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9)
在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和一首屬于自己的主打歌曲之間，你首先要什麽？”
所謂魚與熊掌不可得兼。
魚與熊掌并非永遠不可得兼。對于大多數人，只不過不可同時得兼罷了。
中國被諸社會問題所纏繞，公衆首先希望解決什麽問題；這是個問題。
如果，以上調查再深入一步，将三個問題中的第一個問題都列出來，那麽将分別是：“醫療”、“貧富分化嚴重”、“收入分配改革”。
看，“最”問題的問題依然在，但“腐敗”已不知哪裏去了，影子都與“最”不沾邊了。
而我，經常聽到的最多的民間聲音，卻恰恰是對腐敗的深惡痛絕。故我一向以為，只要進行社會問題調查，“腐敗”當必在一二之間。
為什麽真切的往往最強的民間之聲，一成調查結果，便大大地靠後了呢？
我再次聲明，這樣來問，也不是針對調查本身的。
我認為，情況可能是這樣——更多的公衆，受直接困擾的先是諸民生問題。其困擾難以排除甚或加劇的話，于是憎惡腐敗的心理變得強烈甚而劇烈。
那麽，最後的問題便是：
在中國，醫療保險制度改善了，看病不太難了；一般工薪階層的工資有所提高了，退休金也增加了；收入分配進行某種程度的改革了，底層人過日子的鈔票餘額多了點兒……
以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态勢來看，在往後若幹年，逐步完成以上目标是可能的——果而如此，腐敗問題究竟還是不是令中國公衆“最”惱火的問題了？
抑或，問題對于我們中國人其實只不過是這麽一個“分配問題”：只要讓我的日子也好過點，別人們的腐敗我姑且不說了？
這個問題真的是個問題！
因為，倘大多數公衆如此思維的話，便不配有一個不怎麽腐敗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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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帝王思想中的“折光板”
在中國當代史上，毛澤東的偉人地位永遠不可動搖。繼孫中山之後，無人可與其相提并論。進言之，在中國五千餘年的文明史上，“毛澤東”這個名字，使歷代帝王将相以及歷代傑出的政治人物黯然失色。他的攝政權威超越于一切中國帝王；他的軍事謀略堪稱中國的另一部《孫子兵法》；他的思想在其逝世後的今天，仍對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的頭腦，尤其45歲以上的中國人的頭腦，發生着先入為主的，同時又依賴難舍的影響。目前“憶毛”書籍和文章的形形色色的作家們、作者們，懷着對毛澤東各不相同的心态，試圖達到三個目的：将毛澤東這位曾被神話的領袖“請下神壇”歸于“凡人”加以看待；通過對毛澤東的追記“梳理”清楚中國共産黨史上的某些重要事件的“內幕”；或者颠覆，起碼動搖毛澤東在中國近代史上無人企及的偉大地位。這最後一個目的是最不可能達到的。因為企圖否認毛澤東是偉人，正如蔑視泰山是大山一樣，動念一出，先自離事實本質遠矣。誰都可以認為泰山不是這樣的山而是那樣的山，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但是誰若否認泰山不是大山，那麽他自己并不實事求是的态度首先必遭否認。當然，據我看來，這樣的書遲早是會在中國公開出版的。偉人既逝，随着時間的推移，便漸成“歷史人物”。偉人的名字一旦完全的歷史化了，也就沒有了現實中人所享有的肖像權、隐私權、名譽權等一概起碼的“公民權”可言，往往被當作“出版自由”的“一道菜譜”。但這肯定是很久以後才有可能在中國發生的事。并且，僅僅是有可能而已。
因為，即使在徹底商業化的時代中，即使在出版業徹底私有化的現實中，即使在“出版自由”神聖不可限制的前提下，一部實事求是之态度大受懷疑的書，也肯定是沒什麽價值的。它也許會為出版商帶來巨大的利潤，但同時也必定會使出版商的名聲受損。偉大的歷史人物，無不受着現當代人的倫理原則的庇護。即使在美國這麽自由的國家，寫書的人和出版商，也是不敢輕易拿林肯和華盛頓的名字嘩衆取寵的。
何況，偉人一旦成為偉人，其地位乃是由歷史認定的。與歷史的權威性相比，後人的評優評劣，不管多麽的公開、多麽的自由，也只不過意味着是公開的自由的“私議”罷了。歷史的認定對于此，确實“一句頂一萬句”。
愛因斯坦、畢加索、海明威、雨果、羅丹、雪萊、拜倫、李斯特……我們可以舉出幾打世界的偉人和名人，被當代人嚴肅地或并不嚴肅地，認真地或并不認真地，有根據地或根據并不充分地，甚至主觀臆想地懷有惡意地推斷為同性戀者、心理變态者、亂倫者、情感卑俗猥瑣者、藝術剝削和剽竊者……應該承認，外國人比中國人寫人物傳記要嚴肅認真得多。以上那些偉人和名人，也确有各自的污點和劣點。但是污點和劣點，并不能動搖他們在歷史中依然是偉人和名人的地位。
歷史的“頭腦”所記住的，永遠是有缺點的，包括有污點和劣點的偉人和名人，而将“完美”的普通人的名字一概地予以忽略。
對歷史而言，人最大的“缺點”是普通。
對普通人而言，偉人和名人最大的“缺點”是不“完美”。
但在歷史的專門詞典裏，從來不收入“完美”這一詞條。
中國人正在開始明白歷史是對的。毛澤東也正在開始以不“完美”的偉人形象重新被普遍的中國人所承認。
到目前為止，林林總總的“憶毛書籍”和文章所要達到的第二個目的，只達到了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而這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也僅僅是在某些次要事件方面達到的。這些事件實際上并沒有什麽“內幕”性，不過鮮為人知罷了。
鮮為人知的事是許多人不知道，但只要有想知道的願望就可以知道的事。
“內幕”雖也是許多人不知道，但同時又是許多人想知道甚至一定要知道而難以知道的事。
可以這樣認為，到目前為止，一切标有“內幕”字樣的關于回憶毛澤東的文章和書籍，都根本沒有任何“內幕”性可言。也對“梳理”清楚中國共産黨史上的重要事件毫無寶貴的認識價值。這一方面是因為，有資格作為歷史見證人的人們在毛逝世後依然活着的二十年間，仍由于種種原因諱莫如深，“話到唇邊留三分”，甚至話到唇邊留七分留八分留九分，結果将真相帶到了棺材裏去。另一方面，或者有些見證人也說出了一些真相，但記錄為文的人心有所慮心有所悸，筆下“遺漏”了；或者記錄為文的人也如言所寫了，但在發表和出版前被終審者慎删了。
但我們畢竟經由那些文章和那些書知道了一些以前所不知道，現在已被允許知道和了解的事。
唯有第一個目的顯然達到了——将從前神化了的毛澤東“請”下了“神壇”。那些文章那些書，大抵是毛澤東身旁當年的工作人員們所寫的。或由他們口述，文人記者們記錄整理的。因他們的文化程度不同，工作性質不同，與毛澤東接觸的方式不同，回憶的角度不同，那些文章和書的認識價值也便有高低之分。除了少數文章和書涉及毛澤東的政治思想、治國主張，以及在重大事件過程中的心路的微淺痕跡，更多的文章和書籍只不過大量地、相似地、重複地“展出”了毛澤東的日常生活片段給人看。并且，又大抵充滿着對毛澤東的敬愛與緬懷之情。由于他們非常熟悉日常生活中的毛澤東的性情特點和喜怒哀樂，其真實性幾乎是不容置疑的。又由于敬愛與緬懷格外真摯，感情色彩很濃，讀來十分溫馨親切。某些影視作品，常從那些文章和書中直接“借用”塑造毛澤東藝術形象的素材。某些扮演毛澤東的特型演員，也常從那些文章和書中吸收“營養”。那些文章和書，通力描寫了一位在日常生活中儉樸、風趣、平易近人而又體恤人、一向樂觀而又有時多愁善感、愛讀書又愛談古論今引經據典的毛澤東。
這些當然都是真實的毛澤東的一面。但僅僅是一面而已。
這些也是普遍的中國人從前所不知毛澤東逝後很感興趣的。
那些文章和那些書，滿足了普遍的中國人間接貼近地感覺毛澤東的心理願望。
但是，作為共和國同齡人的我，多麽希望中國能出現一部關于毛澤東的、其認識價值如美國的麥克阿瑟晚年所著的關于“越戰”問題的權威性的書啊！
我認為我的希望，也代表着許多中國人，尤其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的想法。
同時我也明白，在近五六年內，希望只能是希望。
當現仍在世的，為數已經極少的，具有歷史見證人資格的中國老人們皆遁入歷史之後，這樣的書的出現，無疑将更加困難了。
于是思考毛澤東，漸漸成了我日常用心的一部分內容。對于自己想要明白的事，既然別人到目前為止還不能給自己一個明白，那麽也就只有獨自思考。我讀一切自己所見到過的關于毛澤東的文章和書。企圖從中發現這位曠世偉人與中國及普遍的中國人之命運的更深一層關系。因為這種關系，不但從前主宰着中國及中國人的命運，現在也依然對中國及中國人的命運發生着割不斷的牽制。
毛澤東逝世前幾年，在給他的夫人江青那一封著名的信中曾預言——“我死後，別人們還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繼續打着我的旗號……”
每當我聯想到他的這句話，心中總不免生出一股冷嗖嗖的敬畏。那敬畏如一個凡人對神祇的預言的敬畏。
我曾反複咀嚼這句話，越咀嚼越覺得，其中既包含着上帝般的自信，亦包含着對于後人的輕蔑似的。
究竟是些什麽因素，竟使逝世前的毛澤東如此之自信呢？
在近當代世界史上，除了毛澤東，又有哪一位領袖或政治家敢在生前說出這樣的話呢？而且還說對了呢？
一個中國人，哪怕将“毛澤東現象”思考明白了一點點，對于中國之事，或許也就會看得稍微清楚了幾分吧？
這即使不能說是有意義的，也起碼是有意思的。
帝王們也是人。帝王們的思想，也是人類思想的一部分。中國歷代帝王們的思想，是中國人思想體系的一部分。
有平庸的帝王；也有英明的帝王。有将治國當成“專業”，“悠悠萬事，唯此為大”的帝王；也有荒淫無恥、終日享樂不理朝政的帝王。有推廣仁政的帝王；也有以實行暴政統治為能事的帝王。有具有深刻的政治家思想的帝王；也有根本無思想可言的帝王……在資本主義革命之前，世界上的每一個已有國家都是帝王們的國家。
一切人的一切政治思想和政治抱負，無不建立在帝王思想的基礎之上。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此乃經文人之口說出的政治思想。但其實并不代表文人們自己的政治思想，而是由文人們表達出來的，主要體現在庶民百姓們身上的政治思想。“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這才是文人們頭腦中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抱負。
“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身在江海上，心連京國深”、“小來思報國，不是愛封侯”、“豈餘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這又是自覺懷才不遇、郁郁不得志的文人們的政治心态之一種。
“每憤胡兵父，常為漢國羞”、“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但得将軍能百戰，不須天子築長城”、“黃河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這是将帥們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抱負。
“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了卻君王天下事，留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發生”、“安得壯士挽天河，盡洗甲兵長不用”——這又是大功告成以後，名帥勇将們的生活歸于尋常寂寞之境時的心态。他們那時內心深處，相信皆有反思和失落，當然折射出的也是一種政治心态。所引雖為古詩古詞，但從古至今乃至将來，凡将帥，凡軍人，心路莫不如此。別國的将帥軍人也不例外。巴頓便是極典型的一個。
“光被四表，格子上下”、“一軌九州，同風天下”、“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澤被魚鳥悅，令行草木春”——這便是以攝國政為己任的帝王們的思想的至高境界和抱負的遠大無邊了。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意指帝儀王威的影響，直可達到四面八方極廣袤的疆域，而且存在于天地之間。
“一軌九州，同風天下”——當然指的是億萬人的意志和意識，統統統一在帝王所頒的神聖的種種法令之下。
“澤被魚鳥悅，令行草木春”——李白的兩句詩。非常明白地形容：其恩澤連魚和鳥都感到愉悅、感到幸福，其旨令所及之處，使花木如同春天到來一樣欣欣向榮……
以上便是帝王思想中最積極的內核。當然，并不産生于帝王們的頭腦中。古今中外的帝王們，頭腦中沒什麽政治思想的比頭腦中有點兒政治思想的多得多。帝王們頭腦中的政治思想，或者不用“政治思想”這個詞，而用“治國思想”四個字來說——大抵是在知識分子們的“思想教育”之下形成的。中國民國以前的知識分子們亦即傳統文人。所以歷代中國帝王們的治國思想，又幾乎是歷代中國傳統文人們的治國思想的“折光板”。故中國五千餘年的歷史中，其實沒有幾位帝王真正算得上是政治思想家的。進言之，中國帝王思想中所體現的那一部分最積極的治國思想，歸根到底是中國歷代傳統文人們治國思想精華的集大成耳。由于這一種思想首先從傳統文人們頭腦中産生，總是具有着非常顯明的理想主義的色彩。
這一種理想的終極目标，一向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而非是一個“共和”性質的國家；一向是以一個好皇帝為前提的，而非是以一個好制度為前提的；一向是以王權為最高權威的，而非是以憲法和法律為權威的；它主張從“人治”走向“仁治”，但是幾乎從來也沒提出過以法制取代“人治”的主張。更不敢提出以“法制”限制王權的要求。盡管也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呼籲，但止于王子，絕不敢再往上比說王子的老子帝王本身。并且，那呼籲乃是在較開明的帝王們執政時鬥膽說出的……
那麽，青年時代的毛澤東，亦即沒有系統地接觸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前的毛澤東，他頭腦中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抱負是怎樣的呢？
須知在那一時代，完整的系統的馬克思著作的中譯本尚沒在中國出現。在中國出現的第一冊中譯本的馬克思著作是《共産黨宣言》。而青年時期的毛澤東也非常令後世遺憾地并不曾出國留過學。
斯時歐洲各國政治思想活躍，“共和”思想的主張和要求極為盛行，日漸成為被普遍認同和接受的嶄新的國家觀念。它與歷代中國文人們所理想的由一位好皇帝替一個國家當家做主的國家觀念是有本質區別的。當年凡是出國留過學的，有遠大政治抱負的進步青年，頭腦中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共和”思想。他們中最敢作敢為的偉大的實踐者是孫中山。
孫中山當然是一位偉大的“造反”者。他的“造反”目的極其明确，不僅是要改變他所處的黑暗中國的現實，而且要徹底鏟除影響中國文明、進步、發展的延續了五千餘年的帝王政治的根基。要建立一個“共和”性質的新國家。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未達目的，死不瞑目。
毫無疑問，孫中山頭腦中思考過“功成身退”的問題。因為他明白這乃是一個“共和”性質的新國家的至高原則。總統不同于帝王之處正在于總統不可以終身。一個“共和”性質的國家的憲法中若無這一條，它必是一個虛假的共和性質的國家。孫中山當然并不想創建一個徒有虛名的“共和”性質的國家。盡管他曾被公選為“終身大總統”。但是當袁世凱逼位時，他并沒有為保住自己“終身大總統”的地位即刻下令讨袁。他讓位的前提是，要求袁世凱保證繼續“共和”制。袁氏背信棄義，複辟帝制，這才激起孫中山向全國發布讨袁令……
《共産黨宣言》中的火藥味兒，想必非常鼓舞青年毛澤東頭腦中的激情。
“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文革”中被譜了曲，由千千萬萬紅衛兵唱遍全中國的兩段“語錄”，據言就是從歷史資料中翻閱到的，青年毛澤東說過的兩段話。
現在我們知道，馬克思本人并不标榜自己是什麽所謂馬克思主義者。更明确地說，馬克思本人并不是“暴力革命”的積極的倡導者和鼓吹者。恰恰相反，他是一位并不希望看到“暴力革命”真的發生的社會學者。他的《共産黨宣言》，是在以學者的敏感和卓越的社會洞察力向資本主義發出最後的最嚴峻的“報警”——如果資本主義本身還不能以有效的方式緩解它所造成的尖銳的階級矛盾，那麽暴力革命的發生勢在必行。
現在我們也從歷史資料中知道，“巴黎公社”起義之前，馬克思本人并不贊同。只是在起義成為事實之後，他才本着一位有大無畏正義感的社會學者的良知，對起義進行輿論上的道義上的聲援。并且嚴厲譴責資産階級武裝對起義的血腥鎮壓。
馬克思本人确曾在他的家中接待過、周濟過、掩護過早期的各國共産黨人。但是他從來也沒有打算成為他們的“暴力革命”的世界級領袖。他視他們為“革命家”。但是從來也不以世界各國“革命家”們的“革命理論家”自居。他一方面天才地分析“暴力革命”的社會原因，預見“暴力革命”的發展趨勢；另一方面以憂郁的而并非驚喜的目光審視“暴力革命”。我們多讀一些有關馬克思的回憶錄和傳記便會知道，其中以較翔實可靠的根據告訴我們——馬克思并不認為“暴力革命”是“革命”的唯一正确的方式。
誠然，馬克思逝世以後，恩格斯在紀念馬克思的文章中曾說過——馬克思首先是全世界無産者的“革命導師”，按照他的革命理論進行“革命”，并将這種“革命”的目标在全球實現，乃是對馬克思的最好的紀念。
由于恩格斯與馬克思的特殊關系，恩格斯的話對全世界無産階級革命家們的影響可謂深矣。毛澤東是馬克思學說中那一部分“革命”思想的最虔誠的信徒之一。也是最堅定的實踐者之一。
但一個事實是——全世界無産階級的一次次“革命”在先，馬克思的“革命”學說在後。究竟是“學說”指導“革命”，還是“革命”需要“學說”，馬克思之被奉為“革命導師”，于他個人情願與否，似乎是相當值得研究的。
現在，有些中國共産黨人迷惘地認為——馬克思主義在最基本的觀點上似乎錯了。因為資本主義不但沒有死亡，反而空前地繁榮昌盛了起來。
其實馬克思主義恰恰在這一點上并沒有錯。因為馬克思的預見的前提是——如果資本主義并不能尋找到緩解階級矛盾的有效方式，那麽它将有可能被無産階級紛紛興起的“暴力革命”所埋葬。
資本主義尋找到了那一有效方式——民主+高速發展的經濟。
一切以為全部馬克思的著作，僅僅不過是“革命家”的“革命指南”的人，最終都難免會對馬克思主義有所失望，将自己所犯的認識性的錯誤，轉嫁為馬克思的“錯誤”。竊以為，事實恰恰相反，馬克思沒錯。
19． 路在腳下，任重而道遠
（2012年全國政協會議期間，面對賈慶林同志的發言）
我發言的題目是“路在腳下，任重而道遠”。我首先要談我的中國大感覺——因為我的建言以此為前提。
當梁漱溟是一個青年的時候，他的父親曾問他：“這個世界還能變好嗎？”——他當時沒回答，因為自己也不知道。那一天，梁巨川因親歷了清末民初的種種亂象倍覺失望，投河而殁。梁漱溟晚年正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年，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回答了以上問題：認為我們這個世界是能變好的。
我和他對我們這個世界抱有同樣樂觀的看法。我認為他的話也包含對于我們中國之看法。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不包含中國的世界概念顯然荒唐。
當前，中國民怨多多，歷史遺留下來的老問題，加上“改革”後形成的新問題，層層累積，社會弊端的海水，似乎已沒過了中國這艘巨大航船的吃水線。但我認為，中國的明天，肯定是大有希望的明天。因為将目前之中國與歷史上各個時期的中國進行比照，一個正在富強起來、進步起來的中國印象是不容懷疑的。有一種思潮認為今不如昔。我是共和國的同齡人，是中國之從前的見證人，我的知識分子良知要求我，應以真誠而有說服力的文藝作品表态——事實絕非那樣。
但歷史告訴我們，這世界上有不少國家，恰恰迅速地衰敗于社會物質財富豐富了以後，典型的例子是古代“大羅馬帝國”。
故我提出以下建言：
一、貧富懸殊已經到了政府在社會分配方面必須出臺新的分配政策予以調整的時候了。有人認為，政府根本不必管這種事，這一點完全是由社會經濟市場來決定的。我希望中央決不要聽他們的忽悠，不管他們是些什麽人物。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不管社會分配相對公平的問題。根本不管這一點的政府沒有不因之而垮臺的。
二、近兩年，全國非城市人口打工者的收入，普遍有了二百元至四五百元不等的提高。最低工資新标準的出臺推動了這一提高。但，工薪階層的許多人，仍對電力、石油、電信等行業員工的高工資微詞有加，尤其對這些行業的老總們“神秘”的高年薪憤懑不已。降低這些行業員工們的工資顯然是不智之舉。但，繼續任由這些行業老總們“神秘”的年薪繼續“神秘”，幾乎等于對公衆意見置之不理。我認為，他們首先是黨員，其次才是所謂老總。他們年薪的公開化、透明化、标準化，也将是衡量中國共産黨執政權威的一個重要方面。如果連這些是老總的黨員都要求不了，何以要求廣大普通共産黨員？何以凝聚十三億幾千萬的人民群衆？
三、補償在改革開放初期做出利益犧牲的工人群體。他們當年被下崗、“內退”，被以少得可憐的錢買斷工齡。至今，他們中有些人的退休金，低于當地最低退休工資标準。鄧小平曾說：“我們的人民太好了，我們一定要對得起他們。”今天，使他們的退休工資不低于最低标準是政府起碼要做到的。在此前提之下，對于如今65歲以上的他們，逢年過節發放幾百元慰問金，則體現一種國家情懷。當然，這裏指的是當年确因企業重組被硬性“下崗”，而目前生活又确有困難的他們。我了解到的情況是，每一分花在底層貧困群體身上的錢，都是花得最值的。
四、腐敗問題。對于這個問題，讓我指出現象、分析原因我能說得頭頭是道。但若讓我拿出遏制的高招，我也只有搖頭嘆氣，徒喚奈何。老實說，我沒有良方奉獻，卻有一種真切的感覺，那就是——人民大衆對腐敗的忍受正經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驗，已到了臨界點。因貪不畏死，這真是不好辦了——人民正瞪大了眼睛看着中共中央、國務院有何作為。如果說，明明可以變得越來越好的中國居然前途夭折，那麽首先肯定是由于腐敗。我唯一能想出的辦法是——加速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與腐敗決一死戰。以為僅僅靠解決一些基本“民生”問題，就可以抵消人們對腐敗、對不公平現象的憎恨，是一種錯誤的想法，連高等動物都會對“貧富懸殊”與不公平現象産生極端不良反應。
五、精簡機構。中國之官員隊伍太龐大了。機構重疊、職能類同，政令多頭，精簡機構勢在必行。
總而言之，當做之事很多，但若先做到以上幾點，中國之希望的曙光現矣。否則，中國之明天難以預測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