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4)
，等于替我自己整理了一份“為了忘卻的紀念”。
他是商業時代從我的親情“領地”擄去的第二人。
他現仍關押在哈爾濱市。
我不知他能被判幾年。
我密切關注着他的命運。
我并非沒什麽可寫的了，才以我和他的關系做素材炮制一部小說賺稿費。恰恰相反，我的創作計劃是早已排定了的，為按部就班地完成這一計劃，我惜時如金。但是他的案子發生以後，我常感到我的身體又多了一種病似的。他這個人幾乎每天都會浮現在我腦際，使我根本沒法兒不去想他，而寫另外的我虛構出來的人和故事。患病就得求醫，或自療。我的病非是醫生所能診斷明白或開出有效藥方的。自療的方法就是靠了筆和稿紙，将如塊壘般堵塞胸間的情緒、情結導引和瀉洩于字裏行間，一吐為快，以舒氣息，以暢襟懷。仿佛不這樣，便不能回歸到起先的寫作之中去了似的。如同被從自己的家裏推出，而家門在身後關上了。而每每一吐為快，心态才能漸漸平定，才能繼續起先的寫作。
是的，這真是“為了忘卻的紀念”啊！
我常扪心自問——我是否太自私了呢？
當然，對于《又是中秋》中的“老隋”，我內心也懷有不那麽自私的善良的一廂情願——将那一期《十月》寄回哈爾濱，求人轉給負責“老隋”一案的司法人員，希望他們看了，感慨于以前他的事跡，而對現在的他盡可能地給予寬大處理。
由吳振海而“老隋”，進而聯想到朱勝文。
朱勝文是我的北大荒知青戰友。當年在兵團時我們就曾見過幾面，彼此留下很好的印象。後來他在商學院獲得了碩士學位，大約是中國恢複學位制後的第一批學位獲得者，并曾出國留學。繼後分配到哈爾濱市經委，升至主任，再後來成為哈爾濱市常務副市長，主管工商企業界。
他能幹，肯幹，日夜操勞，全力以赴。如果單從他的工作熱忱和工作業績方面來評價的話，我認為他這位副市長是對得起哈爾濱市的。
在他初任副市長的那一年，我回哈爾濱看望老母親，他曾囑秘書與我聯系，在市政府小食堂請我吃了一頓便飯。只我和他兩個人。記得他曾對我說：“曉聲，你清楚了，我也有過當作家的夢想啊！”
而我當時的回答是：“對于中國，能從我們這代人中産生幾位市長，比多幾名小說家有更實際的益處。”
我又真誠地對他說：“勝文，工人的兒子而成為市長，是中國老百姓的欣慰。可要多為咱們家鄉的老百姓辦些實事啊！”
他向我默默伸出一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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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握住他手，他注視着我說：“咱們都記住今天這個日子，今後互相多提醒，共勉！”
再以後我回哈爾濱，總要帶幾本我寫的書給他。因為他不但要，而且認真讀。我往往是将書放在收發室，請收發室工作人員轉告他的秘書替他取。我不忍打斷他的工作，侵占他的時間。
大約是一九九一年，我陪幾位作家回哈爾濱參加冰雪節，他到住地去看我們，贈我們哈爾濱市經濟發展概況畫冊，希望作家朋友們能常到哈爾濱做客，給作家們留下極深印象。他走後，作家朋友們都對我說：想不到你的知青戰友中還出了這麽一位挑重擔的副市長。
聽說他老父親生病住了院，我委托人給他捎去了幾盒“八五一”營養液。
聽說他因視網膜嚴重受損去上海治療，我給他寄去了幾盒中外古典音樂磁帶，希望他能在養目之際聽聽，同時感受我對他的友情。
除了書，我只送過他這兩樣東西，正如那句老話說的，“禮輕情意重”。
我的弟弟、弟妹下崗，希望我出面求求他，幫助解決工作問題。
我沒求他。
我想，哈爾濱市下崗的工人太多，我不可以利用我的特殊關系，給他添麻煩。
今年春節前，他因受賄被收審，這消息震得我呆若木雞。
最初的傳聞說數目很大——一百多萬。
後來的傳聞又說其實沒那麽多。
然而有一點是确鑿的，他的案子是由中紀委直接介入審理的大案。
我首先想的是應給他的家人打電話，在此時表示一種關心。
卻沒人敢告訴我他家的電話，都怕受嫌疑。
接着我想到了他的女兒，她在北京讀大學。我想這姑娘一定承受不了如此突發的巨大的事件對她的刺激。我想了解到她在哪一所大學讀書，去看望看望她，安慰安慰她。
但也沒人願告訴我。
中國人習慣了謹慎避嫌，習慣了劃清界限，習慣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知道的關于他的最新情況是，他雙眼的視網膜已徹底脫落，完全失明了。
我還聽說，他的大學母校，對他也予以極大的關注，表示願意接收他回校任教，發揮一技之長。當然這只能在兩種前提并存的情況之下方可考慮——法律對他免刑和他雙目沒失明。
第二個前提已經不存在了。
對一個在收審時期雙目失明的人，法律究竟會怎樣判處呢？
我向一些律師請教過，律師都說太特殊，尚無先例，也就都無可奉告。
據我所知，哈爾濱市的人們并不拍手稱快，幸災樂禍，普遍非常地惋惜。
都說：“唉，朱勝文太對不起咱們哈爾濱市人了！”
我這個哈爾濱市人，理解家鄉人的話的深層意思是——他令人們失望的方面主要還不在于他受賄，而更在于他不應該自己将自己打倒了，使哈爾濱失去了一位能幹又肯幹的副市長。
他雙眼失明是由于延誤醫治。第一次手術後，視力還沒恢複正常，就又開始工作了。為了工作，他一次次推遲住院手術。
他被收審的前兩天，親批十萬元支持哈爾濱市作協主辦的文學評獎活動。
那是他最後一次行使常務副市長的權力。
與他翻身落馬的同時，哈爾濱市道裏區工商局局長王英文亦“東窗事發”，衫難遮“尾”。
王英文也是我的北大荒知青戰友。我們曾同屬一個團，當年他是團組織股幹事，作為團政委親自挂帥的工作組成員，曾在我的連隊“蹲點”兩個月之久。
那時我是男排一班長。他常召集班排長開會，學毛主席語錄，“鬥私批修”。他很能說話，每每說得興奮，口吻就有幾分盛氣淩人、“諄諄教導”的意味兒了。我頗看不慣他那種“官不大，僚不小”的架勢。記不太清有次究竟因為什麽，我們當衆發生了沖突，似乎是他指摘我班裏一名戰士裝病，不出早操。而我頂撞他，認為他诽謗我的戰士，也就是诽謗我，也就是诽謗一班。他說：“輕傷不下火線。”我講“官愛兵”的道理。他說：“你還是官呢！班長算什麽官？”我端起爐上的一盆熱水要潑他，被人及時阻攔才沒潑成。
我一直認為，對他個人而言，當年在我們連“蹲點”的最大收獲，便是我們連女排的一班長後來成了他妻子。當年我們全連都對女排一班長持有良好印象。
我和他再見面已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他來北京，請當年的一些知青聚會。那時他已當了局長。他顯得很高興，喝了不少酒。
我某次回哈爾濱，也見過他一次，但完全記不得是在什麽情況之下見的了。他對我倒不計前嫌，每次相見格外熱情。我猜想，相當主要的因素，是由于我與朱勝文的特殊關系。
他的事發生，我倒一點兒也不感到驚訝。相信許多認識他的人，都不會感到驚訝。
我分明記得，曾有人對我說：“他呀，‘栽’不過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兒。”
他的家被搜查那一天，人們用錘子到處亂砸裝得豪華考究的牆壁。他家的馬桶是幾萬元的那種，智能控制，有烘幹功能。我想不通人為什麽非要用那麽昂貴的馬桶，也想不通廠家有什麽必要生産那麽複雜的馬桶。現在的中國人，雖然開始重視貧富貴賤之分了，但畢竟排便對誰都只不過是排便，無論多麽講究也夠不上是儀式。就算真的講究到接近儀式的地步，麻煩的還不是自己嗎？
據說人們不但用了錘子，還用了鎬頭，像拆房似的。理由又是那麽的正當——抄尋贓款。
足見他這位前工商局局長，在位自迷的幾年間，早已是積怨多多之人了。
不久前，家鄉來的一位領導人物與我交談中忽問：“曉聲，你的知青戰友和朋友，怎麽接二連三地‘折戟沉沙’了啊？”
此話問得我發窘。
我紅了臉回答：“輪到我們這一代犯錯誤了。”
我也僅能如此作答而已。
是的，輪到我們這一代人犯錯誤——不，是輪到我們這一代人接二連三地犯罪了。
某類罪，要犯，先得有犯的條件和犯的資格，不是誰想犯就能犯的。比如貪污、受賄、以權謀私、權錢交易之類。
今天，在大批同代人面臨下崗和第二次失業的嚴峻的人生考驗的同時，時代也出于需要，将我們中的極少數人推上了官位。
曾有三十多歲的次代人不無牢騷地說：“怎麽你們知青這一代人官運亨通起來了？到處都會碰到你們這一代中在當官的人，通天達地似的，快壓迫得我們喘不過氣了。我們何時才能從你們這一代的陰影底下熬出頭哇？”
我望着他那種像是開玩笑，其實挺認真的樣子，不禁的苦上心頭。非為自己，而為總體的我們這一代人。
我告訴他，他的話與實際情況大有出入。首先，他應該明白，非是知青這一代人開始跻身中國的權力階層了，乃是中國的中年人開始這樣了。而這一般是時代的規律。古往今來，中老接替，歷史一向如此，全世界一向如此。掃瞄國外的社會格局，權力階層的平均年齡，大約比中國還要小十歲。時代迅進，事物更新，整個世界的權力階層呈現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倘他在仕途上有抱負，來日方長，大可不必因眼前情形而苦悶。其次，由于他自己也在權力階層，終日所見皆大官小官，仰而望之，重重疊疊，故才生出“山窮水盡疑無路”的惆悵。但是，只消十餘年後，使他備感最直接壓迫他的，也就是他所言“知青一代”中的頂頭上司們，将整代的屈身而退，盡數随着某頁歷史翻過，曠出大片空白。那時他只不過四十多歲，龍兮虎兮，大顯作為，充分證明自己的才幹和能力就是了。同時我向他指出，和他的知青出身的頂頭上司們明攀暗比，那是很沒志氣，也很沒出息的。他們不過是時代所臨時物色的一批過渡者。他們的優勢是人生經歷，他們的劣勢是知識結構。他們從人生經歷中總結出人生的經驗，這是後天所得，而知識結構的普遍落伍，卻是先天的嚴重缺憾。人生的經驗人人都可以從自己的人生中總結，有了這一種經驗的益處是，善于較自如地行使權力，也善于較圓熟地服從權力。知識結構卻只能從知識體系中搭建，它比人生經驗是更來之不易的。一個人也許僅僅在一年內就總結出了數條寶貴的人生經驗，但要在某一知識領域內學有所長，長有所用，需要幾年甚至十幾年的時間。而上一代人已不可能有這樣的機會和這麽充足的時間了。除了與人打交道上一代人可能是內行，除了在黨政、社科、文化半高不低的那一層面上他們還能輕松勝任，英雄略有用武之地之外；在其他方面，上一代人注定了都是外行。而時代正朝着社會分工越來越專業化的進程快速發展。除了外交、公關和司法，所謂與人打交道的技巧和藝術性，将在許多方面越來越被種種更行之有效的規則所簡化，所取代。上一代人的所長将越來越短，所短将越來越相形見绌。這一批過渡者好比是時代腳手架上的角色。大廈拔地而起的過程，腳手架上的情形是生動活躍的，但最後入住大廈的，豈是些腳手架上的角色？
最後我非常鄭重地說：請你以後不要再當着我的面動辄便你們“知青這一代”如何如何，怎樣怎樣。這一代總體上目前仍是中國最值得同情的人。中國近千萬下崗失業的人中，他們占十之六七，這是一個無可争辯的事實。一批科長、處長，一些副局級、局級幹部，在“知青一代”中其實少到沒有什麽代表性可言。
明擺着我們這一代總體上是誰都壓迫不着的。
三.“老三屆”怎麽了？
“老三屆”這個名詞産生于中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它是當年生活在中國城鎮的絕大多數中學生的簡稱，同時，它也記錄了使整個民族心痛的一段歷史。
張狂自誤的吳振海也罷，翻身落馬的朱勝文也罷，企圖重塑自我蹈入迷津不能自拔，最終身束法索的“老隋”也罷，家裏安裝上價值昂貴的最“現代”馬桶的王英文也罷，共同組成的一種現象說明——的的确确，輪到我們這一代中某些有了最多、最直接的條件和機會與權、錢接觸的人接二連三成為被告了。而他們中，尤其那些原本是普通勞動者的兒子，後來成為令人羨慕和欽佩的佼佼者，再後來忽一日锒铛入獄成為階下囚的人，着實使我替他們感慨萬端，嘆息不已，并促我思考于斯。
時代對于他們，起初像“星探”，巡視的目光一旦落在他們身上，他們的命運就改變了，他們就超衆了，他們就成官員了，成老板了。而這時賜給他們機會的“星探”變成了“樵夫”，提着利斧，巡弋于他們之間，一旦發現他們被蟲所蛀，又會毫不留情地掄起利斧，頃刻将他們砍倒，使他們從此成為枯朽無用之物。
時代的性格就是這樣。
一個漸趨法制化的時代的性格尤其就是這樣。
它只能以這樣的性格保持它的肌體健康。
而他們中那些原本是尋常百姓的兒子的人們，對金錢的誘惑的抵禦能力，竟顯得那麽的薄脆，薄脆得仿佛是糖化玻璃。
誘惑的美麗的陷阱，常常密布于他們周遭。如靓女向他們媚笑飛吻，并信誓旦旦地保證——“原諒”自己一次其實沒什麽，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權錢的交易好比手淫，最難始于一而止于一。
所以我似乎常聽身旁響起砍伐之聲，響起“樹木”倒地時枝丫折斷之聲。
環顧周圍，我的“情感領地”中，已伐樁列列。
——算來，迄今有十三人被判刑矣！
而其中十一人，從前是尋常百姓之子。
如今又加上了四人。
這真的常使我觸目驚心。
由此我又常聯想到劉胡蘭。
她問劊子手：“下一個是誰？”
答曰：“你！”
又問：“咋個死法？”
答曰：“和他們一樣！”
我常做噩夢，夢中自己也那麽問，得到同樣的回答。
醒來驚出一身冷汗。于是慶幸自己這個尋常百姓的兒子，只不過就是寫小說的，不是什麽處長、局長，不會有人來賄賂我。
我将我做過的噩夢寫出在這兒，以警醒同代人中的處長、局長們。我不諱言，倘若手中也有權，也是那種可與錢進行交換的權，我不見得還有什麽資格警醒別人了。但正因我不在權力階層內，所謂“身在三界外，躍出五行中”，所以才不至于當局者迷，才覺得尤其有發出警醒之嘯的義務啊！
我們這一代人中還能出幾個主管工商政界的公認的常務副市長呢？
衆所周知，哈爾濱市曾出過轟動一時的“飛馳大坑”案。
兩億多元一坑，無疑是中國目前為止最高昂的坑。
此坑的創造者叫劉金彪，一個從海南流竄至哈爾濱的素質、層次皆很低的騙子。
在哈爾濱舉行亞冬運動會期間，他向運動會捐款四千萬。于是各路媒體熱烈報道，被視為“中國大亨”。當然他的錢是從銀行騙出來的。一次性捐款四千萬，目的是制造聲勢，再從銀行騙出更多的錢。
這騙子曾被國外評為中國“十大首富”，且名列第三。
某日家鄉來客，專程請我回哈爾濱為這劉金彪寫一本自傳。
我說：“不。”
于是對方從提包裏取出份報紙，指着說：“你不要懷疑，國外都承認他是中國第三位大亨了。”
我說：“不。”
“那你還是懷疑了？”
我說：“我不懷疑，但不懷疑也不。”
“如果，不願替他寫自傳，以他的經歷為素材，編一部幾十集的電視劇怎麽樣？”
我說：“不怎麽樣。”
“他可以預付一部分稿費，甚至可以付美元。”
我說：“這種承諾別人也曾對我表示過，但我只按自己的計劃寫自己想寫的東西。”
我想，他們未必真是秉承了騙子劉金彪之意來說服我的。他們那時當然更不可能看清劉金彪是騙子，正如我當時并不懷疑他是“中國排位第三”的“大亨”。事情倒可能是這麽精心策劃的——先說服我，我答應了，在一份什麽合同上簽了字，他們再拿着合同去游說劉“大亨”。而只要那劉“大亨”一高興，拍出幾萬元，他們的策劃不就成功了嗎？他們的好處不就大大的了嗎？憑他們的三寸不爛之舌，他們似乎會穩操勝券。
這些個大小騙子之所以能在我們的時代如魚得水，再三得逞，與他們這類人比比皆是的存在不無關系。
如果我當時動心，并且真的編出一部幾十集的電視劇全國到處播映着，我又将怎麽給全社會一個交代呢？
我恐怕也要經常不斷地警醒自己，才不至于忽一日面臨和他們一樣的“死法”，而終生自悔自恨啊！
商業時代從無序到有序的過渡階段，乃是“利益”二字最為亢奮的“發情期”。就好比十六七歲的花季是人必經的青春躁動期。這一階段，金錢發出更加騷态的荷爾蒙氣味兒。每一項強制商業納入規範的法規的出臺，都預示着要鑽時代的空子更難了，人對金錢的貪婪目的之實現更不容易了。受到這一種預示的刺激，形形色色的人們之間的利益關系，開展得更加頻繁、建立得更加純粹、交換得更加急迫而且更加赤裸裸了。許多人都企圖在進入有序之門之前，用快捷又簡易的方式，再從無序的天橋上趁最後的混亂獲得最後一大筆金錢。哪怕手段是卑鄙的，發的是不義之財也無所顧忌。于是，每個人受到的誘惑都空前地多起來了，大起來了。每個人都有可能足立陷阱邊緣而利令智昏，而輕舉妄動，而渾然不覺人生險象近在咫尺。
故此篇同樣是為你作，是為他作，是為她作，是為己作，是為我們大家而作。
聽，一個冷峻的聲音仿佛又在問：
“下一個是誰？”
聽，時代“樵夫”的利斧，是不是又揮起了風聲？
四、是夏娃，更是斯芬克斯——中國性愛啓示錄
半老不老的女人們的內心裏，其實是和少女們一樣喜歡讀愛情小說的。只不過不喜歡讀愛情主角是少女的小說罷了。少女們從愛情小說中間接品咂愛情滋味兒。供她們讀，以她們為主角，或者以幾年以後的她們為主角的愛情小說多的是。一批一批地在印刷廠趕印着。她們每天讀都讀不過來。她們對浪漫愛情的幻想後邊連着對美好婚姻的幻想。
但是半老不老的女人們和半老不老的男人們內心裏所幻想的，直接就是婚外戀。
因為她們和他們，大抵都是已婚者。這樣的女人們的內心裏，要麽不再幻想愛情，要麽幻想婚外戀。一旦幻想産生，除了婚外戀，還能是別種樣的什麽愛情呢？即使結果是離婚又再婚，那“第一章”，也必從婚外戀開始。如果在三十五歲至四十五歲的中國女人們之間進行一次最廣泛的社會調查，如果她們發誓一定說真話絕不說假話，那麽答案可能是這樣的——起碼半數以上的她們內心裏曾産生過婚外戀幻想。有的經常産生，有的偶爾産生。有的受到外界誘因才産生，諸如讀纏綿悱恻的愛情小說，或看過類似的電影、電視劇之後。有的不必受到什麽外界誘因也會産生，比如陷于孤獨和寂寞的時候。
在她們中，尤以四十歲至四十五歲間的女人們幻想的時候更經常些。因為三十多歲的女人們是不甘僅僅耽于幻想的。幾次的幻想之後，便會積累為主動的行為了。而四十歲至四十五歲的女人們，由于家庭、子女、年齡和機會難求等的原因，則不甚容易采取主動行為。即使婚外戀真的發生，她們也每每是被動的角色。
她們中又尤以有文化的女人為主，卻不以文化的高低為限。
對于婚外浪漫戀情的幻想，一個只有小學三到四年級文化程度的女人，絕不比一個受過大學高等教育的女人或女碩士、女博士什麽的稍遜，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初級教育教給人幻想的能力，高等教育教給人思想的能力。而思想是幻想的“天敵”，正如瓢蟲是蚜蟲的天敵。婚外戀幻想是中産階級婦女傳統的意識游戲之一。
中國從一九四九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不但消滅了資産階級，而且改造了中産階級。所以幾乎沒有中産階級婦女可言，只有勞動婦女、家庭婦女、知識婦女，統稱為“革命婦女”。“革命婦女”的意思便是頭腦之中僅産生“革命幻想”和“革命思想”的女人。情愛幻想和情愛思想是不允許在頭腦中有一席之地的。它實際上被逼迫到了生理本能的“牢房”中去，偶或被女人們暗自優待，溜到心理空間“放放風”。倘若一個女人的頭腦中經常産生情愛幻想，并且由此産生與“革命幻想”“革命思想”相悖的情愛思想，尤其是不但自己的頭腦中産生了，竟還暴露于人、宣布于人、傳播于人，那麽便是個“意識不良”的女人了。倘若有已婚的女人膽敢言自己頭腦中存在過婚外戀幻想，那麽她肯定将被公認為是一個壞女人無疑了。我在是知青的時候，我那個連隊，有一名女知青午休時靜躺不眠，身旁的親密女友問她為什麽睡不着？是不是想家了？她說不是。經再三的關心的诘問，才以實相告。曰想男人。曰這時候，身旁若躺的是一個男人，可以偎在男人懷裏，不管是丈夫不是丈夫，多惬意多幸福多美妙多美好哇！女友将她這種“醜惡”思想向連裏彙報了。于是召開全連批判會，批了三天。男女知青，人人踴躍發言。可謂慷慨激昂，口誅筆伐。團“政治思想工作組”向各連發了“政治思想工作簡報”。“簡報”上措辭嚴峻地提出警誡——“思想政治工作不狠抓了得嗎？一旦放松能行嗎？”
當年我也是口誅筆伐者之一。當年我真覺得那名女知青的思想意識“醜惡”極了。這件事當年還上了《兵團戰士報》。“專欄批判文章”中，還評出了那一年度的“優秀批判文章”一、二、三等獎。
當年的“革命樣板戲”《海港》和《龍江頌》也最能從文藝的被扭曲了的性質方面說明問題。《龍江頌》中的第一號“女英雄人物”江水英，沒丈夫、沒兒女，當然更不可能有什麽情人。但她家門上，畢竟還挂一塊匾，上寫“光榮軍屬”四個大字。到了《海港》中的方海珍，不但沒丈夫、沒兒女，連“光榮軍屬”的一塊匾也沒有了。舞臺上的方海珍，看去應在四十餘歲。比《廊橋遺夢》中的弗朗西絲卡的年齡只小不大。方海珍也罷，江水英也罷，頭腦之中僅有“階級鬥争”這根“弦”，沒有絲毫的女人意識。生活內容中只有工作，只有教導他人的責任，沒有絲毫的情愛內容。如果說她們身上也重筆濃彩地體現着愛和情，那也僅僅是愛國之愛、愛職責之愛，同志之情、階級之情。一言以蔽之，她們仿佛都是被完全抽掉了男女情愛、性愛本能的中性人，而非實實在在的女人。另一“革命樣板戲”《杜鵑山》，乃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全國現代戲劇會演中的獲獎劇目。原劇中的女黨代表柯湘，與反抗地主階級剝削壓迫的農民武裝首領雷剛之間，本是有着建立在“共同革命目标基礎”上的愛情關系的。然而連建立在這一“革命基礎”上的“革命的愛情”關系，在“革命文藝”中，也是被禁止的。因而後來改編成的“樣板戲”中，愛情關系被理所當然地一斧砍掉了。
到了“文革”結束後的最初幾年，情愛主題在文學藝術中依然是一個“禁區”。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大概是第一篇反映婚外戀主題的小說。它的問世在全國引起沸沸揚揚的反響，釀成過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以至于全國婦聯當年也參與進了是是非非的紛争之中。
而今天，經歷了只不過僅僅十年的演進，中國文學藝術之中的愛、情欲和性，卻已經幾乎到了無孔不入的程度，已經只不過成了一種“作料”。因而便有了這樣一句帶有總結意味兒的話語：“戲不夠，愛來湊。”這樣一句總結性的話語，其實包含着明顯的批評成分。批評來自讀者，來自觀衆，來自小說評論家和影視批評家。連小說家和編劇家們也相互以此話語自嘲和打趣起來。似乎無奈，又似乎心安理得，又似乎天經地義。愛、情欲和性，尤其在小說和電影中，越來越趨向于低俗、猥亵、醜陋、自然主義（下流的自然主義），越來越不聖潔了，甚至談不上起碼的莊重了。仿佛某人由于某種錦緞價格昂貴，雖心向往之卻根本不敢問津，甚至經過布店都繞道而行，忽一日暴發了，闖入大小布店成匹地買。不但買了做衣服，還做褲衩做背心，做鞋墊做襪子，做床單做臺布，而新鮮了幾天就索興做抹布做拖布了。幾乎凡是小說都有愛，都有情欲，都有性，就是缺少了關于愛的思想、關于情欲的詩意、關于性的美感。而且，在許許多多的書中，男歡女愛的主角們，年齡分明越來越小。由三十多歲而二十多歲，而少男少女。後者們的愛情故事，在西方是被歸于“青春小說”或“青春電影”的，而在中國卻似乎成了“主流”愛情故事，既輕佻又淺薄。在我們的某些“青春小說”和“青春電影”裏，愛被表現得随意、随便，朝三暮四如同游戲。這也許非常符合現實，但失落了文學藝術對現實的意義。而這一種意義，原本是文學藝術的本質之一。愛的主題并不一定只能或只許開出美的花朵。現實往往能滋生出極醜和極惡。這樣的文學名著是不少的，比如巴爾紮克的《貝姨》和《攪水女人》，左拉的《娜娜》，這些名著中的批判意識顯而易見。正如左拉在着手創作《娜娜》之前宣言的——堅定不移地揭示生活中的醜惡和潰瘍。《娜娜》這部書中談不上有愛，充斥其間的只不過是一幕幕變态的情欲和動物般的性沖動。它是我看過的西方古典小說中最“肮髒”的一部，但是卻從來也沒使我懷疑過左拉在法國文學史上文學地位的特殊存在。而中國的當代作家中，有相當一批人，巴不得一部接一部寫出的全是《金瓶梅》。似乎覺得《紅樓夢》那種寫法早已過時了。《金瓶梅》當然也有了不起的價值。如果将其中的情欲和性的部分删除，它也就不是《金瓶梅》了。我當然讀過《金瓶梅》，它在每段赤裸裸的情欲和性的描寫之後，總是“有詩為證”。而那些“詩”，幾乎全部地拙劣到了極點，後來幹脆不厭其煩地重複出現。同樣的字、詞、句，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好比今天看電視連續劇，不時插入同一條廣告。我們的現當代評論家，不知是出于什麽樣的原因，基于什麽樣的心理，一代接一代地也幾乎全部都在重複同樣的論調，強說它是一部“譴責小說”、“暴露小說”、“批判現實主義小說”，仿佛中國小說的批判現實主義的精神正是從蘭陵笑笑生那兒繼承來的。從《金瓶梅》中男女們的結局看，似乎的确一個個都沒有什麽好下場，但這并不意味着就是“譴責”，就是“暴露”，就是“批判”，最多只能說是對追求聲色犬馬生活的世人們的“告誡”罷了。往最高了評價也不過就是一部帶有點兒“勸世”色彩的小說。那“譴責”，那“暴露”，那“批判”，實在是我們自己讀出來的，實在是我們自己強加給笑笑生的。倒是他對西門慶一夫多妻的性生活的羨慕心理，以及對他和女人們做愛時那種五花八門的每每依靠藥物、器具的八級工匠似的操作方式的欣賞、愉娛，在字裏行間簡直就掩飾不住。據我看來，笑笑生毫無疑問是一個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