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1)
在人的信仰和人的現實利益占有權之間架設橋梁，有如在教堂和國會之間鋪展紅地毯。人的價值觀念取向的單一，無論精神的抑或物質的，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代人而言，都是原始的存在。
一、“官二代”是如何垮掉的？——中國高幹備忘錄
周北方乃是首都鋼鐵公司前任“第一把手”周冠五的二兒子。
周冠五在北京、在全國冶金系統是個鼎鼎大名的人物，曾任全國人大代表、中央候補委員。自從一九九三年鄧小平去首鋼巡視了一次以後，他又似乎是一個有着硬邦邦背景的人物了。亦即老百姓所說的“通天”人物了。其實那也算不得什麽非同小可的巡視，不過就是走走，看看，說了些話而已，卻被某些人存心、某些人無意地傳播得神秘兮兮的，沸沸揚揚的，在當年的中國，仿佛成了一件莫測高深的大事。
巡視的結果，據說是使我們的一位副總理，不得不被動之極地親率十來位部長，也在鄧小平巡視後去首鋼“現場辦公”，對周冠五直言相問：“那麽你對中央還有些什麽特殊要求？只管開口提吧！”
——我的首鋼的朋友們是這麽告訴我的。
于是周冠五既不但“通天”，而且似乎就要改姓了似的。
周北方那時已是首鋼的什麽對外貿易公司的總經理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總攬首鋼對外貿易的完全的實權，也是首鋼的一大塊最重要的權力。能夠直接“領導”他的那唯一的人，正是他的父親周冠五。恰如大邱莊的禹作敏才有資格“領導”自己的也當什麽總經理的兒子一樣。
周北方當年也曾是黑龍江生産建設兵團的知青，即世人統稱為“北大荒知青”中的一個。我不太清楚他在北大荒究竟待了幾年，我認識他是在知青返城以後，具體說來，是在一九八九年。
那一年，北京當年的北大荒知青們發起了一次“北大荒知青十年回顧展”。我是組委會成員之一，周北方也是。搞“回顧展”，當然需要資金。資金要靠向社會各方面拉贊助。我至今并不清楚當年究竟拉了多少贊助。我在這方面毫無能力。我只參與形式和內容的審定與策劃，絕大部分解說詞是我寫的，而北方的貢獻則大概在拉贊助方面。當然也非是他個人贊助，他當時已是首鋼某公司的副總經理了，已經可以個人做主批一筆贊助款項了。
北大荒知青們因為當年精神上擔負着“屯墾戍邊”的使命，而且按軍隊建制組編，故彼此視為“戰友”。不管當年認識的不認識的，間隔着團或間隔着師的，都特別看重當年的一份“戰友情”——便是那種常被世人羨慕也常遭世人冷嘲熱諷的“知青情結”。
當年，組委會中不止一人對我說過類似的話：“北方很夠意思。一聽要搞‘回顧展’，二話沒講，爽爽快快地就答應了。而且表示，只要有用得着他的方面，只要他不十分為難的事，絕不推诿。”
故在我還沒見到他之前，已受着“戰友”們的影響，對他頗懷好感了。
“回顧展”結束以後，我終于在組委會的一次答謝活動中見到了他。高高的個子，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他似乎是個不善言談的男人，而我在那種場合也往往話不多，我們之間沒單獨交談什麽。
答謝自然少不了吃飯。飯桌上，有人一再悄悄建議我鄭重其事地說幾句。我想，我說什麽呢？非要說，無非就是再重複別人已說過多次的對贊助者衷心表示感激的話，也的确是心裏想說的話。經濟是基礎，沒錢辦不成“回顧展”。
我正打算說，不料北方卻先于我站了起來，擎着杯對我開口道：“曉聲，剛才咱們已全體幹了幾杯了，這一杯我單敬你——你以前的幾篇反映咱們北大荒知青生活和返城經歷的小說我幾乎都看過。但我也老老實實承認，近年來很少看小說了。忙，顧不上看了。我對你有個希望，我想也能代表在座的大家，以及不在座的我們更多的戰友，這希望就是——再為咱們北大荒知青多寫幾部好作品！別光寫咱們當年被發配那一段生活，再寫寫咱們今天龍騰雲虎生風、大有作為、前途不可限量的一批！這一批是咱們北大荒知青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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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衆人鼓掌。
于是他一飲而盡。
我只能舍命陪君子，也一飲而盡。
那是他在答謝活動中說得最多的一段話。落座後不久，他因公務纏身先走了。
而我打算對他說的感激的話，因為那一杯酒的迷暈作用，在他走前竟沒對他說成。
我當時覺得他對我說的話還是很中肯的，非是虛心與周旋之語，現在也這麽認為。這倒不因他對我似乎另眼相看，而因他的坦率。比如他說“近年來很少看小說了。忙，顧不上看了”，若換一個說起話來預先在心裏掂量再三的“戰友”，當着我這個以寫小說為職業的人，定會省略了不說。
于是我對他的好感又增加了幾分。
不久他設宴回謝我們一幹人等。由于他是主人，由于是在首鋼地盤內的一家賓館，他的話比上一次多了，酒也喝得主動了。初識那種拘謹蕩然無存，漸漸在言談舉止方面，他有意無意地顯出了一個“前途不可限量”者的無比自信和躊躇滿志，但絕沒有到得意忘形的地步。也許別的“戰友”們并未看出來，只不過因為我是寫小說的，對人的觀察太細致、太敏感罷了，卻沒有破壞我對他的好印象。
我一向認為，若一個人有某種自信的資本，躊躇滿志是理所當然的。
那時我只視他是我的一個幸運地開始了人生的第二次轉機的“戰友”，并不将他和他的父親連在一起看待。
周冠五是怎樣的一個人物我并不感興趣。
周冠五在首鋼再怎麽的“一句頂一萬句”，再怎麽的一跺腳全首鋼都顫，也是既擡舉不到我頭上，也奈何不了我一絲一毫的。
何況，當時我也只不過從別的“戰友”們的口中，片片斷斷地了解到北方的父親是一個“特權人物”，以及如何厚愛北方這個兒子罷了。
那一次我們之間也沒多聊什麽。
大約三個月以後，他的一位秘書給我打來電話，說北方希望見我一次。我問什麽事，答曰不清楚。
于是我們在一天下午見了。
是他到我家來。我在街口迎他。他坐的是一輛很高級、很氣派的大轎車，我對轎車的級別所知等于零，僅能看出那是一輛外國名車——當時的中國造不出那麽高級、那麽氣派的大轎車。
他開門見山地和我談兩件事——第一，希望我調到首鋼去。更準确地說，是希望我調到他名下去。
這太出乎我意料了。
我怔了半晌，讷讷地說，我是作家，調去了能做什麽呢？
他說——曉聲，其實也不需要你具體做什麽，平時等于将你閑養起來。需要的時候，你為首鋼動動你的腦，動動你的筆就行了。所謂“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的關系吧。不過我可不是僅僅将你當“兵”養，而是當“将”養。你有什麽條件，盡管提。只要不過分，包在我身上……
我暗想，那麽一來，我不是成了“幕僚”了嗎？
依我的常識，古今中外，凡甘為“幕僚”的人，幾乎無有好下場者。何況，做“幕僚”，得有起碼的資格。我只會寫小說，除了這“一技之長”，其他方面幾近于廢人，自忖毫無充當“幕僚”的任何資格。但北方他當面坐着，真摯而又虔誠，使我不忍堅拒，只好施以緩兵之計，說容我慎重考慮再做答複。
北方給了我一個星期的考慮時間。
第二，請我執筆寫一部反映首鋼“改革開放”之“大思路”的“系列報道電視片”，并從考克箱內取出一疊材料給我，說要求這部“系列報道電視片”成為首鋼的一部“磁帶文獻”，希望在全國造成巨大反響。
當時我正日日埋頭于自己的計劃內創作，當即婉謝，深表歉意。
便見北方臉色一沉，分明地，有些不悅起來。
他說不是沒人願寫，願寫的人多極了；說這事其實本與他的職責無關，是他“橫插了一杠子”，手拍胸脯替我大包大攬的。因為他對我的能力有完全的信任度，認為非我莫屬。
聞言我竟誠惶誠恐，深覺自己太辜負他的信任，也太駁他的面子，叫他怎麽向別人解釋呢？不是等于拿他在別人面前的威望不當一回事嗎？
于是我又趕緊補充如下的話——一定認認真真地看材料，倘自認為可以勝任，寧肯将自己的計劃內創作後延。
他臉上這才重露笑容，大手在我肩頭一拍，義氣厚重地說：“還是戰友！客套話我不講了；否則，我離開你家，心裏可就太別扭了！”
一星期後，他的秘書再打來電話，我将兩件事都婉言回絕了。
秘書說：“北方就在一旁，您直接跟他談吧！”
而我最怕直接跟他談，實在不知該怎麽談，我天生缺乏回絕別人的智慧和技巧。在這方面我是個低能兒。
于是便急說：“不必直接和他談了，千萬別打擾他的工作！你替我轉告就行了。”
放下電話，我覺得仿佛做了對不起他一輩子的什麽事似的。
一年多互無聯絡。
第三年，北京電影制片廠文學部的一位老同志，央我幫他在首鋼工作的兒媳婦調崗位。我曾和他談過北方，并許下過諾言，只要在首鋼的範圍內，若有什麽需要關照之事，由我開口求助于北方，似乎是沒什麽大問題的。
但在我回絕了北方的好意之後，尤其在一年多互無聯絡之後，此事令我左右為難。
幾經猶豫，最終還是給北方寫了一封信。
我想這肯定是一封不被理睬的沒有回音的信。
殊料竟很快收到了秘書替他回的信，信中說一定“親自過問一下”，“當成件事兒辦”。
但此事最終并未辦成。
但我知道，他屬下的一名人事處處長，的的确确是替他“當成件事兒辦”過的，并不完全是虛與委蛇的應付。也有北影老同志的兒媳婦期望值過高，後來改變了初衷的因素。
這使我對北方十分感激。
每有新書出版，總想寄他一冊，但一憶起他“顧不上看”的話，便打消念頭了。
漸漸地，我開始在某些場合，從某些人口中，較多地聽到關于北方、關于他父親的種種議論了。
北京人是敏感的，不少北京人都稱得上是半個“中國現象專家”。
我開始替他擔着份兒憂。
當年的“戰友”中有人說：“周北方現在傲氣得很，身份也高貴得很了，出國住總統套房，與某某公子親密無間，幾乎可以稱兄道弟了！”
首鋼的朋友中有人說：“首鋼快成周家的父子承包公司了。周冠五會見重要的外國商團，陪晤的往往只有他兒子！”
很知內情的社會人士說：“除了一個陳希同，周冠五根本不将北京市委放在眼裏！他對陳例外，那也是認為陳和他背靠同樣的大樹！否則他敢一貫地傲視冶金部，公開與中央和國務院的方針政策大唱反調？”
我曾見過一冊首鋼的內刊《開拓》。周冠五的标準照占據整個封面，內刊中的特大字通欄标題竟是“周冠五同志最新指示”、“冠五書記發表重要談話”雲雲。
我不能不認為，我所聽到的種種，無論出于哪些人之口，都不是捕風捉影毫無根據的。
于是我決定給北方寫一封信。
執筆在手，面對稿紙，竟不知從何談起。
盡管如此，信還是寫了，也寄給他了。
不過只有兩行字，是用很粗的簽名筆寫的，寫在一張潔白的打印紙上。
那兩行字是——高山之巅無美木，傷于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于多陰也。
我是用楷書一筆一畫認認真真寫的。希望他能壓在他辦公桌的玻璃板下，自省且自律，自警且自誡。
我是用最大信封寄的。因不願折那一頁紙。而且貼的挂號郵票。我想他肯定是收到了的。我已無法将我想要說的話表達得更明白、更易懂了。除非他弱智。
我抄錄給他的是漢朝劉向的兩句話。
沒有回音。
我也并不期待着回音。只不過是對他畢竟幫過我一次的回報。雖則非是我本人求助于他，而是替別人求助于他。
如果說還有別的什麽因素促使的話，那便是“知青”“戰友”間的一種情誼了。倘在他那一方，對我确曾有過的話。我想最初無疑是有的，這我能感覺到，我也不弱智。我想後來就消弭了，因為那是我和他都無法長久保持的。好比《紅燈記》中李玉和說的——“兩股道上跑的車，走的不是一條路啊”。
再後來，收到過以他名義寄來的一份印刷精美的請柬——他的公司将舉辦晚會。
一名當年的“戰友”也收到了，打電話問我去不去。
我說：“不去。”
又問：“沒空兒？”
我說：“有空兒也不去。”
再問：“為什麽？”
我忍不住大聲吼道：“你聽着，周北方正在得意揚揚地邁向險境！腐敗在我們這一代人中也會物色擴散體的！”
對方沉默良久，低聲說：“那我也不去……”
再再後來，就聽到他被逮捕了。
我相信，此一經濟大案，在全國公布以後，周冠五将因他的兒子又一次“名聲大噪”了。正如北方因他的父親，當初由一名北大荒知青而在首鋼青雲直上，幾步躍到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職。
有傳言說他已經死了；
有傳言說他并未死，但成了植物人，不能更多地交代什麽了；
有人認為他不死也得被槍斃；
有人認為他還能更多地交代什麽也沒用，因為牽扯到了某某公子，因某某公子又必然地将影響到……
——好像就要像有些人胡說的那樣“反腐敗亡黨，不反腐敗亡國”。
這未免太偏激、太悲觀了。老百姓的頭腦中，自有他們自己的邏輯，不管這種邏輯錯與對。
正如他們所說——死了誰地球都會照樣轉！中國都會照樣發展。
但我每每想及北方，心中總不禁頓生一縷悲哀。
如果他不是周冠五的兒子，他的人生絕不會這麽個了結法兒；
如果他不和那某某公子關系密切，他的人生也不會這麽個了結法兒；
如果他父親不自恃有背景，兩年前就該棄權下臺了，也就不會自作主張地将他推到類乎首鋼“第一把手”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接班人”的位置；
如果……
北方，北方，你知道嗎？——我為你一嘆再嘆。
嘆你，于你又有何意義呢？
悲你，于我又有何祈求呢？
二、我們都曾跪下去過——“三資”企業備忘錄
我在文章中，直斥那韓國女人為“婊子”，并且白紙黑字寫着——我不是法盲。我知道“婊子”二字，對于女人是極大的人格侮辱。我明白是在侮辱她，也準備好了承擔這一後果的法律責任。但我并非一個以公然侮辱女人為能事、為快事的流氓文痞。
珠海發生的那事件，似乎沒見過有哪家報轉載，甚至沒見過哪家報間接地報道過。也許，根本沒有什麽“新聞價值”吧。就我的讀報範圍而言，事件發生後，全國各大有影響的報，似乎皆保持着暧昧的沉默。尤其電臺和電視臺，據我所知，概無評說。給我的印象仿佛是，中國的一切媒體，對那事件，一時都裝聾作啞起來。這就使我不禁作如是之想——也許都收到了“新聞回避”的指示？
在珠海有一家韓國的電子公司，管理者是一名韓國的三十多歲的女人。職工盡是中國人。那韓國女人，蔑視中國早已頒布的《勞動法》，經常迫使中國職工加班加點，最甚的一個月竟加班二百五十多個工時。平均每天八個多小時，相當于一天幹兩天的活。而且加班加點是無償的。敢有抱怨者，即刻開除。那韓國女人，性情暴戾乖張，動辄對中國職工大加訓斥，甚或打罵。數百中國職工，竟無敢抗議者。一次又迫使職工加班加點。一星期內，不分晝夜，除了吃飯，不許停止。即使吃飯，也不許離開工作臺，只能守着工作臺吃盒飯。一個星期內，包括每天吃飯和上廁所的時間，全體中國職工只獲準了不足十小時的休息時間。說是非人的對待，真是一點兒也不過分，一點兒也不誇張。
正是在這一個星期裏，在職工們連續工作十五六個小時後，在被允許的十幾分鐘上廁所的時間內，有一個并不上廁所的老職工，實在堅持不了那一種巨大的疲勞了，伏在工作臺上打起盹來。而這一情形，被那韓國女人巡查時發現，操起一塊鋁制臺板，朝老職工擲去，擊在老職工背上。
她大發雷霆，吼叫着，命各班工長召集全體職工肅立在她面前，聽她訓斥。
全體職工默默地肅立在她面前，默默地聽。
那韓國女人，竟又喝令全體中國職工，包括各班工長們，跪在她面前“反省”。這真真是一人有“過”，衆人皆罰。這一種現代企業的野蠻之至的“管理”方式，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發生在我們這個早已完全獨立、主權完全自主的國家，能不令人震驚，能不令人聯想多多嗎？這一事件，即使擺放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全球大背景來看，也是難以令人置信的啊！
然而，一百多名中國人，一齊地，全都跪了下去。不但全都跪了下去，而且全都低下了他們的頭，在一名三十多歲的韓國女人的面前！
只有一青年工長例外。就連他的雙膝，當時也屈軟了一下。卻畢竟他沒有和他的同胞們一樣，默默地終于雙膝跪下去。他環顧着跪下在他周圍一片的同胞們，感受到了一種羞恥以及由這羞恥而從內心裏産生的被嚴重侮辱的義憤。
那韓國女人朝他一指，厲聲喝問他為什麽不跪。
他說這是對中國人的侮辱……
而她更加淫威嚣張，說你認為是侮辱就是侮辱！不肯跪你就立刻滾蛋！……
沒有一個跪下的中國人站起來聲援他。他當時處于完全孤家寡人的境地。他憤然離去了。
我們無從知道，他離去時內心裏懷着怎樣的想法……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一百多位中國人，低垂着他們的頭，跪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跪在一個三十多歲的韓國女人面前，長達十幾分鐘……
那是一種怎樣的沉默啊！
當時我手捧着那一份登載有此事件的紀實報道的報紙，剎那淚水奪眶而出。以至于我不得不放下報紙，趕緊地抓起一支煙塞在唇間，大口大口地連吸。尼古丁沒能立刻使我鎮定如常，眼淚順着臉頰往下淌。我雖遠在北京，但我——一個中國人的自尊心，仿佛被插上了一把刀。是那韓國女人直接插上的。也是我的一百多個在那淫威嚣張的韓國女人面前馴服如羔羊的同胞們，間接地插上的啊！
想我們中國人，幾十年前，曾在日本人面前跪過，曾在美國人面前跪過，曾在英法聯軍面前跪過。
但那往往是被洋槍、被屠刀逼着才不得不跪的啊！
即使被洋槍、被屠刀逼着，也有寧死不跪者啊！
我的思想觀念，已被近年來的某些新思想新觀念，“淨化”得相當“靈活”了。
我已很能夠接受這樣的邏輯了——倘被洋槍屠刀逼着，跪下去其實是不打緊的。保命為重。若腦袋掉了，命都沒了，其他的一切一切，還有什麽意義呢？
但那一百多位我們的同胞們的跪，并非像當年一樣，是被洋槍、被屠刀所逼啊！他們面對的不是當年的日寇！不是當年的美國大兵！不是英法聯軍！只不過是一名韓國女人啊！而且我們的同胞們，是在我們自己的國家裏自己的城市裏啊！
想韓國人，當年也曾被日本人殘酷地奴役過。同處亞洲，韓國和中國，當年曾同是患難兄弟國。
而現在，一名韓國女人，竟似乎認為，自己有特權在中國的一座城市裏，公然侮辱一百多位中國人“沒商量”了！
想來想去，那特權，還不是我們自己的表現給的嗎？我說“我們自己”，既包括我們的某些軟弱可欺的民衆，也包括我們的某些媚外威內的大小官員。而且，細想起來，首先是後者們的膝蓋骨在外國人面前變得軟弱不堪了，才導致我們的某些民衆的膝蓋骨在外國人面前直硬不得。再細一想，前者們的不争，未見得不是後者們一向“威內”的結果。
然而事件到此并未結束。還有下文。的确，我不認為這只不過是一件事，而認為是“事件”。既然連兩個中國小流氓打架鬥毆都是“事件”，而且每每冠以“事件”的标題見諸報端，此為何不可以“事件”相看呢？
那當時沒有跪下去憤然離開的青年工長，是個有頭腦有己見的青年。他到了市工會。于是市工會的同志聽了他的彙報，聯合市“外資辦”抑或“合資辦”的同志，對此事件進行調查。
在調查中，那韓國女人胡攪蠻纏地說：“不錯，我打罵過中國工人，但那是出于對他們的愛心。”
随行記者問：“在韓國，你們是不是也以同樣的愛心對待你們的工人呢？”
答曰：“是的。我的做法，在我們韓國很正常。不值得你們這樣大驚小怪。”
不但胡攪蠻纏，還振振有詞，理直氣壯，毫無知錯悔改的意思。
調查組剛離去，她就對工人們揚言：“有什麽了不起，頂多不過罰款！他們要罰多少，給就是了！可我照樣是你們的老板！誰不服從我的管教，照樣得給我立刻滾蛋！……”
還說：“你們中國人，就配這樣管教！”
那青年工長，一回到車間，卻立刻受到了十幾個人的圍攻和威脅。
他們罵他：“沒良心的東西！老板給你工作的機會，提拔你當工長，你不站在老板一邊，還敢去告老板！你純粹是找不自在了！”他們當然也是中國人。
我不能判定他們是不是那韓國女人豢養的“惡奴”、“狗腿子”之類，因報道中沒這麽寫。盡管報道中沒這麽寫，卻絲毫也不妨礙我的頭腦如此推測。
那青年工長當然落了個即刻被開除的下場。
他索要他加班加點了那麽多時日的工錢。
那韓國女人斷然不給。
她說：“你愛到哪兒告到哪兒告去！所有的中國工人都不給，憑什麽我要單單給你？難道憑你告我這一條？”
那青年工長只得又去找有關方面。
在以後的半個月裏，我一直十分關注南方各報，但再也沒發現關于那一事件的報道。我被邀在某大學舉辦“文學講座”時，曾動聲動色地談到過這一事件。記得我當時說了如下的話：“倘當代的中國作家，以為發生在中國的諸如此類的事件，是與作家的頭腦毫不搭界的，倘他的目光對諸如此類的事件拒絕關注，那麽他對中國的當代感覺一定是相當麻木的了。身在中國，既對中國的當代感覺相當麻木，那創作也注定缺少了當代的‘中國特色’，不被當代的中國人太關注，則便怪不得當代的中國人‘不識貨’，水準太低了。因為在當代的中國人，只将所謂‘純粹的文學’享作精神‘化妝品系列’的，畢竟實在是‘一小撮’罷了……”
我知道我當時講得多麽動聲動色。
我知道在那一雙雙目光遲鈍而又冷漠的眼裏，我當時顯得有多麽滑稽可笑。
是的。我不是白癡。我知道的，內心裏清清楚楚地知道，但還是忍不住當衆“自言自語”。
那除了是我的“自言自語”，不再是別的什麽。
有人遞給我條子。上面寫的是——“梁曉聲，講點兒別的。莫再扯這些離題萬裏、毫無意思的。講點兒能逗大家開心的、有意思的！……”
我讀了上面的話。
于是一片掌聲。
于是我明白，他們是早就聽得不耐煩了。
然而在掌聲中，我困惑極了。一時不知所措。樣子不但滑稽可笑，而且愚蠢可憐了。因為我實在不曉得怎麽才能逗他們開心。如果我是喜劇演員，或馬戲小醜，我會為他們展示自己“搞笑”才華的。但我不是啊！我既不曉得怎麽逗他們開心，也不明白他們所認為的“有意思”的事，究竟是些什麽事……
回到家裏，我鋪開了稿紙，拿起了筆。
我想，得有中國人為我們的一百多位同胞站出來說句公道話啊！盡管他們是那麽地不争，但畢竟是我們的同胞。他們的不争，他們的軟弱，并非我的頭腦難以理解的。說到底，他們忍氣吞聲，畏如馴奴，還不是因為不想丢掉那一份工作嗎？
于是我寫了。題目和此篇一致。寫罷，便與另一篇文章《知識和女性》一并寄給了《武漢晚報》的周忠良兄。
我在文章中，直斥那韓國女人為“婊子”，并且我白紙黑字寫着——我不是法盲。我知道“婊子”二字，對于女人是極大的人格侮辱。我明白我是在侮辱她，也準備好了承擔這一後果的法律責任。但我并非一個以公然侮辱女人為能事、為快事的流氓文痞。我斥她為“婊子”，乃因她在我們中國，首先侮辱了我的一百多位同胞。不但侮辱了他們，也無情地摧殘了他們的唯一的資本——身體健康。一個月無償加班加點二百五十多小時，一個星期內連續工作只獲準休息五六小時，這不意味着是一種無情的兇狠的摧殘嗎？她必得為這一種摧殘，包賠我的同胞們的“唯一資本”的巨大損失！由于她所公然侮辱的中國人數衆多，那麽我認為量變已經構成了質變。她實際上已經侮辱了我的國，侮辱了我國的法——起碼是《勞動法》，當然也便等于間接地侮辱了我。除非她首先向我的一百多位同胞公開道歉，其次向我的國及我本人道歉，否則我雖侮辱了她也要拒絕向她道歉！如果她和我上法庭打官司，我奉陪到底。
《知識和女性》很快便見報了。
《傷心一跪》卻如泥牛入海。
大約一個月後，我在某報上發現對那一事件的又一次報道——很短，很不顯眼的位置。大意是“事件”已獲“妥善”處理，那韓國女人終于肯向一百多位中國職工表示歉意了。是公開在報上“表示”的，還是僅僅在他們面前說了幾句“歉意”的話，報道中未提。我想肯定的是後一種“表示”。也許那報道本身，就算替她“公開表示”了吧？
至于那被開除的青年工長，報道中也未提。想必是“開除沒商量”。
于是我不禁又作如是想——有關方面得到的是罰款，一百多位工人得到的是“歉意的表示”，韓國女人依然是頤指氣使的老板……
的确不失為最“妥善”的處理方式。
但我總覺得，在這一過程中媒體的暧昧的一片沉默，意味着中國和我們中國人，丢失了什麽。甚至意味着，變相地放棄了什麽似的。也許，中國和我們自己，都在不知不覺之中開始習慣的太多了。也許，過不了多久，也就再沒有什麽事情和事件，值得我們稍微地震驚了。而居然仍保持着震驚本能的人，則理所當然地顯得少見多怪，顯得滑稽可笑，甚至愚不可及了。
我于是便想到了我那篇不知下落的文章。據我所知，它曾在各報社間轉來轉去，卻至今沒有轉回我手中。仿佛一條劣種的狗，不識家，又不讨人喜歡，大概被視作危險的犬類滅掉了。
我想，它沒見諸報端，也好。起碼對于我自己，未嘗不是一件幸事。
倘果然發表了，誰能保證，不引發一場将完全把我吸卷進去難以自拔的風波呢？
真的上法庭，那韓國女人，說不定會從韓國搬請來中國一位大律師吧？就是在我們中國本土，拍出五萬十萬乃至更多的金錢“招标”，前去競标的我的同胞，亦即我們中國的一流律師，想必也一定不會在少數的吧？
那将會怎樣呢？我原本做好了充分的心理準備和精神準備，打算與一名韓國女人對辯公堂，而結果卻是與我的同胞們唇槍舌劍起來的話，我想我肯定又會困惑至極，迷惘至極、不知所措至極的。
倘一百多位曾下跪在那韓國女人面前的我的同胞們，異口同聲地做證，他們的老板，已然向他們“表示”了“歉意”，而他們對此又十分滿意，我将在我們中國的法庭上，面對我們中國的法官們，陷于何種尴尬無援的孤家寡人的境地呢？似乎也只有向那韓國女人賠禮道歉，給予名義方面的精神損失之補償吧？
那麽一來，我的下場，不是将比那被“開除沒商量”的青年王長更不如麽？
倘那韓國女人再出一大筆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