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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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朋友說，你們廣州人，怎麽開口閉口地除了錢就是錢？難道在你們看來，申辦奧運僅僅是一次商業行為嗎？
廣州朋友反唇相譏，怕的就是你們北京人只講社會效益，只講精神滿足，而不把經濟效益放在首位加以考慮。憑什麽為了滿足你們北京人的虛榮心理，到時候我們廣州人要往外掏錢？
北京朋友生氣了，竟拍起了桌子，說廣州朋友出言帶有誣蔑性質。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優惠政策向廣州方面傾斜得夠多的了，居然還觍着個臉敢同北京争奪舉辦奧運的機會！就是在你們廣州舉辦，你們有能耐，大大地賺了一筆錢，能舍得分給全國其他兄弟省市一點點嗎？
廣州朋友惱羞成怒，也拍起了桌子。要是在你們北京辦，你們要是辦賠了，全國各兄弟省市都跟着虧本！
北京朋友嚷，只要在北京辦，影響就是世界性的，就會成為一個跨世紀的話題，賠了也值得！所産生的巨大影響是用錢買不到的。
廣州朋友嚷，都什麽時代了，你們北京人還沒學會算經濟賬！中國真該考慮把首都遷到廣州去！那中國就會更加高高地騰飛了！
“你們廣州人都是些往錢眼裏鑽的家夥！”
“你們北京人嫉妒廣州人比你們先富了起來！”
他們竟至于争得面紅耳赤。
我不得不将他們都攆出家門，獨自地想——分明的，北京人和全國的人越來越難以尋找到共同語言了。北京人輕蔑廣州人，像西方那些老牌帝國輕蔑日本人是經濟動物一樣。北京人瞧不大起上海人，認為上海人太精明，太油滑，太利己，為人處世太賭局心理。北京人跟天津人也不大能談得攏，覺得天津人似乎天生有股“牛二”勁兒。北京人似乎獨鐘東北人，從北京人口中，常能聽到誇獎東北人實在、義氣的好話。可最近一兩年，我卻經常聽到東北人對北京人的抱怨之詞，說北京人也開始變奸了，變猾了，變得令人從內心裏讨厭地越來越痞了。從前東北人是很有些尊崇北京人的，感到他們普遍地有“政治覺悟”；後來感到他們的“政治覺悟”并不見得有多高，但還是普遍地有“政治頭腦”的；再後來感到其實也談不上有什麽“政治頭腦”，只不過是“政治情結”或曰“政治嗅覺”罷了；現在終于感到能從北京人那兒讨教的，只不過是零七八碎的“政治信息”，而且只剩下了極少數在商業時代裏仍不得不繼續吃“政治飯”的人才感興趣，也就不那麽像從前一樣尊崇北京人了。許多次我本人也在場的情況下，北京人很“老大”地剛剛開口就談諸如“當前的政治形勢是這樣的”之類的話題，便會被東北人不客氣地打斷：“哎哎哎，別賣狗皮膏藥，你想當政治局委員啊？談點兒別的行不行？”——那種情況下北京人的窘态才令人暗暗發笑呢！這就好比某個童話故事裏所講的——一條狗的信條是“狗啃骨頭”，所以它嘴裏永遠叼着一根骨頭，以證明自己最是一條狗。後來它驚訝地發現世界上的狗越來越少了。其實不是狗少了，是像它一樣嘴裏永遠叼根骨頭的狗少了。普遍的狗們終于明白，不必嘴裏叼着根骨頭也還是狗，而且騰出嘴來更便于找肉吃。于是它也舍棄了嘴裏那根骨頭。只不過起初內心裏産生一縷悲哀——這世界上從此再也沒有我這樣的狗了。可是它在和別的狗們争奪肉的時候，半點兒也不比別的狗仁義。
北京人的頭腦“轉型”，說明我們國家“轉型”的迅速化。當政治更是政治家們之間的事，一個國家的長治久安則有望了。
在飄揚在北京上空的一切中國人企盼奧運的标語口號中，最引起我逆反心理的是“給中國一次機會”一條。當它不是和別的口號組合在一起，而是自成一句的時候，前邊還多一個“請”字，後邊還多一個“吧”字。
“請給中國一次機會吧！”——我相信每一個中國人，眼望着這麽一條标語口號，內心裏肯定都會産生一種不同程度的近乎羞恥的感覺。
它分明意味着十幾億中國人都在彎着腰伸出雙手向奧林匹克運動會申辦委員會乞求着恩賜。
我們不欠他們什麽，幹嗎非要這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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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只不過是一次國際性的招标。設标的是國際奧申委，我們的參與的只是一次投标競争。以投标者的競争姿态參與，是我們擁有的權利。我們實行我們的權利的時候，沒有任何必要以我們絲毫的尊嚴作代價。我們已表達了我們的願望——相信我們的國力和能力，認為我們最有資格承辦，就投我們的票；認為我們還不行，則絕不乞求。
到了後來，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簡直覺得我們是在向奧申委“表忠心”了！
如果說我們的有些過分的熱衷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對我們競争有利的作用，很可能也同時起到了對我們不利的負作用。
當願望異乎尋常地強烈之時，它往往會受到輕蔑。這符合魔鬼定律。
好比一個人到你家裏來，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強烈願望要為你裝修房間——那麽你因此而信賴他的可能性大概是和因此而拒絕他的可能性成正比的。
我們在該表現得矜持一點兒的時候沒有表現得矜持一點兒，倒是當我們的願望落空的時候，我們的矜持似乎表現得難能可貴。
“請給中國一次機會吧！”——我們的願望已經表達到這種地步了，我作為一個中國人，怎能不虔誠地祈禱中國的願望實現？
我們正在招待所裏各自投入地分析有利于中國或不利于中國的因素，一位西安朋友進入房間，打斷我們之後神情沮喪地說：“都別自作多情了，中國沒戲了！”
大家怔愣片刻，面面相觑。
我問：“你怎麽敢斷定？”
他說：“我剛才打電話問了一位搞‘易學’的大師，他說中國代表團将高興而去，掃興而歸。”
于是大家都七言八語地嘲諷他，都說讓他的“大師”哪兒涼快哪兒歇着去。這兒沒有“易學”弟子，也沒人信“易學”大師神神道道的那一套。他自讨了一場沒趣兒，坐不一會兒，怏怏地離去了。
他離去之前跟我打賭，如果中國申辦成功了，他請我們到西安最好的飯店去撮一頓；如果中國的願望落空了，我得将我新出的四本書各送他三十本，還要簽上名。大家慫恿我答應，我答應了。他走後，大家就談論了一陣應該讓他請我們上哪兒去撮一頓，以及該點些什麽上檔次的菜，有人還格外認真地找張紙記下來。
中國乃是一個十幾億人口的泱泱大國。它的老百姓早已習慣了擁有一個共同的目标。比如抗日戰争，很具體。中國老百姓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之下，八年就取得了勝利。比如解放戰争，也很具體，只不過用了三年，也以摧枯拉朽之勢取得了勝利。新中國成立之後，“大躍進”、“人民公社”，也都是目标，盡管荒唐，但老百姓照樣砸了鍋投進高爐裏去，領着孩子老婆到公共食堂去喝野菜粥。從前也可以說，毛澤東本人的頭腦就是一切目标的“存盤”。他大手一揮，指出一個遙遠的目标——共産主義！老百姓全信。他又大筆一落，提出了一項項近的目标，老百姓便老人家怎麽說怎麽幹，圖的是當一個中國老百姓的省勁兒。雖然只不過是頭腦省勁兒。現在則很不同了，毛主席不在了，老百姓的思維開始啓動了。他們不再相信遠的目标了。有一句據說是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話，在老百姓間廣為傳播——“我老啰。操不了那麽多心啰。有些事只好留給下一代人去做啰！”。我個人認為這顯然是編造的，卻沒有太多的根據能向別人證明是編造的，而且也認為自己非要承擔起解釋的義務是可笑的。正如當年民間流傳着好多編造的“最高指示”，今天民間也照樣流傳着好多分明是編造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相互之間的談話。僅這一點就很可懷疑——黨和國家領導人相互之間的談話，又怎麽會流傳到民間的？然而由于真的被證實是真的，對假的，老百姓也寧可先信以為真了。信了的老百姓但作如是想——将來的中國留給将來的中國人去應付吧，我也顧不了那麽多了，還是顧眼前吧！
而問題在于，除了百分之一都不到的先富起來了的中國人在眼前的日子裏如魚得水，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在眼前的日子裏活得很困惑，很迷惘。他們的确需要一個近的目标，需要一個緊跑幾步伸長了胳膊也許就能一把夠得着的近的目标，需要有一個足以信賴之人很負責任地告訴他們明年會怎麽樣，後年會怎麽樣，三五年內會怎麽樣。比如令他們已是在忍耐地承受着的有些品類貴得荒唐的物價，明年後年是繼續上漲還是保持在如今的指數？倘物價繼續上漲，工資會增加嗎？會有工廠繼續倒閉嗎？等待着他們的命運是開百分之七十、六十、五十的工資還是幹脆失業？失業者肯定會領取到社會保障金和醫療費嗎？那會是多少呢？……
卻沒有人能夠回答他們如此這般具體的近半徑生活內容裏的問題。更沒有人敢向他們保證什麽和許諾什麽。他們的命運仿佛被掌握他們命運的人決定着，又仿佛沒有一個人敢負責任地對他們說——相信我吧，我完全有這個能力。尤其令他們沮喪的是，他們分明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正如大多數蘇聯人至今仍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一樣。事實上并不是他們遺棄了戈爾巴喬夫或選擇了葉利欽，而是他們陷入了空前的聽憑命運擺布的困境，戈爾巴喬夫也罷，葉利欽也罷，其他的什麽人也罷，随便吧！當葉利欽下令以武力攻占議會大廈的時候，更多的蘇聯人既不支持議會也不站在葉利欽一邊，便是他們對雙方袖手旁觀、喪失了信心不再信任的一次明證。我想，無論是攻占下了議會大廈的葉利欽，還是失守并作了俘虜的議員們及其追随者們，內心裏大約都感到了同樣的失落吧？
與許多國家剛好相反，他們的政治家習慣于談現在，而我們的政治家習慣于談将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