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2)
在它面前，其知識資本頓時暗淡無光。一個女人如果擁有了它，不但在女人面前非凡了，而且在沒有那資本的男人面前也是非凡的。于是情形往往這樣——倘三類女性在一起工作，過不了多久，有那資本的女人，便漸漸成了她們的中心人物。而第二類知識女性，不知不覺中扮演起了争取信任的角色。第一類知識女性，則只能是第三類和第二類知識女性共同團結幫助的對象了。
一般來說，當年在原則上，總是安排第三類知識女性領導第一類和第二類知識女性，安排第一類知識女性領導另兩類知識女性的情況很少。但也有第二類知識女性是領導的情況，可能因她文化程度最高，也可能因她年長幾歲。即使她是領導，還是會自覺地、經常地就工作問題主動與第三類知識女性商議，虛心請教。何況，她是領導了，便會想到：自己該要求入黨了。第三類知識女性差不多都是黨員。部隊在将她們選送到地方時，是考慮到了這一點的。那麽已經是領導了的女人的入黨申請書，自然要經由她們向組織呈交。她們往往還必是組織指定的、前者的入黨幫助人。
總體而言，知識女性當年比知識男性們更善于擺正自己的角色位置，更善于無沖突相處，更善于維護三者之間的“生态平衡”。她們積極的、有益的社會作用，是今天無論如何也不應該不充分肯定的。她們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女性中雖是少數，但畢竟最能代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女性的時代風采。
她們當年經常深入到街道居民組，為五花八門的事進行宣傳、讀解、鼓動。于是廣大的家庭婦女們，便有幸接觸到了闖入自己視野的她們。每次她們的身份都代表着黨政機關部門，令家庭婦女們不能不仰目而視，洗耳恭聽。
少年時期的我，便是在那一種情況下見到她們的。
我和家庭婦女們一樣，更喜歡聽她們中第三類女人作動員。她們說話時習慣于借助手勢加強語意。她們較少用“上級”這個詞。她們口中經常道出的四個字是“咱們婦女”，于是她們和家庭婦女們之間的關系拉近了，似乎平等得不能再平等了。同時，家庭婦女們感到，她們自己便是“上級”了，起碼是“咱們婦女”的“上級”。
第二類知識女性，亦即新中國發給學歷證書的女人們，講起話來則就不那麽響亮，不那麽熱烈，不那麽神采飛揚了，她們顯得遠不如第三類知識女性們那麽自信。她們手中往往拿着報、文件或幾頁稿，一邊說，一邊看，怕說錯了。
如果有前兩類知識女性同行，第一類知識女性往往很拘謹，不多說什麽，也往往沒機會說什麽。但如果沒第三類知識女性在場，第一類、第二類知識女性講起話來也會變得生動自如的。
做完動員報告，她們就分頭到各家各戶串門兒。而且，哪一家哪一戶的房子低矮破舊，她們越愛去。不管床上炕上亂不亂，椅子凳子擦沒擦，落身便坐，坐下便聊家常。聊時，每每拉着窘得不知所措的女主人的手，令後者們激動得淚眼汪汪。
她們常常鄭重地這樣說：“大嫂，信我的，生活會好起來的，很快就會好起來的！”
就像電影《列寧在十月》中的瓦西裏對憂愁的妻子說：“面包會有的，牛奶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
她們抱起人家的小孩子就親，就逗。她們語重心長地替女主人教誨小學生要“好好學習，天天向上”，要聽父母的話，要養成講衛生的好習慣……
如今回憶起來，我覺得她們（三類女性都包括在內）當年并非作秀，而是內心裏真有一種對百姓的親情。也許她們意識到自己在家庭婦女們心目中是代表着黨和政府的，所以感受到能和家庭婦女們打成一片乃是特殊的愉快。她們走時，家庭婦女們往往成群結隊地送出大院，送至街頭，戀戀不舍。
應該承認，她們當年像一種黏合劑，以女性特有的感情色彩和非常濃厚的方式，緊密了底層民衆，起碼是底層家庭婦女們與黨和政府的關系。
這一點她們做得比當年的男性們出色得多。如果沒有她們深入的、經常的宣傳鼓勵和教化，家庭婦女們與黨和政府的關系其實是極為松懈的，只不過經由街道和居民組的婦女幹部們發生着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罷了。
以上三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知識女性，在第四類知識女性們面前，又不能不一律地肅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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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第四類知識女性，便是首長們的夫人。她們中不少人革命資本雄厚，本身又往往是處級幹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一個是處級幹部的女人，在尋常人心目中，本身已接近高幹了。想想嘛，她在部隊裏是團級！而且事實上，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處級幹部也的确是高幹的初級——十三級。即使她們不是處級，是科級，也往往是身居要職的科級。她們的丈夫，又往往是局長、廳長、省市黨政機關的部長們，甚至是省市正副職領導們。
所以，她們身上往往既有官氣，同時也有官太太之氣。哪怕她們是溫和待人的女人，也難以全部掩飾起身上的官氣和官太太之氣。為官不能半點兒沒有官氣。但官氣在她們身上，由于官太太之氣而有時表現得盛氣淩人。可以這麽認為——她們比自己的丈夫們更早地從內心裏消除了“百姓”這一概念。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除了龐大的家庭婦女群體，除了以上四類知識女性，當然還應提到那些工人女性、服務行業的女性，以及從事教育、衛生、文化工作的女性，她們皆是新中國的第一代職業女性。在一個意識形态極端政治化的國家裏，“第一代”本身就是莫大的榮幸。這榮幸當年通過各種方式灌輸進她們的頭腦，并在她們的頭腦中發酵為極其強烈的自豪。如今我們稍微一想，其實“第一代”并不意味着什麽了不起的內容，因為這世界一向經常産生着方方面面的“第一代”，但當年她們可不會像我們現在這麽稀松平常地去想。如果當年有人将我們現在這麽稀松平常的想法告訴了她們，她們定會生氣，甚至會認為我們思想反動……
榮幸加自豪，使當年的中青年（青年居多）職業女性們非常熱愛自己的工作，都盡量以出色的敬業表現在自己平凡的崗位上。當年因工作不出色而受批評，哪怕僅僅受到班組長的批評，也是一件無比嚴重的事。而且，無疑是讓人覺得羞恥的事。她們中，瞧不起自己的工作、因為工作性質的平凡而妄自菲薄的人是極少的。誰頭腦中存在這樣的不滿意或不滿足，誰就被認為“思想成問題”，而一個女人若被認為“思想成問題”，那麽即使容貌姣好，人也很“成問題”了。
她們對榮譽的要求都相當強烈，體現在争當先進、标兵、模範、“紅旗手”等方面。“名利”二字，在中國，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初，“利”所包含的實際物質內容近乎虛無。即使有形，無非一個小本兒、一條毛巾、一支筆而已。但一張紙上如果印了“獎狀”二字，它會使當年的許多男人和女人整整一年內不知道究竟怎麽樣努力工作才配獲得它，才算對得起它……
每年國慶節前，她們中有些姐妹被挑選出來——當然首先是獲得過獎狀的和年輕漂亮的，進行集體操練。于是她們出現在國慶那一天的游行隊伍中，身穿整齊劃一的行業服裝，列成方陣，手拿紙花或小紅旗，一邊揮舞，一邊呼喊慶祝口號。她們手挽手，挺胸昂頭，盡量跨出比男人的方陣更豪邁的步伐，盡量呼喊得比男人們的聲音還響亮。後來這一傳統的慶典方式嬗變為每年一次的庸俗的公開的政治表演。但在當年，尤其對于那些女性而言，豪邁乃真情懷，亢奮乃真精神。她們雖不見得生活得怎樣幸福，卻覺得自己是世界上差不多最幸福的女人。
由她們列成的方陣，在以後每年的游行隊伍中不斷壯大。而她們臉上的豪邁和亢奮之态，卻一年比一年消逝的快。那樣的游行也越來越是任務……
當然，即使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城市裏也仍有與前幾類完全不同的女性。但只能在中央大街一帶，而且，一般只能在晚上見到她們綽約的身姿。旗袍、絲襪（解放前的箱底之物）、高跟鞋、燙卷的頭發，描得又細又長的眉，抹得猩紅的嘴唇；若在冬季，身上則裹着貂皮大衣或狐皮大衣，頭上像電影裏的外國女人似的歪戴着貝雷帽——白天也偶爾能見到。
我和少年時期的夥伴兒到中央大街去玩兒，幾次見到過這樣的女人。她們使我們聯想到小人書《三毛流浪記》中畫的摩登女郎。我們不覺得她們美，只覺得好奇，覺得她們喜歡那樣子不可思議。免不了彼此小聲說一句：“瞧，一個資産階級的臭女人！”
但她們卻恰恰可能屬于最“無産階級”的“無産階級”。
有一次，我們在一家冷飲店裏撿冰棍簽子，看到了這麽一幕——一個那樣的女人，因為店員服務不周，聲色俱厲地訓斥店員。店員火了，将擦桌子的抹布往桌上一摔，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店門吼：“我是為人民服務的，不是專門伺候你這種女人的！你出去……”
那女人倒也沒因此而耍潑。她起身去櫃臺那兒挂了個電話，随後歸座，架起二郎腿吸煙。不一會兒來了兩名警察，二話不說，推着店員往外走。店員抗議：“幹嗎沖我來呀？我怎麽啦？”一個警察問：“你為什麽侮辱這位女士？”事後，聽人們議論——那女人是市裏一位很大的官的小姨子……這種女人，往往和另一種生活連在一起。那另一種生活，是老百姓的眼根本看不到的，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就開始與表面的社會生活并存着了。它似乎意味着革命對某些革命者的回報。
最後，我們要提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最值得令人懷着肅然的心情悼念和評價的一些青年女性，那就是當年參加了抗美援朝的她們。她們普遍是那麽的勇敢，心中充滿了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和視死如歸的犧牲精神。她們和男性志願軍戰士們一樣，在異國的土地上冒着槍林彈雨譜寫戰地豪情。關于她們的許多英雄事跡，時至今日，如果一一講來，對當代人肯定依然具有可歌可泣的震撼力，依然足以引起由衷的敬意。
而此前，她們中許多人，只不過是些剛畢業的初中生或高中生，或衛校的在校生。她們的英雄氣概産生于強烈的愛國熱忱。她們的獻身精神誠如“志願軍”三個字所體現的，是一種志赴崇高的“志願”。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青年女性中，她們身上折射出的是最壯麗的光彩。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女孩兒，一入中學，母親們就會經常教誨她：“不小了啊，該有點兒大姑娘樣兒了！”當然，她們還根本不能算是大姑娘，只不過不再被視為小姑娘了。
于是，母親們的經常教誨，對那些比小姑娘大、比大姑娘小的少女們的心理産生了重要的暗示作用，她們便開始要求自己像大姑娘樣兒了。
不必急于細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典型的大姑娘究竟是什麽樣兒，還是先談當年的少女們吧。
據我看來，與當代少女們相比，她們有比較幸福的一面。
第一，雖然是中學生了，但學業絕對不至于對她們構成什麽壓力。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學生也只上半天課。中午放學後，除了完成作業，其餘時間她們基本上是自由的。而完成作業，一般兩個小時綽綽有餘。因母親們大抵是家庭婦女，其實并沒什麽家務吩咐她們做。倘有哥哥姐姐，則她們更閑在了。倘有弟弟妹妹，則她們應該做的事，不過便是哄好弟弟妹妹別哭別鬧，所以她們有相當充分的時間自由支配。當然，也有家裏生活特別困難，母親賣冰棍、擺小攤兒，攬到家裏些零活兒做的。那麽，這樣的少女就閑在不了。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母親們，一般不會指令自己上了中學的女兒去接替自己賣冰棍或擺攤兒。她們雖是家庭婦女，卻比女兒們更在乎女兒的外界形象如何。母親們愛護女兒們的外界形象，甚過愛護自己的外界形象。只要那女兒有哥哥弟弟，母親指令接替自己的，往往是兒子。
少女們已不再跳格子、跳皮筋，那被視為小姑娘玩的項目。她們尤其較少跳皮筋了，因為跳皮筋是夏季玩的項目，夏季她們多穿裙子，跳皮筋有時須撩起裙子。皮筋舉多高，一條腿要踢到多高。她們已自覺不雅。而母親們倘見她們仍玩着，就會訓斥。自己的母親不訓斥，別人家的母親也會議論：“那麽大個姑娘，還撩裙子高踢腿的，真沒羞。也不知她媽管教過沒有！”
我一直認為，跳皮筋對于少女們是極有益于健康和健美的玩法。她們當年跳皮筋時靈敏的身姿，至今仍印在我的腦海裏。她們母親當年訓斥她們的情形，也一直是我回憶中有趣的片斷。
少女們被暗示要“像大姑娘樣兒”，不成文的訓條之一便是少動多靜。結果是——她們還能聚在一起玩玩兒的，也就只有“欻嘎啦哈”了。這恐怕是北方少女特有的玩法，南方少女未見得也玩兒。所謂“嘎啦哈”，是豬或羊腿關節處的骨軸。以羊的為佳，小巧形整，每面塗上不同的顏色。可獨自玩兒，也可兩人以上五人以下合玩兒。玩兒時左手抛起一個布口袋，右手同時撒出四到六個“嘎啦哈”。左手接住布口袋時，右手須在那布口袋降落的瞬間将“嘎啦哈”全都撫為同面朝上。至今我還沒發現過，也沒想出過比這一種玩兒法更能訓練眼疾手快的另一種玩兒法。此玩兒法或許是蒙人傳給漢人的。當年有的少女的一副“嘎啦哈”已被玩兒得油亮，而且是由成了大姑娘不再玩兒了的姐姐傳給她們的。母親們一般不會反對她們“欻嘎啦哈”，因為總得允許她們玩兒一種項目。四個少女各自盤腿或蜷腿相向而坐，不聲不張，幾乎靜悄悄地玩着，是當年的母親們看着也頗欣賞的城市女兒圖。“嘎啦哈”難湊，更多的少女們便以桃核代替之。
像中學男生們開始互相借書一樣，少女們開始彼此讨要花根、花苗、花籽。家家窗前屋後都有起碼幾平方米土地，便成了她們栽培自己喜愛的花兒的花圃。少女喜愛花兒是符合她們天性的。但使我至今也找不出什麽原因而且始終奇怪着的是，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直至“文革”爆發前的中國少女，不知為什麽愛讀書的極少。她們是小姑娘的時候并不特別愛看小人書，她們上中學了也并不特別愛讀小說。如果她們愛看，她們比今天的少女們有充分得多的時間。當然，一個原因是，除了少數知識分子家庭的少女，大多數家庭沒有任何書報。大多數父母沒有讀書的習慣。我在當年的小人書鋪裏，很少發現少女們的身影。一分錢就可以看一本小人書，甚至可以看兩本薄的。少年們每個月能從父母那兒得到幾分錢的獎賞，我想她們也會得到的。
倘她們不屬于學習成績優秀的學生，父母們自然也是遺憾的，但絕不至于像今天的父母們一樣着急上火，惶惶然不可終日起來。因為當年上學是為了識字。既已是中學生了，便一輩子不可能再是文盲了，父母們也就覺得對她們盡到了義務，滿足于這一點了。大多數的她們，自己也滿足于這一點。不就你是優等生，我不是麽？但你能讀，我也一樣能讀；你能寫，我也一樣能寫呀！中學畢業之後，不都是要參加工作的麽？不都是要學三年徒麽？學徒期間不都是只有十八元的工資麽？以後不都是要憑工齡、憑實際工作表現漲級麽？……
的确，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她們中，只有極少數立志要升高中考大學不可。普遍的她們，自己并無很強烈的願望。普遍的家長，也只打算供她們讀到初中畢業。當年初中畢業生的就業機會較多，這使她們對自己前邊兒的人生沒有什麽太嚴峻的憂慮。
不消說當年中國人還沒聽過“電視”二字，平民階層十之五六的人家連一臺舊收音機也沒有，一個院兒七八戶人家往往只有一戶訂晚報的。幾乎家家都沒有書架，更無“閑書”。如果學校不組織看電影，少女們是不會像少男們一樣，合夥撿點兒破爛兒賣了，結伴兒去看場電影的。也不會像精力過剩得沒着兒的少男們似的，三五成群不嫌累地走到市裏去盲目地東游西逛。
但是在我的記憶裏，她們并不顯得特別寂寞。恰恰相反，她們的少女心懷似乎很充實。那裏邊不曾為追星發燒過，也不曾為向往某種物質生活的強烈念頭折磨過，更不曾為什麽世事的平等與不平等沖擊過。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少女的心懷，普遍如一盆清水般淨靜。說是一盆，而非一池，比喻的是她們心懷範圍的有限，淨靜得當代人既不能說多麽好也不能說多麽不好。
她們不寂寞，也許因為她們之間有足夠裝滿心懷的友情。一名少女當年傷心了，暗暗哭泣了，往往由于她們之間的友情發生誤解了，出現裂痕了。
我小時候，不止一次在別人家裏見過這樣的情形：
一個少女一回家就哭。
母親問她怎麽了。
她說：“她媽（或她爸）打她了！”
那麽那個“她”，自然便是她的知心小姐妹。
小姐妹在家裏挨打挨罵，她會難過得一回到自己家就哭起來。每一回憶，心為之感動。
不知今天的少女之間，是否還存在着那麽樣一種不是姐妹勝似姐妹的友情，那真是一種醇香如親情的友情呢。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少女之間的此種友情，驗證了一條人性的邏輯——對于心靈而言，有空曠，就有本能的填補，無好壞之分。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社會現象過于單調，因而世風相對較為淳樸。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少女，往她們空曠淨靜的心懷裏填補的大抵是淳樸。
當然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也發生了沖擊性極其猛烈的大事件，比如“反右”。但她們距這大事件甚遠，不太能感受到它的猛烈性。只有父母受到危害的她們，才體會到禍殃自身的悲苦……
打扮一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少女是極其簡單的——一尺紅或綠的毛線頭繩兒，一件布拉吉（連衣裙），一雙黑布鞋，足夠了。只要布拉吉和黑布鞋是洗過了才穿上的，即使舊，也還是能使她們變得清清爽爽，靈靈秀秀的。有雙白襪子穿更好，沒有，也好。總之，當年那一種簡樸到極點的少女的美，真是美極了，美極了。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少女，與今天的少女們相比較最主要的差別是——那一種心靈的自在，那一種心理的自然，那一種心事的簡單，以及那一種日常心情的澄明透澈。她們并不太受普遍之清貧的影響。好比農人漫不經心地撒在土質不良的土地上的種子，竟也一片片長出秧苗，但是株莖細瘦，大多數難結飽滿的穗。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學畢業以後，她們就被視為名副其實的大姑娘了。在早婚的年代，女性的少女期是短暫的，短暫得幾乎可以說稍縱即逝。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仍是早婚的年代。到了十八九歲，無論工作與否，如果自己不急于考慮婚事，父母們也會按捺不住地張羅着為她們東找婆家西找婆家。倘二十三歲以後還沒嫁出去，那麽就将被視為老姑娘了。而一個家庭若有一個老姑娘，那麽父母愁死了，唯恐她被剩在家裏。所以大姑娘也意味着一段短暫的年華。從結婚那天起就是小媳婦了。從大姑娘到小媳婦，短則三四年，長則五六載。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二十來歲的小媳婦，即使在城市也比比皆是。
所幸她們對工作并不怎麽挑揀，一般是份工作便高高興興地去上班。工資是全國平等的。腦體之間基本無差別，機關與行業之間基本無差別，行業與行業之間基本無差別，男女之間基本無差別。在此種種基本無差別的前提之下，對工作條件、工作環境、工作性質不滿意的她們，雖也羨慕這些方面比她們幸運的別人，但一般不至于羨慕到怨天尤人、自暴自棄的程度。
上班的她們，普遍還買不起自行車。如果單位遠，她們每天需六點多鐘就離家。從居民區走到有馬路的地方，才能擠上公共汽車。為了不遲到，她們常将工作服穿回家，第二天穿着工作服離家。那樣就省下在廠裏換工作服的時間了。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青年女性因有工作而自豪，所以穿工作服走在路上覺得挺神氣。如果那工作體面，那廠是大廠，有名，則她們穿着工作服走在路上，不僅覺得神氣，簡直還往往覺得美氣。她們穿那樣的工作服，能吸引較高的回頭率。向她們投以熱烈目光的，當然都是小夥子。
她們中當護士的，無論冬夏，常喜歡将雪白的護士帽戴在頭上。醫院是被刮目相看的行業，戴了雪白護士帽的她們，自然也被刮目相看。那時她們就尤其顯出大姑娘的矜持來。
餐飲行業也戴白帽子，與護士在醫院裏戴的白帽子區別不大。故有在小飯館工作的她們，也戴了白帽子招搖過市，內心裏樂于被路人看成大醫院的護士，所謂“過把瘾”（但不死）。
當年有小夥子沖着一頂白帽子而苦苦追求小飯館服務員的事，成了相聲、小品和小說、戲劇中的喜劇情節。
她們上班時，鄰家沒有長大的女兒的母親一出門碰上了她們，投在她們身上的目光是很複雜、很微妙的。那一種目光告訴她們，母親心裏在想——盼到哪一天自己的女兒也開始上班掙錢呢？她們每月十八元、二十幾元的工資，對一個平民之家的經濟補充非同小可。那時她們嘴上禮貌地問着好，內心裏體會到極大的優越感。
如果是星期六，她們也會在廠裏換下工作服回家。倘還是夏季，她們往往穿一件布拉吉。因為她們自己最清楚，布拉吉尤能顯示出她們成熟又苗條的大姑娘的美好身段。也因為她們明白，一旦做了小媳婦，再穿布拉吉的機會便少了。小媳婦們一般是不公開穿布拉吉的。
于是許多母親的目光，都會追随她們的身影久望，互相詢問她們是哪條街上、哪個院裏、哪一戶人家的大姑娘。如果她的容貌比較漂亮，那麽她的家便出名了。
女人們每每會情不自禁地這麽說：“瞧人家那大姑娘長得喜人勁兒的！”出落得标致的大姑娘，仿佛是她家的“名牌”，是父母共同擁有的“專利”。但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她們并不特別具有“商品”的屬性。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沒有“大款”及“富豪”，故她們自己的頭腦中，絕然不會産生通過“傍”或“嫁”而成貴婦的念頭。她們的父母一般也不太會有指望經由她們的“流通”而改換門庭的不切實際的心思。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父母不像現在的某些父母那麽開通，如果她給自己找的丈夫和她父親的年齡差不多，不管是不是真愛，不管那男人是處長還是局長，家人都會覺得是奇恥大辱而鬧得天翻地覆。
小時候我家前一條街上，有個标致的二十一歲的大姑娘，死活要嫁給一位死了老伴的五十二歲的商業局副局長，結果是她沒死，她母親死了。在一輛“上海”牌兒小汽車興師動衆地來娶她時，她母親喝了藥臭蟲的“敵敵畏”。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父母，尤其工人家庭的父母，一般認為自己的女婿年輕、健康、英俊、人品好就是女兒的福，當然也是自己的福。健康和人品好是首先，其次是英俊不英俊。至于是工人還是小幹部，那倒無所謂。當然，如果前四條達标，居然還是位小科長，父母也會替女兒高興得心花怒放。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關于婚姻的某些新觀念具有着強大的說教力，并且深受人們的普遍擁護。某些舊思維或被沖擊垮了，或被人們覺悟到是一種醜陋，自覺地抛棄，甚至自覺地抵制。父母将女兒待價而沽或女兒将自己待價而沽，一個家庭的名聲也許就完了。共和國的新工人階層沒有財富，家庭名聲是他們唯一重要的“不動産”。幾千年來的舊意識本非他們自願的意識。所以他們的頭腦雖簡單，卻很适合往裏裝新意識。頭腦裏裝進了新意識的他們，是絕不容許自己的女兒拿家庭名聲開玩笑的。
大姑娘們下班一回到家裏，放下飯盒就幫母親們做這做那。她們一般不會因自己也是掙工資的人了便在家裏擺什麽資格，要求什麽特殊的待遇。她們明白，自己生活在家裏的日子不會太久了。這使她們比從前更體恤永遠操勞着的母親們了。回想自己是小姑娘、是少女時，竟不怎麽懂得體恤母親替家庭分憂，她們每每心生愧疚。同時心生對她們的家的眷眷依戀，雖然它可能很清貧，很擁擠，很雜亂。那一種眷眷依戀又每使她們的心情特別惆悵。大姑娘們這時望着生出白發的母親的目光，是非常之溫柔的。
女兒是娘的貼心襖——這句話主要指的是成為大姑娘的女兒們。
吃完飯，大姑娘和母親争搶着洗碗。
“不用你，屋裏歇着吧！”
“媽，你進屋歇着，就讓我來吧！我還能替你幾次呢？”這每每是母女二人在廚房裏悄悄的對話。當母親的聽了，心裏一陣熱。她感動得想哭。她這時心裏覺得，她将女兒從一個小姑娘拉扯成一個大姑娘，所付出的一切操勞都是值得的，她的心滿足得快要化了。
大姑娘洗罷碗，收拾幹淨了廚房，進屋又拿起了毛線活兒或針線活兒。如果家是兩間屋，大姑娘準和母親待在同一間屋。或對坐，或并坐，或大姑娘手裏運針走線，母親陪着一遞一接地說話兒，或母女倆手中各有各的活兒……
少年時期的我，常在別人家見到這樣的母女親情圖。
大姑娘有工資了，她可以用自己的工資買毛線了。她心裏有種籌劃，那就是要在“出門”前，給父親織件毛衣，給母親也織件毛衣，再給弟弟織件毛背心，給妹妹織條毛圍巾什麽的。“出門”前的大姑娘，心裏裝着每一個家庭成員。她要留下念想兒，延續她對這個生于斯長于斯的家的親情。
小時候我們鄰院有位大姑娘，嫁前不但給全家五六口人包括爺爺每人都織了一件毛線物，而且将全家人所有的棉衣褲和被子都拆洗了，漿了，重新做好了。
她嫁前挨門挨戶向長輩們道別。做母親的女人們幾乎都落淚了，都比她媽還舍不得她嫁出去似的。
大家都這麽評論她家：“真沒白養姑娘！”
這當然也意味着對那大姑娘的極高的贊揚。
後來，那大姑娘就成了整條街上的大姑娘和半大姑娘暗中學習的榜樣。
大姑娘某一天終于是新娘了。男方家裏會送她一套料子做新衣，一般是哔叽的，那将是她以後二三十年內最好的一套衣服。當然還少不了一雙皮鞋，那幾乎肯定是大姑娘生平穿的第一雙皮鞋。手表、自行車、縫紉機是當年代表一個家庭物質水平的硬件，新婚夫妻極少有同時備齊三大件的，往往由大姑娘随自己的心願任選其中的一件或兩件。
倘男方家住不下，他們只得租一間小屋，每月付三元、五元、十元不等的房租。小屋的大小由地區位置而定，當年一間小屋的最高房租是十元。如果夫妻倆都是一、二級工，工資加起來六七十元，付了房租還能過得不錯。如果夫妻雙方的家庭都比較困難，婚後每月需向各自的家庭繼續交些錢，那麽他們的新生活一開始便是拮據的，此後将克勤克儉，長久的歲月裏都要節省度日……
大姑娘成了小媳婦，一般都會有一段幸福的夫妻生活。新家的家務較少，下了班後，她一如既往地織，這時是給丈夫織了。如果和小叔子、小姑子關系處得好，也給他們織。但這樣的一對兒年輕夫妻不可能有太多的餘錢買太多的毛線織了取悅于人，更多的情況下她奉獻的是織藝和時間。
那幸福往往也不過就是這樣——小兩口都靠着被子，并排地半躺在床上，為妻的織着，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