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1)
港客在“貼”者們眼中都挺有錢。有錢，現今便仿佛屬“高等華人”一類了。其實，他們除了比一般內地人有些許錢，究竟“高”在哪兒呢？
一、一個“逆襲”青年和他的青春期
他是一個青年。一個“文革”年代的青年。小縣城文藝團裏年齡最小的一個成員，剛過十八歲。說是孩子已不是孩子，說是大人還不算大人，正處在青澀的年齡。
不管在任何年代，人類之青春期的特征都有相同之處——生理上開始分泌最初的荷爾蒙，而心理上思情慕美。
但是他極能壓抑自己。
因為，他原本是一個農村青年。形象好而又嗓子好，才有幸被挑選到小縣城的文藝團裏。一個農村青年居然有如此好命運，這使他誠惶誠恐。
報到那一天，領導對他說：“五年後你才二十三歲，五年內不許鬧戀愛！五年後再戀愛也不遲。”
他諾諾連聲。
領導又說：“你現在已經是一名革命的文藝工作者了，怎麽才算是一名革命的文藝工作者你懂不懂？”
他吞吐不能即答。
領導教誨道：“第一，政治思想要過硬。對于你，那就得積極參加一切政治學習活動。第二，生活作風要過硬，千萬不能小小年齡就搞出什麽男女關系的花花事兒來。一旦出了花花事兒，那你就拎上行李走人吧！”
他連說：“不敢，不敢……”
多虧有領導的教誨在先，兩年內，這小青年時時處處言行緊束，中規中矩。尤其是對于周圍的漂亮女性，回避得很，自拘得很。多一句話也不說，一說話就臉紅。
那文藝團裏的人，年齡最大的也不過三十幾歲。再就都是二十五六歲、二十七八歲的已婚的未婚的男女。他們和她們，倒是不被太嚴格地加以要求的。平素裏，打情罵俏，相互挑逗，尋常事也。蝶引蜂約，偷香竊玉，紅杏出牆，投懷入抱，秘密幽歡，婚外雲雨之類的勾當，不足為奇。連第一位領導本身，背地裏也荷爾蒙過剩，不甘寂寞，閑不大住的。
那實際上是一個風氣不良的文藝團。沒幾個人在男女關系上是清清白白幹幹淨淨的。要論那方面的清白，那方面的幹淨純潔，真是非他莫屬了。正因為風氣不良，領導們才動辄大講生活作風要過硬的話。講歸講，領導們自己先就不過硬。硬也是硬在別的地方。
兩年中，他是都看在眼裏了。他已經二十歲了，自我壓抑了兩年了。越壓抑，越敏感。越敏感，看在眼裏的男女故事越多。團裏的一男一女迎面走去，擦肩而過時彼此交換了一種什麽樣的眼波，只要是在他的視線裏，其細節就逃不過他那敏感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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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似乎依然是兩年前那個青澀的他，似乎不曾有半點兒改變。
因了他的不曾改變，領導們時常表揚他。
同志們也都誇他小小年齡竟有難能可貴的作風操守。
有的人還利用他的“無知”傳情遞意，觊成好事。
在他二十歲就要過去那一年，全中國都開始響應一種“偉大”的政治號召，叫作“鬥私批修”，叫作“狠鬥私字一閃念”，叫作“革自己的命”，叫作“靈魂深處，刺刀見紅”。號召來號召去，學習來學習去，革來革去鬥來鬥去的，那“私”，已不再是字義上與“公”相對而言的利益層面的內容了，泛指一切“非無産階級的，不符合革命道德”的思想意識了。
這青年對政治一向是特別虔誠的。
政治一號召，他便赤心應召。
于是某日集體進行照例的政治學習的時候，一向少言寡語的他，展開了幾頁寫着密密麻麻的字跡的紙，作了他人生最鄭重也最虔誠的一次學習發言。
用當年的話說，他對自己“動真格的”了。他果然自己跟自己“刺刀見紅”了。
他說，其實他是根本不配領導表揚的。
他說，他留給同志們的老實印象，是他僞裝出來的假象。
他說，他的靈魂深處，其實存在着許多肮髒的、可恥下流的、見不得人的醜陋的思想意識。
他說，他經過一夜失眠，決定将它們抖落出來，暴露于同志們和領導們面前，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他說，抖落了，暴露了，肮髒外排了，自己的靈魂深處不是從此就幹淨了嗎？
他坦白地承認他多次夢到過樣板戲中的某某女演員，在夢中還和她幹過那種說不出口的事；
承認自己多次偷看過本團的某某女演員沖澡；
偷看過另外一名女演員換衣服；
和第三個自己喜歡的女演員排練節目時，曾産生過希望能和她通奸的罪大惡極的念頭；
他還有根有據有時間有地點有情節有細節地指出，其實本團男女演員之間、領導們和女演員們之間通奸之事每每發生；因為那些情形也是他懷着很肮髒的思想意識偷看到的。
他希望領導們同志們也能像他一樣，自己對自己“動真格”的，自己跟自己“刺刀見紅”，把自己們幹過的那些見不得人的勾當，自己們徹底地抖落抖落，徹底地暴露暴露。
他說作為一次學習發言，他不願太多地占用大家的時間。為了證明自己虔誠的、認真的态度，他可以将自己的一本秘密日記交給領導；關于他自己的更多的下流意識，以及他所親眼看到的別人們的種種可恥勾當，全部一一記在日記中了……
有一點顯然需要指出——當年，他所偷窺到的事，卻也并非皆屬可恥。以欲給欲的勾當有之，而秘密的真情真愛，恐怕也是有的。
他樁樁件件“刺刀見紅”地訴說時，會議室裏一片死寂。似乎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不再喘氣了。
當他終于閉上了他的嘴巴，那死寂又延續了幾秒鐘之後，凡是被他說到的人，不論男女，剎那間幾乎全都撲向了他……
他們恨不得将他活活撕巴了……
而這是他決然沒有料到的。
在他，那是忏悔。是以神聖的革命的名義當衆進行的一次忏悔。無比虔誠的也是鼓足了從來不曾有過的大勇氣所進行的一次忏悔。他原本以為自己忏悔了之後靈魂就會變得極其聖潔了，并且會感動別人的。
但是他遭到了一陣咒罵和毆打。
如果事情到此為止倒還算他幸運；然而這并不是最終的結果，這只不過是另一情節的開始……
簡單地說，他在領導們同志們的眼裏，成了一個小流氓。不，豈止是小流氓，是小小年紀的大大的流氓呀！
他的日記，遂成為他是“大”流氓的物證。
真是白紙黑字，鐵證如山！
凡是被他說到和在日記裏寫到的人，都極端憤慨地抗議他的造謠诽謗，诋毀了他們的人格。
是可忍，孰不可忍？！
那日記被交到了縣公安機關——由于事件不僅涉及縣文藝團裏的人，還涉及對革命樣板戲中幾位女演員的人格的文字侮辱，流氓行為的性質頗為嚴重，于是又被呈送到省公安機關……
在“文革”的年代，公檢法由造反派們控制，一切判處過程從簡。
流氓罪成立。
诽謗罪成立。
侮辱他人之人格罪成立。
再加一條“文革”年代才有的罪名——敗壞革命樣板戲罪——也成立。
于是他像下篇寫到的那一個老農一樣，也被戴上亮锃锃的手铐，推上呼嘯而至的警車，拉到省城監獄去了……
他并不和我的朋友馬雲龍同一監號。但是馬雲龍入獄不久就聽說有關他的事情了。在每天兩次的放風時間，馬雲龍每次都能看到他。據馬雲龍講，他确是一個形象挺不錯的青年。用今天時尚的話說，是一個帥哥。然而，他的精神已經有些不正常了。他在獄中學會了吸煙。他的農民父母，嫌他犯的罪太丢人了，一次都沒到監獄來看過他。根本沒有一個人給他往監獄裏送煙。在放風的時間裏，他唯一必做的事情就是低三下四可憐兮兮地向別的犯人乞讨一支煙，或大瞪着一雙目光呆滞的眼，在監獄的院子裏四處尋找煙頭。倘乞讨不到煙，也撿不到煙頭，那麽他有時會搶別的犯人正吸着的煙。那時候他具有攻擊性。結果可想而知，肯定會遭到一頓拳打腳踢。有時候是被搶去了煙的犯人打他，有時候是看管人員打他。
不管打他的是誰，都會同時這麽罵他：“臭流氓！”
馬雲龍可憐他，只要自己有煙，放風時總是會帶着兩三支，在院子裏偷偷塞給他。
他，就會雙臂肅垂，一臉虔誠，煞有介事地為馬雲龍背一段《紀念白求恩》中的語錄，贊美馬雲龍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
貪婪地過了幾口煙瘾之後，往往又會以思想家般的口吻對馬雲龍說出一句話：“其實，人是沒有靈魂的……”
言罷，幽幽地，莫測高深地笑……
世上之事，往事便是往事。大抵，總是要成煙的。
所謂并不成煙的，無非那留給我們的思考——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然老百姓們明擺着都是弱勢的，能從荒誕中汲取的，只不過是明哲保身的狡黠而已。人世間狡黠太多，就沒什麽意思了。
倒是那些強勢的人們，該從依稀的煙氣中看到禁忌，和黑色的不幽默……
二、“要是老婆歸自己好，那土地就是歸農民好”
馬雲龍先生是我的朋友，長我幾歲。“文革”時期，對“四人幫”禍國殃民的行徑深惡痛絕，付諸言論，于是被羅織罪名。他曾向我講過幾樁牢獄中的人和事，時隔久矣，我幾乎全忘了。惟其二者，記憶深刻：農民和土地。
話說當年和馬先生同牢的，有一個老農。沉默寡言，性極溫良。一沒偷過，二沒搶過，三沒奸過，更不曾殺人放火。什麽政治觀點，頭腦裏也是完全沒有過的。
此老農之“犯罪”，純粹因為土地。
因為曾經屬于他的三畝幾分地。
解放前，他是佃農。
解放初，他是土改積極分子。
後來，自然地，就分到了三畝幾分地。土改工作組的同志較為偏心于他這一個土改運動積極分子，分到他名下的是好地。
當一份蓋有大紅印章的土地證交給他了，當寫有他名字的木樁砸入地界了，當他确信三畝幾分地真的屬于他了，這一個祖上幾代都不曾擁有過土地的農民，跪在那三畝幾分地上，哭了。
那情形如同某些早期革命題材電影中的片段。
但他的眼淚，和演員的眼淚不是一樣的眼淚。
老天似乎要成心捉弄這農民，分到土地後的兩年，非澇即旱。土地枉好，勞作枉勤。那兩年裏，這農民并沒能從一塊屬于自己的土地上收獲到多少莊稼。
接着，中國的農村就進入了初級社時期。
所謂初級社，就是幾戶農民以自願的原則，建立互助組，将他們的土地整合到一起，共同耕種，共同收獲，按勞分配。
這個農民哪一個互助組也不加入。
他想，總算是有了一塊屬于自己的土地，而且是好地，還沒靠自己的雙手收割過一茬好莊稼呢，怎麽舍得歸了組呢？
是的，他是那麽的舍不得。如同一個小女孩，才獲得了屬于自己的布娃娃沒多久，稀罕勁兒沒過去，舍不得把布娃娃入了別人的夥，和別人一起“過家家”。
既然是自願的，他偏不入，別人也奈何不得他。
以後的兩年裏，仰仗着年景好，風調雨順，他靠着他的勤勞，在屬于他的土地上喜獲豐收。
他得意而且自負了。
不入初級社，我的土地不是也沒虧待我嗎？那我幹嗎還要入呢？
而這時，中國的農村進入了高級社時期。
高級社也還是以自願為原則的。不自願的，在農村幹部們看來，自然是沒有社會主義覺悟的農民無疑了。結果，連高級社也不入的這一個農民，這一個土改時期的積極分子，成了社會主義時期農村裏的思想落後分子。
落後就落後。他頗不在乎。擁有了屬于自己的土地的他，已經沒什麽興趣再去争取政治覺悟方面的那一份兒積極了。他一心一意只想靠自己的勤勞種好那屬于自己的三畝幾分地了。
高級社時期只不過是中國農村一個特別短暫的過渡時期。轉眼到了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時期開始了。
我們中國人都知道的，所謂“人民公社化”，即土地歸集體所有，農民于是有了第二個稱呼，叫“社員”——“社員都是向陽花”，這歌唱的便是人民公社社員。
人民公社化，那就不再是自願不自願的事情了。
土改時期頒發的蓋有大紅印章的土地擁有證，或曰另一種地契，在有的農村裏，重新收繳在一起，燒了，叫“二次革命”。第一次是革地主階級的命，燒的是地主們的地契。這第二次是農民革自己頭腦裏的私有思想的命，燒的是土改時期政府頒發給他們的地契。有的農村裏倒也沒燒地契，但明擺着是已經沒有了任何意義，除非本人想要留作紀念。情願的也罷，不情願的也罷，反正都得那麽革。
我們前邊講到的那一個農民，他卻偏不。
他說：“政府發給我的土地證，政府沒說作廢，誰燒了是犯法的。誰要硬把它從我手裏繳去，也是犯法的。”
依他想來，只要土地證還在自己手裏，那三畝幾分地就永遠是自己的。
村幹部們告訴他——政府已經下達了文件精神，土地歸公了。
他反駁道：“我不懂精神。文件在哪兒？拿給我看看！”
村一級的幹部拿不出那麽高級的文件，他就認為理在他這一邊，還說：“如果承認老婆歸自己好，那就得承認土地還是歸農民好！”
連人民公社也不加入，已經不是什麽思想落後不落後的問題了，而是對抗農村社會主義化的嚴重問題了。
但他畢竟曾是佃農，村裏階級成分最低的一個人，村幹部們仍奈何不了他。
奈何不了他也不能任由他一個人大行資本主義私有化之道啊！
村幹部們一商議，研究出了一條治他的高招。
他們當衆向他宣布：“你覺得你手裏攥着地契，那三畝幾分地就永遠随你自己想怎麽種就怎麽種了？但是村裏的條條村路可是集體化了。你偏要在私有道路上一條道跑到黑也可以，那你以後就不要走我們集體化的村路！”
他一聽，傻眼了。
但是他也同時犯了倔勁兒——不是想讓我沒法兒走到我的土地那兒去種嗎？那我離開這個村就是了！
當天晚上他背井離鄉流浪到外地去了。
像他這麽一個農民，流浪到哪兒也不是長久的辦法啊！
但他有力氣，不怕髒，不怕累，不怕受歧視，居然在異地他鄉活了好幾年，并且積攢下了一筆錢。
那錢是怎麽攢下的呢？
是與人合夥，在城市裏掏大糞，壓成糞餅子，一車車賣了得來的錢。當年農村缺化肥，一車糞餅子能賣二三十元。但那實際上也是違法的勾當。因為糞既然值錢，城市裏的公廁就不是什麽人随便都可以掏的。幹那勾當，也是盜的行徑，罪名是“盜糞”。盜糞者們都是半夜三更偷偷地盜。
幸而他幾年中一次也沒被逮着過。
背井離鄉之人大抵是這樣的——一旦積攢下了點兒錢，惦記親人、思念家鄉的心情就更深切了。
于是某一年的年根兒，他出現在村裏，背着半扇豬，雖然衣着非錦，甚至還可以說有點兒褴褛，但他臉上的表情，卻分明呈現着衣錦還鄉的那麽一種意味兒。
畢竟，背着半扇豬呢！
那一年已經是一九六五年，提醒人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争的一年。那一年隊裏也就是村裏的收成很不好，一半怪天，一半怨人。男女老少都愁眉不展的，不知即将到來的春節究竟該怎麽過活，才能多少過出點兒快樂的氣氛。
我們那一個農民弟兄的出現，使村人們感到憤慨。瞧他這個堅決走資本主義私有化道路的人！他行進在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上的步子是多麽的意氣風發趾高氣揚啊！——趾高氣揚的什麽勁兒呢？
确切地說，村人的憤慨，主要是由他所背的那半扇豬引起的。
他們認為他是在公然挑釁，既是對他們，也是對農村集體化道路，對社會主義。
于是就有人攔住他，譴責他：“你既然非要一個人走私有化的道路，為什麽還雙腳踩在我們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上？”
他也惱火了，振振有詞道：“你們想幹什麽？不過就是一條普普通通的農村土路，在解放前也不至于不許誰走！”
聽聽，這不明明是在攻擊社會主義嘛！
有的村人想，你背回來半扇豬有什麽值得顯擺的？沒有水看你那豬肉怎麽個吃法？
也不用誰下令，他們就輪流把村裏的一口井看守住了——不許他家的人來汲社會主義的井裏的水了。
事實是，他不在村裏的幾年中，不僅他家那三畝幾分地早已歸了集體，凡是他家能參加集體勞動的人，也早已成了人民公社的社員了。而且，和別的社員們的關系處得還都挺不錯。
都是那半扇豬惹的禍，以及他那一種走資本主義私有化道路仿佛走得不屈不撓、走得特來勁兒的模樣。
至于那一口井，他很清楚——它不是社會主義以後才有的。那是一口古井，解放前好幾輩子的時候就有了。
不許他家的人汲水，他怒不可遏了，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蹦着高罵了起來。
罵些什麽呢？無非罵村裏的人連點兒鄉情都不講，變得徹底地沒了人味而已。
這一罵就驚動了村幹部們。
村幹部們湊在一起統一思想，皆認為太應該好好教育教育這個人了。
而在當年，對一個人的最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無非便是召開批判會。
于是，他家裏闖入了民兵，将他倒擰着兩條胳膊押到小學校去了——全村人集合到那兒對他進行毫不留情的批判。批判會和批鬥會，原本界限就不很分明，尤其在當年的農村裏更是那樣。結果批着批着，漸漸就變成鬥了。他被逼着站到一張桌子上去了。鬥的非要使被鬥的低頭認罪不可，被鬥的則你們越鬥我越不服。結果，鬥人的都急眼了，被鬥的也急眼了。人們一個沒留神，他做出了一件沖動過火之事——他背後的牆上貼着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像，他猝一轉身，将毛主席像扯下來了，随之便撕，邊撕還邊說：“叫你們說話不算話！叫你們說話不算話！早知今天這樣，我當年才不那麽積極！……”
一陣肅靜，鴉雀無聲。
他自然幾分鐘後就後悔了，然而後悔也晚了。
衆目睽睽，都看到他做下了什麽事。
那在當年是犯死罪的事。
誰敢把那樣的事壓下呢？沒人敢。
村幹部們連夜向公社彙報了；公社火速向縣裏彙報了；縣裏認為案情實屬重大，彙報到了省裏。
第二天，從省城開來了警車，将他用亮锃锃的手铐铐走了。
那一年他已經五十六七歲。
他千裏迢迢背回家裏的那半扇豬，還沒來得及吃上一口肉。
不消說，他也沒能在家裏過上那一年的春節。
專政機關念他出身好，網開一面，從輕發落，判了他個無期。
他這一個當年土改時期的積極分子，始料不及地成了“反革命”，而且是現行的。
村人們，包括村幹部們，過後細細一想，偏又都憶起了他這個人以前為人處世的許多優點。比如心地善良，比如助人為樂，比如義氣、正直什麽的……
他最主要的缺點就是有時候看問題太死心眼，往往一條道走到黑，不撞南牆不回頭，不見棺材不落淚。總而言之，太倔。
村人們都因了他的倔而替他喟嘆不已，也都有點兒後悔——明知他的倔脾氣，又何必那麽較真地批鬥他？
然而他們的後悔，也晚了。
事情已經發生，已經結束，誰都減輕不了像他那麽重的罪了。
他的家人們明智地宣布和他脫離一切親情關系。不明智怎麽辦呢？不明智那就只有等當“現行反革命家屬”了。
我的朋友馬雲龍被關投監時，他已在獄中被關押了十來年了。外面的世界發生了些什麽翻天覆地的大事件，他不太知道。
他已經是快七十歲的一個老農民了。
然而他一輩子都沒能好好種過幾年地，盡管他曾是一個種地的好把式。
解放前，是因為沒有屬于自己的土地可種。
解放後，是因為明明擁有了屬于自己的土地卻沒有過幾年在自己的土地上好好侍弄莊稼的時光。
快七十歲的他，已在監獄裏被關押得有點兒癡呆了。
他經常獨向一隅，喃喃自語地嘟哝同一句話：“老婆要是歸自己好，那土地就歸農民好。”
至于那份地契，他不知把它藏于何處了，估計連他自己也忘了。
一天夜裏，他喉間發出一陣古怪的響聲之後，雙目不瞑地死了。
也許，他在生命的最後一瞬，仍想說那句他百說不厭的話？
那話，對于他，似乎成了一句經典的臺詞。
想來，他也太是一個悲劇角色了。
是否夠得上是一個經典的悲劇角色呢？
我沒什麽依據妄作評論。
嗚呼！
除了嗚呼，關于他，我不複有話要說。
我替這一個農民的地下之靈感到安慰的是——如今，在中國，土地耕種權又完完全全地屬于農民了，而且減免了一切農業方面的稅……
三、“貼樹皮”是先富人群的捷徑嗎？
榆樹上有一種令人觸目驚心的肉蟲，我們北方人叫它“貼樹皮”，又叫“洋瘌子”。寸餘，黑色，有毛，腹溝兩側盡蜇足。落人衣上，便死死貼住，抖而不掉。落人皮膚上，非揪之拽之不能去。雖去，則皮膚紅腫，似被蜂刺，二三日方可消腫止疼。這一點類同水蛭，樣子卻比水蛭更令人讨厭。而且它還會變色，在榆樹上為黑色，在楊樹上為白色，在槐樹上為綠色。
有些中國人，真像“貼樹皮”。其所“貼”之目标，随時代進展而變化，而轉移。研究其“貼”的層次，頗耐人尋思。先是貼“官”。
“某某局長啊？我認識！”
“某某司令員啊？他兒子和我哥兒們！”
“某某領導啊？他女兒的同學的妹妹是我愛人的弟弟的小姨子！”
七拐八繞，十竿子搭不上的，也總能搭上。搭上了，便“貼”。
此真“貼”者。
還有假“貼”者，雖也想“貼”，但毫無機遇，難以接近目标，在人前故意出“貼”者語而已，為表明自己是“貼”着什麽的。
我們在生活中，不是經常能看到一些人，為了巴結上某某首長或某某首長的兒子女兒，極盡阿谀奉承、鑽營谄媚、讨好賣乖之能事麽？圖的什麽呢？其中不乏确有所圖者。也有些人，并無所圖，僅獲得某種心理安慰而已。仿佛“貼”上了誰誰，自己也便非等閑之輩，身份擡高了似的。
繼而“貼”港客。港客本也黃皮膚黑頭發黑眼睛，炎黃子孫，龍的傳人，我們同胞。相“貼”何太急？蓋因港客在“貼”者們眼中都挺有錢。有錢，現今便仿佛屬“高等華人”一類了。其實，他們除了比一般內地人有些許錢，究竟“高”在哪兒呢？就錢而論，香港也絕非金銀遍地，香港人也絕非個個都腰纏萬貫。“港客”中冒牌的“經理”、僞裝的“富翁”、心懷叵測到內地來行詐的騙子，近幾年僅披露報端的還少嗎？
然而“貼”者們為了撈到點好處，明知對方是騙子，也還是要不顧一切地“貼”将上去的。騙子身上揩油水，更能顯示其“貼”技之高超。
“貼”港客，比“貼”某某領導某某幹部實惠。小則打火機、絲襪、化妝品、假首飾什麽的，大則錄音機、照相機、彩電、錄像機等等。只要替他們在內地效了勞，論功行賞，是不難得到的。港客還似乎比某某領導某某幹部們大方。你要從某某領導某某幹部家拎走一臺錄音機？休想！一般情況下，他們是習慣了收受而不習慣給予的。“貼”領導幹部者，實“貼”“權勢”二字也。古今中外，權勢并非白讓人“貼”的。得“上稅”。靠攀附上了某種權勢而辦成一般人們辦不成的事的，統計一下，不付出點什麽的有幾個？“貼”港客者，實“貼”錢“貼”物也。錢亦物，物亦錢，都是手可觸眼可見的東西，“貼”到了，實實在在。
港客照我看也分三六九等。
一等的正派地辦事業和正派地經商。
二等的就難免投機牟利。
三等者流，行詐行騙，不擇手段，要從內地揣兩兜錢回去吃喝玩樂罷了。
某一時期，內地上穿港服者，留港發者，港腔港調者，港模港樣者，“貼”港客者，假充港客者，着實使我們的社會和生活熱鬧了一陣子。
“貼”者為男性，不過令人讨厭；“貼”者為女性，那就簡直愈發令人作嘔了。男性“貼”者憑的是無恥和技巧，女性“貼”者憑的是無恥和色相。凡“貼”，技巧也罷，色相也罷，總都得無恥一點。恰如饅頭也罷，叉燒也罷，總都少不了要用點“面引子”的。
有一次我到北京飯店去訪人，見一脂粉氣十足的妖麗女郎，挽着一位矮而胖的五十餘歲的醜陋港客，在前廳趨來複去。女郎本就比港客高半頭，又足蹬一雙特高的高跟鞋，猶如攜着一個患肥胖症的孩子，實在令人“慘不忍睹”。那女郎還傲氣淩人，脖子伸得像長頸鹿，“富強粉”面具以下就暴露出一段鵝黃色來。仿佛被她挽着的是拿破侖。真讓你覺得內地人的臉被這等男女“貼”者們丢盡了。
還有一次，我在一家飯店與我一位中學語文老師的女兒吃飯，鄰桌有二港仔，與幾個內地“摩登”女郎舉杯調笑，做派放肆。
其中一個港仔，吐着煙圈，悠悠地說：“我每分鐘就要吸掉一角七分錢啦！”炫耀其有幾個臭錢。
那幾個女“貼”者便口中啧啧有聲，表示無限崇拜，一個個眼角蕩出風騷來。
另一個港仔，不時地朝我們的桌上睃視。終于湊過來，沒事找事地與我對火。然後盯着我的女伴，搭讪道：“小姐，可以敬您一杯酒嗎？”
她紅了臉，正色道：“為什麽？”
“因為您實實在在是太美麗了呀！我來到北京許多天啦，沒見過您這麽美麗的姑娘呀！”那種港腔港調，那種涎皮賴臉的樣子，使我欲将菜盤子扣他臉上。
我冷冷地說：“謝謝你的奉承，她是我妻子。”對方一怔，旋即說：“真羨慕死你了，有這麽美麗的一位妻子喲，一看就知道她是位電影演員啦！”
我的女伴的臉，早已羞紅得勝似桃花。她的确是位美麗的姑娘，那幾個女“貼”者與之相比愈顯得俗不可耐。“你的眼力不錯。”我冷冷地說，決定今天掃掃這兩個港仔的興。
“咱們交個朋友好不好呢，我們是……”他摸出一張名片放在桌上，一股芬芳沁入我的鼻孔。
名片我也有。二百張。印制精美。我們編輯部為了工作需要，給每個同志印的，也是噴香的。
我用手指輕輕一彈，将那張名片彈到地上，說：“你們可不配與我交朋友。”
他打量了我一番，見我一身衣服舊而且土，問：“您是什麽人物哇？”口氣中含着蔑視。
我從書包裏翻出自己的作協會員證，放在桌上，說：“我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雖然是小人物，可這家餐廳的服務員中，就必定有知道我的姓名的。”
一位服務員小夥子來撤菜盤，我問：“看過電視劇《今夜有暴風雪》麽？”
那幾天正連續播放。
回答看過。
我說：“我就是原作者。”
小夥子笑了，說：“能認識你太高興了，我也喜歡文學，就是寫不好，以後可以去打擾你嗎？”
我說：“當然可以。”就從記事本上扯下一頁，寫了我的住址給他。
那港仔讷讷地不知再啰唆什麽話好，識趣地退回到他們的桌旁去了。
那一夥俗男蕩女停止了調笑，用各種目光注視着我們。我的女伴低聲說：“咱們走吧。”
我說：“不。飯還沒吃完呢！你聽着，我出一上聯，看你能不能對——男‘貼’者，女‘貼’者，男女‘貼’者‘貼’男女。”
她毫無準備，低下頭去。
我又說：“聽下聯——紅蒼蠅，綠蒼蠅，紅綠蒼蠅找蒼蠅！”說罷，站了起來。
她也立刻站起。
我低聲說：“挽着我的手臂，咱們走。”
她便順從地挽着我的手臂，與我一塊兒走了出去。走到馬路上，走了許久，我一句話未說。
她欲抽回手臂，然而我緊緊握着她的手。
她不安地問：“你怎麽了？”
我這才說：“聽着，你知我将你當妹妹一樣看待，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