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1)
我以我眼回顧歷史，正觀之，側望之，于是，幾乎可以得出一個特別自信的結論——所謂中國文化之相對具體的搖籃，不是中國的別的地方，尤其并不是許多中國人長期以來以為的中國的大都市。
一、狼狽的處境，怨不得世界險惡
我有一位朋友，家鄉人，經商的。業務主項在北京，每個月都要往南方去一兩次。
一次又往，目的地是常去的一座大城市。從機場到市裏，約四十多分鐘車程。拎着包剛一出現在機場大廳裏，便被一個小夥子迎住了，問要不要乘便宜車。一聽就知道是黑車司機，不理睬。
然而小夥子卻彬彬有禮，恭敬之至。說可以少收二十元錢；說有什麽特許證，可以免繳設在半路的高速公路費；說可以抄近路，保證至少提前十分鐘進入市區。最後，特別強調地說，他的車可是一輛奧迪。
我的朋友，竟被說動了心，跟着那小夥子去坐那輛黑車了。
黑車果然是奧迪。而且，是黑色的。但那輛奧迪，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老款，裏裏外外已經舊到不能再舊的程度了。
黑車司機将車開走以後，得意揚揚地說：“是奧迪吧？我開的是黑車不假，但是我不騙人。”
我的朋友就問：“早知道你開的是這麽一輛奧迪，我根本不會上你的車。”
小夥子一笑，說已經坐上了，後悔的話就別說了呀。你不是還能省下二三十元錢嘛，不是還能提前十來分鐘進入市區嘛。
我的朋友一想，可也是的，也就不再說什麽不滿的話。
這事兒，在我的朋友那兒，其實圖的不是能省下二三十元錢。他的生意做得不錯，每年入項頗豐，根本不在乎能否省下二三十元錢。早十來分鐘進入市區，對他也沒有什麽吸引力，他是直接坐到賓館去，早不早那十來分鐘，對他沒什麽特殊的意義。我的這一位朋友，本身有兩大問題——第一是煙瘾很大，第二是難耐寂寞。但飛機上是不允許吸煙的；坐在他旁邊的又是一位年輕女士，人家不和陌生人說話。所以他一下飛機，便立刻想要滿足兩大急迫而又強烈的要求。一是生理的，趕緊吸上一支煙才舒服；二是心理的，三個多小時沒主動和人說話了，急迫而又強烈地想和人說說話。該市是他常去的。該市偏偏又對出租車行業規範嚴格——“請勿在車內吸煙”、“請勿與司機交談”。這樣兩行文字，醒目地印在“敬告乘客”之宣傳卡片上；卡片用透明膠條貼在車裏。故我的這一位朋友每次乘坐該市的出租車，反而備覺約束。對他這一類乘客，那兩條“警告”很不人性化。主要是由于這種原因，我的朋友才坐上了那小夥子的黑車。
但他畢竟也是一個懂得起碼的文明禮貌的人，試探地問：“我可以吸支煙嗎？”
小夥子爽快地說：“可以。太可以了！您想吸多少支就吸多少支，想怎麽吸就怎麽吸。”
我的朋友一聽，高興了。掏出煙來，迫不及待地吞雲吐霧起來。
生理的要求獲得滿足的同時，心理的要求也開始蠢蠢欲動了，于是沒話找話地跟司機搭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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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你樣子還不到三十吧？”
“老板您眼力真準，我二十九。”
“結婚了？”
“都有孩子了。”
“男孩兒女孩兒？”
“女孩兒。”
“女孩兒好，将來往外一嫁，也就省心了。”
“老板，咱倆想一塊兒去了。”
“這車是你的？”
“也不是我自己的，三個哥們兒合買的一輛二手車。”
“這車開不了幾年了呀，該淘汰了啊！”
“能開幾年開幾年呗，得養家糊口哇。”
“那為什麽不争取當一名正式的出租車司機呢？”
“那太受剝削了呀！辛辛苦苦一個月，差不多三分之二的錢讓出租車公司摟去了！……”
于是我的朋友大發感慨，對出租車公司進行譴責，對開黑車的小夥子表示同情。
忽然他覺得不對，問：“怎麽還沒過收費站啊？”
過了收費站，離市區就只剩一半路了。
小夥子說：“咱們繞過收費站去。我不是有言在先，要為您省下十元公路費嘛！”
“那咱們現在繞過去了嗎？”
“還沒有。一會兒就繞過去了。”
“可我坐到你的車上已經二十多分鐘了。你保證了的，提前十分鐘進入市區。”
“放心，沒問題，沒問題。”
那時車開在一條我的朋友完全陌生的路上，坑坑窪窪，颠颠簸簸；路兩旁，看不見一處他熟悉的标志性建築。他開始懷疑，再過十分鐘怎麽會進得了市區呢？開始有點兒後悔坐上那一輛黑車了。心理滿足了一下，話也不多了。
路上的車漸多起來。一會兒，那輛老舊的奧迪被堵在了一處十字路口。
“你看，現在都半小時過去了，這兒是市區嗎？”
“這兒當然不是市區啦！我怎麽能料到會在這兒被堵住呢？”
“那你偏往這麽一條路上開？”
“不是要為你省下十元過路費嘛！我得講誠信啊！”
“你居然還說什麽誠信！我就那麽在乎能省下十元錢啊？”
“你不在乎你上我的車？你不在乎你一開始就聲明啊！”
“你、你還這麽跟我說話！”
“那我該怎麽跟你說話？”
由于堵車，二人的情緒都變糟了，你有來言我有去語，幾乎吵了起來。
堵車是因為前邊出車禍了。他們的車一堵就被堵了半個多小時。等終于又能往前開了，我的朋友已是滿肚子的氣了。但生氣也白生氣，而且，只能生自己的氣啊！車裏的氣氛，當然也就不像他吸第一支煙時那麽友好了。
又過了半個多小時，汽車才進入市區。其時天已黑了。
我的朋友卻還是看不到一幢标志性建築，忍不住氣呼呼地問：“你是在往我住的賓館開嗎？”
黑車司機反問：“那你以為我是在往哪兒開？”
他說：“那我怎麽看着道兩旁一點兒都不熟悉？”
黑車司機說：“咱們不是從別的路開入市區的嗎？”
那時候，偏偏又是市區裏堵車的時候。
簡單說，又過了四十多分鐘，我的朋友還坐在那一輛黑車上。黑車下了這一條封閉馬路，駛上另一條封閉馬路。往複不已，似乎完全失去了方向感。不是小夥子成心要多跑冤枉路，耽誤他的時間坑他的錢，而是根本不清楚我的朋友要去的賓館在一條什麽街上。
“你他媽的不清楚，你還敢诓我上你的黑車！”
“老板你別罵人行不行？你不是說你常住那家賓館，你熟悉路嘛！”
“我當然熟悉啦！”
“那你說咱們該怎麽走？”
“我怎麽知道？”
“你剛剛還說你熟悉！”
二人終于大聲吵了起來。開黑車的小夥子也急得怪可憐的，淌下滿臉的汗來。但我的朋友已不同情對方也要養家糊口的難處，只覺得對方實在可惡可恨了。
當黑車又一次從封閉公路駛下來，小夥子打算向停在人行道邊的一輛正式的出租汽車的司機打聽路時，我的朋友反應迅速，在幾秒鐘內便拎着包下了車，坐入正式的出租車裏。
正式的出租車畢竟是正式的出租車。朋友剛一說出要去什麽賓館，司機已經把車開走了，并說：“不太遠，二十分鐘就到。”
那開黑車的小夥子，開着黑車尾随出租車，時時與出租車并行。一并行着了，便從車裏伸出手臂向我的朋友讨要乘車錢。
我的朋友正在氣頭上，怎麽會讓出租車停下來給他錢呢？非但不給，還惡語相罵。
出租車司機對開黑車的小夥子用當地話說了幾句什麽，那輛黑車才不尾随了。
出租車司機又問我的朋友怎麽回事。
他據實相告，末了理直氣壯地說：“我不是想賴他那幾十元乘車錢，給了他我自己心裏的氣如何消？”
出租車司機沉默良久，低聲說出幾句話是：“那您老板在本市的日子裏可要多加小心了。據我所知，他們那些黑車司機都不是單幹，也是有組織的，跟黑社會差不多。您須提防他們報複您。何況他已經知道您住在哪一家賓館了。”
我的朋友心中大為不安起來。
賓館離他換車的地方确乎已不甚遠。那時已不堵車了，沒用二十分鐘就到了。然其辦完了手續，進入了房間，沖過了澡，定下心來一想，那開黑車的小夥子自然令人惱火，但分明并非成心，何必非惹對方記恨自己呢？再聯想到那小夥子對自己做的那一種手勢，以及出租車司機對自己說的那一番話，越發不安，進而疑神疑鬼。
一個多小時以後，他到前臺去退房。從邁出房間那一步，到邁入電梯，到退罷了房邁出賓館，站立在人行道上，左顧右盼，神情惴惴，仿佛前後左右都會冷不丁冒出一個或幾個仇人，以奪其性命為快事。
好在很快就攔了輛出租汽車，于是轉往別一家賓館去住了。因在前一家賓館是預訂的房間，已超過退房規定時間，白交了一天三百多元的房錢。但他那時已顧不上計較經濟的損失，悠悠萬事，唯保性命安全為大了。
雖然順利地住入了另一家賓館，一顆心卻還是終日忐忑，草木皆兵，出入詭秘，不安并未稍減。業務之事，但凡能請對方到賓館來談，便不離開賓館。心裏的害怕，又不便向對方解釋。結果那一次給對方的印象就特別不佳，使對方誤以為他架子大了，擺譜了，對他也就不怎麽待見起來。這年頭，商機多着呢，都是商道上見過世面的人了，誰離開了誰不行呢？誰又非得把誰格外地放在眼裏不可呢？
幾天內雙方在賓館裏見了幾次面，來前原本有把握談成的幾樁買賣，到頭來竟一樁也沒落實。這令他大為失望；對方覺得他架子大了，對他的印象不好了，也感到不爽。
離開那一座城市的前一天，他要求對方派人派車送他到機場。買賣沒談成，架子又變大了，對方本已不爽；便将他的要求又誤解為擺架子了，更加不爽，便随便地找了個借口，把他的要求擋回去了。
悸懼的他，為了安全起見，買的是最早的一次航班，六點來鐘就離開賓館去往機場了。唯恐在機場遭遇到那黑車司機及其同夥，一下出租車，幾近逃入了機場。
回到北京後才安穩下一顆驚恐萬狀的心來。然而此後，一打算要去A市，立刻便會聯想到那一名開黑車的司機對他所做的那一種威脅的手勢，以及那一名正式的出租汽車司機對他的忠告，于是畏縮不願成行。半年後，連在A市的業務也都荒廢了。
唉，我早已聽慣了許多人對社會險惡的抱怨和切身感受。但大抵是以自己的優點說事。比如先言自己的懷才不遇，接着批評別人的有眼無珠；先言自己的卓越能力，接着感嘆別人妒賢嫉能；先言自己的大公無私，接着譴責別人的私欲膨脹；先言自己的與人為善，接着抨擊別人的小人勾當和僞善行徑……
卻很少有人承認，是由于自己身上的某些毛病恰巧與社會的某些毛病發生了大大小小的慣性撞擊，才使自己在某些時候陷于狼狽之境的。
發生在我朋友身上的事，便是後種情況之一例。
而依我的眼看來，對并非處在弱勢群體中的人，後一種情況比前一種情況多得多。
是以為戒。
二、小城與古鎮能拯救中國文化嗎？
我以我眼回顧歷史，正觀之，側望之，于是，幾乎可以得出一個特別自信的結論——所謂中國文化之相對具體的搖籃，不是中國的別的地方，尤其并不是許多中國人長期以來以為的中國的大都市。不，不是那樣。恰恰相反，它乃是中國的小城和古鎮，那些千百年來在農村和大城市間星羅棋布的小城和古鎮。
僅以現代史為例，我們所敬重的衆多彪炳史冊的文化人物，都曾在中國的小城和古鎮留下過童年和少年時期的身影。小城和古鎮，也都必然地以它們特有的文化底蘊和風土人情濡染過他們。開一列脫口而出的名單，委實氣象大觀。如蔡元培、王國維、魯迅、郭沫若、茅盾、葉聖陶、郁達夫、豐子恺、徐志摩、廢名、蘇曼殊、淩叔華、沈從文、巴金、艾蕪、張天翼、丁玲、蕭紅……
這還沒有包括一向在大學執教的更多的文化人士，如朱自清、聞一多們；而且，也沒有将畫家們、戲劇家們、早期電影先驅者們以及哲學、史學等諸文化學科的學者們加以點數。
我要指出的是——小城和古鎮，不單是他們的出生地，也是他們初期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理念的形成地。看他們後來的文化作為，那初期的烙印都是很深的。
小城和古鎮，有德于他們，因而，也便有德于中國之近代的文化。
搖籃者，蓋人之初的夢鄉所在也。大抵又都有歌聲相伴，哪怕是愁苦的，也是歌，必不至于會是吼。通常，也不一向是哀哭。
故我以為，“厚德載物”四字，中國許許多多的小城和古鎮，是絕然當之無愧的。它們曾“載”過的不單是物，更有人，或曰“人物”。在他們還沒成人物的時候，給他們以可能成為人物的文化營養。
小城和古鎮的文化，比作家常菜，是極具風味的那一種，大抵加了各種的作料腌制過的；比作點心，做法往往是絲毫也不馬虎的，程序又往往講究傳統，如糕，很糯口的一種；比作酒，在北方，濃烈，“白幹”是也，在南方，綿醇，自然是米酒了。
一方面，小城和古鎮，于地理位置上，即在農村和城市之間，只需年景太平，當然也就大得其益于城鄉兩種文化的滋潤了。大都市何以為大都市？乃因它們與農村文化的臍帶終于斷了。不斷，便大不起來。既已大，便漸生出自己的文化了。一旦有了自己的文化，則往往對農村文化側目而視了。就算也還容納些個，文化姿态上，難免地已優越着了。農村文化于是産生自知之明，敬而遠之。小城和古鎮卻不同，它們與農村在地理位置上的距離一般遠不到哪兒去，它們與農村文化始終保持着親和關系。它們并不想剪斷和農村文化之間的臍帶，也不以為鄙薄農村文化是明智之舉。因為千百年來，它們自己文化的不少部分早已與農村文化膠着在一起，撕扯不開了。正所謂藕斷絲連，用北方話說，“打斷骨頭連着筋”。另一方面，小城和古鎮是大都市商業的腳爪最先伸向的地方，因為這比伸到國外去容易得多、便利得多。大都市的商業的腳爪，不太有可能越過阻隔在它和農村之間的小城和古鎮直接伸向農村并達到獲利之目的。它們在商業利益的驅使下，不得不與小城和古鎮發生較密切的關系。有時，甚至不得不對後者表示青睐。于是，它們便也将大都市的某些文明帶給小城和古鎮了。起初是物質的，随之是文化的。比如小城和古鎮起先出現留聲機的買賣了，随之便有人在唱流行歌曲了。而小城和古鎮有了知識的青年們，對于大都市的文明自然是心向往之的。既向往物質的，更向往文化的。他們對于大都市的文明的反應是極為敏感的。而只有對事物有敏感反應的人，頭腦裏才會有敏感的思想。故一個小城和古鎮中的有了知識的青年，他在還沒有走向大都市之前，已經是相當有文化思想的人了，比大都市中的有了知識的青年更有文化思想。因為他們是站在一個特殊的文化立場，即小城和古鎮的文化立場；進言之，乃是站在一種較傳統的文化立場來審視大都市文明。那可能保守，可能褊狹，可能極端，然而，對于文化人格型的青年，立場和觀點的自我矯正只不過是早晚之事。他們有自我矯正的本能和能力。他們一旦成為大都市中人，再反觀出身的小城和古鎮，往往另有一番文化的心得。古老的和傳統的文化與現代的和新潮的文化思想在他們的頭腦中發酵、化合，或揚或棄，或守或拒，反映到他們的文化作為方面，便極具個性，便凸顯特征。于是使中國的現代文化景觀紛呈。何況，他們的文化方面的啓蒙者，亦即那些小城裏的學堂教師和古鎮裏的私塾先生，又往往是在大都市裏謀求過人生的人，載譽還鄉也罷，失意歸裏也罷，總之是領略過大都市的文化的。他們對大都市文化那一種經過反刍了的體會，也往往會在有意無意之間哺予他們所教的學生們。
談論到他們，才談論到我這一篇短文的自以為的要點，那便是——我以我的眼看來，我們中國之文化歷史，上下五千年，從大都市到小城、古鎮，原本有一條自然而然形成的鏈條。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一代又一代形形色色的文化人歸去來兮往複不已的身影，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孔子，他人生的初衷是要靠了他的學識治國平天下的，說白了那初衷是要“服官政”的。當不成官，他還有一條退路，即教書育人。在還有這一條退路的前提之下，才有孔門的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他們之中大多數後來也都成了“坐學館”的人或鄉間的私塾先生。而且其學館又往往開設在躲避大都市浮躁的小城和古鎮。小城和古鎮，由此代代的才人輩出，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地輸送往大都市；大都市裏的文化舞臺，才從不至于冷清。古代的中國，一名文化人士，一輩子為官的情況是不多的。脫下官袍乃是經常的事。即使買官的人花了大把的銀子，通常也只能買到一屆而已。即使做官做到老的人，一旦卸卻官職，十有七八并不留居京都，而是舉家還鄉。若他們文化人的本性并沒有因做官而徹底改變，仍願老有所為，通常所做第一件第一等有意義的事，那便是興教辦學。而對仕途喪失志向的人，則更甘于一輩子“坐館”，或辦私塾。所謂中國文化人士傳統的“鄉土情結”，其實并不意味着對農村的迷戀，而是在離農村較近的地方固守一段也還算有益于他人、有益于國家民族的人生，即授業育人的人生。上下五千年，至少有三千年的歷史中，每朝每代，對文化人的這一退路，還是明白地給留着的。到了近代，大清土崩瓦解，民國時乖運戾，軍閥割據，戰亂不息，強寇逞兇，疆土淪喪——縱然在時局這麽惡劣的情況下，中國之文化人士，稍得機遇，也還是要力争在最後的一條退路上孜孜以求地做他們願做的事情的。
然而，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他們連一心想要做的都做不成了。他們配不配做，政治上的資格成了問題。一方面，從大都市到小城，到古鎮，到農村，中國一切地方，空前需要知識和文化的講授者、傳播者；另一方面，許許多多文化人士和知識分子在運動中被無情地打入另冊，從大都市發配甚至押遣原籍——亦即他們少年時期曾接受過良好文化啓蒙的小城和古鎮。更不幸者，被時代如掃垃圾一般掃回到了他們出生的農村。然後是“反右”，再然後是“文革”，文化人士和知識分子魂牽夢繞的故鄉，成了他們的人生厄運開始的地方。而農村、古鎮、小城、大都市之間，禁律條條，人不得越雷池半步。
一條由文化人士和知識分子們的自然流動所形成的文化的循環往複的鏈條，便如此這般地被鉗斷了。受到文化傷害最深重的是小城和古鎮。從前給它們帶來文化榮耀感的成囚，一經徹底破壞，在人心裏似乎就全沒了意義和價值。
碎玉雖難複原，斷鏈卻是可以重新接上的。
今天，我以我的眼看到，某些以文化氣息著稱的小城和古鎮，正在努力做着織結文化經緯的事情。總有一天，某些當代的文化人士和知識分子，厭倦了大都市的浮躁和喧嚣，也許還會像半個多世紀以前那樣退居故裏。并且，在故裏，盡力以他們的存在氲氤一道道文化的風景。
是啊，那時，中國的一些小城和古鎮，大概又會成為中國文化的搖籃吧？
三、尋找城市最優良的氣質
（一）
任何一座城市都是它所屬于的那一個國家的立體說明書。
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的背面，書寫的是它的文化。
一座城市也像一個人一樣，乃是有氣質的。而所謂城市的氣質，歸根到底是由它的文化成因決定的。正如一個人的氣質，肯定與之接受的先天的文化遺傳和後天的文化教養關系密切。城市文化作用于城市的各個方面，也必然作用于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怎樣，是城市人居家有感，憑窗可望，出門面臨，終日身在其中的事情。誰都承認環境對人的心理影響和生理影響，于是必須承認，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的優劣，往往也從正面或負面決定着生活在一座城市裏的普遍之人們的趨同心性，以及愉悅指數。而後一點，是在城市裏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前提。
既然由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談到了文化，那麽我願在此坦言我的當代中國文化觀。
中國是世界上文化發展史源遠流長的國家之一。而此點，每使我們的某些同胞，對于中國近當代文化狀況，持有特別自以為是的心态。
我們承認我們在經濟實力方面仍屬于發展中國家，我們承認我們在科技方面顯然落後于發達國家，我們承認我們在全民文明素質方面亟待提高……我們常言要縮短這樣的差距，要縮短那樣的差距，需補上這樣的一課，要補上那樣的一課；但是，一論及文化，我們又似乎很感到安慰了。
仿佛我們唯獨沒有什麽差距可言的便是文化，仿佛我們唯獨沒什麽課應該補上的也是文化，仿佛我們在文化方面，決然有理由一如既往地優越着。
而我以為實際情況不是這樣。
對西方文化史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從十八世紀末起，貫穿整個十九世紀，對二十世紀的方方面面産生重要影響的，史稱啓蒙文化。啓蒙文化所要弘揚的，乃是人文主義。人文主義既是一種文化思想，進而影響了人類方方面面的社會學思想。因而它是一種進步的思想、文明的思想、有益于人類的思想。沒有每一個公民特別覺悟和能動的公民權利意識和實際獲得，“以人為本”只不過是一句空話。
正是在此點上，中國近當代文化分明缺乏了寶貴的一課、基礎性質的一課。西方人文主義文化的鼎盛時期，我們還處在晚清沒落腐朽的朝代，人文思想是被視為大逆不道的。西方人文主義文化的歷史使命已經基本完成的時期，我們剛剛開始人文主義文化的初級的“五四”啓蒙。此後中國淪為一個災難深重的國家，“五四”啓蒙近乎夭折。一九四九年以後，所謂社會主義的文化，由當時的政治理念所決定，不可能成為一種包容性的文化，不可能不成為一種排他主義的、抵制性的文化。正如西方諸國，當時對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化，亦取同樣不屑的立場和态度。在中國，一九四九年以後直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的文化，基本上是階級鬥争的文化。到了“文革”時期，連水杯和枕巾上也體現着階級鬥争文化的強烈特征了。“文革”結束，新中國的文化史已然與它的政治史重疊在一起整整二十七年了。中國當代文化，曾經本能地試圖進行第二次人文主義的初級啓蒙，然而同樣是功虧一篑。當四十年左右的時間過去了的時候，中國始終沒能較成功地補上人文主義文化的初級的一課。而斯時的西方文化，早已進入了後人文主義時期。而斯時距離人文主義文化的初級時期過去了将近二百年。當中國文化準備抓住機遇實行第二次人文主義文化啓蒙時，先是文化的商業時代席卷而至，後是文化的娛樂時代轟然到來……
諸位，我并不是一個西方文化的盲目的崇拜者。在文化上我并沒有過什麽崇洋媚外的可鄙行徑。我只不過以我的眼看到了中國當代文化的巨大黑洞。我認為應該有人指出它的客觀存在，應該有更多的人正視它，應該有更多的人齊心協力，來為我們中國的當代文化補上那寶貴的一課。
前任文化部部長劉忠德先生，我們曾有非常友好的接觸。他是一位我所尊敬的文化部部長。時任文化部部長孫家正先生，曾是我作為影視工作從業者的最高領導，也是我們極為尊敬的人。中國文化部在近二十年內，為中國做了許許多多難能可貴的文化發展工作。但怎樣盡快補上人文主義文化的重要一課，不僅是文化部的使命，也當是中國一切文化知識分子的責任。我要進一步指出那寶貴的一課。
如若不以虔誠之心來熱忱地補上，則我們必然總會在政治、經濟、科技、商業、教育、文化、全民公德等方面看出先天素養不良的種種缺失。同樣，在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兩方面，每見急功近利的種種現象，也實不足怪了。一座城市的最優良的氣質，乃是人文主義的氣質。它襯托在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的背面，也必然體現在建築和規劃之中。
（二）
言說中國之一切事情，一切問題，往往無法擺脫一個大前提的困擾，即中國是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國家，是全世界人口第一衆多的國家。十九世紀初，全世界的總人口也不過才十六億多一點點。這麽一對比，我們所面臨的人口壓力，往往會使人不禁倒吸一口涼氣，中國改革開放三十餘年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往往被巨大的“分母”除得微乎其微了。
一九四九年以後直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的二十年裏，依我的眼看來，中國根本不曾有什麽城市建築、城市規劃的總體性業績可言，而只不過僅僅有過一些個別的、具有時代标志意味的城市建築物罷了。它們矗立在極少數的大城市裏。如北京早年的十大建築。以我的家鄉哈爾濱市為例，上個六十年代初建起了一座“北方大廈”，高八層或十二層，當年它是天津以北地區最高的建築物。同時還在沿江路建了一座“友誼宮”，它是市裏官員接待中央首長和會晤尊貴外賓的場所。以現今的星級标準來評定，當年它們大約勉強夠得上“三級”。一個國家的普遍的城市三十年間沒有更換過城市建築，這在歐洲某些國家司空見慣。因為他們的城市裏的一幢幢或大或小的建築物幾乎一律是堅固的磚石結構的；而且，他們的人口，往往可以在幾十年內保持在一個不飙升的平衡上。但中國不同，從南到北，居民社區基本上是土木結構的。有些是“大躍進”時代的“突擊成果”。解放前遺留下來的觸目皆是的危舊房，解放後，大部分根本不曾獲得任何改造和維修。每一座城市裏，磚石結構的建築物十之七八要麽是解放前大官僚、大軍閥的豪宅，要麽是殖民主義和列強侵略的佐證。細分析起來，我們某些同胞崇洋心理的形成，實在也是情有所原。想想吧，我們土木結構的、經得起百年以上風雨的建築其實是不多的，而某些殖民主義和列強侵略的佐證性建築物，卻在我們的城市裏堅如磐石；想想吧，毛澤東同志解放後僅到過哈爾濱市一次，僅住了一夜，而他的下塌處，卻是沙俄時期駐哈鐵路官員的俱樂部改成的“中央首長招待所”。哈爾濱市後來建起了“北方大廈”和“友誼宮”，我想與這一心理刺激肯定是分不開的。然而新中國的人口，卻已由一九四九年的四點五億激增到了六十年後的十三億。城市中三代同室、四代同室甚至同床的現象比比皆是。某些老人們睡覺的地方，往往是廚房裏鍋臺後，比公共浴池裏的床塌還狹窄的幾條木板拼搭的所謂“床位”。老人半夜掉在地上摔折了胳膊、摔斷了腿，被爐蓋子燙傷了，煤氣中毒身亡了……諸如此類的事我小時候真是聽了一起又一起。在許許多多的城市裏，到處是比歐洲貧民窟更貧民窟的城市居民區，一片，一片，又一片！每一座城市其實都是一個極為随意的概念，它往往只意味着市中心的一小片區域和周邊幾條主要的馬路。我是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的兒子，我少年時期經常做的一個夢是終于在哪兒偷到了一盆水泥。因為我多麽想把自己家的窗臺和鍋臺抹上薄薄一層光滑的水泥啊！可是一直到我三十歲了，已經離開我下鄉七年的北大荒了，已經從複旦大學畢業了，已經分配到北京電影制片廠兩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