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5)
社會生活剽竊了。
《肥皂》的內容是——身為大富翁的肥皂商，與是大學生的兒子争論：金錢能買到愛情嗎？
兒子輕蔑地說：不能！
父親淡淡一笑：那麽讓事實來證明。
兒子不快的是——所愛的姑娘當天就要搭乘飛機去往另一座城市了，可他還沒有足夠的時間從容地而不是唐突地向姑娘示愛。
所幸在他陪那姑娘去往機場的路上發生了交通堵塞。一堵就是兩個多小時，小夥子在出租車裏收獲了愛情——但交通堵塞是他父親花了一大筆錢雇人制造的。
法官問：尊敬的歐？享利先生，您想通過《肥皂》傳達什麽創作意圖？
歐？享利：資本主義制度之下，金錢萬能。但我的創作思想是批判性的！
法官：本法官對您的第二項指控予以駁回。您太不了解我們中國了。在我們中國，老早老早就流傳“有錢能使鬼推磨”的說法了。我猜測得到，您其實想要指出，我們中國當下社會中一切證明金錢萬能的現象，都是從《肥皂》中剽竊來的是吧？但您真的大錯特錯了。倒是您的《肥皂》有剽竊了我們中國人自古以來普遍的金錢觀的嫌疑。本法官認為，您最好對我的駁回表示明智的接受，否則，您也許會被以“剽竊中國當代主流金錢觀”的罪名遭到反訴……
美國短篇小說之父怔愣良久，聳聳肩，嘟囔一句我聽不到的話，悻悻地坐下了。
緊接着站起來的是一臉正氣、雙目炯炯的雨果。我還沒來得及轉換傾聽頻道，雨果已用他那在公衆前一向莊嚴又洪亮的聲音開始陳述；他說：“法官先生，旁聽席上的諸位，我相信你們大多數人都聽到過冉？阿讓這個名字。在我的代表作之一《悲慘世界》中，他由于特別饑餓而偷了一個面包，而成為不幸的長期服苦役的人。請允許我強調，我說他是‘服苦役的人’，并沒說他是‘服苦役的犯人’。雖然，在我的筆下，也明明是将他寫成‘苦役犯’的。但那是我從自己終生恪守的人道主義立場移位于沒有同情心之人的立場來看待他的，以便更利于提示他們為什麽沒有同情心。因饑餓難忍而偷一個面包，與貪污、與由于情場嫉恨而殺人，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語的。我親愛的冉？阿讓，他一度成為深受百姓愛戴的白德勞先生，并且後來成為不穿教袍的麥裏哀主教式的人性溫暖的人物。可在中國，你們不但通過現實一次次剽竊我偉大的構思，而且玷污那構思！你們使貪污犯成為一座城市的黨校之長！你們使殺人犯隐姓埋名，成功地在二十餘年間逃避了法律追究，還以所謂‘大善人’的面目混跡于人世間！我的冉？阿讓一度進入過修道院，可你們的貪污犯卻進入了黨校！這太滑稽可笑了！其實我對中國是友好的。我生前雖未到過中國，但是我對中國文化相當崇敬。我甚至能夠容忍現實生活拷貝偉大文學作品的現象，但我不能容忍的是不斷拷貝，而且對偉大作品中的好人形象極盡醜化之能事……”
雨果的陳述很長。我們都知道的，他不僅是法國的，也是全人類的人性和良心的教誨者，起碼他的書證明了此點。我望着他，看得出來，他希望能借機教誨我們中國人。
法庭極安靜。法官耐心可嘉地聽他陳述完畢。那時，我覺得法官們的臉上，依稀出現過了五官似的。
莫裏哀指控中國的現實生活一次次照搬他的戲劇《吝啬鬼》中的情節，而且将人性對金錢的貪婪演繹得更加醜惡。
在他的傳記文學中，他給我的印象是一位好脾氣的紳士。
可是當時他生氣得很，不斷用手杖杵地，大聲質問：“都二十一世紀了，為什麽你們許多官員變得都像奧爾貢了？為什麽你們許多商人都變得像維尼斯商人那麽既狡猾又冷酷？為什麽你們許多富人富得流油卻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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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聲音接言道：“這個國家幾乎通體被金錢腐蝕了！”
旁聽者們全都循聲望去；我認出了他是馬克？吐溫。
果戈裏站起來慢條斯理地說，早在三十多年前，亦即八十年代初，他就知道中國的現實生活剽竊了他的《欽差大臣》，并且拍成過一部電影《假如我是真的》。
他苦笑着說：“你們中國不是有句古話‘再一再二不可再三’嗎？可你們用現實生活剽竊《欽差大臣》的構思不止一百幾十次了吧？而且騙術最初總是成功的！你們最近一次的剽竊事件，竟搞出農民冒充軍委領導人親戚的鬧劇！這類剽竊何時才能終止呢？”
馬克·吐溫又忍不住插言道：“更有甚者，他們的某官員還花錢雇用冒充者哪！”
按順序本該是契诃夫進行陳述，但是馬克？吐溫早已捺不住性子，就請馬克？吐溫在先了。
馬克·吐溫謝過契诃夫，站起來不無諷刺意味地說：“我的《競選州長》這一篇小品文，只不過幽了美國民主選舉一默。但在美國，買官基本上是行不通的。在你們中國這兒，買官幾乎成了官場上一種公開的秘密。這是你們中國特色的自由，我不妄加評論。但你們中國最近發生的，一位地方官員花錢雇人假冒‘中紀委’幹部，對自己官場上的競争對手進行所謂‘貪腐問題’調查的鬧劇，分明剽竊了《競選州長》的構思。但這一件事，我完全可以不予計較。可你們還通過現實剽竊了我另一部作品的構思，即《敗壞了赫德萊堡的人》的構思！先生們、女士們，我雖然是親自來進行起訴的，但我的目的不在于賠償金，更不是為了令你們難堪。我是懷着善意的動機來的，是要親口告訴你們——一袋所謂‘金’塊既然可以敗壞整座城堡裏的人的心智，那麽金錢崇拜也可以敗壞整個國家的人的心智。而許多現象證明，今日之中國對金錢的崇拜，與我創作《敗壞了赫德萊堡的人》時的美國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法庭更加肅靜。
法官們沒有五官的臉，不，是我看不清他們五官的臉，一會兒你紅他白，一會兒他紫你青，像在表演沒有五官的變臉。
然後是易蔔生站了起來。這位挪威戲劇家忽然意識到其實還不該輪到自己，轉身對契诃夫彬彬有禮地微躹一躬，說了句：“對不起。”
契诃夫索性紳士到底地說：“您請好了。”
易蔔生腼腆地說：“謝謝。”
他于是開始陳述：“尊敬的中國的先生們、女士們，我一直十分感謝貴國的翻譯家，在20世紀30年代就将我的劇本《玩偶之家》譯成了中文，并由中國的話劇先軀們一次又一次地上演。據我所知，《玩偶之家》是在中國上演次數最多的外國話劇之一，也一次又一次引起相當良好的反響。因此，貴國的魯迅，當年還發表過著名的雜文《娜拉出走以後》。但是令我‘友邦驚詫’的是，如今的中國，因不甘于成為富裕之家的玩偶妻子的女性似乎反而少了；似乎将越來越少；似乎反而以能成為有錢丈夫的溫柔玩偶為幸、為榮了。這使我很悲哀，我想，我的《玩偶之家》，估計以後不太會在中國上演了吧？即使上演，又能有多少觀衆呢？對此，不知魯訊先生的在天之靈，将作何感想？尤其令我悲哀的是，貴國當下不少女性，不但甘作闊男人的溫柔玩偶，而且不惜放棄女性之獨立人的意識，甘當甚至争當他們的‘二奶’、‘小三’、‘小四’。那麽我可以得出結論，《玩偶之家》不管在從前的中國演出了多少場，其實都白演了。中國之現實如此諷刺一部對全世界女性都具有覺醒啓蒙意義的嚴肅的戲劇，這是我絕對想不到的。我也不打算起訴什麽了，我只借此機會聲明，永遠收回《玩偶之家》在中國上演的許可權……”
易蔔生最後的幾句話，引起了旁聽席上的一陣騷動，一些女士們交頭接耳、叽叽喳喳。
契诃夫與巴爾紮克互相謙讓一番，後者站了起來。
巴爾紮克右手習慣性地握着未裝煙絲的煙鬥，沙啞着嗓音說：“吸煙是個壞毛病，煙和咖啡危害了我的健康，諸位想必知道，我是為了完成《人間喜劇》而不惜危害健康的，以現實生活的方式剽竊我這樣一位作家的健康，是更加不道德的。我認為，不是我的哪一部作品被中國的現實生活剽竊了，而是我的全部《人間喜劇》都逐一被中國的現實生活剽竊了！《歐也妮？葛朗臺》被剽竊了，《高老頭》被剽竊了，《伏脫冷》被剽竊了，《攪水女人》被剽竊了，等等，等等，恕我不具體說明。我要強調的是，我的《人間喜劇》雖然名為喜劇，但卻是由若幹批判現實主義作品組成的。在中國，現實生活不但剽竊了它們的情節、人物，還将它們變成鬧劇，變成人間醜劇。一鬧一醜，我的作品所具有的深刻思想性，被庸俗的鬧劇、醜劇的特征完全解構了……”
他的陳述最長。
“一個國家的現代文明，需要起碼百年的教養，也就是現代文明啓蒙。問題是，哪些中國人将替中國補上這一課？”
他以提出問題的方式結束了他的陳述；那簡直就是演講。
連法官們也交頭接耳起來。
契诃夫終于在一片竊竊私語中站了起來。
他不動聲色、慢條斯理地說：“我沒有寫出過巴爾紮克先生那麽多的作品。與在座的小說家相比，我的作品可能是最少的。但我覺得，當今之中國人，似乎格外喜歡以現實生活的方式，剽竊一位沙俄時期的作家的作品。我的《變色人》被剽竊了，我的《萬尼亞舅舅》被剽竊了，當然，我的《第六病室》也不可能不被剽竊。現在的中國，不是精神病人而被關入精神病院的事，發生了一起又一起。所以我要說，中國病了，患上了一種可以叫作‘發展迷亂症’的病，正像當年的俄羅斯患上了‘統治迷亂症’一樣……”
他的話立刻又引起一陣竊竊私議。
他大聲說：“先生們、女士們，請安靜。”
有一位法官敲了一下法錘。
安靜恢複以後，契诃夫接着說：“諸位，據我所知，許許多多的中國人，只要聚在一起，三五句話後，往往就會大談中國官員的貪腐現象，商人們的唯利是圖現象，貧富懸殊的現象……一言以蔽之，最後的結論幾乎總是中國病了。所以，我對我的各國同行有一建議——對于一個人口衆多，在發展時患了社會病的國家，我們應該寬容，假以時日，看看中國以後的情況再決定我們共同的起訴要求……”
他的話還沒說完，又有兩位外國作家匆匆進入法庭。我認出走在前邊的是左拉，後邊緊跟着身材高瘦的高爾基。
法錘卻再次敲響。
法官們交頭接耳一陣，其中一位宣布休庭。另一位說，要将開庭情況向領導們請示彙報，再決定何日二次開庭。
左拉卻大聲說：“我的《小酒店》，我的《娜娜》……啊哈，你們中國的許多底層人，像極了我的《小酒館》中的礦工和他們的妻子！你們中國的娜娜，現在幾乎全世界都有她們的身影……”
他被他的兩位同胞——雨果和巴爾紮克勸走了。
高爾基卻被中外記者們包圍了，七言八語地向他提出問題。
不知是不是因為他耳背，反正他一個問題也沒回答，只是重複自語：“我明白，我明白，請諸位相信，我明白這一切……”
那時我被一只蚊子叮醒了。
後來許多日子裏，我每恍恍惚惚的。一會兒覺得自己清醒着，一會兒覺得仍在夢中似的……
9．公平是社會改革的基礎
所謂“公”，釋意頗多，這裏只談公正、公道。而所謂公正，不過符合普遍人心感覺的原則是耳。首先是符合普遍人心感覺的，絕不是符合少數，更不是符合極少數人心感覺的。
比如盲道，是為方便盲人鋪設的。盲人是少數，他們自然會有此要求。若他們的要求被漠視，則他們心中會有不公正之感。反之，他們的要求得到了滿足，心中的公平感就會增加一分。
但，為方便盲人而由政府出錢在許多地方鋪設盲道，其實也符合絕大多數社會公民的心願，實現之，絕大多數社會公民也會感到，社會對盲人的關懷，體現了自己對好社會的理想。
故，“普遍人心感覺”這句話，在為了方便盲人而鋪設盲道這件事上，包含了不普遍的也即多數人之心的感覺。
又比如，某些公共場所，嚴格禁止人們帶寵物進入。寵物的某些主人，會覺得對于他們是不公正的。
但，養寵物的人畢竟是少數，希望可以帶寵物進入某些公共場所的人，是少數人中的少數。不論他們的感覺多麽不快，社會還是要采納多數人的意見，根據多數之人心的快與不快制定并頒布法規、法律。
故，“普遍人心感覺”這句話，在禁止帶寵物進入某些公共場所這件事上，是以不照顧不普遍的即少數人之人心的感覺為前提的。
所以，“符合普遍人心感覺的原則”，這句話對文明的社會而言，基本符合公正的含意。社會越文明，“符合普遍人心感覺的原則”，便越加符合公正的含義。因為，文明社會之普遍人的眼和耳，會更加有意識地看到，聽到原定之法規、法律的不周全，予以改變，使之符合更文明了的普遍人心之感覺，使公正更接近人們所希望的程度。
于是我們應當理解，公正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不論在任何國家，都是變态的原則。
再比如死刑——殺人償命，幾千年以來，符合普遍人心的感覺。但是在西方某些國家，給忏悔了的罪犯以人性改造的機會這一主張逐漸被普遍的人所接受。那麽廢除了死刑，但某些罪犯實屬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公憤，也就是不符合普遍人心感覺的原則，所以死刑又在某些廢除過死刑的國家恢複。
廢除也罷，恢複也罷，須經受公衆委托代表“普遍人心感覺”的議會讨論通過。
一旦廢除，廢除即當時“普遍人心感覺的原則”。
一旦恢複，恢複也體現以上原則。
總而言之，“符合普遍人心感覺的原則”，确乎一直基本符合普遍的人們對公正或不公正的理解。
符合，既公，于是正。
不符合，既不公，于是失正，無正。
那麽，公道的意思可以解釋為由公衆來說道。
即——公正之事，一定是經得起公衆議論、争論、評論、說道的。
經得起公道的事，才更接近公正。
至于“平”，我想，其實并沒多少人認為非得體現為“平均”。
“普遍人心感覺”所要求的“平”，只不過是相對的平等。
極少數人占有一個幾乎十四億人口的泱泱大國的絕大多數由金錢所代表的財富（目前金錢仍代表世界上的一切財富），普遍中國人之心的感覺怎麽會“平”呢？只能是不平啊！
中國人又不是世界上最愚昧的人種。
而經不起公道的事，即使一個時期內形成為法規、法律了，那也肯定是欠公正，甚至違背公正原則的，遲早有一天要按“普遍人心感覺的原則”改變，以實現公平。
又得用到“但”這個字了；但——以上只不過是關于公正的一般性常識。這一般性常識，自古以來，又被認為是一種心理意識。或反過來說，又被認為是由意識所決定的心理反應。
意識者，思想形态也。
那麽，既然公正是相對的，是無法達到絕對程度的，可不可以通過思想說教，來使人們習慣于接受某些不公正的社會現象，豁達看待之、對待之呢？
當然可以。
數千年來，宗教，文化，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們，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有些工作堪稱卓越，對社會穩定起到了超過于許多政治家的作用。
還得用到“但”這個字；但——前提乃是，那不公正的程度，在“普遍人心的感覺”可忍受的範圍以內。
若超出了“普遍人心的感覺”是可忍受的範圍，即使上帝親自做思想工作，那也無濟于事。
因為如果超過了，普遍人心的郁悶、憤怒之感，則就會轉變為普遍公民之生理的痛苦感覺了。
西方動物學家們近年的實驗證明了此點。
他們的實驗是這樣的——在一個巨大的籠子裏，分隔出空間不等的幾個區域，每個區域用鋼絲網壁隔離，相互情形可見，但無法穿過。那巨大的籠子象征一個國家的邊界；那幾個區域象征不同階層；相互情形可見意味着社會信息達到的透明度。
如果——分給某些區域的猴子足夠吃飽的桃子；分給另外一些區域的猴子根本吃不完，可以當玩具，甚至可以糟蹋的多種水果；而一兩個特殊籠子裏的猴子，不但多種水果堆積如山，而且夏天還可吃冰激淩，冬天還可以泡溫泉，還有猴衣可穿、猴帽可戴，還有電子玩具可玩……
于是不久，只數最多的區域裏的猴子，即其實擁有足夠吃飽那麽多的桃子的猴子們，不是企圖破壞鋼絲網壁去攻擊那些享受高等待遇的猴子，便是一只只喪失了機靈本性，無精打采，行為怪異。
經對那些猴子的心理測試，它們幾乎集體心理變态。
更有些猴子，對動物園管理者懷有無法消除的敵意和憎恨。
也有些猴子，莫明其妙地死了。
經對它們的腦體解剖發現——原來在它們的腦區中，已存在着一種可以叫作“先天公平基因”的腦細胞。
倘不公平的現象明明就存在于它們眼前，它們卻無可奈何，那麽它們腦中的“先天公平基因”會發出痛苦信號，而那痛苦異常折磨它們。
猴子腦中的“先天公平基因”是它們的腦進化的結果。
一般猴子的智商相當于三歲兒童。
聰明的猴子的智商相當于四五歲兒童。
動物學家由而明白，人腦中肯定也存在着“先天公平基因”。
故我們完全可以認為，目前中國所存在的官員生活腐敗現象、貪得無厭現象，揮霍納稅人的錢像燒紙玩一樣的現象，權力膨脹的現象，貧富差異巨大的現象——不但不符合普遍的也就是絕大多數中國人之心感覺的原則；也不斷刺激着中國人頭腦中的“先天公平基因”，使人們經受着生理痛苦的折磨。
甚至也可以說，此種生理痛苦，使我們的許多同胞如在“水深火熱”之中。
思想工作怎能解除生理痛苦？
專治“先天公平基因”受到強刺激而引起的痛苦的藥，還沒研制出來。
那麽，誰來幫我們的這些同胞解除這一種痛苦呢？
誰能，誰便是中國的上帝。
起碼，是偉人。
10． 當“交管”撞上“人文”
此文所言“交管”，自然指“交通管制”。
全中國許多城市都實行過“交管”。北京是首都，也自然便成為全國“交管”次數最多的城市。
“交管”現象古今中外皆有。此是交通管理特殊措施，亦是必要措施。發生嚴重交通事故、公路恐怖襲擊事件、自然災害破壞公路的情況，交管部門必定啓動“交管”措施。“大公仆”們出行視察，迎送要客、貴賓，肯定也必啓動“交管”措施。一是為了保障他們的車輛行駛順暢；二是為了保障他們的安全。我們都知道的，他們不無可能會成為形形色色的恐怖分子進行襲擊的對象，尤其是在社會動蕩不安的時期。
然而在中國，在北京，蓄意針對“大公仆”們或來華要客、貴賓們實行的恐怖襲擊陰謀，似乎還從沒聽說過。偶所發生的，只不過是攔車跪呈冤狀的事件罷了。即使這種并不多麽恐怖的事件，居京三十五六年之久的我，也僅聽說過一兩次，并且攔的主要是京官們的車，還從沒被新聞報道證實過。由此似可證明，中國之“大公仆”們，其實人身一向是挺安全的。也似可證明，其實中國公民，是世界上最不具有對公仆們進行暴力攻擊性的公民。個別例子是有的，但都發生在外省市，且攻擊對象每是小官吏。細分析之，那些小官吏之所以受到暴力攻擊，通常與他們自身的劣跡不無關系。單說近十幾年，不知怎的一來，為保障“大公仆”們之出行順暢和安全而采取的“交管”，不但次數多了，而且時間分明更長了。
次數多是好事，意味着“大公仆”們經常在為國務奔忙。但每次“交管”的時間長了可不是什麽好事，無疑會使北京本就嚴重的交通堵塞情況更加嚴重，結果給人民群衆的出行造成諸多難以預料的阻礙。
我曾遭遇過三次“交管”。
一次是要乘晚上六點多的飛機到外地去開會。六點多起飛的飛機，究竟該幾點出家門才不至于誤機呢？我家住牡丹園，心想三點出家門時間肯定較充裕啊。那天“打的”倒很順利，三點十五分已經坐在出租車裏了，卻不料半小時後，堵在機場高速路上了——遭遇了“交管”。這一堵不得了，一下子堵了四十分鐘左右。“交管”剛一結束，前方被堵住的車輛極多，有兩輛車都企圖盡快駛上機場高速路，卻偏偏在路口那兒發生了碰撞……
我自然誤了點，所幸我乘的那次航班本身也晚點了，兩小時後我還是坐到了飛機裏。但不少人就沒我那麽幸運了。他們中有人要求改簽時，與航空公司方面的服務人員發生了激烈口角。
一方責備誤機的人應自己掌握好時間；誤機的人卻強調，“交管”又不像天氣預報，怎麽能料到半路遭遇？——“交管”屬于“不可抗力”。
偏偏航空公司方面的人還認真起來了，以教導的口吻說“交管”根本不屬于“不可抗力”。
旁邊就有同樣因那次“交管”誤機了的些個人嚷嚷：那你們的飛機停在了跑道上遲遲不起飛，不是每每對已經坐在飛機裏了的乘客廣播是遇上了“管制”嗎？如果“空中管制”是“不可抗力”，那麽公路交通管制怎麽就不屬于“不可抗力”了呢？如果“交管”并不屬于“不可抗力”，那麽“空中管制”也同樣不屬于“不可抗力”。如果“航空管制”同樣不屬于“不可抗力”，那麽航空公司就應對乘客進行誤事賠償。
道理涉及賠償不賠償的，航空公司方面的更不相讓了，說“空中管制”與“交通管制”是不能相提并論的……
一句話激怒了另幾位因那次“交管”誤機的人，都嚷嚷道先不改簽了，非先将是非辯論清楚不可！
大家都知道的，我們的今日之同胞，是多麽的喜歡辯論啊！
幸而航空公司的一位領班人士出面了，批評了自己人幾句，安撫了誤機者們一番，唇槍舌戰才算平息。
“航空管制”也罷，“交通管制”也罷，是“不可抗力”，或非“不可抗力”，我至今也沒想出個明白。
但有一點我覺得那是肯定的——頭一天像預告天氣一樣預報因“大公仆”們出行而必要實行的“交管”，有關方面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
因為那肯定屬于安保機密啊！
我第二次遭遇“交管”，是在從機場回家的路上，也是在出租車裏。那天是星期六傍晚，從郊區返回市裏的車輛極多，時間也是四十多分鐘，公路幾乎成了停車場。最大車距一米左右，最小的車距也就一尺。一輛挨一輛，堵塞了近兩站地。有人內急，公路上又沒廁所，幹脆一轉身，就在公路邊尿起來。特殊情況下，那麽解小手，盡管不文明，但也可以理解。問題是還有人竭力憋着急需解大手，那可就真是個痛苦的問題了。即使人人理解，不以為恥，“當事人”自己還覺臊得慌呢！人高馬大的一個大老爺們兒，憋得臉色紫紅，五官一會兒正常，一會兒扭曲，一會兒捂着肚子蹲下去，一忽兒出着長氣直起腰。直起腰五官恢複了常位時，則就開始高聲大嗓地罵娘。而車裏車外，男的女的，開車的坐車的，無不望着他同病相憐地一起笑罵，笑罵的倒也不是“交管”這種事本身，而是時間太長……
我第三次遭遇“交管”，不是在車裏了，而是在一座跨街天橋的上橋臺階口。那天一早，我跨過那一座橋，去往一處銀行取款。銀行九點開門，我八點半就排在門外邊了。在我前邊，是一對七十歲的老夫婦。他倆一早散步後，捎帶存款。
等我辦理完畢，走到跨街橋那兒，趕上了實行“交管”。原本以為，所謂“交管”，實行的只不過是對某一段公路的戒嚴。那日始知，還包括對于沿路所有跨街天橋的戒嚴。細想一想，誰都不能不為執行保安任務的同志們考慮得周到而心生敬意——許多跨街天橋上從早到晚總有擺攤賣各種東西的小販，自然會吸引不少過橋人駐足。若有危險分子混跡于買賣者之中，待“大公仆”們的車輛從橋下經過，居高臨下發起什麽方式的攻擊，後果不堪設想。即使沒實現攻擊目的，制造成了一次聳動的新聞也太影響社會祥和了呀！
所以，對某些跨街天橋也實行清除人員的戒嚴措施，不能不說是對“大公仆”們的人身安全高度負責的體現。也不能不說，是人民群衆理應予以理解和配合的。
當時的我正是這麽想的。
我周圍的許多等着過橋的人也顯然是這麽想的，所以皆無怨言地默默等着。
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嘛！
但有一對老夫婦卻等不及了，強烈要求允許登橋、過橋。他們是在銀行門外排于我前邊那一對老夫婦。
要求再強烈，起碼得有理由。
他們的理由聽來倒也充分——那位大娘急着回家上廁所。大爺替她請求地說，她老人家排在銀行門外那會兒就想上廁所了，自以為憋半個小時沒問題，可太自信了，那會兒就有點兒憋不住了……
每一次的“交管”時段，最有怨言的便是急着上廁所的人了。
在跨街橋兩端的臺階口，各站一名年輕的武警戰士。在我這樣年紀的人看來，他們是孩子。對于那一對老夫婦，他們當然更是孩子。
大娘對守在橋頭的小武警戰士說：“孩子，你看大娘像壞人嗎？”
小武警戰士看去是那麽的心性善良，他默默搖頭。
大娘又問：“你看我老伴兒像壞人嗎？”
小武警戰士又搖頭。
大娘便說：“孩子，那就讓我倆過去吧，啊？大娘真的急着回家上廁所，不是裝的。”
小武警戰士終于開口說：“大娘，我知道你們不是壞人，也信您不是裝的。可我在執行命令，如果我允許您過橋，那就等于違反命令，我會受警紀處分的。”
周圍的人就都幫大娘勸小武警戰士，說你既然相信這老兩口肯定不是壞人，明明看出大娘不是裝的，那就行個方便，別攔着了，放他們老兩口過橋嘛！
周圍的人那麽一說，小武警有點兒生氣了，沉下臉道：“不管你們多少人幫腔，反正我堅決不放一個人過橋！”
他這麽一說，頓時可就犯了衆怒。周圍的人開始七言八語地數落他，夾槍帶棍的，訓得他一次次臉紅。
他朝街對面也就是跨街天橋的另一端望一眼——那邊廂雖然也有十幾個人等待過橋，卻顯然沒人急着回家上廁所，情況相當平靜，看去那些人也耐心可嘉。
他突然光火了，抗議地說：“如果我犯了錯誤，我受處分了，你們誰又同情我？同情對我又有什麽用？你們以為我穿上這身武警服容易嗎？”
他委屈得眼淚汪汪的了。
又頓時的，人們肅靜了。
那會兒，我對急着回家上廁所的大娘同情極了，也對那眼淚汪汪的小武警戰士同情極了。
我明白他朝橋那端的另一名小武警戰士望一眼意味着什麽。正因為明白，對他的同情反而超過于對大娘的同情了。
我看出，我明白了什麽，別人也都明白了——他是怕他這一端放行了那大娘和大爺，橋那一端的小武警向上級彙報，而那後果對他将是嚴重的；起碼這是他自己的認為。
人們的那一種沉默，既體現着無奈也體現着不滿。而不滿，當然已經不是因小武警戰士引起的了。
雙方面都倍覺尴尬和郁悶之際，多虧一名外來妹化解了僵局——她先說大家那麽氣憤地數落小武警戰士，對人家是欠公平的。後說她知道什麽地方有一處公廁，願引領大娘前往。
衆人望着那外來妹和那大娘的背影，紛紛地又請求小武警戰士的包涵了。小武警戰士說沒什麽，只要大家也能理解一下他的難處就行了。他說罷轉過身去，我見那時的他臉上已有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