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1)
革家是需要被呼喚的，有時須千呼萬喚才出現。有時仿佛呼之欲出，結果是隔着紗窗看人，影影綽綽最終還是沒有推開門扉現出真身。改革是比革命難度更高之事，改革家要等看出人民将長久的悲觀轉化為相當一致的意志時才會借力作為，若那悲觀轉化為的只不過是一盤散沙的看客的漠然和哄客的樂子，改革家是不會一廂情願地出現的。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大改革的條件還沒成熟，大改革之時代還沒到來。而現在，以我的眼看中國，人民長久的悲觀，正開始轉化為相當一致的意志……
1． 一個忐忑的中國人
某報青年記者按約定時間到家中采訪，我見他的采訪提綱上赫然印着四個大字——忐忑中國。
不禁一怔，問：什麽意思？
答：覺得這四個字具有概括性，打算作為采訪題目。
怔而又怔，又問：為什麽是這四個字？
答：我在電話中聽您說的啊，您不認為作為題目很好嗎？
我說的？——想了想，鄭重地予以糾正：前幾天我感冒，語言不清，你肯定聽錯了。我說的是“看客中國”。
于是輪到那青年一怔了，接着，有點兒不知所措地發起呆來。
問：是順着“忐忑中國”的思路提出問題的？
他默默點來，臉頰上淌下汗來。看得出，倘我完全否定了他的采訪提綱，那将是他毫無心理準備的事，采訪思路必然陷于空洞。
我趕緊遞給他紙巾。
他試汗時，我寬慰道：別急。若以“忐忑中國”為題，我也是可以接受你采訪的嘛！
他頓時釋然：真的？
我笑了：當然真的。“看客中國”這一題目，留待你以後采訪我。我今天先接受你關于“忐忑中國”的采訪如何？
他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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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知道他是來自西部農村的青年，家境貧寒，父親還有哮喘病，靠母親背井離鄉去打工，才含辛茹苦地供他讀完了大學。他有一個正在讀初中的妹妹。懷揣反哺家庭之心，但以中文大本學歷若在家鄉想找一份工作并不容易，所以成了“京漂”一族，闖蕩兩年，不久前工作才穩定在某報。說“穩定”，是相對而言。剛剛結束試用期，基本工資兩千元多一點點。去掉食宿費用，所餘無幾了。
這使他不可能不是一個憂郁的青年。
接下來，似乎倒是我在采訪他了。
先坦率回答我幾個問題行嗎？
行。
中國給你以忐忑不安的印象嗎？
對。
你認為中國有一天會亂起來？
不止我一個人這麽認為，許許多多的人都這麽認為。
對亂與不亂，你持什麽态度？
有時候真希望幹脆亂起來。有時候又特擔心，心想千萬別亂起來。
為什麽有時候希望幹脆亂起來呢？
那樣全中國肯定重新洗牌，機會和公平，也許就有我這種人的份兒了？
為什麽又怕亂起來呢？
萬一并不是那樣呢？我的命運豈不更慘了？
你覺得中國真的天下大亂了，對富人們會有什麽損失？
大約也不會有什麽大損失吧。他們紛紛離開中國就是。
對底層大衆，包括你這樣的青年，會有什麽利益嗎？
房子和車子他們帶不走吧？起碼可以先住進他們的大宅，再開上一輛他們的好車！
再将爸媽和妹妹接到北京來，享幾天福？
一定的。
以後呢？
他沒明白我在問什麽。
你現在工作着的這家報社注定不存在了呀！天下大亂的國家，不需要很多份報了是不是？
他沉默了。
但對于你，樂觀的情況也不是沒有。比如你也許會成為一位很年輕的、靠能力被公選的國家公仆。于是你成為了有地位、有權力的人物。
他苦笑。
你一旦成了那樣的人物，就同時肩負了平定騷亂的責任。比如，由你下令，或由別人下令，你作為執行者，要将那些占住進公共樓廈的人們驅逐出去。而他們曾是些和你一樣的人，并且也将他們的父母親人接到了北京，一心想要從而成為住大宅、開名車的體面的北京人……
他目不轉睛地瞪着我，若有所思。
如果你是他們，會心甘情願地被驅逐嗎？
他仍沉默。
但一直亂下去，就誰也別想過正常生活。至于和日本的釣魚島争端，更沒人顧得上了。從天下大亂到恢複秩序，沒有不流血的，你下不下令以軍警驅逐？不管你是下令者，還是執行者，總之沖突一旦發生，流血難以避免。如果你是鎮壓一方，你手染鮮血了。如果你是被鎮壓一方，你或你的親人也許卧屍街頭，于是心裏種下了仇恨。而歷史上的所謂“鐵腕人物”在那種情況之下向來是冷酷無情的。并且連歷史對他們的冷酷無情都“理解”三分……
他突然大聲說：但為什麽現在的中國，還沒有一個鐵腕人物來消除灰色特權，阻止腐敗漫延？……
我，便也像他一樣沉默了。
他繼續大聲說：中國人口衆多，就業壓力巨大，這一點我們清楚。我們可以大學畢業了還掙很低的工資，我們可以到結婚年齡了還買不起房子住，我們可以忍受想要孝敬父母而無能為力的痛苦，但前提是——當官的不要這麽貪得無厭吧？社會財富分配不要這麽不公吧？從事好工作的機會總得均等一些吧？
良久，我告訴他——我教過的一名學生，六七年前也像他目前的處境一樣，而現在成為某報主筆，享受副主編一級的工資待遇……
又輪到他沉默了。
我低聲說：我的學生的努力證明，不是中國的一切機會都被當官的人及富人們的兒女完全占據了。那是他們根本做不到的。他們只能占據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在他這樣的青年中就要靠綜合能力的競争了……
他又激動了，憤恨地：正因為他們靠不正當手段占據了一部分，我這樣的青年之間的競争才更加劇烈！
我緊接着他的話說：正因為更加劇烈，你才要更加提高綜合競争素質！而被他們靠不正當手段占據了的那一部分機會和財富，要靠改革去一點點限制、縮小。在中國，在相當長的時期裏，完全公平連想都別想。因為接近十四億人口幾乎等于一百多年前的世界總人口。從古至今，這個世界從沒完全公平過。最大程度地限制機會和財富的不公平，不是合理“洗牌”所能達到的。而是重新“分牌”才能達到的。“合理”二字也只能是相對而言。
他打斷道：有什麽區別？
我說：重新洗牌靠天下大亂就行。但亂一通之後還要有人來分牌。而合理分牌靠改革家……
他又打斷道：你這不等于說還得靠人嗎？
我反問：你剛才說期待出現一位鐵腕人物，不也是靠人嗎？
他語塞了。
我又說：當然起初得靠人。對于中國，改革首先須改良制度。經過改良了的制度，以後便可自行運轉。那時，制度之良性突顯，人治的作用才會退居次位……
他再次沉默。我也沉默。我與那憂郁的、剛剛轉正為記者不久的，既對個人命運迷惘，也對國家命運迷惘的青年，一時間都沒默了。我看出，他的沉默，與前幾番有些不同。不僅沉默，而且沉思着了。
他首先打破沉默，郁悶地問我：你說的那種改革家們，他們何時出現？
我說：即将出現。
他凝視我片刻，不以為然地說：你太樂觀了吧？
我說：不。是我們中國人已經悲觀得太久了。
他再次凝視我，不明白我的話了。
我解釋道：一個國家的人民悲觀得太久之時，便是改革家即将出現之時。改革家是需要被呼喚的，有時須千呼萬喚才出現。有時仿佛呼之欲出，結果是隔着紗窗看人，影影綽綽最終還是沒有推開門扉現出真身。改革是比革命難度更高之事，改革家要等看出人民将長久的悲觀轉化為相當一致的意志時才會借力作為，若那悲觀轉化為的只不過是一盤散沙的看客的漠然和哄客的樂子，改革家是不會一廂情願地出現的。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大改革的條件還沒成熟，大改革之時代還沒到來。而現在，以我的眼看中國，人民長久的悲觀，正開始轉化為相當一致的意志……
在我們的談話進行到後半部分，終于像是他在采訪我了。
然而他那一次的采訪稿沒通過。
于是他第二次以“看客中國”為題再次采訪我。
也沒通過。
他備受挫折。
我主動約他對我進行第三次采訪，并為他确定了一個軟性的、娛樂的話題。
這一次他終于順利交差，而我也如釋重負。
幾天後，我去看望朋友。回來時乘不到出租車，便乘地鐵。
我已經很久沒乘過地鐵了。
地鐵車站和車上，看去多是外地人，也多是中青年人。
掃瞄着一張張行色匆匆的、兩頰上淌着暑汗的、神情疲憊的、目光裏糾結着各種各樣煩惱的、心态極為漠然的臉，我內心裏忽然産生了大沖動，想要一一問他們：
什麽時候希望幹脆天下大亂了吧？
又什麽時候希望千萬別真的亂起來？
那時我覺得，縱使我是上帝，要想在維護“諸神”利益的同時解決好中國的人間矛盾，肯定也會倍感棘手的。
于是悠忽的聯想到了“忐忑中國”四個字。
于是恨不得大喊：中國的改革家們，改革也要抓住機遇啊！改革也會錯過機遇啊！
勿使“地火”繼續運行！
2． 看客中國
寫下以上文題，不免持筆遲豫。因為這文題，分明地存在着表意不清之語病。看客很籠統，指中國的還是外國的呢？是他們看中國，還是看世界呢？抑或指全世界經常在看中國的一切的老外們呢？
我的意思當然是指——身為中國人而看一切中國“熱鬧”的我們的同胞。
說明了此點，文題便有語病，那也不改了吧。文題不過是文題，何必自尋煩惱地犯糾結？
身為中國人，而看一切中國“熱鬧”的我們的同胞，究竟是些怎樣的中國人呢？
且舉一例，比如關于日本政府自賣自買地“買下”中國海島“釣魚島”一事，絕大多數同胞表示憤慨，我卻親耳聽到也有我們的同胞幸災樂禍曰：哈哈，這下“作癟子”了吧？看“他們”除了抗議還有啥招可使？
“作癟子”是東北話，據說屬于滿語系，意指“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那種窩囊和尴尬。
身為中國人，對自己國家之海島受到侵占而幸災樂禍，此典型的“國産”看客也。本文主要分析的是我們這一類同胞的種種心理成因。
一、“熱鬧”與“幽默”
“熱鬧”與“幽默”有異曲同工的模糊學意味。有意味的詞自然是有意思的詞。并且，細尋思之，它們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美感。對比着尋思，會尤覺其美。
人們都知道的，“幽默”一詞是林語堂先生根據英語詞創造性地“移植”為漢語的。與英語發言接近，卻只不過接近，非最接近的音譯。倘求最接近的，便只得譯為“秋末”、“丘莫”、“休麽”之類了。事實上，不但英語，一概外語音譯為漢詞，确切之境是達不到的。舍美感而求發音之最直接，所譯的結果必令人莫明其妙。比如“丘莫”、“休麽”就莫明其妙；而“秋末”，則風馬牛不相及也。
故，林語堂先生将humor譯為“幽默”，實在是高明之譯。
但這種譯法也是經不起尋思的。
“幽”字無論相對于人的表情、語言及行為，其狀其态只可意會，難以言傳。而“默”則是緘口無聲。只可意會，難以言傳的“幽”與緘口無聲之“默”相合，不符合英語humor的本意。因為多數情況下，humor體現于語言，是有聲的可笑性。
所以，有時候，不尋思反而好些。一尋思，情況變成了這樣——越要尋思個明白越不明白了。
“熱鬧”一詞亦然。
這個詞不是從外語音譯過來的，是中國的“土特産”。若中譯外，即使水平很高的老外，也只能譯個大概意思。
不尋思，連小孩子都明白是什麽意思。一尋思，疑問産生了——“鬧”之狀态達到什麽樣的程度，才算是“熱”的“鬧”呢？
這是難以量化的。
形容一樹繁花，“開得熱鬧”，我們都能心領神會。
形容集市“熱鬧”，我們也能想象那種場面。
但若兩個漢子鬥毆于街頭，算不算是一種“熱鬧”呢？
若不算，圍觀者為什麽被叫作“看熱鬧的人”呢？
若竟算是一種“熱鬧”——左不過兩個漢子鬥毆于街頭，非是兩軍混戰，毫無場面可言，怎麽就體現出了“熱”的“鬧”呢？
近年我才終于想明白，原來“熱鬧”一詞，是包含了看“熱鬧”的人在內的一種場面。
還以兩個漢子鬥毆于街頭為例，若始終沒有圍觀者，确實夠不上是什麽“熱鬧”。治安警察來了，将他們勸開，或雙雙帶走，鬥毆也就結束。就連他們雙方，也會因鬥得并不“熱鬧”而索然的。
一旦有人駐足看起“熱鬧”來，情況便發生了變化。幾分鐘後，看“熱鬧”的由一人而逐漸的四五人、七八人了。十幾分鐘後，或許幾十人。若地點乃是鬧市街頭，警察又來得遲，半小時一小時後，看“熱鬧”的人便裏三層外三層了。若兩個漢子中，有一人穿警服，或看去身份特殊，疑似社會地位高于對方，則那“熱鬧”對看“熱鬧”的人們來說，就真是一場特值得看的“熱鬧”了。
斯時，已經很難說誰們才是“熱鬧”的主體了。是兩個鬥毆的漢子嗎？相比于看“熱鬧”的衆人，他們只不過是兩個。非說他們是“熱鬧”的主體，未免太擡舉他們了。若說看“熱鬧”的衆人取代他們成了“熱鬧”的主體，後者們卻只不過在看，并不是被兩個漢子所看的“熱鬧”。
究竟誰們才是“熱鬧”的主體，姑且暫不分析。
總而言之，我要說的是——中國近十四億人口，喜歡看“熱鬧”的人更多。對他們的頗有敬意的一種統稱是“看客”。自然，那敬意是打折扣的。誰會真的對“看客”有什麽敬意呢？
二、世上本無多少熱鬧，有了看客才有熱鬧
還是前邊那例子，比如兩個漢子相向走在既“幽”且“默”的狹長胡同裏。讓我們想得極端一點，胡同兩側都是高牆，還沒窗。
結果會怎麽樣呢？
第一種情況，相讓而過。大抵又總是男人讓女人，年輕人讓老人。歹徒、醉鬼、惡少另當別論。這裏單說正常的或較正常的國人。此時我們的同胞也總是會表現出點兒人的好德行的。
第二種情況，屈尊而過。屈尊是指一方。一方為什麽會屈尊呢？因為另一方強壯，且表情兇橫，絲毫沒有主動讓一下的意思。那麽，弱勢的一方必然膽怯，貼牆而立。若他踩了對方的腳，或根本沒有，對方明明是找碴子，罵了他，還給了他一耳光。估計他也是會忍氣吞聲。是謂明智。好漢不吃眼前虧。忍為上策。忍不下那口氣，離遠了，回頭罵一句拔腿就跑，也是常事。這種情況一般不會發生在成年人身上，正如不會發生在成年的高級動物包括猛獸身上。即使一獅一熊在獨木橋上遭遇了，審時度勢估計自己不會占上風的，也往往會虛假發威地吼幾聲先後退的。相逢于狹長胡同還仗勢欺人的，往往是半大不大、缺少良好性情教育的孩子的行徑。
還是兩個男人，也還是兩個正常的或較正常的我們的同胞，在熱鬧的步行街上互相撞了一下；或一方踩了另一方的腳；或明明是自己的腳絆了人家的腳一下，反說人家踩了他的腳……
在當今現實中，無理挑釁之事起碼仍有三成發生的可能。
結果又會怎樣呢？
将與發生在狹長的、兩側高牆聳立、連扇窗也沒有的胡同裏大為不同，甚至截然不同。
必定起先理論，繼而争吵，接着互罵，終于拳來腳往大打出手。
為什麽情況不同了呢？
乃因——在前邊那種胡同裏，無一看客。連個推開窗在屋裏往外看的看客都沒有。即使扯開嗓子大喊大叫，一時半會兒都喊不來一個看客！
而在行人絡繹不絕的步行街上，或有一撥又一撥站在東西南北斑馬線前等待過馬路的人的十字街頭，看客是轉眼間就可聚集在一起的。
弱勢的一方因對此點的正确判斷而不甘表現屈辱。這種判斷基于一種特古代的經驗，通過一百年又一百年，一千年又一千年的文化放大、凝固，再放大再凝固，最終形成人腦區的一種在有圍觀者即看客之情況下的基因；其暗示便是——有人群的時候必有正義。
确乎，在古代，差不多便是如此。人群中每有壯士挺身而出。古代之中國，習武的男人多。他們從體格上往往與衆不同，故曰壯士。十之八九的壯士，又都巴望着有機會證明自己還是義士。義士應是見義勇為的。由壯士而義士，是壯士的進步、壯士的榮光。但時下之中國，已與古代不能同日而語。時下的中國胖子很多，壯士很少。時下的中國，健身或健美的男人很多，習武的男人有限。健身與健美，并不是為了當義士。即使真的從體格上看疑似壯士，內心裏卻很可能與被當街欺辱的人一樣同樣是弱者。
這對不甘于表現屈辱的人是不利的。特古代的那種基因斯時所發出的經驗信息，其實越來越靠不大住了。
而這也就是為什麽，往往以強欺弱的現象就發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和眼前，中國的看客只一味地看“熱鬧”，抑暴護弱的漢子越發少了的原因。
那麽當衆持強欺弱的人是怎麽想的呢？
比之于被欺辱的人，他們對圍觀者也是有判斷的。他們的行徑，絕非偶然。乃習性使然，遂成必然。魯迅小說《藥》中的牢頭紅眼睛阿義，便是他們中的典型。若論身份，一個牢頭，只不過是衙門的鏈子所拴的一條狗而已。但是在即将被問斬的夏瑜面前，他俨然便是一個極強勢的人物了，故他對夏瑜便特兇惡，敲詐不成，于是扇夏瑜的嘴巴子。又如《水浒傳》中的牛二，比紅眼睛阿義還要典型。牛二本一市井無賴。我們都知道的，無賴而結幫，也是有“領袖”的。想必那牛二從年輕時起便是青皮，街面上混的年頭多了，由青皮而潑皮，很有些追随者了。那麽一個大惡沒膽做、小惡似家常便飯的東西，在臉上被烙下了“配軍”二字的楊志面前，于是大耍無賴，蠻橫至極。結果，惹得楊志怒起，一刀将他殺了。
紅眼睛阿義也罷，牛二也罷，欺負人時，是巴望有圍觀者的。倘無，他們過後自己也會津津樂道地講給人聽，那對于他們是揚名的事跡，是做地頭蛇的資本。有人圍觀，可收獲現場宣傳的效果。無人圍觀，由自己津津樂道，等于後續宣傳。
當下之中國的紅眼睛阿義們、牛二們，早已號準了當下之中國看客們的脈象，清楚當下之中國看客中，義士是極少的，多是純粹的看客，圍着白相白相罷了。故他們既需要看客捧場，內心裏也是瞧不大起看客的，衆目睽睽之下，将潑皮“風彩”發揚光大。
由于當下之中國社會矛盾重重，郁悶者多多，當下中國看客，對不平之事的正義沖動，一番番被醬缸似的不良現實所腌漚，異變為兩種極端的表現——麻木不仁已無沖動可言，人性上淪為純粹看客；或胸中終日無名業火暗燃，不定什麽時候，便火冒三丈，起哄架秧子，唯恐天下不亂。
那麻木不仁已無沖動可言的看客，像極了鄭老栓。去往有“熱鬧”處，一心只想的是少花錢，快辦成自己的事，成功地得到蘸了人血的饅頭，好治肺痨兒子的病。至于蘸的是何人的血，那人何以被砍頭，冤枉不冤枉，他是漠不關心的。即使明知那人被殺害，是為了替他這樣的一些人創建一個好社會，他也絕不惋惜那樣的人之被殺害。悠悠萬事，唯将饅頭淋淋漓漓地蘸了那人的血為大。斯事是他眼前之最大利益。至于将來，他是不考慮的。也根本不相信，有人會為了許多別人的将來而寧可掉自己的腦袋。
那唯恐天下不亂的，圍觀時，“很像久餓的人見食物一般，眼裏閃出一種攫取的光”。——在《藥》中，他們倒賣血饅頭，如同稀貨販子在鬼市兜售稀貨。那是天下将亂倘未亂時，他們所獲的一種好處。
比之于純粹的看客，他們“湊熱鬧”、“看熱鬧”的心理很不純粹。倘有什麽騷亂發生，他們便會像阿Q一樣，趁火打劫，搶掠些財物。然後裝出不曾參與的樣子，看參與了或被冤枉了的人遭到追捕、殺頭，僥幸而且同樣的幸災樂禍，連點兒兔死狐悲也全然沒有，只不過又當成一種“熱鬧”罷了。
從魯迅那個時代到“文革”再到電腦普及前，中國之看客一茬茬繁殖，從沒怎麽少過。“文革”時期反而更多了起來。因為那一時期，想不當看客都不行。可以這麽說，幾代中國人是看那種“熱鬧”看過來的。
雖然“文革”已成歷史，中國人愛看“熱鬧”一點卻早已成習。
僅僅翻閱一下八十年代十年中的報紙便不難發現這樣的報道——女子當街遭到輪奸而圍觀者衆！
卻不像古代的時候有義士出現。
連就待在不遠處的什麽機關、什麽單位的傳達室裏的人，守着電話機，耳聽着呼救之聲凄慘，都懶得以舉手之勞抓起電話報警。
至于有人要跳樓，圍觀者不耐煩地催促其跳的事，更是接二連三。
中國之看客，可謂世界之最。
最令心理正常的人嫌惡。
如今情況好多了，一由于城市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二由于電腦的普及，看客們都轉移到網絡上去了。
三、人類是地球上最愛看“熱鬧”的物種
人類出現以前，地球上本無“熱鬧”。如果人類至今仍未出現，地球上便還是沒有“熱鬧”可言。
除了猴子和猩猩，地球上的一概動物，從巨大到渺小，從一個“紀”到下一個“紀”到現在，皆無看“熱鬧”的習性。
我們沒見到什麽大動物圍得裏三圈外三圈的，看一群螞蟻怎麽樣将一條毛紮紮的大肉蟲制伏并拖入蟻穴的情形；即使兩窩螞蟻大混戰它們也是沒那份閑心觀看的。盡管其場面放大了驚心動魄，盡管某些動物的視力比人還強。
我們也沒見過兩頭獅子争奪地盤，而另外一些獅子以及三五成群的獵豹、鬣狗什麽的蹲在不遠處，邊看邊叫，發出人類那種類似起哄的聲音。
掠食猛獸從食草類動物群中撲倒了一只，躲得遠了的食草類動物群傾刻恢複平靜，又若無其事地吃草——那是由于天性的麻木，但卻并不圍觀同類之被撕碎。它們那種麻木，人類身上也經常表現出來的；但人類身上還經常表現出來的對同類陷于慘境的“熱鬧”看得樂在其中的情形，卻從未在任何動物身上發生過。
不錯，獅子們争食一頭角馬、鬣狗、禿鹫什麽的也圍着看。那時的鬣狗、禿鹫們，眼中也确乎地露出“想要攫取到什麽”的目光。
它們要攫取到剩屍而已，與看“熱鬧”是兩碼事。
自從人類出現以後，以人的眼看，這世界種種的“熱鬧”多了起來，對于人類大有看頭——包括另外一些人陷于悲慘。倘某一陣子這世界上缺少“熱鬧”，人類便會制造出來。
人類對于人類犯下的罪惡，是地球上任何動物從不曾對別的動物，更不曾對自己的同類犯下過的。人類不但殘害同類，還挖空心思“研發”許多種方法折磨同類，或為逼供，或為解恨，或只為取樂。
以此點而言，“獸性大發”一詞，實在是對動物的誣蔑。若反過來說動物之兇殘是兇殘的人性體現，倒是有根據的形容。
人類為什麽會那樣呢？
這要從人吃人的歷史說起。
我們都知道的，我們的祖先曾經互吃，這是不争的事實。動物也有互吃的時候，但往往是在特定情況下，不經常。而古人類的互吃，曾是一件很經常的事。
一個部落的古人類抓住了另一部落中的一個，準備着要吃後者了。于是圍着火堆蹦蹦踏踏，拍手齊叫，那是開吃時本能的快樂。之後，開始操刀肢解了，像今天的廚子剖魚或剁雞塊。而小崽子們，瞪着他們的小眼睛看，鮮血四濺，哀號聲聲，他們也絕不會捂上眼睛和耳朵。
那是他們習以為常了的，也是他們最初所慣看的“熱鬧”。後來小崽子們長大了，一個個兇殘無比。看慣了吃同類之“熱鬧”的他們，并且也很愛吃，長大後能不比野獸更兇殘嗎？他們的小崽子又不同了，“進化”了些，無師自通，居然虐待起被縛住并即将被吃的同類來，用木棍挑出可悲的後者們的眼，或用石刀割下後者們的鼻子、耳朵。在哀號中獲得了樂趣、快感。那是他們“創造”的樂子，也帶給包括父母在內的全部族一種樂子，于是受到鼓勵。大人還相幫着那麽幹，又于是營造出“熱鬧”的氣象。
後來，人吃人不那麽容易了。因為有的部落壯大了，有的部落幾乎被吃光了、消亡了。互相也特戒備，抓住一兩個，不夠分吃。
于是被抓住的人，就有了另一種用途——作為祭品。
祭是儀式。源于人類對某種圖騰的敬畏之心，也源于祈禱之願。
現代的我們，寫下或讀到某人、某些人因某種“原因”成為某事件過程中的“祭品”時，細一尋思，短短一行字，意味着多麽血腥的不幸和多麽巨大的恐怖啊！
再後來，那是幾多的一千年後，人類不再以同類的頭和心來祭祀了，代之以牲畜了——遂成習俗，沿襲至今。然歐洲已不如此，亞洲故之。中國的農村，尤其不改。殺牲宰畜，便仍是農村孩子們所慣看的“熱鬧”。
畢竟，以牲畜為祭品，較之以同類，是人道主義的初級體現。所謂“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盡管，那時“人道”還未成“主義”。
為什麽會發生這種“偉大”的進步呢？
當歸功于那時的某些大祭司。按如今說法，他們是那時祭祀的主持人。卻又不僅僅是主持人，還兼着類似大法師的身份。為什麽某些他們主張廢除祭人而代之以祭畜，這是解釋不大清楚的。人性提升體現于他們的先知先覺的跡象，使他們具有“上帝”播向人間的最初的宗教種子的意味。那時宗教自然還未成教，他們是體現宗教思想的種子。他們是大祭司中的某些，而非全體。另外一些，依然熱衷于祭人，樂此不疲。
也要歸功于那時的文藝。祭祀的儀式完畢以後，人們還沒熱鬧夠，意猶未盡，于是續之以節目。因為是祭祀活動的組成部分，所以須保持莊嚴特色。因為祭祀源于人類的敬畏心，敬畏心使人類對自己的命運産生難以克服的恓惶感，所以那些節目的內容往往是悲劇性的，并且具有警戒性。結果大抵是違背所崇拜之“神”的人類受到懲罰。
他們年複一年地創作那類節目，好比我們的“春晚”導演們為吸引眼球，年複一年地挖空心思推陳出新。
于是早期悲劇逐漸形成。
而他們是人類後來的戲劇家們的先師。
由祭祀詞而衍生出詩歌來。
詩歌使早期悲劇的臺詞具有詩性。
而戲劇、詩歌又嫁接成文字形式的史詩——至近代，三者互補，誕生了電影、電視劇，此後話也。
還說很古遠很古遠的當時——祭祀節目之“演出”也告一段落了，人們仍不願四散，并覺那種節目看得不過瘾，都有将熱鬧繼續下去的亢奮沖動，于是以自發的即興的節目續之。這類節目以使聚集氣氛更“熱”、更“鬧”為最大能事。一言以蔽之，以自娛自樂為前提。
于是，所謂喜劇、鬧劇便也誕生。自然，起初還不能算是戲或劇，各盡逗樂子、搞笑的擅長罷了。
悲劇起初是投貴族所好的。喜劇起初是适合民間趣味的。
正劇起初是為了能使貴族與民間大衆一同看的。故至今仍無嚴格意義的正劇。曰正劇，少不了悲劇的元素或喜劇橋段的。
綜上所述，人類愛看熱鬧的習性，實際上發揚光大了。祭人顯得老套了，沒多大看頭了。節目更有看頭了，戲劇更有看頭了。祭祀儀式的內容幾乎是一成不變的，出新的是節目，是戲劇。人類盼望祭祀活動之舉行，更是為了滿足看熱鬧的心理了。而節目中一旦升華出戲劇，一部分人類愛看熱鬧的心理，也就自然而然地嬗變為欣賞的精神需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