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5)
照料哥哥，帶大弟弟妹妹。”
“聽你這話的意思是，我死了對于咱們這個家也不要緊啦？”是生氣的口吻了。
“我不是那個意思。”我內心産生了莫大的冤屈。
“知道我為什麽改變了想死的念頭嗎？”母親的話又恢複了平靜。
“媽你別問了行不行？”母親的話每一句都使我難受極了，我幾乎叫喊起來。
“因為你的行為說明你是個忤逆之子！我要是将你哥将你弟弟妹妹抛遺給你，那就害苦他們了！”母親的聲音突然大了，聽得出她情緒失控了，她一邊譴責一邊劈頭蓋臉地打我，而我用被角蒙住了頭，“全中國就我們一家有一個精神病患者嗎？還有人家媽媽瘋了的呢！還有人家爸爸瘋了的呢！還有一家出了兩個瘋子的呢！全中國就咱們家不幸啊！小紅樓裏有戶人家父母雙雙自殺了，人家是初中生的女兒也沒想死！你這麽經不住事，哪裏配是我的一個兒子？”
小紅樓是馬路邊幾年前蓋起的一幢六層小樓。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簡直就是醜小鴨。可在當年，它出現于我們那個貧民區附近，引起了普遍的羨慕甚至嫉妒實屬必然。住在小紅樓裏的，十之八九是各文藝單位的中青年人，大抵是重點培養對象。在“文革”前，那體現的是優待性的關懷。在“文革”中，當然就成了“資産階級文藝路線”的罪證。我曾在小人書鋪認識了一個家住小紅樓裏的女孩，還到她家去借過書。她家其實也不算大，兩室一廳六十幾平方米的面積而已。但給我的印象，卻如同冬妮娅的家最初留給保爾的印象。我和她之間的關系雖然并不屬于保爾和冬妮娅的那麽一種關系，雖然我壓根兒就沒幻想過那麽一種關系，但母親的話還是立刻使我替她擔憂了。我猛地掀掉被子，一言不發就匆匆穿鞋。
“你要哪兒去？”母親嚴厲地瞪着我。
我說去上廁所，話一說完，人已沖出了家門。
我好幾天沒走到小紅樓那裏去了，我暗想母親所說的那種不幸，肯定無疑就是這戶人家的不幸了。
我才拍了幾下門，門就開了，我認識的女孩從家裏探出頭來，詫異地問：“是你呀，有事嗎？”
我問：“你還好吧？”
她點點頭。
我吞吞吐吐地說我很替她難過。
她反問：“你也知道了？”
我點頭。
Advertisement
她邁出了家門，真摯地說：“謝謝你這麽關心我啊！”——指指上一層樓，又小聲說，“不是我的爸媽，我爸媽接受批鬥去了。是五樓一戶人家的事。”我擡頭朝樓上望一眼，複看着她，內心一時感慨萬端。
“瞧你連棉襖也沒穿就到這兒來了，進屋暖和暖和吧……”她從門旁閃開的同時拉開了門。
我猶豫。
她苦笑着說：“可惜沒書借給你了……一本也沒有了。你在我家見過的那些書，我幫着父母全都偷偷燒光了……”“那麽做是正确的！”——我一說完這一句愚蠢的話，猛轉身跑下樓去。
我進入家門，弟弟妹妹也都從鄰居家回到了家裏。母親很照顧我是二哥的自尊心，沒再當着弟弟妹妹的面說什麽使我無地自容的話。但弟弟妹妹們接連幾天躲避我，他們對哥哥還并不那樣。他們看我時的目光是陌生而又忐忑的，我想他們都是被我的行為大大地驚吓了一場，這使我內疚不已。
第二年也就是1968年的5月，北大荒某農場的人來到二十九中作“上山下鄉”動員報告。一聽每月可掙32元工資，我頓時心向往之。報告會剛一結束，便迫不及待，不，簡直可以說是心急火燎地報了名……
自從我成了一名黑龍江生産建設兵團的“戰士”，确切地說是自從我每月能夠掙到41元多的工資了（我所在的一團屬于寒帶地區，每月另有9元的寒帶補助），我再也沒做過撿錢之夢，一次都沒做過。想想吧，我每月至少可以往家寄20元錢了，多時可以寄25元。十幾年來，父親也只不過能每月往家寄40元或45元。我終于成了父母的兒女中第一個可以為家庭掙份錢的人了。我如願以償了，什麽艱難困苦，對于我都是根本不值一提的事了。每月的生活費多了一半，對于一戶城市裏的窮困人家，那是多麽大的境況改善啊！我每月寄回家裏的錢，最大限度地實現了我對父母的報恩願望。一想到母親臉上的愁雲定會因而減少，我心欣然。我也不再做與哈爾濱師範學校有關的夢了。對于我，哈爾濱師範學校不存在了。
我開始做另一種夢了。
世上的人其實也可這麽分為三類——一類是有生理基因的人。每個人都是這樣的人。生理基因即所謂先天遺傳，它對人生的影響很大，而且人對那種影響幾乎無法擺脫。縱然是負面的影響，大抵也毫無辦法。第二類是不但有生理基因，還具有後天形成的文化“基因”的人。文化“基因”究诘起來是不符合邏輯的。因為前提若非遺傳，“基因”之說便不成立。這裏所說之文化“基因”，是指人文思想充沛、人文元素飽滿的書籍對人的影響。那一種影響如果從一個人的少年時期就開始産生了，那麽其無法擺脫性起碼是難以擺脫性，與先天遺傳的生理基因對人的影響是完全可以視為同樣的。第三類也是具有所謂文化“基因”的人，但那所謂文化“基因”，是另一類書籍所給予的。而那另一類書籍，根本不承認有什麽“超階級的”、普世的人性原則之存在，也大抵根本否認除了一種被定義為“革命”人格之外，人另外還應恪守什麽人格底線。更不承認除了所謂“革命”的人格之外還有什麽可敬的人格可言，更不承認另外還有什麽崇高的人格可言。而他們所謂之“革命”，并不是以改革社會為使命，而是以專革別人的命為己任。
在1968年乃至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中國，第一種人太多太多太多。
1949年以前還不至于那麽多。因為1949年以前，文盲雖然也是中國人的絕大多數，但文盲者并不等同于完全沒有文化“基因”只有生理基因的人。中國數千年文化中關于人的人文營養，不可能對文盲衆多的民間毫無正面影響。文化那種“潤物細無聲”的化人滲透力，除了書籍之外，也能通過戲劇、詩歌、諺語、民間故事甚至輩輩相傳的“老話”的方式，直達文盲者的芸芸衆生的心間。舉例來說，文盲自然是不會去讀什麽《朱子治家格言》的，而且大抵不知“朱子”者何許人也。但“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因事相争，安知非我之不是，須平心再想”、“見富貴而生谄容者最可恥，見貧窮而作驕态者賤”……這樣一些直接來自《朱子治家格言》的話語，或同樣意思的“老話”，在文盲多多的民間世代誡傳，足以證明文化“化”文盲絕非童話。
但1949年以後中國的民間起了大的變化。傳統文化中初級人文思想元素那種“潤物細無聲”的滲透力，被指斥為“封建”的、“危害”大衆心智的，甚至“反動”的文化“毒素”了。而與之一脈相承的西方的人文文化，又根本不曾在中國民間發生過值得一提的化人作用。
于是，大衆之中的文盲，真的成了只有先天的生理基因的人。而他們又是大衆中的絕大多數。他們的頭腦，被變成了“一張白紙”，“可畫最美、最好的圖畫”。由別人往他們的頭腦裏畫，畫別人認為“最美、最好的圖畫”。這一種情況，也可以直接說是“政治洗腦”。
新一代也就是我這一代人成長起來了。不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我這一代人中喜歡讀書的人，所能接觸到的書籍種類基本上是相同的——1949年以後每年出版兩三部的“革命文學”；蘇聯的“革命文學”；以托爾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為代表的不多的幾位老俄羅斯時期的作家的書；少數法國作家諸如雨果、巴爾紮克、福樓拜、左拉等的小說，以及盧梭、伏爾泰等的政見書。我這一代人當年所能讀到的英國文學著作是極少的，除了對莎士比亞戲劇的一鱗半爪的知識，大抵再也就只能讀到狄更斯的小說了。莎士比亞戲劇太古典，不怎麽會引起我這一代人的理解共鳴。而狄更斯在當年是應以批判的眼光來看待的。當年老版本的譯作之出版前言上，每印着這樣的字句：“由于作家所持的資産階級人道主義立場，其對革命不可避免地會進行歪曲，書中對人民的革命行動，每進行暴力色彩的描寫，而這一點是需要以革命思想來進行批判性閱讀的。”連雨果也不能幸免于“批判性閱讀”之外，他的《悲慘世界》的出版前言中，每有如下字句：“作家晚年變成了可悲的資産階級人道主義者。”至于他的《九三年》，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是印數極少的，因為小說居然傳播這樣的思想：在革命之上，有更加正确的人道主義。這直接就與毛澤東的革命思想相針對。因為毛澤東的革命思想的核心是：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暴烈的行動”——這是毛澤東對“暴動”亦即“革命”給出的最權威的結論。這種結論自然也可以導出“革命即暴力”的邏輯關系。毛澤東的這一條語錄顯然也是極具針對性的，所針對的是一切中國之“虛僞的資産階級人道主義者”。那麽，雨果的《九三年》在當年之中國，幾乎等于“反動文學”了。
相比于英國書籍，倒是美國作家們的作品在當年的中國反而出版得多一些，比如霍桑的、傑克？倫敦的、馬克？吐溫的、歐？亨利的、海明威的。也許因為，美國雖然被中國定性為“頭號公敵”，但歷史很短的美國之“暴烈的”階級鬥争現象極少。這使美國作家們的作品內容不太涉及所謂階級鬥争，于是作品大抵不會打上“階級的烙印”，也就不太會成為中國革命文學理論家或批評家的箭靶。美國最嚴重的國家問題之一是“種族歧視”，二是如何維護社會公平原則。所以斯陀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木屋》和馬克？吐溫、歐？亨利諷刺美國社會資本崇拜主義的小說在我們這一代讀書青年的記憶中印象深刻。此外，薄伽丘的《十日談》、塞萬提斯的《堂吉诃德》也深受我這一代讀書青年所喜愛。但真讀過的人其實不多。總體而言，我這一代人中的讀書青年的比例，與現在之讀書青年的比例相比，确乎要小。因為在當年，對于大多數我這一代人而言，買書是特別特別奢侈的事，互相有書可借的圈子很少，也很小。而以上那些書，在區級圖書館幾乎是借不到的，還不是人人都有資格辦得到一張市級圖書館的借閱卡。即使在某些大學的圖書館，那些書往往也是限系、限專業借閱的。
當年是讀書青年，不，确切地說是讀書少年的我，對于中國“革命文學”和蘇聯的大多數“革命文學”也是喜歡閱讀的。我不可能不對兩類書中堅定的革命者形象和“二戰”時期的英雄形象心懷敬意。但，當我也讀了一些老俄國文學及歐美文學之後，我對某些“革命文學”中的革命人物便心生出某種不認可來了。
相比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怎麽辦》其實太缺少吸引人的故事性。
然而《怎麽辦》中的男主人公對待愛情亦即對待女主人公的那一種“理解萬歲”的态度在我這兒遠比保爾對于冬妮娅的态度更合我意。進言之，不讀《怎麽辦》時，我只不過覺得保爾對待冬妮娅太不近人情。而讀了《怎麽辦》之後，則沒法不以批判的眼光來重新審視保爾對待冬妮娅那種自以為最革命、最具有階級立場的态度了。甚而認為，在列車線路除雪的保爾邂逅已結婚了的冬妮娅的那種冰冷态度，其實摻雜了小肚雞腸的男人的失落、嫉妒和由此産生的惱羞成怒，而這使保爾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大打折扣。但即使這樣，我對于奧斯特洛夫斯基本人與嚴重癱瘓作鬥争的堅韌意志力的欽佩仍未改變。
在未讀海明威的《戰地鐘聲》時，我對《葉爾紹夫兄弟》中的老三斯傑潘只不過懷有自知不可與人交流的同情；而讀了《戰地鐘聲》以後，則對斯傑潘周圍形形色色的人們的歧視權利産生了質疑。對“二戰”中的蘇德之戰是多麽的慘烈衆所周知，對于一名在完全喪失了抵抗意義之情況下成了德軍俘虜的青年軍人，當同樣歷經苦難的他重新回到家鄉，普通的人們是否更應多一些憐憫，而少一些鄙視呢？遭到幾乎所有親人的嫌棄難道對他真的是公正的嗎？我如今似乎想明白了一件事，即人受主要文化載體書籍（當年是那樣）的影響的年齡，大約主要是在少年至青年這十幾年中。若言一個中年人由于看了些什麽書而改變了與前不同的世界觀，這樣的例子不能說沒有，但相對要少得多。
我在少年時期就讀過了一些人文元素飽滿的書籍，這使我在我的同代人中成了具有“異質”之“文化基因”的另類。這對于我是幸運的，但在當年也分明是種“不幸”——頭腦中既有“異”于“文革”的思想存在着了，想要隐藏得很深很深對于一個本無城府可言的青年又談何容易呢？然而我知道那些思想是危險的，若在不适當的時候稍不小心脫口說出了幾句，必将給自己招致大的禍殃。在我當班長不久，有件事給我以極大的震動。那是夏季的中午，我正睡得很酣實，被班裏一個年齡最小的知青弄醒了。他告訴我，我班裏的幾名哈爾濱知青，正在當地一個有“特嫌”的老職工家裏審問對方。對方50多歲，無家室，已被“隔離”在家中，勒令交代“問題”。事實上，任何知青未經“專案組”允許而對那樣一個人進行所謂“審問”是嚴重違反知青紀律的。當我匆匆跑到現場時，僅着短褲躺在炕上的那“特嫌”人已然昏迷，身有多處青紫外傷。而我班裏的兩個手持棍棒的家夥，仍一臉兇相，罵罵咧咧地還說那人“裝死”。打死人的事我已聽到過多次，但那一次暴力“革命”的結果可是近呈眼前，施暴的可是我班裏的幾名“戰士”！他們不久前還是城市裏的“紅衛兵”；他們只不過上學到初一或初二；他們的頭腦裏除了被灌輸進了滿滿的“革命是暴烈的行動”之類的思想而外，再就沒接受過一點點別的思想——可以肯定，我看過的那些書他們連書名也沒聽說過。我找來了連隊衛生所的醫生，醫生當場宣布那人不是“裝死”，而是真的死了。
連裏“淡化處理”了那件事，向團裏彙報那人死于“心髒病突發”。否則怎麽辦呢？将那幾名打人者送交沈陽軍區的軍事法庭進行審判？既然死者沒有任何親人替之喊冤，倒還莫如批評教育那幾名知青一番就算了。
但這一件事在我心中留下的陰影久久揮之不去。對我班裏那幾名戰士也嫌惡之極。另一件事是我聽說的，後來證實是真事——另一個團的一名知青，在慶祝又一條“最高指示”發表的一個夜晚貼大字報時，将“萬壽無疆”四字貼錯亂了，結果第二天早上人們看到的是“無壽萬疆”。他的家庭出身有“問題”，于是惡果降臨。往日的戰友翻臉無情，暴打了他一頓，接着批鬥。連裏也不敢不重視，只得宣布那是一場“嚴重的反革命事件”，那不幸的知青當然就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由知青變成了勞改犯，被打入另冊多年。終于可以為家裏掙錢了，再加上日日勞動艱苦，已經很少做夢的我，又開始經常做夢了。我每夢到自己在開什麽會時無意識地脫口說出一句被認為“反動”的話，或喊出一句被認為“反動”的口號、在一片紙上寫下了一行被認為“反動”的字，因而也禍從天降，結果非但不能往家裏寄錢了，還使父母及弟弟妹妹們增添新的精神負擔。然而頭腦裏有種思想總在否定，企圖用明哲保身的大石塊壓都壓不住。有時覺得壓住了，聽到些從北京傳來的政治消息，那思想又會從明哲保身的大石塊底下鑽出芽來。漸漸地，因為“政治夢多”，到北大荒後胖了一點兒的我，又迅速地瘦了。我知道我是中了“文革”前所讀的那些書的“毒”了——在正常年代，那些書中的人文思想對于我的頭腦當然是營養；但在視人文思想為天敵的年代，頭腦裏裝入了人文思想就等于裝入了“毒藥”，甚或定時炸彈！
那時我在連裏有兩位最好的朋友。一位叫李洪元，哈爾濱五中的高二知青，朝鮮族。他也是知青班長，後當過排長、炊事班長。另一位叫吳志忠，原是北京四中的高一學生，“文革”前全家被遷出北京，也成了五中的學生。五中紅衛兵在哈爾濱的派性鬥争挺出名，發生過幾次影響較大的武鬥。并且，還将派性對立帶到了連隊。但李洪元和吳志忠，似乎從一開始就思想完全超脫于了，除了大家都喊口號時，從不說一句與“文革”态度沾邊的話。我是極想修煉成他倆那種人的，但做不到。
他倆成了我傾訴政治思想苦悶的可靠對象。他倆也是好朋友，有時我對其中一人傾訴，有時面對他倆傾訴。往往是在晚上。他倆都愛喝酒，我要向他倆傾訴就也得喝酒。而又往往地，我還沒傾訴幾句呢，他倆就都說：“喝酒！喝酒！”
李洪元有次還說了一句我銘記至今的深奧的話：“你苦悶是因為你不清醒，你喝醉了你就清醒了！”
我喝傷過一次，聞到酒味都會醉三分的。那一時期我經常喝醉，盡管實際上只不過喝了半兩一兩的。
有次吳志忠帶着幾分醉問我：“曉聲你為什麽不跟你那幾個同班的好朋友說這些？”
當時我也有幾分醉了，實話實說：“怕萬一連累了他們。”半醉沒醉的李洪元鼻子不是鼻子臉不是臉地訓我：“聽，我說得沒錯，他一醉就清醒，酒後吐真言了吧？哎你小子對我倆沒安好心啊？我倆就不是你的好朋友了？你總對我倆說那些狗屁話就不怕連累我倆啦？你以為就你一個人有思想，別人都是豬腦子呀！呸你的狗屁思想！哪天你的話被別人聽到了，讓我倆怎麽辦？跟你劃清界限？揭發你？批判你？哎，你不為咱們哥仨的親密關系考慮，也得為你那個鬧心的家考慮考慮吧？虧你還自認為是孝子！你孝個屁呀你！以後再滿嘴胡咧咧那些狗屁話，我倆跟你絕交算了！都老大不小的了，誰也不是誰家長，你還覺得我倆真有義務替你操這份心啊！……”
那天洪元借着幾分醉，将我罵了個狗血噴頭。我被罵惱了，好長一段日子裏不理他。
不久團報道組發來了調令，調我到團報道組去當報道員。行前，知青朋友們湊錢買了幾聽罐頭為我送行，而那是不能沒有酒的。大家都微醉之際，洪元倒了大半碗酒，端着鄭重地說：“我那天罵你，你小子不要往心裏去。”
我說：“怎麽會！”
他又說：“你就要離開哥幾個了，希望我那天罵你的話，你走時牢記着。團機關不比連隊，你要好自為之！如果你真覺得我罵得對，那就喝下這半碗酒！”接着，他竟雙手将碗舉至我面前，由坐着而跪着了。
朋友們包括與我同班的五名好同學，都看出了洪元他是多麽的依依惜別，也聽出了他的話是多麽的真摯，就居然沒一個替我搪擋一下的。
我看着那喝粥碗裏的半碗酒，一時呆住。
洪元他跪在那兒，一動不動。
朋友們的目光，一會兒一齊看他，一會兒一齊看我，一會兒一齊看酒。
在一片沉默中，我與洪元僵持了半分多鐘。
我終于說出一句話是：“舍命陪君子。”——雙手接過碗，兩眼一閉，一飲而盡。
洪元緊接着又往那只碗裏倒酒，都快倒滿了，也雙手捧起來一飲而盡。
那天夜裏，我覺得我活不成了似的，大吐之後，才昏昏沉沉地睡去。第二天聽志忠說洪元也吐了，吐前吐後反複說的醉話是：“曉聲，你小子要記住哥們兒的囑咐啊！”
我在團報導組一年半的時間裏，不曾沾過一滴酒。甚至，一聞到酒味兒，就産生心理恐懼。團報導組歸宣傳股領導，股長是現役軍人，還領導着廣播站和電影放映隊。他是喜歡經常小飲一番的人，每将男知青們請到家中“快樂快樂”。即使在那種時候，我也不“意思意思”。“五一”、“八一”、“十一”、新年、春節這些假日裏，在股長家，連廣播站和電影放映隊的幾名女知青也往往舉杯同樂，但我卻堅定地奉行“不沾主義”。
在那一年半裏，我到兵團總司令部去參加過兩次文學創作學習班。結束當日的最後一餐，酒是管夠的。不論男知青、女知青，無不頻頻舉杯。而我怕被勸酒，每次都借故溜走。
後來我到了木材加工廠。擡大木是重體力活，為了解乏，也為了排遣寂寞，擡木班的知青隔幾天喝一次酒。他們對我很友善，擡大木時特照顧我，我雖對他們心懷感激，但當他們聚在一起喝酒時，從不湊近他們，對他們誠摯的相喚也置之不理。我被複旦大學招為“工農兵學員”，即将離開連隊的前一天，擡木班的哥們兒為我餞行。盡管相互依依惜別，我也只不過舉杯唇邊，做了做樣子。在複旦大學的三年裏，我竟飲過兩次酒。盡管那時我已戴上了肝病患者的病號帽子，自知更應遵守醫囑，離酒遠遠的。一次是我與四名同班好友到上海電影制片廠的招待所去看望哈爾濱市的作家林予。林予原是雲南省軍區的部隊作家，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脫下了軍裝，下放到北大荒進行“勞改”。作家是多麽古怪的“動物”啊，居然在接受“勞改”期間寫出了長篇小說《雁飛塞北》！那是反映十萬官兵開墾北大荒、建設國營農場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成為他的代表作。《雁飛塞北》在當年是青年讀者們特別喜歡的長篇小說之一，林予的名字廣為流傳，這使他摘去了“右派”帽子。但好光景短暫，“文革”伊始，他又因為幾句“反‘文革’言論”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而我成了兵團戰士以後，尤其成了兵團文學創作員以後，他的名字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反而大大提升。因為《雁飛塞北》一書雖被批為“大毒草”了，卻仍是兵團文學青年中的“北大荒文學聖書”。我利用一次探親假的機會，多方探問，終于獲得了他的可靠住址。那是冬季裏一個寒冷的日子，零下三十幾度，我敲開了林予家的門。他的家是筒子樓的一居室，因為城市缺煤，雖有暖氣卻停止供暖，他家不得不生了一個煤球爐，從小小的通風窗接出煙筒去。煤球爐不好燒，倒煙，并不能使屋裏暖和。知道我是北大荒的一名文學青年以後，林予這名剛從“牛棚”放出不久的“現行反革命”，對我表現出了超出我預料的熱情。我倆圍坐小爐兩旁，袖着雙手，談北大荒，談十萬官兵，談文學。一上午的促膝相談以後，思想相通，成了莫逆的忘年交。
鄧小平複出後，林予出版了另一部長篇是《松花江畔》。那本是偷偷寫的一部作品，因為具有渴望“撥亂反正”的意識，乘鄧小平複出的“東風”得以問世。他的日子也又好過了點兒，被請到上海電影制片廠将《松花江畔》改編為電影。但，又得寫下這個但——劇本左改右改，改得他焦頭爛額之際，北京又有“小道消息”從各種渠道傳到上海，傳到上海電影制片廠政治神經最敏感的地方“小白樓”。“小白樓”是上影廠來自全國四面八方的作者們住宿之處。他們中有正義者，也時時出現小人、告密者。
那是上海炎熱的一天。林予見了我特別高興，甚至顯得有些激動，看得出，他內心裏憋悶着許多話正不知對誰來說。在當年，正義的人說真話極其危險。完全是由于對我的充分信任，他也同時信任了我帶去的四名同學。因為他從他們的臉上不難看出，他們對他的作品和他這個人是心有敬意的。于是，他關起門來，和我們幾名複旦大學的工農兵學員吐露心聲，坦言起憂國憂民的思想來。北京方面傳來的“小道消息”歸納為一點那就是：鄧小平将第二次被打倒，不久全國将開展又一場叫作“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聲勢浩大的運動，将又有一批人成為犧牲品。不知不覺到了中午，但大家談興未盡。于是林予親自去食堂買了飯、菜、兩份豬頭肉、一瓶廉價白酒。
我和同學們三點多才告辭。
關于鄧小平将第二次被打倒的“小道消息”，我和同學們在學校就已經聽到，從林予口中再次聽到，且情況相當周詳，結果每個人的心情都很沉重。
只要不是甘當政治“二百五”的人，誰憂國憂民的心會徹底泯滅呢？
林予和我那幾名同學其實都沒有酒量可言，卻都喝得臉紅紅的。分別時一瓶白酒居然喝光了。
每個人喝的都是憂愁酒。
那一次我也失了定力，喝了一兩多。那一兩多白酒使我醉了七分，以至于在回學校的路上，同學們不得不輪番攙扶我。到了複旦門外，同學們見我臉仍紅着，不敢攙扶我入校門，唯恐我在醉意之下失控，對什麽人脫口說出“反動”的語來。幾名同學輪番攙扶着我，在複旦大學後院牆外走來走去，直至我吐了，臉色由醉紅而煞白，并保證自己絕不會說出任何一句不合時宜的話，才共同回到學校裏。
不久，“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果然來勢洶洶地展開，緊接着開始追查所謂“政治謠言”的來源——即之前關于毛主席批評“四人幫”的“謠言”。然而，我的幾名好同學誰也沒出賣林予。
那之後我沒再沾過一滴酒，直至粉碎“四人幫”後，上海各界人們走上街頭慶祝人民的勝利那一天。
我起初是跟着複旦大學的學生隊伍走的，後來遇到了兩名同濟大學的來自兵團的學生，邊走邊聊，在去往當年上海市委領導人家住地的人流中，竟也走散了。游行的隊伍是要去往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馬天水、王秀珍、徐景賢等在上海的家，至于去幹什麽，其實都是盲目的。獨自一人“随波逐流”的我，走着走着又遇到了一名當年同連隊的知青，叫尤典春。他是當年哈爾濱五中老高三知青，二胡拉得很好，曾是五中某造反團的宣傳隊員，到兵團後不久，由連宣傳隊員而團宣傳隊員而師宣傳隊員。我倆關系一直不錯，他調到師宣傳隊後，随隊回一團演出，還去木材廠看望過我，并與我留下了合影。意外相見，自然是令我倆都很高興的。他說他已于兩年前病退返城了，接父親的班進了某工廠，當上了采購員，到上海是為單位進行采購的。那時已是下午五點多鐘，他要請我吃飯。我看出他不願與我匆匆分別，也看出了他因“四人幫”的垮臺高興無比，便由他了。
在連隊時，大家都叫他“老尤子”，我也仍叫他“老尤子”。他引我進入一家小飯館，說今天是全中國人民都萬分高興的一天，咱倆怎麽也得喝點兒啊！
我知道當年他的家庭出身存在某種問題，但究竟什麽問題，從沒問過，不清楚。我還知道，如果不是家庭出身問題，他早已調到沈陽軍區文工團了。雖然他不可能再成為沈陽軍區文工團的團員了，但我想他是有個人理由高興的。
那一天，我也特別高興，确實有種獲得第二次解放的感覺——思想獲得解放的感覺。所以，我情不自禁地說：“那就喝點兒吧。”
不料“老尤子”酒量特大，一瓶一瓶又一瓶，開第十一瓶啤酒時他居然還沒喝倒！我只喝了一瓶半，那麽他喝了九瓶半！期間去了一次廁所，回來跟沒事兒似的。但我卻是在他一勸再勸之下喝了一瓶半的，那一瓶半啤酒使我倆離開時，我幾乎站不起來了。天已黑了，他攙着天旋地轉晃晃悠悠的我不知走到哪裏時，我邁不動步子了，只得背靠人行道邊的一棵大樹坐下了。而他也守着我坐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