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7)
別多彩了，那麽有她們的一份功勞。如果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的中國大文化酸味兒多了、嗲味兒多了、嬌味兒多了，未免太甜了、太軟了、太媚了、太性感了，那麽也是她們苦心營造的結果。
說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中國大文化的性感，肯定有人急欲反駁。其參照又肯定是西方大文化——的确，我們還遠沒裸到他們那麽到處可見的程度。
不過我以為，女性肉體的徹底的裸，要麽美，要麽妖，要麽媚，要麽邪，因為徹底，性的意味公然了，一眼望去，想象夭折于全部的展現之前，面對其“性”反而沒了太多所“感”。
這就好比男人可以比較自然地面對穿得較少的女人，卻實難比較自然地面對穿得非常之透的女人。女人不是穿得少而是穿得透，據我看來，便等于放射着邪性了。
有些經營報刊雜志的女編者們，似乎很精通“透”的學問。連她們所撰所編之稿、所拟定之标題，也每每“透”出女性荷爾蒙的并不見得芬芳的氣息。
這一種“透”的學問，從報刊雜志上借用到了舞臺上。由封面、由文字而至演出服，不露，但是極“透”；不裸，但是意在性感的用心一目了然。
林語堂對此曾有過這樣一番言論：“藝術使現代人有了性的意識，這一點我是不懷疑的。第一步是藝術，第二步是商業對于女人身體的利用，由身體上的每一條曲線到肌膚的波動上去，最後一步是塗腳指甲。我不曾看見女人的身體的每一部分那麽完全受商業上的利用，我不很明白美國女人對于利用她們的身體這件事情，為什麽服從得那麽溫順。把這種商業上利用女人身體的行為，和尊重女人的觀念融合起來，是很困難的。”
他還說：“因此今日的人要‘藝術化’的時候，只須拿起一本雜志，将廣告看一下。”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中國，女性挖空心思地“藝術化”自己的身體，積極地為商業之目的服務。她們幹得往往比以此為職的男人們還來勁兒，還內行，甚至還專業。
對財富的崇拜，對權力的崇拜，對明星的崇拜，對女性之性魅力的崇拜，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大文化中泛着一陣陣浮華迷醉的絢麗多彩的泡沫。至今仍在泛着，大有一舉将中國文化基本的樸素品質淹沒掉的趨勢。名車美女、豪宅美女、華服美女、珠寶美女、珍馐美女、美酒美女，商業加性感，性感助商業，幾乎無孔不入地侵略着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根視聽神經。
與此現象相對應的，乃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幾千萬工人的下崗。
倘我們的目光投向他們中的女性，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女性話題不免頓時顯得沉重起來。
但即使是她們，我認為，也體現出與以往時代極為不同的進步特征來。
一九五八年，有一大批婦女經動員邁出了家門，那是當年工業發展的需要。當年的一條口號是——“婦女姐妹們，我們也有兩只手，不要圍着鍋臺轉，投入到火熱的社會主義建議中去！”
而僅僅兩年後，她們又被成批地攆回家裏。在那兩年中，有人被樹為先進典型，有人因工致殘，有人在實際上并沒掙到多少工資（許多工廠一直信誓旦旦地欠着她們的工資）——但一被宣布解除工人資格（當年不用“解雇”一詞，認為那是資本家一腳踢開工人時用的詞），幾乎普遍無話可說，溫溫順順地默默地就回家了。所欠工資，倘補給，就慶幸萬分。不給，委屈一個時期，也就算了。致殘者中，很少有從此月月領到撫恤金的。說她們不是正式工人，不能享受那一項待遇，她們也就放棄力争了。
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下崗女工們之權利意識則提高多了。普遍的她們，最初總想讨個公平的說法。她們開始懂得，即使和國家之間，也是可以大小貓三五只地算算究竟誰欠誰的。賬是允許一筆勾銷的，道理卻非擺清楚不可。擺不清楚，什麽廠長局長以及更大的官兒，日子也許就不太消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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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有人會反對我的觀點，認為這恰恰證明她們的覺悟太低，認為她們還應該像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婦女們那樣才可愛。
但是試問，如果沒有她們這種起碼的權利意識的提高，國家的責任意識又怎麽會提高？公仆們的責任意識又怎麽會提高？起碼，公民們權利意識的提高，對于國家及公仆責任意識的加強是有促進作用的。
而在一個法制健全的時代，國家和它的公民在法律面前應該是完全平等的。法律既維護國家的權利，也要同樣維護公民的權利。二者中的任何一方損害了另一方的權利，另一方都有充分的理由在原告席上鄭重起訴。
當然，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下崗女工們，不但權利意識提高了，體諒國家難境的理性程度也普遍地大大地提高了。所以，她們中并沒有多少人真的和自己的工廠和國家斤斤計較地糾纏不休。她們委屈，恰恰證明她們是人，而非是一時可用一時可棄的無意識的生産資料。她們發牢騷，乃因她們有種種意識。倘她們竟憤怒了，那麽一定主要是由于當官兒的人們缺乏設身處地的體恤心腸，置身事外而官腔十足，對她們的思想安撫工作沒有做好、做細、做到家。甚至，根本就不曾做不想做。
故據我看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下崗女工們的覺悟，不是太低，而是很高。高得很可貴，亦很可愛。尤其她們中許多人下崗後另謀職業埋頭苦幹之精神，實在值得全社會欽佩和尊敬。她們以她們的可貴和可愛，保障了社會的安定。
在時代的發展中，往往付出許多方面的重大的犧牲。其時，那犧牲意味着數以千萬計人民的起碼的社會保障。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下崗女工們，既能意識到這一規律的無奈性，又能頑強地與這一冷酷的規律做竭盡全力的較量。對于她們中的許多人而言，乃是人生的最後一搏。為了家庭，為了兒女，為了自己晚年的生活，她們毫無退路，只有一搏。而她們又幾乎到了原本可以不再搏、可以輕松卸卻許多女性責任的年齡。
她們使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女性話題具有了一種異常凝重的、悲壯的色彩。
與此凝重的、悲壯的色彩相比，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賣淫話題顯示出了本時代的大的尴尬性。這是“中國綜合征”的臨床特征。
當然，許多國家都有妓女。妓女的存在，似乎并不影響那些國家的強盛。
但許多國家都不約而同地承認——妓女現象乃是社會的瘡疤。
中國曾一度沒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有了，至九十年代便多起來。
我們無須讨論為什麽會有，這是讨論不出個結果的。即使由某社會學權威下了等于真理的結論，結論本身對社會的衛生也沒多大意義。
倒是簡略分析一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賣淫現象，與舊中國的妓女、與歷史中的妓女現象有什麽區別，對此社會瘡疤或許還有丁點兒價值。
林語堂曾著過一篇短文《妓女與妾》。
通過這篇短文看得出，林氏是頗贊成男人納妾的。他認為已婚的男人為了貪戀另一個女子的姿色而離婚，倒莫不如說服她幹脆做自己的小老婆。他的邏輯是納妾總歸比離婚好。離婚意味着将妻子逐出家門，納妾只不過是将另一女子迎入家門。憑男人決定女人命運的權利，論資排輩了，妻妾是可以相安無事的。他認為某女子既想長久依賴某有婦之夫，那麽委曲求全而做妾，是相當明智的。他暧昧地表示，他頗認同辜鴻銘“一只茶壺配四只茶杯”的完美思想。
林氏短文中所論的妓女，是很“高級”的一類，“她們大都兼有一技之長，或長于詩，或長于畫，或長于音樂，或長于巧辯”。當然，她們首先當是年輕的、美的、風情萬種的。他所列舉的個中翹楚如董小宛、蘇小小、馮小青、陳圓圓、李香君、薛濤、馬湘蘭、柳如是。
我替他補上一個近代的，當是俠妓小鳳仙了。
林氏由于自己是高級的文人，所舉自然皆是棋琴詩畫唱五藝全能的名妓、才妓，而所舉好妓的男人，又是蘇東坡、秦少游、杜牧、白居易等名男人。所以他那篇短文，實在不似在談妓，而更是在談“才子佳人”。
在論到一般青樓妓女時，他也操相當溫愛的口吻說：“她們是在叫中國男人嘗嘗羅曼斯的戀愛滋味。”倒像青樓是專供男人實習戀愛的地方。
以我的年齡，當然不曾有過逛青樓的任何體會。我對妓女的所知，純粹是從文學中來的，比如老舍《駱駝祥子》中的小福子，比如《月牙兒》中的“我”，比如日本電影《望鄉》中的阿岐婆。
我當然知道，在中國歷朝歷代，妓女是分為三六九等的。最低的一等是“市妓”，即倚門賣笑勾引嫖客那一類，又被鄙稱為“野雉”。而“打野雉”的男人，當然都非閑踱秦淮河畔的風流才子，而是些相當粗俗甚至粗暴的男人。
小福子、“我”、阿岐婆們無疑皆屬“市妓”，無疑皆是粗俗粗暴男人們洩欲的對象。故我對她們一向是深懷同情的。
故我從前初讀林氏那一篇短文之時，對他“犯罪的是男子”一句話頗有同感。
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業已存在着的現實日漸地改變了我的看法，并且日漸地削弱了我一向對妓女所深懷的同情。
我沒接近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市妓”，也不曾像許多經常離家外出的男人們那樣受到過她們的滋擾。僅僅一次，住在外市的賓館裏，深夜接到一次問我需不需要“特殊服務”的電話。別的男人們告訴我那便是妓女在進行試探了。但我半信半疑，心想說不定那賓館另有非“色情”的“特殊服務”項目，比如要不要按鈴叫早之類。
所以，我對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賣淫女的全部印象，其實是從初識的或熟稔的、天南地北的、各行各業的、形形色色的男人們口中獲得的。
這印象最初使我驚訝的是她們只存在于某些城市、某些地區，後來，在一些偏遠縣鎮也蔓延開來。
後來驚訝于她們讨價的便宜，據說一二十元錢的“活兒”她們也接。
再後來驚訝于她們年齡的漸小。據說在有的城市，有的地區，還不到十八歲便開始走上賣淫的歧途。
再再後來，只剩下了一種驚訝，她們的賣淫，并非如我想象的那樣多麽的不情願，多麽的被逼無奈，因而多麽的內心悲苦。
驚訝幾次之後，也就不驚訝了。
據說她們中不少人似乎活得很快活，由于賣淫是“最輕松”的“職業”，由于這“職業”使她們的收入數倍甚至十數倍地高于一般女工們的月工資；由于這“職業”的“計件”性質，現鈔交易性質，永遠無欠發“工資”或“打白條”一說；更由于這“職業”的傳統方式與吃吃喝喝玩玩樂樂密不可分。
收入高了，花錢也大方了，穿的也時尚起來，住的也改善起來。中國是世界上許多行業的大市場。她們似乎都持一種非常樂觀的态度确信不疑——她們所從事的“職業”盡管還不能公開化，但前途似錦，“職業”隊伍将不斷擴大。
她們快活，自在，滿意于現狀，毫無羞恥感。除了有時不得不偷偷摸摸的，再沒什麽不順心的。
據說，倒是些初涉此道的男人們，每每在大大方方的、笑容可掬的、善于周旋的她們面前常顯得不好意思起來。那時她們就仿佛關系熟稔地調侃他們，為的是使他們放松些，自然些，大膽主動些……
倘我們重讀《月牙兒》，定會從“我”身上看出些與今天賣淫女們的相同。
“我”自幼喪父，于是家庭賴以維持起碼生活的“經濟基礎”徹底坍塌。先是母親靠替別人家漿漿洗洗掙點兒小錢勉強度日。後來母親改嫁，再後來繼父“失蹤”。母親不得不将她們的家變成了“暗門子”，以向粗俗陌生的男人們零售自己肉體的方式供女兒上學。
也許，母親希望女兒知識化了以後能嫁給個體面的、依賴得住的男人，從而改變命運，自己的晚年也能跟着享幾天福吧。
但是，上了學的女兒不久便從女同學那兒明白——“我小學畢業後又有什麽用呢？我和同學們打聽過了，有的告訴我，去年畢業的有好幾個做姨太太的。有的告訴我，誰當了‘暗門子’。”
于是“我更疑心媽媽了，是不是等我畢業好去做……這麽一想，有時候我不敢回家，我怕見媽媽”。
而“媽媽的屋裏常有男人來了，她不再躲避着我。他們的眼像狗似的看着我，舌頭吐着，垂着涎。我在他們眼中是更解饞的，我看得出來。在很短的期間，我忽然明白了許多事情”。
不久，她做了女招待。她想賣笑不賣身。但是老板雇她，當然主要是促她早點兒開始賣身的。只要肯賣身，笑不笑倒還在其次。不肯賣身，那麽就滾。這前提是絕無可商量的餘地的。
沒第二種選擇，她終于順其自然地成為娼妓。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賣淫女們，其中一部分，或許都如《月牙兒》中的“我”，一步步面臨過類似的無奈。
以上是家庭生活狀況的相同。
而心理嬗變軌跡的相同如下：
“我在自己手中拿着，像捧着一朵嬌嫩的花。我只能顧目前，沒有将來，也不敢深想。”
《月牙兒》中的“我”是這樣；今天的她們也是這樣。
“我越往大了長，我越覺得自己好看，這是一點安慰，美使我擡高了自己的身份。”
“我和一排年輕的姑娘們在小飯館受選閱。我們這群都不難看，都是高小畢業的小女子們，等皇賞似的，等着一個破塔似的老板挑選。他選中了我。我不感謝他，可是當時确有點兒痛快。那群女孩子們似乎很羨慕我，有的竟自含着淚走去，有的罵聲‘媽的！’……”
“我仿佛看得很清楚：有朝一日，我得比她（一個早出道的妓）還開通，才能掙上飯吃。”
“我遇見幾個同學，有的升入了中學，有的在家裏做姑娘。我不願理她們。可一說起話來，我覺得我比她們精明。原先，在學校時，我比她們傻；現在，她們顯得呆傻了。”
“男女彼此結成了網，互相捕捉。有錢的，網大一些，捉住幾個，然後從容的選擇一個。我沒有錢，我連個結網的屋角都找不到。我得直接的捉人，或是被捉，我比她們明白一些，實際一些。”
“我想我要玩玩，浪漫。我要勾引文明一些的人，至多只賠上一兩個吻……啊，我錯了。要賣，得痛痛快快的，拿錢來，我陪你睡，我明白了這個。”
“及至做過了幾天，我也就不怕了，身體上哪部分多運動都可以發達的……他們滿意，還替我作義務的宣傳……”
“我們是拿十年當一年活着……”
“這些經驗叫我認識了‘錢’與‘人’。錢比人更厲害些……”
我真是由衷地欽佩老舍先生，實不愧是文學的大師。筆觸漫不經心似的，筆調娓娓地淡淡地，就将一個少女變成娼妓的心路過程抽絲剝繭、觀察入微地剖析給我們看了。我覺得，《月牙兒》是老舍先生最凄楚哀婉的一篇小說。
“我”與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賣淫女的不同又是哪些方面呢？
首先，她們其實不僅僅為了“掙上飯吃”，更是為了吃得比大多數小女子更好，穿得比大多數小女子更好，錢包比大多數小女子更鼓。
時代不同了，所以賣淫的目标定得更高了。
其次，她們心理的嬗變過程極短，觀念的“開通”也極快，往往并不需要過程，直接地就撲奔那更高的目标而去。因而，她們往往真的覺得，做娼妓最是一種等于整天玩兒似的“職業”，真的覺得是浪漫的活法兒。甚至，很可能的，在她們“開通”的觀念中，是僅次于明星的“職業”。
“我沒有将來，也不敢深想。”
她們不願深想。偶爾想想，再計算一下自己的積攢，非但并不覺得将來可怕，倒似乎更看到了将來的無憂無慮、将來的富裕、将來的美好。而事實上，一個女人只要有一大筆錢，即使是靠賣淫所獲，也還是女人最大的幸事。時代對于“人”和“錢”的關系已似乎是這樣的了——要麽都不幹淨，要麽都是幹淨的。
“我”感到自己“拿十年當一年活着”。
她們恰恰相反，企圖拿每一天都當十年那麽寶貴地活着。故每一天都及時行樂，及時掙錢。
“我”很快地憔悴了。
她們恰恰相反，因為有了錢，可以經常洗桑拿，可以經常做美容，可以去按摩，可以割雙眼皮兒，可以墊鼻，可以隆胸，可以用系列的高級的護發、護膚品，可以通過營養豐富的飲食和滋補藥物調整內分泌系統——而且，這些花銷，往往由男人們“義務”了。所以，養顏有術的她們，似乎有充分的自信對“憔悴”說“不”！
“我”瞧不起自己——“我愛活着，但不應該這樣活着。”
她們由于以上諸方面與“我”所處時代的不同，其實并不鄙視自己。她們當然也愛活着。并且，比來比去，還很愛像她們那樣活着。起碼，她們認為，自己的活法，是女性“第二幸福”的活法。與第一幸福的活法無緣，退而求其次不是也很好麽？于是，她們反而會看着與“第二幸福”的活法也沾不上邊兒的女性們着實地可憐。倘強迫她們每天按時上下班，勞勞碌碌，卻每月只開極少的工資，她們反而會覺得等于是一種“迫害”。
因而，某些文學作品中的她們，不再是《月牙兒》裏那個自哀自憐、自慚形穢的“我”了，而是些鮮活快樂、“青春無悔”的小女子了。
老舍先生若仍在世，若再對她們有所觀察，若再寫出一篇半個多世紀後的《月牙兒》續篇，其筆觸其風格，據我想來，恐怕會一反前《月牙兒》的凄楚哀婉，不由己地變得後現代主義起來吧。
老舍先生當年深懷同情地以“月牙兒”喻那些舊中國由少女而無奈淪為娼妓的小女子。
昔也“月牙兒”，今也“月牙兒”。
“月亮還是那個月亮”，依然的“千裏共婵娟”。
“月牙兒”卻似乎不再有傷感的意味兒了。
那麽，你在聽說的多了，連這最後一點也不驚訝了的時候，你還會憐花惜玉地同情她們麽？
人口衆多導致勞動力過剩。勞動力過剩首先導致女性自食其力的機會相比于男人大大減少。全世界勞動力過剩的現象都是這樣。
女性在自食其力的機會大大減少的情況下，相互間的謀職競争就空前激烈了。那些由于文化程度太低而被淘汰于謀職機會以外的年輕女性和少女，像幸運地有着工作的女性和少女們一樣，時時會萌生穿好衣服的念頭，也時時會萌生享受和享樂的欲望。這就需要錢。在男人們給她們錢的那一刻，他們同時表達或暗示了他們要的是什麽，于是雙方拍手成交。
我始終确信，任何一個年輕的女性或少女，當她第一次脫裸了身體賣淫于男人之際，無論他對于她是認識的或陌生的，她內心裏肯定是感到羞恥的，起碼有幾分感到羞恥。因為以鈔票為前提決定的兩性關系的發生或不發生，在女性這一方面，是違背她們對自己沒感情的男人掩護她們肉體的本能的。
但随着賣淫的次數增多，這一種本能最終會被掃蕩得一幹二淨無影無蹤。以後她在任何一個陌生男人面前脫裸了自己的時候，便仿佛在公共浴池的脫衣間一樣無所謂了。
我想，這樣的一些妓女與嫖客之間的交易，絕不會像林語堂先生在他那篇短文中所描寫的那樣——“她們是在叫男人嘗嘗羅曼斯的滋味。”
于嫖客，分明像內急終于尋找到了茅廁。
于賣淫女，大概等于接受一次男性婦科醫生的身體檢查。
中國存在着的嫖娼現象，真相大抵如此。
與古代秦淮河上的風流景觀相比，顯然連點兒頹靡的色彩都談不上，而純粹是醜陋了。那時的金陵夫子廟畔，畢竟是舉行科舉考試的地點，學子雲集；而那時的妓，于棋琴詩畫唱方面，又畢竟地起碼都是身懷一藝。即使頹靡放浪，還總歸有“風流”二字包裝着，似乎地顯出幾分雅。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賣淫女，不但年齡越來越小，文化越來越低（固然早已開始有文化較高的女性加盟此行列，則應另當別論），而且，心理狀态越來越開放了。
社會看她們的存在如瘡疤。她們卻很可能經由嫖她們的形形色色的、各行各業的或粗鄙或表面斯文的男人看這社會本身如一片瘡疤，而視自己如瘡疤上自然真實的蘑。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女性，如花房裏的花，你可以指着一一細說端詳。因為指得過來。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國女性，如花園裏的花，你可以登坡一望而将綠肥紅瘦梅傲菊灼盡收眼底。因為你的視野即使不夠寬闊，她們的爛漫也鬧不到國人的目光以外去。所謂“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女性，抛開那些消極面來看，便如野生植物，自然生長區內的花木。其千姿百态的芳菲，其散紫翻紅之妍媚，其深開淺放之錯落，其着意四季之孤格異彩，簡直不複是國人所能指能望得過來的，更不消說置喙妄論了。所謂“春風不解禁楊花，濛濛亂撲行人面”。
而這正是時代進步的标志。
一個時代的進步，首先從男人們都開始做什麽顯示着，其次從女人都打算怎麽活顯示着。
時代的進步常常帶着野性。這野性體現在男人們頭腦中每每是思想的沖撞，體現在女人們頭腦中每每是觀念的自由。
轉身回顧，有哪一個時代女性的觀念比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更少束縛、更自由麽？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一批精神面貌嶄新而且風采異呈的中國女性，在政治、經濟、文化、藝術、教育、科研、法律和社會公益、社會福利等方面所做的傑出貢獻，以及自我價值方面有目共睹的實現——綜合中國女性在五千餘年的國史中的作為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