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3)
其名的，更不會知道他有過那麽一部散文集。又可以肯定，“地火在運行”，實則為敏感的知識分子們的概括，說是“坊間”的概括也未嘗不可。在從前年代，出版社曰刻印坊。“坊間”有“文化圈”的含意。“洛陽紙貴”便是相對于“坊間”而言的。
至近年，“地火在運行”五字，又引申出“改革與革命賽跑”的國情概括。這主要是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們的話語。這種話，我在某些讨論國是民生的會議上也大聲疾呼過。我這樣的文化知識分子，當然主張中國加快政治體制改革，以順應國人對民主、公平、更多公民權利與利益的訴求；從根本上防止腐敗，限制特權，縮小貧富差距。說“改革與革命賽跑”的知識分子，有的是真擔憂革命之發生。并且他們的擔憂，非是站在一己得失之立場而生，首先是站在民衆立場而生，更是站在弱勢群體的立場而生。他們都是熟知中外近代史的。民衆在所謂革命中除了獲得憤恨情緒大釋放的快感，以及一時之所謂社會地位的“提高”，實際上其絕大多數從不曾分享過革命的物質成果。因為道理是那麽的簡單明白——革命本身不可能是任何生産力。恰恰相反，是對一切生産力的最嚴重的破壞力。所以爆發革命的任何國家都必然經歷一個“生産廢墟”階段。而且，革命的生命代價極大。付出此代價的，也必然主要是社會的底層人口。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們，希望改革不要失去機遇，進行在革命的前邊，心願也正基于此點。人民獲得革命之物質成果，乃是革命成功之後的事，說到底還是要從發展生産的過程中獲得，并且将一如既往地以絕大多數之人口，獲得極有限的一部分物質成果。因為比之于改革家，革命家對于社會分配之經驗是有限的。且往往被勝利沖昏頭腦，認為畢竟将革命搞成功了，于是有權接受膜拜頂禮。但此處所言之革命，其實是中外歷史上曾發生過的武裝奪取政權式的遍地陳屍流血式的革命。亦即敘利亞式的革命。卡紮菲的下場證明，若太迷戀專制，坐失了改革機遇，革命又是不可避免的。是的，改革也有機遇期，一旦坐失，所謂“過了這一村，便無這一店”了。
說“改革與革命賽跑”的知識分子中，有的并不真的擔憂革命之發生。以他們對于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之發生的歷史常識思想，以他們對中國之民性的考察結果，其實得出的是這樣的結論——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根本不會發生革命。什麽顏色的革命都不會發生，什麽花樣的革命也不會發生。暴力的流血的以無數生命為代價的革命不會發生；非暴力的以抗議游行示威為方式的算得上是革命并且真有革命目的之大事件也不會發生。
“溫飽漢不造反”——此古代常識也。
在古代，亦即農耕社會，溫飽問題是國家首要問題，農民是國家主要人口。風調雨順年景，農民的日子得以維持溫飽不成問題。那樣的情況下，縱有幾百個陳勝、吳廣大聲疾呼，起勁號召，農民們也只不過以看“熱鬧”的眼看他們罷了。官府如許諾抓住他們有賞，農民是樂于幹的。惰性乃包括人類在內的一切動物的本性，越高級的動物惰性越大。現代的人類較之古代的人表面看似乎是人人熱愛工作的，其實骨子裏是更缺乏勞動恒力的。現代人之所以追求現代，原本是希望現代能使自己少出力而多享受現代好處的。反而變成了工作的奴隸，只不過是事與願違罷了。
故，既溫飽，則懶得造反。造反是何等兇險多麽得不償失的事啊！除非只剩造反一條路了，否則圖的什麽呢？這點兒明智，中國農民早已具有。
“城裏人不齊心”——說階級也罷，論階層也罷，總之城裏人更是分出三六九等的人口，難以集中在一個口號之下，全世界每座城市都是如此。某一部分人為了達到某種訴求，暫時采取一致行動的事在中國是可能發生的，但表達訴求有別于革命。中國的城裏人，現在看，尤其捏不到一塊兒去了，因為都太聰明了。即使內心裏有訴求，也大抵不會親自加入到統一的行動中去。十之八九的人希望別人去行動，而自己大沾其光罷了。
故，今日之中國城裏人，“意見黨”分子是很有一批的。但這一“烏合之衆”中，根本産生不了什麽真正的“意見領袖”。某一時期“意見黨”分子們會由于心理所需捧出一位，但過不了多久，便會被別的“意見黨”滅掉，或者直接被自己曾經的擁戴者們滅掉。今日之中國城裏人，精神上被領袖需要傷得甚深。不論年輕者、年長者，心理深層其實是排斥領袖的。在年長者的語境中，“領袖”一詞已成“老詞”，他們願意用現代的“國家領導人”取而代之。而在年輕人那兒，擁戴誰崇拜誰信任誰是絕無長性的，是将誰當成一時所需的“精神玩偶”罷了。“精神玩偶”是要相陪着“粉絲”玩兒的。既不但要玩兒精神，也要玩兒互動之親密關系。而玩兒精神，自然包括玩兒“不同政見”。在今日之中國，沒點兒“不同政見”，也夠不上“精神玩偶”的範兒啊！但“花無百日紅，人無千日好”，一朝玩兒厭了，也自然首先是“粉絲”們玩厭了，于是雙方面另逐新歡。“粉絲”不反目、不落井下石，對“精神玩偶”便是好結果，幸運也。
網絡是個好東西。網絡真的好極了。網絡的威力足以消解革命。
網民們以為，人自話筒了，“自媒體”了，掌握“人肉搜索”的威力無比的強大武器了，于是自己們由往昔沉默的大多數，一下子變得具有聲讨實力了。
這當然是事實的一方面。
但據我看來，事實的另一方面乃是，或曰真相乃是——網絡首先利好于政府。
不就是官員們吸什麽煙、飲什麽酒、紮什麽皮帶、穿什麽鞋被曝光了嘛！不就是他們的兒女幹了不争氣的事兒了、他們的夫人拎什麽包也被曝光了嘛，那人家今後小心謹慎就是了嘛！被揪住了不給個說法網民們不肯罷休的，降了撤了就是了嘛！中國還缺幹部嗎？
我說網絡首先利好于政府，理由如下：
人人都可以上網發洩種種不滿，社會不良情緒便大面積地消解于網上了。有革命沖動者，可通過網絡實行“虛拟革命”，想象自己真的革命了一把。過足了革命的瘾，于是離開電腦轉身回歸自己一如既往的社會角色。又于是，現實社會之不安定因素大減，盛世更加太平。
人人都可以上網揭露官員的腐敗現象及社會的不良現象，而這就既幫助了各級紀委又匤正着社會風氣。紀委得到幫助也是黨得到了幫助，社會風氣好轉也是各級政府所樂見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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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有冤情，哪一級政府不作為，甚或捂蓋子，一旦在網上引起公憤，準會有上級官員下指示督辦之，于是凸顯了上級官員的親民、愛民。既是網民的正義獲勝了，實際上也使一些官員獲得了好名聲。
政府因某種愚蠢做法被“拍磚”，可促使各級政府自我反省，以後變得不愚蠢，甚至聰明。
政府若看着某些人不順眼（通常是知識分子），抓住其什麽把抦，可調動“水軍”滅其一把。現而今，滅知識分子，幾乎仍和“文革”時一樣，還會有許多人參與“網誅”、“網伐”。滅“大知識分子”，連“小知識分子”也樂于參與的。
不知有沒有統計過，四億多網民中，有百分之多少其實只不過是網上看客？網上雞鳴狗盜、污穢不堪之事層出不窮，倘恰恰是那樣一些事最吸引中國看客之眼球，那麽對政府是更加的有利了。好比孩子衆多的家庭，娃們終于有了整天玩兒也玩不夠的東西，那家長少操多少心啊！
網絡當然已改變了世界。
也當然已改變了中國。
許許多多的事已可足不出戶就在網上辦了怎麽能說沒被改變呢？
但誰若言靠了網絡，足夠加快中國民主、文明、進步的過程，我以為是太樂觀了。
一個網上看客多多的國家，并且還是一個在“頂層設計”方面急待有所改變的國家——依我想來，是一個挺可悲的國家。
看客只不過是看客。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進步是靠本國看客推動的。
恰恰相反，看客越多的國家，它的進步越遲緩。
因而，我曾以網絡對我們中國做出過另一種比喻——看客之中國。
我在創作電視劇《知青》時，每覺自己是在“走鋼絲”。一個情節、一個細節、一句臺詞，經常猶豫再三，遲遲難以落筆。因為，倘考慮不周，寫了也白寫。不但白寫，也許還會成為劇本變成電視劇、電視劇被允許播出的障礙。“走鋼絲”者，雙手是須握着平衡杆的。我深知，我所能握的創作“平衡杆”，無非“極左”年代在人心裏也還是未完全泯滅的人性之真、善、美而已。
于是想到，對于我們中國，也好有一比，曰“鋼絲駐足臺上的中國”。
走鋼絲者，不論從左向右，還是從右向左，總之先要登上駐足臺。那是開始邁向鋼絲前，唯一可以站立的一小塊地方，面積也就半張小學生課桌面兒那麽大。而站在其上的，自然非是雜技表演者，而是中國的“大公仆”們。全中國都在望着他們，全世界也都在望着他們。握在他們手中的“平衡杆”，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因為各種各樣利益集團的難以限制的特權，腐敗以及社會財富分配的嚴重不公平，社會問題的多年積累，那樣的“平衡稈”本身便一頭極輕，一頭極重，是名副其實的“不平衡稈”，還不如什麽都不握容易掌握平衡。但那本身不平衡的“平衡稈”，卻又是“大公仆”們情願也罷，不情願也罷，必須握在手中的。因為那也是他們的使命象征。
中國之改革，歷經三十餘年風風雨雨，走到今天，無論國人有多少失望，不滿甚至憤怨，有一點是肯定的——退是退不回去了。而且，原地踏步不前也不行。不前許多弊端不能從實際上得到解決，人民不再答應。若進，幾乎每一步都會面臨那些難以解決的新老問題，形同“走鋼絲”。
革命比造反複雜。
改革比革命複雜。今日之中國，改革之複雜性，又如同“戴着鐐铐舞蹈”。革命的一貫策略是借助群衆運動。所以革命在中國每曰“搞革命”、“鬧革命”。而改革因其複雜性，不能圖一時快哉地去“搞”、去“鬧”，要獲得廣大人民群衆的理解和支持，比號召革命的說服工作難多了。
何況，國際國內，望向“鋼絲上”的目光中，确乎有等着幸災樂禍的看客的目光。
若中國的“大公仆”們，能以大智慧、大膽識走過一道道“鋼絲”，則我認為，完全可以斷定地認為，中國之當代史上，将必會記載下幾位值得國人發乎真心來紀念的名字。就像美國人民紀念華盛頓、林肯。
寫到此處，又将中國好有一比，曰“曾經的游戲般的中國”。
小時候，我的同代男孩們，幾乎都喜歡撿冰棍簽子，攢冰棍簽子，玩“挑冰棍簽子”的游戲以搏輸贏。
怎麽個“挑”法呢？
将一捆一百幾十根冰棍簽子，豎着用力往地上猛地一蹾，于是四散開來。那單獨散在一旁的，自不必挑，撥一下就贏到手了。但更多的，十之八九會支棱八叉、參差不齊、重重疊疊，這根壓住那根，那根壓住這根，犬牙交錯，哪一根都難以挑開去。
這種情況下怎麽辦呢？
便須借力。
若刮大風，或突發地震，當然那犬牙交錯的情況也就變了。但我們小時候玩時，從沒突起過大風，更沒地震過。游戲規則卻允許趴在地上，對着一堆冰棍簽子，鼓起腮幫大口吹氣。還允許摘下帽子脫了上衣扇風。一吹一扇之下，一堆冰棍簽子的複雜格局，往往也就有了些松動，有了些變化。一有變化，某幾根冰棍簽子就挑得開去了。一次挑得開去幾根，看似不可破解的複雜性，就一次又一次地逐漸化解了……
中國之當下情形，又很像那樣一堆冰棍簽子，期待着偉大的改革家來“挑”。
一般改革者之智慧對于中國已無濟于事。
是的，今日之中國，這也迫切那也迫切，最迫切的是需要一批改革家，有大膽識也有大智慧的，稱得上偉大的改革家……
4． 每一個國家都患有各自不同的國家病
1、特拉維斯先生是美國人，我認識他已有二十多年了，那還是磁帶錄像放映機剛開始在中國普及的年代。甚至可以說，我不但認識他，還特別熟悉他、了解他。我們每一次相見，都能進一步增加我對他的了解，以及對他的某些不尋常言行的理解。
但是盡管如此，我們卻并非朋友。
因為他是一個過分自以為是的人。
我也每每的自以為是。并且我認為，人人都有自以為是的時候。自以為是像舌苔一樣，是人性與生俱來的缺點。只要人進行飲食，便有舌苔。人的身體有任何方面的問題，即使很小的問題，也會從舌苔的變化反應出來。進言之，古往今來，沒有過一生從未自以為是一次的人。那樣的人，完全可以說——不是人。但一個人過分的自以為是，喜歡他的人将是極少極少的。用我們中國人習慣的話說，那種人“有病”。
我不喜歡過分自以為是的人。
哪怕他是我的至親之人，我也不喜歡。
特拉維斯先生還是一個心懷大憎恨，但卻極善于掩飾的人。
他能在任何人面前僞裝得彬彬有禮，面帶意味深長的微笑。只要他願意，他可以一邊尋思着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殺死你，一邊微笑着與你握手，拍你的肩。他這種表演天賦，比許多大牌電影明星還高級。與後者們相比，他是天王級的。
這是特拉維斯先生極可怕的一面。
我怎麽會與如此可怕的人成為朋友呢？
是的，我非常熟悉他。特別了解他，也特別理解他。
但我們絕對不可能成為朋友。
除非我也“有病”。
2、特拉維斯先生“出生”于1976年的紐約。他一“出生”就已經三十五六歲了——他是美國電影《出租車司機》的主角，在紐約開夜班計程車。
他還是越戰退伍軍人。在1976年的美國，不少和他年齡差不多的美國男人都有同樣的經歷。他們所經歷的那一場曠日持久的戰争，對于他們不啻于是一場噩夢。對于美國也不啻于是一場噩夢。美國後來對于越戰的反思也曠日持久；而對于越南，那一場戰争是慘烈的災難。
許多越戰後退役、退伍的官兵不僅留下了身體殘疾，還造成了心理的精神上的創傷。他們是對越戰反思最深切的群體。
特拉維斯先生卻很僥幸。他的身體沒留下任何殘疾。他也從沒做過戰場噩夢。起碼電影中沒表現這一點。
但特拉維斯先生患有嚴重的失眠症，有時須服安眠藥才能成眠。這一點是否與他的戰争經歷有關，電影沒交代。
特拉維斯在越戰中表現怎樣？英勇還是怯懦？被戰友相救過還是相救過戰友？他殘暴無比還是相對人道一些？他屠殺過手無寸鐵的越南人民嗎？在他戰友們屠殺時，他會吸着煙或嚼着口香糖饒有興趣地看着覺得像看戰地節目似的嗎？
以上一切電影中都沒交代。
故我們可以這樣認為——經歷過越戰的特拉維斯先生，既沒有什麽浴血奮戰的特殊體驗值得講述，也沒有什麽共同出生入死的戰友值得緬懷，或後來成為親密兄弟。
他只不過入伍了，無驚無險地經歷了，僥幸全身而退了。
故對于那一場戰争，他的頭腦之中沒有銘記下什麽，也從沒進行過反思。
不少經歷過越戰的退役或退伍的美國官兵，雖然也像他一樣幸運，但親眼目睹那場戰争給美、越兩國人民造成的痛苦，那也還是要反思的。即使胸前佩戴着越戰英雄獎章也要反思。
但是，看來特拉維斯先生與他們不同。
特拉維斯先生的大腦似乎天生不具有反思功能。
其實這樣的人也很少。比白獅或白虎還少。他們的存在，也是我們人類中基因變異的一種現象。
對于所經歷的壞事可以不反思，或曰大腦天生不具有反思功能，就個體而言，換一種思維來想，簡直同樣也是一種幸運。但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而言，則是大的不幸、大的悲哀。換一百種思維還是。
像特拉維斯先生這樣的公民多了，甚而在公民比例中成為多數的話，整個國家、整個民族也就喪失了記憶。
而喪失了記憶的國家或民族會變成很“二”的國家或民族。它沒有昨天、沒有明天，只有當下。沒有昨天的國家或民族不可能思考它的明天；不思考明天的國家或民族不可能真的産生改變當下的行動。而這樣的國家或民族的人，行屍走肉般地很“二”地活于當下，其狀态與非洲草原上的角馬群是差不了多少的。他們的一切行為都只不過是對社會适應與不适應的本能的生存反應，而不是理性态度。
特拉維斯先生便是這樣的一個人。你可以認為他“有病”，也可以認為他很“二”。但千萬不要被他彬彬有禮的假象所欺騙，忘了前邊我所提醒的一點——他特危險。
3、活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美國紐約的特拉維斯先生，以他的眼看到了紐約這座大都市的種種堕落與罪惡。夜幕下的燈紅酒綠、紙醉金迷、聲色犬馬、道德買賣、肉體交易，不但使他這名夜班計程車司機越來越覺得不适，而且越來越使他內心裏産生憎恨。
他從沒憎恨過越戰。
因為他對越戰沒有了記憶。所以既不譴責那場戰争的發動者，也不擁護那場戰争的結束。他只不過去了，回來了，徹底忘記了。
但是他對1976年的美國“當下”反應極度敏感，如同蛇對地表的震動那麽敏感。
在他看來，紐約的堕落與罪惡當然代表整個美國的堕落與罪惡。于是他決定“替天行道”，充當黑暗社會的光複者。而光複者的行動不可能不是戰鬥行動，于是他買了四把手槍，利用業餘時間複習射擊本領，決心替美國掃除一切“人渣”。在電影中，他複習射擊本領的片段堪稱經典——側身而立，一手叉腰，一眼微眯，口中連連發出“砰”的“槍聲”；之後嘴角浮現出一絲輕蔑而自信的微笑。對于整個“黑暗社會”他是極其輕蔑的，對于拯救美國完成光複使命，他是特別自信的。“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光複者特拉維斯就要出擊了……
4、特拉維斯認為：社會之所以黑暗，肯定是無恥政客們搞的。于是他将自己首次出擊的目标鎖定為總統參選人——參議員帕蘭汀。而帕蘭汀的競選對手是另一位參議員哈瑞斯。
為什麽他的出擊目标是帕蘭汀而非哈瑞斯呢？
因為他暗戀上了哈瑞斯的助選人員貝茜，一位美貌的淑女型的知識分子女性。在他那兒，邏輯顯然又是這樣的——解決掉帕蘭汀就會使哈瑞斯大獲全勝，也就等于助了心愛之人貝茜一臂之力。
至于帕蘭汀與哈瑞斯之間誰較能負起總統職責，在他那兒是不予考慮的。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光複者特拉維斯，其實內心毫無正義原則，他的行為驅動力，只不過是病态的自我想象的“正義行為藝術”罷了。
他槍殺帕蘭汀的企圖因為引起了警惕而沒能實現。
于是他拯救國家的行動又轉向了拯救艾瑞斯……
5、艾瑞斯是十三歲的雛妓，她被皮條客和情人所控制，沉淪于賣淫生涯毫無自拔意識。
特拉維斯結識了艾瑞斯後，勸她回到學校去學習，而她對他的教誨不以為然。
特拉維斯先生同時受着生理需要的困擾——一方面，他為了解決性欲，已成為色情電影的常觀者，囊中羞澀之時，甚至花很少的錢，去到“人渣”才去的不良之處通過貓眼看赤裸裸的性表演，間接“過把瘾”；另一方面，他對艾瑞斯的勸導可謂苦口婆心，完全發乎善意，仿佛連潛意識都純潔如天使。
由此我們又不難看出，特拉維斯從心理到行為是多麽的分裂！認為美國已經肮髒下流得不可救藥的神聖光複者，原來自己便一貫的受用那肮髒和下流的提供。
他拯救艾瑞斯的行動，最後以獨闖妓女戶，血拼皮條客，擊斃數人而達成。
起碼他認為是達成了。
6、特拉維斯的名字見了報，他受到關注了，居然也能被陌生人認出了——他俨然成了英雄。
受到關注，俨然成了英雄的特拉維斯先生，似乎不覺得美國有多麽糟了。他陶醉在知名度中，對同事和乘客更加彬彬有禮了。他甚至認為，現在有資本獲得貝茜的芳心了。但是貝茜對他反而更加冷淡了。
她和他在人格标準上根本不是一路人。
她并非因為他是計程車司機而瞧不起他。事實上她起初覺得他是一個挺有趣的男人。他倆第一次約會時，他請她看色情電影；她雖不情願，但猶豫一下竟順從了。
她不屑于與他來往，是因為看出了他是這樣一個人——沒文化，沒修養，偏執，心理具有暴力傾向，趣味低級，雖然還沒堕落為“人渣”，但那只是近在咫尺早晚的事。
在電影的結尾，貝茜踏下他的計程車頭也不回地走向家門時，特拉維斯又一次感受到了被輕蔑的滋味，嘴角也又浮現出了“黑暗光複者”的冷笑。
這預示着，他将又一次出擊了。
他的下一個暴力目标會是誰呢？在什麽時候會以什麽方式呢？
也許是貝茜啊！
7、如果将時間後延三十幾年至當下的網絡時代，或将網絡時代前移三十幾年至“特拉維斯時代”，那麽情況将可能是這樣——特拉維斯無須買四把手槍了，鼠标就可以是他的槍。他的“光複行動”任由其在網上進行得轟轟烈烈。美國現實生活中會少了一個極其危險的“美國病人”，網絡上會多一個攻擊客、一個網上暴民。而網絡上多一個攻擊客，肯定比現實生活中有一個準精神病患者強得多。
這是網絡帶給每一個國家的益處之一。
網絡不僅是正義聲源，也是名利校場。看不見的錢鈔在網絡上四處流淌，對點擊率的貪婪追逐每使網絡乏義可言。
我們不難想象特拉維斯手握鼠标在網上四面出擊的亢奮樣子。他口中發出的肯定不再是“砰”、“砰”的單音，而是“嗒嗒”、“嗒嗒”之模拟的機槍掃射聲。
他會成為各網站寵兒，自己也會如魚得水。
他會成為“網痞”嗎？
答案是否定的。
造謠這種卑劣之事，以他的道德底線而言，大約是不會的。
但他會亢奮于傳謠。傳一切之謠。從危言聳聽的政治謠言到雞零狗碎的他人隐私。
如果網絡上沒了謠言，便會大大影響他的攻擊情緒。
他只能不停止地攻擊一切他認為必須攻擊的人和事，否則他會在電腦前犯羊癫瘋的。
每個人內心深處都多多少少地保留着想要證明自己的社會存在具有積極的正能量的願望。
特拉維斯只能以那樣的方式來證明。
因為他是病人啊！
還因為，他不曾被好的文化所化……
8、結束語
國家是地球上的各個單位。
每一個國家都患有各自不同的國家病。富國有富國的國家病；窮國有窮國的國家病；發展中國家有發展中國家的國家病；民主國家有民主國家的國家病；專制國家有專制國家的國家病……
每一個國家都希望擺脫其國家病。但往往的，舊病去了，又添新病。剛克急症，舊病複發。故一個國家的進步史，其實便是一個國家的“病史”與“治療保健史”。
而任何國家的任何時期，都會有本國特色的“國家病人”出現。特拉維斯操槍時具有美國特色，但其暴力傾向一轉向網絡便具有了分明的中國特色。他們在網上的語言暴力表現，像極了“文革”時的紅衛兵。
一個國家的特拉維斯們多了，證明病得不輕；而一個國家的病好起來，大部分特拉維斯們的病往往會不治自愈。
當特拉維斯們多起來時，連頭腦正常的人也會犯一種認識上的錯誤，以為靠了他們，興許能使國家的病好得快點兒。
但須知，改革需要的理性決斷和智慧，特拉維斯們的頭腦中是根本沒有的。
不論哈瑞斯還是帕蘭汀，如果真的具有國家公仆的潛質和使命感，那麽一萬個特拉維斯也頂不上他們二人中任何一個的作用。
改革特拉維斯們不行。
革命特拉維斯們也不行。
對于任何一個國家，連貝茜這小女子，也比他們具有推動進步的正能量。
對于任何一個國家，特拉維斯們只有一種作用——驗病作用。
噓……
敲鍵盤的聲音吧？
特拉維斯先生，您在線嗎？
得小聲問，否則會激怒他們……
5． 阿Q生活在當代
都知道的——阿Q确乎被砍了頭，而且在游街之後。
但假如阿Q沒被砍頭，僥幸逃過了他人生中那一大劫呢？
“但”字不論在嘴上還是在紙上，都被用得太随便，結果似乎就很濫。
但依我想來，“但”字其實很偉大的，因為往往可以進行“推倒”事實後的另一種想象。那另一種想象，非用“假如”而絕不能夠展開。
那麽假如阿Q當年沒被砍頭，他以後的人生又會怎樣呢？
想來他斷不會去參加真的革命。因為他膽小，更因為他骨子裏的奴性。并且，他見過革命黨人被砍頭的情形。雖然，他講起所見情形，眉飛色舞，唾沫四濺，夜裏卻是會做自己被砍頭的噩夢的。并且，驚醒了會一身冷汗。早期的革命黨，即尚未意識到革命要達到成功，必最大程度地發動群衆時的革命黨，是絕不允許阿Q混入的。他企圖混入，門兒都沒有。他那個年代土匪很多。有明目張膽的土匪，有打着“革命”旗號的土匪。連土匪也會拿蔑視的眼光看他的，那麽他也就混不到土匪堆兒裏去。他們會像假洋鬼子那般對他怒喝：“滾！……”肯定還會朝他的屁股狠踹幾腳。
骨子裏奴性成為“自然”人性的人無不是膽小的。
而膽小，這正是我們假設的依據。
衆所周知，阿Q被砍頭完全是冤枉的。還是他自投羅網的結果。趙家遭搶了本不關他什麽事，他原本是要去衙門裏告假洋鬼子只準自己造反，卻不許他也造反的“唯我獨革”之狀的。他的前科，也只不過是趁火打劫，掠點兒東西，罪不該死。
假如這樣的“誤會”并沒發生，阿Q活下去的概率是極大的。
我們也都知道的，後來中國真的革命實現了。真的革命首先是為了使中國的勞苦大衆來一個徹底的翻身，當家做主。
阿Q屬于大衆一員這是不存争議的。
革命成功之前阿Q的人生苦嗎？想來，我們也總得人性化地承認，确乎比較苦，還被視為下賤。
阿Q勤勞嗎？魯迅筆下沒怎麽詳寫，字裏行間給我們的印象是懶散，游手好閑。但我們可以這樣推理——他倘若不勞，那便會餓死。像他那種年齡的男人，不論在鄉下還是在城裏，乞讨是讨不成幾次的。那麽，他并沒餓死，證明他總歸還是得靠打工活着。
總而言之，“勞苦大衆”之于阿Q，雖符合得不太完美，但大體上還是符合的。
那麽，阿Q在鄉村的地位當然也應來次徹底的翻身。
不消說，土谷祠分給了他，于是他有了合法居處。對于“勞苦大衆”，革命只負責翻沒翻身的問題，一般不解決有沒有女人的問題。
但正像阿Q骨子裏有奴性一樣，他骨子裏也有對女人的強烈需求。魯迅筆下的他，對女人的強烈需求，也可以說是欲求，每呈現為一種痛苦折磨。
那麽，既然翻身了，沒人敢再公開地蔑視他了，革命不便代之解決的問題，他自己勢必是要自行解決的——當然指的不是自慰。
在小尼姑、吳媽、趙司晨的妹子、鄒大嫂的女兒之間，他總之是要擁有一個的。從魯迅筆下看，阿Q在這方面并不忒膽小，還算敢想敢做。比如對吳媽，對小尼姑。我們有根據推斷，“翻身了”的阿Q，後來做了丈夫的可能性極大。也許他“擁有”的女人既不是小尼姑也不是吳媽，而是別莊的一個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