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2)
—我首次從北京回哈爾濱市探家時，那個夢想都沒有實現。那時已經是一九八一年了。後來我寫了一篇散文《關于水泥》，以祭我那少年夢。我的父親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曾是建築業的群英會代表，他的一項發明就是用西北的某種黏土再摻上煤灰、骨膠粉以替代水泥。在我上小學時，一位老師曾将一塊磚帶進教室，放在課桌上，興奮地指着它告訴我們：“看，我們新中國也造出了耐火磚！”而我和我的同學望着那一塊磚，像望着一塊金磚。一九八五年我又回到哈爾濱一次，那時我少年時的家已沉入地下二尺多了。二十六年來的所謂的家，前接一點兒，後接一點兒，住着三個新婚的三口之家，再加上父母和一個生精神病的哥哥，總計十二口人。因為我回家了，弟弟只能在單位借宿。我們全院一共九戶，都是居住情況相差無幾的城市人家。整條街都那樣，前街後街也那樣。全哈爾濱市有八九處少則數萬人口多則近十萬人口的、居住狀況令人潸然淚下的如此這般的居民區！占全市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
而情況不是這樣的中國城市，當年又有幾座呢？
諸位，我想指出的是——中國的城市建築，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悄然興起的。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無論是國家建築行為，還是民營企業的建築行為，除了被列為重點工程重點要求的建築物，僅就居民而言，标準都是不高的。有的可以說是很低的。但即使那樣，住進八十年代的樓房裏的城市人家，卻又都是多麽的備覺幸運啊！以北京為例，前門西大街鄰馬路的幾排樓房，都是八十年代中期的建築。我們耳熟能詳的許多文藝界、文化界先輩，當年都曾在那裏住過。所分到的也只不過兩室一廳、三室一廳而已。現在看來，它們又是那麽的尋常，尋常得沒有任何建築風格或建築美學可言。
由最初的建材業興起，牽拉了最初的建材業的熱勢，因此造成過最初的行業污染，以及今天看來顯然形成城市規劃後遺症的不争事實。
然而作為我個人，卻寧肯多一些寬厚的态度，不忍過于苛責。當年那情形用“雪中送炭”來形容毫不誇張。對于在寒冷中渴求溫暖的人，只要是炭，不管用什麽東西盛裝着，那都是他們所感激的東西。
（三）
據我所知，民間房地産業之興起，在長江以北，當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前後的事情。它們中一半左右的前身是民間施工隊伍；另一半，大抵是有這樣或那樣權力背景的人士在操盤。國營單位實行股份制改造以後，也從國營建築行業分化出一些人士，形成以民間股份資本運營的房地産公司。
最初，它們只不過活動在大城市的邊緣，悄然進行，并不太引起社會關注。動作也都不是很大，對城市規劃不構成直接的影響——無論可喜的還是可憂的。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它們開始深入城市腹地；而對城市規劃形成兇猛影響，則是近幾年的事。
客觀地說，這一時期的城市建築，較之八九十年代，質量有了多方面的提高。城市的容貌，由于民間房地産業加盟建築而迅速改觀，受益匪淺。中國第一批有經濟能力購置私人房産的人士，對民間房地産公司的湧現亦多持肯定和歡迎的态度。至二千年前後，民間房地産業便如雨後春筍，遂成為利潤回報最為豐厚的民間行業。
我個人認為，倘論及建築風格、建築藝術、建築美學，僅就商品住宅樓盤而言，既不可要求甚高，亦不可評估太低。要求甚高，其價格将更加使一般城市居民望而生畏；評估太低，将有矯情之嫌。中式風格也罷，歐式風格也罷，二者結合的風格也罷，歸根結底，一分錢一分貨，風格和藝術是要作價買賣的，當由市場供求關系來調節。依我的眼看來，某些極其高檔的商品住宅，不是還不夠怎樣，而是裏裏外外已經太過奢華了。在一個發展中國家，在一個貧困人口極多的國家，在一個貧富差距極大并且越來越大的國家，豪宅的不斷推出而且當然都是隆重推出，顯然具有超現實主義的意味。其品質無論多麽人性化，也只不過是極少數人才配享受的人性化，與絕大多數的、一般的人沒什麽關系。北京的天通苑和回龍觀大社區，那裏的樓房是沒什麽建築風格、藝術和美學的特別處可談的，離市區遠，交通不便，生活配套服務設施很不完善，但是巴望入住那裏的樓房的北京人家，目前仍成千上萬，而且要經過有關部門的資格審批。不是對富有程度的認定，而是對貧困程度的認定。
種種建築設計和城市規劃的不良現象、堪憂現象，我的眼當然也看到了那些，我當然也承認那些現象對于城市自身容貌的氣質的破壞。
但是我認為，在設計和規劃二者之間，以上現象的責任，當主要歸于後者，即主要歸于負責城市規劃的官員。沒有權力的批準，任何房地産商決然不可能在城市的任何地方動土開工。只有權力的批準，沒有權力的要求，獲得批準的房地産商在設計方面必然樂得自行其是。希望房地産商在考慮商品設計的同時，也将商品設計與整體城市規劃的和諧與否一起考慮，我以為這樣的一種寄托是過于天真的。房地産商在設計方面，通常只為定位的買方市場考慮。有時他們很為自己的設計得意。事實上，孤立地看待他們的某些設計，也許還确有值得自鳴得意的地方，但擺放在城市規劃的全局來看，則可能是不和諧的，甚至可能是破壞和諧的。或者，暫時看來與城市整體規劃沒有沖突，但在以後卻會阻礙城市總體規劃朝更美好的方面去拓展。是的，正是這種責任，我認為主要當由有權的官員來承擔。
比如一位對家園極有責任感的成員，當他擁有出售家園土地的權利的時候，他一定會對買方有要求，甚至限制買方只允許蓋成什麽樣式的房舍，不允許蓋成什麽樣式的房舍。他一定不會表示這樣的意思——“現在，我家園中的這片土地面積歸你了，你想怎麽蓋就怎麽蓋吧，我一概不管了！”而且，究竟出售家園的哪一片土地，他一定是三思而後行的。他一定特別珍惜每一平方米的土地。他一定會每每這麽想——這一塊土地還要留一留，爺爺每天要在那兒鍛練身體；那一塊也要留一留，可供小兒女在那兒蕩秋千；還有另外一塊，更要留一留，家園須有一塊綠地啊！……
我們的城市太缺少有如此責任感的、總體的、具有長期考慮的規劃者了。即使有，他們的責任感，他們的長期考慮，也往往是一廂情願。因為事情往往也是這樣——批售土地的是一些官員，負責城市規劃的是另一些官員。前者是有實權的大官，後者是有虛權的小官。對于一座城市，建設規劃局局長又究竟能有多大權力？通常只不過是檢查違章建築和按照指示繪制藍圖而已。
一座城市，它的總體的、将來的、長遠的規劃究竟構思在什麽人心裏呢？它二十年後會是怎樣的？五十年後會是怎樣的？半個世紀後會是怎樣的？——我們的城市，其實缺少如此為它鞠躬盡瘁的人，更缺少這樣的固定的實權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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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城市的大規劃、大城市建設舉措，即使造福一方，也往往是現任一、二把手們極具個人拍板色彩的公仆行為。于是往往又引出了負面現象——城市建築方面勞民傷財、好大喜功的政績工程。
最後我想說，我們的每一座城市，有必要産生某種固定的，規劃水平很高的，由官員、專家、學者以及民衆代表組成的規劃權力機構。它所擁有的應是至高權力，超越于任何個人權力之上。正如司法部門應超越于任何個人權力之上。它将只對人民負責。為人民大衆珍惜城市裏的每一塊土地。它将替人民大衆構思城市總體的、長遠的藍圖。那種個人以特權批售城市土地的現象，早就應該被視為非法了。它将更有效地鼓勵房地産商加盟城市建設的能動性，同時也更有效地限制他們資本的無孔不入以及見縫插針的牟利行為。
而我們的城市公民，應提升起這樣的一種正當意識——歸根結底，城市乃是人民的城市。城市的土地面積是極為有限的。作為特殊資源，是尤其寶貴的。每一個城市公民都有權睜大雙眼，監督每一處城市土地的出售情況，要求過程的透明度。并且，每一個城市公民，都有權對自己認為不當的城市土地的出售和使用提出質疑和批評。
中國有句古話，“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此言用以形容中國房地産業和城市的關系，對雙方都包含了警醒的意義。
不具備人文思想的頭腦，作為公民難以産生自覺的公權要求，作為公仆難以産生自覺的公權意識，作為城市難以有理性的現在和更人性化的将來的對接。
——全書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