處公園。
有兩個我們北京市的男人，正揪住一個鄉下的蹬平板車送汽水的青年。他們——那兩個我們北京市的男人，都特壯實，年齡都在三十五六歲。其中一個，還戴眼鏡，半斯文不斯文的。而那蹬平板車的鄉下青年，卻精瘦，年齡絕不會超過二十五歲。無疑剛才正是他呼喊救命。我以為他準是因為賣假汽水被識破，而那個揪住他的半斯文不斯文的北京漢子，要麽是衛生檢疫部門或市場管理或稅收方面的工作人員，要麽是受坑了的買過他汽水兒的人，要把他帶到什麽地方去進行教育。
“我一沒碰着你們人，二沒撞着你們自行車，我為什麽跟你們走？我知道你們要把我帶到哪兒去呀？”
“你他媽逆行啦！你他媽違犯交通規則啦！明天‘七運會’，就開幕了你知道不知道？”
“甭跟他啰唆！跟我們走！不走老子揍扁了你！”
“你們還騎自行車帶人了吶……”
“敢還嘴！”
啪——一記響亮的耳光，連我在三樓的窗口都清清楚楚地聽到了。
“我不跟你們走，打死我也不跟你們走！你們狠！把我弄死在哪兒，我家裏人還不清楚我怎麽死的呢！”
那精瘦的，蹬平板車送汽水兒的，軟弱可欺的鄉下青年哭了……
啪——他又挨了一記更響的耳光。
世上有那麽一種人，是見不得以強欺弱之事的，非常遺憾，我正是那麽一種人中的一個。我尤其見不得城裏人欺負鄉下人，更見不得北京的城裏人欺負鄉下人。
遇到這類事，總該有個人站出來說句公道話，平息了之才對。既然偏偏讓我開窗看到了，我想，我該出去說上幾句公道話，顧不得換鞋，穿着拖鞋，匆匆下樓。我怕遲了一步，那鄉下青年再挨一耳光……
來到外面，卻見我們童影宿舍的樓前，路這一側，已聚集了些人，隔街觀望……
一位婦女已對周圍的人小聲說：“在街口就挨一頓打了。跟到這兒又打，我親眼看見的，的确沒撞到他們，在街口那兒，他們逼人家給他們二百元錢才肯了事。人家拿不出，他們就用汽水瓶子打人家頭。幸虧兩下都躲過去了，要不然還不頭破血流呀！”
原來是兩個企圖找借口敲詐的家夥！
我聽了不禁七竅生煙。
我們這條小街，是一條南北馬路上岔出來的小街。馬路是由北向南的單行線。而由南向北要拐入我們這條小街的騎車人，将車蹬上一段三十來米長的人行道再蹬下來，亦算不得違犯什麽交通規則。交通規則，不可能是對一切小街、一切胡同都照搬有效的……
這時，那兩個家夥中的一個，因不能将蹬平板車的青年拖走，衆目睽睽之下，也不便公然将手伸入青年的衣袋搶錢，而且，為了達到敲詐之目的，已耗時過久，于是顯得愈加暴戾兇惡起來。
他用一條胳膊夾住青年脖子，并用膝蓋猛撞青年腹部。那青年由于窒息，臉漲得紫紅，大張着嘴，卻喊不出聲……
我覺胸中一股怒火直燎頭頂！
“住手！”
厲喝一聲，大步跨過路去。兩個家夥聞聲同時望向了我……
“三個數以內，你不放開他，老子管叫你腦袋瓢開花！一、二……”
我想我當時的樣子，大概确實使他們意識到——碰上了一個不要命的。頸椎病，令我的脖子不能完全伸直，即使正視別人的時候，脖子也是顯得硬挺地梗着，頭也是側着，盡量将目光向上挑起而已。打個比方，鬥牛場上的鬥牛，一般就是那麽地瞪着鬥牛士的。戲劇舞臺上的牛二，也是那麽地向楊志進行挑釁的。
不待我數到三，确切地說，我剛開始數一，那個用胳膊夾住青年脖子的家夥，就心虛地将那青年放開了。
“你！……你是幹什麽的？”
另一個低聲嘟囔：“碰上了打抱不平的……”
我大聲說：“對，老子今天就是要打這場抱不平，活該你們兩個王八蛋碰上了！”
“你！……你敢罵……”
我一手攥着一只汽水瓶向他們逼近：“對！老子就是敢罵你們兩個王八蛋！光天化日之下，你們公然敲詐勒索，大打出手，難道還不該罵嗎？”
他們一步步向後退去……
“有話好說，有話好說……”
其中一個，先自軟了下來。
我瞧瞧那被欺負的青年，見他脖子，已被勒得皮下瘀血。仍膽膽顫顫，一副怕得要死的樣子。我又指着他的脖子怒斥兩個王八蛋：“你們他媽的欺人太甚！”
“算啦算啦，我們饒了他……”
另一個推起自行車欲走……
我怒喝：“站住！”
他朝我一瞪雙眼：“你還想怎麽樣？”
我說：“道歉！認錯！還我們社會一個公道！”
他說：“老子沒向別人低過頭認過錯！”
我說：“那你是在今天碰上我以前……”
我放下汽水瓶子，手疾眼快，将他的自行車鎖了，鑰匙攥在我手裏，轉身往家便走……
這時我反倒完全冷靜了下來。我已經對他們有了一種判斷。這判斷便是——他們還不算真正的流氓，更非亡命徒，充其量是兩個“準流氓”，也就是那種在心理方面遭到流氓意識污染的人。這種人在我們的生活中相當不少，并且正在逐漸增多。平時他們混跡在正常的人群中，一個個人模人樣的，絕不至于被認為是流氓。但是在某些特殊的、哪怕稍微特殊一點兒的情況之下，他們那被流氓意識所污染的心靈，受到自己的某些卑劣念頭的誘發，便會産生出某些醜惡和邪惡，兇狠殘暴起來。比如雪上加霜、落井下石、幸災樂禍、以強欺弱，等等。遇有可以坑人一次、騙人一次、害人一次、巧取豪奪一次、敲詐勒索一次、暴虐同胞以消遣取樂一次的機會，他們是絕不會錯過的。區別在于，僅僅在于——真的流氓中的相當一部分，大抵同時是亡命之徒，而他們卻缺少亡命的膽量。他們縱然裝出亡命徒的架勢，其實并不敢真的和誰玩兒命。尤其在對方凜然不懼的情況下，他們骨子裏的“孱頭相”就呈現出來了。剛才我聞到他們中施暴施虐的那一個，口中噴出些微酒氣，我想，他們肯定的中午在什麽地方吃飯時喝了酒，見那蹬平板車送汽水的鄉下青年是個軟弱可欺的，打算趁機敲詐勒索一百二百的，“埋單”的錢不是就又回到他們衣袋裏了嗎，偏偏那青年身上并未帶着錢。如果帶着，早已被他們搶奪了去無疑。于是他們企圖将那青年的平板車連同車上的幾箱汽水兒，扣在什麽僻靜地方，逼迫那青年只得取了錢或借了錢去“贖”。而那青年又不肯，似乎橫下了一條心，命在車在。他們吶，原本不是打算要他命的，只不過想要錢。心思在錢，又要不成，難免的惱羞成怒，大打出手。即使他們與真正的流氓歹徒、亡命小子倘有區別，即使“事件”的全部“起承轉合”不過爾爾，他們的行為也夠可憎可恨的了，更令人可恨可憎的是像他們這一類人，日漸地多起來了。打個不太可能的比方——中國一旦又淪為殖民地，漢奸便會多起來。充當鷹犬欺壓自己同胞的中國人，便會多起來。何況，現在于我們的生活中到處流行的邏輯是——不怎樣……白不怎樣。比如不貪污白不貪污、不受賄白不受賄、不坑人白不坑人、不騙白不騙、不敲詐白不敲詐、不勒索白不勒索……
我想，他們如果要自行車，那麽必得跟随着我，到我家裏要他們的自行車鑰匙。我不擔心他們會在我家裏把我弄死。諒他們也沒那個狗膽，在我家裏弄死我也不那麽容易。起碼我比他們更清楚——菜刀放在哪兒……
只要他們跟随我邁進了我的家門，我決定以另一種态度對待他們。我會請他們在沙發上坐下。我會請他們吸煙，請他們喝茶，不想喝茶，想喝咖啡，家裏也有——朋友送的，我不喝咖啡，妻子也不喝，兒子更不喝。他們如表示願“笑納”，我也可以拱手相贈。不過我真的希望，在我的家裏，在另一種情況之下，在另一種氣氛之下，我能和他們好好談一談。我要坦率地向他們指出，他們那一種趁機敲詐勒索的心理，他們那一種光天化日之下對同胞施暴施虐的行徑，的的确确是卑劣的、邪惡的、醜惡的。人，尤其是男人，懼悍畏強而又同時欺虐弱小，的确是可以歸入到王八蛋一塊堆兒去的。或說我是想教育他們一番，也未嘗不可。我并不好為人師。但我以為，于我們中國人而言，今天提倡互相教育教育，很是時候，正是時候，絲毫也不書生氣，絲毫也不顯得是一個矯情的願望。我們中國人的有些願望，分明的是很矯情造作的。或者說那願望本身并不壞，甚至是良好的、美好的，但我們表示的方式，以及某些很矯情很造作的口號，有時候卻是令人感到害臊的。中國人不在最起碼的人性、人道、人心方面互相教育，自己教育自己，難道還要等着外國的傳教士捧着《聖經》在中國大蓋教堂來對我們進行起碼的道德和靈魂教育嗎？難道還要等到十二億中國人中，已經有九億在心理素質變成了“準流氓”、痞子、見死不救的心靈麻痹者，和有虐待症（這一點主要表現在虐待同胞方面）前兆的人的時候嗎？怕就太晚了點兒……
跨過小街，不過十幾步路。朝家走時，我心裏想了很多事，很多類我們中國人，很多種社會現象。不，當然不是想，那是不可能的。我的意思是，那一時刻我頭腦中思緒紛呈，如鵝毛大雪，飄飄揚揚……
“大哥，大哥，您別這樣，有話好說……”
他們中的一個追了上來……
竟開始叫我“大哥”了，“準流氓”們的嘴臉和招數正是這樣子的。
我站住了。
“大哥，我們還有急事兒，真的，還有正經事兒要辦。您把車鑰匙無論如何先得還給我們……”
并且——“您”起來了……我說：“要車鑰匙？給……”他一接過就想走。我說：“先別走。”他站住了，回頭困惑地望我。
我又說：“你得向被你們欺負的那青年低頭認錯。就當着這些圍觀的人的面。否則，你還是休想走成。除非你的車從我身上壓過去……”
他望向那些圍觀的人們。
圍觀者中，有人流露出極為索然的神情，走了。我想，他們一定很讨厭我——因為由于我的出現，一場原本可以“白相白相”、可以預料準會有些刺激場面的街頭戲，眼見得大概是“白相”不成了。“看白相”——這一種極其典型的三十年代上海小市民的醜陋心态，像前兩年上海曾經爆發過的乙肝病毒一樣，已重新傳染向全國人。在北京，受到這種過去年代遺傳下來的，我們可以稱為“上海小市民白相病毒黴菌”傳染的人，日漸地多了起來。這是一種跨地域、跨世紀的傳染。個中原因細分析起來，是較複雜的，此不贅言……
由于那些一心“看白相”的圍觀者的離去，由于他們離去時臉上流露出的遺憾而又索然的神情，竟使那兩個家夥又氣勢洶洶起來。即使傻瓜也能從這一“動态”中得出結論——原來在某些人的心裏，他們并不可憎。
何況他們又不是傻瓜。
我內心裏倏忽間湧起一股悲哀……
“不認錯，你又能把我們怎麽樣？”
離去的人，有幾個又駐足了。大概他們認為——還是值得看到最後的，說不定“高潮”在後吧？
這時，我們童影的一位同志，拍過電視劇《好爸爸壞爸爸》和電影《我的九月》的導演尹力，也跨過馬路來了。
他指斥他們：“少廢話，打了人，而且把人打成這樣，就得低頭認錯！”
他們見多了一個打抱不平的，又軟了下來。
他們中戴眼鏡的那個，出于無奈，很識時務地，向那個被打的青年抱了抱拳，連說：“好好好，我沒打你。他打你了。我替他向你認錯行不行？”
既然他們這樣說了，我便放開了拖住他們自行車後座的手。
事情到此，也該了結了，我也該回家去了。不承想卻又發展出了一個“歐？亨利”式的結尾。原來，那蹬平板車送汽水的鄉下青年，并非一個外地的鄉下青年，而是北京“塔院”公社的一個青年。這“塔院”公社是北京“都市裏的鄉村”，和我們這一區域近得不能再近。周圍幾家單位的幾幢宿舍樓，便是在“塔院”公社的土地上蓋起來的。他還是我們北影一位退了休的老職工的侄子。那老職工退了休以後，在北影後門擺攤賣東西，自然也賣汽水。他的侄子，是從汽水廠拉了汽水給他送的，早有人向他報信兒——他的侄子在挨打受欺負。
他趕來了。
于是局面又有了戲劇性的變化。
我曾在北影後門那兒見過他，矮，較胖，一張紅潤的氣色很好的圓臉，稀疏的剛剛剃短的白頭發楂，裝飾着亮光光的半禿的頭。
顯然的，孰是孰非，他已經知道了。
他仔細地看了看他侄子的臉、脖子——那青年嘴角有血跡，脖子皮下瘀血，耳後青腫。
他倒也理智，起碼顯得比我剛才理智，鎮定地說：“走吧，上醫院吧。”
又多了這麽一個老頭，兩個欺負人的家夥完全陷入了被動。一把年紀的人，你推人家一個跟頭，或許就鬧出人命官司。
我想，人家的直接法人和保護人來了，我該悄悄隐退了……
趁那青年冤屈驟發，宣洩地蹲在地上大哭時，我一句話沒再說，轉身回家了……
重新躺在床上，我再也睡不着了，頭也愈加的昏暈。仿佛後腦已經岩化，已經沒有了任何空隙似的，仿佛我思想一切事，只能在前半部分大腦中進行了。卻依然的思緒紛亂，不由得不想，不能不想……
我默默地對自己說——停下來，停下來，什麽也不要想！梁曉聲你所看到的、碰到的一切人、一切事，并不值得去想，徒想也無益啊！也許生活原本就是那樣的。皆因你選擇的活法，是一種離群索居的活法。所以聽到了、看到了、碰到了，便“友邦驚詫”。這無非是你少見多怪。今後見慣了，也就不會再怪了。也就不會再多管閑事了，更不會再抱打不平了……
思想卻停止不下來。遇到有人格侵犯性質的一部分人虐待另一部分同胞的現象，不管前者們是警察，是公安人員，或是青皮、痞子、流氓，我都是難免要産生所謂“正義沖動”發出所謂“正義呼喊”的……就算是種疾病，而我已經得上了，而又是有些“先天性”的，且目前來講，醫學界又沒研制出什麽特效的藥可以使我這樣差不多不可救藥的人得到救治。盡管長壽、減肥、壯陽、補腎和促進性欲亢奮之種種藥物的廣告滿天飛，關于我這種病卻至今仍無半點兒福音傳播。那麽讓我可拿自己怎麽辦才好呢？我總不能因此就幹脆一了百了，把自己弄死啊！何況，不少染上了梅毒的人還不想死哪，我也就死皮賴臉地姑且茍活着吧。
如今，足以誘發我這類“重病號”之人的病勢反複發作日漸加重的直接的、間接的因素是越來越多了。所以我對“康複”成一個較“正常”的中國人，也就基本上不抱什麽希望了。
既然想開了，不抱什麽希望了，便不打算“正常”到什麽程度了。再者說了，怎麽樣才是一個“正常”的中國人“正常”的程度，也沒有一個心理學或病理學的界定啊！
2． 被馴化了的社會“仗義”
教訓是有的，不止一次。深刻的那一次，發生在火車站。我可不想白紙黑字明确指出是發生在哪座城市的火車站。事已過去久矣，你說在那兒發生過，人家說沒在那兒發生過。人家肯定有旁證，而你已無法找到一個旁證，人家若把你告了，告你誣蔑，告你诽謗，你不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将自己白白地賣給了大小開的墊腳紙，也就是那些專以“花邊新聞”充斥正版內容的媚俗報刊了嗎？
所以，為了不給自己引起“官司”方面的麻煩，不至于被推到被告席上，我鄭重聲明——我所經歷的，讀者可以想象是發生在任何一個省任何一個市的火車站的事。只是切莫和北京火車站想象到一起去。
那是在冬季，那是在春節前夕。我為北方某刊的一位副主編排隊買返回哈爾濱的火車票，不消說，人相當多，隊排得老長，但秩序還好。至十一點多鐘，我離售票窗口只十二三米遠。忽然，我那一隊的前頭亂成了一團。排在我身前的人到前頭看了看，回來嘟囔說——售票員吃飯去了，窗口關了。這麽一來，長長的一隊人，便不知所措了。後面的人一下子擁到前面來了，有秩序的一列隊不再是隊了。這時就出現了一名治安警，是個小夥子，二十五六歲的樣子。
“兩隊并一隊！兩隊并一隊……”
他吆喝着。
然而旁邊一隊的人們，是不情願讓許多潰散了隊形的人并入其中的。他們一個緊挨一個，有的甚至摟抱着前者的腰，同仇敵忾，不許任何人“夾楔”的樣子。
潰散了隊形的人們，都是巴不得并入那一隊中去的。若不并入進去，豈不白排了一上午隊嗎？即使并入進去，至少也得再多排半個小時，一些人不得不并入進去；一些高喊着：“不許夾楔！”——一時間互相吵吵嚷嚷，激頭掰面，兩隊都亂了。
“吵什麽！吵什麽！不許吵！”
二十五六歲的小治安警，竭力重新維持好秩序。
“別摟着抱着的！放開，放開！”
他用警棍敲打着摟抱住前者後腰的人們的手，并将潰散了隊形的人們，往那一隊裏推搡——那情形，真的，人不大是被當成人對待了，而像是一群羊，一群騾馬，一群牲口。
我和我身前的一個人，也就那麽被推搡到了隊裏。我身前的人，是沈陽某大學的一位中年教師。按說，被推推搡搡，應是我們中國人很習以為常的事。尤其，被治安警之類的人推搡，更應表現得習以為常。我自己當時就表現得極其習以為常，并和他低聲聊着什麽，沒有絲毫逆反心理。真的沒有，不是假裝。公平論之，那小治安警，也确實是在盡職盡責啊。你總不能要求二十五六歲的人家，一邊盡職盡責，還言語溫良，舉動得體吧？
那沈陽某大學的中年教師對我嘟囔：“把秩序搞亂了，都是因為他們自己做得不好……”
壞就壞在他的這句話上。
那小治安警，本已從我們身邊走過去了，卻猛地轉過身，倏地揚起手臂，手中警棒指着他：“你說什麽？”
也不知那小治安警的耳朵怎麽那麽好！
中年教師一怔，害怕了，忙道：“我沒說什麽，沒說什麽呀！”
如果事情至此，那小治安警肯放他一馬，接下來也就沒我什麽事了。可那小治安警，不知心裏憋了一股什麽邪火，竟在他已經分明地感到害怕的情況之下，仍不肯放他一馬。
小治安警手中的警棒依然直指着他：“沒說什麽？沒說什麽難道是我耳朵出毛病了！”
其言嘔嘔，聲色俱厲。
他更加害怕了，臉上堆下難堪的笑，只好承認：“我剛才是說了一句，其實也沒什麽惡劣的用意，只不過是認為，本來原先秩序好好兒的，是你們售票的人做法稍欠考慮，才……”
“你剛才還說，是我們自己把秩序搞亂了，對不對？”
“我……我并沒有直接地那麽說……”
“按你剛才的話說，也是那麽個意思！我在這兒維持着秩序，你散布那樣的言論，是什麽居心？”
口中出一句話，警棒朝那大學教師胸前搗一下。
“我……沒什麽居心……”
“我看你居心不良！你還狡辯你沒什麽惡劣的用意！我看你用意很惡劣，是煽動！”
我從旁看不下眼去了。
請讀者設身處地替我想一想——剛才我還和那大學教師聊着，聊得還挺投合的，這會兒他只因嘟囔了一句多餘的話，而且又不是自言自語嘟囔的，是對我嘟囔的，眼見得有被揪扯進治安值班室去的可能（讀者諸君比我清楚，一個人一旦被揪扯到那種地方去，将會發生多麽令人屈辱的結果），你們說我可能将臉轉向一旁，目光望向別處充聾作啞嗎？那樣子我自己也會感到很尴尬啊！
我不得不開口勸解：“朋友，別這樣，別這樣對待人家，人家好歹是一位大學教師，又沒犯什麽法，你這樣對待人家不好！”
“沒你什麽事兒，你就少插嘴！”
警棍又倏地指向了我的臉。我也一怔，立即緘默了。
小治安警繼續訓那大學教師：“你下次記着點兒，公共場所，少胡言亂語！知識分子更要少胡言亂語！還嫌這社會治安你們攪得不夠亂啊！”
如果我當時能再忍一忍，人家小治安警也就會轉身離開了，那麽後來的事情也就不會發生了……
但我竟沒能忍住。須知那大學教師身上所有的那麽一種毛病，我自己身上也是一向有着的啊，而且比他只有過之，毫無不及。
我欲忍而終究沒能忍住地說：“同志，你這話的打擊面就太寬了。你是人民警察，這樣子對待公民，影響就不太惡劣了？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秩序本來就是由于你們售票人的做法不當才搞亂的嘛！要去吃飯，也應先有你們的人出來幫着把兩個隊并好，再關上售票窗。如果那樣，何至于……”
“你他媽是幹什麽的？”警棒狠狠搗在我胸口……
我又識相地緘默了。
那大學教師見勢不妙，也很夠意思，立即賠下笑臉，替我“認罪”：“同志，算啦算啦，我的看法，我現在已經認識到是完全錯誤的了，所以他說他同意我的看法，其實是同意了一種錯誤的看法嘛！我代他，我們兩個，都向您承認錯誤行不行？”
小治安警，打鼻孔裏重重地“哼”出一聲，悻悻地轉身走了。我和那大學教師對望着，都不禁搖頭苦笑。
我盡量壓低聲音說：“這跟解放前的舊警察作風還有多少區別啊！”
那小治安警剛走出幾步——鬼知道他的耳朵怎麽那麽的靈！他第二次猛地轉過身，氣勢洶洶地就朝我奔回來了，還沒等我有任何反應，他已來到了我跟前，一把揪住了我衣領。
“你他媽給我出來！”
他用力一掄，将我從隊列中揪了出來。
“走！”
他将我的一條胳膊擰到了身後。
那大學教師臉色都變了，看着這一幕目瞪口呆了。再也不敢替我說什麽話了……
他擰得我胳膊好疼。
我大聲嚷：“朋友，我還得買票哪。你要打，就在這兒打我得啦！我保證打不還手……”
“誰他媽跟你是朋友！”我肩上挨了一警棍。
公而論之——事情發展到了這一步，也不能只怪人家小治安警，還怪我，怪我多嘴多舌。更主要的，怪我那一天的穿着。我的意思是，如果我那一天穿得稍微體面些，比如，起碼穿件呢大衣，脖子上搭條圍巾，也就是說，多少像點兒正派人的樣子，人家興許就不至于那樣對待我了。而我那一天，穿了一件很舊的也不太幹淨的“棉猴”。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物質生活已提高了不少。穿“棉猴”的男人，實在是很少見了。何況不是羽絨“棉猴”，是布面兒的，六七十年代流行的那一種。何況，肩上還背着一只舊的黃帆布書包，也沒刮胡子。這就使我的形象看上去極不像一個好人，極其可疑，可能人家剛才已然對我是不是好人起疑心。我想，設身處地，如果反過來我是治安警，大概也會把我自己當成一個“盲流”或者“死不悔改”的上訪者……
又來了一名治安警，兩人一人擰着我一條胳膊（自然是朝後），衆目睽睽之下，将我擰入治安值班室。門在我身後一關上，我就被朝一個角落猛推過去，趔趄了數步，才站穩在那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