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1)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三年，是中國的災荒之年，也是中國人的饑餓之年，更是逢此三年的絕大多數中國女性每憶心悸的艱苦歲月。從母親懷中的女嬰到老妪，幾乎概難幸免。“文革”前，政治在中國，像在其他一切國家一樣，主要是男人們的事。“文革”卻慫恿女性在政治中大顯身手。
誠然，除了白色，任意別色的布、紙、皮革、染料都可使玻璃映出影像。
但只有水銀能使效果最佳。
故——有時看歷史中的女人們是怎樣的，聽女人們的當年話語，有助于想要了解從前的男人們更清楚地認知以往歲月……
我的書《郁悶的中國人》裏有一篇文章，叫《國與國的競争就是女人和女人的競争》，那篇講的是近十年的中國女人。這次，我索性把近半世紀的女人全都寫出來。
用她們之眼看中國，或許能知道得更多。
一、羨慕、嫉妒，但少見恨
我以少年的眼所識之女性，當然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女性。
哈爾濱市當年的市區主要是道裏區和道外區，當年南崗區還沒成為主要市區，動力區也還沒成為主要重工業區，香坊區乃城鄉交界地。
道裏區是哈爾濱最有特點的市區。一條馬蹄石路直鋪至松花江畔，叫作“中央大街”。兩側魚刺般排列着十二條橫街，叫作“外國”一至十二道街。因是早年俄人所建所居，因得“外國”之名。少年時期的我，家在道裏區，但不是在道裏區的中央大街那一帶，而是在距中央大街三四站路的偏臉子。
哈爾濱市早年有幾處老居民區，偏臉子便是之一。這些老居民區，幾乎一概為沙土路。路兩側挖有夏季流水的溝，叫“陽溝”。“陽溝”乃相對于“陰溝”而言。陰溝之上鋪木板，人可行走。至我少年時，陰溝已基本不存在了，老居民區只剩陽溝了。
一條條陽溝後，便是一排排臨街的住宅。而臨街的窗，都用木板障子圍着。木板障子其實便是栅欄的一種，只不過比栅欄高，不那麽整齊美觀罷了。木板障子使城市裏平添了幾分鄉村的景味兒，給我留下很深的記憶。自然，用木板障子圍成的臨街園子裏，皆有樹、花和草生長着。有些木板障子，原先肯定也曾美觀過。木板的上端，鋸出齒形，或更好看的桃形、方塊形。天長日久，漸漸地朽了，缺斷了，于是補以不美觀的、帶皮的、長短不齊寬窄不一的雜木板、木條，也就只有叫“板障子”了。故板障子也可以看做“栅欄後”。
修栅欄是俄人的鄉村居住習慣。富裕的俄人，早年居中央大街一帶。不太富的和窮的，早年居偏臉子一帶。新中國成立後，政府向蘇聯遣送了一批俄人。于是那些住宅易主，成了許多中國人的家。栅欄也罷，木板障也罷，當然都是為了家的嚴緊，不致使人站在路上一眼從窗戶望進屋裏去。
陽溝上每隔幾米，便有小橋。叫小橋未免誇張，其實是過踏板。從板上過陽溝，迎面往往便是院門。那院門也皆為俄式的，大門上開小門。入了院門，就等于入了一個城市小“部落”。少則四五戶，多則七八戶、十幾戶，異姓而居。和北京異姓而居的四合院的情形一樣。俄人住時，一般都是一院一戶。中國人住時，就一院多家了。好比北京的四合院，原本也基本上一院一戶。既然異姓而居，便有公共義務。如輪流着每晚幾點關大門，天亮幾點開大門。如雨季共同疏通陽溝排水，冬季共同清雪。
我少年時期，那些院門大抵已朽損，但畢竟還都能算是門。
也有一院一戶的，非普通百姓人家可向往，是政府部門的小官，科長、副科長的家。再稍大點兒官，絕不至于住偏臉子。或新中國成立前的殷實人家，院子房子是早已買下的，屬私産。當年偏臉子屬私産的院子不少，約占一半。故許多人家之間的關系，不但是鄰居，又是房東和租戶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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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如此這般的一條條街上、一座座院子裏、一戶戶人家中，我的少年的眼和心，觀察過、親近過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各式各樣的女人，也領略過與我同齡的少女們的風情。有的是小知識分子之家，有的是工人之家，有的是小幹部之家，有的是小販之家，有的是被“共産”了的富人之家或被“合營”了的小業主之家。有的人家在街頭開爿小小的雜貨鋪維持生活；有的人家在街尾開修鞋鋪、理發亭；還有的人家靠男人收破爛兒，女人夏天賣冰棍兒、冬天賣糖葫蘆養家糊口……總之，沒上層人家，但有最底層人家。沒太富的人家，但有很窮的人家……
我的少年的眼和心，觀察過、親近過的，便是這些人家的母親們和女兒們——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平民和貧民人家的母親們和女兒們。
先說那些是母親的女性們。她們當是我母親的同輩人，年齡在四十歲左右。年輕的三十七八歲，年齡大些的四十五六歲。她們不僅是那條街上，而且是偏臉子千家萬戶的人數最多的母親。看來，中年母親是任何一個時代母親群體的主要成分。
她們大抵沒工作，更沒職業，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不是女性走出家門競相謀職的年代。她們大抵是比較典型的傳統的家庭婦女。除了極少數知識分子之妻、小幹部之妻、解放前的富裕人家之妻，百分之九十七八以上的都是文盲。她們中一半以上又都是城市中的新一代居民，平均定居城市的時間為二十餘年。有的是在少女的時候進城投親靠友謀生，一如當代的打工妹，趕上了“光複”，于是索性嫁與城裏的男人為妻。當年落城市戶口容易，最簡單的途徑是嫁給一個有城市戶口的男人。好比今天的出國女性，獲得長期居住權的最簡單的途徑是嫁給外國人。她們中後來有些人有了文化，是中國開展“掃除文盲”運動的成果。在那一運動中，她們每天晚上成群結隊去夜校的身影，是當年城市裏一道獨特的、具有輕松喜劇色彩的風景。
家庭婦女的主要責任和使命當然是扮演好家務總管的角色，這也是她們互比優劣的主要根據。
她們每天早早起床，盡量輕手輕腳地做飯。那辰光正是丈夫和兒女們睡“回籠覺”的時候，擾醒了兒女無妨，兒女白天盡可以補覺。擾醒了丈夫，丈夫是要生氣的。丈夫不生氣，她們自己也會覺得罪過。将去上班的丈夫白天無處補覺，這一點她們是知道的。所以，即使談不上罪過感，也會內疚。夫妻感情好的，便會生出一份兒心疼。這一點和今天的妻子們是很不同的。今天的妻子們雖然也做早飯，但已非義務，而是覺悟。何況自己也要吃了早飯去上班。今天許多人家做早飯的義務已移交給丈夫們了。倘丈夫們弄出大的響動，擾醒了妻子們，她們也是要不滿的。今天的丈夫們如果不主動承擔做早飯的義務，久而久之，妻子們是要牢騷滿腹甚至提出抗議的。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絕少有丈夫們做早飯的現象。那樣的丈夫将遭男人恥笑，同時那樣的妻子也将遭女人恥笑。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妻子們，沒有因做早飯而發牢騷的權利，更沒有抗議的權利。這一種任勞任怨，乃是由她們家庭婦女的角色所決定了的。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細糧為主的家庭不多。生活較優越的家庭每月三分之二的時候吃細糧，生活一般的家庭每月一半的時候吃細糧，生活貧窮的家庭每月僅三分之一或更少的時候吃細糧。那細糧也就差不多僅夠丈夫一個人吃和帶飯了。倘家中有老人、有小兒女，受優待跟丈夫們沾點兒吃細糧的光，于是，也就幾乎只有妻子自己吃粗糧了。
雖然如此，她們也無怨言，甚至會認為這是自然而然天經地義之事。更甚至，不願實情被外人所知。當然是不願在這一點上被別人家的妻女們同情和憐憫。因為在這一點上來自別人家的妻子們的同情和憐憫，對于她們，似乎意味着自尊所受的傷害。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也有羨人富笑人窮的現象。與現在比，不是什麽咄咄逼人的現象，但也畢竟不是令窮人家愉快的現象。
“瞧她，哪兒像個妻子，像雇的個老媽子！做在前，吃在後，而且只能吃粗糧糙飯！”
這是當年左鄰右舍中一些口舌尖刻的女人們對窮家妻的譏嘲之一種。話裏包含着對窮家丈夫的譴責，實際上也包含了對是窮家妻的女主人地位的貶損，因而使窮家妻的自尊最受不了。
所以，她們常常囑咐兒女，對外人要講全家都吃一樣的飯菜。
而有些人家的女人，也的确每每心懷叵測地向別人家的小兒女刺探：“你們家吃一樣的飯菜麽？”
這種刺探沒有太大的惡意。只不過是對別人家的隐私的興趣罷了。企圖通過那話刺探到這樣的結論——別人家的妻子比丈夫在家庭中的地位差，于是刺探者往往會放下自己手中的活兒，幫後者縫縫補補，拆拆洗洗。此時，她們因自己心中的善而自我感動，自我滿足。後者們當然也會受感動，也會獲得被憐憫的滿足。
倘非夏季而是冬季，則家庭婦女們就彼此串門兒。串門兒是她們冬季裏的社交方式。自然，往往也都帶着針線活兒。常有這樣的事兒——張家的女人，腋下夾着沒做成的一卷棉襖片兒或棉褲片兒去到李家。如果李家的女人也正做着同樣的活兒，立刻讓出一半兒炕面。于是兩個女人相向而坐，一邊各做各的，一邊聊家常，聊她們少女時期的往事和家世。倘李家的女人沒什麽活兒可做，也會熱情地騰出炕面，情願幫着張家的女人做。
所以，張家丈夫的鞋底兒是李家女人幫着納完的，李家兒女的衣服是張家女人幫着做成的，乃不足為奇的尋常之事。
倘同院女人們關系相處得不睦，或某一戶的女人與別家的女人關系緊張，那麽聊天和串門兒便由本院轉移到別的院去了。可叫作交際的“外向型發展”。
所以，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男人們訓斥自己的女人或私議別人家女人的一句話往往是——“就生了一張嘴兩條腿，串遍了街！”
倘在同一條街上也知音難尋，那麽她們便向別的街去尋。
由這一條街到那一條街，是極方便的事。往往從本院或鄰院的什麽地方，比如矮牆的豁口處，比如兩間房子的夾隙外，就可以穿行到前一條街或後一條街的某個院子裏。哈爾濱叫“鑽院兒”。
家庭婦女們喜歡聊天和串門兒，實在是人渴望彼此交流的基本心理需求之一。除了這一傳統的交流方式，她們當年再沒有另外的什麽交流方式。她們的真性情，通過此方式呈現和舒展。如果連這一種方式也遭硬性地禁止，她們作為女人的生氣也就迅速地萎靡了。
上午十一點左右，她們又都回到了各自家裏。丈夫雖不在家，兒女們還要吃午飯呢。
下午，她們可小睡一會兒。
下午的聊天和串門兒，是不時看表的，必得在四點半以前結束。
六點鐘左右，丈夫下班回家了。他進門片刻，喝杯水，吸支煙，飯菜就上齊在桌上了。出色的妻子，無論做什麽飯菜，時間是掐算得極準确的。
如果飯桌上有饅頭、白米粥，照例首先由丈夫、老人和小兒女分享。有剩下的，有她的份兒；不多，自然沒她的份兒。
沒她的份兒她也早就習慣了。因為她是妻子，是母親，是兒媳。她自己的意識裏，承認自己是家庭中最不重要的成員。吃穿方面，無論與誰比，她自己往後排永遠是合情合理的。
晚上七點鐘左右，她開始為丈夫、兒女和老人燒洗腳水。
如果家裏有收音機，丈夫往往一邊吸煙一邊聽着，等着洗腳水端到腳前。而上學的長子長女，必在埋頭寫作業。
無論夏天還是冬天，八點半後，一般人家準拉窗簾了。
夏天，男人們吃罷晚飯也喜歡坐在院子裏聊一會兒天，或下一盤棋，但絕不會聚到很晚。冬天，若非星期六晚上或星期日，男人們是不太串門兒的。
九點，十之八九的人家皆熄燈。有的人家睡得更早，往往八點多就熄燈。
沒電視的年代有一個好處——無論大人孩子，睡眠都較充足。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并非家家戶戶都有收音機。可以說大多數平民家庭都沒有。誰家有，也是老舊的，只能聽一兩個臺。記得我家住的那條街上有人家買了一臺八十幾元的國産名牌收音機，一時幾乎轟動整條街……
當丈夫和兒女們發出鼾聲，家庭婦女的一天終于結束了。
她們周而複始，一年又一年，過着內容完全相似的日子。直至發白了，臉皺了，在不知不覺中老了。
她們當然也是愛美的。她們往頭上抹的叫“頭油”，往臉上搽的叫“雪花膏”，潤手的叫“蛤蜊油”——兩片蛤蜊殼扣裝的某種油脂，八分錢。而這三樣，對她們而言是奢侈品，加起來一元錢左右。就算如此廉價的東西，有的女人一輩子也沒用過幾次。
平素她們洗發用堿水，洗臉用肥皂，手上的皮膚幹裂了，塗點兒豆油。過春節了，才舍得預先買塊香皂用。
她們也很少穿新衣服。新衣服畢竟是會有一兩件的。比如結婚時穿過的，但婚後不久可能就疊起來壓在箱底了。有人家的箱底，甚至壓着她們當年穿過的旗袍。某個日子，往往是夏季的好天氣曬箱底的時候，她會一高興心血來潮地穿上，在院子裏招搖一番。那旗袍當然已瘦了，穿着不合體了。同院的女人們就圍攏了觀賞、贊嘆或遺憾。
除了結婚時擁有的新衣服，據我估計，她們中的大多數，婚後又為自己做過五六套新衣服，就算多了。說是五六套，其實不可能同時做，往往新衣服前年做的，新褲子去年做的，今年打算為自己做雙新鞋。終于湊齊上下一套，留待特殊的日子特殊的心情下穿。
新的衣服，無非是用平紋布或斜紋布做成的。平紋布三角多一尺，斜紋布五角多一尺。她們中大多數，終生在衣着方面的消費，細算下來，二三百元罷了。她們中某人猝死，往往沒一套新衣服入殓，現做一套平紋或斜紋的送終。
她們當然是愛名譽的。賢妻、良母、孝媳便是她們至高無上的名譽追求。家庭婦女真的能在此三方面被公認為榜樣，那麽她會成為全院乃至整條街上極受尊敬的女人。倘三方面她做到了，那麽她在鄰裏關系方面也肯定是能謙善忍的。即或刁蠻潑悍的女人，對她也不敢過分地冒犯，怕引起公怒。家庭婦女中也有俠肝義膽的女子，她們在一個院子裏乃至整條街上主持民間正義，抑強扶弱，專替受欺辱的女人抱打不平。
家是她們每個人的展窗。一位家庭婦女究竟是怎樣的女人，別人一邁入她的家門心中便有數了。持家有方的女人，無論她家的屋子大小，家具齊全或簡陋，都是一眼就看得出的，是清貧抵消不了的。丈夫、兒女、老人是她們的廣告。她們懂得這一點，所以，盡一切能力，使家庭的每一位成員都穿得體面些。如果說顧不上考慮到誰，那麽顧不上的往往只能是她們自己。而要盡到以上義務，對于她們已實非易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平民之家幾乎是舍不得花錢買衣穿的，全靠她們一雙手做。夏季的單衣做起來省事些。冬季的棉衣如果做上三四套，她們的手往往僵得難以彎曲了。說來現在的人們也許不相信，我少年時那一條街上，有一家的女人極要強極要臉面。她夏季裏生病，沒能預先拆洗全家五六口人的棉衣。入冬了，病才好些，于是加緊拆洗，一心争取讓全家人在春節時穿上拆洗過的棉衣褲，蓋上拆洗的被褥。北方拆洗棉衣褲和被褥，還要講究“漿”。那是一道很麻煩的工序。尤其在入冬後開始做，麻煩倍增。春節前，她的願望實現了。但她的雙手殘了，此後再也伸不直，得下了俗稱“雞爪子”的一種筋骨病。她的雙眼差一點兒失明，此後視力嚴重下降，可憐那一年她還不到四十歲……
職業婦女如果嫉妒心強，人們就都會說她“像家庭婦女”。
然而我想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中國，嫉妒之心最有限的，也許恰恰是家庭婦女。更确切地說，恰恰是平民階層的家庭婦女。這樣說，并不意味着宣揚她們似乎天生地最接近女性的美德，而是強調——她們并不能直接參與到社會中去進行名利的競争，同時值得女人嫉妒的現象又幾乎皆存在于她們短窄的視野以外。無論男人或女人，根本不可能由自己不知曉的現象生發出嫉妒之心。置身于她們那麽一種群體封閉的生活形态，決定了她們對別的女人實在沒什麽可嫉妒的。
但畢竟也會有嫉妒的時候吧？
是的。
表現在哪幾方面呢？
如嫉妒別人家的住房。
有人家人口多，有人家人口少。有人家的房子舉架高，可搭“吊鋪”，增加了居住米數；有人家的房子低矮，窗和門皆陷地下，又背陰，終年不見陽光。有人家兩間，有人家一間……
這些硬性差別決定了生活條件不一，更确切地說決定了生存條件的高低優劣。她們的心理不可能不對視野內的這些差別有反應。
如果張家人口多，卻偏偏住一間，而且是很差的房子，那麽她一定會嫉妒人口少卻住兩間好房子的李家。于是張家的女人，或者最愛去李家串門兒，或者最不愛去。最愛去是由于向往，由于憧憬，在別人的家裏，間接體會住好房子的感覺。最不愛去是由于本能地遠離自己所達不到的願望“樣板”，以保持心理平衡。
因而，我當年以少年的眼觀察到——住好房子的女人之間經常串門兒，住差房子的女人之間過往甚密。
但是僅此而已。絕不至于因而相互歧視，更不會因而相互敵視。見了面也是客客氣氣的，彼此以禮相待。
能做到這一點，乃是由于房子的差別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一般是歷史性的。是住好房子的人家上一輩人解放前花錢買的，非是解放後新中國按什麽原則分配的。如果純屬後一種情況造成的，那麽她們的嫉妒也許會生出憤懑吧？
因為所謂“公平”二字，主要體現在分配方式中。而那差別非是由後來的分配造成的，所以她們那一種嫉妒之心，雖有，卻并不強烈。
嚴格來說，用“羨慕”一詞更恰當些。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是關于“共産主義”的話題在中國最“發燒”的年代。許許多多的中國人被宣傳搞得弱智，真的以為“共産主義”是明後天就會實現之事。家庭婦女們尤其深信不疑，這一種迷信，大面積地稀釋了她們的羨慕。
到了“共産主義”，不是家家戶戶都住面積差不多、大小樣式差不多、一樣的好房子了麽？眼前的差別，又有什麽值得羨慕的呢？不就是在老舊的房子裏再熬八年十年麽？她們對“共産主義”表現出極令人感動的耐心。
有一年，偏臉子的幾條街修路，并非是将沙土路修成柏油路或鋪成石路，只不過來了些修路工，載幾卡車沙土，将坑凹處填平，由軋道機碾壓幾遍罷了，再加上挖掘陽溝，但大人孩子們都興奮不已。以為是開始建設“共産主義”大工程的信號，接着就會蓋起一片片樓群了。于是家庭婦女們奔走相告，無不興高采烈，積極踴躍地參加義務勞動去……結果自然是“共産主義”并沒由修那幾條沙土路開始一鼓作氣地實現了。
家庭婦女們最嫉妒、真嫉妒的是——誰家的丈夫對妻子比自己的丈夫對自己好。因為這不但是她們視野以內的事，而且是直接觸動她們女人感想的事。毫無疑問，其實也是無論任何時代的女性都很在乎的事。只不過，因為她們是家庭婦女，僅能通過丈夫對自己的态度意識到幾分自己存在的重要性，故比任何時代的女性尤其在乎這一點。
她們中有人常常公開展示一瓶雪花膏、一瓶頭油、幾尺布料，炫耀說是自己丈夫給自己買的。
也有人動辄便說：“在我們家裏，我可是和他吃一樣的飯菜！我不和他吃一樣的他不高興！”言外之意是丈夫心疼她到了極點。
其實都未必是真事。
大多數女人并不在乎自己和丈夫吃的是不是一樣的飯菜，但是極其在乎自己的丈夫連一瓶頭油、一瓶雪花膏都不曾給自己買過。她們算算丈夫的收入和家庭的花費，暗自承認其要求雖屬正當但未免鋪張，心裏卻總是希望丈夫某一天給予她那一份兒驚喜。而丈夫又似乎偏偏不予考慮……
于是，她某一天興許會當衆宣布：“俺家那口子，說要給俺買一雙皮鞋呢！”
家庭婦女的這一種虛榮，有時簡直像比寵的小女孩兒。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家庭婦女們，絕大多數是勤儉型的。許多人家床上或炕上，永遠放着針線筐。幾乎家家有襪底板。襪底板上往往套着沒補完的襪子。幾乎家家的面板另有一種功用，反過來貼袼褙。納一雙鞋底兒要貼十幾層袼褙。至于帶着針線沒縫完補丁、沒做成的衣服，那更是一眼可見。她們沒有八小時以外。她們總在不停地做這做那，永遠也做不完，而且永遠做不煩似的。
家庭婦女沒什麽個人祈求。她們的祈求體現在丈夫、老人和孩子身上。老人寬厚而長壽，丈夫體貼而本分，孩子聽話而健康——便幾乎是她們的全部幸運和幸福。
她們最怕的是丈夫經常對自己吼而又經常被鄰居們聽到。
被丈夫打是她們最覺丢臉之事。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家庭婦女心中很少動離婚之念。她們能忍的程度令今人無話可說。
她們其實并不怎麽望子成龍，兒女長大後能有份工作她們就頗感欣慰了。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正是城市青壯年勞動者短缺的時代。所以她們看着兒女一天天長大，對将來是較樂觀的。而這樂觀一進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便被粉碎……
她們普遍一年四季身着舊衣，樸素得不能再樸素。剪齊肩短發，當年叫“文明頭”。無追求，無強欲。在稍微有點兒文化的男人面前不禁地自羞，在稍微有點兒文化的女人面前不禁地自卑，哪怕面對的是街道的小幹部她們也那樣。公社書記一級的幹部，在她們心目中是大官兒，派出所所長在她們心目中代表着一種令她們畏懼的權威。
我家前街或後街住過派出所所長和科級幹部，街道小組長的女人們往往不敢獨自去收戶口本兒或通知什麽事兒，每拽扯上另外幾個女人陪着壯膽兒。
哈爾濱市偏臉子一帶的這些平民階層的家庭婦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精神面貌、心理狀态，據我想來，與正陽河、三棵樹、地包、顧鄉（哈爾濱地名）等等大面積的城市平民區的家庭婦女們是基本相同的。推而廣之，與全中國北京以北各大中小城市的家庭婦女也是基本相同的。不敢武斷地包括了北京以南的大中小城市。也許因為城市地位和南方不同于北方的城市情況，決定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家庭婦女的不同。
有統計表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女性在人數上以中年女性為最多，中年女性中又以家庭婦女為最多，家庭婦女中又以平民階層的為最多。
而總體上，她們差不多就是我寫的那樣。
我親近她們甚于親近以後任何時代的女性，因為她們皆是我的同代人的母親。我一向對她們懷有深厚的敬意，因為她們那一代女性的含辛茹苦、任勞任怨。我也非常地同情她們，因為她們作為妻子和母親，付出太多，享獲太少——更因為她們沒有生在今天女性也有機會大有作為、大展宏圖的時代。
她們中大多數人的兒女，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才可能實際地對衰老了的她們盡孝心，此前幾乎不能。而她們若逝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前，大約兒女們都還在“上山下鄉”的尾聲中撐持着自己的命運。
那麽，真的逝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的她們，我粗略按中國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普遍生活水平算了一下，其終身個人花費，吃穿全包括在內，四五千元人民幣。我是按人均十元生活費算的。而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城市，人均十元生活費乃中等水平。四五千元人民幣，約等于今天在外企工作的女青年一個月的工資。
一算一想，就更同情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她們了。
代與代相比，這不同令人愀然。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職業女性，其風貌與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家庭婦女們相比，仿佛根本不是同一時代的女性。這不僅是由“職業”二字所決定的，更是由“解放”二字所決定的。“職業”只能使女性發生經濟獨立的變化，以及由此影響的消費水平和物質生活質量的變化。而全中國的解放這一改天換地的大事件，卻使當年的職業女性以嶄新的、前所未有的姿态證明着自己不可輕視的社會作用。她們中有新中國成立初年畢業的初中生、高中生、大學生，有解放前幸運地達到小學或高中文化水平的中青年知識女性，有軍隊轉業加強地方工作的女官兵。解放前的學生，小學直接升高中，不另設初中年級。高中畢業即可直接考大學。軍隊轉業的女官兵，要麽參加革命前便是女知識分子，要麽在革命隊伍中摘掉了文盲帽子，達到了小學乃至中學文化程度。總之，都有文化，能讀能寫。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青年女性鳳毛麟角。
具有高中文化，無論男女，就算具有較高的文化。以今比之，相當于“次高級”知識分子。
初中一畢業，急需文化人才的社會，便不再視這些人為學生，而以“小知識分子”看待。在這一點上，男女平等。女少男多，身為女性，社會尤厚愛之。
她們首先被各級黨政機關和廳局處部門熱情吸納，或被各大工廠争招。而即使穿上工作服，一般也不會直接下車間當工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前五年，時代舍不得“浪費”一名具有初高中文化的青年女性去當工人。最起碼，分配她在科室擔任抄抄寫寫的工作。初高中畢業生直接下車間當工人，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五年開始的事，因為初高中生多了，時代文化職業的急性需求此前基本滿足了。
以上這樣一些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職業女性，年齡大抵在二十至三十五歲。她們精力充沛意氣風發，敬業态度可嘉，工作嚴謹負責，要求進步的思想真誠而又飽滿。
她們中，第一類知識女性在第二類知識女性面前頗為謙恭。因為她們自覺擁有的是舊教育制度發的學業證書，似乎是次等，心理上不免虛弱幾分，豈敢與新中國發給了學業證書的知識女性逞強好勝地論資排輩？所以總是表現出甘願向第二類知識女性虛心學習的樣子。哪怕暗地裏并不服氣，也不敢公開地一争高下。何況，新中國錄用她們，她們便已有些受寵若驚了。她們執行上級領導的各項指示絕對不敢走板，請示多，彙報多，傳達多，自己勇于做主的時候少。哪怕賦予她們某種權力，她們用起來也小心翼翼，甚至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唯恐出差錯、挨批評。她們是一些夾緊尾巴做女人的知識女性。
第二類知識女性在第三類知識女性面前也頗為謙恭。她們的學業證書雖然是新中國發給的，她們的文化程度雖然比對方高一個檔次甚至高兩個檔次，但她們沒有對方受部隊培養的那一套工作能力、才幹和經驗。它們綜合起來意味着可以獨當一面，雷厲風行，果斷堅決，敢議敢言，甚至“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自作主張較少顧忌。這幾點，每使第二類知識女性欽佩得五體投地，心悅誠服自愧弗如。尤其使第一類知識女性多麽地崇敬，更是不消說了。第一類知識女性對第二類知識女性內心每有不服，但對第三類知識女性內心卻是不存半點兒歧見的。所謂理解也崇敬，不理解也崇敬。
最主要的，第三類知識女性，無論在部隊時是兵是官，都是有“革命經歷”的女人。那經歷也叫資歷，進言之乃資本。在新政權建立的初年，那資本至高無上。不管什麽樣的知識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