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7)
看不到了！
他的話很代表了當年之中國一些确實挺好的人的想法——多我一個人參與少我一個人參與，多我一句口號少我一句口號，多我一張大字報少我一張大字報，反正對已被劃入“另冊”的人的命運不起任何作用了，于是對自己的參與首先自行地寬恕了。倘還有一點點個人好處，則更是“盲從無罪”了。在“文革”初期，我也是這麽想的。不久，我所讀過的那些書便提醒我——好人被利用了參與迫害別人，既不但是被迫害者的大悲哀，同時也是好人們的大悲哀。
故我對我的好人朋友說：你我互為朋友，是因為我們都認為對方是好人，對吧？那就讓我們把好人做得再好一點點，而別在乎以後看不到某些電影了吧！……
一年後，我下鄉了。
黃宗英也罷，趙丹也罷，在我的頭腦中，漸漸的不留任何記憶痕跡了。
大約是1973年，我到佳木斯去參加兵團總司令部文藝處舉辦的文學創作學習班，聽說黃宗英由周總理親自點名予以“解放”，并在哈爾濱觀看“全省青年詩歌朗誦會”。我們文學創作學習班的幾名知青，發起了對學習班組織者的建議——将黃宗英請到佳木斯來，與我們文學創作學習班的知青們交流交流創作體會和經驗。這自然也是我所希望的事，所以我對那建議表現得格外支持。學習班的組織者崔長勇是我們共同的“好大哥”，我們的建議正中他下懷。但那也得向上級請示啊！政治部的批複很快，大意是——黃宗英既然是周總理親自點名予以“解放”的，但請無妨。“好大哥”特高興，欲親自到哈爾濱去請黃宗英。卻随之傳來了令我們震驚的情況——她被省革委會的幹部從哈爾濱驅逐走了，并且還被扣上了一項新的罪名——企圖靠昔日名氣用資産階級文藝思想影響文藝青年，實行反革命串聯……
革命熱情澎湃洋溢的《小丫扛大旗》的作者，頭腦中會有什麽“資産階級文藝思想”呢？
我們不禁地都憤憤不平起來。
“好大哥”居然信誓旦旦地表示——早晚有一天，會想辦法将趙桔調到兵團來，并且要盡早滿足其入團願望。但他這種決定直至“文革”結束也沒實現，而趙桔在東北下鄉九年也終究還是沒入得了團。此是後話。
以上聽來的情況，促使我做出過一件既鄭重又特不“明智”的事。
1974年我入複旦大學前兩天，仍在木材加工廠做出料工，那是比擡木頭更累的活兒。我可以不幹活兒了，入取通知書已發給我了，按規定我享有幾天準備行程的時間。我卻覺得自己是個幸運者，一心想用堅持勞動到最後一天來抵消一些別的知青對我的羨慕。兩天後就将離開北大荒了，我決定為某些知青作最後一次代言。于是前兩天的晚上，我獨自坐在食堂裏，給連隊團支部、黨支部寫了一封信，并要求将信轉送團裏。那是一封談我對發展知青入團入黨的組織路線之意見的信。我的信指出——在有些人的頭腦中，“重在表現”四個字，幾乎不起作用，他們對于那些家庭出身“有問題”或父母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打入“另冊”的知青，其實實行的是發展踐線上的“關門主義”。還舉了趙桔的例子，寫下了這樣一句話：“難道用多年的艱苦勞動和青春歲月，還換不來一枚團徽嗎？”而實際上，所謂“關門主義”并不表現在我們木材加工廠，因為在木材加工廠，擔任團支部組織委員和宣傳委員的，恰恰便是兩名家庭出身屬于“剝削階級”的天津知識青年。在我曾經當過班長和小學教師的老連隊，實行的也是“重在表現”。進言之，在能入團或不能入團這件事上，趙桔的例子具有較多特殊性。我明知此點而舉她這名并不屬于兵團的知青為例，委實是有些蛇口蜂針的。我的動念，确乎也主要是為她那樣的知青們一鳴不平而矣。（三十幾年後，木材廠的兩名天津知青非将我請到天津去做客不可。我去了，他倆在招待我的飯桌上對我說：你幸虧走得及時，晚一天你就去不成複旦了。當年我們覺得你那封信的思想老反動了。你雖然走了，我們還是将信的反動思想批判了一通，并且要求團裏嚴肅處理。你居然順利地成為複旦的學生，證明當年團裏有人暗保了你一下啊！我于是明白，他倆非把我請到天津不可，是要當面道歉。而我卻早已将那事忘了。我在木材廠時與他二人關系良好，我的信肯定使他倆當年大為其難了，他們除了那麽做顯然也沒有另外更“正确”的做法，于是互相舉杯一撞，皆釋懷而笑。再後來我在創作電視劇《知青》時，自己當年寫的那一封信，成了劇本中的情節。）
我在複旦的三年，自然是思想孤獨而苦悶的三年。那三年裏，所知“四人幫”迫害知識分子和文藝人士之事更多，反而又将黃宗英、趙丹、趙桔這一家三口人的名字忘了。
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了，“文革”結束了。
1977年五月，上海以極大的動作召開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三十五周年。如今想來，那般隆重地予以紀念，用心可謂良苦。那應該說是一次被打入“另冊”的上海文藝界人士的集體大亮相。也許是由于應該參加的人數太多，複旦大學僅獲得一個名額。名額自然給在了中文系，而中文系居然将名額給在了我這名七月份就将畢業的學生頭上。由此可見，當年大學母校的老師們是多麽的厚愛我！
紀念會共開三天，我所分在的一個組，組長是茹志鵑老師（當年我才三十餘歲，自然稱她老師。現在我六十餘歲了，她已駕鶴西去，那麽我就同樣在此文中稱她先輩吧。她也是有恩于我的人。此不贅述，當另記之。）、副組長是黃宗英，而我是召集人兼書記員，即負責記錄整理發言的人。至于組員，不得了——巴金、黃佐臨、吳強、師陀、施存蜇……共十一二人，每一個名字都令我肅然起敬。
那時我一再想到了“緣”這個字。黃宗英這個數次在我頭腦中留下深刻印象，又一次次被我忘記的名字，忽一日與我自己的名字印在同一頁紙上，而且都成了對一次大會負有小組責任的人！不是“緣”的話，我這個東北知青，又怎麽能在上海與黃宗英并肩而坐呢？真的，三天的小組讨論中，只要她到了，必定與我并肩而坐——因為我和她和菇志鵑先輩三個人的座位是不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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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上午黃宗英沒到，下午才出現在組裏，看了組員名單才知道自己是副組長。她在外地深入生活，接到通知趕回來的。她說自己回到家裏換了一身衣裳就來了，而她穿的是一身舊衣褲，腳上也是一雙舊的，許久沒打過油的平底皮鞋。她衣着樸素得令我暗暗訝異。雖然菇志娟的衣着也是極樸素的，但并未使我訝異，反而覺得她就該是那樣的。一想到趙丹此時還沒被公開“平反”，我的訝異也就轉瞬即消了。她和菇志鵑坐在一起——都像五十年代初期的女工會幹部，将工會工作當成全心全意為工人階級服務之使命的女工會幹部，不善于搞階級鬥争并且還希望能搞好階級調和的那麽兩位女工會幹部。我有這麽一種印象乃是因為，她們的面相都是那麽善良，而我相信“相由心生”。
當年的黃宗英挺“壯實”，身材頗似六十年代的馬玉濤。六十年代後的馬玉濤開始發福了。我知道她們以前的身材是很苗條的，我猜得到黃宗英變得“壯實”了肯定與多年參加體力勞動有關。
然而她的面容依然漂亮，依然具有曾被稱為“甜姐”的俊美線條。她發過幾次言。顯然的，每次發言前都有滿腹想說的話。但真開口了，似乎又不想多說什麽了。所以她每次的發言其實又很短，并且每次都出人意料地戛然而止。我注意到，她每次發言時，總有人向她傳遞暗示的目光——說幾句就行了。一接觸到那種友善的目光，她就很懂事地趕緊再說三言兩語結束了發言。
是的，那時的她極像一個童言無忌又特別喜歡表達內心思想感情的孩子。因為懂事，所以在被對她友愛的大人們以目光制止時，便立刻裝成沉默寡言的樣子。
我想那時的她內心裏一定是隐覺委屈的。
看着我所崇拜的人那樣子我的心情也頗覺壓抑。
她每次發言的內容，也只不過是在一次次強調，自己是多麽願意用文藝為工農兵服務而已。那顯然是她真誠的想法，但又顯然不是她唯一真誠的想法。她分明很想說出另外某些同樣真誠的想法，特別是在那麽一次紀念會上，當着那麽多老朋友的面，而且是在粉碎了“四人幫”以後。
也分明的——老朋友們認為那是不明智的，甚至還是冒失的。
第一天的讨論氣氛特沉悶。主持會議的菇志鵑肯定不是善于啓發別人發言的人，并且我看出，她也不打算那麽做。和黃宗英一樣，她也是前一天從深入生活的外地趕回上海的。正因為氣氛沉悶，黃宗英才發了一次言又發一次言，我看得出她很希望自己能使氣氛活躍起來。
作為書記員的我幾乎無可記錄，只得一段段讀《講話》原文以及文件材料。我內心裏對那種沉悶倒反而挺欣賞。人們只是在中午吃飯時，晚上分別時，話才多起來。噓寒問暖，互道珍重，情形動人。吃飯時，黃宗英很主動地替這位盛湯，為那位添飯。在衆人中，除了我，按年齡論她是小字輩，年長于她的那些男士們，對她的服務都很受用。那時的黃宗英顯得很快樂，并且希望以自己的快樂使大家也快樂起來。她的快樂也只不過就是一種表情現象。沒人開玩笑，她也不。人們的話也只不過局限于互相詢問親人及兒女的情況。沒人問黃宗英、趙丹的情況，顯然都不願影響她的快樂。
第二天上午是大會發言——有人在發言中又批判了《百合花》，認為不管到任何時候，《百合花》的創作傾向都是不符合《講話》精神的。也有人批判了《小丫扛大旗》，認為所謂“生活氣息”抵消了“突出政治思想”……
下午的讨論就更沉悶了。作為組長的茹志鵑和副組長的黃宗英，都不知自己該說什麽好了。
我按捺不住發了一次言。我的發言自然是對大會發言中的批判所進行的批判，冷嘲熱諷，出言極不客氣。前輩們起初皆怔愕，繼而望着我的目光裏都流露着贊同了。
第三天的中午飯是會議期間的最後一次飯，我與黃宗英前輩配合着替大家加飯、添湯。巴金老居然詢問我的經歷，菇志鵑替我回答了幾句。巴金老沒聽清，黃佐臨替菇志鵑重複了一遍。我說在上海雜技學館，我與黃小芹成為了朋友，黃佐臨聽了很高興。
黃宗英問我：“從農場往兵團調有可能嗎？”
我明白她那時想到了女兒趙桔。
我将當年“好大哥”崔長勇信誓旦旦的話轉述給她聽，她極欣慰，說希望女兒趙桔成為兵團戰士，是因為兵團比農場更重視培養知青的文藝愛好，而趙桔也自幼熱愛文藝。
1977年的五月，誰都不敢夢想，中國還有知識青年返城那一天！
散會前我向菇志鵑和黃宗英兩位組長、副組長要聯絡方式，她倆都高興地親筆給我寫下了，并都說歡迎我去她們的家。
回到複旦，同學們聽說我與那麽多文藝大家分在一個組開了三天會，無不羨慕至極。
有同學說，七月份就要畢業了，既然你認為他們對你都很友好，幹嗎不請一位到複旦來與咱們中文系創作專業的同學座談一次，介紹介紹創作經驗啊？
我想，可也是，為什麽不呢？
我說巴金老是沉默寡言的人，我們不為難他。菇志鵑老師又回深入生活的地方了，一時聯系不上……
大家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異口同聲地主張：請黃宗英！請黃宗英！
于是就有了黃宗英1977年6月在複旦大學的一次文學創作講座。我在《從複旦到北影》中有所記錄，此不熬述。也因她親筆寫給我的一張“便條”，我分配到北影後成了黃宗英家的熟客，并與他成為忘年交。
我要補充的是——大約二三年後，她與趙丹二人應北影廠廠長汪洋之約住入北影招待所，準備主演電影《周恩來》。我自然要去看望她的。他們的房間訪客不斷，無不是文化界名人。我雖年輕，當年卻矜持得很，故也只去看望過一次。他們夫婦二人都對當年黑龍江生産建設兵團之知青們的情況有了解的意願，我正向他們講述着，廠長汪洋來了，說要請他們去參觀攝影棚。汪洋看着我，頗覺奇怪，問他們我是誰？那時我雖已分配到北影編導室了，卻還沒與汪洋近距離對望過。
趙丹說：他是宗英的學生。
汪洋更加奇怪，又問黃宗英：你什麽時候收起表演弟子了？
黃宗英笑道：我又不是只會演戲！他是我文學創作方面的學生不行嗎？你太官僚了吧，他早已是你們北影的人了呀！
我将自己怎麽認識黃宗英的過程用簡短的話告訴了汪洋。黃宗英接着說：聽過我的講座，當然算是我的學生了！
汪洋問我：有收獲嗎？
我肯定地回答：有。
汪洋也笑道：那就算是了吧。
黃宗英又表揚地說：他可是好青年，有獨立思想，十年中沒跟着鬧過。
于是汪洋說：那你就一塊兒陪着參觀攝影棚吧。
當年的北影，雖然是電影界名人經常出入之地，但只要黃宗英、趙丹夫婦的身影一出現，必定是更吸引人們眼球的一道風景。
參觀攝影棚的黃宗英和趙丹，有以汪洋為首的北影的一幹人等，包括北影的導演大師們和著名演員們相陪。但緊随他們夫婦左右的卻只有一男一女。女的是一位穿軍裝的、身材高挑窈窕的美女顧永菲，男的便是我。顧永菲的伯父是上海電影當然便也是中國電影的先驅人物顧爾已，在汪洋們那一代電影人中老友多多，與趙丹汪洋更是交情深厚，非同一般。她當年是新疆軍區文工團的話劇演員，她父親顧爾譚是南京文學界的名人。所以對于她緊随在黃宗英、趙丹夫婦一側，沒有誰好奇。不知她是誰的，或許起初也是有幾分奇怪的。但悄悄一問，知道了，就不奇怪了。
我卻引起了幾乎每個人的奇怪。
知道我是分到編導室的“工農兵學員”的奇怪，不知道的更奇怪。我并不習慣被些奇怪的目光投注到身上，一有機會就自我邊緣化。偏偏的，汪洋卻比黃宗英更關注我的存在與否，隔會兒就四顧着大聲說：“小梁哪兒去了，過來過來，學生不是白當的，前邊來前邊來！陪就得有個陪的樣子，得形影不離！……”
他那天很高興，所以總開我玩笑。
而這便引起更多的奇怪了——人們一時搞不清楚我究竟是趙丹的學生還是黃宗英的學生，以及究竟是何種關系的一個“學生”。
結果參觀的全過程中，我也很吸引眼球。
那一天以後，我在北影有了不小的知名度，許多人都知道編導室有一個叫梁曉聲的最年輕的劇本編輯是黃宗英和趙丹的學生了。
我顯得挺神秘起來，正所謂大沾名人之光。
有一天我在廠內的路上遇見了汪洋，他主動駐足，對我說看了我的檔案，我檔案中有“保持獨立思想，與‘四人幫’做過鬥争”一條鑒定語。那是我自己也知道的，是我在大學畢業前，老師和同學們共同為我做出的一條鑒定，并且當我的面讀給我聽過——那實在是一條過譽性的表揚語罷了。
然而汪洋看得很重要。
他賞識地說：很好，很好。你配是黃宗英的學生，我也完全相信她的話了。努力工作，遇到了什麽不開心的事別寫信向她求助，直接找我。
他們那一代電影人，對“四人幫”痛恨極深。“文革”中眼見自己的知交良友一個個受盡迫害，內心裏是很疼的。故“好青年”在他們那兒是另有所指的。
後來我成了獲獎作家。
後來汪洋接待外賓時，每吩咐廠辦的人：将編導室的小梁找來陪外賓。
若有外賓是知道趙丹的，向他問起他與趙丹的關系，他每每指着我說：他是趙丹的夫人黃宗英的學生，著名作家！
後來我到江蘇去組稿，竟可直接找到顧爾譚先輩相助。因為我是黃宗英的“學生”，自然也就有資格稱顧永菲“永菲姐”了。都可以稱她姐了，上門去求她的父親，便似乎是不必見外之事了。顧爾譚先輩也确實沒拿我當外人，有次還邀了陸文夫、高曉聲兩位先輩與我長談北京文壇的風雲變幻，并在一家雅靜的小酒店設宴款待我。他們當年可都是長我二十多歲的人，實在是分外擡舉我。
後來黃宗英每出新書必郵寄給我一本，扉頁寫着“曉聲弟子存念”。
而我，收到也就收到了，卻從不曾回一封短信相告。那還不是家家都有電話的時代，更不是如今這種幾乎人人有手機、有網址的時代。若是，我肯定也是會相告的。但即使有以上理由，連一封短信都不曾複過，情理上是怎麽也說不過去的。
趙丹逝世了，我居然沒寫過一篇悼念他的文章。當年好幾次，我陪他和黃宗英在北影大食堂的一張飯桌上吃過早餐。要寫，是有些內容可寫的。當然沒寫也能找到理由——因為趙丹臨終前對文藝領導者們提了點兒中懇的意見，懷念他的文章是無處可發的。但我起碼可以給黃宗英寫一封信以表達哀思，居然也沒有，理由我是至今也找不到的。其實最根本的原因是，那時我覺得自己也是個人物了，唯恐有攀名流之嫌。為避小嫌而失大義，這真是有點兒俗啊！
趙丹畫展舉辦的時間，地點我是預先就知道了的，也沒去表達支持。而且當年的我還挺郁悶，覺得黃宗英這位老師居然沒寄給我這名“弟子”一份請柬，實在是她太不應該。而實際情況是，她頂着極大的壓力才辦成了畫展。極度悲痛而又缺乏經驗的她，為了不使北影的老友們陷入去也不便不去不好的兩難之境，根本就沒向幾個北影人發出通知。
黃宗江也去世了。他的遺囑是不開追悼會，我過後才知道。悲痛是悲痛的。哀思是有的。也曾想以文悼念，但拖延數日後，哀與思便淡去了。
直至去年在中國散文年會見到了八一廠的翟俊傑兄，幾句交談後，不約而同地都回憶起了黃宗江，關心起了黃宗英。
他聽我說我已近二十年不知黃宗英的情況了，大為詫異，連呼：“不應該不應該，你可太不應該了！在你一代人中，黃宗英以弟子相稱的，據我所知，唯你梁曉聲一人啊！”
我頓時無言以對，繼而無顏以對。
他告訴我黃宗英生病了，身體情況大為不好。
我心一怆。
那日回到家中，翟俊傑兄的責備之語不絕于耳。
我默問自己：梁曉聲，你何時變得如此人情淡薄了？又為什麽會變成了這樣？
為什麽呢？
我不能不嚴肅地剖析我自己，所得結論便是——當我在文壇這個江湖上的浮名漸大後，開始認為，三十多年前的那些細瑣之事，其實沒有特別值得銘記不忘的意義了。
但為什麽三十多年前，我會在《從複旦到北影》一文中滿懷真情地予以記錄呢？
因為那時我剛剛大學畢業；因為那時我只身來到完全陌生的北京無親無友倍覺孤獨；因為那時的我默默無聞像植物需要陽光和水分一樣，需要被關注、關懷。每一句良好的評價，對我都是人世間的一份溫暖。所以我珍惜。所以我認為有銘記不忘的意義。
而說到意義，難道人世間的溫暖，比如可敬長者與年輕人之間的忘年友誼；比如他們對年輕人的一句良好評價；比如他們靠他們的正面影響力為年輕人的工作、事業之順利所盡的善意促進，難道這一切僅在一個年輕人默默無聞且特別需要時才有意義嗎？難道當這個年輕人後來有了名氣了，不需要被關注，也不在乎被不被別人關懷了，一切就變得沒有什麽意義了、不值得銘記不忘了嗎？
我對自己的剖析使我自己羞愧難當，也萬分內疚。
幾天後我給黃海濤也就是黃宗洛之子發了一條短信，表達了我想去上海探望黃宗英前輩的意願。我們是偶爾還見得着的，他知道我與黃家當年的親近關系，一向稱我為兄。
他回短信說：我小姨會非常高興的，并給了我他唯一在上海的表弟趙勁的手機號。
趙勁我也是認識的。但最後一次見面也是十幾年前的事了。
我竟沒有勇氣與他通話，也發短信表達意願。
他隔日回短信說：曉聲哥，我媽媽會特別高興的，快來吧。
一稱我“兄”，一稱我“哥”，一言“非常高興”，一言“特別高興”，這才使我終于打消了種種顧慮。
八月，我應邀參加上海書展，于是提前一天前往。預先向接待方聲明，第二天上午的時間絕對是屬于我個人的，無須任何人相陪，也不許任何事侵占時間。
10點左右，我提着一個果籃，準時站在了稱我“弟子”三十多年的黃宗英的病房門旁。小弟趙勁說他十一點到，為的是給我這個他媽媽的“弟子”和他媽媽一小時單獨交談的時間。恰巧受雇照顧她的阿姨走出，我問方便進入探望嗎？阿姨說她已在等我了。
八十八歲了的、我三十多年前稱為“老師”的黃宗英，端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前是一張桌面兩平方尺左右的小餐桌，旁邊是一張空椅子，那顯然是留給我坐的。亮堂堂的陽光灑滿病房，照耀在她身上。那一間病房不是她一個人住的單間，還有一張病床，其上卧着一位七十來歲的阿婆。兩張病床之間有簾子，半拉開着，将病房一分為二。椅子很小，類似小學校教室裏的那一種。供大人坐，實在是不能再小了。而那小餐桌，若擺上兩只盤子、一只碗後，再就擺不下別的什麽了。病房的空間有限，兩張病床是必不可少的，在剩餘的空間裏，便幾乎只能擺下那種小椅子和小餐桌了。卻有電視，開着，肯定是為了照顧我和她的交談，在看電視的阿婆電視調到了靜音狀态。
我說：“宗英老師，您氣色很好。”
她笑了。
我放下果籃，坐在了她旁邊。
她說：“何必還帶水果呢？”
她氣色确實很好，也許因為住院久了，面容特別白晳，然而嘴唇卻極紅潤，如嬰兒唇。她的頭發已經全白了，在陽光下白得聖潔。我曾聽翟俊傑說，每次接待客人之前，她必定是要化一番淡妝的。這符合她的待人原則，體現着待人細節和對人的尊敬。然而我看出那日她并沒化妝，以素面見我，證明她并沒将我視為訪客。她穿的卻并非病服，而是一身完全可以在面對公衆的場合出現的正式裝。
我說不好意思空手來，也不知她愛吃哪種水果，就随意選了幾種。
她說她幾乎仍喜歡吃一切水果。
見我放在果籃旁的紙袋裏有幾本厚厚的書，她問：“是你的書嗎？”
我說：“是。已經簽上了名，要送給趙勁。”
她說：“為什麽是送給趙勁的，不是送給我的呢？我比他愛看書。”
我說：“您應該少看書，看書久了也會傷神，不利于養病。”
她說：“我們這種人幾天不看書，會活得找不着北的，是不？”
我不禁地笑了。
她居然向我伸出一只手，我明白是在要袋裏的書，遂勸道：“這幾本書都太厚，還是不留下吧。”
她卻認真地說：“你的作品，并且都帶來了，怎麽可以不留下給我看？我先看，趙勁後看。我從不嫌書厚。”
我只得将書取出遞給她，而她一一接過，摞在床頭。我覺得，我一走，她就會拿起一本看的。幾本書中有上、下集的《知青》，我向她講起了關于《知青》之創作、播出的一波三折以及引起的讨論、争議。
我問：“文學是人學，您怎麽理解呢？”
她不假思索地說：“人性之學。”
于是我們讨論起文學、文化與人與社會之諸關系來。兩張病床之間的布簾被只手一挑，另一張床上的阿婆欠身向我們望過來。
黃宗英扭頭笑問：“沒影響您吧？”
阿婆笑道：“你們文化人腦殼裏裝的事體可真多。”
一句話使我和宗英老師都笑了。
我認為，歸根結底，文學及文化應引領人性向善，再向善，永遠向善，這種文學對于缺乏宗教信仰的國人尤其重要。
她點頭同意我的看法，随即說：“我正是這麽一路寫過來的。現在也仍每天寫幾頁。”
這使我驚訝，問：“這裏怎麽寫呢？”
她說：“将那塊硬板墊在膝上寫。”——她的枕下，露出半塊薄薄的合成板。
我說：“會得頸椎病的。”
她說：“反正已經得了，我前不久在《新民晚報》開了專欄。”
我問有沒有報，想看。
她說沒保留報，因為已經出書了。
我說：“那您可得記着讓趙勁給我一本。”
她說：“這就有。”——讓阿姨從小櫃裏給我找出了一本。
這時趙勁提前來了，遞給她一支筆，替我說：“那得給曉聲哥簽上您的名。”
她說：“不用這支筆。”
于是阿姨遞給她一支便攜毛筆。
她出版的新書的書名是《百納衣》，她用便攜毛筆為我簽下了一行字是“曉聲賢弟存念”。我接過一看，笑道：“怎麽弟子又變成了賢弟呢，我和趙勁他們是平輩呀，今後趙勁豈不是不能叫我曉聲哥了？”
她一時孩子般地無措起來，默默地不知如何是好地笑。
趙勁問：“媽你還有手稿沒有？”
她指指窗臺。
趙勁便從厚厚一摞報刊中翻找出了幾份手稿，比來比去，最後選中了一份，扭頭對我說：“哥，你就要這份吧！你看這份品相多好，你當然得保存一份我媽的手稿！”
他的話令我心一揪。
當着八十八歲的前輩的我覺得是不可以那麽說的，即使是兒子。我暗暗捅了他一下，轉身看我的“老師”，她卻仍平靜地笑，伸手要那份手稿。接過後，将我的一本書墊在膝上，又寫下了一行字是——“曉聲小友留念”。
落款“宗英阿姨”。
我從沒那麽稱呼過她。在她八十八歲、我六十三歲的那一天，在一家普通醫院的一間普通病房裏，她将“宗英阿姨”四個字連同自己的一份手稿送給了我。
為的是“留念”。
而那一刻我心亦揪亦暖。
她那篇短文的題目是《快樂的我》。
抄如下：
我每天早起，刷牙，洗臉，然後對着大鏡子微笑，露齒大笑。以笑開始新的一天。
我有四樂。
第一樂：自得其樂。我1925年生，好容易活到快八十八歲了。可以讀書、看報，也可以寫寫。最近剛寫完一萬八千字的簡略自傳，還可以勉強自理生活，不簡單啊！我怎麽能不樂呢？
第二樂：相比着樂。我不跟比我強的比，單跟比我差的比，我還沒癡呆。還能自己在室內走走，還能看懂不知說什麽的電視連續劇。還有朋友來和我談五湖四海六大洲的事。我怎能不快樂呢？
第三樂：助人為樂。這道理再明白不過。且從略。
第四樂：超然的快樂。每個人都知道自己呱呱墜地的生日；每個人都算不出自己離開世界的日子。算不出，就不算。超然地活着，快快樂樂地活着。若臨終尚有意識，我要笑着告別人間。
手稿僅一頁半字跡，一字一格，除第二頁有兩處因添句而作了勾線外，無塗改。趙勁小弟說它品相好，果然是的。我一接在手中，立刻看了起來。而“宗英阿姨”也拿起我的一本書翻看。
那時病房裏是極安靜的了。
我看罷，感慨多多。已近中午，灑入病房的陽光更耀眼了。我擡頭望她，見她置身于陽光中，低頭看着我的書，滿頭白發熠熠生輝，仿佛她本身也在發光。我覺那時的她，美麗極了。
在一家普通醫院的普通雙人病房裏；在連一張小小的足以鋪開稿紙的寫字桌都沒有的環境中；在經常面對陌生住院人的情況下，她居然能保持良好的心态讀書、寫作，以八十八歲的年齡而言，我覺得她活出了格外令我大起敬意的詩性。
我說：“宗英老師……”
她擡頭看我，笑道：“不打算改叫阿姨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