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2)
故對人類的進化，文藝也是功不可沒的。僅僅認為勞動使人類文明起來了是偏面的。
但是，人類愛從看熱鬧過程中獲得刺激享受的惡劣的基因（我認為是比動物性更惡劣的），仍在人類的習性中作祟着，并不是什麽悲劇、喜劇、正劇所能完全抵消的。
所以便有了羅馬角鬥場。
類似羅馬角鬥場上的血腥“節目”，在中國的古代也同樣上演過，比如商纣王在尋開心時，往往便命武士于宴間決鬥，以助酒興。且在行宮中建了肉林酒池，動辄令百對以上年輕的祼男祼女濫交于肉林下、酒池畔，覺得是神仙才配一看的高級“熱鬧”。
在當時的羅馬也罷，在當時的商朝也罷，文藝已經相當藝術了，商朝不但有了宮廷樂隊，供養着當時水平一流的樂師，歌舞伎們的表演，也是足以稱得上美輪美奂、賞心悅目的。而羅馬，詩人們的朗誦會已蔚然成風，戲劇演出也很經常。
但是人類的基因決定了，只欣賞是不行的，看一般的“熱鬧”也是不行的。那基因會不時地慫恿人類的眼球尋找刺激。當時的羅馬與當時的商朝的區別僅僅在于——羅馬統治集團的成員們、宮廷人員們以及富人們，是與平民們一起享受刺激的，或曰“與民同樂”。那時的羅國，已有了初級民主，他們需要平民的擁戴。并且，他們“與民同樂”是帶親眷的。而極其腐敗荒淫的纣王，卻更喜歡獨樂，或由妃們陪樂。
多麽不可思議啊，一方面其文明已貼近民主；另一方面，其文化的野蠻惡習不改。
想想吧，當看臺上所有的人類全體站起，亢奮地跺腳，皆大拇指朝下，千萬條喉嚨喊出一個字“死！死！死！”時，那是多麽邪獰的場面啊！
于是另一個或另一些人類，在那喊聲中，被長予刺胸，被利斧砍頸而亡。
再想想那些地位高貴的夫人，那些名門望族的小姐，她們一個個都很美貌。是夫人的都氣質優雅，是小姐的都特淑女。也許，她們剛剛聽哲學家們闡述過哲學，與文藝家們讨論過文藝。她們大拇指朝下的手，一小時前還握過寫在精制羊皮上的詩卷。
但那時的她們，難道不是都很邪獰嗎？
還有那些平民男女以及他們的孩子們，因能與貴族與富人們同樂，內心裏感到無比榮光。他們有的換上了體面的衣裳，有的穿着破衣爛衫就去了。他們寧肯少吃幾餐也高興買到一張門票。男人們手拿肉排，或酒囊；女人們有的懷裏還奶着嬰兒，旁邊或膝上坐着大點兒的鼻涕拉瞎的孩子。她們唯恐大點兒的孩子錯過刺激居然沒看到，每指着嚷嚷：“快看！快看！那個人就要被殺死啦！……”
那些平民的社會地位，僅比被迫成為角鬥士的戰俘奴隸高那麽一點點，但他們觀後者們以血和命“表演”的“熱鬧”，看得心安理得。
至今，我們人類的基因中，仍遺傳着那種邪獰的成分。
而那些貴婦和小姐，散場後又該去寫幾句甜蜜的情書，或與情人幽會了；而那些平民婦人，一如既往地操持家務、相夫教子，勉勵孩子将來要有出息……
羅馬帝國後來自然是滅亡了，它不滅亡不就很奇怪了嗎？
Advertisement
在中國，商自然也被周取代了。
又過了幾千年，到了雨果完成《巴黎聖母院》的時間背景的年代，雨果筆下，加西莫多在廣場上被鞭笞時，圍觀者可謂人山人海。以至于騎警唯恐引起騷亂，喝馬以臀撞開人群，卻不起作用，只得用軍刀的刀背砍人們的肩、背。
在《法國革命史》中，路易十四國王及王後即将被斬首，成為巴黎諸革命“熱鬧”最大的看點。那種空前盛況究竟與慶祝勝利的喜悅聯系多一些，還是與人類古老的看“熱鬧”習性聯系多一些，恐怕是連弗洛伊德也分析不清的。
而在《雙城記》中，在《紅字》中，人類看“熱鬧”的場面，也都描寫得能給讀者留下極深印象。當然，須是對人性善與惡反應敏感的讀者。
在歐？亨利的短篇作品中，有一篇寫的就是幾乎“專業”的“看客”——講的是兩位同住一城的中産階級紳士，以看本城的一概熱鬧或古怪之事為日常消遣。那時當然已有報了，但僅從報上得知而未親眼目睹，是他們引以為憾的。那時雖已有報，卻還沒有電話，更沒手機。若A紳士聽說了什麽熱鬧或古怪之事，便及時派仆人去向B紳士通告。于是兩位穿上了正裝也就是燕尾服，戴禮帽、白手套，頸前紮領花并各拄“文明棍”的紳士，相會在一處地點，結伴前往。車禍中的死者已被運走，兩位紳士會蹲将下去，俯視石磚縫隙中的血跡，像諜報員一心要破譯密碼。
良久，A紳士說——我知道有一個修鞋匠的喉結特大，你還沒看到過他。
B紳士立刻說——快陪我去看！
于是兩位衣冠楚楚的紳士，這才起身去看一個喉結特大的修鞋匠，身後跟着他們的兩名仆人。
中國人讨論“看客”現象，大約是在魯迅的《藥》發表以後。不錯，《阿Q正傳》中也寫到了“看客”。阿Q在供狀上畫押時，他是将持板子随時準備聽令打他的衙役們當成“看客”的。因他招得老實，沒挨打。這大約使他産生了一種錯覺，以為彼們只不過是拄着板子列于兩旁在看他，所以他才力求将那圈卷兒畫得較圓。若沒有衙役們看，估計他對自己沒那種高标準、嚴要求。待其被五花大綁、後腦插了令箭、游街示衆地押往刑場時，他對于小市民是有貢獻的，那就是——他們得以又看到很刺激的熱鬧了。所以見他們興趣盎然，阿Q起初是并不害怕的，反覺榮耀、自豪，體會了一把類似檢閱般的好感覺，及至離刑場近了，這才從檢閱般的幻覺中猛醒，明白不是被夾道歡送往理發店去剃頭，而是将被砍頭，便頓時怕極了……
的确，一個國家喜歡看極刺激的或俗不可耐的“熱鬧”的人若遠遠多于欣賞文藝的人，這國家的文明是堪憂的，進步也将是遲緩的。
四、“文革”培養了大批“看客”
使中國人留下了“看客後遺症”
“文革”中所謂“路線鬥争”、“階級鬥争”風雲變幻，異常吊詭，從黨政軍要人到著名的或普通的知識分子再到平民百姓，三番五次地要“站隊”、“緊跟”。
黨政軍要人一旦被那麽定性了，不僅自己遭殃，全家及部下全都難逃一劫，輕則隔離審查，挨批挨鬥；重則入獄，甚至死得不明不白。正是：假作真時真亦假，霧裏看花看花眼。即使明智地認了那“順者昌，逆者亡”的時代狠勁，每每的都不知道究竟該順什麽、該逆什麽。
知識分子如果并非知識界官員，一般還沒資格上什麽“船”。即使有心攀上一條絕對紅的“紅船”，卻只能是“有時夢裏還去”。因為它不在現實中，而在歷史中。
但知識分子也得學會看，曰“看風向”。不善于看的，經常表錯了态、說錯了話自己還不曉得，而那也會禍從天降。
那個時代，消滅一個知識分子，如民間所說，“比按死一只臭蟲還容易”。總體的，知識分子已經背上了“臭”字。
至于平民百姓，只要出身好，站錯了隊一般也不要緊。但若據理力争，堅持認為自己沒錯，并且還由而大發質疑的話，那麽便是不識趣——不識政治之趣了。
《五一六通知》中是這樣說的：
無産階級對資産階級鬥争，無産階級對資産階級專政……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允許有什麽平等嗎？……絕對不是什麽平等的關系，例如所謂仁義道德關系，等等。
“絕對不是什麽平等的關系”就等于絕對不講平等。
“所謂仁義道德”就等于徹底否認仁義道德。
那麽稍有平等意識的人，要求自己總還是多少要講一點兒仁義道德的人，還有什麽話可說呢？
仁義道德幾千年以來是民間原則。
這個原則被徹底否定了，平民百姓也只有權作“文革”看客，成心令自己失明失智，裝二百五，看政治如何指鹿為馬、火上弄冰。像看情節起伏跌宕的電視連續劇。
我的一名學生曾不解地問我：老師，當年為什麽幾天前還全國都唱“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幾天後竟全國歡慶粉碎“四人幫”？
我回答：早已在看而已。邊看邊唱，邊唱邊看。
又問：為什麽會那樣？
答：除了那樣，別無他法。所以一粉碎“四人幫”，除了少數“文革”既得利益者，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拍手稱快，有種“終于他媽的結束了”的解脫感。
見學生仍一臉困惑，反問：聯想到了魯訊小說中的看客？
學生點頭。
想想，安慰道：也不全是看客。“四五”運動能證明不全是看客。
學生說：那只不過是少數人的抗争。除此之外，都是大多數的沉默。
答：但代表了多數人的願望。有總比完全沒有強。就是目前也仍不能指望中國的鬥士比看客還多。人類的看客史太悠久了。中國人口多，看客便也多……
我希望自己能用短短的幾句話解惑，卻意識到，也許适得其反，正應了那麽一種說法——“以其昏昏，使人昏昏”。
只得借故抽身而去……
五、如今看客在網上
雖然我不上網，但對網上情況并非一無所知。
我知道網上頗有一些文學感覺很好、品位也很高的寫家。我稱他們為寫家，而非作家，絕不包含絲毫輕視的意思，只不過強調他（她）們與我這樣的作家的不同。對于我這樣的作家，寫作起初是職業，後來漸成主要的生活內容。而他（她）們則不如此。他（她）們的職業或許也與寫有關，但文學寫作大抵不是職業。最大的區別是，他（她）們不會也願使寫作居然成了自己主要的生活內容。他（她）們無疑是喜歡寫作這一件事的，像喜歡一切帶給自己愉快的事那樣。我經常從報刊上讀到一些散文、小品文、雜文，能看出他（她）們寫的很沉浸、很享受，甚至可以說很考究。分明地，他（她）們是些寫作方面的完美主義者。題目起得很別致，遣詞用句也細細打磨。仿佛首飾師傅做一枚夠得上是精品的首飾，而且不是為賣，是為自我欣賞。報刊往往這樣注明——“摘自某某網站”或“摘自某人博客”。看他（她）們的作品，我往往也很享受，像生吃剛從地裏拔出的蔬菜，能嚼出水洗不盡的泥土的味道。而那味道與蔬菜本身的味道同時入口，能嚼出別樣的清爽的汁來。有的文章寫得很時尚，不合我的品位。行文新潮，也是我一向不以為然的。卻情真意切，每也能使我怦然心動一下。特別是，有人将國外生活或工作的經歷、見聞，以思想性見長或趣味性見長的風格寫出，使我間接開闊了眼界。那些文章，以對比之法，将中外文化形态之不同、人們思維方式與生活方式、價值追求的不同，寫得深入淺出，令我獲益匪淺，也每令我汗顏。我從報刊上讀到的摘自網上的小說極少，多是散文、小品文、雜文、随筆。故我所言網上寫家，也多是以上文體的作者。
我對他（她）們深懷敬意。知道網上有那樣一些準同行，高興。
我覺得，古代時的“詩的國度”，我們中國，堪稱當今世界第一的“散文國家”。
然我首先談到他（她）們，并不意味着我認為他（她）們在網上發揮的中國作用也是第一位的——只不過由于親切感決定的罷了。
我知道網上頗有一些憂國憂民之士。他們利用網絡傳播自己關于國是民生的看法。這些人士多為男士。古今中外，憂國憂民者仍以男士為多。女人即使也憂，往往只憂在內心，并不習慣公開表達，更不樂于與人讨論、争論。他們有人分明是要肩起啓蒙的使命。我頭腦中也每有這種一廂情願的意念，但只願用筆寫在紙上。而且，我也有點兒像女人，不熱衷于争論。我認為中國的某些事，目前是争論不清楚的。而另外某些事，對錯又明明白白，無須争論。
那些憂國憂民之士，他們談民生看法時，每吸引很多的人，大多數中國人都是普通一民，自然都關注民生。但他們一談國是，關注的人就少多了。談國是就免不了談政治觀點，這在中國還是禁忌多多。有些人怕犯忌，不願介入。有些人對政治根本不感興趣，想使他們明白“頂層設計”的改良，與他們錢包裏的錢多起來、福利多起來、社會公平感多幾分有直接關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同對一個正處于低血糖病狀的人說“跟我去種甘蔗、種甜菜也行，那你就不會頭暈了”一樣，會使對方覺得不着調、不靠譜，瞎忽悠，企圖利用自己——盡管，從邏輯上講，憂國憂民的啓蒙者們是對的。
何況，像我一樣，他們大抵也只能對我們國家的“病根子”點到為止，所開藥方，也基本上是治标的溫藥。而許多對社會現實持激烈不滿情緒的人，卻不買賬。依那些人的沖動，最好再來一次革命，而革命是“暴烈的行動”。當然，革命有多種方式，非暴力的革命也同樣能夠促使社會進步，且比暴力的革命代價小得多。
但非暴力的革命不僅需要理解、支持，還需要耐心。
而大多數郁悶的中國人缺少的正是耐心，并且覺得已等得太久。
而大多數網上啓蒙者（我不認為目前中國有誰稱得上是啓蒙家，盡管目前中國太需要啓蒙家了）其實像我一樣，思想上是改革促進者，而非革命鼓動者。盡管，他們也和我一樣，耐心地受着煎熬。因為主張進一步改革，故都不願被視為“持不同政見者”；因為“持不同政見者”，在目前之中國，幾乎與“反國家分子”是一個意思。若被視為那樣，便連促使改革、推動國家進步的聲音也發不出來了。
而改革啓蒙者們，大抵又都是愛國的。
正因為愛國，更須自我保障發出改革之聲的權利。
改革主義者希望啓蒙，對盼着一場轟轟烈烈的、痛痛快快的、狂風暴雨式的大革命的人們，這該是多麽糾結的事啊！
他們注定了要在網上橫身而立。既得經受懷疑自己動機的目光，又要對盼着革命的人們吐向自己的口水不在乎。
我每同情他們。
因為我的思想表達在書中，而非網上。買我的書的人，不會朝我的書吐唾沫。
我比尊敬網上的寫家們還尊敬他們。
他們更是我的同類。
他們是中國之理性思想的種子。
也是寶貴的種子。
他們若遭到中傷、抵毀、攻擊，不管來自左的方面還是右的方面，我都會有憂傷之感。
我知道，網上有一些意見領袖，以及形形色色之希望成為網上意見領袖引起關注、提高知名度、實現人生價值的人。
談開去幾句——人類除了愛看“熱鬧”還更愛出名。愛看“熱鬧”由于古老基因一直在作祟，徹底改掉很難。并且，有些“熱鬧”愛看之湊之，倒也不傷人類作為頂級動物之大雅。知名度也确乎與人生價值的實現與否關系密切。但有一個事實乃是，不僅有知名度者的人生才有價值。大多數人類的父母并沒什麽知名度，誰敢說他們的人生沒有價值呢？每年或幾年一次選出的“中華小姐”、“亞洲小姐”、“世界小姐”必然出名。但誰又能說她們此後的人生比千千萬萬默默無聞卻被公認的優秀的幼兒園教師、小學中學教師的人生價值大得不得了呢？
現而今的中國人中的不少，似乎抱定了這麽一條“真理”——知名度百分百等于由名而利的絕對前提，故絕對等于人生價值。
并且問題是，當他們一旦認準那才是“真理”，就連別的許多普世的道理都不承認了。
我不是說網上的意見領袖們都是以上一種人，而是說他們的情況那麽的魚龍混雜、良莠俱在。所以要在網上成為有價值的意見領袖，實在非是容易之事。他們的有價值之意見的導向作用，每被一地雞毛般的無價值的集體扯閑篇式的“意見”所淹沒。嘻哈的無聊的泡沫話題淹沒嚴肅的有價值的話題，在中國的網上每如盲目的集體無意識而忽東忽西的人潮踩踏一顆丹柯的心。
于是情形仿佛網上的言論大集，一位頗值得愛護的意見領袖正說着頗值得一聽的話，呼呼啦啦地圍過來一大群各自手持話筒的意見“黨徒”，一陣呼噢喊叫之後，便又呼呼啦啦地圍向別處的正說着什麽的別人去了。
盡管如此，我這個中國人，對于經常在網上發表有利于國家進步、有利于社會文明、有利于大衆權宜之意見的人士們，是持力挺的态度的，不上網的我，雖不能在網上挺他們，以這種字紙的方式支持他們，使他們多一個網下同志，于心安也。
我知道網上很有些義士，熱膽俠腸，哪裏有不平之事，總是第一時間在網上挺身而出，伸張正義，弘揚正氣。
我以文字的方式向他們躹躬。
我知道網上很有些中國的福爾摩斯，對于某類蹊跷怪異、懸疑吊詭之事，如孫悟空般天賦了火眼金睛，善于洞察。收集情況，歸納線索，提供證據，可迅速向公衆給出真相，可信率八九不離十。尤其事關貪官污吏時，他們給出的真相，每使後者們無隙遁形。
我愛死他們了，欽佩之至。
我知道網上很有些好人，他（她）們善良，富有同情心。哪裏有弱勢的、不幸的人需要幫助，他（她）們總是率先在網上傳播濟助貼，并以實際行動喚起善舉。
沒有了他們中國像北極了，同胞都将像北極熊了——除了對自己的崽子有愛心，對別的北極熊咆哮敵視，野獸兇猛。
在我心目中，他（她）乃是上帝譴往中國的天使。
我常想天堂裏不腐的天使估計也不多了，他們眼見中國人拿中國的腐敗似乎沒辄了，便也跟着學壞了吧？上帝還能譴往中國一些經得起腐敗腐蝕的天使，估計那是他唯一能做的好事了吧？
我替中國感恩于他們。
我聽說中國有四億多網民，但以上幾類人士，該是四億多的多少分之一呢？
十分之一嗎，那麽當是四千多萬——我壓根兒不信有那麽多。
百分之一嗎，那麽當是四百多萬——我只聽說過網上有幾百萬人參加選秀；轉發變态“新聞”、淫穢圖片的事，從沒聽說過有幾百萬義士或好人擰成一股繩的事。也沒聽說過哪位啓蒙者的有思想價值的文章被點擊了幾百萬次之多的事。
千分之一嗎，那麽當是四十多萬——我希望有這麽多。但冷靜想想，覺得也沒四十多萬。
萬分之一嗎，那麽當是四萬多人——我估計，經常參與網上正能量體現的我們親愛的同胞，也就是那麽多吧。
相對于中國四億多網民，萬分之一，多乎哉？不多也。
那麽，萬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的中國網民，通常都與網是一種什麽關系呢？
網對他（她）們起工具的作用；
網對他（她）們起服務的作用；
網對他（她）們起交友聊天的作用（往往還是交濫友、聊貧天）；
網對他（她）們起消譴娛樂的作用；
網是他們找樂子、看“熱鬧”、湊“熱鬧”、起哄，通過語言暴力發洩心中暴力意念的所在……
至于那些騙子、意淫者、炫富者、自大狂、有祼露癖的人、心理變态者、精神病患者、挖空心思推銷自己的男女、不擇手段沽名釣譽的人，還暫且不論。
而我認為，中國之四億多網民中，其實尤以“看客”為最多。另外再加上為數也不少的“哄客”。
毛的詩詞有幾句是——“夏日消融，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鼈。”
若改為——“網絡時代，熱鬧真多，人或為看客”——竊以為，大約并不離譜。
網絡當然改變了世界。
網絡也當然改變了中國。
但若将中國進步之大希望寄托在四億多中國特色的網民身上，我認為純粹是無望之望的寄托罷了。
不——我這個中國人才不那麽傻！
我還是寧願将希望寄托于“一小撮”對中國有責任感、使命感，并且注定了舉步維艱、孤獨前行的改革家們。
我不相信“人民創造歷史”。
但我相信“英雄與人民共同創造歷史”。
倘說“英雄畢竟也來自人民”，幾乎等于說“英雄畢竟也是人類”——強詞奪理顯而易見。
中國到了該出現改變中國“體內之痛”的一些人物的時候了！
只要他們以真作為證明自己的決心和能力，那麽我相信，中國之龐大的看客群體中，将至少有一半不再看中國的種種“熱鬧”，而會或遲些或早地相信他們、擁護他們，随他們為中國的明天，也是中國人子孫後代的明天而共同前行。
誰願一直看自己國家的熱鬧呢？
唉——中國之看客，是沮喪極了才成為看客的呀！……
3． 改革是“頂層設計”的出路
關于我們中國，我曾聽到過幾種比喻。
八十年代特流行的比喻是——亮左燈，向右拐。
這無疑是将中國比喻為汽車了。意思是國家理念分明矛盾：在意識形态方面仍以寧左勿右進行控制，而在發展經濟方面打破計劃經濟的條條框框，在市場經濟的道路上超速行駛。
當年，這一種比喻是很形象的。
現在，回望來路，那時的治國理念促使中國在經濟發展方面取得了令全世界矚目的成就，卻也導致政治體制改革幾成口號；于是，體制掣肘國家各方面發展的問題越來越突出，越來越嚴重，也越來越複雜。累積層疊，終使稍有頭腦的人都看了出來：這樣子怎麽能“長治”又怎麽能“久安”呢？
關于我們中國，我也在不同時期作過不同的比喻，寫在我的不同時期的文章裏，或說出在不同場合的發言中。
在改革開放初期，也就是在“亮左燈，向右拐”這一比喻不胫而走之前，我曾将中國比作巨鯨。此比喻出現在我的《同代人賦》中。
為什麽比作巨鯨呢？
因為受到巨鯨在海洋中的一種常見“動作”的啓發——它們每每将後半身高高豎起，尾部如旌，然後猛地朝水面拍擊下去，浪花高濺，其響大焉。鯨研究專家們認為，鯨的這一種“動作”，一是愉悅的體現，二是“自我保健”本能的促使。人們都知道的，由于鯨的巨大，它們難以避免地成為海洋中可以被別的物種長期且安全地寄生的活動“載體”。鯨研究專家們曾發現，某些老鯨的軀體上，寄生物竟多達數百斤。而這必然影響鯨的速度，也就必然影響其進食能力，最終影響其健康及壽命……
正是鯨的“自我保健”本能，使我聯想到國家也應如此——鯨通過不斷地豎起身軀重重地拍向水面，得以去除身體上的寄生物，從而健康長壽。那麽，中國肯定能通過不斷深化的體制改革，得以去除寄生于體制不良環節的形形色色的“寄生物”，從而清潔自身，也輕捷自身，與時俱進。
但我只在文章中作過這麽一次比喻，以後再也沒這麽比喻過第二次。因為，“亮左燈，向右拐”的結果是，使體制的不良環節處反而吸附住了更多的形形色色的寄生物，并且寄生得肥肥胖胖，成為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團”。國家者，人民之國也。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團”與人民之間是沒有任何互利關系可言的，當然與國家之間也便絲毫沒有。他們只不過互相利益而已。每互相利益一次，必以侵占并損害人民的亦即國家的利益為前提。他們能那麽做到，皆靠權錢交易得逞。于是在這種交易中，一部分受人民委托的行使國家權力的“公仆”，也蛻變為體制寄生者了。
連續兩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都對“兩會”代表和委員提出了替國家“頂層設計”出主意想辦法的要求。據說提案是很多的，但還沒見國家“頂層設計”有什麽令人欣慰的變革，權錢交易也就仍“層”出不窮，使國人憤懑萬分。
今年年初，中央有關部門，向各民主黨派領導人發通知——再次鼓勵對國家“頂層設計”出主意想辦法，并承諾不扣帽子、不打棍子，還“不設防火牆”，也就是沒有禁區。那些主意和辦法究竟是怎樣的，因從未公開，國人也就不得而知。
對于一個國家，“頂層設計”應有所改進而尚未有明顯改進，這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列車或巨輪的種種“硬件”需要更新改良而尚未更新改良。
故2000年後，我聽到的對我們中國的最經常的比喻是列車或巨輪。
列車也罷，巨輪也罷，都是要有方向、有目标的。即不但要有，還要令國人較一致地感覺到有，感覺到在逐漸接近着。
但許多國人的感覺恰恰相反——權錢交易之醜聞仍層出不窮；濫用公權的現象仍此消彼現；掌握公權力而不作為的混跡于官場的人仍不見少，貧富差距也似乎更加大了……
我自信“仍”字我用的是準确的，而“似乎”兩個字，表明我清楚，我的結論顯然摻雜了個人感覺的成分。而感覺往往與事實并不相符。比如有時有些人強烈地感覺到自己吃虧了，很可能只不過由于占便宜之事那麽的少，卻一再落在別人頭上，一再沒自己的份兒。
但一個社會若一再有少數人不斷地占便宜的事發生，某種便宜又一再地沒大多數人的什麽份兒，那麽大多數人有理由質問：這個社會怎麽了，是否在公平原則方面出了什麽毛病？
當然，中彩票之事不在此例。
不管是列車之比喻，還是巨輪之比喻，比喻者們在有一點上卻是相同的：倘比作列車，那麽是這樣的列車——20%的或官或富的同胞占據了80%的車廂，那80%的車廂是那麽的豪華，其中的消費是那麽的奢侈；20%的或官或富的同胞在那些車廂裏過着唐璜般人生得意之時那一種随心所欲甚至荒淫的生活。而80%的同胞卻擁擠在20%的車廂內，過着只有傻瓜才會感到幸福的生活。倘比作巨輪，情形類似，只不過80%的同胞是擁擠在容積僅占20%的最底艙。而最令80%的同胞難以容忍的是——他們中絕大多數人包括他們的子女，不管靠知識還是靠個人奮鬥精神，改變命運的機會少得接近于零。看不到豪華車廂裏的情形心情還好些，但想看不到都不可能。豪華車廂與“中國特色”的普通人的車廂之間的玻璃門是防彈的，透明且堅固。靠近那門又在80%這一邊的，是傳媒人士和不受門那邊的人士們待見的知識分子。傳媒人士不斷地嚷嚷看到了什麽又看到了什麽，聲調中往往流露出羨慕。有些時候，傳媒人士甚至為了照顧門那邊的階級情緒還有意識地集體“沉默”地屏蔽了很多看到的自己羨慕已久的東西。不受待見的知識分子則從旁評論，指出如此不公平的現象，連猴子都難以容忍。于是，80%這一邊的同胞們，不必看都知道了20%那一邊過的是多麽可憎的生活。比作巨輪更令80%的同胞惱火的是——20%的絕對少數的同胞，終日是在他們的頭頂上作威作福。
20%與80%的區分，比喻“靈感”顯然來自這樣的數據：20%的中國人擁有80%以上的國內銀行的存款，而80%的中國人僅擁有20%。這還沒算上存在國外銀行的美金、英鎊、歐元之類，以及20%的中國人置買于國外的豪宅、別墅以及莊園、礦山。
冷靜地想一想就會明白——以上兩種比喻其實是存在概念置換問題的。因為，20%的國人擁有80%以上的銀行存款，并不等于擁有80%以上的國家財富，更不等于占有80%以上的實際生存空間。
但是要求80%還多的大受貧富懸殊差別刺激的同胞們冷靜，幾乎會被認為與20%的人狼狽為奸，所以很少有人用冷靜不冷靜來勸80%的絕大多數同胞。
是的，2000年以後，我确實經常聽到對于我們中國的以上兩種比喻。
而且，以上兩種比喻，又往往激起以下同仇敵忾似的言論：
媽媽的，幹脆翻車拉倒球的算啦！
等着瞧吧，泰坦尼克不是都沉了嗎？
這便是後來被概括為“地火在運行”的民間心理圖畫。在我印象中，“地火在運行”五字乃是已故老文化界領導陳荒煤的一部散文集之集名。民間是不熟知陳荒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