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6)
我們如果轉而一想，中國大批地滋生着沈三白式的文人的時期，差不多正是法國思想啓蒙運動的同期，縱觀整個歐洲，許多男性知識分子受此運動激勵，對社會進步、對女性的自由解放做出種種傑出貢獻，不禁地就會心生一問：中國的傳統文人們，可曾想到對社會、對中國女性的自由與解放做點兒什麽？
答案是，他們頭腦中幾乎什麽打算都不曾有過。
歸根結底，芸那樣的女性，幾乎只适合生存在一個文明進步的時代。
而那個時代以前的中國傳統文人們，又大抵總是攀結在封建王權的四周。而王權是仇視一個文明進步的時代的，是女性解放的最反動也最腐朽的堡壘。而中國傳統文人們，最積極的也最令後代同類美化和吹噓的，也不過就是“放浪的玩世哲學”、“偉大”的消極的遁世哲學、自适其樂的逃避現實的哲學。
沈複式的男人，是此種中國男人叢林中司空見慣的一株。他的“根”其實寄生于封建土壤中。那土壤一旦不供給他養分，他就只有落魄，只有窮困潦倒，當然也就談不上維護他所愛的妻子的命運了。
而芸，卻不過是恰巧被他的枝所挂住的一只美麗的風筝。她死了，他安慰自己和緬懷她的方式，卻只不過是去狎他以為有些像她的妓。
第四種是特別理想主義的态度。代表文人理想的如《梁山伯與祝英臺》。祝英臺寧可一死，也絕不入馬家的門。由于她視富貴如糞土的立場堅定不移，極受“梁山伯”們欣賞，于是幻想與她雙雙化蝶。代表市民理想的如《白蛇傳》。富家子弟、豪門子弟中也是不乏翩翩美少年的，但貌如神女的白娘子死心塌地愛清貧的許仙，雖被鎮于塔下而此情不渝不移，于是成為後世“許仙”們心目中最美的愛神。代表農民理想的如《天仙配》和《牛郎織女》。世上的美人不是與“牛郎”們、“董永”們無緣分麽？“牛郎”們、“董永”們也不必傷心，更不必憤世嫉俗。王母娘娘和玉皇大帝的某個女兒，說不定哪一天就會動了凡心下界來做他們的妻子。
由于事實上這個世界極少有專門嫌富愛貧的美女，所以這第四種文化源遠流長。現實中得不到的，理想中擁有。
與中國數千年的文化相反，西方文化鼓勵女性通過最容易的方式，亦即通過嫁給富貴男人的方式，改變自己的卑賤命運，使自己過上富貴的生活。西方文化中這一種鼓勵的熱忱，有時類乎男孩兒鼓勵膽小的女孩兒爬樹或登房頂。并且在女孩兒那麽做了以後予以表揚，你看，多麽簡單！只要你敢想，沒有什麽達不到的目的！半個多世紀以來，好萊塢精心炮制了一部又一部“灰姑娘”題材的影片。
蕭伯納曾說：“窮人家的女兒是他們的原始股。”他是出于對窮人們的深切同情而這麽說的。
但是好萊塢那些善于炮制“灰姑娘”題材的影片的編劇們、導演們、制片們另有說法。
他們說，如果你是一個漂亮的姑娘，你竟享受不到榮華富貴，那麽太遺憾了！那麽是你自己的過錯，完全怨不得別人，也別怪社會的不公平。
他們說，如果誰家有一個漂亮的女兒而居然窮着，那麽這一戶人家的父母的頭腦一定太癡呆了！趕快“抛股”哇！
他們不但承認窮人家的女兒是父母的原始股，而且進一步明确指出，窮人家的漂亮女兒是價值百萬千萬的原始股。對于這一種股資的白白浪費是令人心疼的！
因而，在好萊塢的老片中，尤其一些黑白老片中，每每出現一位漂亮的小女子，她可絕不像“灰姑娘”那麽逆來順受，她不但風情萬種而且頗有心計。她到某一富家去做女仆，不久便産生了這樣一種自然而然的念頭：我為什麽不可以讓男主人注意到我的存在并且愛上我、迷上我？我為什麽不可以成為這一富家的女主人？于是影片結束時男主人墜入情網皆大歡喜。
好萊塢曾将許多此類內容的影片發行到世界各地，影片中那些漂亮的小女子們不但使世界各地的男人們愛得不行，也被世界各地漂亮然而命運卑賤的小女子們視為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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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萊塢的匠心獨具之處在于，它直指女性之人性的特點，順應之而不是企圖通過說教扭轉之。它從來也沒打算承擔這樣的道德義務。
美國文化對美國女性有影響麽？
答案是肯定的：當然有。
全世界的女性中，美國女性的追求意識——不觸犯法律前提之下的追求意識，是最公開、最大膽、最不受束縛的。
那麽，受美國文化影響的美國女性，是否都非常嫌貧愛富，非常的傍富豪沒商量、攀權貴沒商量呢？答案也是肯定的：否。這又為什麽呢？道理簡單，因為90％以上的美國人處于生活水平比較高而又彼此差不太多的情況之下。貧富懸殊在西方許多國家并不像在中國呈現得這麽咄咄逼人。一個嫁齡女性即使漂亮，她的選擇範圍無非輻射向兩個方面：或者輻射向極少數的富者權者，或者輻射向大多數的男人群體。而她們要求達到的生活，倘不過分奢侈，又幾乎是大多數男人都能和她共同奮鬥達到的。這使她何必整天去做“灰姑娘”的神話夢不醒？又何必非要去傍富攀權？于是，她決定嫁不嫁給一個男人，考慮的因素，反而比較能夠超越于物質之上。
在貧富懸殊的剪刀差越來越大、作為社會現象愈演愈烈的時代，女性的心最容易被物質所誘惑。而物質對她們的誘惑力，遠遠強于文化束縛對她們的影響。她們擁抱住物質而反叛文化時，她們以為她們擁抱住了女人的幸福。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中國某些女人以她們比男人敏感的神經，觸覺到了時代的興奮的中樞區。它反射給她們的信號是，欲望時代的集貿商場即将大開張，你有什麽可交易的？容貌即資本，青春即股票。它并且暗示她們，二者之和，遠遠大于一個女人頭腦中所可能容納的全部知識的價值，就像三角形的任意兩邊之和大于第三邊一樣。
那時，社會行業還沒有發展到今天這麽豐富多彩的程度。即使有才幹的知識女性，倘要憑其才幹和知識獲得比普遍的女性多的收入，仍幾乎是癡心妄想之事。
于是她們的目光自然而然地由國內轉向國外。在國外，對才幹和知識的尊重毫不含糊地體現為金錢的結算方式，并且是以美元兌換價值的。而那時在中國，通過金錢對才幹和知識進行結算的方式，仍是一種扭捏的、暧昧的、遮遮掩掩甚至偷偷摸摸進行的方式，仿佛有悖于全體中國人對才幹和知識的常規思想觀念。誰若獲得了數千元的獎金，肯定引起嫉妒；幾萬元的獎金，會成為轟動性的新聞。那時在中國，只有“走穴”的歌星例外。
有才幹、有知識的女性尚活得這麽憋屈，企圖潇灑也潇灑不起來；那些沒才幹、沒知識甚至一無所長，卻有容貌資本、有一大把青春股票的女性，又怎會自甘資本閑置、股票貶值呢？而在中國，她們歷來對于物質生活質量的向往是最強烈的。這是人類社會中一個關于女性的公開的秘密。
于是，以上兩種截然不同的中國女性，那時都渴望着同一種男人出現在她們的生命裏——能帶她們離開中國大陸的男人。不管他是香港人還是臺灣人，不管他是哪一國家的，不管他是年老的還是年輕的，不管要求她以妻的身份妾的身份情人的身份女兒的身份或秘書或雇員的身份，包括女傭的身份。總之什麽身份都不計較，只要能帶她出去，她便如願以償。
于是形形色色的境外男人成了“超度”她們的命中貴人。
今天，我們回顧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似乎從中期開始，整個八十年代對折為兩頁。而你不能說它是兩頁，因為它并未從中線那兒被裁剪開；你也不能說它是一頁，因為兩個半頁上所記載的內容竟是那麽的不同。
常規的歷史進程中，一般不會産生這樣的時代現象。
此時代現象說明，歷史的進程一旦加快，幾乎每五年便有大的區別。而普遍的人們，也仿佛每差五歲便如隔代了。所謂道即變，人亦即變。道變速，人亦變速。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前期，某些中國女性求知若渴的自強不息使中國男人們為之肅然。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後期，某些中國女性交易自身的迫不及待使中國男人們為之愕然。
盡管，這兩類中國女性加起來，在數量上仍是少數。
但經由她們所體現的中國女性的時代意識的特征，畢竟使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前後着上了極為濃重的色彩，以至于使其他的色彩顯得淡化了，難以成為特征了。
最後值得總結的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交易自身之目的達到了的女性，如今朝她們掃視過去，其實真正獲得幸福的相當有限，她們中不少人結果甚至相當不幸。有些女性甚至無國、無家、無夫、無子、無業、無産，除了跌價的容貌資本和貶值的青春股票，實際上幾乎一無所獲，證明她們當年的交易自身并不能算是成功之舉。
女人通過嫁給某類男人的古老方式達到改變命運過另外一種生活之目的，雖比較符合女性的人性特點，雖不必加以苛求的批判，但也不值得格外地予以肯定。
那方式所符合的，乃是女性的人性中太古老的特點。無論以多麽“現代”的盒子包裝了，仍是古老的。它在女性的意識裏越強烈，女性越現代不起來。
無論那目标表面看起來多麽能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多麽能引起別人的羨慕，本質上仍是初級的——是以依附于男人為目标前提的。
五、她們如野生植物一般活
某些中國女性“外銷”自己的“新洋務運動”，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始，直至一九九三年後才勢微漸止。她們的年齡普遍在三十五歲以下，年齡最小者十六七歲。因年齡小，想方設法更改年齡以達到合法移民年齡的事屢聞不鮮；因年齡大，想方設法更改年齡以求接近于更容易“外銷”歲數的事也屢聞不鮮。那些年內，由中國女性推波助瀾的“新移民潮”，沖擊着亞洲、歐洲、澳洲的許多國家。既使那些國家的華人移民數量劇增，也使國內許多城市的家庭夫妻離異、子女雙親殘缺。有知識的憑學歷去闖，有才能的憑才能去闖，有技長的憑技長去闖；無知識、無才能、無技長可言的，則僅憑容貌和青春資本去闖；連容貌和青春兩項也夠不上資本的，憑一往無前的盲目的勇氣去闖。
“洋插隊”一詞便是概括這一現象而産生的。“洋”字與“插隊”二字相結合，包含了一切的苦辣酸甜。當然，她們當中也确有不少人，在異國真的嘗到了愛情的甜，事業有成的甜，家庭美滿的甜，人生幸福的甜。這些甜，也當然地原本就不該被國界和國籍隔着。在一方國土內獲得不到，去別國尋找亦确是天經地義之事。歐洲國家彼此鄰近，歐洲的男人們早就這樣了，後來歐洲的女人們也開始這樣了。其動因和目的與中國女性們十分一致。中國女性仿佛企圖用她們的行動證明——世界并不算太大，國與國都離得很近。
一九九三年以後，中國經濟迅猛騰飛，令世界“拍案驚奇”，刮目相看。但“騰飛”之中，今天看來，泡沫的成分極其顯明。
但是經濟的泡沫現象，在短期內向有頭腦的人提供的發達之機反而尤其的多。許多人其實只需抓住一次機遇便可永久地改變命運，不管那機遇是否在泡沫裏。泡沫經濟的游戲之所以對一個國家有危害，甚至有危險，是針對大多數人的長久利益而言的。當泡沫滅落，大多數人不但往往只空抓了兩手濕，而且極可能連曾經擁有過的利益也喪失了。但泡沫又可以掩蓋“游戲”的諸種規則，使之變得似有似無，時隐時現，于是無規則的機遇随着泡沫上下翻湧眼花缭亂，似乎比比皆是。有頭腦的人适時抓到它比在“游戲”規則極為分明的情況下抓到它更容易。
于是“洋插隊”的中國男人和女人們，面對異國的“游戲”規則抓不住時，便轉身回首，望向祖國的一大堆又一大堆的泡沫了。他們和她們，在異國學到了、積累了在中國學不到、積累不成的經驗。那種種的經驗對于他們是有用的，也是寶貴的。正是那種種經驗告訴他們，中國的機會也多得值得回來一顯身手。于是，攢下些外彙的帶着經驗，沒攢下外彙的帶着半個外國身份，匆匆地又登上歸國的航機。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這樣一些“洋插隊”過的女性，在中國的大城市裏，既有相當出色的表現和表演，也有相當特色的表現和表演。後一種表現和表演，每每伴随着坑蒙拐騙，每每自身也帶有泡沫性。
一九九三年以後，中國的經濟犯罪案中，女主犯或女同案犯漸多起來。倘僅以北京為例，我的司法界的朋友告訴我——當年三分之一左右的經濟罪案都由有“洋插隊”經歷的女性充當這樣或那樣的角色。
盡管如此，另一個無可争議的事實是——不少“洋插隊”的女性，以她們較為特殊的女性身份，在各大城市中營造了一道道當代都市女性的亮麗風景線。
外企的第一代、第二代“中方雇員”的“花名冊”上，留下過她們的芳名。
最早的一批“白領麗人”中，閃現過她們的身影。
她們中湧現過第一代、第二代女經理、女總裁、女外商代理人、女經紀人、女策劃人。
對于今天服裝、美容、健身、保健乃至許多文化行業的發展，她們曾起到過功不可沒的作用。她們一方面是這些行業引領消費潮流的女性，另一方面，可能同時是宣傳者、廣告者。
與她們的能力、經濟和風采一競高下的，是那些并不曾“洋插隊”過的女性。後者們對機會的企盼期比較長，準備期也比較長，因為身在本國環境中，機會一旦來臨，自然出手更及時些。所以，二者相比，後者的事業往往是自己的。自己之上，并不再有老板。而前者的事業，則往往不是自己的。雖然優越着，背後還有老板。雖然掙的是外彙，但總歸不過是傭金。
這樣兩類中國女性，當年曾使許許多多的中國男人驚呼“陰盛陽衰”，驚呼到處都是“女強人”。某些男人在哀嘆自己“疲軟”的同時，不禁對某些女人的能力和神通佩服得五體投地膜拜頂禮。
其實，世界依然是一個男權主宰的世界，中國尤其是。某些女人們盡管手眼觸天、能力廣大、神通非凡，但事業的成功，往往還是離不開某些權力背景更牢靠、能力更廣大、神通更非凡的男人的呵護與關照。
我們說一九九三年以後中國經濟呈現明顯的泡沫成分，并不意味着否定一九九三年以後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切實績。泡沫非全部成分，實績是不可低估的。
有統計表明，一九九三年以後，國外投資大幅度上升，外企與合資企業的數量猛增，鄉鎮企業如雨後春筍，新行業不斷湧現……所有這些，都為中國女性證明個人能力和才幹的表現與表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驅動條件。
從普遍性的規律上講，男人們不得不承認，女性是影響男人成為什麽樣的人的第一位導師。
那麽，誰是影響女性成為什麽樣的人的導師？
是時代。
時代是影響女性成為什麽樣的人的最後一位負責“結業”的導師。
在時代的教導之下，男性文化從前對女性的影響和要求倘與時代沖突，那麽大多數女性都會傾向時代，并配合時代共同颠覆男性文化對女性之人性的強加。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中老年女性，目光望向比自己年輕得多的新生代女性，又是羨慕，又是佩服，又是隔閡種種，又是看不順眼。
然而新生代們如魚得水。她們的前代女性，首先成為她們的競争對手。前者在競争中往往由于對時代的不适應處于劣勢，大獲全勝的後者，接着便以挑戰的姿态向男人們示威。
一切時髦的事物，首先受到新生代女性們的歡呼。
一切夜生活的場所，皆可見她們及時行樂的身影。
一切新行業，都驚喜于她們躍躍欲試充滿熱忱的加盟。
“靠節儉能富起來麽？得靠機遇！”——這是她們的致富觀。無疑是很正确的。可時代從前沒給過女性什麽機會，因而她們前代的女性大多數是節儉型的。她們的致富觀，分明包含着對前代女性的嘲諷。
在許多種場合下，你會發現某些年紀輕輕的女性，與形形色色的年紀往往可做她們父親的男人，神神秘秘而又一本正經地共商大計，策劃一筆投資數額幾千萬甚至幾億的項目。如果你以為只不過是異想天開，那就大錯特錯了。後來成為事實的例子舉不勝舉。
徐志摩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叔本華與叔本華的婦女論》。
叔本華與尼采是兩位十分蔑視女性的哲學家。
尼采說過一句特別刻毒的名言：“如果你打算與女人交往，最好帶上鞭子。”
由于他如此蔑視女性，所以又說過這樣一句話：“我不能設想一個男人是哲學家而同時有太太。”
叔本華則認為，山裏有老虎，草裏有蛇，世上有女人，除了這一自然現象，對于女人再無讨論之必要。
徐志摩的文章是為了批評叔本華寫的。他在文章中說道：“但這近百年卻大大地換樣了。不僅在學理上我們對女性的根本觀念完全地改變了，不僅婦女在社會的地位上改變了，不僅她的人格在人類所有活動裏取得了與男子同等的認識，并且女子們實際上已經給了我們可驚的成績，在學識上，在事業上……”
我們今天重讀徐志摩的文章，一方面自然會贊成他對女性的公正，另一方面，卻難免地會覺得他過于熱情，言辭誇張。因為，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大多數中國女性其實并未“現代”到他所表揚的那一種程度。他所歌頌的女性，只不過是他所經常接近着的、當時在中國屬于極少數的、知識女性中的某一類而已。
但是，如果用他文章中的那一段話來作為對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女性的評價，而不是作為對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女性的評價，則非常客觀，一點兒也沒有誇張的意味兒了。
林語堂曾這樣解釋他為什麽最喜歡同女子講話——“她們能看透一切的矛盾、淺薄、浮華，我很信賴她們的直覺和生存的本能——她們的所謂‘第六感’。在她們重情感輕理智的表面之下，她們能攫住現實，而且比男人更接近人生，我很尊重這個。她們懂得人生，而男人卻只知理論。”
我之所以引用林語堂這段話，乃因其中有幾點對女性的肯定，借以評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一些女性，尤其是新生代女性，也是相當準确的。
第一，直覺。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許多年輕女性的直覺，尤其知識化了的新生代女性們的直覺，所接受的是時代中樞神經區發射的訊號，是大直覺，往往敏感于男人們數倍。倒是男人們反而常常顯得很滞後，很遲鈍。它成全她們在經濟活動中穩操勝券，以至于某些男人每向她們請教。他們信賴她們的直覺，往往受益匪淺。
第二，生存的本能。
因為她們對生存質量的标準和要求提高了，故她們的本能充滿強烈的欲望意味兒。而欲望驅使她們最大程度地發揮能量，這使她們比以往任何時代的女性都不安于現狀。
第三，能攫住現實。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識化了的新生代女性，幾乎一概是徹底的現實主義者。傳統理念從她們頭腦中消失的速度，遠比從男人們頭腦中消失的速度快得多。由于她們眼到、心到、手到，直攫現實，所以她們又幾乎一概是目的主義者。這在男人們看來，也許太不可愛。她們也是明白這一點的。但她們自有理由——在許多方面成功了的男人們又有哪一個不是徹底的目的主義者？憑什麽女人就不能有目的？憑什麽女人就不能為了那目的之達到而足智多謀？她們自有另一套使她們變得仿佛依然可愛的方法——引導男人們及時行樂。從表面看，往往是男人們在向女人們提供行樂的條件和機會，因為他們埋單。而實際上，從最終的效果看，是女人在陪男人們。這時她們就盡量表現她們的天真、純情、柔弱，心無任何功利之念和頭腦的極其簡單。她們知道普遍的男人們喜歡她們這樣。她們善于在某些時候暫時隐藏了目的投男人們之所好。
第四，接近人生，懂得人生。
普遍的她們對人生之理解，與數年前相比已大為不同，甚至可以說大為進步。數年前，在她們中許多人看來，“傍大款”便是最容易接近最理想人生的捷徑。而懂得女人如何受權貴或富有男人長期寵愛，也就算懂得人生了。但是後來她們悟到了，那不過是楊貴妃式的女人的人生。與武則天一比，楊貴妃只不過是一個可悲可憐的女性罷了。她們倒寧肯從男人那兒少要點兒寵愛，多讨些實惠。尤其，當她們與男人的關系無望成為夫妻時，她們給予男人的每一份溫柔，都要求男人們加倍地償還以實惠。她們無不希望擁有完全受自己權力控制的、純粹的、個人的一番事業，當然這事業主要指經濟方面的。她們對這一種事業的渴求，強烈于對一位好丈夫的渴求。因為道理是明擺着的，一個站立在完全受自己控制的經濟基礎上的女人，只要其貌不甚俗，其性情不甚劣，招募一位好丈夫實在并不困難。
當然，這樣的女人究竟是否真的便算接近人生、懂得人生，大可商榷。而我們要指出的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有許多女性持此種人生觀。這畢竟比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前争先恐後自售其容其身要争氣得多。
上文林語堂的話中有一句是說得相當嚴謹的——“在她們重情感輕理智的表面之下”。
林氏此話證明，他并不認為女性一向地、一概地重情感，一向地、一概地輕理智。他認為這是她們給男人們的表面印象，傳統印象。
而我想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識化了的、大城市裏的新生代女性，尤其她們中特別年輕漂亮的，其實大抵是非常理智的女性。她們像一切時代的一切女性一樣，有情感的需要，但是并不怎麽在乎失去。渴望愛的撫慰，但是也頗善于玩味無愛的寂寞。她們有寂寞之時，但絕對地并不苦悶；她們有流淚之時，但主要由于失意而很少由于內疚。她們實際付出的交際時間和精力往往多于戀愛。在她們那兒兩者常常是這樣掂量的——交際産生交情，而廣泛的男女交情比專一的愛情更有助于自己事業的成功，所以使男人常常搞不大清他和她之間的關系究竟是愛情還是交情。情人節男人親自送給她們一束玫瑰，便可得到她們的一次甜吻。在她們的生日請她們到大飯店去“撮”一頓，她們望着那男人的目光便會始終含情脈脈。而男人若在她意想不到的情況之下送她名貴的首飾，她們很可能會撲入他的懷裏驚喜地說：“啊，我的至愛！”——就像首飾廣告裏的情形那樣。而她們越是變得極端地信賴手段，追求目的，不重情感，則越在一些瑣碎的、雞毛蒜皮的細節方面誇張地表演出注重情感的模樣。她們以上的種種行徑又簡直可以說都是身不由己的。因為人與人之間的可信任度已大面積地從中國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生活中流失了。行業雖然空前地多了，每個人證明自己存在價值的空間似乎反而越來越小、越來越擁塞了。呈現在社會許多方面的競争是那麽的激烈，有時甚至是那麽的世态炎涼冷酷無情，女性不得不施展最高的人生技巧才能做成她們想做的事情。
毋庸諱言，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新生代女性，表面看來頭腦似乎史無前例地簡單了，而實際上史無前例地精明、史無前例地富有心機了。所謂“內方外圓”，普遍的從前時代的中國女性，即使外“方”，即使表面上見棱見角，其內心也往往是“圓”的，女人天性的成分居多。所以從前時代，最不服氣男人的女人，也往往最終在與男人的較量和競争中敗北，被男人降服。而男人利用制勝的，往往是女人天性中的某些弱點。當然，個例總是有的，比如武則天、呂後、慈禧、鳳姐……正因為太是個例，所以從前的女人們即使心中暗暗欽佩也不敢公開地表示，所以從前的男人們一再地通過文學和戲劇歷數她們的陰險歹毒。相比從前時代的中國女性，尤其是遵循傳統的行為典範的女性，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新生代女性們，具有明顯的反傳統、反禮教、反淑女型典範的時代傾向。這意味着是她們以新一代的整體姿态對一向由男人們安排社會秩序、安排女性命運的現實的挑戰。這種挑戰是初級階段的，是無數個體成功欲望的本能彙聚在一起所呈現的；其個體“戰術”也是初級階段的，簡單的，相似的，無非以男人之道還治男人之身，反過來利用男人與女人打交道時的天性弱點罷了。她們中許多人因而成功了一些事情，許多人也為成功付出了必然的代價。那代價使她們年紀輕輕心中便充滿了滄桑感，使她們表面看來朝氣蓬勃着、精神抖擻着、姿态生動着，而實際上已陷入疲憊，已經從心理上過早地老了。
于是她們中派生出了女“獨身族”。
她們成功了或失意了、受傷了以後，從社會大校場上抽身便走，這意味着人生“戰略”上的一種轉移或撤退。倘為成功者，帶着傷痕大隐于市，體會功成身退的自慰。毫無家族權力背景的女性，徒手打天下并且獲得某種成功居然不曾受過傷，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這樣的事是不多的。倘為失意者，則一邊自療傷口一邊總結教訓，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失意本身即傷痕，而且大抵又是由男人造成的。這一類女性不僅內心更加地“方”了，而且其外也不複“圓”。那曾“圓”過的外形變得模糊了，暈開了，邊線若有若無了。如果說暈是月亮的框子，那麽以守為攻是她們的心理的框子。她們的心理在那一框子內其實并不萬念俱灰，而是處于高度的“備戰”狀态。倘她們東山再起擁有了一定的實力，她們往往對男人具有報複性。即使并不如此，也往往對男人不屑一顧，予以輕蔑。當然，也有人陷于較長久的自哀自憐不能自拔。更有人并不急流勇退，以獨身“女強人”的姿态為自己标定一個比一個高的目标，鼓勵自己實現一次比一次大的野心。企圖在這種無休止的過程中忘記自己是女性，仿佛變成了中性人。
女“獨身族”們幾乎沒有不自言獨身潇灑、獨身也美好的。
然而我們知道，女性一旦成熟為女人，獨身肯定是不自然的，不美好的。
獨身只在一種情況下可稱為理智的選擇，那就是形式上的糟糕的婚姻。
這一種相對性，決定了無論對于男人還是女人，獨身的選擇起點是較低的。
她們也知道這一點。
知道而偏說獨身的潇灑和獨身的美好，足見她們是多麽的言不由衷，又是多麽的內心苦楚。
讓我們祝願她們都能早日有情人終成眷屬，告別她們本性上其實并不願恪守的“獨身主義”。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一些女大學生們，第一崇拜財富，第二崇拜權力，第三崇拜明星，第四崇拜女性的性魅力，第五，具有極端地自我崇拜……因人而異，還可以列出另外的許多條。但前四條無疑已包含了她們最主要的崇拜內容，無非順序的先後不同。
她們中畢業後分配在電臺、電視臺、報刊雜志的文科大學生們，按着自己的喜好一改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前的中國綜合文化的老面孔。電臺、電視臺的節目審查制度依然相當嚴格，她們的喜好每每受阻。但是今天看來，她們已按着自己的喜好占領了全國大多數報刊雜志的半壁江山。如果說中國的大文化內容空前豐富了，風格空前絢麗了，包裝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