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3)
是班裏最具凝聚力和號召力的同學之一。對弱小男女生，慣以“保護人”自居。當年我們之間很要好。
他最大的“毛病”，便是他極其強烈的自我表現意識和自我證明意識，以及他那一種凡事都積極到根本不顧別人對他會有何看法、有何想法的參與意識。他是我從中學時代到兵團、到大學、到社會所認識接觸過的一切人中，自我表現和自我證明意識最突出的一個。尤其在我的同代人中，迄今為止，我沒遇到過在以上方面像他那麽願望強烈的人。某些時代，某些活動，無論班級的抑或年級的、全校的，一開始可能并未将他列入“中心人物”的名單，不知怎麽一來，他竟成了“中心人物”之一。他似乎總在以他的行為昭示別人——這件事怎麽能少了我呢？那件事我不參與怎麽行呢？仿佛別人行的，他都行；別人不行的，他也行。這難免會使他遭到非議、抨擊。可他一向不在乎，一往無前。至于別人怎麽想、怎麽說、怎麽看，他仿佛認為那是別人的自由，随別人的便好了。冬季裏，剛上了幾次滑冰課，他便開始學健将級運動員馳騁冰場的姿态，戴一頂滑冰帽，不顧惜耳朵和臉腮凍得通紅，倒背雙手，神氣活現，屢屢摔倒卻無窘色，亦無怯色。他愛打籃球，沒進入校隊，但極渴望代表學校參加正規比賽的機會。機會一經獲得，橫沖直撞地來“三步上籃”。犯規就犯規，被罰下場就罰下場，反正他體驗了參加正規比賽那一種刺激。在我的同代人中，這一個吳振海，當年就是一個不合格的“标本”。我想當年的時代瞪着他，好比一只母雞瞪着一只雛火雞或者雛鴕鳥吧？
而我們傳統的社會的綜合教育，幾乎可說是以限制人的自我表現、自我證明意識為己任的。溯望遠久的中國歷史鏈，可發現這一點在古典文化中尤其道貌岸然。《老子》中就一再地說些“自見者不明”之類的話，意謂誰自我表現了，就不可敬也不聰明了。《禮記·中庸》中說：“莫見乎隐，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意謂在最細小的事情方面，在獨處無人的時候，也要行為規範不逾矩。做到怎樣才算典範呢？“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脊。”意謂天是何等的高，可是一個楷模人物站着不敢不彎腰曲背；地是何等的厚，可是一個希望獲得別人尊敬的人不敢不小步緩行。而老子則幹脆沾沾自喜地說“吾有三寶”：“三日不敢為天下先。”
于是“文化大革命”成了我們這一代人唯一普遍獲準的可以理直氣壯地表現自己、證明自己的一次機會。其表現方式是演習“革命”，其證明內容是“無限忠于”，其理論基礎是“造反有理”。這是整整一代人心理能量的一次性的大釋放大宣洩，它耗掉了作為每一個單獨的人來說至少需用三分之一生命進行儲備的那一種自我表現的激情，同時嚴重挫傷了整整一代人将這一種激情化為自我實現的沖動，此後他們只能聽憑時代的擺布。其中某些人自我表現的種種努力，實質上體現為一種低級的本能，一種自我異化，一種自我安撫的虛幻的追求。所以，被這一代人的群體客觀上遺棄在城市裏的吳振海，二十多年中卻不被城市的簡單而粗暴的“價值秩序”所降服，甩頭晃角地始終予以反抗，其自我表現、自我證明和實現自我的強烈欲望始終野心勃勃地保持着中學時代的原生态，使我不能不覺得簡直是奇跡，使我無法不對此贊嘆和贊賞。對于我的同代人，他具有極其特殊的鑒定價值和研究意義。起碼證明了這樣一點——在我的同代人中，原本是應該産生許許多多吳振海的。可是于今放眼看去，浮出于社會水面的，十之七八乃大小官員。而社會終于不得不承認，前一個時代在這方面的“生育”是不夠節制的。它不但使自己尴尬，而且使一代人尴尬。難道不是嗎？政府部門要轉變職能，機關單位要縮編，于是同代人中多少人迷惘，茫然，惶惶不知所措。有些人忙不疊地撲通撲通“下海”，但是已比吳振海們晚了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于人生而言，有時晚了十年其實意味着晚了一輩子。
西方的有識之士總是警告時代：讓我們想方設法再減少一位官員吧！讓我們的社會再多幾位成功的商人吧！讓我們鼓勵更多的人成為納稅者吧！
難怪西方人總是驕傲地說——我是一個誠實的納稅者！
這樣的話聽來很像是在強調——我是國家的主人之一！
我的同代人中，本來應該有很多人到了四十多歲的時候，成為一個納稅者的，可是實際上大概每出一百名官員，或者一千名、幾千名官員，才能出不到一個納稅者。
在某大學，一位西方很有權威的社會學家兼經濟學家曾問我：“你對你們這一代人究竟持何評價？”
我毫不遲疑地回答：“他們是中國當代社會的中堅。”
對方又問：“何以見得？”
“他們的存在，保持了時代的穩定。”
“那麽也就是中國目前的樣子？”
我不禁一怔，繼而告訴他，同代人中多少多少當上了處長、局長等級別的幹部。
他反問：“中國真的需要那麽多大小官員嗎？”
我反駁道：“我們中的大多數在做國家的主人！是共和國新一代的工人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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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笑了。
他歸國後給我來了一封信，信中有這樣一段：“一個國家，尤其一個人口衆多的國家，若想在經濟上迅速發展起來，社會成員的職業分工應是這樣的——每一千人中，最多有十個官員就夠了，其中包括既是某一方面專家又是官員的人；應有二百名左右國家重點企業的工人；應有三百名左右非國家性質的中小企業的工人；應有四百名左右依靠個體職業能夠豐衣足食的人；其他屬于醫生、律師、教育工作者，等等。”
他說，這是他這位對中國懷有友好感情的外國人給中國“獻”的“策”雲雲。
我在地鐵站見一個人随地吐痰被罰款，且被教育：“怎麽一點兒主人公意識也沒有？這地鐵也是屬于你的！”
那人佯裝驚訝：“是嗎？我從不知道我還有筆錢投在這兒。請問在什麽地方可以把我那一股抽走？我們單位分房子還要預付六千元呢，我正好等錢用。”
我不禁回頭看他，覺得好笑又笑不起來。原來事實上我們對這個國家從來不曾擁有過真正屬于自己的股份。每一個人同它的關系，似乎更是一種抽象的詩意的精神關系，而非一種具體的物質的制約關系。顯然，當農民感到，他流在某一片土地上的汗水于他是值得的時候；當工人感到，從車間運往市場的産品，每一批、每一類都隐印着自己的姓名的時候；當商店職員感到，所站守的那一櫃臺前生意興隆或買賣冷清，不僅是盡職與否的問題而且是利益大小的問題的時候——只有在這樣的時候，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農民才能從一片土地感受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工人才能從一個工廠感受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商店職員才能從一家商店感受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人民才能從衣食相關的現實中感受到是國家的主人。
一九九二年我回過哈爾濱數次。
許多同代人總是問我：“中國今後還會怎樣？……”這句話的注腳是——今後我們哪些福利仍有保障？今後我們還将失去什麽福利？
回望我們這一代走過的路，心中不免怆然。
吳振海及其公司的人們也總是問我：“中國今後還會怎樣？……”這句話的注腳是——今後我們還将擁有什麽樣的時機？
回想當年他在哈雙公路上“倒煤”而且“倒黴”的情形，心中不禁肅然。
不少哈爾濱人的嫉妒屬于一種恐懼，和那種想維護我們對某物的占有的欲望相一致。嫉妒使我們去考察疑惑中最微不足道的方面，并把它們作為焦慮的最不得了的根據。
不少同代人問：這公平嗎？
我曾替吳振海回答：這很公平。安于現狀的人不必憂患冒險者将承擔的風險降臨在自己頭上，但是也永遠沒有資格獲得冒險者才能理直氣壯地獲得的一切。如果非說不公平，那和昨天時代太褒獎我們、太歧棄吳振海們是一樣的。時代僅能在一點上體現它的公平，那就是給人以普遍的機會。
有了一個哈克森，便有二百多個哈爾濱人解決了就業問題，包括大學生和研究生，他們的福利待遇比國家單位的還要高。有人說——進哈克森那要憑關系！言外之意，仿佛是它的一條罪狀。但是如果哈爾濱有一百家、一千家這樣的公司，在福利、待遇方面與哈克森競争并且勝利了，進哈克森還要憑關系嗎？
有了一個哈克森，只要它運作着，又将有何止千百人有了幹活掙錢的機會？長久地沒有這種機會社會将會怎樣？
有了一個哈克森，至今已有近千戶哈爾濱居民住上了樓房，如果一概等待政府解決，又将等待多久呢？
有了一個哈克森，去年春節前夕，十幾名臺商，包括一位臺灣“立法委員”，才應邀來哈考察投資項目。
有了一個哈克森，一幢四星級飯店正在籌劃興建之中。北方的第二大城市連一幢四星級飯店都沒有的話，是不能适應改革開放、大批吸引外商的新形勢的。
今天的中國人恢複了尋找時機的本能，但時機注定不屬于以下兩種人：
一種人企望着某一天早晨醒來，時代像寵愛自己的阿姨一樣，将自己輕輕抱起來，讓自己騎在時代的頸上招搖過市；
一種人企望着某一天早晨醒來，以聽來正當的什麽名義，将原先和自己一樣，而如今和自己不大一樣的成功了的人打翻在地。
我的同代人呵，我的兄弟姐妹，願你、我、他、她之中，第一種人少一些、再少一些，第二種人少一些、更少一些！
南方和北方都有一種草叫“節股草”。生命力極強，一節一節地生，一節一節地死，哪怕還有一節不死，它便活着，并且會一節一節地再生。我的同代人呵，我的兄弟姐妹，我們就是那“節股草”似的一代啊！如果說我們已失去了很多，那麽我們所獲得的，則是一種頑強的複蘇能力和再生能力。一切附着于我們的浪漫色彩、傳奇色彩、自甘的苦難和無奈的磨難，早已是往事。在我們四十歲的這一年齡，我們除了依賴于自己的複蘇能力和再生能力，還能依賴什麽呢？讓我們彼此呼喚起、鼓勵起、策動起我們的這一種能力吧！
看哦，時代的巨鯨已将它沉思的頭潛入世紀的“海”面，它那龐大身軀已然漸漸豎起，紀元的旭日正從明天的時空冉冉升起，照耀着那藍灰色的龐大身軀，照耀着它豎起、豎起……
陣痛只不過是傾斜，是失重，并非那猛烈的拍擊造成的真正的陣痛迫臨。我們怵然，我們肅然。我的同代人哦，我的兄弟姐妹，讓我們吸入足夠的一口空氣和一口勇氣，準備做第二次人生拼搏吧！
（三）瘋子
對犯了經濟罪的人與流氓、歹徒、殺人犯、強奸犯、以恐怖行徑危害社會的罪犯，我一向是持區別對待的态度的。而對于犯了經濟罪的人，貪污、受賄、勒索、坑騙百姓錢財者，我尤憎的是坑騙百姓錢財者。
一.“英雄”從此逃亡海外
如果我不作如下說明，則就對讀者、對社會，尤其對我家鄉哈爾濱市的公檢法部門，當然也包括對我自己的文字太不負責任了。
事實是主人公吳振海後來受到通緝逃亡國外，不知所去。
對于我這一位中學同學目前的結局，我此刻寫下“逃亡”二字的心情是很不好受的。然而“逃亡”二字又是最正确的，唯一正确的。
那一天上午，他打來電話要到我家見我。
我問他，在哪兒？
他說，已在北京。
問，何時來？
說，立刻來。
問，什麽事？
說，非常嚴重的事。
但他上午沒來。
中午，他的司機從哈爾濱打來電話，問我見到他沒有。
我說還沒見，說他是要到我家來的，但不知為什麽還沒來。
司機說：“公司出事了，被查封了。”
我詫異地問，為什麽？因為前兩天，黑龍江電視臺還播了他與衆多外商簽署開發項目協議書的新聞，并有一位領導人物到場祝賀。而電視裏的吳振海神采奕奕，侃侃而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躊躇滿志。
司機說：“老板見了你，會親口告訴你的。”
說完就把電話挂了。
我想了想，并沒太往心裏去。估計是經濟糾紛。近年，在形形色色的經濟糾紛中，某公司被起訴、某公司被查封早已是司空見慣之事。而且，當時往往被傳得驚天動地，不久又風平浪靜了。
下午三點多，另一位中學同學給我打電話，進一步證實了司機的話，囑我千萬不要再見他了。對方是為我好，知道我的性格弱點——于“情義”二字上，往往掰扯不清。
我說：“不是我見不見他的問題，是他要到我家裏來呀。他一沒殺人，二沒放火，三沒投毒，四沒強奸婦女，不是恐怖分子，我也沒見到什麽通緝令，他若站在家門外了，我能不給他開門嗎？能不許他進嗎？”
那同學語重心長地說：“曉聲啊，反正你可要心裏有數。”
我又認真想了想，仍覺事情的性質不會太嚴重。我首先排除了他販毒、販軍火或出賣國家機密、被收買為特務的可能，在此前提之下，我決定他來了我還是要見他的。
大約一年前，我曾陳書哈爾濱市的領導，指列吳振海優點、缺點各數條。缺點中諸如：好大喜功，強烈的表現欲，習慣于誇大其詞，為了獲得成功可能不擇手段等等。
這些缺點，在這個世界上，似乎只有我來批評、指出他才不生氣。我陳書之目的，正在于使市領導對他有更透徹的了解，更好地駕馭他和他的公司，能使他少犯錯誤，不犯大錯誤，更不至于犯法。同時為我們共同的家鄉哈爾濱市做更多貢獻。
市領導在我的陳書上批語：難得一片诤言，讀來令人感動。請吳振海同志閱後自己保留，依言謹慎自戒。
于是信轉到了他手裏。他果然并不生氣，還請我和另兩名中學時代非常要好的同學吃了一頓飯。
記得他當時說：“錢財身外事，人生尚有二三知己，值得欣慰了。”
我又聯想到，大約半年前，我代中學班主任向他求助，希望他能暫借一套房子給老師住。老師年紀大了，居室無廁所，十分不便。
他顯出為難的樣子，說他雖然是開發住宅的，但在圖紙階段都已定價售出了。
我說：“那我不管。師恩不可忘。何況并非要，只不過是借。老師的家址，總歸是要動遷的。我擔保，以後還你就是。”
礙于我的情面，他答應了，但答應得很是勉強。此後一拖再拖，并不兌現承諾，也使我不再好意思督促他。
有一件事尤其使我生他的氣。哈爾濱市作協主席林予，當年廣受好評的《雁飛塞北》一書的作者，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北大荒文學的創始人之一，是我的文學師長，也是我忘年交。哈爾濱市作協定級低，林予主席是正處級幹部。按市裏規定，處級以上幹部才可以公款安裝電話。一位市作協主席，家裏沒有電話成何體統？但林予老師受迫害多年，牢獄生活早已損害了他的健康。“文革”後其實沒再發表多少文章，無稿費收入，經濟狀況拮據。若自費五千多元安裝電話，對他是一筆大支出，一時是湊不足的。我讓他放心安裝，之後去找吳振海請求資助。為此我當面向吳振海提過二三次，并寫過一封長信給他，向他指出，這樣的善事義舉，一家經濟實力不弱的大公司，是一定要做的。我甚至曾建議他，每年從利潤中拿出五萬，設一項慈善基金，命秘書平時看報，一旦發現需要救助之人之事，及時寄些錢去。少則幾百，多則幾千，濟世扶貧，何樂而不為呢？
他卻只是笑笑。
後來我知道，連林予老師的電話安裝費，他都沒給報。答複人家說：財會有制度，沒名目下賬。
我撥長途電話将他罵了一通，因為他每每請人吃一頓飯就幾千元的啊！而且常動員我這個最不願做陪客的人為他做陪客！
在那之後我有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不理他，見了面也很冷淡。
後來林予老師病重，我分兩次請人捎回哈爾濱五千元錢。第二次的三千元捎回哈市時，林予老師恰在前一天去世。
……
獲知他的公司被查封的消息時，我對他的氣還沒完全消呢。
半夜十二點左右，電話驟響——是他打來的。見後知道是用手機打的。
問他在哪兒？
說在我單位的門口。
讓他到我家裏來。
他說太晚了，到家裏不方便。
我只好穿上衣服去見他。正是冬季，夜裏很冷。他在一輛出租車裏。我剛一坐入，他即命司機開車。我仿佛被劫持到了他住的賓館。究竟哪一家賓館，到現在我也想不起來。
我問他：“你究竟犯了什麽罪？”
他大叫冤枉，說何罪之有！
又問他：“把我帶到這兒來幹什麽？”
他說，請我幫他寫申訴材料。
我正希望細聽端詳，于是他說我記。他是信誓旦旦，我是半信半疑。
我說：“吳振海，我不信對你采取的行動完全是打擊報複。”
他說：“等真相大白了你就信了。”
天亮後，他倉皇離開賓館，說要避一避。
我說：“既然你自恃清白，又避什麽呢？大搖大擺回哈爾濱去，法庭上見分曉嘛！”
他說：“好漢不吃眼前虧。”
我也得打的才能回家啊，可身上連一分錢都沒有。
他掏出了一沓錢塞給我。
我板起臉說：“振海你這是幹什麽？”
他大窘，連道：“沒別的意思，沒別的意思……”
我從沒見他那麽失魂落魄過。
我從那沓錢中抽出一張，眼望着他坐的出租車從視野裏消失。
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
我大約也是他在北京見到的最後一人。
當時我怎麽也不會想到他從此逃亡國外。我以為，起碼他對家人和親人會承擔起主要責任的。
後來他家被抄，弟弟、弟媳、妹妹、妹夫、姐姐、姐夫、女兒、女婿紛紛被傳訊、拘審。
此後兩年內，流言種種，他的案子也在流言中忽輕忽重。一個時期有人說，他的家人、親人就要全釋放了，吳振海也可以從國外回來了；一個時期又有人說，案子更大了，已通過國際刑警在緝拿他。
總之，兩年內，他的家人和親人中，幾乎只有他老母親是自由之身。
兩年內我沒回過哈爾濱市，但逢年過節，一定囑別的同學們，千萬代我去看看那老人家。對犯了經濟罪的人與那些流氓、歹徒、殺人犯、強奸犯、以恐怖行徑危害社會的罪犯，我一向是持區別對待的态度的。而對犯了經濟罪的人，貪污、受賄、勒索、坑騙百姓錢財者，其中我尤憎的是坑騙百姓錢財者。我一直推想吳振海犯的肯定不是這方面的罪，推想他大概也不至于貪污、受賄和勒索。因為此前我一直以為，哈克森公司是屬于他和他弟弟的“家族公司”，進而認為，他可能只犯兩種罪——走私和行賄。
後來走私似乎也被排除了。
那麽只剩下了行賄。
我又深知他的小氣和摳門兒，心想他為了達到什麽目的而行賄，數目也一定是很小的。
然而最近的事實是——他的弟弟已被判死緩，他的姐姐、姐夫、妹妹、妹夫被通緝，親人作鳥獸散。
他整日形影相吊、孑然一身的老母親，已經七十多歲了。
我常常憶起，在他的公司遷往新落成的雄偉的哈克森大廈那一天，場面何其宏大，泱泱千人之衆。後來甚至連馬路上的許多過客，都混進去大快朵頤，白吃白喝。
那一天，他的老母親，在他妹妹的攙扶之下，到處找我。找到了我，就和我避開熱鬧，蹲在走廊的一角兒，一人手裏端一只小盤兒，只不過一邊吃着幾片瓜果，一邊兒聊從前往事。
如今我才明白，哈克森集團公司并非像人們以前所說是“吳氏兄弟的家族公司”，它在原始法權上仍姓“公”，因而也仍姓“共”。
如果這一點确鑿，那麽吳氏兄弟的罪名，當然也就不止“行賄”一條了。
對他弟弟的宣判，主要根據的是“貪污”和“受賄”的數目。
在吳振海和哈爾濱市的公檢法之間，我似乎很難相信他本人的完全無辜和冤枉了。
但是我又真的常常惦念他的老母親。
畢竟，那一直是一位好老人家啊！
大約在我寫這篇文章的前一個月，吳振海的女兒突然出現在我家。她說來北京看病，向我借錢。
我問她需借多少？
她說出的數目使我大愕。
我怔了良久，才低聲說：“女兒啊，叔叔非是大款，非是什麽老板，非是當年的你父親。我上有老，下有小，每月的工資條上只七百多，在哈爾濱的弟弟妹妹都下崗，生活都需周濟。而我除了工資，額外的收入僅僅稿費罷了。我雖勤奮，但不善經營自己，屬于多年低價的作家。你要借的數目把我吓着了！”
我給了她所要“借”的數目的五分之一。
面對以前有自己的跑車，有自己的住房，不需要工作而又奢侈慣了的這一個年紀輕輕的晚輩，我不禁又說：“女兒啊，從現在起，你必須學會節儉度日。叔叔給你的錢，是叔叔爬格子所得的心血錢。這錢來得可不像你父親過去的錢來得那般容易。你不要嫌少。今後到了急需錢的地步，還可以來找叔叔。叔叔不忌諱你是通緝犯的女兒。但是你得明白——你接到手裏的這筆錢，能救助多少上不起學的窮孩子啊！叔叔此刻心裏就是這樣想的。如果叔叔知道你不節儉着花，叔叔今後不會再幫你渡難關了！”
我相信我和吳振海此生還會再見面的。但在什麽情況之下見面，則很難想象的了。有一點幾乎是肯定的，在他的老母親活着的時候，他大約不可能再見到她了。我想，我今年夏季若回哈市，主要的事之一，當是代他這個兒子去看望看望那位很好的老人家。
吳振海是我所熟悉的同代人中，更進一步說，是當年全班五十四名中學同學中，獲得過最巨大的成功的人，也是和我曾有過親密關系的人中第一個被通緝的人。雄偉的哈克森大廈已經易主。逃亡之前，他有次從國外回來，送給我妻子一條金項鏈，送給我兒子一個計算器。那是他第一次到我家。計算器還在，項鏈卻已被我妻子丢了。我曾給他買過一套木刻八仙，價值比一條金項鏈還略貴些，它們還在他豪華氣派的辦公室的櫃上擺着。八仙們并沒能保佑他一帆風順。我常想回哈市時将八仙們帶回北京。我的作品《年輪》中的男主人公叫劉振興，就是由吳振海的名字演化來的。吳振海當然沒有劉振興那麽好，劉振興身上寄托着我對某些平民兒子們的理想和希望，那理想和希望也是最初我從吳振海身上似乎看到過的。吳振海一度實現了它，也最終破滅了它。他令我感到的遺憾也是相當巨大的。
二.商業時代從我的親情“領地”擄去的人
我和吳振海的關系大至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中學時期。呈現在我記憶底片上的色調永遠是友好溫馨的，盡管中學時代的他，絕非是每個同學都喜歡的。事實上有些同學極不喜歡他，有的同學甚至很反感他，而我在班裏是一個無人反感的同學。我和普通的男同學友好，和他之間的友情也就不奇怪。
第二階段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他已是大老板，我已是小說家。他似乎格外尊敬我，但我知道他內心裏其實是不大瞧得起小說家的。我想，可能任何一個人，無論揚揚得意到什麽程度，總歸還是希望這世界上有某一個人能多多少少地對自己擁有些批評資格的。這也許屬于一種心理需要，會從另一側面備感自己的社會存在的的确确是重要的。他的弟弟、姐姐、姐夫以及老母親，對他來說，似乎都不能承擔起如此特殊的角色。于是他選擇了我這個他可以接受并且不至于使他感到羞辱的人扮演這種需要的角色。而我曾一度很願意扮演這一角色，不覺得有什麽不好，同時自己也獲得一種滿足。不是每個大公司的老板都随随便便地給予別人可以诤言批評和告誡自己的權力。也許我常替他扼腕嘆息，恰因他曾給過我這種權力？
有幾次他當着客人們介紹我時，竟摟着我的肩說：“大作家！我中學最好的同學！全國著名！全世界也有名氣！”
往往搞得我瞠目結舌，恨不得當衆推開他，狠狠扇他一大嘴巴子，使他從此變成結巴，不再能那麽順口就胡說八道。
然而那時又是他較可愛的時候。
他可愛的時候往往是他真誠地表達與一個人友情深厚的時候。那時對他而言，誇大其詞的程度恰恰和真誠的程度成正比。
他每次見面都必向我讨書。讨了去就擺入書架。永遠也不會翻一下，但會指給別人看。
而另一些時候，往往是只有我們兩個人的時候，他又常對我說：“曉聲，拉倒吧！別當作家了！整天寫什麽呀？給我當位副經理來吧！我保證你下半輩子生活幸福不就得了嘛！”
那時他這位大老板顯出對一位作家的生活狀态的極大的憐憫。
而這常常惹我暗自惱火。
我則反唇相譏：“你弟弟振慶是經理，讓我看振慶的眼色辦事？”
他就會紅了臉，接着自語：“唉，振慶……振慶……你要是我弟弟就好了。你他媽怎麽就不是我弟弟呢？”幸虧我不是他弟弟。果而是，我今天的下場不堪想象。
第三個階段就是從他逃亡國外至今了。那些日子似乎将我們的關系一刀斬斷了，斬斷為“法”和“情”兩半。我不可以不受法的制約而一味兒地重情義。我必須對法保持一個公民應有的敬畏。但我又沒法兒對他在國內的親人們的命運完全漠視，使“情義”二字在我這兒變得一錢不值。
他使我處于兩難之境。
那些日子也仿佛将吳振海這個人剁為三截了。一截是他的中學時期，留給了我，留給了當年我們初三九班的五十四名同學，留給了我們的老師以及母校；一截記載着他從創業到發達、到逃亡的履歷，留給了中國的商業時代，以及某些曾和他發生過極具金錢色彩的利益關系的人的回憶；第三截留給了我的家鄉的公檢法，畢竟因他的逃亡案子還沒畫上最後的句號，它總歸是要畫上一個句號的。
而我常想，留給我的那一截，是否被我過分濃重地溫情化了呢？也許只不過就是一些誰都經歷過的片片斷斷的仿佛小貓小狗間的友愛，被我這個小說家太理想化、太詩化了。然而我又是那麽的不願輕論留給我的這一截。因為我總感覺到我必須為自己保存某些哪怕是被自己理想化了、詩化了的東西。現實已不怎麽可能向我提供這些東西，我只能從過去找到，并倍加看重。我沒法兒不以仁義對待之。然而我又非常清楚，這仁義萬不可延伸入第三個階段；否則，我自己也将走向反面了。那麽所謂仁義也就該站在被告席上而同時走向它的反面了。
如果某一天我真的見了他的面，不管是在什麽情況之下，其實最想對他說的是：比起你不能盡一個兒子對高堂老母的義務這一事實，雄偉的哈克森大廈不過意味着一個靠高标號的水泥和金錢凝固在那兒的冷冰冰的夢罷了。那原本華麗的夢倒也是可以做得較長久的，是他自己在“夜游”的狀态下撞了，撞到頭破血流，不複再能将夢做下去。
由吳振海我想到了另一個人，他對我的人生起過大的作用和影響，在我是知青時給過我兄長般的呵護和關懷。他當年曾是那麽真摯地勉勵我成為作家，正如我曾企圖以“商的至高境界即仁善”這種純粹迂腐的理想主義的觀點對吳振海施加作用和影響一樣。區別在于那個人對我的影響在我身上體現着，而我企圖施加于吳振海的影響，一絲一毫也沒在他身上體現過。
關于這個人，我已在《十月》一九九七年第一期發表了一部中篇小說《又是中秋》，等于為他的人生歷程立了一個簡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