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7)
，須經“人大”代表們表決通過方為合法，固直接參政的特點更顯然些。而政協委員的素質，則主要體現于監督的自覺和議政的水平。
在兩屆十年區“人大”代表之履職期間，也有兩件事給我留下較深印象——一是，某年區政府的財政報告顯示，上一年政府行政辦公經費，年終餘額近兩億元，這使代表們連發追問：錢沒花完是什麽原因？是否證明當初的預算高了？中央政府一再號召各級政府要成為節約型政府，預算為什麽還往高了定？既然事實證明定高了，下一年的預算又為什麽反而更高？區政府幹部只得一番番解釋，但代表們不依不饒。最終，當年財政預算報告，僅獲“原則通過”。
關于兩會代表、委員，不過“花瓶”而已的說法，我知久矣。我自己也每認為，不管自己多麽認真，只不過是想不僅僅做“花瓶”的“花瓶”而已。那件事給我一種教育，即如果大家都不僅僅滿足于做“花瓶”，則監督作用是會逐漸發揚光大的。
第二件事是——海澱區內，有一處老舊商場，多年前被拆除了，說是要蓋一處更大的商場，以滿足人民群衆的購物需要。但舊的沒了，新的遲遲不見動工。我那一代表小組內，有人詢問何時才能蓋起新的。我默聽問答良久，倍覺蹊跷，不禁拍案猛起，大聲曰：必有腐敗！并希望以全組名義，聯合別組，要求主管副區長在全體代表會上做出詳細彙報。
全組肅然，都認為我的要求并不過分。
但問題是，主管副區長當時病了，不能全程到會。
會後不久，聞其已被雙規矣。并且，最終因受賄落馬了。
我的體會是，不甘于當“花瓶”，便不是“花瓶”。重要的是怎麽當的想法。患得患失，那就會每每三緘其口，确乎成了“沉默的花瓶”。自己當“花瓶”，還莫如看選美節目。兩會上沉默寡言，還莫如幹脆不當，在家中睡覺養生。
我屬于“兩會”上每每出言激烈的委員。故我的發言，記錄員通常很難整理。往往我說了五分鐘甚至十分鐘，他們最後只打出幾行來給我過目。我的話常帶刺，不那麽中聽。他們出于對我的愛護，自作主張地替我删除。我理解他們的好意，難為死他們了。
我拍過桌子，甚至罵過娘，甚至與我們民盟的領導也針鋒相對地辯論過。
但凡是接觸過我的人都會承認，生活中我是多麽言語溫和的一個人哪。
我在兩會期間按要求談過一兩次文化。
而我的自由發言，主要談的是腐敗問題、貧富懸殊問題、社會公平問題、共享改革成果問題。
我知我一向被視為有“異質思想”的人。
并且我一再強烈要求，僅僅包容我這類人本身是不夠的，更要包容我這類人的“異質思想”。
其實我這類人的“異質思想”的核心那也不過就是——改革尚未成功，改革必須繼續，深入，故中國仍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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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體會是——政協委員者，國家的複眼而已；重耳而已；社會觀察員而已；警報員而已。将民間實況帶到兩會上的民間良心的使者而已。
14． “悲觀”是一劑鎮靜藥
我曾許多次地，與從草根到精英到大學教授到學子們的許多人讨論過我們中國的現在和明天。
我覺得長久以來，悲觀情緒在各式各樣的中國人心中彌漫，這與在世界上尤其在西方國家間炒作的所謂“中國威脅論”形成相反對比。
中國之發展速度和成就确乎令世界刮目相看。2016年經濟總量超過美國位居全球第一，很可能并非神話。
那為什麽我們許多中國人卻悲觀種種呢？
我承認，經常的，我自己也表現得是一個悲觀主義者。
悲觀與樂觀，在我頭腦中沖突不止。時而悲觀，時而樂觀。總體說，各占上風的比例對半。
更多的時候，我惘然于自己的迷惘，想使自己在悲觀和樂觀之間做出明确的立場的選擇，卻往往自相矛盾。
我随口即能說出十幾條樂觀的理由，也可以随口即能說出十幾條悲觀的理由。當我表現為悲觀主義者時，主要依據乃是腐敗難以根治，少數利益集團之特權利益日愈坐大。種種“潛規則”逐漸成社會“通規則”，不“潛”便不“通”，似乎全中國各階層人都早已默認此點。所痛恨的只不過是——媽媽的，憑什麽只龜兒子們天天在獨享腐敗這塊“臭豆腐”！
所要的公平，似乎也只不過是——既然“臭豆腐”吃起來香，聞起來臭，為什麽我輩吃不着，只配聞其臭？起碼也該讓我輩享用塊小的！
或——哪一天老子要有了特權！……
當我表現為樂觀主義者時，主要理由乃是時代終究要進步這一歷史大趨勢，還有就是我确乎看到了中國又現“深化改革”的曙光。
近來繼繼續續地讀叔本華、愛默生、杜威——一日終有所悟。
叔本華的晚年，恰值“工業大勢”席卷西方諸國的時代。在西方，形成了工業文明沖擊農業文明的最強大的一股飓風。他的眼所見之光怪陸離、世風日下的情形，比我們今天作為中國人在中國的感受一點兒都不少。那時的西方諸國，一半是美女，一半是野獸。叔本華嫌惡半個世界“野獸化”，于是晚年之思想，被總結為“悲觀主義哲學”。
此前很長的時期，我一直困惑——如果一種哲學教人以悲觀，那對人有什麽意義？
但若人處于“大轉型”時期，一點兒憂患意識都沒有，又何談反思呢？沒有反思，也就沒有警示。
所謂“悲觀主義哲學”的要義乃是警示。
叔本華不但警示了，還開出了藥方，即所謂“唯意志主義”。一種教人以個人意志抵抗時代壓力的思想方法。此法改變不了時代，但也許能使個人變得不脆弱。
愛默生比叔本華晚出生15年。他是傳教士世家的後代，也是思想者世家的後代。
美國與德國不同。
德國是封建歷史悠久的老牌帝國。
美國是剛長出牙齒的未成熟的新興國家。美國沒有德國的歷史包袱。
建國以後的美國人，與農業文明的蜜月期極短，幾乎集體地就“闖”入了工業文明時代。他們對農業文明談不上多麽留戀，對工業文明也談不上多麽反感。他們嶄新的“美國精神”是——不論這樣還是那樣，只要對我有利。
美國的工業文明在初期就帶給了全無歷史包袱的美國以及對時代持極現實主義态度的大多數美國人較普遍的利益。
卓別林主演的電影《摩登時代》留下了對那個時代的另一種“國家記憶”。
流水線比之于手工作坊，無疑對人具有更強大的異化性。
但今天，另一個不争的事實是，全世界的後工業生産依然賴于流水線在進行。若全世界的流水線一概停止，世界将陷于一概方面的大恐慌。
叔本華的眼看到的，以及預見到的是異化，所以他的哲學是悲觀的。
愛默生恰恰相反，他從工業文明和商貿時代看到了人類噴發的創造力和競争力，所以他幾乎是用思想推進工業時代的。
于是他表現為美國工業時代的樂觀主義哲學家。
他說：“相信世界會變好并對此懷有希望是最了不起的。”
“我們抱怨商業貿易，但世上的歷史學家将看到它是自由的本原；它使美國穩定下來，摧毀封建主義、締造和平、維護和平；它将廢除奴隸制。”
“我對待社會在性情上最大的缺點是沒有動物性。”
他這句話也可以反過來理解為——如果我對待社會具有動物性，那麽我便又少了一條最大的缺點。
魯迅當年有一篇雜文是《中國人的臉》。
在文中，他感嘆于中國人的臉上，少有歐洲人臉上的動物性，卻有分明的“家畜性”。
愛默生所言之“動物性”，乃指人類本能的“自我”。在他看來，也是原始的“自我”。并且認為，這樣的一些人類，是在以“原始”的經驗看世界。而他是“超經驗主義哲學”之父。他的話是在表揚自己和他的哲學。他說時也許還沒有讀過老子的《道德經》，讀了會謙虛點兒的。魯迅所言之“家畜性”，是感嘆于我們中國人的絕頂順服，連點兒動物也有的原始“自我”意識都在長期而嚴酷的封建統治之下喪失了。而魯迅若活到“文革”，又當會感慨中國人“太動物性”了吧？
與魯迅同時代，在愛默生之後，美國又産生了哲學家杜威。杜威從叔本華和愛默生的思想中吸收了不少精華，但又不完全同意他們，于是形成了經驗主義哲學，即一種以重視态度研究人類與世界關系的哲學，他尊重個體經驗的價值和意義。
他說：“一方面，思維的力量使我們從本能、欲望以及日常瑣碎的奴役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也同時可能使我們陷入新的謬誤之中，并使我們犯新的錯誤；使我們超越愚昧的同時，也往往使我們再次失足。”
他說：“再沒有比經驗的原則更嚴格地受制于理智發展及其方向的檢驗了。”
杜威不像叔本華那麽悲觀，因為他肯定新思想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也不像愛默生那麽樂觀，因為他同時看到了人類在進步道路上“再次失足”的可能性。
當我們的某些同胞對中國感到悲觀時，并不意味着他們對自己國家改革開放三十餘年的成就視而不見，而更意味着，他們對發展中的問題像叔本華一樣敏銳、一樣憂慮。即使他們不知叔本華是誰，對他的現代悲觀主義哲學一無所知。此種悲觀幾乎無須哲學的影響，全憑個體和社會關系的基本經驗就足以産生，并且有其必然性與合理性。
當我們的另一些同胞樂觀得接近盲目自大時，也并不意味着他們對自己國家現存的種種問題（那些問題相當嚴重，甚至嚴峻）有意回避，而意味着，他們各個都像愛默生，“相信世界會變好并對此懷有希望”，即使他們不知愛默生是誰，也從未接觸過他的書籍。
而依我看來，更多的我們的同胞，幾乎都是杜威式的“理性經驗主義哲學家”，在對自己的國家之前途的悲觀與樂觀之間的焦慮、迷惘，試圖開出藥方卻覺得每服藥都難以解決全部問題。既怕藥力過猛，又沮喪于藥力太微。
我親愛的同胞啊——連自認為比叔本華與愛默生都“高明”的杜威，他也不曾真的為世界開出過包治百病藥到病除的藥方呀！
世界進步到今天，誰還不是哲學家呢？上網看看便知，有幾個不是在以哲學家的口吻說話的人呢？
中國人對中國的悲觀，實際上也包含了全人類對我們這個世界的前途的悲觀情緒。只有将此種悲觀的共性的部分排除開，所剩才是較“純粹”的“中國特色”的國家問題，也才是最需要對症下藥的。
竊以為，恰恰是中國之發展成就令全世界矚目的今天，一部分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悲觀，反而意味着我們中國人思維的進步與清醒。因為，“居安思危”一詞雖是中國典故，但從歷史上看，我們中國人經常是一隅“太平”，即使周邊危機四伏，往往也會麻木地娛享偏安的。宋是那麽亡了的，明是那麽亡了的，清也是那麽亡了的。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這句毛當年說過的話，符合杜威之“理性經驗主義”之哲學。
在許多西方國家炒作“中國威脅論”的當前，某些中國人的悲觀，對中國不啻是一劑鎮靜藥。
15． 活在“道德底線”上的青年
與從前時代的中國青年相比，當代之中國青年，半數以上在确确實實地迷惘着。
倘我們放眼世界，并且對世界進行歷史性的回顧，只要稍加梳理，便不難發現這樣一條規律——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有過它們內容極為生動活躍的一頁，而這一頁的內容提要就是“青年時代”。
我用“生動活躍”來形容，意在表述不确定的、介于中性的詞性。依我看來，政治進步、經濟昌盛、文化繁榮，是為生動活躍。反之，亦是。因既反之，便注定了有青年們被時代所利用、所抛弄于股掌之上，将自己的狂熱附祭了歷史反面的教訓；也注定了有青年們吹響號角，摧枯拉朽，勇作鐵血犧牲的大劇上演。只不過後一種大劇的“風格”往往是慘烈的，以“生動活躍”來形容未免輕佻。
從正面看中國歷史，一部《三國》，青年英雄輩出；往前推，“春秋”、“戰國”的歷史舞臺上，青年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比比皆是；往後查，先秦統一的過程中，大唐建業的過程中，戊戌變法、五四運動、辛亥革命，乃至中國共産黨人領導的無産階級革命，精英聚結，俊傑代出。倘将中國各個重要發展階段總結了論，凡社會轉型期，幾乎皆以各階層青年立大志、做大事、圖大業為時代特點。此特點推及世界史來分析，亦有共性。在這些歷史的重要發展階段，青年們往往在少年時期就萌生了相當明确的想法；二十餘歲開始作為；三十餘歲便受了種種的時代洗禮和實踐考驗；四十歲左右，大抵已是較為成熟的社會各方面的實踐家了。
反之，倘時代出了問題，諸種社會負面氤氲一片，也會自然而然地滋長出破壞性的惡力。比如德國法西斯主義的迅成氣候，便是借助了德國青年迷信大日爾曼民族優勝的結果。
所幸無論對于中國還是世界，以往的一頁都已成為深刻的反省。
而20世紀的世界，當然包括中國在內，是明智地進入了空前理性的時代了。尤其中國，各階層維護國家大局的意識也變得相當成熟。雖各階層有其現時期不同程度、不同性質的迷惘、困惑、無所适從和浮躁，也有相互之間不同程度、不同性質的利益摩擦和沖突，但并不妨礙顧全大局的意識的一致。因為有一點是都明白的：有安定才有發展，有發展才有各階層乃至具體個人命運朝良好方面的轉化。起碼是可能有。
因而在中國，在這樣的一個時期，也最是青年們的人生希望較多，機遇較多，才能較容易得以呈現和發揮的時期。
從前的青年
——缺乏人生的能動力
從前的時代和社會
——失去了活力
從前的青年與時代、社會
——服從與主宰
如果回顧一下1949年建國最初階段中國的年代特征，則任誰都不能不承認，總體而言，那是一個全民熱情高漲的年代，并且尤以青年們的建國熱情和人生狀态最為積極而富有能動力。各行各業，年年湧現模範人物，如雨後春筍。
但，分析起來，那又是一種未免過于單純，甚至可以說是簡單的熱情和積極性、能動力。它基本上生發于這樣一種理念——我将自己的熱情、積極性和能動力，最大程度地奉獻給國家，國家對我的人生實行“承包”式的、終身的安排。因而不可持續。
農村青年，除了極少數得以通過考入大學這唯一途徑改寫人生而外，其餘一概人的人生注定了統統都是社員。全中國的農村青年的人生，幾乎徹底地被時代所模式化了。時代對于數以億計的農村青年仿佛是一個加工廠，而且只“生産”一種規格的清一色的“産品”，那就是從事原始農業勞動的勞動力。無論你有怎樣的才能，你都難以改變你注定了一輩子是農民的“天命”。時代即“天”。若想像今天這樣可以遍中國自由闖蕩，甚至憑一技之長駐留城市，那是時代這個“天”絕對不允許的。若想像今天這樣憑一副好容貌、一副好嗓子而搖身一變成演員、成歌星，更是做白日夢了。時代出于它本身的需要，偶爾也給予一展特殊風采的機會。但對大多數人，那往往僅只是一次性或幾次性的機會，而根本不可能是改變人生軌跡的機遇。無論主觀上多麽企圖抓住抓牢都是醒着做夢，毫無意義可言。機會結束，仍要回去做社員，也就是農民……
那麽，城市青年從前的人生形态，總體上是否不同一些呢？
答曰：否。
就人生的幾乎無選擇性這一點而言，與從前農村青年們的人生形态是完全一致的。城市裏的小學、初中、高中乃至中專和大學，在向學生傳授知識的同時，亦對學生進行道德評判完全一致，人生價值取向也完全一致的教化。在課堂和學校以外，社會文化繼續着如出一轍的洗腦。所以，可這麽說，比從前的農村青年容易享受到精神食糧的從前的城市青年，其思想意識之魚兒，是游在同一規格、同一尺寸的精神的魚缸裏的。那簡直又可以說是“泡在”。
而他們的人生軌跡的雷同，更是由時代這一位“阿姨”一攬子做主了的。幾十年一貫制的全國統一的工資标準，使幾代中國人過着彼此彼此的日子。一切人對人生的個人向往和追求的沖動，幾乎最終都以自行放棄轉而對時代無怨無悔亦再無激情的服從為結局。人生多姿多彩的種種可能性，都在迫不得已的服從之下煙消雲散。“上山下鄉”乃是最典型的佐證。從前的城市青年們，只有其個人向往和追求的激情，因了時代的需要而受到肯定和支持時，才能夠得以釋放，否則絕對不能。舉例來談：
一名被分配在大集體性質的工廠的青年，若企圖調轉到國營性質的工廠去，倘無當官的父母動用權力去安排，那就是一輩子也別想實現的願望了。
一名被分配在街道雜食鋪子裏當售貨員的青年，不打算安安心心地當一輩子嗎？
那麽，會有人做他的思想工作，說服他那是時代的需要，他不愉悅地服從是他的不對。
如果他還不安心呢？
那麽他将受到警告。
如果警告也不能使他的工作出色起來呢？
那麽他的下場将是被開除。
而一個因不服從時代的安排被單位開除了的人，意味着被時代抛棄了，意味着連廢品回收站這樣的單位都難以再接收他了。因為廢品回收站既然也是一個單位，它的員工的名額以及他們的工資，也是由國家限定的。
那麽，這個人差不多就被時代取消了在城市裏正常生存的資格了。
并且，他等于被時代宣布為“劣等”的人。
犯了錯誤的人，只要表示了虔誠的悔改，還有重新獲得工作權利的機會。
但一個犯了不服從時代安排命運這種錯誤的人，意味着他直接冒犯的是時代最神聖的權威。若想取得時代的寬恕，非痛哭流涕幾遭不可。
從前的時代，視社會為它所操縱的一臺機器，視絕大多數人為這一機器的微小部件，或一顆螺絲釘而已。時代的流水線上，成批地生産同樣的“部件”和“螺絲釘”。
一言以蔽之，從前的時代，對絕大多數人而言，從不曾是“以人為本”的時代，而是将人“生産資料”化的時代。是的，它只不過将絕大多數人當成社會“資料庫”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積壓物資……
因而從前的青年，無論農村裏的青年還是城市裏的青年，總體上共同缺乏的，最為缺乏的，乃是人生的能動力。時代和社會本身，也便漸漸地失去了活力。青年與時代、與社會的關系，幾乎完完全全是被動的，是徹底的服從與被主宰的關系。這一種關系一向地沒有絲毫的松動。直至1966年才松動了一次——于是從前的青年在“文革”中宣洩地表演他們的政治參與能量，那是他們的人生能動力唯一被允許和慫恿體現的方面……
與中國以往任何時代的青年相比，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中國青年，毫無疑問是幸運得多的——這不但是當代中國青年的幸運，也體現着當代中國的發展和進步。
70年代出生的人，現在已經三十多歲或超過四十歲了；80年代出生的人，也二十多歲或超過三十歲了。後者是中國最新的一代青年。相對于前者，可謂小青年。他們也許在讀大一大二，也許從中專或職高畢業了，剛剛參加工作。
而前者，卻已在“改革開放”後即轉型期潮湧連波的海面沖浪數年了。在愛情、事業、家庭諸方面，都各自有過些苦辣酸甜麻的體會了。與他們同時代出生的農村青年們，也有着與中國以往任何時代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心理形成的社會基因了。他們的思想觀念，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國農民的思想觀念了，人生形态也不再是了。
我認為，總而言之，畢竟的，與中國以往任何時代的青年相比，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中國青年，毫無疑問是幸運得多的。
首先，在人與時代、與社會的關系方面，他們不再背負家庭出身的十字架了。每個人在任何時代都是有家庭出身的。家庭出身在從前的時代，亦即社會對人的階級歸類法。從前的幾代中國青年，在胎裏就被打上了階級的烙印。自呱呱墜地那一天起，就被社會戴着階級歸類法的有色眼鏡看待之了。倘他們中誰身上的階級烙印不是“紅色”的而是所謂“黑色”的，那麽他們的一生，命中注定了是與出身掙紮不休的一生，幾乎至死仍以他們的失敗而告終，如果他們沒能活到“改革開放”以後的話……
其次，他們不必再以人生最大的，尤其是青年時代最精華的能動力，去追求時代和社會對人最嚴格的認知性。從前的時代和社會，是多麽政治化的時代和社會不言自明。優秀青年的前提是政治上優秀與否，而且只有這唯一的前提。而且政治上優秀與否的标準，随着時代和社會階級鬥争之弦的繃緊，定位越來越“高”、越來越荒唐。從前的時代，青年們的個人鑒定實際上是政治鑒定，個人履歷實際上是政治履歷。故從前的青年，檔案中倘記載下了“政治不成熟”，那就意味着一輩子“不成熟”了；倘履歷中有政治性的不利裁定，那就意味着一輩子的人生被提前裁定了。其後無論在別的方面多麽積極努力，都難以受到極端政治化的時代和社會的信賴了。往往，在其他方面越積極努力，越受懷疑，其人生也越不順利。至于其他方面的才能，注定了的受鄙薄。最好的結果，也不過争取到了“可用而不可重用”的資格。尤其可怕的是，許許多多的人似乎有法定的權力，在某一個具體的青年完全不知的情況之下，将幾乎等于判人以“死緩”的政治鑒定，塞入那一青年的檔案。
家庭出身，政治鑒定，人只要攤上了兩項中的一項“異類”顯示，就像攤上了癌症一樣。那需要特別能忍的人生熬受力，才會主觀上“照常”活着。若兩項都在青年時期不幸攤上了，人生就悲慘了。
當今之青年，畢竟的，不再會被以上兩種十字架的陰影所籠罩了。
當今之青年，除非他将自己的人生坐标點确定在政治舞臺上，否則不必以青年時期最精華的能動力，去競标社會和時代高懸的政治之标。
當今之青年，即或政治上真的不成熟，甚而真的偏激，也自有其可以不成熟和可以偏激的權利。只要自己不因而走向反時代、反社會的人生反面，是有權而且可以一邊帶着不成熟的政治思想一邊在其他方面，比如文藝才能、科技才能、商業才能等方面努力追求其人生願望的。只要才能被公認，一樣會獲得時代和社會的尊重。人們即使對他們的政治思想不以為然，但對他們被公認了的其他方面的才能是不會加以抹殺的。
當今之青年，也不太會受城市戶口或農村戶口的終生捆綁了。戶口在某些方面，對于當今之青年們仍具有人生的限制性，但與中國以往任何時代相比，那限制性是小得多了。
當今之社會和時代，已基本上形成了這樣的理念，那就是——中國的每一座城市，包括首都北京在內，已不僅是城市人的城市和北京，同時也是屬于廣大農村青年的。只要他們願意，他們可以到各個城市，包括北京尋求他們人生的機遇。當然別忘了帶身份證。只要遵紀守法，只要他們靠了人生的能動力和實際技能，哪怕是最簡單的技能也可以在北京等城市生存下去，那麽他們的此種權利基本上是不受剝奪的。比如北京電視臺的節目主持人田歌，就曾将一名外地長住北京的撿破爛的青年農民請入演播室做嘉賓。他以他的城市生存表現獲得了北京某小區居民的信賴和歡迎。他離開了那小區後，北京居民還要設法尋找到他。有些城市，包括北京，幾年前就開始向在城市生存表現優秀的“打工仔”和“打工妹”頒發過表彰證書……
除以上兩方面的幸運之外，起碼還有以下諸方面權利，乃是從前任何時代的中國青年連夢想都不敢夢想的：
跨國交往與謀求人生發展的權利——這一點其實已毋庸置疑。僅要指出的是，在從前的時代，一名青年，哪怕只不過其家庭有所謂“海外關系”，包括有香港、澳門和臺灣方面的三代以上的遠親關系，人生的底片似乎便有了可疑的背景。哪怕幾封有時僅僅一封父輩甚或祖父輩與“海外”的正常通信，都會使一名青年在政治上被劃入“另冊”，而自己渾然不覺，任憑多麽地努力向上，都難以獲得學校、單位、時代和社會的親和對待。自然的，至“文革”，這一點發展到了壓迫他們的程度……
學習權利——在從前的時代，家庭出身和以上一點，決定一名高考成績優異的青年，不配或只配被什麽樣的大學錄取，并決定他們畢業後的分配去向和人生前途……
擇業權利——在從前的年代，除了少數高幹子女，一名青年自己是絕然沒有什麽擇業權利可言的。被分配到什麽地方、什麽行業、什麽單位，其人生的句號便往往注定了标在那裏。出國謀業是“天方夜譚”。“外企”意味着是一個外星詞……
人權——在從前的年代，無論普遍的中國人，還是普遍的中國青年，所能享受到的幾乎僅僅是生存權。生存權以外的其他種種權利，都嚴重缺乏法律應該規定的種種保障。其單位的領導，往往自認為權力的化身，有時幾乎是可以代表法律來對一個中國人或一名中國青年實施制裁的。公檢法往往無須調查取證，而根據某級組織的建議，對其依“法”逮捕，審訊拘押和判刑。現在，任誰都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保護自己的人權了。新聞和社會等方面，也都能擔負起對中國人維護合法權益的關注和對司法公正的監督了……
人生觀的自由——在從前的時代，中國人及中國青年，一旦被認為“人生觀”有問題，那麽幾乎就意味着是時代的“次品”了。現在的中國，從理念上不但允許而且認可“人生觀”的多元化是正常的自然的社會現象。一個人及一名青年，在不危害社會與他人的前提之下，哪怕自踐及時行樂的人生觀，那也僅是其個人的事，僅體現其對自己的人生責任罷了。時代的主流理念，雖倡導人對自己的人生應負有責任，但并不對某些人自己寧願的活法橫加幹涉，更不至于予以剪除式的打擊。
真的，當代中國青年的人生觀及愛情觀、婚姻觀，既不但五花八門，而且得以在最大程度上自以為是……
道德觀——道德觀包含在人生觀中。時代僅僅劃出了“道德底線”，告誡青年們若突破那底線，便可能觸犯法律的邊線。因為道德的底線與法律的邊線幾乎是粘連着的。當代青年，享受着中國從前任何時代都不曾批準給青年們的，最大程度的道德指責“豁免權”，致使某些青年，将青春的美好和日子揮霍在“道德底線”上，也将人生的小舞臺搭在“道德底線”上，而且自以為是最現代、最潇灑、最自由的活法。
我個人認為，一個人，尤其一名青年，終日活在“道德底線”上是沒什麽意思的，掰開了揉碎了說，更沒什麽潇灑可言。
我個人認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倘有太多的青年以活在“道德底線”上為最快意的活法，對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是堪憂的。這不會使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青年成為世界上多麽壞的一批青年，因為畢竟有法的邊線與道德底線粘連着，電網似的威懾着他們的突破；但卻也不能使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青年成為世界上多麽可愛的一批青年。因為據我了解，別的國家、別的民族的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