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5)
正是高中生。
“老知青”、“後知青”，當年的高中生們，從十七八歲到三十餘歲的一切城市裏的男女，凡求知若渴的，無不參與到同一種競争中——升學。
在大學的課堂上，在女大學生之間，當一名十八九歲的年齡最小的女大學生和她的二十八九歲的可能已經做了妻子的女同學坐在一起時，時代在尊重文化知識方面曾經一度發生的斷裂就呈現出來了。
當年，女性要求和向往自身知識化的強烈沖動，遠勝過今天時裝、減肥、美容、出國旅游對她們的吸引。
一方面是由于當年還沒有那些，甚至可以說主要是由于這個原因；另一方面，不能不承認，中國女性力圖通過知識化完善自身的可貴意識開始覺醒。而這一點，對于全世界的女性來說，其實都是最不容易的選擇。因為，孜孜苦讀考上大學并以優異的成績畢業，遠比埋頭苦幹掙上一大筆錢通過整容術将自己的臉整得端正些還需要執著的精神。而恰恰是那些被耽誤了十年的大齡大學生，尤其其中的女性，其苦讀之執著精神特別令人欽佩。四五年後曾有報紙做過調查，她們的畢業成績是令她們的許多老師深為滿意，甚至深為嘆服的。
不能以正式大學生的身份進入大學校門的她們，轉而毫不氣餒地成了夜大、電大、職工大學裏學習态度最具自覺性的“女生”。
從恢複高考到八十年代的最初兩三年，中國當代女性，主要指中青年女性，給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可用七個字來概括——學習，學習，再學習。
在城市裏，你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她們捧讀的身影。有的是在讀刊物上發表的最新小說，這倒并不怎麽特別值得喝彩。因為支撐文學延續至今的主要讀者群，幾乎一向是女性。如果某一天連女性也不看小說了，全世界衆多的出版社就該倒閉了。好比如果某一天連男人都不看足球賽、不看拳擊賽了，那麽足球運動和拳擊運動就該壽終正寝了。但當年你也會不經意間發現她們手捧另外一些純知識性書籍全神貫注地讀着的身影，比如物理、化學、高等數學、歷史、文學史以及哲學史等。或在公共汽車站，或在擁擠的公共汽車上，或在商店排隊購買的人群中。她們的惜時如金令人怦然心動。她們大抵是些上夜大、電大或職工大學的女性。若你發現她們是在公共汽車站或公共汽車上，那麽往往是下班的時間。她們的小包兒裏裝着一個面包、一罐頭水，往往直接趕去上課。若你發現她們是在商店的排隊購買人群中，那麽那一天往往是星期日，她們往往是在“放學”回家的路上順便買些東西。
當年我曾見到過一次這樣的情形——那一天下着漾漾細雨，在前門二十二路公共汽車起點站，有一位三十歲左右的女子沒帶傘而捧着一冊幾何書看。她怕雨淋濕了書，将書捧在前邊一個人的傘底下，任憑自己被細雨淋着而又似乎渾然不覺。她的衣服分明地已經快濕透了，發上聚着一層非常細微的雨珠兒。我排在她身後，也沒帶傘。但我穿着風衣，并不在乎雨淋。我身後是一位老者，他撐着傘。他盡量将傘舉過我頭頂，撐向前邊。那麽一來，不但他自己被淋着，傘上淌下來的雨滴也落在了我肩上。我回頭正欲開口提出抗議，瞬間明白了，他是想用自己的傘替那位女子遮住雨。我立刻閃身将他讓到了我前邊。那樣，他自己不會被雨淋着，也能将那位女子罩在傘下了。他對我說謝謝時，我內心裏卻被他的善意感動着，不知該說什麽好，只有笑笑。我很希望那位女子回轉身，發現有一位老者在她背後為她撐傘遮雨。然而她沒有。那老者一直默默将傘向她斜舉着，仿佛是她的一位老仆，所做純屬義務。直至一輛公共汽車開來，我們都上了車。那女子站在車上，仍一手握欄杆，一手持書，全神貫注地看。車上，許多人的目光不時投向她。人們的目光中包含着敬意，那是對于女性自強不息精神的敬意。
車到師範大學那一站，乘務員提醒她：“那位女同志，別用功了，該下車了！”
雖然她不曾開過口，卻連乘務員都猜到了，她一準兒該在那一站下車。
她這才想起還沒買票，急将書夾在腋下，打算從小挎包裏往外掏錢。
而乘務員說：“算啦算啦，快下去吧！別耽誤你上課，也別耽誤司機開車……”
在車上許多人善意的笑聲中，她匆匆下了車，身影湧進師範大學校門的人流中。
當年，晚六點半至七點之間，某些開設“業大”的大學的校門口，其人流匆匆湧入的情形如同上夜班的工人人群。他們九點半以後才能離開大學回家。第二天當然要照常上班，所以“業大”又簡直可以叫作“夜大”。當年的許多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這樣的大城市，九點半以後絕對地寂靜下來了。斯時如果有許多騎着自行車的身影從馬路上魚貫而過，那麽肯定是些早已不再年輕的“業大”生。
如果你以為，當年的中國女性那一種求知若渴，純粹是對知識的毫無功利心的追求，也非實事求是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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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于知識的追求，大致可歸結為兩類：一類由于興趣，一類由于需要。
當年的中國女性，幾乎皆是由于需要而追求知識。更确切地說，是追求文憑。
文憑可以助她們較為順利地謀到自己理想的職業。
這一點與現在是一樣的，與以後也必是一樣的。
但那職業的理想與否，于當年的她們而言，其實又只不過是由性質所決定的，在工資收入方面其實并不能體現出什麽差異來。當年中國仍處于工資無差別的年代，也沒有什麽外資企業或商業集團頻頻地向她們招手，并釋放強大的吸引力。故她們追求文憑的原動力，又幾乎可以說與錢無關。
昨天的與錢無關也罷，今天的與錢密切相關也罷，只不過是時代特征下知識或學歷價值的區別，只不過是這種區別體現在兩個時代的女性身上所折射的不同意識內容，二者之間并不存在着可褒或貶之分。進言之，在中國今天這樣一個特征鮮明的商業時代，無論男人還是女人，追求知識或學歷以謀求高薪職業，不但并不亵渎知識或學歷本身，而且完全符合時代一貫的法則。只有極少數的人才能達到逆商業時代法則而單純追求知識的境界。這樣的人不但歷來極少，而且将越來越少，所以是不可以他們為榜樣而批評大多數人順應時代法則的天經地義的現實态度的……
當年除了以上女性，工廠的青年女工們也在補習文化知識。有的工廠明文要求青年女工們進行初中文化考核，通過考核者才發給正式“上崗”證。所以當年找齊一套從初一到初三的課本不但是不易的，而且是幸運的。當年一套初中的舊課本在地攤上标以高價。當年某些家庭裏有這樣的情況——上初中的弟弟妹妹做哥哥姐姐的家庭補習教師，甚至兒女做父母的家庭補習教師。
當年許多城市裏的中青年女性都體會到一種時間上的緊迫感。無論是追求學歷的女性，還是應付文化補習的女工，見了面，或在電話裏所交談的內容，往往都離不開“考試”二字。
有些人是為了和別人不一樣而考。
有些人是為了能和別人一樣而考。
無論男人或女人，其實每個人的潛意識裏，都存在着企圖高于別人的念頭。
當年的時代說：那麽，你知識化起來吧！
每個人的潛意識裏，又都存在着不甘低于別人的自強。
當年的時代說：那麽，你知識化起來吧！
在中國以往的時代，無論企圖高于別人的念頭還是不甘低于別人的自強，其實現目的之途徑，幾乎概被堵死，只留下了兩條可通行之路——一條是政治表現的路，另一條是工作能力的路。後一條路，對于工人是技術經驗，對于學生是勤奮精神。到了“文革”時期，連後一條路也被否定了，憑技術經驗成為先進典型的工人，幾乎一概被斥為“黑勞模”；靠天資和勤奮成績優秀的學生，幾乎一概被斥為“白專生”。
特殊社會允許人表現的途徑只剩下了一條——政治。
“文革”時代對人說：你有企圖高于別人的念頭麽？那你用政治表現換取吧！
“文革”時代對人說：你不甘比一切人都低一等麽？那你用政治表現來拯救自己吧！
這正是許多毫無政治素質可言的中國人“文革”時期狂熱無比地投身于政治表現大旋渦的原因。從這一人性上認識“文革”，據我看來，遠比從單純的政治的觀點上去認識要更直接些。
終于，“文革”的政治泡沫破滅了，許多自以為抓住了什麽标志自己高于別人的東西的人，到頭來只不過抓了兩手心的濕。知識和學歷，成為時代抛給人的另一種标志，當年取代政治的唯一的标志。
這标志甚至影響着當年适婚女性的擇偶觀。
“給你介紹一位男朋友吧，他可是位大學畢業生呢！”
倘“他”其餘條件不是很差，十之八九的适婚女性是樂于一見的。
正如今天有人對她們說：“給你介紹一位男朋友吧，他可是位大款呢！”——而她們中許多人的眼神會為之頓亮一樣。
大學畢業這一條，遂成為當年中國适婚女性最高擇偶标準之一。
認為自身條件優越的她們，甚至公開聲明非大學畢業生不嫁。
當然，今天之中國的許多待嫁女性，擇偶要求中往往也是列入這一項标準的。
但在當年，那乃是最高的标準之一。
在今天，卻差不多是最起碼的、最低的标準了。
當年，這一最高标準往往是前提。無此前提，某些原則如鐵的女性見都不見對方。
今天，這一标準往往只不過是“參考分”。如果其餘硬性标準合格，這一标準寧願主動放棄，根本不再予以考慮。其餘的标準無非是相貌、健康情況、家庭負擔情況、性情等。除了學歷一條，與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标準幾乎完全相同。
今天，其餘的标準因人而異，天差地別——所異、所差、所別，往往由男人財力決定。財力往往被視為前提。前提滿意之下，餘項都顯得無足輕重了。
當年的标準，尤其當年的前提，只維系到一九八五年左右，便在時代的一次次“解構”中完結了。
國門開放，許多有錢的或似乎有錢的港人、臺胞、華僑、外國人一批批紛至沓來。于是一批批年輕貌美的中國姑娘挽其臂而去。
當年大賓館、大飯店的漂亮女服務員，如今做了境內中國男人妻子的，想來不會超過十之一二，致使後來那些大賓館、大飯店，因漂亮女服務員們的勢不可當的“流失”而煩而惱。再後來幹脆一改初衷，不專招漂亮的了，只要看得過去的就錄用了。
年輕的中國知識女性們，在那些賓館和飯店的女服務員們面前，心理曾何等的優越、何等的高傲啊！但時代在讓她們嘗到點兒甜頭之後，似乎又開始惡意地嘲笑她們了！
連賓館和飯店的女服務員們都時來運轉，夢想成真，搖身一變而為尊貴之身的嬌妻美妾，那些擁有了大學文憑，不但外語流利，并且漂亮的女性，豈肯坐失良機，蹉跎其後，而不捷足先登？
于是，當年的中國男人的知識和學歷，其優越感在金錢的耀眼光芒下一敗塗地。
相對于女性在其他佳麗的美貌前黯然失色。
當年，大學畢業生剛參加工作的工資只不過五十幾元，碩士畢業生的工資也不過七十幾元，這比沒有學歷的同齡人的月工資已經高出一二十元了。但對比于境外的男人們，其工資只不過十幾美金啊（按當年的彙率換算）！
于是，由學歷泛起的時代泡沫也很快破滅了。
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幾年至九十年代前幾年，中國年輕女性的涉外婚姻率直線攀升。盡管其間醜劇、鬧劇、悲劇時時披露報端，但孤注一擲者、破釜沉舟者、铤而走險者源源不斷。
這一種現象有什麽不對頭的麽？許多中國人當年是這麽想的。
尤其某些剛剛用勤奮換來了學歷、在女性面前的自我感覺剛剛好起來的待婚男人，內心裏感到無比失落。
僅僅幾年前，還有女性公開聲明非大學生不嫁，不成想才幾年，某些年輕漂亮的女性們卻往往這麽說了：“窮大學畢業生有什麽了不起？碩士又有什麽了不起？讓他們一邊兒稍息去，等我實在找不着中意的了再考慮他們！”
僅僅幾年前，各地的形形色色的年輕的男性騙子，還一而再再而三地冒充大學畢業生騙取青年女性的芳心，不成想才幾年，他們卻開始冒充境外的富商子弟了。
某些擁有了高等學歷但天生不怎麽好看的女性，內心裏當然更是憤憤不平于此種時代現象的不良。豈止不良，在她們想來，簡直醜陋！簡直可憎！
當年我也是對此種時代現象持激烈批評态度的中國男人之一。
但是如今細細想來，此種時代現象，實在是一種從古至今的極其正常的現象。
無論男人女人，總是希望通過最容易的方式達到某種目的。
無論男人女人，改變自身命運，過上比別人好得多的生活，從來都是憧憬。
尤其是女人，在一個商業時代的大門迎面敞開之際，對于物質生活的虛榮追求，自古強烈于男人。例外的女性是有的，但她們在數量上絕對代表不了普遍。
女人要過上比別人好得多的生活，最容易的方式只有一種，而且是最古老、最傳統的一種，那就是嫁給一個能給予她們那一種生活的男人。
這方式雖古老，但絕對沒有過時，目前仍在全世界許多國家裏被許多女性繼續沿襲着。
通過最容易的方式達到某種目的，這既是人性的特點，也是許多獸、禽乃至蟲的本能特點。
以上方式符合人性的這一特點，尤其符合女性之人性的特點。
從數千年的中國文化中，我們不難看出對于中國女性這一特點的四種有意思的态度。
第一種是慫恿的态度，是歷代達官顯貴及富賈豪紳們的态度。他們的生活內容往往伴随着聲色犬馬。皇帝本人及其皇族在他們中地位至高無上，生活也往往最奢靡荒淫。他們用他們的文化慫恿女性心安理得地“傍”富“傍”權，是為着他們天經地義地占有女性。倘美麗的女性們居然接受另外某種文化的影響，居然視榮華富貴如糞土，居然認為被選入宮去伴一位往往足可以做自己父親甚至祖父的老頭子是不幸，那他們将多麽地不開心呢？
最典型的是那出叫《游龍戲鳳》的清代戲。這戲至今仍經常在舞臺上演着，仍經常在電視裏播着。內容無非是微服散心的正德皇帝偶住一小店，見店妹子俊俏可愛，于是“戲”之。這《游龍戲鳳》中的一個“戲”字，是非常耐人尋味的。
男人對于女人，愛悅之，每“戲”之，乃是普遍的男人之人性。反之，女人對男人往往也這樣。比如《天仙配》中，七仙女便“戲”過董永。
少男“戲”少女，倘那少男非是惡少，其行徑也不過就是纨绔。倘那少女看着那少年頓生好感，心照不宣，“戲”又可視為兩廂情願，這不但是生活中的常态，有時還是生活中的妙态。
《西廂記》中的張生戲莺莺，為什麽成為名戲而不令人反感呢？因為張生風流倜傥，一表人才，不但與莺莺品貌般配，年齡也相當，故看戲的人們巴望他們做夫妻。
《游龍戲鳳》中的皇爺，胡子一大把了，年齡足可做那店妹子的父親了。他之“戲鳳”，實在經不起細想。細想就很醜。他憑什麽可以肆無忌憚地“戲鳳”呢？非憑別的，只不過憑他是“龍”。仿佛“龍”是沒年齡概念的，仿佛再老的“龍”在女性眼裏也必是美少年無疑。
那被“戲”的店妹子又是怎樣的一種心理呢？起初當然是反感的，繼而羞惱。及至一知道對方的真實身份是龍，于是受寵若驚起來，于是極其情願地投懷送抱。于是一夜的主動殷勤，侍奉枕席而唯恐不周，獻處女之身而備感榮耀。
中國數千年的文化中，有很粗實的一脈，就是靠《游龍戲鳳》之類慫恿女性傍權貴有理，攀榮華得意。
這裏要舉一個相反的例子。德國的某世皇帝，有一次也是微服散心，也是經過一個村子，也是遇着一個非是俊俏的店妹子而是相貌平平的村女。當她知道那坐在華麗馬車裏的男子是皇帝，不禁地驚訝于皇帝的病恹恹和醜陋，而且滿村裏嚷嚷着“比我丈夫可差多啦！”——她丈夫那時正在草庫裏為皇車的馬鍘草。皇帝當時周圍沒有仆從，以至于不得不親自下了皇車，請求村婦別再亂嚷嚷了。如果那德國的某世皇帝也要“戲”她，分明地，她不太會極其情願地投懷送抱。
在全部的德國文化中，不乏宮闱秘史，但據我所知，似乎沒有《游龍戲鳳》之類。西方的皇帝們，從十六七世紀以後，就基本上沒有合法的三宮六院七十二妃之類了。所以“洋龍”好色，也只有偷情。
中國數千年文化中那很粗實的一脈，對于中國女性的性尊嚴影響深遠至今。
所以，現今權者“戲鳳”、富者“戲鳳”的現象比比皆是。每見某些女性們一旦傍緊攀牢，青春得意，卻較少聽說她們多麽的不情願。
第二種是批判的态度。
北齊時的《顏氏家訓》中說：“婚姻勿貪勢家。”
隋朝的《文中子》篇內有言：“婚姻論財，夷虜之道”、“嫁女莫望高，女心願所宜”（“高”指門第，“宜”意适宜）、“任禮恥任妝，嫁德不嫁容”等等，不一而足。
這是男人對女性的道德教化，或是男人們對有女兒的另一些男人們的告誡。
這一脈文化也很粗實。在它的批判視野裏，一個女子一旦被斥為嫌貧愛富，她似乎就比為富不仁的男人可憎百倍了。
這一脈文化，大抵是那些無權無勢并且沒指望榮華富貴起來的男人們繼承和發展的。至今批判的鋒芒仍然時時畢露，而且仍大抵是同一類男人的文化聲音。他們的文化心理不析自明，說透了包含着這麽一種意思——“窈窕淑女”，王者好逑，權者好逑，富者好逑，“君子”亦好逑也！淑女淑女，眸子明兮。既為淑女，美目不應只望向王者、權者、富者，時不時地，也該青睐君子們些個！
這一脈文化，難免地，總會或多或少地流露出窮酸“君子”們的醋勁兒。而從古至今的中國美人兒們，時機到來，又大抵總是要義無反顧地背叛這一種文化，投向王者、權者、富者們的懷抱中去的。“君子”們醋勁兒十足的牢騷與諷刺，在她們，只不過當成诽謗，并不怎樣在乎的。
第三種是聊以自慰的态度。
典型的文化代表作是《浮生六記》，作者叫沈複，大約一個半世紀前的清代文人。說他是文人有點兒不确切，因為他并不以文為生。除寫了詩，大約也只寫過《浮生六記》這麽一本七萬字左右的書。它非是一本虛構的小說之類，而是一本分六個篇章敘述夫妻日常生活瑣事的書，具有自傳性、自白性、紀實性，或可歸于生活筆記文學。筆調平和儒雅，從容委婉，有行雲流水、月清竹秀之風格。不能不承認作者文學的修養甚高，是謂文人，亦正可也。
這《浮生六記》雖入冊文史，然作者生前并不曾因此書而聲譽鵲起、名噪一時、獲利多多。此書也不曾怎樣地在世上盛傳過。
應該說是林語堂使此書珠澤重現，令後代文人們刮目相看的。林氏将它譯成了英文，介紹給了西方讀者。于是此書的名氣，就很有點兒“牆內開花牆外紅”、“出口轉內銷”的意味了。
當年，上海某電影公司将它拍成了電影，接着又被搬上了舞臺，使萬千觀衆一灑其同情之淚。
俞平伯教授當年還編撰了《沈三白年譜》，以七萬餘字之書，而獲名人所梳記之年譜者，大約在中國的文學史上，除沈複無第二人。
《浮生六記》的六個篇章依次是——閨房記樂、閑情記趣、坎坷記愁、浪游記快、中山記歷、養生記道。
林語堂喜歡此書，推崇此書，蓋因書中所記一個叫“芸”的女子。她是沈複的妻，年長沈複十個月，故沈複每與她夫妻私語時昵稱其“姊”。
這位芸，用林語堂的話說——“是中國文學上一個最可愛的女人”。因為确有其人，林氏又說她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最可愛的女人”。
為什麽林氏給予她如此之高的贊賞呢？
第一，因為她雖然“并非最美麗”，但卻是“有風韻的麗人”。這極符合全世界古今中外男人喜歡女人的共識——她起碼該稱得上是麗人，她須有別樣的風韻。用現代點兒的詞，或可叫“氣質”，或可叫“成熟的魅力”。全世界古今中外的男人，對于女性，傳統心理上有兩種“戀結”，或稍長伊人幾歲，視她為“妹妹加情人加妻子”的一個情感綜合寄托的尤物。或自己的年齡略小于她，視她為“姊姊加情人加妻子”的一個情感綜合依賴的“實體”。賈寶玉在林妹妹和寶姐姐之間的兩難割舍，便是男人這一種心理的标本。
芸這位麗人的風韻究竟如何呢？——“其形削肩長項，瘦不露骨，眉彎目秀，顧盼神飛”。
削肩乃中國傳統美人兒的标準之一。
瘦不露骨是世界現代美人兒的苗條新概念。
而長項又幾乎是模特的要求。
足見芸真的稱得上是一位麗人。當之無愧。
她也有美中不足之處——“唯兩齒微露似非佳相。一種纏綿之态，令人之意也消”。
第二，芸這位麗人，按當時年代來看，屬“知識女性”無疑。“生而穎慧”，“娴女紅”。我們都知道的，女紅乃使女性心思自靜之技。她又善做詩，有“秋浸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句。不禁地令人聯想到李清照。進而由李清照其詞其人，反觀芸氣質上的接近。
第三，芸“四齡失怙”，家道随之清貧，因而芸是儉樸的。“但見滿室鮮衣（着在別的女子身上），芸獨通體素淡，僅新其鞋而已。見其繡制精巧，詢為己作，始知其慧心不僅在筆墨也。”不但儉樸，不但“娴女紅”，而且做的鞋也美觀。這樣的優點，很合中國文人的情懷。因他們大抵清貧，即使富裕一時，也富不到哪兒去。物質上慕奢華的女人，他們縱然暗愛之，也是財力上養不大起的。故有自知之明，偷香竊玉前者無妨，娶妻還是覺得後者可靠。
第四，中國的傳統文人們，一旦與芸這樣一位“賢達的美德特別齊全”的女性幸結姻緣，幸福體現在哪些方面呢？——可與她“促膝暢談書畫文學乳腐鹵瓜”；“背着翁姑，偷往太湖，看她觀望洋洋萬頃的湖水，而嘆天地寬廣，或者同到萬年橋去賞月；而且，假使她生在英國，誰不願陪她參觀倫敦博物院，看她狂喜落淚玩摩中世紀的彩金抄本？”
第五，我想，這一點肯定也極重要——那就是這位芸，使她的丈夫享受到“最溫柔細膩的閨房之樂”，即所謂男女天倫之樂。“自此耳鬓厮磨，親同形影，愛戀之情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
這樣的一對夫婦，按林氏的說法，是“兩位平常的雅人”。從他們簡樸的生活中，從他們熱愛游山玩水、喜閱山林泉石等大自然美的性情中，從他們“一意求享浮生半日閑的清福”的恬淡自适的生活中，“中國處世哲學的精華”在他們的生平中表現出來。
而那“精華”又是什麽呢？
林氏将其歸結為一種“玩世”的哲學。他承認這種哲學有消極的一面。但是他強調，“在另一方面，現代人需要這一種玩世的清鮮的風，因為這對他是有益的”。而他認為“在中國的消極的哲學力量裏，有一些東西很像子宮或山谷”，因此他進一步認為，那是一種“放浪的偉大的消極”。認為與之相反的，驅使人“向前瞻望的哲學”，亦即不斷追求什麽目标的哲學，實在地“比古今哲學中的玩世思想遺害更大”。因而他以相當肅然的目光看待陶淵明。
我也喜歡陶淵明的詩。我也一向以肅然的目光看待陶淵明自甘清寂無為的人生态度（因為實難做到，也只有肅然地保持大的敬意）。我也由于林語堂和沈三白兩位男人脈脈含情的筆觸，而坦白我所愛的女性，正是一生中可望而不可求的“芸”們。
這位芸，又據我想來，淡泊虛名維護自身真性情，如林黛玉；而胸懷大度，通情達理，又如薛寶釵。釵黛二女子的優點，在她身上雙璧合一了。
用林氏的話說，這樣的品貌皆佳的女子，“誰不願意娶她為妻”呢？
她諸美德中最令中國傳統文人型男人嘆服的是，她見了一位美俏的歌伎，根本無須丈夫開口，便揣摩透了丈夫的心思，暗中替她的丈夫撮合娶為篷室——二房婦也。
這麽偉大的女性，如此善解人意的妻子，即使在情愛觀念開放得不能再開放的今天的西方，也簡直“先鋒”得無人可比啊！
但是問題接着就來了——他們尋求恬淡自适的生活，靠什麽為經濟基礎呢？
靠夫家。
因為沈複的父親在幕府“專役相迓”，是相當于現今“禮賓司長”的官吏。
因而他們非但不必自食其力，日常起居飲食且有下人服侍着。
而她的公公看不慣她的種種“自由行徑”，便翻臉将兒子、媳婦一并逐出家門，她便“從此半生颠倒于窮困之中，沒有閑情也沒有錢可以享游山之樂”了。
于是引得其後的中國文人們對他們同情得不得了，也替他們憤慨得不得了。按現今的說法，分明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他們是受到了極“不公平的對待”。
我也是有同情心的人。故我讀《浮生六記》至芸的死、三白的相思，心情也是為之凄然的。
那沈複後來再未續娶。
但有當官的朋友贈了他一妾。
他以嫖妓為常事。這“嫖”字，用于文人身上，似大不敬，那麽便說“狎妓”吧。
并且他善狎。每與妓“或小酌于平臺，或清談于寮內，不令唱歌，不強多飲，溫存體恤”。故“每上其艇，（妓們）呼餘聲不絕。餘亦左顧右盼應接不暇，此雖揮霍萬金所不能至者”。
“餘四月在彼處，共費百餘金，得嘗荔枝鮮果，亦生平快事。後鸨兒欲索五百金，強餘納喜（妓名）。餘患其擾，遂圖歸計。”而“喜兒因餘不往，幾尋短見”。于是大發“半年一覺揚州夢，贏得花船薄幸名”之文人佯嘆……
妻子死了，父子親和了，于是他結束了窮困，又有錢游山玩水狎妓地恬淡自适樂而不疲了。
通過《浮生六記》，我們比較清楚明白了，中國傳統文人們理想的自在無為的生活應該是這樣的——一位人生務實的父親或祖父，先很不能免俗地替他掙下一份家産，可供他終生無憂無慮，豐衣足食；可資助他自在無為地游山玩水，享受大自然的擁抱，以及享受諸多他所喜歡的女性的姿色。
中國傳統文人理想的妻子應該是芸那樣的女性——首先她須是麗人。其次她須有至少幾分藝術細胞。因為這是使她有風韻、有情調的前提。她還須使他享受到姊姊或妹妹加情人加俊友加妻子的溫柔細膩的性愛。她還須愛他所愛，比如與他談詩論畫、陪他游山玩水并且愛他所愛的另外的女人，半點兒妒意也沒有地替他搭橋引線。最後，倘他們窮困了（這一般幾乎總是要窮困下去的，連大觀園都這麽敗落下去了，何況文人們的家），她須倍加溫柔、倍加細膩、倍加體貼地呵護他、關懷他，與他相依為命，絕不棄他而去。
具有了以上美點和美德的妻子，當然是世界上最可愛的妻子。但，在這一種中國傳統文人型男人們關于女性的文化的熏陶——不，流毒的影響之下，中國女性倘溫柔地一代代地接受着，實踐着，完善着，以身作則着，除了是男人心目中的尤物，還可能是別種典型的女性麽？
芸固然是值得男人們終生愛戀的女性。《浮生六記》固然是對人生頗具參考和禪悟價值的一本書，沈三白對妻子生前的愛和死後的思，固然也足以令其他形形色色的文人型男人們唏噓落淚，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