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6)
，吸起煙來。
當他将我送到複旦大門前時，天已微明了。
那一次我雖醉了，卻沒吐。那是我唯一雖醉無悔的一次，因為自“文革”開始以後，我從沒那麽高興過。
後來，我分配到了北京電影制片廠，11年多的時間裏再沒沾過一滴酒，不論何種酒。
再後來，我調到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不久，父親的去世使我經歷了親情重創。我其實并沒機會怎樣地孝敬過父親，我極怕對母親同樣喪失此種後悔莫及的機會，再次将母親接到了北京。
母親是能飲二三兩白酒的。父親是個滴酒不沾的人，母親起先自然也聞酒側身，但後來連酒都憑票才能買到以後，母親反倒開始飲酒了。因為若家中并無飲酒人口，酒票是不給發的。而對于好飲之人，酒票在當年比糧票還寶貴。父親遠在外地，哥哥患精神病，母親一個弱女子操持風雨飄搖的窮家貧戶，為難事多多，求人是家常便飯。求人須送禮，送禮必花錢，而家中最缺的是錢。于是酒票就成了不必花錢卻又頗受歡迎的禮。為了能發到酒票，母親得證明自己是飲酒者。為了證明自己是飲酒者，起先聞酒側身的母親開始飲酒。飲過幾次酒的母親，感受到了酒能澆愁，酒能解憂，結果有時也是“饞”酒的。故家中也每有一瓶廉價白酒，母親實在苦緒成結時，便背着我們偷偷喝一口。對于那時的母親，酒是藥。父親退休以後，因為他不喝酒，甚至也見不得家人喝酒，母親便戒酒了。我們都知道那對母親是不容易的事，但因為都習慣了順從父親，便只能委屈母親。
那些年，我經常想，等什麽時候母親單獨和我生活在一起了，我一定要在家中常年備有各種酒，使母親什麽時候想喝就可以喝到。而且，要經常由我這個視酒如同毒品的兒子陪飲。
孰料，母親單獨和我一家生活在一起，竟始于父親病故的那一年。到了春節，我将一瓶“五糧液”擺在了桌上。
母親看着問：“是好酒？”
我邊開酒邊回答：“還是好酒中的名酒。”
母親卻幽幽地說：“放一邊兒去，我不喝。你父親去世不久，你哥哥在精神病院裏，你又患過肝病，飲酒對你不利。那我自己喝得有什麽意思呢？聽媽的，收起來吧。”
我理解母親的心情，默默将那瓶“五糧液”又按上了蓋子。來年夏季，六七月份，我的一名兵團戰友張福儉開着車來找我。他是《求是》雜志的發行處處長，預先跟我約好的，要載我去與另幾名兵團戰友相聚，而我将約好的事忘了。
那時快到中午了。
我為難地說不能去了，得做午飯，做好了也不願将老母親留在家中獨自吃飯。
那一年母親78歲了。
福儉說：“做什麽飯啊，讓大娘一起去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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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母親願不願一起去？
母親樂了，說願意。
78歲的母親，已腿軟，很少下樓到戶外去了。那時，母親高興的樣子使我這個兒子意識到，我是多麽自私，多麽沒盡好兒子的義務啊！母親又不是只鳥，怎麽可以整天被關在家裏呢？再忙也得經常陪母親到戶外活動活動啊！就從今天開始啊！
于是，我毫不猶豫地表态：“媽，跟我一起去！今天您可得喝點兒酒，我也要陪您少喝點兒！”
坐在車裏的母親，從搖下玻璃的車窗望着街景，臉上的表情可高興、可神氣啦。
聚餐地點在一家清靜的小店，選在那兒主要是為另幾位兵團戰友考慮的。那天不是星期日，他們下午還須上班，那裏離他們的單位近。
小店的空調開得極低，我有頸椎病，又只穿了件短袖背心，一進門，頓覺周身僵緊，連打了幾個寒戰。
有人居然還帶去了一瓶茅臺！
我對母親說：“媽，你立刻要喝到名酒中的名酒了！”母親是聽說過茅臺的，樂得合不攏嘴。
一小盅酒剛剛咽下，相聚的愉快氣氛剛剛開始，我又連打幾個寒戰，胃裏頓時翻江倒海，自知不好，急忙離座，卻已遲了，沒能跑到外邊吐去，吐在了一個牆角。如果只吐在一個牆角，還則罷了。那是神經性嘔吐，根本沒辦法忍住的。緊接着，連另外三個牆角也吐髒了。而我短袖背心的前襟，更是髒得一塌糊塗，幾乎全濕了。包括母親在內，大家都目瞪口呆。
局面變成了那樣，聚餐根本沒法進行下去了呀。別說聚餐沒法進行下去了，就是飯店的服務員也非常不高興啊！一邊捂着鼻子清除，一邊埋怨不止。福儉趕緊脫下他穿在襯衫裏邊的背心給了我，我天旋地轉地又坐入車裏，福儉囑咐司機一定要扶我和母親上樓。那次聚會是他張羅的，他不能也随之一走了之啊！我與母親坐在後排，我覺出母親握着我一只手。我說：“媽，對不起，兒子今天太掃您興了。”母親說：“別說話，安靜着，媽心疼你。”
我扭頭看母親，見母親臉上淌着淚了。
母親的手一路都握着我的手。
那以後，母親背着我，将家裏的幾瓶酒都送給鄰居了，有時客人拎來一瓶作為見面禮的酒，母親也會出面懇拒之。于是，我家成了名副其實的“無飲酒者之家”。單位夏季發箱啤酒，我也幹脆不往家搬，當場分給同事們。
兩年後，母親回哈爾濱，輪住弟弟妹妹家中。
又兩年後，母親病逝于哈爾濱，生前沒再提過一個“酒”字。
如今的我，在應酬場面上，也居然能喝一兩小盅白酒了。但誠實地說，仍不能感覺到酒本身帶給我的樂趣，總希望從從容容地、緩斟慢飲地喝次酒。不是想那樣獨飲，也不是想與三五好友共飲，而是希望能只與一人對飲，飲到二人都微醉而止。
那人，便是我的母親啊！
9． 父親與茶
父親是從不飲茶的。
我想，他年輕時大約也在什麽場合飲過幾次茶的吧。當然，那天他肯定被失眠所折磨了，結果再就畏茶如畏虎。
正如酒于父親也是如此。
1963年冬季，春節前，父親從四川輾轉數千公裏回到了家。四川是他支援大三線建設的最後停駐地，他背回了一個自己縫作的特大的帆布袋，裏邊剩有二十幾個凍得很硬的大米面饅頭、三雙從工地上撿的勞保鞋、十幾雙線的勞保手套、四頂兔毛帽子、幾件毛線背心、五十來斤四川大米。父親背着這些東西，首先要從山嶺間搭來往于工地的運輸卡車去到樂山；再從樂山乘長途公共汽車到成都；從成都乘列車到北京；從北京轉乘列車到哈爾濱。
當年的中國列車，最快時速也就80公裏，而通常的時速是60公裏。從四川到哈爾濱，父親經歷了五個整天。一名建築工人的探親假是不能享受卧鋪的。當年一名乘客即使買的是有座票，在長途列車上其實無座可坐也是司空見慣之事。因為當年列車超載很正常，有時超載人數甚至過半，而有些城市的列車車站幹脆售的就是無座票。
春節前是客運高峰時期，許多要趕回家過春節的人能買到一張無座票已覺相當幸運。正是列車經常嚴重超載的時期，列車上往往這麽廣播：“各位乘客，本次列車由于超載，決定取消座號，請乘客們發揚社會主義風格，互相謙讓，輪流而坐。男同志應該照顧女同志，成年人應該照顧老弱病殘及兒童……”
父親不但是成年人，而且是穿工作服的、受人尊敬的工人階級之一員，他一路上當然會自覺發揚社會主義風格。換一種說法那就是，五個整天裏他肯定經常是站在列車裏的。
父親回到家裏時，雙腿浮腫得一按一個坑，卻那麽高興。二十幾個凍得很硬的饅頭中，有半個上邊留下了父親的牙印。三雙勞保鞋是翻毛水牛皮的，每一只都有磨破處，也都被父親用皮片兒補好了，那是他從工地上撿的，帶回來給我、哥哥和三弟穿。三雙由父親補過的勞保鞋，對于我們兄弟三人的腳都未免太大了。線手套也是父親從工地上撿的，也都由父親補過了。而毛線背心，則是父親将撿到的但破得沒法補的手套拆成了線，再用染料染了，一針針織成的。有母親一件，還有妹妹一件。四頂兔毛帽子卻是新的，是列車經過西北某站時父親在站臺上買的，我們兄弟四人一人一頂。父親最後從大帆布袋裏取出的是一個牛皮紙包，有包一斤蛋糕的紙包那麽大。
他将紙包遞給母親，叮囑說：“這是茶，在咱們東北是稀罕東西，哪天要分給鄰居，放好，千萬別沾水。”
1963年我已經14歲了，還沒見過茶。但從讀過的小說裏知道，茶是南方有身份人家待客的飲料。
第二天，父親和母親一塊兒将茶分成十多份，一一用紅紙包好。紅紙是我替母親買的，5分錢一張，母親讓我買了兩張。母親本是要用紅紙親手做拉花的，而父親堅決主張用紅紙包茶，說那才顯得心誠。我在一旁裁紅紙時，母親一味絮叨些舍不得的話。母親陪着父親，挨家挨戶将茶送給鄰居，回家時都滿臉高興，我想那足以證明，收到茶的鄰居們也是都很高興的。初一上午，全院孩子們大串門兒。在我們那個大院兒，拜年首先是由小字輩開始的。
一戶鄰居家的大嬸問我：“除了茶，你爸還帶回了什麽好東西呀？”随口一問的話。
我說：“還帶回了五十多斤大米呢！”也是随口一答的話。
就見大嬸和大叔交換了一次意味深長的眼神。那是一戶和我家關系最好的鄰居。
我當時覺得大叔、大嬸的眼神很奇怪。
初二晚上，和我家關系最好的鄰居家的女孩來到了我家，将用紅紙包着的茶原封不動退送給我家了。女孩代她爹媽說，她家沒人喜歡飲茶，好東西別白瞎了。
在我看來，那是一件挺正常的事。幾年也見不着一次茶的哈爾濱人，對待并不留下吃飯的客人的禮節分為三個等級——白開水、白糖水、紅糖水。至于茶，其實并不比紅糖水的規格更高。所以既然不喜歡飲，再給我家送回來挺自然的。女孩走後，父親和母親滿臉困惑了。
父親說：“別是因為有什麽事使人家不高興了吧？”
母親說：“一向處得很好啊！”想了想，問我初一去拜年時說了什麽不得體的話沒有。我就将我在鄰居家說過的話又說了一遍，因母親之問感到冤枉。
父親一拍腦門說：“錯！錯！怎麽沒想到也送些大米給人家？”
1963年中國許多省份發生旱情，水稻嚴重減産。全哈爾濱市的居民，由每人每月二斤大米減少到了一斤。那女孩的姥姥、姥爺都是南方人，他家的大米從來不曾為過春節攢下過。
母親此時也想到了這一點，後悔極了，而父親已搬出米袋子往一只盆裏倒米了。
母親說“行了”，父親嫌太少，但母親接着說出一句話，使父親猶豫不決了。
母親說：“只送給一家，其他幾家不送，鄰裏間還不分出遠近來了？再者，是人家把茶送回來了在先，咱們又送米過去在後，不是反而鬧得雙方都不尴不尬的？”
如果給每戶鄰居都送些米，哪怕一戶兩三斤，那父親千裏迢迢背回的米也就只剩一小半了。別說母親多麽舍不得了，連父親也覺得像割肉，而我們幾個兒女更舍不得。盡管，大米只不過是四川糙米！
米最終沒送。
那包茶，母親後來送給了別家。
我們兩家鄰居的關系，并沒因而出現裂痕，但兩家的大人孩子，心裏都留下了隐隐的不悅，只不過都盡量掩飾。
父親臨走時還埋怨我：“你說那麽一句幹什麽啊？”
從此，我與父親天各一方，每隔多年才能同時與家人團圓，僅兩個星期，并且通信也少，因為父親只不過在“掃盲”運動中識過不多的字，我的信他若不請人讀，自己是看不明了的。而父親又必親筆回信，僅一頁紙而已，字體大且歪歪扭扭，夾雜着錯別字。這使我每次給父親寫信，總是難免猶豫不決。
1971年，也是春節前，我從兵團回哈爾濱探家。那個冬季多雪而寒冷，父親原本是準備與我同時探家的，卻沒成行——他在家信中寫的原因是：“建設任務緊張，請不下假來。”
自從1963年我與父親一別，我們父子二人已8年沒見過面了。而母親在8年中，已蒼老成一個老太婆了。
母親告訴我，父親從四川寄回了一斤茶葉，信上說是花8元錢買的頭季芽茶，要我在春節前按地址送給某人。那一年我已22歲，還沒飲過一口茶水呢！父親每月最多才能往家裏寄40元，自己又節儉得要命，都舍不得花幾分錢買食堂的菜吃，一塊腐乳下三天的飯，卻居然用8元錢買一斤茶，千裏迢迢地寄回來送人，我想父親一定是欠了對方極大的人情。
那天，哥哥瘋着，母親關節炎很重，三弟也下鄉了，四弟、小妹沒辦過重要之事，那一斤珍貴的茶只有我去送了。在當年的哈爾濱，整整一斤四川的好茶，确乎算得上珍貴了。
“動力之鄉”在郊區，我家離那兒有三十多裏，且交通不便。當年是沒有什麽出租車的。我先乘公共汽車到了郊區某站，下車後開始步行。由于那一段公路來往車輛少，一尺多深的積雪尚未被壓平。我一腳一個雪坑走了二十來裏，才終于到達“動力之鄉”。在那一帶，樣式一律的平房和樓群左一片右一片，此片彼片相距挺遠。父親寄給家中的地址上僅寫了第幾工人宿舍區第幾排第幾號，而那是根本不能将茶送到的。因為當年的“動力之鄉”，是由三個大廠組成的。每個廠又分幹部宿舍區和工人宿舍區；多數幹部住樓房，多數工人住平房。這些父親都沒寫清楚，我忽東忽西奔走了一個多小時，也沒打聽出個結果，最後只有氣喘籲籲地站立在冰天雪地之中，望着一棟棟高樓、一排排平房，沮喪極了。
到家時，天已黑了。而我将一斤好茶丢在公共汽車上了。
當母親聽我說非但沒将茶送到，還将茶丢了，眼神呆呆地望着我，整個人被定身法定住了似的。
許久，母親才緩過神來，惴惴不安地說：“這可咋辦？這可咋辦？我猜你爸肯定是遭遇到了特別為難的事，急着求人幫忙化解，不然會舍得花8元錢買一斤茶送人？你知道的，你爸他可是萬事不求人的性格啊！這可咋辦？兒子這可咋辦啊？由誰寫信告訴你爸實情呢？咱們總不該撒謊騙他吧？”
父親的性格我當然清楚，母親的猜想也正是我的猜想，當然告訴父親實情才是唯一正确的做法。
我對母親內疚地說：“媽，別急成這樣。急也沒用，由我寫信告訴我爸。”
因為那一斤茶的丢失，1971年的春節，我們全家誰都過得高興不起來。8元錢一斤的四川好茶也只不過是茶，我們和母親高興不起來的主要原因是一種大的擔憂——父親他究竟遭遇到了什麽事，使他這個從不求人的人非求人不可？
回到連隊，我才給父親寫信。我在信中實話實說，承認那包茶被我丢失了，接着用一大段文字細寫我尋找地址上的人家多麽多麽不容易，我認為那種客觀原因也是必須讓父親了解的。再接着，批評父親粗心大意，自己應該将地址搞詳細了嘛。最後，詢問父親究竟遇到了什麽為難的事，是否超出了自己克服不了，非求人相助不可的程度？如果并沒超出，那麽還不如自己迎難而上克服過去為好。那些話，反倒有一種兒子教訓父親的意味。
1971年整整一年內，父親沒回信。我明白，我傷了父親的自尊心，他生我氣了。
轉眼到了1973年夏季，我又一次探家。而父親，也終于與我同時探了一次家。那一年是我下鄉的第五個年頭，屈指算來，我與父親整整十年沒相見了。
父親已禿頂。我印象中那個身體強健的父親，變成了形銷骨立的老父親，兩眼卻還是那麽炯炯有神。也唯有此點，仍能顯出他倔強又正直的老工人的性格。
父親又帶回了一斤好茶。
他要親自将茶送給據他所說的“一個好人”。但他出示的地址，還是兩年前使我白辛苦了一次的地址。
我說按照那個地址他肯定也會白辛苦一次，他卻一意孤行，沒法子，我只得相陪而往。
一路上，我和父親都矢口不提兩年前被我丢失了的那一斤好茶。我也沒因兩年前寫給父親那封信而向父親認錯，因那麽一來，就會提到那一斤被我丢失的好茶。而父親也沒解釋什麽，更沒訓我，仿佛兩年前我們父子之間根本沒發生過什麽不愉快的事。
我和父親用了更長的時間尋找“一個好人”的家，卻沒找到。那天很熱，我和父親心裏同樣着急，我們父子倆的衣服都被汗濕透了。回家的路上，我忍不住埋怨了父親幾句，惹得父親光火起來，站在路旁沖我吼：“我是你父親！我做什麽事自有我的道理！你不埋怨我不行啊？”
我也冒火了，大聲頂撞：“我哥哥生病了，我已經是家裏實際上的長子，你究竟遇到了什麽事不必也不應該瞞我！我有權知道！”父親氣得舉起了巴掌，幾乎就要扇我一耳光。
團圓的日子裏，父親一直生我的氣。到他回四川的前一天，他的氣才終于消了些。我往列車站送他時，他沒頭沒腦地說了一句：“到該告訴你知道的時候，當然就會告訴你。但也許，一輩子都不告訴你，也不告訴你媽，更不告訴你弟弟妹妹！”
父親将他帶回的一斤茶又帶回了四川，怕留在家裏，母親收藏得不好，糟蹋了。
他的話，使我心懷不安地離開了家。
1977年春節前，我從北京回到了哈爾濱。當時，我已經是北京電影制片廠的一名編輯，而父親已經退休了。父親是63歲才退休的，因為家中生活困難，單位照顧他晚退休3年。
雪後的一天，父親命我陪他将他再次從四川帶回的那斤茶給他所言的“一個好人”送去。那斤茶，第一次帶回哈爾濱時是綠的，再次被父親帶回時，已是褐色的了。父親舍不得一次次花錢買，便請四川茶廠裏的茶工将那斤茶焙成了幹茶，那樣就容易保存了。我提醒父親：“如果還是原先那地址，不去也罷。明明找不到卻非去，何必呢？”
父親表情深沉地說：“有新地址了。現在的地址确切無誤，今天咱們一定會找到他。”
路上，父親告訴我，“文革”開始不久，他這名獲得過許多獎狀的老建設工人，竟被不知何人寫的一封信揭發成了“僞滿時期”的“漢奸特務”。因為父親會說幾句日本話，檔案裏又有在日本藥店當過小夥計的記載，所以造反派們對揭發深信不疑。
父親講得很平靜，我卻聽得驚心動魄——那是我這個“紅五類”的兒子根本想不到的事。
我心疼地低聲說：“爸，其實你當時承認了也沒什麽。好漢不吃眼前虧啊！”
父親說：“那不行。我如果承認了，你1974年還能上大學嗎？我如果承認了，咱們家不就一下子變成‘黑五類’家庭了？你們能一下子承受得住日後的種種歧視嗎？我如果承認了，繼續逼我揭發別人，那我又該怎麽辦？所以當年我只能橫下一條心，誣陷在我頭上的事，打死也不承認。”
父親的話使我的眼淚頓時奪眶而出。
我和父親并沒再去“動力之鄉”，父親引領我來到了近郊的一處公墓。在一塊木碑上，刻着“一個好人”的姓名。父親說：“就是他，咱們山東的一個人。也是我17歲那年到東北以後，給過我許多愛護的人。當年是他介紹我到一家挺大的日本藥店去做小夥計的，而我經常向他彙報日本人尤其日本軍人到藥店去開藥的情況。當年我就猜到了他是‘抗聯’的人，解放後他當上了一個縣的武裝部部長。‘文革’中，四川的造反派來到哈爾濱向他搞外調，巴不得由他證明我千真萬确曾是‘漢奸特務’。那時他自己也進了‘牛棚’，但他将那些造反派頂得一愣一愣的。他說，你們想要從我這兒得到證言的事，完全是胡說八道！所以，造反派們才不得不結束對我的隔離審查，你才能夠順利地上了大學，咱們家才沒成為‘黑五類’家庭。其實，我也不知道他有沒有喝茶的習慣，但我總得表達一種心意吧！除了茶，我也再沒什麽更好的東西值得從四川帶回來送給他啊！”
父親将那包從四川帶回來又帶回去退休後再帶回來的茶和一瓶白酒，恭恭敬敬地放在墳前。
我說：“爸，這麽放這兒不行，會被看到的人拿走的。”
不由自主地，我跪下了。
我将白酒澆在茶包上，用打火機将茶包點燃了。我和父親一樣，既是一個不喜歡喝酒的人，也是一個不喜歡飲茶的人。
父親已于十幾年前去世了。
如今，茶已成了中國人之間普遍送來送去的見面禮，而且包裝越來越考究，甚至到了不必要的極其奢華的程度。
而今天，我時常回憶起父親與茶、我們全家與茶的那一段往事……
10． 一個有恩于我的人
雖然，我已經六十餘歲了，但對于黃宗英，我還是得稱前輩。因為她今年已經八十八歲，長我二十四五歲呢。事實上，前輩這一種稱謂相當中國化。即使在我們中國，也相當的古代，還多少具有點兒江湖意味。在當下生活中，我們已不太聽得到“前輩”這一稱謂了，似乎只有在武俠片中還聽得到。據說網上挺流行，也同樣只不過出現在網絡上的後武俠小說中。并且，網絡本就是很江湖氣的地方，十之七八的網主們的名字，不論男女，也都挺江湖氣的。
我和黃宗英都是中國文壇上的人。以我的個人感覺而論，亦覺中國之文壇，往往也江湖氣彌漫。倒不是由于文壇上一向的是是非非給我以江湖氣濃的感覺，實際上外國之文壇，比如西方吧，也每是風生水起、是非頻發的，但卻并不給我以江湖氣濃的印象。為什麽我們中國之文壇，給我以江湖氣濃的感覺呢？大約是由于我們中國之文壇拉幫結派，形成團夥的風氣較盛的緣故吧？除了這一緣故，還有另外的因素嗎？肯定是有的。那又是些什麽因素呢？我還沒想清楚，此不贅述。
但我猶豫再三，決定在此文中及文內稱黃宗英為前輩，并不意味着我對具有中國古代特色的稱謂情有獨鐘，更不意味着我對中國文壇之江湖很認同。恰恰相反，我嫌厭任何所在的江湖氣，也從未屬于過任何或大或小的“圈子”。
我稱黃宗英為前輩，只因一點，她年長于我不是幾歲、十幾歲，而是二十四五歲。如果她是男姓，我當按中國習慣稱她為“黃老”，或“宗英老”。但她是女性，并且我了解，她有一顆永遠年輕的心。那樣一顆心即使某一天停止了跳動，前一分鐘也必定還是年輕着的；所以我不願在對她的稱謂之中加入“老”字。事實上，此前不論當面或背後，我一向是稱她“宗英老師”的。那麽，在這一篇短文的題目中和文內，一如既往地稱她為“宗英老師”，豈不是更親近嗎？那是的。但我內心裏，對她始終是懷有很深厚的感恩情結的，而我寫此文所要表達的，正是那種随着時間的推移竟變得越來越難以忘卻的感恩情結。我怕親切抵消了感恩。即使僅僅抵消了一部分，那也是違背我寫此文之初衷的。我讀某些具有感恩色彩的文章，包括那些和我這篇文章的初衷一樣的文章，每使我産生一種變味的印象，就是由于稱呼似乎太親近了，寫到後來，感恩的元素少了，親近的成分多了，結果感恩被親近所稀釋，仿佛便更是一篇記錄友情的文章了。何況，盡管黃宗英前輩每次見到我，對我的态度無疑是親近的，見面也無疑令她感到高興，但若論到友情的話，其實我們之間反而并沒什麽值得書寫的內容。
真的是這樣。
前輩黃宗英，她是一個有恩于我的人。
我寫此文之目的，也完全是為了以記錄性文章的方式來公開表達我對她的感恩。
我在“文革”前就知道黃宗英的大名了。她的報告文學《小丫扛大旗》，當年在收音機裏廣播過。我家沒有收音機，我是從中學同學家的收音機裏聽到的，當時給我以特別滿足的語言享受。是一位女朗讀員朗讀的，她的聲音圓潤而豁亮，仿佛唱着歌的泉水從山澗流淌而過，攜帶着悠揚的回聲。以現在的美文标準來看，《小丫扛大旗》的文學并不能算極好。但在當年，女報告文學作家鳳毛麟角，黃宗英又是演員出身的報告文學作家，長期浸淫于電影界，置身于上影廠這一特殊的文藝單位，經常接觸皆有豐富經驗的導演、演員們；再加上她善于觀察生活的一雙慧眼，幾乎可以說天生地從生活中捕捉細節的能力；她自己坦率、快樂的性格，發自內心的以贊頌時代先進人物和先進事跡為己任的使命感，等等因素，使她極善于将筆下人物寫得“活起來”的同時，也極善于營造彌漫在字裏行間的生活氣息。她寫一篇報告文學如同導演在執導一部電影。她筆下的人物，不分主次，一概都能恰到好處地在她的報告文學作品中凸顯角色的作用和魅力。當年，中國的收音機裏，最經常播出的是根據革命題材的長篇小說改編的評書。那些評書更偏重的是故事，對文字之感染力是不太在意的。
總而言之，《小丫扛大旗》使我這一名中學生第一次領略了生動活潑的文字被女性好聽的聲音所朗讀的美感。
我便記住了“黃宗英”這個名字。
但是我後來成為“上山下鄉”運動中的一名知識青年，與《小丫扛大旗》這一篇贊頌中國最早的一批下鄉知識青年的報告文學沒一點兒關系。
後來我初中畢業了。
後來“文革”開始了。
在1967年的冬季，哈爾濱市的某電影院，連續幾天放映“反動電影”，曰“批判觀看”。是由哈市幾所大學的“造反派”們發起組織的放映，某幾所重點中學的“革命師生”也得到了一些票。我所在的第二十九中學是一所普通中學，但那一年我與一名三中的高三男生成了朋友。三中是重點中學，他是“紅五類”，由他給過我幾次票，于是我得以看到了幾部以前不曾看過的電影，包括趙丹主演的《十字街頭》、《武訓傳》、《林則徐》、《李時珍》。
我至今認為趙丹主演的《林則徐》、《李時珍》，演技爐火純青。這兩部電影中，他主演的林則徐尤見功力。并且一直認為，以後不論再拍多少次《林則徐》，“趙丹化”的林則徐恐怕無人可以企及了。我也至今特別喜歡《十字街頭》，覺得那一部電影中的趙丹，大演員的天賦已被他充分證明。那時的他，其實身上已兼具卓別林式的黑色又溫暖的幽默和金？凱利式的即興表演的機智。可我當年卻并不喜歡《武訓傳》，至今也還是喜歡不起來。武訓這個真實的歷史人物辦義學的極虔誠、極執着的願望自然是無私的、可敬的、令人感動的。但他所實行的向富人“集資”和募捐的方式，就是不惜以自身為“靶”供人羞辱，“打一拳三個錢，踢一腳五個錢”的方式，對于受西方文學影響特深、人格尊嚴意識特強的我，是實難認同的。
那一年我已知道黃宗英是趙丹的夫人。
三中的朋友問我願不願寫一篇批判趙丹主演的電影的文章，寫了就能收在幾所大學的聯合主辦的大批判文集中。但我印象中的趙丹，用《列寧在十月》中高爾基對列寧說的話來說，是“一個好人”。這是我對趙丹所演角色的印象。
我反問：你怎麽不寫？
他說：我是理科生啊，不感興趣。
我說：那麽優秀的幾部電影，有什麽可批判的呢？
他也反問：你不是不怎麽喜歡《武訓傳》嗎？
我說：一個人不喜歡的文藝作品，評論是一種權利。但動辄亂扣“反動”大帽子地進行批判，并且剝奪被批判者的辯論權利，這樣的批判不就等于是迫害嗎？
他說：你又何必太認真呢。多你一個人的批判文章，少你一個人的批判文章，其實對于趙丹的命運都沒什麽影響了。但是對我們倆卻有一點好處，我們就有資格再多看幾部電影了，許多電影我們以後也許永遠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