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4)
她紅了臉說：“沒想到我們的教授如此幽默！親愛的觀衆們，教授也等于是在反問你們呀？讓我們大家共同思考教授這句話的深意吧！教授是不會在接受采訪時亂開玩笑的，請記住那句話是——‘我為什麽要開車門呢？’”
教授再也不坐出租汽車了……
女兒如期歸國。女兒已經有了四個月的身孕。以前苗條的腰肢變得渾圓了。教授一想到将要做外公，心裏就喜滋滋的。女兒卻感到父親有些不對頭的地方。但究竟哪兒不對頭，一時又說不清楚。
有一天吃晚飯時，女兒問：“爸爸，你為什麽總在家裏說‘我為什麽要開車門呢’這一句話呀？”
教授放下碗，鄭重地回答：“那是事實的痕跡。每一個事實，只要存在過，無論怎樣的被歪曲，終究會留下點兒痕跡。”
女兒笑了，說：“爸呀，您現在變得滿腦子哲學了！”
教授回答：“這不是哲學。這是世相醜陋的尾巴，正和我的專業有關。”
吃罷晚飯，教授坐在沙發上，女兒坐于地，上身伏在教授膝上，開始娓娓地向教授講自己留學生活的艱難。講着講着，女兒落淚了。
“爸，咱們中國人，尤其大陸去到美國的年輕人，其實彼此一點兒也不關心、一點兒也不互相幫助。僅僅希望獲得別人的幫助，甚至希望巧妙地利用別人一次，心安理得地占別人一次便宜……”
教授問：“那麽，你和他呢？我的意思是，你們怎麽結識的？”
女兒說：“我們各自都為省錢，合租了一套房子。他住大間，我住小間。有時心裏都很寂寞，後來慢慢就想好了……”
“我想，他肯定無私地幫助過你。”
“不，爸爸，因為他一心想讨好我，所以他對我的一切幫助都談不上無私不無私。可我現在真的覺得自己很愛他……”
教授想告訴女兒，中國人在國內的關系，其實并不比女兒在美國感到的強一點兒。但張了幾次嘴，沒忍心那麽告訴女兒。
第二天，女兒的“他”來了。并不像照片上那麽相貌端正，身材還不及女兒高。但還算看得過去。教授覺得女兒嫁給他，是有點兒低就了。但既然女兒說很愛他，教授準備和女兒對他的感情保持一致。
他們在廚房裏配合着做飯，教授在廚房門外剝青豆，聽他們一問一答親親愛愛地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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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你猜我媽送給你那條項鏈怎麽來的？”
“你問得怪，買的呗。這還用猜？”
“不是買的。”
“那還是偷的搶的不成？”
“當然也不是偷的搶的。我媽好歹也算一女知識分子，能幹犯法的事兒嗎？我說不是買的，是指不是花自己的錢買的。”
“那就是別人送的。”
“等于是別人送的。可送的人，我不認識，你也不可能有機會認識。我不是跟你說過，我媽那單位效益不好，每個月只開幾百元，所以提前退了嗎？後來我媽不是在我爸那個局下屬的一個公司上臨時班嗎？沒承想那公司的效益好了一陣兒，也不好了。每月開的錢少，我媽心情當然就不好。這年頭兒，只有一樣東西能使咱們中國人高興起來，那就是錢。一天我媽下午早早的就離開公司了。在騎車回家的路上，由于想心事，結果就和另一個騎自行車的女人撞上了。結果對方就捂着肩膀賴上她了，不管我媽說了多少句對不起，非要我媽陪她上醫院不可。要不就得給她一百元錢皮肉賠償。我媽怕一上醫院，反而被她賴上，只得給了她一百元錢了事兒。其實，她肩膀根本沒怎麽。女人的肩膀撞女人的肩膀，能撞出問題來嘛……”
“中國人現在怎麽都變成這樣了啊！”
“聽我往下講！我媽心裏這個氣呀！一氣，眼神兒不好了。沒騎多遠，又撞在一輛出租汽車開着的門上。這下我媽可火透了，不幹了。攔住那出租汽車不讓開走！我媽心裏想啊，那一百元得從出租汽車司機錢包裏摳出來。司機當然是不情願的喽！可一乘車的，充闊佬兒，說一切賠償都包在他身上了。還給司機留下了名片。這你說我媽還客氣個什麽勁啊？一不客氣，敲了對方兩個星期的工資。其實我媽那公司，因為效益不好，每天才發給她十幾元錢。後來，我媽第二次又索賠了一千多元。兩筆錢加在一起，我媽給你買了那條項鏈。你要知道，我媽一輩子自己可沒戴過項鏈！你說我媽對你多好哇！為了讨好你簡直就不擇手段了！我媽給你肚子裏那小寶寶預備的小衣、小褲、小鞋，就是在家休病假的日子裏閑着沒事兒做的。我回來後我媽還絮絮叨叨地對我說過，要是不用上班，總有人按每天八十幾元的工資賠償着，那什麽心情……”
教授覺得自己周身的血漸漸冷卻着、凝固着，思維一片空白。大腦仿佛石化了，仿佛只剩下最中央一個核桃那麽大的部分仍有點兒感知。他窒息得透不過氣兒來。
女兒聽到“咣當”一聲響，從廚房奔出，見菜盆翻扣在地，剝出的青豆滾了一片。父親面色蒼白，兩眼呆得直勾勾的。雙手皆攥成拳，渾身在抖。
女兒驚問：“爸你怎麽了？怎麽了？”
教授瞪着她，不住地搖頭，張了幾下嘴，卻一個字也沒說出口。
“女婿”也奔出來了，與女兒一左一右将教授攙起，扶進卧室，安頓在床上躺下。
女兒不停地替父親撫胸口。“女婿”站立一旁不知所措。
教授深喘了幾大口氣，蒼白的臉色終于又紅潤了。
他低聲說：“沒事兒，我沒事兒……老毛病了……”
他躺了半個多小時，僞裝出好心情，陪着女兒和“女婿”吃了那頓飯。
女兒心裏的不安卻沒打消。她怕父親夜裏再那麽發作一次，自己應付不了，要求“女婿”住下了。
第二天早晨，教授走出卧室，見女兒和“女婿”在陽臺上。女兒坐在竹椅上，“女婿”蹲着，頭側貼在女兒腹部……
女兒悄問：“聽到了什麽？”
“女婿”說：“小東西在叫爸。”
“胡說！”
“現在又開始叫媽了。”
于是女兒笑了。笑得那麽甜蜜、那麽幸福。
教授望着他們的親愛情形，心裏矛盾極了……
婚禮的形式是中外結合的。
教授尋找種種借口不參加，可女兒一落淚，他臨時改變主意，還是參加了。
他終于又和那個女人見面了。
相見之際，她是怎樣的尴尬，自不必說。她的頭發染了、燙了。她臉上還化了妝。教授覺得她更加醜陋了，像一條被包裹了的花色毛蟲。
教授想不明白，會計師，起碼也是大學文化程度。究竟哪幾種原因，使一位退了休的中國知識女性，改變得那麽俗惡、那麽刁蠻、那麽無賴？
親家公不明內情，一個勁兒地和教授近乎，沒話找話地搭讪着說東道西。教授對他內心裏也充滿了厭惡。因為教授知道，倘沒有他在背後起作用，那女人未見得便會輕而易舉地贏了那場官司。
主婚人問：“××小姐，你願意嫁給這位先生，并終生愛他嗎？”
女兒回答：“願意。”
“××先生，你願意娶這位小姐為妻，并終生不背叛她的愛情嗎？”
“願意！”
于是一對新人親吻。
于是賓客們中的年輕人們齊唱《你是我永遠的愛》：
你是我永遠的愛，
因為除了愛你，
我沒有選擇！
你是我永遠的愛，
因為只有愛你，
我才能真正快樂！
在歌聲中，女兒走向了她的婆婆；女婿走向了教授。
現在，那年輕人的身份，是合法化了。因而“女婿”二字，也不必帶引號了。
教授望着女兒那張秀麗的臉貼向了她婆婆那張漫畫似的臉……
他突然大叫一聲：“不！”——将走到跟前的女婿推開，奔過去，拽住女兒的手轉身便走……
人們一時都蒙了。
女兒一邊掙手一邊說：“爸你這是幹什麽呀？爸你這是幹什麽呀……”
“親家，親家……”
女兒的公公上前阻擋。
“不……”
教授又喊了一聲。
他拖着女兒走了十幾步，倒下了……
“爸爸！爸爸！爸爸你究竟是怎麽了……”
女兒吓哭了。
教授說：“我……我……我……為什麽要開車門呢……”
其實他想對女兒說的并不是這句話。而是另一句話——他們醜陋。
對女兒、對女婿、對那做了公公的男人和那做了婆婆的女人，對一個被歪曲了的事實，對他已開始反感的社會本身，教授倒下時決定，該諒解還是要諒解。
說完那句話，他的心髒爆裂，就死了……
8． 虛實之間
對于飲酒，我從沒喜歡過，不論何種酒，不論多麽名貴的酒；中國的也罷，外國的也罷。至今，我也無法理解喜歡飲酒的人們飲酒時的快樂。
然而我竟大醉過幾次。那特別痛苦的感受，至今心有餘悸。
一次在1967年，“文革”第二年，我下鄉前一年，冬季裏的一天。我18歲了，已經于1966年初中畢業，但報考哈爾濱師範學院的大理想破滅了。所謂人生理想之于我，在當年，确乎的也就是先成為哈爾濱師範學院的一名學生，三年後成為哈爾濱一所中學的語文老師罷了。那理想之于我不消說是非常理性的。父親身為支援“大三線”建設的建築工人，遠在四川。每月五十幾元工資，最多也只能寄給家裏40元；而母親和我們五個兒女，僅靠那40元維持生活，日子過得真是不容易啊。何況，考上了大學的哥哥，因家境貧窮，明擺着供不起他讀完大學的，竟于四年前患了精神病，使我家貧窮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了。而我自初一下學期起，由于18平方米的一個小小的破敗的家裏，終日還被患精神病的哥哥鬧騰得幾無片刻安寧，學習成績直線下降，以那等令我羞愧不已的成績考高中是肯定考不上。幸而，從小學到中學，我的語文成績一向是優良，考上哈爾濱師範學院的語文系我還是頗有幾分信心的。受那信心的鼓舞，我在填報考志願前到師範學院去過幾次。在當年的哈爾濱，師範學院地處郊區，校園不大，五六幢老舊的三層樓而已，主樓也是。我在校園裏獨自“參觀”，想象着以後将成為那裏的一名學生，憂愁之心多少獲得了點兒慰藉。現今的人們也許會說，既然家境貧窮，為什麽還要考師範學院呢？不是已經18歲了嗎？直接參加工作不是能更早地替家庭掙份工資嗎？可在當年，一名初中畢業生居然想要找到一份工作，倘無特別特別硬的後門，則便等于是癡心妄想，連掃馬路或運送垃圾之類的工作，哪怕是臨時的，沒有任何後門可走的人家的孩子，也是休想輪到機會的啊。而我的家，正是一個完全沒有任何後門可走的人家。
所以，考入哈師院，不但是我唯一的理想，而且是我唯一的理性選擇。
記得十分清楚，當年那份報考志願表有三檔，三檔裏我填的都是哈爾濱師範學院。即使畢業後分配到了郊縣的一所小學那也心滿意足，無怨無悔。在初中畢業後的一年多裏，我因自己都18歲了還不能為家裏掙一分錢，又眼見母親的臉終日愁雲密布，而羞愧難當，心燃急火。我已經扒過樹皮了；我已經撿過煤渣了；我腳上穿的，已是從鄰居收回來的破爛堆裏挑出來的破鞋子了！但樹皮不是錢，煤渣也不是錢，并且不是天天都可以扒到撿到的啊！盡管能為家裏省下幾角錢，但那對于貧窮的生活又有什麽實際的改變意義呢？即使我終日光着腳，根本不穿鞋子，貧窮的日子還不是照樣貧窮嗎？
畢業後那一年半裏，我經常做兩種夢。
一種夢境是撿錢——扭頭四望，前後左右遍地錢。說遍地，也不是多到可以用手捧，而是像收割過的莊稼地，這裏那裏都可望見掉落的麥穗、谷穗與豆莢。我在夢境中撿錢，如同早年農村的孩子在秋收後的莊稼地裏拾麥穗、谷穗或豆莢。也挺奇怪，夢境中地上的錢，從沒出現過一元以上的紙鈔，更多見的是硬幣，壹分的、貳分的、伍分的。當年沒有壹角錢的硬幣。我夢境中也出現過角鈔，壹角的、貳角的、伍角的。出現過貳角錢或伍角錢的時候極少，然而确曾是出現過的。
我的理想是那麽的理性，真叫是理性之想啊。
我的夢也是那麽的理性，連在夢裏撿錢都不敢奢望能撿到一元的，真叫是理性之夢啊。
由那些撿錢的夢，我在青年時就形成了一種對夢的認識：倘人對生活的希望是特現實、特理性的，那麽他的夢境也斷不會超現實到哪兒去。正如賈大斷不會在夢中與林妹妹幽會。寶玉與襲人共赴巫山、纏綿雲雨的夢，賈大也肯定是做不來的。也正如阿Q們的“革命”理想，只不過是在鄉紳趙老爺家與吳媽“困覺”。但我終究讀了不少文學書籍，已是一名文學青年了。故我的夢境有時也特浪漫——在某幾場夢中，硬幣已不是出現在地上，而是生長在花枝上了。并且呢，由幾枚硬幣，組成為花朵。五瓣的、六瓣的、多層花瓣的；壹角、貳角、伍角的角鈔，則像花葉一般生長在花枝上！
多美好的夢啊！多浪漫的夢啊！
夢中的我，不必一次次彎下腰了，直着腰就可以前後左右地“采”到“花兒”，不，采到錢了！
請想想吧，如果一朵“花兒”是由伍分的硬幣組成的，而且是六瓣的、多層的，手到采下，那一大朵便是多少錢啊！還有是角鈔的葉子呢！所以夢中的我，不但像南方小女子摘采茉莉那般快速麻利地采錢，還一把一把地大抓角鈔。
當然地，再大朵的一朵銀光閃閃的硬幣茉莉，那也不比一片伍角錢的“葉子”錢多到哪兒去。奇怪的是，當年夢中的我，卻一向是先采“花兒”後抓“葉”。多年以後我也沒想明白，那究竟意味着什麽。
是的，在我18歲那一年，在中國的1967年，經常做以上那麽一種特美好、特浪漫、特現實，也特“中國特色”的夢。經常做撿錢之夢，夢境中卻從沒出現過面值一元以上的錢鈔，這樣的夢還不夠現實嗎？簡直還很自律呢，是吧？
按說，18歲的年齡，正是開始做每個男人大抵總會做過幾次的性夢的年齡，好羞愧啊，18歲的我經常所做的竟是撿錢的夢、低俗的夢。是的，如今想來，當年的我如果經常做性夢，那也比經常做撿錢的夢更正常呵！而且還不是撿成捆成捆的錢，撿的盡是硬幣和角鈔，還從沒打算往失物招領處交！不但低俗，簡直鄙俗。
如果說我做的第一種夢是荒誕浪漫主義之夢，那麽我做的第二種夢便是理想現實主義之夢了——夢的場景自然是哈爾濱師範學校。我成為它的學生，胸前戴着它的校徽，坐在教室裏聽老師講課；在圖書館自習或閱讀一部什麽小說；考試……每次考試起初都挺順利，大致看一番卷子，從沒覺得哪一道題會難住我，但接着就會發生令人徒喚奈何的事了，不是鋼筆帽怎麽也擰不下來，最終将鋼筆弄斷，便是鋼筆突然滴水兒，雖然只不過是不大不小的一滴墨水兒滴在卷面上了，但不知怎麽一來，我會将那滴墨水兒搞得滿卷面都是。已經答過的題完全看不到答案了，沒做的題也污染了。總之，就像憨豆先生打了一個噴嚏，濺到名畫上一小點兒口水星兒，想要從名畫上抹去而最終将名畫揩抹得一派狼藉那樣。這其實還不算多麽糟糕，最糟糕，不，最令我無地自容的是，原本一切都挺順利，簡直也可以說感覺良好；明媚的陽光灑滿教室，也照耀着我的課桌面，我的筆下水兒流利，我從容不迫寫下的字跡工工整整，仿佛印刷字……可是忽然間，天啊，怎麽會發生那樣的事！——忽然間我發現自己居然沒穿褲子就坐在教室裏了！說沒穿褲子是不确切的。确切地說是連短褲也沒穿！我怎麽也料想不到自己竟會完全赤裸下身地坐在教室裏參加考試！在夢境中我本能的反應必然是而且只能是暗暗地、用力地拉扯我上衣的下邊兒，希望拉扯到超過大腿根兒的長度，而那當然是徒勞無益根本做不到的。而且适得其反，越拉扯越短！又不知怎麽一來，上衣竟變成了兜兜！同時我自己變成了一個光腚小孩兒在課桌上爬，同桌的女生大聲呵斥我，而我聽到監考老師大喊我的姓名……
我說這種夢是理想兼現實主義之夢，乃因在夢境之中我畢竟成為了師範學校的一名學生，确實有着理想主義的成分。為什麽又說是現實主義的呢？因為在1967年，記不清是哪一個月份的事了，北京傳來了所謂“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號召：全國一切中學、大學的革命學生，都要将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當成一場長期的、持久的政治運動來進行，不獲全勝，絕不收兵！資産階級教育部已被砸爛，今後初中生考高中、考中等技術學校、師範學校，高中生考大學的升學方式永遠被取消。一切學生有無進一步升學的資格，首先要視其在“文革”中的政治表現如何。
我的天性中并不具有熱衷于勇猛地革別人之命的精神。當我的眼看到了，我的耳聽到了一件又一件幾乎天天都發生幾件的冷酷無情地革別人命的事件，而所謂“勇猛”其實只不過是殘暴的另一種說法，并且獲得堂而皇之的革命口號煽動時，我所讀過的一切書中的一切可敬的人物，不管是虛構的還是真實的人物，似乎每天都在諄諄告誡于我：那是不對的。真的革命者不應該是那樣的一些人，真的革命也不應是那麽進行的！不要信那一套，遠離之，遠離之……
1967年是我自從出生以來做夢次數最多的一年，比1960～1963年間“饑餓年代”所做的夢的總和還要多。在後三年中，我的夢境內容相對單純，經常夢到的是過年、過節飽吃美餐的情形。至于那美餐呢，不過就是大米飯、饅頭、豬肉炖粉條之類。也夢到過撿東西，撿到的幾乎無一例外是可當即便吃的東西，比如一個不知從哪兒滾到馬路邊的大西紅柿，或一出校門發現某處有個由紙繩捆紮的紙包，打開來驚喜而見竟是一包粗糧細做的“實驗點心”，甚或會是一塊人造肉。“實驗點心”大抵是用包谷面和高粱米面做的，而人造肉則是用淘米水沉澱後收集在一起的澱粉做的。也有夢着過撿到了糧票的時候。但從沒做過撿錢的夢。因為那三年的實際情況是，只有錢沒糧票幾乎不管去到哪兒，哪兒都吃不成一頓飯。那三年我才是小學生，根本不會做和哈爾濱師範學院有關的夢。雖然整天挨餓，卻從沒做過噩夢。但1967年，我不但經常做撿錢的夢、與師範學院有關的夢，也每做噩夢。
是的，1967年，我不斷做撿錢的夢、在考場上發現自己竟赤裸着下身的夢，以及種種驚出一身冷汗的噩夢。已經18歲的我，“饑餓年代”之後不再臉色青黃（我想那是由于嚴重營養不良造成的吧）皮包骨頭，逐漸胖了一點兒的我，一年之內又因睡眠不足瘦回了原形。嚴重失眠對我身體的負面影響并不比嚴重的營養不良對我身體的危害小些。18歲的我整天昏頭漲腦、無精打采，而且目光憂郁、表情呆滞，臉上陰雲籠罩。當然我因夢缺眠也不僅僅是由于一心想要為家裏早點兒掙一份錢而等于癡心妄想，還因為我的哥哥經常在深更半夜非出家門不可。他說特務們正用遙控器折磨他的頭腦，他要偵察出來他們潛伏在什麽地方。跟随他深更半夜幽靈似的到處瞎轉的主要是母親。往往地，我太心疼母親于是也自己跟随。
12月下旬的一天，母親袖着手回到了家，臉凍紅了，鼻尖上凍住着一滴鼻涕。她一進家門就把我叫到桌前，從兜裏掏出一個小紙包，讓我找個小空瓶，将裏邊的東西裝瓶裏。我看出母親雙眼也紅紅的，分明哭過。紙包裏是一手心那麽多紫紅色的結晶物，有指甲那麽大，更多是米粒那麽大的。我知道，那些東西便是所謂“朱砂”了。
母親不知聽誰說的，朱砂是可以治好哥哥的病的，于是四處借錢，求一位有門路的街坊給買到了。
那些東西究竟是不是朱砂，我至今也不得而知。但母親卻對那些東西是朱砂深信不疑。她為買那一小包東西居然花了20多元！而20多元是一家人半個月的生活費，而那20多元還是借的！而全家人的生活僅靠父親一個人寄回家的錢維持！而父親再多一元錢也沒能力往家寄了！
我埋怨地問：“媽，不過了？”
母親淡淡地說：“過日子的事不用你操心。”
不用我操心？哥哥瘋了，我就是家裏實際上的長子了呀！不用我操心我就不操心了嗎？盡管操心那也是白操心。我一邊往一個空了的小藥瓶裏裝那些所謂的朱砂，一邊生母親的氣。
對于哥哥的病，我和母親有不同的想法。母親聽人說，精神病院是根本治不好精神病人的，只不過是替家屬管理精神病人的地方罷了。我承認這基本上是事實，但我更知道這世界上根本沒有能治好精神病的藥，而這一點基本上也是事實。那麽，我認為就完全不必為買藥而借錢而白花錢了。但凡能湊足一筆錢的話，以求人将哥哥送去住院為好。若能那樣，全家人起碼可過一兩個月消停的日子。如果不這麽想問題，說不定哪一天家裏會被哥哥鬧騰出第二個瘋子來，而且那第二個也許是我。
1967年，在我和母親之間，經常發生兩種思想、兩條路線的鬥争。而實際上哪一種思想哪一條路線都同樣不能使哥哥的瘋病好起來，只不過是兩種都無可奈何的思想和路線的鬥争罷了，也可以說是本質上毫無意義的思想和路線的鬥争。
我還沒将朱砂全部裝入小瓶裏呢，母親又從抽屜裏翻出了一張酒票，給了我幾元錢，命我去買回一瓶成瓶的酒來。我賭氣将小瓶往桌上一扔，小瓶滾落地上，朱砂撒了出來。母親吃一驚。趁她彎腰撿時，我沖出了家門。
1967年冬季的那一天，幹冷幹冷，估計超過零下30度了。當年的哈爾濱，每戶每月發一張酒票、一張煙票。一張酒票可買一瓶酒，一張煙票可買兩條普通煙。沒有票只能在黑市上買，而在黑市上買煙酒是投機倒把，破壞社會主義市場，不論買方還是賣方，被抓住了輕則被送入思想教育學習班，重則要被勞改。我家的煙酒票一向是送人的，是母親的公關成本。母親經常向街坊鄰居借錢，不維系良好的公共關系是不行的。對于母親，也只能付出那麽一點兒象征性的成本。年底年初也就是春節前的酒票，可以買到一瓶好酒。而所謂好酒，也不過就是一瓶酒濃度較純、水成分少點兒的酒而已。我曾聽母親說過，那樣的一瓶好酒，是要親自送給替我家買到朱砂的街坊的，以謝人家的費心。我買到酒往家走時，心裏不禁産生了這麽一種想法：好酒，好酒，我寧肯自己喝光了它，而讓母親送不成人！誰知那朱砂是真的假的，就那點兒值不值二十幾元？就算是真的，就算确值二十幾元，想要靠那點兒朱砂治好哥哥的瘋病，明擺着是愚蠢的嘛！母親，母親，明明我的思想才是正确的思想，我主張的路線才是正确的路線，為什麽就是不聽我的呢？
那好，我要将這瓶好酒喝光！
心裏這麽想着，張口就咬瓶蓋。當年牙也結實，輕易就将瓶蓋咬了下來。還沒喝呢，濃烈的酒味已通過鼻孔刺激出了兩行眼淚。但我意已決，不肯作罷，用衣袖揩去眼淚，閉着雙眼，咕嘟喝了一大口！
那是60度的烈性酒。我才18歲，此前一滴酒也沒沾過。我父親從不飲酒，似乎連聞到酒味都會微醉起來。我分明繼承了父親的基因，注定是個酒精過敏的男人。
但當時我豁出去了。
一大口酒咽下，胃裏像頓時燃起了熊熊大火，仿佛要從嗓子裏冒出一股濃煙似的，連眼窩裏都感覺被煙火烤熱了。我趕緊抓起一把雪塞入口中。
往家走的一路上，我左手握着酒瓶的細脖子，右手攥一團雪，不時地仰頭咕嘟灌一大口酒，緊接着吞一口雪。
那時是下午三點多鐘，中午吃的一個窩頭已被胃腸消化掉了，腹中空空如也，烈酒對胃腸的刺激是那麽的兇猛，好像每一口咽下的都是镪水兒。倘不一口一口地吞雪，第一口酒後我是絕不會再喝第二口的。冰涼的雪麻痹了我的口腔和胃腸，使酒精的刺激似乎暫時變得還可以忍受。
那對于我純粹是一種自虐。
如果說喝下第一口、第二口時，我還沒喪失理智，只不過企圖通過那種自虐般的方式對母親的“錯誤思想”、“錯誤路線”表示抗議，那麽第三口、第四口酒喝下去之後，我的理智漸漸喪失了。我不僅想一醉方休，還進而想醉死拉倒。并且，我的抗議心理，由起先只不過是對于母親而轉向對于貧窮、對于“文革”年代了。18歲的我當時已在中學時期參加過幾次下鄉勞動了。從城市到農村，我的眼見到了許許多多的貧窮現象。僅以我家住的那一條髒街為例，如果不是由于我的哥哥瘋了，我家的生活還算不上最困難的呢。我的男同學中，有人不享受幾元錢助學金是根本上不起學的。街頭街尾有的人家的屋子，簡直就形同土坯壘的一個窩。而在農村，廣大農民每個工分才合幾分錢，辛辛苦苦幹了一年反倒欠下生産隊的錢，那是一點兒也不稀奇的事。有的農民家，窮得十幾年換不起一領新炕席，每年發的布票那根本就是白發，因為窮得沒錢買新布！
是的，在1967年，我不但對治好我哥哥的瘋病絕望了，對我們這個國家也幾乎徹底絕望了：它十幾年沒給我的父親漲工資了；它使我哥哥之複學成為破滅的幻想；它使我既升不了學也找不到一份哪怕只能掙少得可憐的錢的工作；它使從城市到農村貧窮景象随處可見；現在它又使工廠停工，農業生産遭到人為幹擾，一部分人将另一部分人置于死地而後快……
那會兒，喪失了理智的我，竟心生決絕一念，想要通過一瓶烈性的酒與它了斷一切關系，我想到了“魚死網破”四個字。
“階級鬥争是個綱，綱舉目張。”“綱”就是網綱；“目”就是網眼。好大的一張網，那網眼又是那麽的細密！而18歲的、對個人命運完全尋找不到方向的我，僅從年齡說是一條不大不小的“魚”。我對于那張将我收入其中的巨網是無可奈何的。既然不能破網而由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那麽我這一條不大不小的魚起碼還可以選擇死！
我不知我是怎麽回到家裏的。
總之我趴在炕上，頭耷拉在炕沿前嘔吐不止。腹中空空，吐出來的只不過是一大口一大口的胃水。後來吐出的胃水發綠了，那是因為連膽汁也在吐着了。
哥哥事不關己地依舊喃喃着瘋話。
弟弟妹妹們吓哭了。
母親淚流滿面卻不知所措。
來了幾位好鄰居，往我口中灌積酸菜的水，用雪擦我前胸後背……
我第二天醒來時已近中午，弟弟妹妹們一個也不在家，只有服了安眠藥的哥哥睡在炕另一邊，發出輕微的鼾聲。還有母親，她斜蜷雙腿坐在我和哥哥之間，面朝我，背對哥哥。
母親臉上毫無表情，一夜之間她更瘦了，幾無血色。以後，母親當時那張臉，深深地刻印在我記憶中了。
母親說：“我将你弟弟妹妹打發到鄰居家去了，單等着你醒過來。”
我閉上了眼睛。
“紹生，你想怎樣？”
母親的聲音很小，但是在我聽來，似乎被擴音器擴大了一百倍，以至于我的耳膜都被震得起了回聲似的。
良久，我才讷讷地說：“想死。”
我的聲音也很小，由自己聽來，如同一千裏之外的老舊電話中的耳語，伴着某種雜音——我的中耳炎被烈酒燒得複發了。又良久，我聽到母親一字一句地說：“大兒子那樣，二兒子這樣，你父親又遠在幾千裏之外，半夜的時候，我也起過想死的念頭。”我的心咯噔一下。
母親語調冰冷地問：“如果我真的死了，你怎麽打算？”我眼角淌下淚來，信誓旦旦地說：“那我就挑起咱們這個家的擔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