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2)
扁，變形。完全沒有歷史似乎也不行，會使作家感到思想和觀念仿佛一只無錨的船，輕飄無所定位。文化氛圍太濃厚了不好，那樣子文學将被大文化淹沒。完全沒有文化氛圍似乎也不行，那樣子作家會感到寂寞，感到窒息。作家的創作激情，有時是要靠文學的氛圍去激勵和鞭策的。
當年我主要的患得患失的思想，便是這些了。
我離開深圳時，心裏默默對自己也是對它說——別了深圳，看來我們沒有緣。
我內心裏竟不免地有幾分感傷——好比離開的是一位姑娘，她有令我動心之處，但是，她似乎不适合做好的終生伴侶。我們結不成婚。一往情深，憑着一股沖動結婚，我看不到人生樂觀的前景。
令我驚訝的是，深圳的文化和深圳的經濟，幾乎是在同步發展的。如果說它十幾年前是一個海邊小村的時候，并沒有什麽文化環境可言，那麽伴随着它的經濟發展，它的文化的骨骼也開始形成，這與許多經濟高速發展的地區和國家的情況恰恰相反。幾乎可以認為這一事實帶有某種奇跡性。我想，這可能主要是因為深圳擁有相當一大批有文化的深圳人吧？
我所結識的深圳人中，十之八九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有些甚至是畢業于名牌大學的碩士或博士。
一九八六年我到深圳之前，那時全國掀起了一股僅次于“出國熱”的“闖深圳熱”。那時，對于一批中青年知識分子而言，深圳還是一個令他們望而卻步的地方。盡管它已經變得相當熱鬧，但那一種熱鬧，似乎是另外一批人營造的。
哪些人呢？——雄心勃勃的個體戶，“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時代淘金者，在社會競争中被擠沒了位置的落魄者，生活遭際中的受挫者、失意者……
“在深圳開飯館，比在全國任何一座城市開飯館的稅收都低！只有白癡在那兒開飯館才會賠。”
“在深圳，連農村女孩兒找到一份工作，每月也至少能掙五六百元，何況我們，膀大力不虧的！”
“是我妻子的女人我不愛她，我愛的女人又和我結不成婚，感情疲軟了，只圖遠遠地離開我生活的那座城市。”
“孩子沒考上大學，沮喪得要命。一時心血來潮，非要到深圳去撞撞運氣。去就去吧，也許有什麽好運氣正在那兒向他招手哪。”
有許多人曾與我商議，希望傾聽我的坦率的看法，希望我支持他們的決定和選擇。驅使他們作出決定的動機往往那麽簡單，簡單得常常令我為難，不知究竟是該支持他們還是該勸阻他們。
不管我支持或勸阻，他們當年是都去了。但有的人很快又回來了，既沒在深圳實現什麽個人願望，也沒在深圳獲得什麽心理安慰。有的後來在深圳奇跡般地發了大財，搖身一變成了大款。有的後來在深圳虧了血本，前功盡棄，從此一蹶不振。
而最近幾年，情形則大不相同了。到我家來跟我商議他們的決定的人，更多的是大學畢業生，或者大學畢業已經工作了多年的人。他們不再是一些落魄者和失意者。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甚至有着令人羨慕的事業成就或職業。他們寧願放棄已經謀取到的人生利益而義無反顧地去深圳。
還是一批有文化、有更高層次的人生追求的人。我想說，正是他們，使深圳這一座城市在短短的十年內形成了它的文化的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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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知識分子的地方，便有知識的需求，便有文化的需求。世人往往将“文化”和“娛樂”這兩個根本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詞連在一起說成“文化娛樂”。此中其實包含着一種荒唐。須知沒有知識分子的地方，便可能只有娛樂，沒有文化。知識分子極少的地方，極有限的文化需求，便可能被大面積的娛樂需求所覆蓋，所吞沒。只有在知識分子從數量上占有了不可忽視的存在的時候，文化才會同時有了立足之地。
一九八六年我去過深圳以後，凡有深圳人到我家，我總是問：“深圳現在有了書店沒有？”
如今深圳電視臺已經推出了幾部在全國反應較好的電視劇或專題片。
深圳影業公司已被列為全國十六家有獨立拍片資格的電影廠家之一。
深圳有了它的刊物和報紙，它們正在進一步向全國報刊業證明着它們的存在。
至于書店，據深圳的朋友們告訴我，不但已經有了，而且售書環境還不錯，書的品種還不少。又據說，在內地某些城市行情不那麽看好的科技書、純業務性質的書，在深圳似乎尤受歡迎。
我想說，深圳的文化骨骼的形成，将在以後的若幹年中更加驗證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深圳正處在它的主人們的更替階段，并将以很“現代”的時間概念加速這一過渡階級的完成。
我不知道頭幾批去深圳的人們，他們中某些文化素質不足、僅僅靠當初的冒險的勇氣或者靠金錢投機的運氣和手段發了橫財，成了“大款”的人們，是否開始意識到這樣一種威脅？——深圳未來的主人，最終不可能是他們中的大多數，而是後來者中的大多數。深圳未來的主人，将最終從總體上屬于有文化的深圳人，屬于深圳不斷擴大的知識分子隊伍。原始積累的時期，在短短的十年內，已經宣告差不多該結束了。它以後的歷史，該由科學加文化的大筆來書寫了。單有文化的歷史，而沒有經濟發展的騰飛，無論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乃至一座城市而言，其實是可悲的。單有經濟發展的騰飛，而沒有文化的陪襯，無論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乃至一座城市而言，也同樣是可悲的。“大款”們的錢不能自行地變成文化，這是他們的悲哀。如果金錢使當代人的生活變成了極其簡單的兩種內容——占有它和消費它，尤其是以貪婪的方式占有它并以窮奢極欲的方式揮霍它的時候，連“大款”們都會對現實生活産生沮喪和厭倦的。有文化的深圳人對深圳承擔的歷史使命包括将“大款”們從他們遲早會感到厭倦的生活狀态中拖出來，影響、教會他們如何更文明地支配金錢，做對深圳的将來有益也對改變他們自身生活狀态有益的事。如果他們拒絕，只會變成深圳原始積累時期遺存下來的一小批活化石而已。等待他們的只有一個結局——在消費金錢的日子裏自生自滅。
時至今日，形形色色的人們常常和我談及他們的念頭——
“我想到深圳去！”
對于他們，支持抑或勸阻，我比以前明确多了。
文化層次較高，有專業、專長者，我往往熱忱地支持他們去，甚至為他們盡一些聯系和介紹的義務。
文化層次較低，又沒有什麽專長者，我往往勸阻他們去，甚至不惜時間講清我的道理。
深圳已不再是十年前的深圳，已不再是某些人想象的那樣——是一個經濟原始積累時期的大市場。
它仿佛已在向世人發出它的忠告——文化和才能，你擁有什麽？請思考好了再來。如果你二者一無所有，那麽你将難以長久成為一個有為的深圳人。
進一步深化改革，人們眼盯着深圳，期待深圳拿出什麽稱得上是“新思路大手筆”的舉措。
反腐敗，人們眼盯着深圳，期待深圳給中國人一個無話可說的說法。
整頓金融秩序，整頓房地産市場，整頓開發區投資環境，人們眼盯着深圳，有人巴望從深圳曝光什麽大醜聞或大黑幕，沒有發生便懷疑這世界太不真實；有人暗暗擔憂深圳能不能經受得住一次又一次“洗禮”，擔憂這面世人矚目的改革開放的南方旗幟還能不能繼續飄揚招展下去？還能舉多久，舉多高？
打開電視，幾乎每一天都有為深圳各行各業制作的廣告和關于深圳的新聞或專題報道。
翻開報紙，幾乎每一天都有關于深圳的內容。
深圳，在它形成一座城市不久，便似乎命中注定是一座大有争議的城市了。現在是，将來一個時期內，我看也必然是。争議已從官方蔓延至老百姓的心裏了。
我經常聽到類似這樣的對話——
“為什麽不能像深圳那樣……”
“像深圳那樣？！”
即使我自己，觀念也由于深圳的影響變得相當的矛盾，相當的分裂。有時我主張或贊同什麽，往往會說：“深圳便是那樣的！”有時我抵觸或反對什麽，也往往會說：“能像深圳那樣麽？！”
深圳的種種信息、舉措、現象使許多國人憂患，也使許多國人鼓舞，使許多國人迷惘困惑，也使許多國人心潮亢奮，使許多國人仿佛看到了中國的沮喪的明天，也使許多國人仿佛看到了中國樂觀的前景。
深圳，這座有争議的城市，就是這樣子，聳立在普遍的中國人的視野內了。它傳播着種種關于它的信息。這些信息經常甚至是很猛烈地影響着許多國人的觀念，沖擊着許多國人的觀念，改變着許多國人的觀念，更新着許多國人的觀念。深圳似乎毫不在乎國人對它的争議，似乎還因此而自豪。如同一首流行歌曲所唱——“不管別人怎麽說，我要做出自己的選擇”。非但如此，并且它依然故我，經常制造出某些別出心裁的惹得傳媒界追蹤報道的“熱門話題”。比如在一九九三年十月份很是熱了一陣的“文稿競價”活動。
說來最初我還是這次活動的“監事”。我允諾作“監事”，是很虔誠的。我想，這是一次典型的“深圳式”的做法。這做法未必不值得嘗試。成功了，也給書刊市場提供一條有益的經驗，而中國各方面的事情，需要的便是可貴的經驗，缺少的便是可貴的經驗。
後來我和幾位作家辭去了“監事”的角色。決定辭去之前我也是很認真地想了一下的。這次活動是可以那樣操作的麽？我困惑了。覺得它和我的初衷不一樣了。
其實呢，也許并沒變。也許一開始舉辦者們的初衷便是那樣的，也許一開始我預先想象的初衷便是太典型、太傳統的“北京文人”的思維方式的産物。
典型的“北京文人”的思維，與典型的“深圳式”的活動合不上拍了。
我很傳統麽？古今中外，許多文人活着時拍賣過自己的文稿。要不怎麽叫文人是“賣文為生”之人呢？證明我并不代表着傳統。
典型的“深圳式”的活動太現代了麽？精神産品之版權的拍賣，似乎也不是一件談得上現代到哪兒去的事啊。
這是我個人觀念和“深圳觀念”的第一次直接碰撞。也導致了我已然變化了的那一部分觀念和仍固守着的那一部分觀念的碰撞。
是的，正是觀念這種東西，跨越了空間，使我覺得深圳離我由遠而近了。觀念，是最能夠在同一空間裏并置的東西，也是最足以消彌所謂“歷史感”的東西。在今後的時代裏，它的存在方式，可能也是最後現代主義的存在方式吧？
而深圳的今天已然有了自己的歷史。如果不算它的“史前史”，它已然有了三十年多一點兒的歷史。正是從這三十年多一點兒的歷史中，派生出種種典型的“深圳觀念”。有時是意會勝于言傳的。好比我們說一個上海人“太上海人”了，就能領悟言語之外的含意一樣。當然，這裏我絕沒有暗諷“深圳觀念”的意思，也沒有對上海人不敬的意思，僅舉個例子罷了。
對于一座城市，三十年多一點兒的時間，就可稱之為“歷史”了麽？
這使我想起了毛澤東的著名詩句——“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争朝夕！”
也許“歷史”這個詞，對我們的後代而言，是一個大大壓縮了的時間概念吧？細想想，每個人只能活上七八十年，幹嗎要臣服于悠久的歷史呢？日新月異，十年一史，這對于現代人分明的只有好處，絕無壞處。
深圳以它大大壓縮了的歷史使它離我和許多世人變得近了，更近了，近得仿佛它是一個人，我們會感覺到它的呼吸，嗅到它的體味兒，不管你是否像我一樣，只去過一次，抑或根本還沒有去過。
三、那個年代的敏感話題
無論在任何地方，只要有機會，我最願意和我所能接觸到的任何一個老百姓聊天。至今連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何以我在最短的時間內竟能最大限度地取得他們的信任？也許是因為我的穿着太老百姓化了吧。
兩個老百姓聊天，尤其是互不相識的情況之下，尤其是他判定你絕不是公安局的便衣的情況下，他會把心底的話掏出來對你說。那些話，大概是他除非在酒後吐真言的情況下才說的。這種交談何止幾百次！可又只用兩句話便可以總結——擁護改革，憎惡現實。是的，千真萬确的，至少我所接觸到的老百姓，對現實的抵觸情緒和叛逆心理已經到了憎惡的程度。每一次我都久久震驚于我所聽到的何以竟會和某些大小官員們聽到的來自民間的聲音截然相反呢？
——你們這些話，敢不敢對政府官員們說？
——怎麽不敢？腦袋掉了不過碗大個疤！何況他們也未必敢因為我說了幾句真話就把我腦袋砍下來！那他們就有好戲看了！
——什麽戲？
——革命自有後來人！
——這類話你當真對他們說過嗎？
——那倒沒有。
——還是怕？
——不是怕，是懶得跟他們說真話。他們也配聽真話嗎？比如腐敗，老百姓說有不行，他們若不想承認，那也等于沒有。非到他們自己都不得不承認的地步，才算有。他們若不想懲治，老百姓呼聲再高也等于對牛彈琴，幹沒轍。非到他們自己也意識到不懲治不行了，才會揪出兩個殺雞給猴看。現在是互相裝傻充愣。你說改革的形勢大好，我就說好好好，好極了！你說腐敗是改革過程中的必然現象，我就說豈止是必然的，簡直他媽的就是天經地義的，完全符合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特色的、推動改革的。甚至我可以順着你說不腐敗就根本不足以實現改革，腐敗為了改革，改革需要腐敗！其實誰也不比誰傻多少，互相心裏都明鏡似的。都明白再這麽下去，總有一天，就互相哄騙不下去了。
——照你看來，改革就沒給老百姓帶來什麽利益啦？
——哎哎，別亂扣帽子啊！我可不是這麽看的。改革還是給了老百姓一點兒好處的。那就是練攤兒做小買賣的權利。老百姓從來就不否認這一點兒好處。可是除此之外，你倒說說，老百姓還得着什麽利益了？
我認真地想了想，一時竟也想不出“除此之外”的什麽。
——老兄，你無論如何得承認，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以往的年代我們吃的什麽？穿的什麽？
對方嘿嘿冷笑。
——你冷笑什麽？
——三四十年間，我們家成長起了兩茬勞動力。過去是我老爸一個人掙錢養活一大家人，現在是一大家人都能掙錢了。我們家生活水平的提高，歸根結底是我家勞丁興旺的結果！
我頓時語塞。
——別以為老百姓知道的事兒少。老百姓知道的事兒不少。還是那句話，誰也不比誰傻多少。給了老百姓們練攤兒做小買賣的權利，就可以為所欲為啊？就可以從中國的地面上劃一塊地皮歸了自己去炒賣啊？就可以用國家的錢去辦公司，然後再巧妙地把國家的公司變成自己的公司啊？就可以倚仗老子們的權勢到處伸手索要“幹股”啊？慈禧太後，當年也不過是她一個人割地賣國吧？現在可倒好，哪兒地皮炒熱了，他們就敢去白白要一塊國家的土地倒賣！……
他說得有些憤世嫉俗起來。
他是個維修摩托車的師傅，三十六七歲的樣子。他的鋪子不大，門前停着四五輛待修的摩托，有國産的也有進口的名牌車，看來他的生意不錯。而他對自己的能力也顯得相當自信，仿佛無時無刻不在以他熟練的舉動替自己做廣告——摩托交給我修就放心吧，我是這一行當中一流的。
那天我和一位朋友約定了在他的鋪子前碰頭兒，不見不散。朋友遲到了一會兒，我早去了一會兒，想吸支煙卻沒帶火柴，向他讨火之後，是他主動跟我聊了起來。
“外地人吧？”
他當時正在修一輛摩托。
我說是的。
“北京的？”
我說是的。
“記者？”
我笑了，反問他為什麽把我當成記者？
他說：“看你樣兒不像做買賣的，不像幹部，不像教書的，而又像有點兒文化的，不是記者，也肯定是個耍筆杆子的。”
我向他承認我是寫小說的。
他也笑了，說：“作家啊。過去我心目中作家是挺受尊敬的人物。現在我覺得你們作家真是‘臭老九’一類。不是別人誣蔑你們臭，是你們自己确實臭。如今滿地攤兒由你們寫出的那些臭玩藝兒！除了男女間那點兒事兒，你們還能不能寫出點兒別的什麽玩藝？中國在你們眼裏就剩下了那點兒事可寫嗎？”
我是個一般不至于臉紅的人，當時卻臉紅了。
他問我認不認識寫《山坳上的中國》和《誰來承包中國》的兩位作家。
我老老實實地說知道他們的名字，也拜讀過那兩本書，可無緣和那兩位作家結識。并且，暗暗地對他刮目相看了。
他又說：“你什麽時候見着那兩位，替我捎個話兒。假如他們因為再寫那樣的書惹了麻煩，就往這兒跑。別的不敢吹，中國這麽大，藏住個把人還是不成問題的。”
當時我覺得他是個思想危險的人。本欲離去，可又不能離去。只有繼續站在那兒，只有繼續和他聊。
他手指上戴着碩大的金戒指。
我說：“你修車，怎麽不摘下來啊？”
他無所謂地說沒事兒。
我問：“是真金的麽？”
不料他火了，搶白道：“接下來你是不是想說，我戴上了金戒指，得感激時代，感激誰誰誰啊！屁！老子誰也不感激。老子是憑本事吃飯，憑本事掙錢，憑本事戴上了金戒指。不像有些人的子弟！他們憑什麽？他們能當的，老子都能當！可你叫他們不靠老子，靠自己的生存能力來開個修摩托的鋪子試試！”
我則再也不敢和他聊下去了。不知他接下來又會說出些什麽觸犯“天條”的話。其實我倒不是怕別的，旁邊又無可能是便衣的人偷聽，怕個什麽勁兒。即使有便衣，即使那些話不是對方說的，是從我口中說出的，又有什麽可怕的？想他剛才說的，敢憑幾句話就殺我的頭？或者讓我去坐牢？我所怕的，其實只有一條，那就是——我實在不願聽到太多諸如此類的來自民間的出自百姓之口的言論。當然，也不願親眼見到、親身體會到太多的腐敗現象。唯恐聽得多了、見得多了，會嚴重影響我對中國之現實的總體的、客觀的、全面的看法。
我知道同行們也許會對我大加恥笑和嘲諷的——老老實實寫你的小說算了。當的是作家，又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的現實跟你有什麽關系？玩什麽使命感啊！
其實，我太明白我自己了，我關注這個國家的現實，絕非意味着我對它抱有多少強烈的使命感。
但，我是一個一貫堅持寫現實的作家，不是什麽堅持不堅持現實主義，而是堅持反映現實生活、堅持反映最廣大的被叫作“老百姓”的人們的現實生活狀态的作家。我既關注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物質狀态，也同樣關注他們的精神狀态、心理狀态、情感狀态和情緒狀态。
沒有誰把這一點強加給我，更沒有誰企圖迫使我，完全是我自己的一種選擇、甘願的一種選擇。我的筆只有用來反映老百姓在現實中的生活或生存狀态時，我才感到寫作畢竟是有些意義的。熬自己的心血、消損自己的身體也算值得的。姑且不論我所關注到的、感受到的、觸及的現實在多大程度上是真的現實。
我也許會站在今天寫明年和後年我預測可能發生的事，卻絕不會、永遠也不會鋪開稿紙，吸着煙，潛心地去編織一個很久以前的故事。
即使我下了天大的決心，寫下第一行字以後，我也肯定會跳将起來反問——我這是怎麽了？我為什麽要這樣？意義何在？雖然，我十分明白，寫“從前”是多麽穩妥的選擇。因為差不多只有那樣，一個中國的當代作家，才能既當着作家又不至于和當代尤其是和當代的主宰者們發生在所難免的矛盾、抵觸和沖撞。并且，毫無疑問地，雖然民主程度已較寬松（我感覺是這樣，相信實際上也是這樣，但願我的感覺是對的），但在沖撞之中，可想而知，下場大為不妙的肯定是作家本人。
像我這樣一個自讨苦吃而又沒法改變自己創作意向的作家，既然對現實的關注完全地成為了我進行創作的驅動力，我當然希望自己也要求自己對于我所關注到的、感受到的、觸及的現實，能夠認識得越客觀、越全面越好，能夠從總體上把握得越全面越好。
我既然願意寫老百姓，怎能不最廣泛地接近他們？我所言老百姓，其實幾乎包括中國的絕大多數人——工人、農民、小商販、小幹部、小知識分子。
“百姓”這個詞，過去本就是針對皇帝、皇族、朝廷命官的階層而言的。在京都，“百姓”過去是對每天上金銮殿持漏候朝的人、大商人、大員外之類以外的人的統稱。在地方，比如在一個縣，則是對除了縣官、縣官周圍的人以及縣內名流和富紳們以外的人的統稱了。
我的問題，從根本上講，恰恰出在我和老百姓的接近、接觸，以及對他們的了解和理解方面。
毛澤東曾經将老百姓，尤其中國的老百姓，比作“汪洋大海”。他的語錄中那段原話的意思是——不管來自任何國家的軍隊，如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對中國進行冒險性的侵略的話，那麽他們必将被淹沒在中國老百姓的汪洋大海之中。
我的切身感受是，在一九九三年，在朱镕基湍流逆舸，切實整肅中國金融界混亂狀況之前，在江澤民以黨中央的名義提出反腐敗之前，在公安部發出從嚴治警的條令之前，在中國農民手中的“白條”得以兌現之前，在接下來整肅房地産開發熱、股票熱、特區開發熱之前，如果你真的到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尤其是到北方的而不是南方的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如果他們将你視為可以信賴的人，如果他們不懷疑你是被權貴豢養或被金錢收買的人，如果他們直言不諱地對你說他們憋在心裏想說出甚至想喊出的話，那麽，不管你是官員也罷、作家也罷、記者也罷，不管你曾以為站得多高、看得多遠、對中國之現實理解得多客觀全面、總體上的認識把握得多準确，你的看法、你的認識、你的觀點、你的思想，片刻之間就會被沖擊得支離破碎，稀裏嘩啦。哪怕你自認為是一個非常理性、非常冷靜不被任何外部情緒的重重包圍所影響的人。除非你根本上是一個麻木不仁的人，或者是一個喬裝了的痞子，一邊聽着他們的話，心裏一邊對自己說——腐敗關老子屁事，醜惡關老子屁事，哥們不過奉陪你聊着玩吶。
我曾從內心裏懼怕那一種“汪洋大海”。
因為，畢竟，我是一個虔誠地擁護改革開放的人。而且，曾自認為是一個夠樂觀的改革開放信仰主義者。
“幫閑”文章告訴老百姓——別無他法，只有承受。只有增強心理承受能力。
老百姓要是不願意呢？——那便是老百姓的不對，老百姓不好，老百姓不可愛，老百姓太嬌氣了。
“幫閑”文章似乎推導出一個天經地義的邏輯——如果人們連腐敗都不能或不願承受，擁護改革不是成了一句假話、空話嗎？
使你沒法不懷疑他們和腐敗有着千絲萬縷的直接或間接的聯系，是拿了雇傭金替腐敗辯護的專門寫手。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對文藝工作者該如何“正确”地反映現實生活說過一段話——我們不否認社會主義也有一些陰暗面。如果你真的看到了、感覺到了，那麽你就去更自覺地、更熱忱地大寫特寫光明吧。按照這位“旗手”的邏輯，光明鼓舞了人們，人們也就不再會注意陰暗了，陰暗不就等于不存在了嗎？
一個時期內，某些被賦予資格代表人民的人士，是心領神會地對“腐敗”二字避而不談的。仿佛一談，就不是真誠的改革派了。其實是怕談多了，有幸代表人民的資格被剝奪了。毛澤東晚年也是不許人們談“文革”的問題的。所以在他活着的時候，從黨內到黨外，從官到民，沒人敢談。非但不敢談，在他去世那一年，在臨終之前三個月，全國到處都在舉辦演唱會，引吭高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上海的演唱會，“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八個字反複唱了幾分鐘，唱到後來幹脆就那麽可着嗓子喊。好像是跟看不見的敵人的陣營吵架似的。毛澤東可以說是在“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聲和喊聲中逝去的。即或偉大如毛澤東、威望之無人可比如毛澤東，還不是在他剛死，全國人民就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嗎？
其特點是全黨和全國人民說假話，用假話哄騙毛澤東一直到他老人家死。“文革”十年只有兩次真話是值得史學家大書特書的。一次是幾位老帥拍案而起說了真話，反了黨內的政治腐敗，結果被定為“二月逆流”。還有一次是由紀念周總理而引發的***廣場“四五事件”，被大棒打了下去，并被定為“反革命事件”。
這一次由黨中央提出開展反腐敗，于是從中央到地方、從共産黨內到民主黨派內，似乎才敢言腐敗。因為這叫“落實中央任務”，不至于因此而被劃到改革派的對立面去，不至于被疑心是故意大煞改革大好形勢的風景。
我們有那麽多人大代表，我們有那麽多政協委員，此前，我們老百姓卻很少在電視裏、電臺裏和報紙上看到或聽到哪一位代表、哪一位政協委員替老百姓直陳勇進反腐敗之言。我們能夠聽到或看到的，幾乎總是他們多麽擁護改革的表态式的言論。他們的使命，似乎只是在這一點上才代表老百姓。現在似乎開禁了，允許講了，于是才似乎确有腐敗存在着。
記得有一次開人代會期間，我去某省代表駐地看望一位代表朋友，在他的房間裏，不知怎麽一談，就談到了腐敗現象。房間裏沒有別人，就我們兩個。我沒覺得我的聲音有多高，可他的臉卻吓得變了色，惶惶然坐立不安，連連請求于我：“小聲點兒，小聲點兒，你倒是小聲點兒行不行呀！”我說我的聲音也不大啊。他說：“還不大？咱們別談這些，別談這些了！”并向我使眼色，仿佛門外已有人竊聽似的。
我們當然不能否認人大和政協對于國家現狀和前途所發揮的積極的、重要的、巨大的作用，但是呼籲懲辦腐敗的聲音，應該承認首先是由新聞界中那些勇于為民請命的可敬人士們發出的。不管老百姓對新聞界亦同樣存在着的種種弊端如何憂怨久矣。
“權錢交易”一詞最先無可争議地來自民間，其後逐漸訴諸文章，再其後才從我們的總書記口中向全黨談了出來，在今天成為一個公開的話題。否則它也只不過永遠是老百姓的憤言罷了。
老百姓的直覺是分明的——有人是極不愛傾聽關于腐敗的話題的，聽了是要不高興的，是要以為存心大煞改革的風景的。于是後來老百姓也不屑于議論了，表現出了極大的令人困惑的沉默。人們沉默地承受着。承受着物價近乎荒唐的上漲，承受着腐敗的得寸進尺、肆無忌憚。不就是要求老百姓一概地承受嗎？那就表現出一點心理承受能力給你們看。即使在今天，老百姓認為最沒勁的話題，也大概莫過于“腐敗”的話題了。老百姓內心裏的真實想法，似乎是打算伴随着腐敗一齊往前混。
四、空氣中彌漫着大國崛起的興奮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一天，一位廣州的朋友和一位北京的朋友在我家争了起來。
那時，全國人民都中國在申辦二千年的奧運會主辦國，那時的空氣中彌漫着一股大國崛起的興奮。
廣州的朋友說，即使中國申辦成功了，也不應在北京舉辦，而應在廣州。世界如果真給中國一次機會，中國也應該給廣州一次機會。只有在廣州舉辦，才有賺大錢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