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裏巷村野的“微型中國” (5)
打，我和母親都不得而知。母親東借西借，為哥哥再次住院湊錢。錢終于湊夠了，卻住不進精神病院去。精神病人像急性傳染病患者一樣一天比一天多，床位極度緊張。盼福音似的盼到了入院通知書，準備下的住院費又快花光了。半年後才住上院。那半年裏，我和母親經常在深夜冒着凜冽嚴寒跟随哥哥滿城市四處去“偵察”他幻覺中的“美蔣特務”的活動地點。他說只有他親自發現了，才能證明自己并非“反革命”。他又整夜整夜地喃喃自語了。他很可憐地對母親解釋，他不是自己非要那樣折磨親人，而是被特務們用儀器操控的結果，還說他的頭也被折磨得整天在疼。母親則只有淚流不止。
在那樣的一些日子裏，我曾暗自祈禱：上帝啊，讓我盡快沒了這樣的一個哥哥吧！
即使那時我也并沒恨過哥哥，只不過太可憐母親。我怕哪一天母親也精神崩潰了，那可怎麽辦呢？對于我和弟弟妹妹們，母親才是無比重要的。我們都怕因為哥哥這樣了，哪一天再失去母親。怕極了。
哥哥住了三個月的院，花去了不少的錢，都是母親借的錢。報銷單據寄往大學，杳無回音。大學已經徹底癱瘓了。而續不上住院費，哥哥被母親接回家了，他的病情一點兒也沒減輕。
在接下來的一年裏，全家人的精神又倍受折磨，整天提心吊膽。哥哥接連失蹤過幾次，有次被關在某中學的地下室，好心人來報信，我和母親才找到了他，他的眼眶被打青了。還有一次他幾乎被當街打死，據說是因為他當衆呼喊了句什麽反動口號。也有一次是被公安局的“造反派”關押了起來，因為他不知從哪兒搞到了筆和紙，寫了一張反動的大字報貼到了公安局門口……
“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了。
我毫不猶豫地第一批就報了名。
每月能掙四十多元錢啊！我要無怨無悔地去掙！那麽，家裏就交得起住院費了，母親和弟弟妹妹們就獲拯救了。
我下鄉的第二年，三弟也下鄉了。我和三弟省吃儉用寄回家的錢，幾乎全都用以支付哥哥的住院費了。後來四弟工作了，再後來小妹也工作了。他倆的學徒工資頭三年每月十八元。盡管如此，還是支付不起哥哥的常年住院費，因為那每月要八十幾元。但畢竟的，我們四個弟弟妹妹都能掙錢了。幸而街道挺體恤我家的，經常給開半費住院的證明。而半費的住院者，院方是比較排斥的。故每年還有半年的時間，哥哥是住在家裏的。
有一年我回家探親，家裏的窗上安裝了鐵條，釘了木板，玻璃所剩無幾；鏡子、相框，甚至暖壺，一概易碎的東西一件沒有了；菜刀、碗和盤子都鎖在箱子裏。
我發現，母親額上有了一處可怕的疤，很深。那肯定是皮開肉綻所造成的。
我還在家裏發現了自制的手铐、腳鐐、鐵鏈。四弟的工友幫着做的。
四弟和小妹談起哥哥簡直都談虎變色了。
四弟說哥哥的病不是從前那種“文瘋”的情況了。
而母親含着淚說，她額上的傷疤是被門框撞的。
那時刻，我內心裏産生了憎恨。我認為哥哥已經注定不是哥哥了，而是魔鬼的化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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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刻，我暗自祈禱：上帝啊，為了我的母親、四弟和小妹的安全，我乞求你，讓他早點兒死吧！
以往我回家，倘哥哥在住院，我必定是要去看望他兩次的。第二天一次，臨行一次。
那次探親假期裏，我一次也沒去看他。
臨行我對四弟留下了斬釘截鐵的囑咐：能不讓他回家就不讓他回家！我的一名知青朋友的父親是民政部的領導，住院費你們別操心，我要讓他永遠住在精神病院裏！
我托了那種關系。哥哥便成了精神病院的半費常住患者……
而我回到兵團的次年，成了複旦大學的“工農兵學員”。這件事，我是頗犯過猶豫的。因為我一旦離開兵團，意味着每月不能再往家裏寄錢了，并且，還需家裏定期接濟我一筆生活費。我将這顧慮寫信告訴了三弟，三弟回信支持我去讀書，保證每月可由他給我寄錢。這樣的表示，已使我欣然。何況當時，我自覺身體情況不佳，有些撐不住擡大木那麽沉重的勞動了，于是下了離開兵團的決心。
在複旦的三年，我只探過一次家，為了省錢。分配到北京電影制片廠後，我又将替哥哥付醫藥費的義務承擔了。為了可持續地承擔下去，我曾打算将獨身主義實行到底。兩個弟弟和小妹先後成家，在父母的一再勸說和催促之下，我也只有成家了。接着自己也有了兒子，将父母接到北京來住，埋頭于創作，在北京“送走了”父親，又将母親接來北京，攢錢幫助弟弟妹妹改善住房問題……各種責任紛至沓來，使我除了支付住院費一事，簡直忘記了還有一個哥哥。哥哥對于我，似乎只成了“一筆支出”的符號。
1997年母親去世時，我坐在病床邊，握着母親的手，問母親還有什麽要囑咐我的。
母親望着我，眼角淌下淚來。
母親說：“我真希望你哥跟我一塊兒死，那他就不會拖累你了……”
我心大恸，內疚極了，俯身對母親耳語：“媽媽放心，我一定照顧好哥哥，絕不會讓他永遠在精神病院裏……”
當天午夜，母親也“走了”……
辦完母親喪事的第二天，我住進一家賓館，命四弟将哥哥從精神病院接回來。
哥哥一見我，高興得像小孩似的笑了，他說：“二弟，我好想你。”
算來，我竟20餘年沒見過哥哥了，而他卻一眼就認出了我！
我不禁擁抱住他，一時淚如泉湧，心裏連說：哥哥，哥哥，實在是對不起！對不起……
我幫哥哥洗了澡，陪他吃了飯，與他在賓館住了一夜。哥哥以為他從此自由了。而我只能實話實說：現在還不行，但我一定盡快将你接到北京去！
一返回北京，我動用輕易不敢用的存款，在北京郊區買了房子。簡易裝修，添置家具。半年後，我将哥哥接到了北京，并動員鄰家的一個弟弟“二小”一塊兒來了。“二小”也是返城知青，常年無穩定工作、穩定住處。我給他開一份工資，由他來照顧哥哥，可謂一舉兩得。他對哥哥很有感情，由他來替我照顧哥哥，我放心。
于是哥哥的人生，終于接近是一種人生了。
那三年裏，哥哥生活得挺幸福，“二小”也挺知足，他們居然都漸胖了。我每星期去看他們，一塊兒做飯、吃飯、散步、下棋，有時還一塊兒唱歌……
卻好景不長，“二小”回哈爾濱探望他自己的哥哥及妹妹時，某日不慎從高處跌下，不幸身亡。這噩耗使我傷心了好多天，我只好向單位請了假，親自照看哥哥。
我對哥哥說：哥，二小不能回來照顧你了，他成家了……
哥哥怔愣良久，竟說：好事。他也該成家了，咱們應該祝賀他，你寄一份禮給他吧。
我說：照辦。但是，看來你又得住院了。
哥哥說：我明白。
那年，哥哥快60歲了。他除了頭腦、話語和行動都變得遲鈍了，其實沒有任何可能具有暴力傾向的表現。相反，倒是每每流露出次等人的自卑來。
我說：哥，你放心，等我退休了，咱倆一塊兒生活。
哥哥說：我聽你的。
哥哥在北京先後住過了幾家精神病院，有私立的，也有公立的。現在住的這一所醫院，據說是北京市各方面條件最好的。每月費用4000元左右。幸而我還有稿費收入，否則，即或身為教授，只怕也還是難以承擔。
前幾天，我又去醫院看他。天氣晴好，我倆坐在院子裏的長椅上，我看着他喝酸奶，一邊和他聊天。在我們眼前，幾只野貓慵懶大方地橫倒豎卧。而在我們對面，另一張長椅上坐着一對老伴兒，他們中間是一名五十來歲的健壯患者，專心致志、大快朵頤地吃燒雞。那一對老伴兒，看去是從農村趕來的，都七十五六歲了。二老腿旁，也都斜立着樹杈削成的拐棍。他們身上落了一些塵土，一臉疲憊。
我問哥，你當年為什麽非上大學不可？
哥哥說：那是一個童話。
我又問：為什麽是童話？
哥哥說：媽媽認為只有那樣，才能更好地改變咱們家的窮日子。媽媽編那個童話，我努力實現那個童話。當年我曾下過一種決心，不看着你們幾個弟弟妹妹都成家立業了，我自己是絕不會結婚的……
他看着我苦笑。
原來哥哥也有過和我一樣的想法！
我心一疼，黯然無語，呆望着他，像呆望着另一個自己的化身。
哥哥起身将塑料盒扔入垃圾筒，複坐下後，看着一只貓反問：“你跟我說的那件事，也是童話吧？”
“什麽事？”我的心還在疼着。
“就是，你保證過的，退休了要把我接出去，和我一起生活……”
想來，那一種保證，已是六七年前的事了，不料哥哥始終記着。他顯然也一直在盼着。
哥哥已老得很醜了。頭發幾乎掉光了，牙也不剩幾顆了，背駝了，走路極慢了，比許多六十八九歲的人老多了。而他當年，可是一個一身書卷氣、儒雅清秀的青年，從高中到大學，追求他的女生多多。
我心又是一疼。
我早已能淡定地正視自己的老了，對哥哥的迅速老去，卻是不怎麽容易接受的，甚至有幾分慌恐、惶，正如當年從心理上排斥父親和母親無可奈何地老去一樣。
“你忘了嗎？”哥哥又問，目光遲滞地望着我。
我趕緊說：“沒忘，哥，你還要再耐心等上兩三年……”
“我有耐心。”他信賴地笑了，話說得極自信。随後，眼望向了遠處。
其實，我晚年的打算從不曾改變——更老的我，與老态龍鐘的哥哥相伴着走向人生的終點，在我看來，倒也別有一種圓滿滋味在心頭。對于絕大多數的人，人生本就是一堆責任而已。參透此谛，愛情是緣，友情是緣，親情尤其是緣，不論怎樣，皆當潤礫成珠。
對面的大娘問：“是你什麽人呀？”
我回答：“兄長。”話一出口，自窘起來。現實生活中，誰還說“兄長”二字啊！
大娘耳背，轉臉問大爺：“是他什麽人？”
大爺大聲沖她耳說：“是他老哥！”
我問大娘：“你們看望的是什麽人啊？”
她說：“我兒子。”看兒子一眼，她又說，“兒子，慢點兒吃，別噎着。”
大爺說：“為了給他續上住院費，我們把房子賣了。沒家了，住女婿家去了……”
他們的兒子津津有味地吃着，似乎老父親老母親的話，他一句也沒聽到。
我心接着一疼。這一次，疼得格外銳利。
我聯想到了電視新聞報道的那件事——一位崩潰了毅忍力的母親，絕望之下毒死了兩個一出生便嚴重智障的女兒；也聯想到了電影前輩秦怡在接受采訪時講述的實情——她的患精神病的兒子一犯病往往劈頭蓋臉地打她……
中國境內，不是所有精神病患者的家裏，都有一個有稿費收入的小說家，或一位著名的電影演員啊！
我又暗自祈禱了：上帝啊，人間有些責任，哪怕是最理所當然之親情責任，亦絕非每一個家庭只靠倫理情懷便承擔得了的！您眷顧他們吧，您拯救他們吧……
這一次，在我意識中，上帝不是任何神明，而是——我們的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