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2)
角落。
幾名治安警正在吃飯。他們中有人擡頭掃了我一眼。有人連頭也沒擡一下，連看也懶得看。分明的，習以為常了。
“靠牆站着！”
我乖乖地靠牆站着，還——在這些生人面前害羞似地笑着。我想，我居然笑，那樣子，肯定是有些近乎于無賴，挺惡劣的。可我當時，确實覺得，事情到了這一步，與其感到憤慨，還莫如覺得滑稽。但，如果我書包裏沒有證件的話，到了那麽一種地步，到了那麽一個地方，我還笑得出來嗎？還敢笑嗎？還會覺得滑稽嗎？當時，我一邊古怪地笑着，一邊替更多更多的人們，深深地體會到了一種悲哀……
我的書包被一把扯了去。
“幹什麽的？”
我說：“盲流。”
“看你這樣就像盲流！”
我暗想，我今天要看一看——果真是一個“盲流”，又沒有犯什麽法的情況之下，僅僅因為說了那麽兩句也許不該說、但說了也不算什麽大罪的話，究竟會落個怎樣的下場……
我的書包被兜底兒一倒，所有的東西全散落在桌上。
對方見有好幾個記者證，一一拿起。
“哪兒來的？”
我說：“我剛才說了句開玩笑的話。我不是盲流。證件都是我的。”
對方一一打開，審視我，口氣頓時緩和了：“照片怎麽不像你？”
我說：“刮了胡子就像了。”
“你還在北影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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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待過的年頭還不算短呢。
“我認識你們北影的陳佩斯！”
我說陳佩斯不是北影的。我跟他不熟，不過我跟陳佩斯他爸挺熟。于是另外的“朋友”們就湊了過來，饒有興趣地問我那“老爺子”目前在幹什麽？“下海”沒有？“父子店”還打不打算繼續開下去？……
我一一作了回答。終于輪到我問他們了。
我問——我是不是還要靠牆站着呢？
他們就都笑了，都說當然不用了。有人挪了把椅子讓我坐下。擰着我胳膊把我押進來的那一個，還客氣地向我敬煙。
我又問——咱們的事兒可怎樣了結呢？
他說就算根本沒發生過吧。
我說——那，看來我的票是別想買上了……
他說那沒問題，他可以替我弄一張，說着，就起身出去給我弄票了……
剛關上的門，“嘭”地又被撞開了——一名女治安警，将一個男人往屋裏拖。那男人四十多歲，戴眼鏡，穿得挺體面，頭上還扣一頂褐色的貝雷呢帽。女治安警很年輕，看去比把我押進來的她那個同志還要小一二歲，她臉氣得彤紅，嘴裏怒不可遏地罵着：“我只不過推了他一下，這王八蛋就敢罵我！”
那“貝雷帽”雙手扳着門框，任她怎樣拽，死活也不肯往裏進，分辯着：“我沒罵她！我光說她耍野蠻了！”
屋裏的一名她的同志，朝他一指，厲聲道：“進來！有話進來說！成什麽影響！”
趁他一愣，她使勁一拖，将他拖進來了……
門剛一關上，她就開始扇他耳光。他個子高，她個子矮，她的手扇不着他的臉。她急了，一把從自己頭上扯下警帽，用警帽抽他的臉。抽得他雙手緊抱頭，卻一聲不敢吭……
我站了起來。我還應該制止嗎？我有那種權力嗎？
看來，即使穿得比我體面，一旦使他們覺得觸犯了他們的尊嚴，後果也肯定是自讨苦吃的……
我将我的東西收入書包裏，盡量用一種平靜的語調說：“我走了。我坐這兒看着，于我們雙方都不自在。”
她這時才發現，有我這個陌生人在屋裏。轉身困惑地上下打量我，又一一掃視她的同志們，用目光詢問他們——誰？幹什麽的？
被我看到了這一幕，她似乎略略有些不安。
她的一個同志說：“搞電影的，求咱們幫着買張票……”
那四十多歲的男人，頭朝牆，蹲下身去，竟像個孩子似的哭泣起來……
我默默地離開了那個地方……
那沈陽大學的中年教師，一直守在門口，一見我出來，迎上前悄悄地問：“挨揍沒有？”
我搖搖頭說沒有。
旁邊有一個人說：“挨揍了你也不敢說吧？”
我說真沒挨揍。
他不信，說要不就是我不好意思承認。
大學教師告訴我，那人的一個出差的伴兒也被弄進去了。我這才知道，他是在等着屋裏那個“貝雷帽”被放出來。
我不禁同情地望了他一眼……
大學教師真是個好心人。雖然我被弄進去了，人家卻替我代買了一張票，還替我擔着份兒心……
謝過他，和他告別後，依着我的性格，我真想找站裏負責治安的領導去，把我親身經歷的，親眼看見的，講給對方聽聽……
但最後我還是打消了此種念頭，換了一種較為現實的看法說服自己——生活也許原本就是這樣子的吧，在那一天，那一時刻，也許地球上的許多國家裏，都同時發生着警察粗暴地對待公民的事吧？我們這個國家的文明程度，又一點兒不比別的國家高多少。說三道四的，是否會顯得自己眼睛長了鈎子似的，專善于發現我們美好的社會主義現實中的陰暗面呢？是否倒顯得自己太矯情、太少見多怪、太小題大做了呢？
于是似乎也就頓悟了、釋然了……
正是從那一天起，離開家門，我總是要摸摸兜兒，提醒自己，帶上“護身符”。有時候，它們還真的保護過我啊。即使帶了，遇到我看不過眼的事，能說服自己一轉身離開的時候，我也不太勇于“仗義執言”了……
生活改變我們是極其容易的。或許，我們每個人，遲早總是要被生活改變成它所樂于認同的樣子吧？
3． 現實，在多大程度上真的是現實
如果說以上所述那件事，只不過使我從中吸取了一次以情節劇開始，以“黑色幽默”告終的教訓，那麽在綏芬河市的經歷，就很有點兇險了……
年初我應邀到那裏采訪。一天清早起來，去逛中俄自由交易市場。逛着逛着，忽然前邊一片喊打之聲。擡頭望去，見幾個人在圍打一個人。問身旁的人發生了什麽事？答曰在打小偷。問偷了什麽？答曰偷了某擺攤的一塊“蘇聯表”。我想小偷者，确如過街老鼠，是差不多人見人恨的。遭一頓打，也算是受一次懲罰吧。于是繼續逛我的。孰料那小偷突轉而逃，朝我這個方向逃來。也是個青年。看樣子是南方人。我這裏的幾個攤主，不約而同地紛紛一躍而起，幾乎就在我面前堵截住了那小偷。于是堵截者和追趕者雙方合起夥來，一齊痛打。即不但動拳腳，還用起他們支棚子的棍棒來。參加打的人，幾乎是轉眼間便由原先的幾個發展到十幾個二十來個。
“打！往死裏打……”
“法不罰衆，打死不償命！”
他們一邊打一邊喊叫着。
有人打到了一拳，或踢到了一腳，面帶一種獲得極大滿足的笑意，退回到他們的攤位接着幸災樂禍地看……
有的則打起來沒完，而且越打越發狠……
最初我還能聽到那小偷的求饒聲、慘叫聲，頃刻便只能聽到棍棒落在肉體上的聲音了……
我覺得，那小偷，實際上已經成了一具活的人靶。
我看得出來，不少的人，在他們的潛意識裏，是早已蜷伏着某種想要打某一個人的野蠻沖動了，只不過尚沒有一個正當的理由或借口。而打一個小偷，這理由是相應充分的，這借口似乎也是正當的……
當代文明社會的法律，之所以特別規定出對犯人（包括死刑犯，當然也包括尚未被宣判罪名成立的疑犯）的人道原則，那實在也是因為，法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們對于蜷伏在不少人潛意識裏的野蠻沖動早有敏感的覺察和透徹的分析，并希望成功地抑制它。這一種野蠻沖動的心理歷史淵源極其悠久，它證明人類的确是有以虐待自己的同類為娛的劣根性的。這一點是人有時候連動物也莫如的，而人尤其卑劣處正在于還要為此制造理由和尋找借口。在一個普遍的人們之尊嚴缺少保障的社會裏，普遍人們的潛意識裏幾乎都不可避免地蜷伏着想要将某一個人打翻在地并予以踐踏之的野蠻沖動。某些時期某種情況之下一旦有人振臂一呼，他們會旋即撲向任何一個被指喝為小偷、流氓、無賴之類的人，哪怕他們明知被指喝的人并不是真的壞人。而且，當我們對此種現象予以特別的觀察，我們定會發現，他們中，某些家夥本身即小偷、即流氓、即無賴……
“打！打！”
“奶奶的，往死裏打……”
那一時刻，耳聽一片喊打之聲，目睹兇殘施暴之場面就發生在近前，
——打這個“狗崽子”！
“住手！不許往死裏打人！”
我從後拽開兩個正起勁兒地參與圍打的人，突破人牆，一頭鑽入了進去……
于是我也陷入了重圍。
我腳下是業已躺在地下的那個小偷（很可能不一定就是小偷）。我前後左右盡是表情亢奮的呈現着快感的臉，和一雙雙受自己的或他人的野蠻沖動所刺激的眼睛。都是二十多歲三十多歲的男性的臉和男性的眼睛。有幾張嘴還動着，嚼着什麽。在綏芬河中俄自由貿易市場那兒擺攤的年輕男人，個頂個地拉出來大概都有一段了不起的江湖闖蕩史吧？大概也少不了“黑道”上的小子吧？
我環指着他們說：“家有家規，國有國法！他偷了一只表，你們可以将他扭送到治安值班室去，為什麽要這麽殘暴地往死裏打他？”
一個聲音叫道：“小偷打死了也不犯法！”
我的目光尋找到了那個人。我指定地說：“你這是法盲的話！你這是在煽動集體犯法犯罪！我記牢你的模樣了，如果這被你們打的人死了，我第一指證的就是你！到那時看你犯不犯法！”
他們瞪着我——且目光咄咄一個個那麽兇惡。
我也環瞪着他們——那一時刻我倒真的沒有膽怯，只有充滿胸中的厭憎……
試想——如果有人拎着砍刀追趕着要殺人，你能指望他們見義勇為嗎？
如果有歹徒就在這個地方強暴少女，你能指望他們見義勇為嗎？
如果有一批比他們更其兇惡的家夥來掠奪市場，你能指望他們率先起來抵抗嗎？
如果有人就在他們面前将被燒死或将被溺斃将被壓扁，你能指望他們伸出救命之手嗎？
我越環視他們的嘴臉，越感到從心理素質和心理狀況來講，他們本身即是人渣。
為什麽在我們這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土地上見死不救的事層出不窮？
為什麽我們的某些大都市在光天化日之下圍觀少女被輪奸、女性遭淩辱的人居然會那麽多？
為什麽在有人哀哀求救的時候總會有人恬不知恥地伸出手說要一萬元或幾萬元錢？
心理素質和心理狀況方面的人渣太其多了！
我在中學時讀過一篇關于紀念“五卅”慘案的悼文。似乎是郁達夫寫的，記憶是很模糊了。時隔幾十年，只剩一行文字印在我腦中——陳屍街頭的女學生們的裙子被撩了上去，短褲被剝了下來，在她們有的人的陰戶裏，還被插入了樹枝和棍棒……
不要僅僅按什麽弗洛伊德的理論解釋我的記憶。我越長大成人，越對自己有了另外的解釋——那就是，一個少年當時實在不能理解，除開對某些罪大惡極的人民的公敵，諸如希特勒和墨索裏尼另當別論，除開對某些人間惡魔，諸如對某些不但殺人累累而且在殺前折磨人殺人後又食之的兩腳獸，何以人對人竟會那麽的邪惡？
當年是少年，我想那篇著名的悼文中所記的事實，肯定的皆是特務、憲兵和警察所為了。長大了，經歷的事多了，複想也未必。你很難說那些不是人幹的事，全系國民黨特務、憲兵和警察所為。肯定也有心理蜷伏着邪惡沖動的我們之同胞幹的吧？而他們平素就混跡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以形形色色貌似正常的假面騙我們視他們為正常之人……
我在是一個小孩子的年齡，曾親眼看到一些別的孩子怎麽樣殘忍地虐待小貓小狗以肆娛……
我在是一個少年的年齡，曾親眼看到在松花江畔，一些少年怎麽樣随心所欲地擺布一具無人認領的溺屍樂不可支……
近年來我不止一次，也可以說是多次地從嚴肅的大報而非故意聳人聽聞的地攤小報上，讀到流氓歹徒怎樣在光天化日之下輪奸少女，怎樣毒打殘殺弱者致死而圍觀者也就是“白相”者衆的報道……
那一時刻我也确實感到了一種不可名狀的恐怖遍布我的全身，不是膽怯而是恐怖。不是重重包圍着我的那些嘴臉的兇惡樣子使我感到了恐怖，而是從他們的眼裏從他們的內心裏似乎散發出某種東西，它氤氲一氣，織成一種看不見的厚而密的氛圍……
它使我仿佛感到窒息……
恐怖使我感到更加厭憎，也激怒了我——好比一條獵狗陷入了一群狼的包圍……
“你們滾開！賣你們的東西去！”
我吼起來。
“他和小偷是一夥的！連他一塊兒打！”
這一聲煽動性的叫喊起了作用，于是拳腳棍棒一齊落在我身上……
我不由得蹲下了……
我從一個人手中奪下了一件打我的東西。那大概是可以伸縮的鋼管釣竿。我雙手緊握它，朝我身後狠狠一搗……
我聽到有人“哎喲”一聲疼叫……
危難之際，“救兵”仿佛從天而降，市委秘書奉命趕來尋找我。一路車多，他搭乘的是公安局的車，鳴笛而至。下車的自然也就不止他一人，還有幾名治安警。
我從人隙中發現了他，大叫：“小×救我！”
于是人群被警棍驅散。
秘書高喝：“這是市長的客人！你們都老實點兒！”又問我，“怎麽回事？誰打了你？”
我一一指着說：“他，他……還有那小子！”
幾個人被帶走了……
躺倒在地的小偷被擡走了……
秘書又問我：“究竟怎麽回事兒？梁老師，不至于是怨你吧？”
我說：“一言難盡，回頭再講給你聽吧……”
他陪我往車那兒走時，一個人湊上前來讨要鋼管釣竿。它仍握在我手裏。
我問：“是你的？”
他說：“是，真是我的……”
我說：“那麽無疑你也用它打過我了？”
我又問：“我也不是小偷，你為什麽打我？”
他讪讪一笑：“好多人都喊打嗎，又不我一個人。我跟你無冤無仇的，別人不喊打，我打你幹嗎……”
聽他的話，似乎還不無打我的道理。
我說：“你他媽撿去吧！”——用力将那鋼管釣竿抛出老遠……
……
見了市長面，我講了那一番經歷，市長聚精會神地聽，一邊聽一邊搖頭不止。聽完，樣子很認真地問我：“你學過功夫？”
我慚愧地說：“沒有。要學過點兒就好了！”
他說：“你既沒學過功夫，又非人高馬大，不是太冒險了嗎？那種地方，三教九流，莽漢惡少，什麽人都有。我請你來的，你若有個三長兩短，我怎麽向你家人交待？”
不無道理，我抓起煙吸，不再說話。
市長又說：“我聽人講，你很愛管閑事兒？”
我說：“你放心，有了今天的經歷，在你這地盤內，我絕不再使你擔驚就是了！”
他拍拍我肩，笑道：“老兄，我倒不是那個意思。該管之事，還是得管，我批評的是你的方式——你首先應該喊治安人員啊！”
我說：“我是那麽想來着，可四周并未發現治安警。我怕我去拽來治安警，挨打的人早被捅了幾刀，一命嗚呼了。偷一只表還不犯死罪嘛……”
晚上他陪我吃飯的時候告訴我，那個被打的人确實是因為偷了一塊表。被打斷了三根肋骨，中度腦震蕩，皮下瘀血外傷十幾處……
我說：“我當時還以為，他不見得是小偷呢……”
市長說：“與打他的那幾個人相比，他倒真值得恻隐一下。打他的人中，有貨真價實的流氓，有受雇的打手，也有幾個不三不四的閑漢。你說得對。他們都承認，在一片喊打聲中，他們不參與打，就覺得手癢得難受……”
而我的“護身符”，正是在那一場經歷中丢了，還有我的錢包……
我知道別的同行們也許會對我大加恥笑和嘲諷——老老實實寫你的小說算了。當的作家，又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玩兒什麽使命感啊！
但——我是一個一貫堅持現實主義的作家——不是什麽堅持不堅持現實主義——而是堅持反映現實生活，堅持反映最廣大的，被叫作“老百姓”的人們的現實生活狀态的作家。我不但關注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物質狀态，也同時關注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精神狀态、心理狀态、情感和情緒狀态。
沒有誰把這一點強加給我，更沒有誰企圖迫使我。完全是我自己的一種選擇，情願的一種選擇。我的筆只有用來反映“老百姓”在現實中的生活或生存狀态之時，我才感到寫作畢竟是有些意義的，熬自己的心血消損自己的身體也算值得的。姑且不論我所關注到的、感受到的、觸及到的“現實”，在多大程度上真的是現實。
我也許會站在今天寫明年和後年我預測可能發生的事，卻決不會，永遠也不會，鋪開稿紙，吸着煙，潛心地去編織一個古代的故事。
即使我下了天大的決心，寫下第一行字以後，我也肯定會跳将起來反問我自己——我這是怎麽了？我為什麽要這樣？意義何在？雖然，我十分明白，寫“從前”是多麽穩妥的選擇。因為那樣，差不多只有那樣，一個中國的當代作家，才能既當着作家，又不至于和當代，尤其是和當代的主宰者們，發生在所難免的矛盾和沖撞。
像我這樣一個自讨苦吃，而又沒法改變自己創作意向的作家，既然對現實的關注完全地成為了我進行創作的驅動力，我當然希望自己，也要求自己，對于我所關注到的、感受到的、觸及到的現實，能夠認識得越客觀越全面越好。能夠從總體上把握得越全面越好。
我既然願意寫“老百姓”，我怎能不最大面積地接近他們？我所言“老百姓”其實幾乎包括中國的絕大多數人——工人、農民、小商販、小幹部、小知識分子。
但——我的問題，從根本講，恰恰出在我和“老百姓”的接近、接觸，以及對他們的了解和理解方面。
毛澤東曾經将老百姓，尤其中國的老百姓，比作“汪洋大海”。他的語錄中那段原話的意思是——不管來自任何國家的軍隊，如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對中國進行冒險性的侵略的話，那麽他們必将被淹沒在中國老百姓的“汪洋大海”之中……
我的切身感受是，在一九九三年，在朱镕基湍流逆舸，切實整肅中國金融界混亂狀況之前，在江澤民以黨中央的名義提出反腐敗之前，在公安部發出從嚴治警的條令之前，在中國農民手中的“白條”得以兌現之前，在接下來整肅房地産開發熱、股票熱、特區開發熱之前，如果你真的到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尤其是到北方的而不是南方的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如果他們将你視為可以信賴的人，如果他們不懷疑你是被權貴們豢養或被金錢所收買的人，如果他們直言不諱地對你說他們憋在心裏想說出甚至想喊出的話，那麽，不管你是官員也罷、作家也罷、記者也罷、不管你曾自以為站得多高，看得多遠，對中國之現實看得多客觀、多全面，總體上的認識把握得多準确，你的看法，你的認識，你的觀點，你的思想，片刻之間就會被沖擊得支離破碎、稀裏嘩啦，哪怕你自認為是一個非常理性非常冷靜不被任何外部情緒的重重包圍所影響的人。
4． “幫閑文章”的調調
在改革和腐敗之間有一個相當大的誤區。也可以幹脆說是一個相當大的社會“黑洞”。一個時期內，一些幫閑文人和一些幫閑理論家，寫出過許多幫閑式的文章。這類文章一言以蔽之地總在唱一個調子——要改革，腐敗總是難免的。只要老百姓一對腐敗表示不滿，這個調子總會唱起來。
難免的，那麽老百姓可該怎麽着好呢？
幫閑文章告訴老百姓——別無它法，只有承受，只有增強心理承受能力。
老百姓要是不願意呢？——那麽便是老百姓不對，老百姓不好，老百姓不可愛，老百姓太嬌氣了。
那一類幫閑文章似乎推導出了一個天經地義的邏輯——如果人們連腐敗都不能或不願承受，擁護改革不是成了一句假話空話嗎？
使你沒法不懷疑，他們是和腐敗有着千絲萬縷的直接或間接的聯系，拿了雇筆錢替腐敗辯護的專門寫手。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對文藝工作者該如何“正确”地反映現實生活說過一段話。她說—一我們不否認社會主義也有一些陰暗面，如果你真的看到了感覺到了，那麽你就去更自覺地更熱忱地大寫特寫光明吧。按照這位“旗手”的邏輯，光明鼓舞了人們，人們也就不再會注意陰暗了，陰暗不是就等于不存在了嗎？
這一次由黨中央提出開展反腐敗，于是從中央到地方，從共産黨內到民主黨內，似乎才敢言腐敗。因為這叫“落實中央任務”，不至于因此而被劃到改革派的對立面去，不至于被疑心是故意大煞改革大好形勢的風景。
我們有那麽多“人大”代表，我們有那麽多政協委員，此前，我們老百姓卻很少在電視裏、電臺裏和報紙上，看到或聽到哪一位代表，哪一位政協委員，替老百姓直陳勇進反腐敗之言。我們能夠聽到或看到的，幾乎總是他們多麽擁護改革的表态式的言論。他們的使命，似乎只是在這一點上才代表老百姓。現在似乎開禁了，允許講了，于是才似乎确有腐敗存在着……
我記得有一次開“人代”會期間，我去某省代表駐地看望一位代表朋友，在他的房間裏，不知怎麽一談，就談到了腐敗現象。房間裏沒別人，就我們兩個。我沒覺得我的聲音有多高，可他的臉卻吓得變了色，惶惶然坐立不安，連連請求于我：“小聲點兒，小聲點兒，你倒小聲點兒行不行呀！”我說我的聲音也不大啊。他說：“還不大，咱們別談這些，別談這些了！”并向我使眼色，仿佛門外正有人竊聽似的……
我們當然不能否認“人大”和“政協”對于國家現狀和前途所發揮的積極的、重要的、巨大的作用。但是呼籲懲辦腐敗的聲音，應該承認首先是由新聞界中那些勇于為民請命的可敬人士們發出的。不管老百姓對新聞界亦同樣存在着的種種弊端如何憂怨久矣。
“權錢交易”這句話最先就是無可争議地來自民間，其後逐漸訴諸報章，再其後才從我們的總書記口中向全黨談了出來。于是今天才有可能成為一個公開的話題，否則它也只不過永遠是老百姓的憤言罷了……
一個時期內，老百姓的直接感覺是——分明的，有人是極不愛傾聽關于腐敗的話題的，聽了是要不高興的，是要以為存心大煞改革的風景的。于是後來老百姓也不屑于議論了，表現出了極大的令人困惑的沉默。沉默地承受着。承受着物價的近乎荒唐的上漲，承受着腐敗的得寸進尺，肆無忌憚。不就是要求老百姓一概地承受嗎？那就表現出一點兒心理承受能力給你們看。即使在今天老百姓認為最沒勁的話題也大概莫過于腐敗的話題了。老百姓內心裏的真實想法——似乎是打算伴随着腐敗一齊往前混……
據我想來，一個時代如果矛盾紛呈，甚至民不聊生，文學的一部分，必然是會承擔起社會責任感的。好比耗子大白天率領子孫在馬路上散步，蹲在窗臺上的家貓發現了，必然會很有責任感或使命感地蹿到街上去。當然有的貓仍會處世不驚，依舊蜷在窗臺上曬太陽，或者躍到寵養者的膝上去喵喵叫着讨乖。誰也沒有權力，而且也沒有辦法，沒有什麽必要将一切貓都攆到街上去。但是在談責任感或使命感時，前一種貓的自我感覺必然會好些。在那樣的時代，有些小說家，自然而然的，可能由隐士或半隐士，而狷士而鬥士。有些詩人，可能由吟花詠月，而爆發出詩人的吶喊。怎樣的文學現象，更是由怎樣的時代而決定的。憂患重重的時代，不必世人翹首期待和引頸呼喚，自會産生出憂患型的小說家和詩人。以任何手段壓制他們的出現都是煞費苦心徒勞無益的。倘一個時代，矛盾得以大面積地化解，國泰民安，老百姓心滿意足，喜滋樂滋，文學的社會責任感，也就會像嫁入了闊家的勞作婦的手一樣，開始褪繭了。好比現如今人們養貓只是為了予寵，并不在乎它們逮不逮耗子。偶爾有誰家的嬌貓不知從哪個土祠旮旯逮住一只耗子，叼在嘴裏喵喵叫着去向主人證明自己的責任感或使命感，主人心裏一定是甭提多麽膩歪的了。在耗子太多的時代，能逮耗子的才是好貓。人家裏需要貓是因為不需要耗子。人評價貓的時候，也往往首先評價它有沒有逮耗子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在耗子不多了的時代，不逮耗子的貓才是好貓。人家裏需要貓已并不是因為家裏還有耗子。逮過耗子的貓再湊向飯桌或躍上主人的雙膝，主人很可能正是由于它逮住耗子而呵唬它。嗅覺敏感的主人甚至會覺得它嘴裏呼出一股死耗子味兒。在這樣的時代，人們評價一只貓的時候，往往首先評價它的外觀和皮毛。貓只不過是被寵愛和玩賞的活物，與養花養魚已沒了多大區別。狗的價值的嬗變也是這樣。今天城裏人養狗，不再是為了守門護院。狗市的繁榮，也和盜賊的多起來無關。何況對付耗子，今天有了殺傷力更強的鼠藥。防患于失竊，也生産出了更保險的防盜門和防盜鎖。
時代變了，貓變了，狗變了，文學也變了，小說家和詩人，不變也得變。原先是鬥士，或一心想成為鬥士以成為鬥士為榮的，只能退而求其次變成狷士，或者幹脆由狷士變成隐士。做一個現代的隐士并不那麽簡單，沒有一定的物質基礎雖然“隐”而“士”也總歸潇灑不起來。所以旁操它業或使自己的手稿與“市場需求接軌”，細思忖也是那麽的情有可諒。非但情有可諒，簡直就合情合理啊！魯迅先生即便活到現在，并且繼續活将下去的話，在當代青年對徐志摩的詩和梁實秋的散文很熱衷了一陣子之後，還要堅持他的《論資本家的乏走狗》的風骨嗎？他是不是也會面對各方約稿應酬不暇，用電腦打出一篇篇閑适的不能再閑适的文章寄出去期待着稿費養家糊口呢？
但是問題在于——我們這個時代，究竟是憂患更多了矛盾更普遍更尖銳了，還是憂患和矛盾已被大面積地化解，接近于國泰民安，老百姓只要好好過日子就莺歌燕舞了？
任何一個人幾乎都有一百條理由仍做一個憂患之士，比如信仰失落、道德淪喪、民心不古、情感沙化、官僚腐敗、歹徒橫行、吸毒賣淫、黑社會形成、貧富兩極懸殊、大款窮奢極欲一擲萬金、窮山溝裏的孩子上不起學、男人娶不起老婆、拐賣婦女兒童案層出不窮……
這些足令某些人身不由己地變成憂患之士。如果他不幸同時還是小說家或詩人（今天詩人已經被時代消化得所剩無幾了），那麽他的小說裏他的詩裏，滿溢着責任感使命感什麽的，他大聲疾呼文學要回歸責任感使命感呀什麽的，當他是個偏執狂，并不多麽的公道，也難以證明自己才更是小說家或詩人。在他之前古今中外有過許許多多他這樣的小說家和詩人，并不都是瘋子，起碼并不比尼采瘋多少。比如杜甫和白居易的詩，直到今天仍在被世人經常引用，一點兒也不比被自作聰明的後人貼上“純詩”之标簽的李清照和“超現實主義”之标簽的李白缺少價值……
任何一個人幾乎又都有一百條理由做一個閑适之士。如果他剛好同時還是小說家或詩人，便幾乎又都有一百條理由認為，文學的責任感已變得那麽的多餘，已成一種病入膏肓的呓語。改革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業績，市場繁榮生活提高，“海”裏很熱鬧，岸上很消停、老百姓人人都一門心思掙錢奔小康朗朗乾坤光明宇宙文學遠離現實的時代明明地已經到來了，還遑論什麽責任感使命感，喋喋不休地幹什麽哇煩人不煩人呀？在他之前古今中外有過許許多多他這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