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3)
夫的時不時愛撫她一下，親吻她一下，講段笑話給她聽。如果丈夫具有“科學”頭腦，會在婚前或婚後，花很少的錢買些部件，自己組裝一臺收音機。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我在許多新婚夫妻陳設簡單的小家裏見到過他們自己組裝的收音機。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年輕的工人們，手巧得很，借助廠裏的機床和工具所做的木的或鐵的收音機外殼，看去也挺美觀。年輕的工人們中，總有幾個能工巧匠。他們既為自己做，也很樂于為将要成為丈夫的工友們做。
小時候我家沒有收音機。我太喜歡聽收音機了，所以常往有收音機的人家闖，尤其愛往有收音機的新婚夫妻的小家闖。我不讨厭，他們聽什麽我沾光聽什麽，所以他們并不煩我。也可能心裏煩，我小，看不出來。還可能因為我母親人緣兒好，他們容忍我這小小的“不速之客”。
望着他們聽收音機時那一種心态平靜的相依相偎的樣子，當年我能感覺到他們是多麽地幸福。并且，經常暗自向往這一種幸福。此向往每使我盼着自己快快長大，早日上班掙錢，也有那麽一個小家，每晚也有那麽一個小媳婦依偎在自己身旁，一邊信手熟練地為自己織毛衣，一邊共同聽收音機裏有意思的節目……那是深印在我腦海中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生活片斷。
如今我每一回憶，總會産生這樣的一種思想——一男一女在二十多歲時結為夫妻，與在三十來歲時結為夫妻，恩愛和幸福的方式、內容皆大為不同。今天的許多新婚夫妻，雖也常被稱作“小兩口”，其實從年齡上根本不能算為“小兩口”，只不過是夫妻而已。“小兩口”之間的恩愛和幸福，絕非三十來歲結為夫妻的男女們所能“溫習”的，也是無法仿效的。非要仿效也變意味兒。故我理性上雖不主張早婚，感性上卻更願對“小兩口”之間的恩恩愛愛投以審美生活之目光。
小媳婦回娘家一般從不空手。廠裏發的工作服、勞保鞋、手套、肥皂、毛巾什麽的，是她們常往娘家帶的東西。她自己平素舍不得穿、舍不得用，她心裏仍總惦着娘家人。她也常會背着家人，尤其背着父親，往母親兜裏塞五元錢或十元錢，并悄悄說：“媽，別吱聲兒，是給你自己的！”
如果丈夫是在機關工作的男人，如果借丈夫的光，她的家在市中心，即使也只不過一間屋子，那麽她回娘家的神态是很有幾分高傲的。鄰家的母親們，也會以不僅僅是羨慕的目光看待她。她為了證明自己與一般小媳婦的不同，不但會穿得上下簇新，而且會拎兩包點心。并不裝在布袋裏，就一眼可見地明面拎着。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尋常百姓之家一年到頭也見不着一包點心。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電影裏，不法分子拉攏革命幹部下水，初次也不過就送兩包點心。
而她一進娘家門，她母親就會埋怨她：“你真是，點心怎麽不放布袋裏呢？”
母親趕緊就會收起，怕鄰家小孩兒來看見了，給吧舍不得，不給塊吧顯着小氣。也怕自家小孩子伸手就抓塊跑出去吃，饞得別人家小孩兒湊到跟前眼巴巴地看……
如果那小媳婦還騎回輛新自行車，那麽全院在家的男人幾乎都将被吸引出家門，圍着羨慕不已地看，問價，聽了價，望“車”興嘆……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大姑娘，普遍而言，多屬娴靜型。我小時候沒見過一個所謂“潑辣”的大姑娘。農村多，城市裏太少。大姑娘往往具有兩面性，她婚前娴靜極了，婚後卻往往會變得潑辣。如果她婚後仍住在從小長大的那個院子裏那條街上，那麽她給人的印象依然會是一個娴靜的小媳婦。如果她搬到別處去住了，別處的人碰見她本街本院的人，談論起她時往往會詫異地問：“她從前是那樣的麽？在我們那兒可一點兒不呀！”
她給街坊鄰居的印象是娴靜的，在單位也許恰恰相反，拔尖兒逞強，得理不讓人，沒理也不讓人。
這兩面性是由于，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居民社區，一種歷史悠久的對大姑娘的要求标準便是娴靜。“娴靜”二字，形成一種對大姑娘們的民間審美的傳統。反之，普遍認為失美、不美。故大姑娘的心理，從少女時期，便受這一種對她們的民間審美傳統的影響，盡量娴靜給居民社區母親輩的女人們看。久之，外因轉化為內因，娴靜也就真的重塑了她們的天性，賦予了她們後天“修養”成的氣質。何況，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沒有足以吸引大姑娘們不甘娴靜的事物。比如沒有迪斯科，便沒有“蹦迪”的大姑娘。而不知“蹦迪”何意的大姑娘，自然性情上肯定比如今經常“蹦迪”的大姑娘娴靜。她們在婚後，在單位，在別的居民社區的不娴靜，正是另一種天性的釋放和反叛。只要丈夫寵她，她便覺得別人管不着她了。所以，古書中有“靜若處子”一詞。“處子”者，婚前大姑娘是也。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大姑娘的娴靜，還與較多地占有她們業餘時間的編織與針線活兒有關。那些仿佛是她們的“書”。愛讀書會使男人變得娴靜，正如編織和針線活兒會使大姑娘變得娴靜。
娴靜使女性具有一種似乎古典美的氣質。所以，即使西方的封建貴族，在從小熏陶公主般的文學修養、藝術修養的同時，也還要求她們用一定的時間學習“女紅”。公主們一般不會自己做衣服、織衣服穿，那純粹是為了培養性情。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大姑娘，普遍而言，也都較腼腆。
“腼腆”乃漢文字中獨有的詞。除了中國，世界上任何國家的文字中都無此詞。“腼腆”一詞的詞意是較模糊的，不甚确定的，能理解明白，但難以說得非常确切。腼腆包含有羞澀的意思，又不僅是羞澀。羞澀形容的是內在的心态，腼腆形容的是外态。羞澀是一個發生性的、進行性的詞，因為人不可能無緣無故地羞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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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大姑娘們，卻往往會經常地、無緣無故地腼腆起來。
比如同院住了多年，鄰居關系很好，她們到我家借東西，或春節拜年，也會顯出非常腼腆的樣子。而我父親常年在外地工作，我哥哥是中學生，我是少年，我家簡直沒有能算得上“男人”的人，她們為什麽也腼腆呢？
正由于我家只有“小男人”，我母親又特別好客，對大姑娘們一向特別親熱，一向特別被她們所敬，故不但同院的，而且連鄰院的，一條街上的，乃至前街後街的大姑娘們，相當一個時期內，都願結伴兒往我家聚，有時會在窗前聚七八人之多。就着屋裏的燈光，各自手裏皆鈎着織着，你一句我一句地聊天。悄悄地聊，偶爾發出一陣哧哧的輕笑。鄰居們都說，我家簡直成了“大姑娘之家”了。我母親也常望着她們說：“我要有這麽多大姑娘可美死了！”
正是那麽一種情形，使我這個少年的眼，有機會觀察很多大姑娘。
連我母親和她們說話，她們也顯出腼腆的樣子。
同院有個比我大的男孩子心思不良。按今天說法，可叫作“問題少年”。
有次他問我：“你看她們中哪個漂亮？”
我就指着其中一個說：“她最漂亮！”
他慫恿我：“那你敢走到她跟前去對她說‘我愛你’麽？你若敢，我給你兩個玻璃珠兒！”
于是，我逞強地走到那一個大姑娘跟前大聲說：“我愛你！”
不唯那一個大姑娘，所有的大姑娘們都倏地一齊紅了臉，都瞪着我呆住了。片刻，這幾個伏在那幾個身上，一齊笑得前仰後合。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見大姑娘們笑開懷。
她們一個個忍住笑，複一齊瞪着我，臉仍紅着，都顯出一種很美的腼腆。
我母親因那件事狠狠訓了我一通，不許我以後再跟那“問題少年”接觸。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大姑娘們的腼腆，也許是因為那“大”字。這“大”字冠在“姑娘”二字前邊，賦予了許多“姑娘”二字原本沒有的意義和意味兒。或許那“大”字，使她們領會了太多有點兒擔載不起又不能不撐住名分的尴尬。好比教授一旦被稱為“大教授”，一言一行一舉手一投足也難免找不準自我。
大姑娘使姑娘們處于一種找不準自我的狀态。
于是她們被人以看待大姑娘的特殊的眼光看待時，便不禁地心生出說不清道不明的尴尬。
而也許正是這一種自己說不清道不明的尴尬，使她們每每原發性地、無緣無故地腼腆吧。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是“大姑娘”的叫法在中國最普遍、最流行的年代。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大姑娘們的娴靜和腼腆，單就男性對女性的眼光而言，從我這兒講，在我記憶裏永遠是優雅的、美的。
姑娘大了，如果只“蹦迪”蹦得好，卻從不知娴靜何意，如果一味現代，從未羞澀過，從未腼腆過，細想想，也夠俗得煩人了。
當然，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還有另幾類大姑娘，比如某些高幹家庭大小姐式的，某些高級文化人士大家閨秀式的女兒們……
當年根本沒接觸過她們那一類，頭腦裏也就連點兒回憶都不曾保留下來。
二、饑餓年代的中國女人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三年，是中國的災荒之年，也是中國人的饑餓之年，更是逢此三年的絕大多數中國女性每憶心悸的艱苦歲月。從母親懷中的女嬰到老妪，幾乎概難幸免。
我們這裏既說的是絕大多數，因而強調了例外者的存在。某些成年人雖然在那三年裏自己不曾挨過餓，但還是知道別人在挨餓的情況的。只有極少數少男少女在那三年裏并沒挨過餓，以至于長大後，聽許多同齡人或上一代人回憶起“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苦日子，卻渾然不知，莫名其糊塗。仿佛非中國人，乃外國人。他們是極少數的高幹子女。當年的空軍戰士，曾節省下自己每月發的餅幹和巧克力，送往他們寄宿的小學或中學。
“難怪學校裏當年發過餅幹和巧克力！”
他們往往是在這樣的聯想下，才能證明那三年在自己的年齡中也确曾是度過的。
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我們如今都知道的，并不僅僅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也是政治因素造成的。
中國和蘇聯決裂了兄弟國家之間的友好關系，導致蘇聯板起面孔讨債，中國顯示出強硬的志氣償還。
那三年內，局以上幹部每月發“優待券”，可憑券買到白糖、茶、煙、奶粉之類。老百姓在那三年裏見不到奶粉。憑出生證明供應給嬰兒的是代乳粉，一種接近奶粉的嬰兒乳品。那證明不僅要證明嬰兒的出生，還要證明母親奶水的不足。倘不證明後一點，也是不賣給的。春節前，每戶人家供應幾兩茶葉。白糖每月每人二兩。吸煙的男人每月供應一條劣質煙。
我母親在那三年裏一度也吸起煙來。為了獲得煙票，她起先裝出會吸的樣子蒙發票的街道幹部。煙票當年是一種很受青睐的禮品，尤其送給會吸煙的男人們時，他們是非常感激的，并會當做欠情之事銘記着。
後來我母親就自己也每月買兩盒，每天吸幾支。
我曾問母親吸煙有什麽好，母親嘆口氣說：“止心慌。”
當年許多人心慌不是由于心髒病，而是由于餓。“止心慌”，其實是為了“止餓”。母親不願實說罷。
科級以上幹部當年又叫“糖豆幹部”，因為每月可比普通百姓優待半斤白糖、半斤黃豆。
南方的和北方的，不同城市的人們聚在一起，免不了相互詢問——你們那兒每月供應幾兩糖？幾兩豆油？幾斤細糧？
糧店裏供應的糧食，經常是發黴的、生蟲的，分明是糧庫裏清掃出來的庫底糧。
城市人口中，對男勞動力的最高定量是三十六斤半（搬運工、伐木工、煤礦工享此優待）。
一般工人三十二斤。
腦力勞動者三十斤。
家庭婦女們和中學生、高中生們是一樣的定量——二十八斤半。
後來，在哈爾濱市，糧食不能保證定量供應了，每人每月減少三斤糧食，以黴質的地瓜幹等量代之。
連黴質的地瓜幹都作為城市人的口糧供應了，足見已将農民的口糧收繳到了什麽程度。
許多學生腹中空空地上學，許多學校因而取消了課間操。學生和教師餓昏在課堂上的事是經常發生的。
男工人和女工人餓昏在車間裏的事也是經常發生的，由此導致的傷亡事故頻頻。
素稱“魚米之鄉”的江浙一帶的農民，大批大批遷往山區，因為在當時，山區農民征糧指标低些。
“天府之國”的農民大批大批地逃亡外省尋求活路。
陝甘寧的農民大批大批地“闖中原”或“走西口”。
……
事實上，從一九五八年起，饑餓在有些省份就蔓延了，也并未能全國齊刷刷地結束于一九六三年底。在有的省份，直至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才略見緩解，而一九六六年中期就開始了“文化大革命”。
那些年，全中國直接餓死或間接死于饑餓、營養不良、野菜中毒的人數，想必是難以統計确鑿的，比“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總數可能要多。當然，主要是連起碼口糧定量都喪失了的農村人口。
那些年，城市裏的許多中年母親們迅速地白頭了，明顯地蒼老了。
作為妻子，她們必得保障丈夫們不至于被餓倒。丈夫們一餓倒，家庭也就沒了基本收入。作為母親，她們必得保障兒女們維持在半饑半飽的狀态，因這是她們的起碼責任。如果還有公婆，如果她是個孝順媳婦，豈忍看着老人挨餓？
但每一個家庭成員的口糧都是定量的。巧婦難做無米炊，她們往往也只有自己吃得比定量更少。
倘有豐富的副食，以上定量并不至于使人挨餓。但那些年裏幾乎沒有任何意義上的副食，連蔬菜也是按票證供應的。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前幾年，中國城市裏的絕大多數母親們亦即中年母親們，總體值得評說的乃是母性的毅忍和毫不顧惜自身的家庭責任感。如果她們自己不吃飯也能将就着活，她們中許多人肯定會根本一口飯都不吃；如果她們身上的肉割下一塊來半個月就會長合，她們中許多人肯定會每隔半月就從身上割下一塊肉來給全家人炖湯。除以上兩點，實難再由她們評說出什麽折射時代精神的風貌特征了。
那麽在咄咄逼人的饑餓年代裏，她們身上還能顯示出別種的女性異彩麽？
那些年參加工作了的大姑娘，大多數比較自覺地推遲婚齡。一是由于結婚成了很不現實之事，大多數小夥子那些年沒心思結婚。整天餓得心慌眼花的，哪兒有結婚的心思呢？念頭一閃，便自行地打消了。而小夥子們的消極，正中大姑娘們下懷。其實她們都不願在艱苦歲月裏嫁出門去。一嫁出門，工資也就帶走了。她們微薄的工資，對于她們的家越發顯得重要了。畢竟，在黑市上，花高價還是有可能買到糧食或糧票的。她們的工資也等于十幾斤糧食啊！一個家庭每月多十幾斤糧食、少十幾斤糧食，區別是很大的。何況，因為她們參加了工作，每月口糧比母親高三斤半，比小弟弟小妹妹高六七斤甚至十來斤，自己每頓少吃，家人不是可以多吃幾口麽？
那些年，是中國城市結婚率最低的幾年。二十四五歲了仍不考慮婚事的大姑娘多了，不足為奇。與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至中期相比，她們是接近老姑娘了。饑餓比宣傳號召起了更大的晚婚作用。
但在農村裏恰恰相反。
為了拯救家庭，大姑娘或者甘願犧牲自賣自身，或被無奈的父母暗賣。因為她們沒有工資，土地荒蕪，工分也沒了意義，只有自身還能換點兒吃的。又加上中國農民傳統的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仍十分嚴重，賣了女兒，起碼家裏少了一口“白吃”。保命的重點，是傾斜于兒子的。當然，也有父母，願望是好的，考慮得極為現實——女兒讓一個男人領走，只要他能養活她一條命，總比餓死在家裏強。大姑娘白白被人領走了，接着，二姑娘、三姑娘也眼睜睜地被人領走。只有兒子，要死，也得和自己死在一起。因為只要留住兒子，只要兒子不死，就有能傳宗接代那一天。
我曾在一篇報告文學中記述過一位叫張劭的男人。他年輕時留美留英，獲得過美國的醫學博士和英國皇家醫學院終生院士的殊榮。他歸國後，一九五四年因受不公正對待，被判刑。刑滿回了河南原籍某農村。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間，他“嫁”走了三個女兒。當然不是賣，當地農村也沒人買。有男人肯以娶妻的名義領走就不錯了。三女兒被領走時剛十五歲。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十五歲當屬少女。
城市裏的少女們、半大姑娘們，亦即初中生、高中生們，比起農村的少女們、半大姑娘們來，落不到那麽悲慘的命運，似乎該算是苦難歲月中的幸運。
但她們中的許多，在身體正發育着的年齡，由于極度的營養缺乏而終止了發育。如果将今天小學六年級的學生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三年的初一、初二學生混編在一起，并且都來一個向後轉，那麽可能較難分出哪些是今天的小學六年級生，哪些是從前的初一、初二學生。如果将六十年代前三年的高中生與今天的初中生混編在一起，那麽會比較明顯地看出，後者發育的良好程度遠勝前者。良好中的憂慮，倒是營養過剩現象。
許多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初中生、高中生，身體發育在不該終止的年齡終止以後，就永遠地矮小了。排除個別遺傳因素，共同的原因是三年饑餓。
一進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城市女性人口的年齡比例發生了顯而易見的變化。過去是家庭婦女多，後來是學生多。過去，街頭巷尾發生件什麽事，哪怕僅僅是出現了個賣彩線的小販，滿街急匆匆聚去的全是中青年母親們的身影。後來，如果正巧是學生們放學的時候，被吸引的往往是許多女學生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曾被母親們經常抱在懷裏或經常左手牽着、右手扯着的女孩兒們轉眼間長大了、上學了，并且，在她們長大着的過程中，母親們又為她們生出了小弟弟小妹妹。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全哈爾濱市僅六七所中學，包括高中在內。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全哈爾濱市的中學已增加到七十餘所。十來年內城市添生了多少下一代不言而喻。
過去，早晨七點多鐘，下午五點多鐘，女人們的目光迎送的是上下班的丈夫們，而後來迎送的是上下學的兒女們。成群結隊的中小學生從街上絡繹經過，情形往往頗為壯觀。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學女生與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學女生相比，頭腦中對于上學的思想大為不同。她們已不滿足于将來的自己僅僅不是文盲。她們已開始明白，學歷的高低，不但關系到自己将來的婚戀和人生的質量，而且足以直接扭轉自己的命運。
絕大多數初中女生的志向是升高中。她們上中學不久，便開始了解到市裏有哪幾所中學是重點中學，而自己就讀的中學之教育水平大致屬于幾等。在課堂上，老師們每每備感榮耀地告訴學生，本班本校的上一屆、上幾屆學生中，有多少考了重點高中。那些使老師談起來很驕傲的學生中的女生，便漸漸成了她們心中的榜樣。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就業或讀書，對絕大多數中學女生而言，并非什麽重大的抉擇，往往服從于父母。倘父母替她們找定了一份工作，即使是做小商店的服務員，她們從此中止學業，心裏往往并無太大的遺憾和痛苦。甚至會覺得，早參加工作，早結婚，也好。因而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學女生中途退學的現象是司空見慣的。
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她們想法已經變了。中止學業對于她們肯定是被迫之事了，她們會由于不情願而傷心哭泣，而哀求，而抗議。做小商店的服務員已令她們感到委屈。她們自信如果繼續上學，命運的安排很可能會是另一種。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城市裏發生過在家長的逼迫之下退學的中學女生自殺的事件，也有過參加工作不久因終日郁郁寡歡精神分裂的。不消說，她們都是生活極其貧困的家庭的女兒。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大多數中國人雖在忍饑挨餓，但中國的工業卻在一如既往地發展着。工業的發展形成了新的行業，新的行業似乎類分了人的命運區別。一個在小商店、小糧店、小飯店上班的女青年，看到別的女青年身穿的工作服上印着令世人向往的大工廠的廠徽，她心裏的自卑和羨慕是難以形容的。而那樣的大工廠，不可能招收中途退學的中學女生。
絕大多數高中女生的志向當然是升大學或大專。那些重點高中的女生尤其如此，她們對于全國的名牌大學耳熟能詳。
“三六一十八，清華北大哈工大。”這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開始在哈爾濱初、高中生們之間流行的話，代表着他們和她們的學習理想。“三六一十八”，指哈爾濱當年的四所重點中學三中、六中、一中、十八中。
中學生考入此四所中學之一，意味着離踏進全國名牌大學只有一步之遙了。
我的哥哥原在哈二十九中讀初中，畢業後被保送到一中，前街和後街的大姑娘們都對他另眼相看起來。一九六三年我升入中學，哥哥考入大學，前街後街為之轟動，連派出所所長和公社的幹部都紛紛到家裏祝賀。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那一居民社區幾千戶人家中，還沒出現過大學生。哥哥到外地上大學前，預選定親的媒人終日不斷。許多大姑娘和她們的父母，認為我哥哥将來必是工程師無疑，都願早結良緣，等上四五年也心甘情願。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城市裏的人們開始無比崇尚起知識和學歷來。既然人們的收入水平幾乎是一樣的，那麽知識和學歷就成了唯一被看重的區別。正如今天大學生、碩士生多如牛毛，甚至顯出社會無法消化的過剩現象，那麽在青年人知識和學歷已不足為奇的情況下，收入就成了唯一被看重的區別。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學生們的好學，以及城市裏的人們尤其大姑娘們對知識和學歷的崇尚蔚然成風。如果她們料定自己難以成為擁有高等學歷的知識女性，那麽做一位擁有高等學歷的知識男性的妻子，乃是她們認為的終生幸福。
這一崇尚知識和學歷的社會思潮，尤其體現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的女性思潮。饑餓的黑翼雖然籠罩着中國大地，雖然餓瘦了她們的身體，卻“餓”不死她們頭腦中每天都會産生種種新觀念的細胞。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大姑娘們——她們已不怎麽樂于被視為大姑娘了，人們已開始順應她們的意識稱她們為“女青年”了——無論是學生還是參加了工作的她們，依然是娴靜的。
但與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相比，她們已外靜內不靜，态靜心不靜。是的，她們不再如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大姑娘們一樣娴靜得頭腦空曠心思簡單了。
一九六三年後，饑餓的黑翼從城市裏漸退，人們又能吃飽肚子了。女青年們擇偶的标準在吃飽了肚子以後開始悄悄形成，“藍制服、白大褂、槍杆子、舵把子”，這是當年女青年們之間流行的順口溜兒。如果嫁給有大學文化的男人無望，這是她們退而求其次的擇偶标準。
“藍制服”指公安幹警。社會的許多方面，都對“執行無産階級專政”的男人們禮讓三分，故他們在女青年們的心目中地位頗高。
“白大褂”指醫生。中國百姓看病是件麻煩事，有時甚至是件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事。嫁給醫生，或只不過是在醫院工作的男人，全家人包括親戚朋友都會受益匪淺。
“槍杆子”指排長以上現役軍人。軍官月薪高些。成了軍人家屬，不但生活有保障、光榮，還會受些優待。但嫁給軍人有一點不中她們的心意，那就是将忍受婚後長久分居生活的苦悶。而随軍不但須經部隊批準，又有可能離開城市。離開城市是她們所不情願的。故“槍杆子”在國家那兒雖然排在第一重要的位置，在她們心目中卻只能屈尊第三。
“舵把子”指司機。無論開卡車的還是給官員開小車的，總之自己和自己的家人能沾點兒方便。
看來，歸根結底，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不是由任何其他的條件和因素所決定的，首先是由工業的發展所決定的。工業的發展帶來了廣泛的城市就業機會。廣泛的就業機會增加了許多家庭的收入。收入提高了的家庭有能力承擔兒女們的學費。而較普遍的文化教育，使普遍的男人和女人的意識受改變的過程和階段是有區別的——它使男人開始關心自身以外的事情，它使女人開始思考與自身相聯系的事情。好比展開一幅畫在男人們眼前，使男人知道世界比自己所了解的廣大得多；而展開一幅畫在女人們的頭腦中，使女人知道女人的命運比自己所以為的豐富得多。那幅畫原先就存在于女人的頭腦中，只不過它卷着，還捆着，非靠時代的咒語不能展開。只有極特殊的女性，能憑自己的覺醒先于時代的默許而展開它，她們是在任何時代都具有叛逆精神的女性。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後期的許多小媳婦，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前幾年，不但早已是母親，而且可能已是兩三個兒女的母親了。那時計劃生育還沒實行。她們的某些母親們，在十來年內，尤其在饑餓威脅每一個家庭的三年內，已被年老扯拽得趔趔趄趄，過早地逝去了……她們可算是共和國的第二代母親，她們生下的是共和國的次子、次女們。
由于她們本身已是有些文化的母親，她們對兒女們的企盼，比她們的母親在她們小時候對她們的企盼高得多。她們每每因還沒上學的兒女居然也會寫她們教過的某些字而非常驚喜。而她們的母親們，當年往往只因她們的臉蛋漂亮小嘴兒乖甜笑逐顏開……
盡管共和國的許多次女幼小時吃過代乳粉，但智力卻比第一代開發得早，接受文化的年齡也比第一代小，她們學齡前就已經培養起了學習的興趣。甚至連她們的入學年齡，也比第一代提前了一兩歲。
然而，饑餓的黑翼剛剛斂去，中國人剛剛能吃上兩年飽飯，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了，用“爆發”一詞形容“文革”是并不誇張的。盡管它在領導人那兒是經過了較周密、較長期的運籌，但對于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它來得還是太突然了。尤其對于中國的初、高中學生們，它突然使他們一時懵懂。四月份“黑雲壓城城欲摧”，五月份席卷全國，六月份宣布“停課鬧革命”，六月中旬公告各省市“廢除舊的教育制度”，取消當年的中考、高考。
全中國初、高中學生們的學業，都終結在那個月份裏。像他們的父母的身體發育，終止在三年饑餓的年代……
三、政治乎，人欲乎？
“文革”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力劈為兩截。一九六六年以前是一種情形，一九六六年以後是天翻地覆的另一種情形。一九六六年以前的中國人和中國女性是一種常态，一九六六年以後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一反常态。
因而，“文革”實際上在中國改變了世界一貫通用的年代劃分的常識。我們簡直無法不承認，一九六六年雖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間一年，但同時又是另一個瘋狂年代的開史元年。從一九六六年到“文革”結束的一九七六年十月——這由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後五年和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前五年半“剪輯”組合成的十一年，自成一個時代。這個時代的中國女性很有些與此前此後的時代完全不同的表現。
正如我們所公認的，人的欲望層面是金字塔式的。
而最低的一級，乃是物質追求的欲望，包括本能的欲望。
當人們的物質欲望相差無幾時，或自以為相差無幾時——新中國成立後“文革”前十幾年，正是這樣一種情況，同齡人之間相差無幾的收入，商品的極端匮乏，決定了人們消費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