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8)
其實非我們想象的那樣，也都以活在“道德底線”上為快意的活法。相反，他們普遍主張尋求超越“道德底線”之上的活法。那麽一種活法也許更不負青春和人生意義，那麽一些青年也許更可愛……
生活方式——當代中國青年正享受着極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在這一點，時代、社會和青年，已形成了中國以往任何時代都不曾出現過的寬松、相互接受的局面。
文化娛樂——當代中國人，尤其青年，在文化娛樂方面的幸運，是接近着當代世界水平的。僅僅由讀小說、看電影和看戲劇構成文化娛樂內容的時代已成歷史，一去不返。當代文化娛樂的內容，二十年間膨大了何止十倍！
綜上所述，既不但是當代中國青年的幸運，也體現着當代中國的發展和進步……
一個人，尤其是一名青年，終日活在“道德底線”上是沒什麽意思的，更沒什麽潇灑可言。但當下許多青年面對聒噪不休的大文化，內心痛苦、沮喪，而且倍感低賤和屈辱——中國文化也應該及時反思。
然而，倘以為當代中國青年全體生逢着以上種種的幸運，便也順理成章地全體浸泡在注滿了幸福液的時代的浴缸裏，那麽我幾乎等于在這裏進行欺世之說了。
不，不是這樣的。
時代發展和進步的惠利，永遠不可能像同一鍋爐加溫的、使人的身體舒适無比的淋浴水，通過統一的蓮花噴頭遍灑在每個人身上，而且可以由每個人自己來控制水溫。
人類社會還從未經歷過如此美好的時代。
由于青年們家境的不同，個人的先天資質和條件不同，決定着他們出生以後，不可能在同一起點上開始自己的人生。比如有的出生于寒門；有的成長于富家；有的父母操權握柄；有的父母積勞成疾；有的被上帝賦予了好的容貌、嗓子和身姿，打理人生的能動力加上令人眼羨的機遇，人世不久便成為演員、歌星、節目主持人、模特、運動員，等等，于是年紀輕輕住豪宅、開名車，并且愛情浪漫美滿，于是春風得意，人生一路順遂，喜事接踵；而有的卻以殘疾人的體貌，自幼開始在這世界上的唯一一次“競走”，人生對于自己等于磨難不休的代名詞……
那些都叫“命運”。是如基因一樣純粹先天的人生元素，與時代和社會無涉的，也是難以依賴時代和社會的扶持與幸運者們共舞的。只能靠自己後天對人生的耐受力和對磨難的堅忍，像戰士一樣而不是像這世界的貴客和嘉賓一樣實踐人生……
但，時代和社會的原因，畢竟是影響更多數青年人生季節的大氣象。使當代中國青年中的一部分，雖幸逢“改革開放”卻也實際上并無幸福可言。比如經濟發展狀況的不均衡問題；比如傳統大工業的解體造成的失業問題；比如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比如社會保險和慈善事業不完善的問題；比如官員的作威作福，揮霍、浪費和貪污腐化漠視百姓疾苦的問題，使中國有些省份農民的生活仍處在很低很低的水平線上，使有些城市裏一批接一批地産生新時期的城市貧民——這樣一些家庭中的青年，其人生無疑仍是舉步維艱的。倘要追求到人生的一點點滿意，無疑是極不容易的。對他們一味回憶從前時代的苦，以啓發他們感受現在的甜，是既不能使他們真的覺得幸運，更不能使他們真的覺得幸福的。
時代和社會的原因，乃是時代和社會必須承擔的義務。什麽時候時代和社會的義務在以上方面作為顯著了，什麽時候他們才會向時代、向社會交一份發自內心填寫的調查表……
現在的中國，雖一年比一年重視教育，大學雖然每年都在擴招，但我們是一個十三億多人口的國家，大學仍不能做到寬進嚴出，應試教育仍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每年跨進大學校門的青年，倘包括了農村青年統計，仍只不過是百分之幾。而且，為了維持教育的良性發展，從小學到大學的學費，高到了使不少家庭望洋興嘆而且卻步的程度。城市裏的少年、青年，因學業競争的壓力而疲憊；窮困農家，窮困地區的少年、青年，因交不起學費而不得不背對教育。在科技如此迅猛推廣的現在，少年和青年們背對教育的人生，未來怎樣，是可想而知的……在以後若幹年內的中國，他們也許離提高人生質量的就業機會越來越遠了……
毫無疑問，科技的發展必然促成科技的産業化；科技的産業化必然帶來新型的就業機會。但是，也毫無疑問，科技的産業化，是以摧毀傳統的工業模式和工業鏈條為前提的，而支撐後者的，又是為數衆多的傳統型的，只善操單一工種的工業技工。科技的發展所帶來的十項乃至更多項新型的就業機會，其所能吸納的就業人員的總和，往往抵不上被其淘汰的一種傳統工業所造成的失業人數的幾分之一，或幾十分之一。也就是說，在新派生的科技産業代替傳統工業的轉型期，失業是面積式的現象，就業是點式現象，而且，科技産業所需要并擇優吸納的，必然是高知識結構的青年。他們起碼當有大學畢業的科技産業入場券。無此入場券的青年，将被阻擋在展示新型就業機會的時代場館入口外。那麽他們幾乎只能去從事社會服務工作。後一種工作較之前一種工作，是薪金低得多的工作。被無情擋在新型就業機會的時代場館入口外的青年們，做好了充分的心理準備了嗎？何況，時代和社會倘未開創好足夠他們就業的社會服務工作，有待他們自己去一點一滴地幹起來……
在從前的時代，清貧和窮困的生活無論在農村還是城市，都是普遍的現象。沒有比襯對象，人眼就難見差別，人心就無物可羨。倘非強調從前的時代也有差別，在農村，那也不過就是兩名青壯年勞力一天各掙幾角錢之間的微小差別。而在城市，同代人之間的工資差別，最大不超過十元。亦即相差一級或一級半的工資。而且，那十元錢，一般便是同代人之間一輩子的差別。完全不同的工作，幾乎相同的工資，這是從前的“中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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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現在不一樣了。無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兩個家庭，兩個中國人，兩個青年之間的收入差別，可能十幾倍，可能幾十倍，可能百餘倍，用天地之別形容也不過分。而且，巨大的差別，就咄咄逼人地呈現于近旁，并被形形色色的文化反反複複地渲染着，人想裝作不知道都是不可能的。
如果說從前的青年只能安于時代強使之普遍的低收入現狀，那麽當代的低收入青年，則難免會在咄咄逼人的差異比襯面前內心充滿了焦躁，而且深深地痛苦着。
中國的文化應該反省一下的。全世界恐怕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文化，像中國當代文化這麽的“勢利眼”。倘僅僅從電視中來感受中國，那麽将會對中國産生極大的錯覺，以為它已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了；以為每一戶中國人家的收入都已高得不得了，因而如果不天天追求時尚，進行高消費，錢就會變成負擔之物了。
有些商業廣告接近着厚顏無恥。比如某些房地産廣告，比如某些珠寶鑽戒廣告。它們的意思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多便宜呀！”而其标價對于工薪階層，如畫在天空上的餅之對于饑漢。或曰本就不是向老百姓做的廣告，那麽就應該把意思說得更明白——“對于富人多便宜呀！”那些廣告犯的不是語焉不詳的錯誤，而是故意混淆廣告受衆群體的常識錯誤。
有些報刊熱衷于宣揚三十歲以前成為百萬富翁是容易的。而我們都知道，這不但在中國對于大多數中國青年不容易，在全世界對于大多數外國青年也不容易。
中國有十三億多人口。比十年前多了近三億，比三十年前多了近一半，“文革”時期中國還是七點五億人口。青年人數究竟翻了幾番，小學算術能力也能算得出。
在這樣一個人口衆多的國家，大多數人能夠過上普通人的生活，已然是國家幸事，已然是中國人幸事。而時下的大文化似乎總在齊心協力地誘惑人們——富有的生活早已擺在你面前，就看你想要不想要了！
許多當代中國青年，面對如此聒噪不休的大文化，包括每每睜着兩眼說瞎話的傳媒，內心既不但痛苦、沮喪，而且倍感低賤和屈辱……
與從前時代的中國青年相比，當代之中國青年，半數以上在确确實實地迷惘着。甚至，也可以說确确實實地體會着另一種不幸……
然而，中國畢竟在向前發展着。
撲朔迷離的中國經濟，近年正出現着有根據樂觀的拐點。
時代變了，是為“道變”。
“道”既變，人亦必變。
變了的時代，衍生出新的時代人。新的時代人不可能适應從前的時代（盡管他們對現在也不見得多麽适應），因而他們不會讓時代退回到從前，因而他們必将時代繼續推向前去，并在此過程中漸漸适應他們所生逢的時代，并漸漸提高他們打理自己人生的能動力……
歸根結底——時代發展的潮流不可抗拒，其實意味着的是這樣的法則——倘新的時代人衍生出來了，他們解決他們和時代的關系的方式也是新的、不可抗拒的。他們與時代共同舞向前去的能動力是不可抗拒的。
因為他們明白，他們的希望在前頭，而不是在從前……
16． 網絡肆意攻擊的紅衛兵遺風
一
由我編劇的電視劇《知青》，甫一播出，網上便有化名“滴”什麽者，以及另一“小子”，輪番攻擊不止。還有另一代表所謂“一些老知青”們的同樣化名者，發貼“警告梁曉聲，我們還活着”！
斯時我正面臨45卷之全集的出版，又在進行着《忐忑的中國人》一書的寫作，委實無暇反駁。
現在終于有了一定的時間和精力，但《知青》卻已播過；它是自八十年代以降，對“文革”再度繼承反思和批判之文藝使命的電視劇，基本已成定論。我的反駁動念，也便随之索然。
于是想到魯訊的話——最大的輕蔑，是連目光都不瞟過去一下。
又一想，不行。
該駁斥，還是要駁斥的。
因有時過于的包容，并不能使不識趣的人識趣起來！而彼們的不識趣，是從不會因為別人的涵養便自省的。那麽，包容豈不等同于慫惡了嗎？
是的，依我看來，今日之中國，網上的攻擊，诋毀行徑，一如當年的“紅衛兵”。
何況，他們的“唯我正确”、“唯我獨革”之“邏輯”，不可理喻到了極點，混淆視聽的目的卻又那麽的顯然，不斥之不足以正視聽。
遂決定一一斥之。
因我只是偶爾上網一掃，實在記不清那“滴”什麽者究意是“滴”什麽，只得以“滴”簡謂。而那一再要與我論“人格”的，推測是個年輕的，故以“小子”謂之。在中國文字中，年長者謂年輕者“小子”，并不含有侮辱的成分，是慣常之謂——在我也是。
先斥那些“要死要活”的——作家寫什麽，怎樣寫，是一種基本創作權利。讀者與觀衆，也當然有評頭論足的自由。我并沒有阻止過任何人對我任何一部作品的評論、指責與批評，甚至批判。
但問題是——我只不過以知青題材托帶出了種種“文革”現象，以圖引起今人對“文革”之必要的再反思，你們那廂“要死要活”的相威脅幹什麽呢？
你們那自稱的“一些”，究竟都是些什麽樣的當年的知青呢？總共又是多少呢？——亮出真名實姓才有抗議的力量，這點兒常識誰都懂，為什麽竟不呢？
倘你們認為《知青》一劇不是為了反思與批判“文革”而由一個團隊傾力完成，竟是為了“替‘文革’翻案”的話，并且于是同仇敵忾，不共戴天的話；那麽現在，不共戴天的你們，又将作何打算呢？
這種動辄以“活着”或“死掉了”來龇着要咬人似的牙齒般發表意見的行徑，體現于對文藝的評論，我覺得是潑習。這一點兒對你們的“意見”的意見，謹供爾等參考。
下面，我要對“滴”也發表發表我對他的攻擊的意見了：
按照你的邏輯，“文革”十年，全體中國人包括全體知青“都瘋了”，似乎根本沒有人性未泯的人了。我寫了些好人或其實只不過不壞的人，便是蓄意美化“文革”，公然要替“文革”翻案，于是不但該連人帶劇一起打倒，簡直還要由你號召，再一踏上千萬只腳，是嗎？
我在《知青》這一部書的扉頁明明白紙黑字印着“‘文革’既反人性也反人格，因而是人類社會的‘反動運動’”——此話在各種報上也登過，你是真不知道還是裝不知道？
毫無疑問你是網上老手——二十幾年來，《知青》是一部承載了最多量反思“文革”，批判“文革”的電視劇，為什麽在你眼裏黑白完全颠倒了過來？連付正之死、沈力之瘋、張靖嚴排長被捕、武紅兵被判刑、老支書之死、趙曙光被停止反省，統統都在你那兒得出了“文化大革命多麽好”的結論？
一部劇的播出，要級級做出審看報告——每一級的報告上都寫着幾乎同樣的字：以史為鏡，本劇在反思和批判“文革”方面做出了極大努力。這也是幾級專家審看委員會的共識。目前它的觀衆肯定不少于一部電影大片的觀衆，山東衛視重播時，“星在線”滾動字幕中，有一條是小學三年級孩子發的，說是在與爸爸媽媽一起看，沈力叔叔真可憐，那個年代真不好……
按你的說法，那個年代的中國人“都瘋了”，那麽現在的你從那種瘋勁中好轉了嗎？如果好了，為什麽孩子都看得明白的內容，在你那兒卻成了“唱‘文革’贊歌”？如果你認為幾千萬看《知青》的人們又集體中了“文革”的毒了，你究竟是在侮辱大家，還是在侮辱自己？
對劇中人物的塑造給予了特別理想化的人性及人格情節——這麽批評不正是符合文藝批評之客觀原則的嗎？甚至可以進一步批評，由于特別理想化所以削弱了批判力度，這也很中肯啊！
可你從此劇剛一開播就掄起“美化‘文革’”、“企圖為‘文革’翻案”的狼牙大棒揮舞打擊，至今不停，氣勢洶洶。
在我的博客中，有人之跟貼使我恍然大悟，貼曰：“想要了解‘上山下鄉’真相，都應該去看××××的×××××……”
而那據說包羅真相的“偉大”作品，正是你“滴”的網上未成寫作。
你在網上寫你的，別人以別的方式對“文革”進行反思批叛，你為什麽只許你存在，不許別的作品出現呢？為什麽非得将同一題材的別的作品攻擊為“大毒草”，只能留你一家“香花”似的呢？什麽“可恥”、“罪惡”全都用上了，唯你“獨革”嗎？唯你是反思批叛“文革”的英雄嗎？
就算是兩個種同一種蔬菜的農民，也沒見一個指着另一個的菜地叫罵不停吧？
你真是當年知青嗎？
若真是，肯定也有大兒大女了，你平常是這麽教育下一代的嗎？——只要是和自己做同一件事的，先滅掉對方再說，下手要狠？
可一個由畢竟有些思想的人組成的團隊，在形成思想共識的基礎之下努力完成的作品，是你這樣一些人想滅掉就能滅掉的嗎？
先扣上罪過的大帽子，再企圖鼓噪成一種陣勢，繼而達到一舉打倒而後快的目的——這是你為人處世的一貫方式嗎？
二
還有一個什麽人，在網上大談什麽“梁曉聲的晚節”。有“節”之人，必有人味。那麽好吧，我們就談談人味與“節”吧。
首先我要說，我下鄉前沒瘋狂過，下鄉後也沒瘋狂過。
恰是在“文革”中，我見到我的被剃了鬼頭的語文老師龐穎，立即退後一步，恭恭敬敬地深鞠躬說：“龐穎老師好！我代全家問您好！”
又見到同樣成了“反黨分子”的教導處主任在操場掃雪，便繞半個操場走至跟前，也恭恭敬敬地深鞠躬問候：“宋主任好！我和我全家都非常關心您，請多保重。”
我所在的中學是哈爾濱第二十九中，我哥哥曾是這一所中學的好學生，所以我要代表全家。
“文革”中，她們都印象深刻地記得當時一幕，那溫暖在她們心中保溫了十年。
“滴”——你當年也這麽有過一點兒人味嗎？若你有，你當年不是就不會瘋狂了嗎？并且，生活中不是就也有了一點點溫暖嗎？你當年這麽想這麽做了嗎？看你現在行為，大約不會。
我下鄉前，要與軍代表和校革委會老師，共同為全班同學作政治鑒定，不是全班同學都跟我很好，有一名董姓男生，還曾一個大背将我摔倒在地，昏暈過去。但事關同學以後的人生，可忘前嫌，得力争給出好的鑒定啊！
這麽一點點人味兒，“滴”，你當年也有嗎？
“責人寬，克己嚴”——這是我下鄉前的鑒定語；你的鑒定中也有類似評語嗎？
“中國病了！”——這正是我當年與一位叫王鐘龍的，大提琴拉得極好的老高三知青每每說到的話，這一點點獨立思想的青年之“節”，“滴”，你當年有嗎？
“九一三”事件後，全國到處開會學習“轉彎子”，但身為團部報道員的梁曉聲說：“轉不過來，不轉了。”“滴”，這種抗議之語，你當年也曾說過嗎？
卻并沒有被打什麽小報告，因為我的知青戰友們，都特別理解我的思想苦悶，處處提醒、掩護。
“滴”，你獲得過這種知青友情嗎？你沒有，不等于全中國就沒有吧？
我們全黑龍江生産建設兵團二十幾名知青聚在某團舉辦創作學習班，每個人都為國家命運所焦慮，都無心寫作，天天談中國應向何處去；有一名知青打了小報告，兵團總政治部主任連夜乘吉普車前往“查謠”，但人人互證，沒有出賣現象。
“滴”，此種愛國情懷，你身上當年也曾有點兒？
我在木材加工廠蹲點，恰有鶴崗市某青年在師部醫院治病後，私自探家了——連裏要開除他的團籍，之後他将被調往偏遠連隊。
能否保護一下？為什麽不啊？
于是我組織團員學習團章，讀關于“民主”的語錄，結果是保其“過關”了呀！
“滴”，你這種人根本不信的事，并不等于生活中絕對不可能吧？這麽一點兒常識你也不懂？
我因而被“精簡”出團機關，回不了老連隊了，那就偏去木材廠！
問：“你來能幹什麽？”
反問：“什麽活最累？”
答：“擡大木。”
我道：“那我到擡木班！”
“滴”，對于一名23歲的知青，這也算有點兒“節”吧？
你當年有嗎？
三月份到木材廠，五月份知青們推薦我上大學。
明白為什麽會嗎？
很簡單——那些知青們內心裏有“好人标準”。
複旦大學的老師，因從《兵團戰士報》上讀到了我一篇小說《向導》，從佳木斯到哈爾濱到北安到黑河再到我們團部面視我。
問：“你對當前批判車爾尼雪夫斯基怎麽看？”
答：“中國将因此蒙羞。”
問：“你對此書怎麽看？”
答：“那不是任何意義上的文學。”
“滴”啊“滴”，在當年，這麽一點點獨立思想，你是有，還是完全沒有？
老師囑咐：“三個月內，千萬別犯錯誤，我多麽希望能在複旦見到你。”
“滴”啊“滴”，你信不信，自己努力做好點兒的人，那往往就會将更好的人吸引到你身邊！
三個月中，我為老高三知青主持婚禮，因動用了卡車接新娘，招惹來了是現役軍人的團參謀長。敢不敢頂一下，将婚禮主持完畢？
我敢了。
“滴”，你當年也表現過此等知青豪氣嗎？看你現在這行徑，不太可能啊！
入複旦，代表新生發言，明知張春橋說過“複旦是藏龍卧虎之地，也是虎豹材狼之窩”，眼望幾排老教授，坦言：不見虎豹犲狼，只知藏龍卧虎，我們渴望知識，需要知識，願與老教授們教學相長。雖當然遭到紛紛批判，但仍面不改色。
弟啊，錯，你這類人哪配我稱弟！
“滴”，就那麽一點點獨立思想之“節”，你身上當年可有？——問的多餘，你這號人當年瘋掉了，怎麽會有？
北京粉碎“四人幫”，上海卻在爪牙們的忽悠下要向黨中央表示抗議——率先闖入黨委辦公室的是我，要求敞開校門，放學生到外灘去……
因而我的檔案裏，有“與‘四人幫’做過鬥争”一條。這當然是同學們的表揚，但證明當年沒和你一樣瘋掉！
我很佩服雲南知青當年組織的返城大游行，心中永遠向他們致敬！
但是“滴”，觀你今日之行徑，斷不會是當年之勇者！
你最了不起是個受益者！
在兩會期間，面對國家一號領導，朗聲讀稿曰：遮蔽，漂白歷史絕不可以！“禁區”不能固若金湯！……
“滴”，這種文人“節”，你有嗎你？
“禁區”別人繞行，我們偏闖！
我們一個團隊咬定青山不放松，橫下一條心，何等不易！該妥協，妥協了。命剪，便剪！我們一點兒也不覺得羞恥；相反，換位思考，也能體量別人的難處——畢竟，審與被審雙方，竟達了高度共識，說是幸運也好，說別的什麽污蔑之詞也好，我們要多少呈現一些“文革”極左現象的初衷實現了！
“滴”，這有什麽值得你攻擊起來沒完沒了的？
你！你這個“滴”，用老百姓話講——如果你是你爹媽養育的，像我一樣，拿出點兒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男人氣概，自行去掉你那“滴”衣，報上真名實姓，道來你自己也可以說道說道的人味和氣節！——倘你但凡有點兒的話！
你這個“滴”，頭腳不露地蒙着大被似的，這兒攻擊一陣，那兒筆伐一番，可就是不敢光明正大地來聲讨——你不覺得行徑很醜陋嗎？
你果而也是知青的話，你覺得你是長知青們的臉呢，還是丢知青們的臉呢？
幸而當年的知青不全是你這一類人！倘竟多是，我才不一再地寫什麽知青！
我如此将自己陳列于網絡，任爾等評說，若爾等竟還是不敢如我一樣，爾等何異于在網上低級厮混的潑皮？
三
我在接受《大家書齋》采訪之時，沈星姑娘說她前一晚上在北大與衆青年讨論，皆言《知青》“美化”雲雲，并當即與其中一人撥通了手機，似乎“我們都還活着”一句與彼的知青父母有關。通後，沈星姑娘先問——回憶回憶，你看過的影視劇中，有哪一部呈現“文革”極左現象的片段超過《知青》——手機那端沉默良久，答曰：《活着》。
沈星姑娘道：至今尚未通過的不算。
答曰：《小姨多鶴》。
那是我朋友嚴歌苓的作品，我竟沒看。
我接過手機問：你父母當年下鄉何處？
曰：不是父母，是一個姨。
問：幾年？
曰：四年。姨說，根本不像！
問：根本不像，便是“美化”？只表現了東北、西北，可叫我怎麽像湖北呢？
沉默。
問：那你姨自己來寫湖北知青，或你替她寫，以補一方面之真實，不才是對的嗎？如果你替你姨寫了湖北一地知青，其他地區認為不像，皆聳動地說“我們還活着”！不是都不像了嗎？
再無言。
林昭是北大人。
想及此，怆然。
“文革”中的悲慘，非百集電視訪談而難以呈現。“知青”之遭遇，非幾百個人來寫而難以全面。好比萬千棱之鏡，多一片鏡，總是好的。
忽然很想到北大去對話——為我不相識卻又永遠心疼的林昭。自然也就同時想到了張志新，遇羅克們。
請那青年傳個話——倘能聚起百人以上“美化”論者，我去答辯。人多更好，別忘了“人自備話筒”，稍帶為我備一支。
四
恰在“文革”中，我應感激的好人，給我留下的回憶最深。
複旦大學的老師不必再說。為感激他，我寫出過《複旦與我》。
兵團總司令部宣傳處的崔幹事，一位六六屆牡丹江師範大學的畢業生，當年為關心我的處境，連續轉車，兼程四月，還借了一身現役軍裝穿在身上，當着我們政治部主任的面說：如果一團不能照顧一下梁曉聲的身體，我今天就将他帶走。當時終日勞累于電鋸流水線上的我，已累出肝炎而不自知。我寫出了九萬字的《又是中秋》，以紀念當年友誼。
作家林予，被打成“右派”後又打成“右傾翻案急先鋒”，然與我不但成了忘年交，還是“思想同志”。
黑龍江出版社的肖沉，也是忘年交及“思想同志”。
我們複旦中文系的翁世榮、于成鲲、袁越、牛耕老師，皆對我關懷有加。
我老連隊小學校的魏校長夫妻待我如親弟，魏校長去世後我寫過《致嫂子》。
我木材加工廠的上海知青劉鴻飛，當年知道我在複旦思想備受壓抑，探親假期間，陪我去他鄉下的外婆家住了多日。我曾在《解放日報》發表整版的《上海好人劉鴻飛》，以紀念那份知青情誼。
《知青》肯定是我關于我當年的“同類”的最後一次創作——最大程度呈現“文革”傷害人性與人格的願望我實現了；将知青們在極左年代尋找人性支點和人格底線的心路程也大致描畫出來了。
對于我當年的“同類”們，我也只能做這麽多了。
至于斥“滴”們，非是胸懷狹窄殊不能容，而是因為——人人都言網上語言暴力如何可怕，聚蚊可以成雷，攻擊如排山倒海，故皆懼之，一旦遭遇，唯忍之。
我偏是不信邪的人。
于是挑戰而已。
是的，我挑戰網上肆意攻擊的紅衛兵遺風；統統上吧，我看究竟能咋的！
17． 拐彎抹角的“民意”
近日，讀到《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題客調查網和民意中國網，以“你看好未來十年的中國發展嗎”為題，對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11405名網友實施的在線即時調查；困惑頓生。
首先聲明，我的困惑與調查本身無關。我認為不論“中青報”的調查中心還是兩家網站，所做都是有必要、有意義之事。中國在許多時候需要類似的民情、民意調查。于西方發達國家而言此乃經常之事，并且極有經驗，值得我們學習。
我所困惑的是調查所呈現的民意狀态。
此調查的結果是：
一、最期待哪些領域的問題能夠得到顯著改善：
排在首位的是“醫療”；排在第六位的是“反腐敗”。
二、最有可能阻礙中國未來十年發展的問題依次是：
“貧富分化嚴重”、“權力不受制約”、“集團利益坐大”……
三、未來十年，公衆最期待哪些改革：
“收入分配改革”、“反腐機制改革”……竊以為，“顯著改善”也罷，“阻礙發展”也罷，“期待改革”也罷，皆是“中國問題”。那麽，同是“腐敗”，為什麽忽而排在第六，忽而被“權力不受制約”、“集團利益坐大”所取代，又忽而成了“反腐機制改革”了呢？
困惑于此也。
這使我聯想到兩本書、一句話。
第一本書是《中國人的氣質》，一位是傳教士的美國人明恩薄寫的，初版于1890年。作者對我們中國人雖不無偏見和誤解，但基本态度還是友善的。書中有一章标題是“拐彎抹角的才能”。舉例介紹中國人不喜歡直來直去地談問題，而善于拐彎抹角地表達态度。比如仆人向主人告假，言鄉下的“姨媽”病了，決定辭職，真實的情況卻可能是受另外某個仆人的欺負，希望有可能不願放他走的主人去深入了解，掌握了真相，于是替之解決問題……
這個例子雖然比較“中國特色”，卻并非唯中國才有的說話現象。其實，放之四海而皆準。
但作為中國人，竊以為，即使今天，我們中國人也還是經常拐彎抹角地表達意思，習以為常。
第二本書是《你到底要什麽？》，蘇聯的一部小說，“文革”時期曾“內部出版”，供批判用。那時的蘇聯，權力也乏制約，腐敗現象也比比皆是，公衆尤其青年對國家前途感到失望與迷惘，卻又無可奈何；于是産生了那樣一部社會問題小說。
我所聯想到的一句話是——在某電視臺的一檔音樂節目中，嘉賓問已經做了父親的流浪歌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