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4)
的接近一致。除了居住條件和由家庭人口中收入者的多少所顯示的生活水平的高低，一部分人其他方面的物質占有率，其實較難奢侈地優越于另一部分人。
那麽，普遍的人們的欲望，是否就會自然而然地停止在最低的一級，不再試圖另有謀求了呢？
新中國成立後“文革”前十幾年的歷史，似乎回答我們正是這樣的。
但，我們今天認真分析，卻會恍然大悟那結論的錯誤，發現那一頁歷史所記載的只不過是社會的表面假象。
人的欲望原來是可以像寄居蟹一樣縮在殼裏的。它的鉗在殼裏悄悄生長着，堅硬着，儲備着力量，伺機出殼一搏。欲望在此時是極其暧昧的，動機不明确的，它不知所要何物。這一點與寄居蟹又頗不同。寄居蟹一搏為食，或同類比自己高級的殼。人的蜷縮蟄伏的欲望，此時處于朦胧階段。雖不知自己所要何物，但是能感受到它對自己造成的內部騷擾。像少男少女體內的性荷爾蒙多達一定程度，會遺精或思春一樣，人尋找不到滿足欲望的方式，期待着允許公開手淫的機會。那樣的少男少女表面反而拘謹易羞，那樣的成年男女表面反而循規蹈矩，安分守己，“溫良恭儉讓”。
“文革”當年對中國人做了這樣的宣告——政治是可以滿足它所依靠和青睐的人的許多欲望的。
于是在極短的日月裏，千百萬中國人都為政治而瘋狂起來。
但是絕大多數的家庭婦女們，當年并沒有怎麽忘乎所以地彙入那一欲望奔騰的“突破口”。家庭婦女之所以是家庭婦女，乃在于無論任何時代，無論任何社會情況下，她們所密切關注的首先是家庭利益的得失和安危。法國大革命時期，許許多多家庭婦女們也沖出家門勇敢地奔上街頭，與公社戰士們并肩戰鬥。但那是因為，在王朝勢力的剝削和壓迫下，她們的家早已不是家，在街壘後流血犧牲的，是她們的丈夫和兒子。
政治的旋渦一旦将家庭婦女們也大批吸入，那政治便是具有魔力色彩的政治了。
“文革”雖是具有魔力色彩的政治，但每個經歷過的人如果冷靜回憶一下，則不得不承認，其實也并沒能使家庭婦女們都忘乎所以、都不像家庭婦女了。起碼，應該承認這樣一點，她們往往只不過是臨時被吸入一下，并非狂熱地主動介入。并且，往往本能地退身而出，轉而去照料自己的家。或以照料自己的家為退身的借口。照料家，是家庭婦女們永遠神聖的借口。
但這并不等于說“文革”時期的家庭婦女們一如既往地相安無事，彼此親和。也有中學生到社區去抄誰的家，或押個什麽小小“走資派”到居民社區去游鬥一遭的事。後一種情況下，家庭婦女們被迫捧場。但是如果中學生們以過分卑劣的方式淩辱被游鬥者，甚而冷酷地毆打被游鬥者，她們往往是不太看得下眼去的，她們會很反感。
“這算什麽革命行為？俺可不瞅這個！”
“俺怕遭報應！俺走！”
于是她們中就會有人拔腳便走。
于是她們往往一哄而散。
家庭婦女沒有參與的積極性，那是神仙也怪不得的，何況些個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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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文革”時期親眼見過一群家庭婦女将些個“紅衛兵”圍罵得無地自容狼狽逃竄的情形。倘“紅衛兵”中有附近人家的兒子，那麽這一戶人家的父母就要遭到家庭婦女們不留情面的輿論譴責了。倘居然還有誰家的女兒，那麽她在嬸子大娘們眼裏的形象從此算交待了。所以，連那些最熱衷于抄家、游鬥的“紅衛兵”，也往往回避自己家所在的社區的“革命行動”。
幸而當年的中國家庭婦女們大抵沒瘋狂，并管束自己的中學生兒女莫做惡事，經常教誨自己的高中生兒女莫參與打砸搶，否則，中國不知會更亂到什麽程度。
在此一點上，新中國的第一代母親們，實在是功不可沒。一想到她們中絕大多數人還是文盲，又不能不使人心生敬意。
當然，在居民社區中，也發生過由家庭婦女們自己召開批判會的事。批判對象，無非是街道小幹部、街道小廠的頭頭兒。但是一般不會過激，歷數他們或她們的官僚主義、營私舞弊、辦事不公、仗勢欺人而已，也就殺殺他們平日的威風，出一口窩心多年的惡氣罷了。她們中免不了也有人假“革命”之名洩私憤，揭人隐私，啐人臉面的，但僅此而已。太過激了，也是大失家庭婦女們之人心的。
高中生、大學生“紅衛兵”們一般不會深入普通居民社區進行滋擾，那太掉他們的價兒。
作為學生，中學生也罷，高中生也罷，大學生也罷，“文革”中不少人是懷有私心的。“老三屆”尤其如此。
“文革”後，或升學，或分配工作，首先考慮的一條，是在“文革”中的表現。
這乃是“文革”初對學生們的公開承諾，此承諾當年曾發表于“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志。
後來又號召“上山下鄉”，承諾就不算數了。
而且當年強調，重在“文革”中的表現，“文革”前的表現僅供參考。
關系将來的人生命運，于是一切中生、高中生、大學生，被牢牢地攥在“文革”的政治大手中了。你不想升學，總還希望有份工作吧？那麽好，請你在“文革”中有所表現。越有突出的表現，越接近你的希望。
盡管如此，女中學生們一般不會像某些男中學生那麽肆無忌憚。這是由她們少女的年齡所決定的，也是由她們是女性所決定的。她們普遍自然都不願表現得很不積極，但也都不願争着表現得格外積極。何況，有男生們在積極地自我表現着，留給她們表現的政治空間有限。
中學男生們分為兩類，一類為着明确的目的不遺餘力地有所表現，而且一呼百應地向今後也許決定自己命運的政治勢力靠攏；另一類卻相當現實，既然不上課了，那勞你們大駕先“革命”着，我可得找地方為我家掙點兒錢再說。故“文革”中，在哈爾濱市，一個有趣兒的現象是，凡大型的集會，女生多，男生少。女生身在“革命”中，心在“革命”外，不是為了江山屬誰喊口號，是為了證明自己的參與喊給別人看的。僅僅一年後，她們中的不少人，也大隐而隐于“革命”。
“文革”前兩年中，許多平民階層的母親們沾了“革命”的光——她們的早早就厭倦了充當“小将”的女兒們，十之八九從第二年起就幹脆忘了中學生的身份，當然也不願繼續“小将”的“使命”，歸效家庭，替代是家庭婦女的母親們井井有條地操持家務，重擔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那一種大姑娘的家庭角色。
高一、高二的女生也差不多盡是這樣的。一邊做大姑娘，一邊關注學校裏的動靜，期待安排自己命運的消息。
惡的女初中生、高中生是有的。人們後來往往将她們的惡歸于“愚忠”，這是很不全面的一種結論，甚至可以說是相當錯誤的一種結論。據我看來，她們當年的惡，所包含的個人功利內容和複雜性的心理內容，遠比政治的內容多，絕非“愚忠”二字所能解釋清楚的。
我當年就觀察到這樣一種現象——學習非常優秀的女生和相貌極為平庸的女生中，父母“靠邊兒站”了的女生和父母正紅得發紫的女生中，往往尤會爆發較惡的“革命”行為。
第一類，因為自己從前的優秀學習成績一概不受重視了，失落感極其強烈。好比一向的儲蓄突然被宣布過期作廢了，而自己竟一點兒也沒有來得及潇灑地消費過，內心裏是非常惱火的。你們不是指斥我為“白專”典型麽？那我就“革命”給你看看！“革命”不就是流行的那麽一回子事兒麽？比獲得優秀的學習成績容易多了！就像重新開始另一種短期高息的儲蓄，她們的“革命”表現十分急切，帶有洩憤性。她們“革命”的對象，往往針對着文化知識者們而去。在她們的潛意識裏，她們“革命”的對象被當成與她們殊途的目标，既然我已不能達到，那麽便讓文化知識者們“見他媽的鬼去吧”！
第二類，其“革命”的目光，專投向那些漂亮的女人和儒雅斯文的男人。她們剪漂亮女人的頭發，往漂亮女人臉上潑墨時，或羞辱儒雅男人使之斯文掃地時，內心裏獲得很大快感。她們平素不被注意，更從不曾被作為女性欣賞過，而她們企圖吸引別人注意、希望被作為女性欣賞的心理偏又十分強烈。她們長期扭曲着的、不正常的甚至病态的性心理，以“革命”的名義實習惡。
第三類，其“革命”行為具有報複性。既然我的父母“靠邊兒站了”，被“打倒”了，那麽別人的父母也休想被“結合”，也休想平安無事。以兇狠地“革”別人的父母之“命”的方式，既證明了自己仍配是響當當的“造反派”，又表現了與自己家庭劃清界限的姿态，一舉兩得。她們的“革命”對象是幹部。
第四類，其“革命”的行為具有表演性。既然我的父母已被“革命委員會”“結合”或“倚重”了，那麽我須比父母更加“革命”，以證明“革命”的父母才配有如己般“革命”的女兒。如己般“革命”的女兒，其父母當然必是“革命”的無疑，所謂“革命自有後來人”。她們的“革命”目标極不确定，今天沖擊這裏，明天砸爛那裏，後天搗毀另一個地方。總之要不間斷地顯示其“革命”性，樂此不疲。
如果還有第五類，那就是天性惡的一類了。
這樣一些“文革”中的女初、高中生，當年各大中小城市皆數量不同地存在着。大學生“紅衛兵”中也有此幾類女生。她們對于女性“革命”對象，尤其具有冷酷的“革命”心理。
高三的“紅衛兵”，大學的“紅衛兵”，其“革命”之目的後來已不同程度地與“權”字相結合。自己所在一派組織一旦掌權，自己将來或升學或工作，便受關照。今天的“浴血奮戰”，乃是明日的“革命資本”。好比革命前輩出生入死，後來都享革命成果一樣。所以，高三的、大學的“紅衛兵”，在社會上沖殺了一陣之後，便事不宜遲地返回學校去奪權，為奪權而不惜進行武鬥。哪一派奪權在手，便意味着哪一派“革命”成功。“革命”成功，便可利益分享。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所謂“誰能将旗鼓，一為取隴城”。“文革”利用學生，學生借助“文革”。“愚忠”二字，七分佯愚，三分真愚；三分忠于偉大領袖，七分忠于個人欲望。
“文革”對中國青年實行了另一種教育。它成功地使青年從那時開始懂得，人生的許多好處，可以通過投機政治而獲得。達到目的之方式簡單易學，快速便捷。這一種不良影響，在今日之中國仍陰魂不散、“大有作為”。
“文革”中的某些女工，當年“造反”精神不亞于男性。其“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勇氣”，可與大專院校的某些“老子天下第一”的女“紅衛兵”頭頭們一比高下。
這乃因為，她們長期置身于各種矛盾之中。比如管理與被管理的矛盾，壓制與被壓制的矛盾，權力專制與公平要求的矛盾等。她們在各種矛盾之中，又耳聞目睹了許許多多不公平現象的存在。比如升級，比如提幹，比如加薪，比如分房子……她們對于某些以權謀私的幹部早已極其不滿了，只不過沒有人為她們撐腰進行挑戰和對抗。毛澤東一旦親自為她們撐腰，她們當然地“天不怕地不怕”起來。她們“革命”的對象，不但是那些對她們的切身利益長期穩操奪予大權的人，而且是栽培和器重她們的人，尤其是女人。
“将某某的大紅人揪出來，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當年的工廠裏，此類标語比比皆是。
若那“大紅人”還是女人，若那女人還被揭發與男上司發生過性的關系，則她的下場将十分可悲，而她的男上司不但會陷于四面楚歌之境，還幾乎絲毫也不能引起同情，只能受到女工們的唾棄和鄙視。
當年，女工們最為憎惡之事，莫過于其他女人靠姿色巴結男上司，并以肉體相悅達到個人目的。
她們對于那樣的女人，往往也會極盡淩辱。
她們的“造反有理”，單就具體的人和事而言，有時也有正當的一面。但置于“文革”的大背景來看，又無疑是對一場危害深重的政治劫難的推波助瀾。但是她們當年都不可能有這樣的認識覺悟。經歷了“文革”的人，只能在“文革”後期才漸萌這樣的反省。
“文革”前，政治在中國，像在其他一切國家一樣，主要是男人們的事。
“文革”卻慫恿女性在政治中大顯身手。女性生逢其時，一旦受政治的重用，自然也會嘗到甜頭，自命不凡、趾高氣揚起來。
比如一名普普通通的女工，僅僅因其“造反”積極，便被抽調到什麽“專案組”，有權審訊某些從前對于她高高在上的男人，或者他們的女性“大紅人”。而她白紙黑字落下的結論，決定對方有一線重新做人的機會還是完全沒有只能永遠是“鬼”，那麽該女工的心理感覺難道竟會是不好的麽？
又比如她因搞“專案”有功，更加受重用，被“結合”進某級“革委會”做委員，從此與某些具有新權威的男人平起平坐，她難道會覺得她的“革命”不值得麽？
再比如她居然出入有車代步了，搬進了“走資派”家的大房子住，開始有人畢恭畢敬地向她請示什麽事了，開始批閱文件了，開始有秘書了，一家人跟着風光了，子女的家庭成分也因自己身份的變化而由工人改填為“革命幹部”了，她會認為“文革”是錯誤的、是一場鬧劇麽？她會容忍別人否定“文革”甚至反對“文革”麽？她當然擲地有聲地發誓，誰企圖否定“文革”、企圖反對“文革”，便是她不共戴天的仇敵，并且不是說說而已。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政治幾乎成了一切人追求人生變化的唯一途徑，那麽幾乎一切男人女人最初都會從心理上應和這一種政治，投機這一種政治。也會從中學生、高中生的年齡起，向大人們學習種種取悅這一種政治的不良經驗。甚至，肯定會污染孩子們純潔的思想意識。
“文革”中，孩子們之間，孩子們對大人們的“揭發”行徑、“告密”行徑，以及利用政治罪名進行傷害甚至陷害的行徑，于今想來，真是令人覺得既醜陋又可悲。
“文革”中靠投機政治發跡的某些女性，對“革命”對象毫無憐憫的冷酷程度，以及将別人“打入十八層地獄”而後快的理所當然、天經地義，每令男人感到她們簡直不是女人，懷疑她們的心腸是鐵是石。
但絕大多數“文革”中的女工“造反”了一陣子，為自己從前所受的不公平對待讨到了一點兒輿論上的公平，也就不再兩眼整天緊盯着“走資派”的一舉一動了。後來，她們竟漸漸地對某些“走資派”心生同情起來。她們會暗中道歉，并不是怕“走資派”重新上臺報複自己，而純粹是感到自己的所作所為不該是女人的所作所為。“女人”二字，對她們的言行的約束力，被政治解除了一個時期，又被她們不願徹底丢失地找回來了。沒有暗中道歉過的，也心中長期地忏悔。
工人的派性，導致當年工人之間日深的情感對立和嚴重的相互傷害。許多女工和女工之間，女工和男工之間，一輩子視同陌路之人，老死不相往來。許多同學關系，師徒關系，從小在一起長大的夥伴關系，從此決裂，甚至反目成仇。
這一種情況，當年甚至引起了指揮“文革”的毛澤東的重視和憂慮，因而發表“最新指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毛澤東說得對。但是既然“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又究竟為什麽會沖突得有你無我、有我無你、勢不兩立呢？
從政治上解釋，同樣會陷于越解釋越糊塗的尴尬之境。
其實，說來也十分簡單，派性的形成，好比今天球迷們的聚衆“啦啦”。你為某隊的勝而歡呼，他為某隊的敗而哭泣，個中既無利害沖突，亦無大道理可言。歸根結底，球員進球或失球，他得了獎金并不分給球迷，他失了獎金球迷也無須掏自己的錢安慰他。無非這一個球隊代表我省，那一個球隊代表他省；我喜歡的球員在此球隊，而我恨鐵不成鋼或者看着不順眼的球員在彼球隊，如此而已，僅此而已。最值得一說的，無非就是還有多少顯得病态點的附庸榮譽感在心理上作祟。
當年工人之間的派性也是這樣。無非這一批覺得這個幹部是“革命”的，應該“結合”，而那一批覺得那個幹部才是“革命”的，才應該“結合”。這一批認為，曾被我們打倒的幹部，豈容再被“結合”？那不是意味着我們打倒他或她完全錯了麽？而那一批認為，被你們擁護的幹部怎麽會是“革命”的？在我們眼裏，你們是“鐵杆保皇派”嘛！或者，“革委會”中怎麽只有我們這派的一兩位頭兒，而有你們那派的三四個頭兒？你們不等于多摘了“革命”的桃子麽？……
橫豎不過便是這麽些事兒。只關系到幹部或是頭兒的切身利益，然而工人們在那裏激烈沖突，乃非常時代的不正常的派系政治榮譽在心理上作祟。
我所看好的球隊頂棒，比賽失利了我也沮喪。
我所參加的組織最“革命”，在“革委會”中沒席位或席位少我不高興。
如果都去進行心理咨詢，結論都是一樣的，可謂之“盲目追随型心理強迫症”。
正如當年黑龍江省的許多工人參與打倒了省長李範伍，上臺的“革委會”主任潘複生只在毛主席那兒有意義，在任何一批工人、學生那兒均毫無意義。
那一種不正常的政治心理，自然會發展為“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
無條件地擁護我這一派之擁護，無條件地反對我這一派之反對。
不為別的，與利害無關，僅為證明自己擁護得對，反對得正确。
當年，我擁護的是“八八團”，以哈軍工“紅衛兵”為核心的全省最大“保皇派”組織，反對“統統打倒”，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是好的”。
後來“八八團”被“中央文革小組”勒令解散。
我哭了一通。
再後來“八八團”幹脆也奉行“統統打倒”，另擎大旗，變成了“炮轟派”。連毛主席、黨中央批準成立的“省革命委員會”也照轟。
于是我又擁護“炮轟派”。
當年全班同學都知道我是一個、唯一的一個多麽堅定的“炮轟派”。
軍宣隊教唱：“炮匪一小撮，本性不能變，日夜在磨刀，妄圖反奪權……”
我憤而退出教室，以示抗議。
軍宣隊的一位班長找我談話，希望我“反戈一擊”，站到“革命”的立場上來，否則将不得不解除我的班級“勤務員”職務。班長姓曲，非常可敬可親可愛的一位解放軍。然而我不為其循循善誘所動，第二天便寫了“辭職聲明”貼在教室。正是在那“聲明”上，第一次用了“梁曉聲”這個別名。
“炮轟派”而“匪”，自然“反動”。
于是終遭武裝鎮壓。機關槍聲響了小半夜。
“炮轟派”的垮臺，又使我哭了一通。
但是當年，大學裏的“八八團”和“炮轟派”，哪知一所普普通通的中學裏有一名普普通通的初三生為它的瓦解哭了兩通？
正如今天的球員，哪裏會想到一個所謂球迷為他的一腳落空而獨自地大發神經？
所幸今天此病為球，不關政治。
“文革”中的許多女工，此前并不熱衷于政治，此後也未再熱衷于政治，而身上居然留下了一道道或深或淺的政治傷痕，而那政治又根本不是為她們的任何利益所風起雲湧的。她們只不過因生逢那一時代，不可避免地傳染上了它所引發的一種疾病。
這，是與此前此後的中國女工們最為不同之處。
“文革”中的某些女文化知識分子、女科研者與“文革”中的許多機關女幹部，借助政治罪名相互傾軋、相互陷害、相互打擊報複的現象時有發生。當然，她們也往往用同樣的手段對付阻擋她們實現目的道路上的幾乎一切男人。哪怕他們并非成心阻擋她們，哪怕他們僅僅被她們主觀想象為絆腳石，而實際上他們退避三舍唯恐不及。如果被她們視為障礙的是女性，則她們“踢開絆腳石”的方式更加卑劣，往往使對方們猝不及防，毫無心理準備，具有襲擊的性質。并且，往往對準人的政治要害，企圖一擊而大功告成，置人于死地。當年我聽說過不少這類可怕的女人的行徑。她們常使我聯想到後來看過的一部美國影片的片名——《女人比男人更兇殘》。
她們當年的相互傾軋、陷害、打擊報複以及出賣好友的行徑，具有以下特點：年輕的向年老的比年老的向年輕的突然發難的現象多，女性向女性比女性向男性突然發難的現象多，專業弱的向專業強的比專業強的向專業弱的突然發難的現象多，出身好的向出身有問題的比後者向前者突然發難的現象多，同代人向同代人突然發難的現象多，同專業、同領域甚至互為鄰居者之間突然發難的現象多……
所有這些發難現象，有的放矢，直挂兩個階級、兩條路線你死我活的政治之綱。所謂“該出手便出手”，所謂“不出手白不出手”。“出手”則來勢兇猛，又準又狠。
有時，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
有時，目的其實與政治無關，可能僅僅因為——是自己還是別人在一場演出中做主角？是自己還是別人在一項并不高級的科研中為骨幹？是自己還是別人在一次活動中任組織者？取得成績後應上報嘉獎的是自己還是別人？是自己的名字在前還是別人的名字在前？……
通過政治性的手段，在文藝、文化、科研、教育等領域攫取名利的醜惡現象層出不窮，司空見慣。而且，往往奏效。
“紅衛兵”們“上山下鄉”了，工人們開始促生産了，知識分子之間，包括女性知識分子之間，卻依然利用政治進行明争暗鬥的現象，繼續演出着種種小品和戲劇。
這一種演出直至“文革”結束才不得不落幕。
中國知識分子，包括女性知識分子之間，相互造成的傷害，其實并不比“工宣隊”“軍宣隊”“紅衛兵”當年對他們和她們造成的傷害輕。許多時候，許多情況下，罪證是他們和她們提供的，罪名是別人定的，苦難的根源既來自于當年的政治，也來自于同類的卑劣。
四、女人的神經比男人更敏感
在世界美術史上，通過女性和書的關系體現某種美感的名畫是不多的。即使那些最偉大的大師們，創作的目光一專注于女性，也往往首先被她們的肉體的美所吸引。不僅畫家們如此，連雕塑家們也如此。
羅丹和畢加索，都對女性肉體的美說過許多情不自禁、如醉如癡的話，卻都沒有為我們留下将女性和書統一在一起的雕塑或繪畫。
而我一直覺得，一位靜靜地看着書的女性，如果她本身是美的，毫無疑問，那樣子的她，就更美了。如果她本身是欠美的，毫無疑問，那樣子會使她增添美感。
我一直覺得有四類女性形象是動人的——托腮凝思着的少女，讀着書的青年女性，哺育着的成熟女性，編織着的老婦人。
喜歡欣賞繪畫的我，不知怎麽形成了這樣一種印象——幾乎一切我所見過的女性的裸體畫或雕塑，其面部的神态都是呆板的。即使秀色可餐，即使妩媚，即使風情萬種，也似乎總缺少活人的氣息。
這乃因為，畫家們，雕塑家們，包括大師級的人們，目光一專注于女性的肉體，靈魂往往很容易地便被征服了。他們窮其技法和天才，仍唯恐不能栩栩如生地再現那一種線條的美，那一種肌膚的美。至于她們那一時刻的心靈內容，往往受到輕視和忽略。所以獻給我們欣賞和贊美的，也往往只是女性的肉體的美，像花朵一樣單純的美感。
而實際上，女性的美要比花朵的美更美。
花朵沒有我們稱為“心靈”的東西，故花朵沒有所謂“內在美”。女性則不但有心靈，其心靈的敏感和豐富，要遠比男人們的心靈還細致、還有層次。
托腮凝思的少女，讀着書的青年女性，哺育着的成熟女性，編織着的老婦人——女性們在這些時刻或類似的時刻，心靈之窗一般是無戒備地敞開着的。即使仍處于關閉狀态，也每每是很透亮的。仿佛她們自己擦了幾遍，為吸引別人的目光向她們的心靈窺望。
一幅畫上的女性，竟使你不禁地猜測她那一時刻的心靈狀态，則畫上的她，當然便似乎一呵即活了。你會感到将活起來的不單純是那栩栩如生的肉體，還有一種靈魂。
當然，成為藝術品的裸體女性們的臉，也不全是呆板的。有些也表情生動，也不難使人由她們的表情而目光直驅入她們的心靈。但這些畫或雕塑往往是有情節的，以取材于古希臘、古羅馬以及中世紀的神話傳說、宗教傳說為最多。
其實我想說的是，入畫的托腮凝思的少女我見過；哺育着的成熟女性我見過；編織着的老婦人我也見過。
但是，入畫的讀着書的青年女性，我只見過兩幅。
一幅畫的是一位公爵夫人，在豪華的房間內靜靜地仿佛聚精會神地讀一部《聖經》，如果《聖經》也算是書的一種的話。
另一幅是俄國畫家畫的一位少婦坐在小窗前一把舊椅上，聚精會神地讀一部差不多與《聖經》等厚的書。她一只細長的手指正打算撫過一頁。
女性，尤其青年女性，與書一同入畫、入攝影，或變為雕塑，在我看來，其藝術的魅力仿佛便具有了某種超凡脫俗的聖潔意味兒。
粉碎“四人幫”以後，當時中國的中青年畫家們、攝影家們、雕塑家們，都曾将中國青年女性與書的關系表現在自己不同的藝術領域內。
在同一個國家裏，在短短的幾年內，女性與書這一題材，被不同門類的藝術紛紛表現，這種情況在世界藝術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國藝術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書在那些繪畫、攝影、雕塑中，并非閑适時光的襯托物，也并非女性娴靜之态的襯托物，它完全不同于老婦人手中的編織。它是全中國人時代夙願的載體，也是當年很多中國女性共同夙願的載體。那些繪畫、攝影、雕塑，今天看來，也許都稱不上是傑作，也許根本不具有藝術的什麽不朽性，但當年感動過、激動過多少求知若渴的中國人啊！
我記得有這樣一幅畫，一位面容清秀的姑娘，身着白色連衣裙，手捧一冊刊物看得忘我。她的身後是街頭報刊亭。
那一冊刊物似乎是《知識》。
那一幅畫的名字似乎是《知識就是力量》。
它一經問世，便被許多報刊轉載。如果能夠統計一下，我們将會更加确信不疑——它可能是當年轉載量最高的一幅畫，起碼是之一。
當年，許多三十來歲的中國男人和女人，一看到這幅畫竟淚光閃閃。尤其那些被時代蹉跎了歲月，再沒有機會以正式大學生的身份跨入大學校門的男人和女人，面對《知識就是力量》無不百感交集。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許多老母親們，到了八十年代初，除少數極高齡者，皆已辭世了。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許多中年母親，到了八十年代初，除少數早逝者，皆在不經意間變成老母親了。
她們的許多長子長女，如果沒有“上山下鄉”一頁，早該是父母了。可八十年代初，他們中的大多數剛剛返城，還居無定所。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許多年輕的母親們，到了八十年代初，都由“大嫂”而“大嬸”而“大媽”了。她們中，有的人的兒女也是知青，只不過“上山下鄉”的時間短些，返城時的年齡也小些，可稱之為“後知青”。
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降生的一代人，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