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2)
後，中國梁啓超發表論文，呼籲當時的文學人士以小說育“新民”。
1911年12月，中華民國成立，陳獨秀著文疾呼——1911年以前出生之國人當死！1911年以後之國人永生。
1915年，《新青年》雜志在中國問世。
1918年，魯迅發表《狂人日記》。
1921年，魯迅發表《阿Q正傳》。
讓我們将視線再投向歐洲，屠格涅夫發表《父與子》的同年，雨果出版了《悲慘世界》。1874年，他完成了最後一部小說《九三年》。
而在英國，比《父與子》、《悲慘世界》早三年，狄更斯晚年最重要的小說《雙城記》問世——那一年是1859年。
1888年王爾德出版童話故事集《快樂王子》。
1891年哈代出版《苔絲》。
在德國，1883～1885年，尼采完成了《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
将以上（當然不僅限于以上）跨國界文學現象排列在一起，從中探究文學與時代、與社會、與人心即人性之關系，尋找文學在後文化時代亦即娛樂時代或許還有的一點兒意義，是我十幾年前就開始思考的事情。
我得出這樣的結論：
那些我所崇敬的文學大師們，為着他們各自的國的進步，一生大抵在作兩方面的努力——促舊時代速朽；助新時代速生。
為使舊時代速朽，于是實行暴露、解剖與批判。既批判舊的制度，也批判“舊的人”，那類自在于、适應于、麻木而茍活于舊制度之下的人。
為使新時代速生，于是幾乎不約而同地預先為他們尚看不分明的新時代“接生”新人。新時代并未實際上出現，他們便只能将新人“接生”在他們的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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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的人”倘是多數，那麽即使舊的時代行将就木，也還是會以“世紀”的時間概念延續末日。因為“舊的人”是舊時代的寄生體，就像“異形”寄生人體。
新人倘不多起來，新時代終究不過是海市蜃樓。因為新時代只能與新人相适合，就像城市文明要求人不随地便溲。
車爾尼雪夫斯基們是知曉這一歷史規律的。
二
《父與子》中的巴紮羅夫這一俄羅斯新人，反權威，具有獨立思考之精神，在乎自身人格标準，對舊制度勇于進行無情批判，對于舊式人物縱然是講道德的舊式人物，每冷嘲熱諷。但屠格涅夫最後使他由于失戀而心理受挫折而頹唐而死于疾病加郁悶，屠氏這一位接生婆，他接生了巴紮耶夫這一新人，又用文字“溺死”了他。
也許屠氏認為，一個新人，是根本沒法長久生活在舊環境中的，他太孤單，孤單會使人很快形成脆弱的一面。并且，他的基因中，不可能不殘留着“舊的人”的遺傳。比如他的偏執絲毫不遜色于老貴族巴威爾。而偏執——這正是俄國老貴族們不可救藥的特征。
車爾尼雪夫斯基比屠格涅夫要樂觀多了。在寒冷的俄羅斯的冬季，在彼得保羅供暖一向不足的單人牢房裏，他以大的希望為熱度，用四個月專執一念的時間，“接生”下了他的 “樣板新人”——羅普霍夫。羅普霍夫是一位理想社會主義者，醫學院成績優等的學生，正準備攻讀博士，被公認是将來最有前途成為教授的精英青年。然而這極具正義感的平民之子，一旦得知他的家教學生少女薇拉的父母将她許給了一個貴族纨绔子弟，而她決定以死掙脫時，他大膽地“拐走了”她，與她結為夫妻。他因而被學院開除，也斷送了成為教授的前途，但他善良不減、正義不減，在朋友吉爾沙諾的幫助下，與薇拉辦起了家庭服裝廠，實行社會主義工資原則，一切看來似乎并不壞，但不久薇拉和吉爾沙諾夫都深深地愛上了對方。吉爾沙諾夫不再登門做客了，薇拉要求自己以更大的主動來愛丈夫，卻無論如何也不能将敬愛提升為親愛，三個“新人”皆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怎麽辦？
對于病入膏肓的俄羅斯，除了期待“新人”的救治別無它法。
“新人”面臨人類最自私的情感糾葛又怎麽辦？
羅普霍夫做出了完全利他的選擇——“投河自殺”，以斷薇拉和吉爾沙諾夫的挂牽。而實際上，他赴美參加廢奴運動去了。多少年以後，他與不僅僅敬愛他且對他親愛有加的妻子回到俄羅斯，與吉爾沙諾夫夫婦成為好鄰居……
偉大的社會民主主義先驅，為老俄羅斯所接生的“新人”确乎在人性品質和人格原則兩方面影響了以後幾代的俄羅斯青年。
回憶起1974年春季，“文革”中的中國批判車爾尼雪夫斯基不久，一位複旦大學的三十多歲的而且不是學中文的老師，僅因在《兵團戰士報》上讀了我的一篇小說《向導》，便從佳木斯到哈爾濱到北安再乘十小時左右的長途汽車到黑河，最終住進我們一團簡陋的招待所，迫切約見我這名“政治思想有問題”的知青，關上門與我小聲談論《怎麽辦》，仍感慨多多。
雨果的《悲慘世界》其實也為法國塑造了兩個重要的“新人”，即米裏哀主教和襄？阿讓。聯想到年輕時的雨果曾在《巴黎聖母院》中力透紙背地刻畫了一個虛僞的教士福婁洛，竟由自己在晚年塑造了比孔繁森還孔繁森的聖者型主教米裏哀，這說明什麽呢？
非它。
雨果以他的睿眼看透了一種國家真相——如果善的種子在一個國家的文化土壤及人心中大面積幹死，那麽什麽辦法都難以改變一個國家的頹勢。
而在這一點上，宗教的作用比文學巨大。
故雨果在他最後一部小說《九三年》中大聲疾呼——“在革命之上，是崇敬的人道主義！”
人道主義即主義化的善原則。
那是一頭與專制主義戰鬥了一生的“老獅子”的最後低哮。
如果以“傳統現實主義”的“可信”原則來評論，不但米裏哀那類好到聖者般的主教是“不可信”的；襄·阿讓這名後來變得極為高尚一諾千金的苦役犯更是“不可信”的；而沙威之死可信度也極低。現實生活中即使有類似的主教、苦役犯、警長，那也肯定少之又少，“不典型”。
但人心的善，在“不尋常”年代往往更加感人至深。
随着《悲慘世界》的讀者增多，米裏哀、襄？阿讓、郭文這三位文學形象，越來越引起全歐洲人沉思——那些小說中的好人的原則，難道真的不可以植入到現實生活中嗎？如果植入了，現實生活反而會變得更不好了嗎？
于是，文學作為一種文化現象，開始“化”人。
而在英國，狄更斯比雨果在善文學即“好人文學”方面走得更遠，也更極致。
暴動與鎮壓；一方開動了分屍輪，一方頻立絞刑架，在如此殘酷的背景下，狄更斯講述了一個凄美的三角戀愛情故事——法國貴族青年查爾斯？達雷與是律師助手的平民青年卡登，都深深地愛上了一個叫露茜的美麗姑娘。達雷因暗中向起義者提供槍支而被關入監獄，等待他的将是死刑。卡登清楚，露茜愛的是達雷，給予他自己的卻是純潔的友誼。為了成全達雷與露茜的愛情，也出于對法國大革命的同情，卡登毅然潛入獄中，營救了達雷，第二天頂替達雷從容踏上斷頭臺……
這故事的利他主義傾向當年使中學時代的我訝異萬分。
世上怎麽可能有卡登那種人啊！
然而正是在“文革”中我理解了雨果和狄更斯——他們将極善之人性置于血腥時代進行特別理想主義的呈現，乃是為了使人性善發出極致之光！
至于王爾德，這位主張“為文藝而文藝”，并且放浪形骸的文化知識分子，也滿懷真誠地為歐洲的孩子們寫出了《快樂王子》那麽動人的童話！它像《海的女兒》、《賣火柴的小女孩》、《醜小鴨》一樣，滋潤過幾代歐洲少年兒童的心靈。
以我的眼看來，啓蒙時期的歐洲作家及文化知識分子們，不遺餘力共同肩負起的文化自覺無非體現在這幾方面——堅定不移地反對王權專制及其專制下的暴行與醜惡；堅定不移地主張并捍衛思想自由的權利，同時為新時代接生“新人”；以飽滿的熱飲呼喚善的人性與正義之人格。
因為他們知道，倘無善的特偵，所謂新人，也許還不如善的“舊人”值得尊敬。
車爾尼雪夫斯基對于“新人”如是說：“他們那麽做是因為他們身上最好的一面要求他們那樣；如果他們換個做法，他們身上那最好的一面就會感到屈辱和痛楚，使之煩惱，他們就會覺得對不起自己。”
至于尼采，我至今不知他為什麽會被稱為哲學家。“上帝死了”固然是一句包含哲學意味的話，但僅僅一句話構不成哲學。至于他為德意志帝國所“接生”的“超人”們，在我看來是人類危險的敵人。因為他們的人性是冷酷無情的。一旦另一部分人類被他們視為敵人，他們便會按照尼采的思想指令系統，“将戰靴踏入敵人口中”。故希特勒後來在德國軍隊中散發尼采的“超人”小冊子一點兒也不奇怪。
三
梁啓超倡導“以小說塑新民”之當年，其實并沒幾人響應。魯迅在做着與契诃夫一樣的事，意義與契诃夫之于老俄國一樣深刻且深遠。幾乎只有沈從文悟到了什麽，卻沒有根據證明他肯定受到了梁氏的感召。他的湘西山民系列小說中之人物，雖然區別于同時代許多作家筆下的中國男女，但由于着力于表現“原始的生命力”，故“蠻民”特征顯然，便只豐富了那時的文學人物畫廊，并不具有“新人”基因。多少受到東方佛教思想與西方基督思想影響的冰心也分明悟到了什麽，低調地秉持“愛的文學”亦即“善的文學”跻身文壇，但與風起雲湧蘊育着革命的時代格格不入，她以女性心溫所代表的一種文學現象，也沒獲得足夠的支持。巴金在《家》中的确塑造了覺民等“新青年”形象，但在初版的《家》中，覺民其實是無政府主義信徒，證明着他內心深處的迷惘。《早春二月》中的蕭澗秋其實算得上一個“新人”，因為他有拯救意識——先是參與了拯救國家的大革命，大革命失敗後退隐于小鎮，轉而拯救文嫂母女，卻成為小鎮人們舌尖上的飛短流長之笑柄，結果文嫂的女兒病死後，文嫂也自殺了，于是宣告他的拯救使命适得其反。電影《大浪淘沙》中的金恭绶與其革命引路人之間有一番對話耐人尋味，當金恭绶欲将僅有的兩塊銀圓送給可憐的老碼頭搬運工買藥時，他的革命引路人對他說：“你幫得了一個，幫不了全中國千千萬萬的受苦人！”
這句話暗含着的深意是——善即革命；上善即獻身于革命。否則，不能實現真善之願望。
四
回眸每望，新中國成立之後，我确乎能從歷史的光線中看到一批與新時代共舞的新人們的身影，但因衆所周知的原因，後來許多新人按照一樣的思維說一樣的話，獨立思想等于飲毒自殺，人們逐漸習慣了四目相望鎖唇舌，連目光裏都不再流露半點兒真思想。于是恰恰是本有資質煥然一新的那些國人，幾乎統統變得比“莫談國事”時的中國的“舊人”更舊。
鬥争文學成為主流文學。
一部農村小說中的翻身農民老漢說：“我以後活着只有一件主要的事了，就是瞪大兩眼，每天盯着馬小辮的一舉一動。”
馬小辮者，老得僅剩幾顆牙的老地主而已。
階級鬥争以話劇的形式演繹到了只有三口人的家庭中，年輕的女婿與貪小便宜的丈母娘之間“原來”也存在着尋常日子裏的“階級鬥争”。
階級鬥争也進行到了公社的海椒地裏，這次英勇鬥争的主角是少年——他發現也同樣老得僅剩幾顆牙的老地主偷了幾個海椒。階級鬥争既然必須以“堅決鬥到底”的原則來進行，結果是不敵老地主的少年被掐死了——以真人真事為素材的話劇在全國上演，每一個觀看了的少男少女的頭腦中都從此不由自主地繃緊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争”這一根弦。
“對敵人要像寒冬一樣殘酷無情”——這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話成為了時代教義。
由于缺少宗教情懷的影響；也缺少“好人文化”的熏陶；“人性論”在文化之界內界外被批得體無完膚；那麽到了“文革”時期，暴力行徑比比皆是簡直自然而然，不那樣反倒怪了。
五
八十年代亦即新時期以來，“新人”形象首先出現在某些“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中。《天雲山傳奇》中的羅群與馮晴岚，能夠在極左年代恪守起碼的獨立思想、人性和人格原則，當然在個人品質方面具有絕不肯讓渡的“新人”特質。雖然根本不可能，但請允許我來假設——如果這樣的文學和影視作品恰恰及時出現于“文革”中，那麽在我看來，其所體現的文化自覺将是光芒萬丈的，價值遠在《父與子》、《怎麽辦》之上。還有《芙蓉鎮》，還有《平凡的世界》、《沉重的翅膀》，等等。雖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現實中人重新定位人何以為人存在疑問，但“新好人”出現在文學作品中這一事實，卻足可令梁任公泉下得慰了。
六
倘中國有一個由恪守獨立思想，在人性方面發乎本能的善良，在人格方面當仁不讓地正義的人們形成的群體，我是多麽的願意跻身其中而引以為榮，而與時俱進！
但我長期望尋，望得眼都累了，卻并沒望到過。
具有“獨立思想”的人是越來越多了，但卻未必各個善良，有的甚至很不善良，也談不上有多少正義感。
與他們相比，我倒寧肯與那些雖無什麽獨立思想可言，甚至幾無思想習慣，心靈裏卻似乎先天具有“善根”的人為伍。
中國的“新人”也越來越多了，但在他們的新的服裳之下，我看清了比“舊人”更舊、更醜陋、不可救藥的心性。
美國電影中反複出現過壞得難以想象的壞人。
但美國乃至整個歐洲人中的大多數确信——那不是真的。即使真有那麽壞的人也是個別現象，生活中還是好人多。
中國小說或電影中一旦出現較好一點兒的人，尤其反映現實生活一類——看後的中國人會想：那不是真的。即使真有也是個別現象，真實的生活中才沒幾個真的好人。
我想，八十年代曾在泉下欣慰一時的梁任公，後來又郁悶得恨不能再死一回了吧？
但是我已不太相信“好人文化”或能培育出成批的“新好人”的傳說。
但是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我的筆在批判現實的同時，每稍一歇擱，轉而便寫一個又一個的好人，或感覺到的，或聽說的，即使他們只不過好那麽一次、好那麽一時、好那麽一點兒。
因為我知道，好人在中國絕對并沒絕種。
我不寫好人，對不起好人的存在。讓善的種子永遠在我的文字中發芽、生長，對我也是不那麽做“就會感到煩惱”的事。“行為藝術”而已。
七
我相信——“精神變物質”這一句話。對于“好人文化”和好人的關系也是如此。“好人文化”如果影響了某些人，善良會沉澱在他們的身體裏形成物質性的好人基因。那麽他們的下一代一出生便也先天具有好人基因了，亦即民間所言“善根”。
八
在2008～2010年創作《知青》的過程中，我确乎是将我的“好人文化”之理念全盤地“種牛痘”般地刺種在那些知青人物的心裏了。我預料到那将會給人以不真實的感覺——但我當時的想法是：管那些呢！讓我所感恩的好人們先在我的筆下活起來！何況即使在“文革”中，我自己便結交了多少好人啊！他們使我不以一篇題為《感激》的散文紀念便感覺罪過。
“文革”也不是好人絕種了的時代。恰在“文革”中，潘光旦死在他學生費孝通懷裏；上海一位江姓女工認領了傅雷夫婦的骨灰……
當變瘋了的沈力手舉磨得鋒快的鐮刀威脅戰友們，而趙天亮久久凝視他，終于默默從他手中接過去鐮刀時，唐曾那一種目光使我為之動容了——我從他的目光中看到了我希望看到的“東西”。
除了《知青》成為我的機會，使我得以如願以償地呈現“文革”年代一些知青們心底的善；在現實中，我又能另外“幸獲”什麽機會呢？
我對人性善與人格正義，真的已理想得太久太久。
人們啊，不管處在什麽年代，只要沒被關進集中營裏，沒被剝奪起碼的言行自由，能像他們那樣好一點兒，好幾次，其實不是“難于上青天”之事……
5． “郁悶”的當代文化
中國有科學院和社會科學院，都是科學院。胡适先生說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那就是科學的思想；馬克思也說過“在科學的道路上，是沒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在那崎岖小路上攀登的不畏勞苦的人們，才有希望到達光輝的頂點”，這也是社會學知識分子的科學思想、科學思維和科學精神，科學與文化從來都是相互滲透的。這個題目給我的感覺就是說現在的文化人沒有科學精神，得趕緊請科學家來往文化人的頭腦裏注入一些科學精神，這太小看我們文化人了。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當下，我們的文化人也罷，科學知識分子也罷，都叫知識分子。中國知識分子确實缺點什麽，我認為缺的是士精神，就是士人風骨，這一點冰心老先生去世前說過：“無士當如何？”那時冰心已經看到無論是從事科學的，還是文化的，中國的知識分子就是缺了士精神。現在無論我們怎麽說，我們骨子裏是缺的，不是說所有的人都缺，而是作為一個整體的大群體都缺。一個國家幾乎沒有了這樣的知識分子了。我想起了葉企孫，以前我也不知道這個人物，我是在《讀者》中偶然讀到了中央電視臺記者柴靜的一篇文章《而我卻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柴靜說她根本不知道有這樣一個人。說來慚愧，我也不知道葉企孫，但是我看到柴靜那篇文章後，非常感動。我在大學上的大課有二百多名學子，就将文章內容全罩上，只在投影上放出了一張葉企孫的照片。一張頭像，像正規的标準工作照。我讓我的學生就這張面容來談談印象。學生們說，首先是知識分子，然後是內心有秉持，然後能看出他善良。但是，不知道他是誰。當我讀這篇文章的時候，大家才補上了“知道他的存在”這一課。
關于文化，我認為文化在政治之上，這是毋庸置疑的。何為科學發展觀，有文化的發展觀而已。文化當然也體現于政治之中，但是絕不僅僅是附着在政治這張皮上的毛。文化在政治之上，自古如此，沒有文化的人類根本就不可能産生文明，沒有文化的進步也根本不可能有進步的政治。中國的問題，最終就是對文化的認識而已。當然，這裏所言的文化不僅是供人欣賞的優雅文藝，滿足人娛樂的所謂通俗文藝。文化從來都和思想連在一起。喪失了思想力的文化根本就不能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先進力量。喪失了思想力的文化是次品質的文化。同時我們要看到，世界了解一個國家，主要還是看這個國家的當下文化是怎麽反映當下現實的。是誠實的反映，還是不誠實的反映。整體上不能誠實地表現思想力的文化知識分子是很難被外國同行瞧得起的。如果外國同行不能由衷地瞧得起某一國家的知識分子，那麽也就決然不能瞧得起某一國家的當代文化。那麽即使這個國家財大氣粗，還是難以真正地獲得尊重。我們不應該讓這種包袱一代代地壓在我們中國人身上。
今天，除了用文化去影響我們的民族，似乎也沒別的辦法了。這将是漫長的文化任務，但也應是文化知識分子必須擔起的任務。
我們文化的啓迪影響力不夠。我很擔心我們将來有一天會受到文化的報應。我擔心的是，我們的文化到現在如果還不趕緊真誠地補上人文這一課的話，有一天，人文文化的缺失會給我們帶來悔之晚矣的後果。
我們對待文化的态度可分為兩個時期。一個時期是我們相信文化的力量很大。但這個時期，我們其實僅僅将文化當作政治的工具在利用。一種宣傳的工具。而且這種宣傳并不指向人心。那時文化只是政治的“齒輪和螺絲釘”，并沒有把文化作為一種保證社會和諧運轉的“機器”中的主機來看待。這個時期過去後，我們又轉為一種沮喪的想法，覺得文化起不到那個作用了，甚至想幹脆就放棄此種文化作用，因此現在的文化變成不起人文作用的文化了，喪失了文化的自覺性。
文化具有撫平社會傷口、呼喚社會穩定的自覺性。但也有前提，便是全社會首先是政治亦在自覺地或較自覺地反省錯誤。文化往往先行反省。但文化的反省，從來沒有能夠代替過政治本身的反省。
文化對社會傷痛的記憶遠比一般人心要長久，這正是一般人心的缺點，也是文化的優點。文化靠了這種不一般的記憶向社會提供反思的思想力。阻止文化保留此種記憶，文化于是也郁悶。而郁悶的文化會漸限于自我麻醉、自我游戲、自我閹割，了無生氣而又自适，最終完全徹底地放棄自身應有的一概自覺性，甘于一味在極端商業化的泥淖打滾或在官場周邊争風吃醋……
反觀近幾十年的中國，分明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況——從前，哪怕僅僅幾年沒有什麽政治運動，文化都會抓住機遇，自覺而迫切地生長具有人文元素的枝葉，這是令後人起敬意的。
不能說當下的中國文化及文藝一團糟、一無是處。這不符合起碼的事實。但我認為，似乎也不能說當下的中國文化是最好的時期。
與從前相比，方方面面都今非昔比。倘論到文化自覺，恐怕理應發揮的人文影響作用與已然發揮了的作用是存在大差異的。
與從前相比，政治對文化的開明程度也應說今非昔比了。但我認為，此種開明，往往主要體現在對文化人本人的包容方面。包容頭腦中存在有“異質”文化思想的文化人固然是難能可貴的進步。但同樣包容在某些人士看來有“異質”品相的文化本身更為重要。
我們當下某些文藝門類不要說人文元素少之又少，連當下人間的些微煙火也難以見到了。真煙火尤其難以見到。
倘最應該經常呈現人間煙火的藝術門類恰恰最稀有人間煙火，全然不接地氣，一味在社會天空的“積雨雲”堆間放飛五彩缤紛的好看風筝，那麽幾乎就真的等于玩藝術了。
21世紀，對于一個正在全面崛起的泱泱大國，當代思想力并未見怎樣地發達，卻一味轉過身去從古代封建思想家們那兒去翻找思想殘片，這是極耐人尋味的。
心靈中沒有吸收過飽滿的人文主義教育的人，不配當公仆。因為他不可能有什麽人文主義的情懷，非當也當得很冷漠——對人民的疾苦……
心靈中沒有吸收過飽滿的人文主義教育的人，縱然富了，也不可能是一個可敬的富人。因為他将寧肯贈豪宅和名車給女人，哪怕僅為一夜風流，卻不太會捐出區區一百元幫一個窮孩子上得起學……
中國在這方面需要多少安徒生們呢？需要多少個時代呢？全世界都需要我們這樣，我們實踐了，将因而感受到，不但人類的社會，連整個世界都少了某些荒誕性，多了幾分合理性。
給自己的頭腦幾分尊重——我們因而發現，娛樂使我們同而不和，思考使我們和而不同。
6． 莫讓将來變成當下
（記一次新生入校獻詞）
尊敬的各位同學，我代表全校教師，首先對諸君成為北京語言大學新一屆學子，表示衷心的祝賀！
我以“尊敬的”稱呼諸君，乃因為——雖然社會各屆對中國高考制度指責多多，但我認為，這個制度目前還只能改良、完善，無法廢除。所以我同時認為，諸君得以在高考競争中跨入北語，終究意味着具有應試能力。而應試能力，畢竟也是一種能力。
我已是三年前就應退休的人了。
我決定這将是我最後一次作大會亮相，故我借此機會，向諸君提出以下幾點建言：
1、希望諸君明了今日之大學與自己人生的關系。
在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長的年代，一名北大學子若表示自己并不願以後成為社會精英，蔡元培先生是會沮喪的。那時中國有四億五千萬人，大學極少，大學學子占中國青年的比例也極少。有幸成為大學學子的青年，若竟沒有日後成為國家各方面精英的志向，便委實是國家的悲哀。而今日之中國人口，已超過三個四億五千萬了。今日之中國，大學學子占青年的比例每年提高，故一名大學學子發誓不成為社會精英誓不為人的話，首先卻可能使我這樣的老師替他的人生觀感到憂慮。一個國家當然還是精英越多越好。但世界上所有的國家，包括歐美國家，也不是每一名大學學子畢業後都能成為社會精英的。如果諸位畢業後能成為優秀的社會公民，這已經不負北語培養你們的希望。而這一點包括如下能力——勝任愉快的專業工作能力；使這一種能力觸類旁通，善于應變，因而可持續；良好的心理素質及文化素質，故不至于被社會的浮躁所裹挾，不至于被社會的歪風邪氣所俘虜、所毀滅。以上幾點，希望學子們與我們老師們共勉……
2、要對北京這一座大都市的負面具有足夠的心理準備。
中國很浮躁，北京為首；中國人很郁悶，北京的郁悶者最多。浮躁之氣和郁悶、憤懑之氣，尤其容易在北京的上空籠罩不散。有些心理準備之人，才能于北京看到中國之總是會進步的希望。這希望也必然首先存在于北京。
3、大學并不是培養掙錢最多的人的所在。
倘某大學向青年承諾會使其成為日後掙大錢的人，我認為是最不靠譜的承諾。絕大多數中國大學老師們本身的工資與出色的“月嫂”們或“空姐”們的工資不相上下，此點基本是事實。但大學對任何一個國家的重要貢獻無可取代，這也是一個事實。我的一名研究生回家鄉時，見着了她當年的初中同學，對方連高中也沒上，靠擺菜攤自力更生，苦心經營十年，房子有了，車子有了，存款有了。而我的研究生卻仍一無所有，于是倍覺失落。我問：如果可能，願不願與之交換一下目前的人生？彼沉思良久，搖頭。諸君如果想明白了她為什麽搖頭，便想明白了大學究竟是什麽所在。倒是那擺攤者的身上，有着諸位也該尊重的人生精神。多付出一份努力，必多收獲一份。在大學與國家之人才需要之間，諸位日後若能理性地找準就業位置，确定人生發展方向，那麽二十年後，是會成為有文化又人生穩定的城市公民的。吃青春飯的青年另當別論，但北語不是藝術院校。
4、北京是中國文化中心。
以我的眼看來，全世界的文化近半個多世紀發生了顯而易見的異化。從嘻皮文化到雅皮文化到知識爆炸到文化泡沫再到娛樂至死。
我要說的是，諸君須當心，既要善于在北京吸收好的文化，并被好的文化所化；又應提防劣質文化的侵害，不被劣質文化所腐化。在北京，人若缺乏文化思想，被幾乎沒有什麽思想性可言的文化泡沫所異化，淪為被那種文化所消費的快餐文化的消費者，幾乎是一件被漸漸變傻還快樂着的事。
我給諸君的衷告是——大學四年轉眼即過，盡量克制自己對快餐文化的嗜好，讀一些值得讀的書，并思考一些人生的、社會的、文化的問題，最好形成筆記，以備日後之需。
我們北語是文科高校。我校既不但重視各類語言水平的培養，也極為重視對學子們的人文情懷之熏陶。
何謂人文情懷？
更文明的人以自身之文明影響并引領社會文明的自覺而已。
高科技是可以用外彙從國外買回來的。
人文精神買不到。
所以希望諸君日後皆成為有一等從業能力、又兼備人文情懷的人。
魯迅在他那個年代看不到中國的希望，故只能将中國之希望附麗于将來。
但這未免太悲觀。
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