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裏巷村野的“微型中國” (4)
一頭連一頭，連成一長串，集體行動。我覺有東西拱我的肩，勉強側身一看，見是我後邊的駱駝翻着肥唇，張大着嘴。它的牙比馬的牙大多了。我怕它咬我，可又無奈。我騎的駱駝夾在前後兩匹駱駝之間，拴在一起，想躲也躲不開它。倘它一口咬住我的肩或後頸，那我的下場就慘啦。我只得盡量向前俯身，但無濟于事。駱駝的脖子那麽長，它的嘴仍能輕而易舉地拱到我。有幾次，我感覺到它柔軟的唇貼在了我的脖梗上，甚至感覺到它那排堅硬的大牙也碰着我的脖梗了。倏忽間我于害怕中明白——它是渴了，它要喝水。而我，一手扶鞍，另一只手舉着一瓶還沒擰開蓋的飲料。既明白了，我當然是樂意給它喝的。可駝隊正行進在波浪般起伏的沙地間，我不敢放開扶鞍的手，如果掉下去會被後邊的駱駝踩着的。就算我能擰開瓶蓋，也還是沒法将飲料倒進它嘴裏啊，那我得有好騎手在馬背上扭身的本領，我沒那種本領。我也不敢将飲料瓶扔在沙地上由它自己叼起來，倘它連塑料瓶也嚼碎了咽下去，我怕銳利的塑料片會劃傷它的胃腸。真是怕極了，也無奈到家了。
它卻不拱我了。我背後竟響起了喘息之聲。那駱駝的喘息，類人的喘息，如同負重的老漢緊跟在我身後，又累又渴，希望我給“他”喝一口水。而我明明手拿一瓶水，卻偏不給“他”喝上一口。
我做不到的呀！
我盼着駝隊轉眼走到終點，那我就可以擰開瓶蓋，恭恭敬敬地将一瓶飲料全倒入它口中了。可駝隊剛行走不久，離終點還遠呢！我一向以為，牛啦、馬啦、騾啦、驢啦，包括駝和象，它們不論幹多麽勞累的活都是不會喘息的。那一天那一時刻我才終于知道我以前是大錯特錯了。
既然駱駝累了是會喘息的，那麽一切受我們人所役使的牲畜或動物肯定也會的，只不過我以前從未聽到過罷了。
舉着一瓶飲料的我，心裏又內疚又難受。
那駱駝不但喘息，而且還咳嗽了，一種類人的咳嗽，又渴又累的一個老漢似的咳嗽。
我生平第一次聽到駱駝的咳嗽聲……
一到終點，我雙腳剛一着地，立刻擰開瓶蓋要使那頭駱駝喝到飲料。偏巧這時管駱駝隊的小夥子走來，阻止了我。
因為我手中拿的不是一瓶礦泉水，而是一瓶葡萄汁。
我急躁地問：“為什麽非得是礦泉水？葡萄汁怎麽了？怎麽啦？！”
小夥子讷讷地說，他也不太清楚為什麽，總之飼養駱駝的人強調過不許給駱駝喝果汁型飲料。
我問他這頭駱駝為什麽又喘又咳嗽的。
他說它老了，說是旅游點買一整群駱駝時白“搭給”的。
我說它既然老了，那就讓它養老吧，還非指望這麽一頭老駱駝每天掙一份錢啊？
小夥子說你不懂，駱駝它是戀群的。如果駝群每天集體行動，單将它關在圈裏，不讓它跟随，它會自卑，它會郁悶的。而它一旦那樣了，不久就容易病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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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無話可說，無話可問了。
老駝尚未卧下，一動不動地站在原處，瞪着雙眼睇視我，說不清望的究竟是我，還是我手中的飲料。
我經不住它那種望，轉身便走。
我們幾個人中，還有著名編劇王興東。我将自己聽到那老駝的喘息和咳嗽的感受，以及那小夥子的話講給他聽，他說他騎的駱駝就在那頭老駝後邊，他也聽到了。
不料他還說：“梁曉聲，那會兒我恨死你了！”
我驚詫。
他譴責道：“不就一瓶飲料嗎？你怎麽就舍不得給它喝？”
我便解釋那是因為我當時根本做不到的。何況我有嚴重的頸椎病，扭身對我是件困難的事。
他愣了愣，又自責道：“是我騎在它身上就好了，是我騎在它身上就好了！我多次騎過馬，你當時做不到的，我能做到……”
我頓時覺他可愛起來。暗想，這個王興東，我今後當引為朋友。
幾個月過去了，我耳畔仍每每聽到那頭老駝的喘息和咳嗽，眼前也每每浮現它睇視我的樣子。
由那老駝，我竟還每每聯想到中國許許多多被“啃老”的老父親老母親們。他們之被“啃老”，通常也是兒女們的無奈。但，兒女們手中那瓶“親情飲料”，兒女們是否也想到了那正是老父老母們巴望飲上一口的呢？而在日常生活中，那是比在駝背上扭身容易做到的啊！
天地間，倘沒有一概的動物，自遠古時代便唯有人類。我想，那麽人類在情感和思維方面肯定還蒙昧着呢？萬物皆可開悟于人啊！
6.兄長
如果，誰面對自己的哥哥，心底油然冒出“兄長”二字的話，那麽大抵，誰已老了。并且，誰的“兄長”肯定更老了。
這個“誰”，倘是女性，那時刻她眼裏，幾乎會漫出淚來；而若是男人，表面即使不動聲色，內心裏也往往百感交集。男人也罷，女人也罷，這種情況之下的他或她以及兄長，又往往早已是沒了父母的人了。即使這個人曾有多位兄長，那時大概也只剩對面或身旁那唯一的一個了。于是同時覺得變成了老孤兒，便更加互生憐憫了。老人而有老孤兒的感覺，這一種憂傷最是別人難以理解和無法安慰的，兒女的孝心只能減輕它，沖淡它，卻不能完全抵消它。
有哥的人的一生裏，心底是不大會經常冒出“兄長”二字的。“兄長”二字太過文化了，它一旦從人的心底冒了出來，會使人覺得，所謂手足之情類似一種宗教情愫，于是幾乎想要告解一番，仿佛只有那樣才能驅散憂傷……
幾天前，在精神病院的院子裏，我面對我唯一的哥哥，心底便忽然冒出了“兄長”二字。那時我憂傷無比，如果附近有教堂，我将哥哥送回病房之後，肯定會前去祈禱一番的。我的禱詞将會很簡單，也很直接：“主啊，請保佑我，也保佑我的兄長……”我一點兒也不會因為這樣的祈求而感到羞恥。
我的兄長大我6歲，今年已經68周歲了。從20歲起，他一大半的歲月是在精神病院裏度過的。他是那麽渴望精神病院以外的自由，而只有當我是一個退休之人了，他才會有自由。我祈禱他起碼再活10年，不病不癱地再活10年。我不奢望上蒼賜他更長久的生命。因為照他現在的健康情況看來，那分明是不實際的乞求。我也祈禱上蒼眷顧于我，使我再有10年的無病歲月。只有在這兩個前提之下，他才能過上10年左右精神病院以外的較自由的生活。對于一個48年中大部分歲月是在精神病院中度過的，并且至今還被軟禁在精神病院裏的人，我認為我的乞求毫不過分。如果有上帝、佛主或其他神明，我願與諸神達成約定：假使我的乞求被恩準了，哪怕在我的兄長離開人世的第二天，我的生命也必結束的話，那我也寧願，絕不後悔！
在我頭腦中，我與兄長之間的親情記憶就一件事：大約是我三四歲時，我大病了一場，高燒，母親後來是這麽說的。我卻只記得這樣的情形——某天傍晚我躺在床上，對坐在床邊心疼地看着我的母親說我想吃蛋糕。之前我在過春節時吃到過一塊，覺得那是世上最好吃的東西。外邊下着瓢潑大雨，母親保證說雨一停，就讓我哥去為我買兩塊。當年，在街頭的小鋪子裏，點心乃至糖果也是可以論塊買的。我卻哭了起來，鬧着說立刻就要吃。于是當年十來歲的哥哥脫了鞋、上衣和褲子，只穿褲衩，戴上一頂破草帽，自告奮勇，表示願意冒雨去為我買回來。母親被我哭鬧得無奈，給了哥哥一角幾分錢，于心不忍地看着哥哥冒雨沖出了家門。外邊又是閃電又是驚雷的，母親表現得很不安，不時起身走到窗前往外望。我覺得似乎過了挺長的鐘點哥哥才回來，他進家門時的樣子特滑稽，一手将破草帽緊攏胸前，一手拽着褲衩的上邊。母親問他買到沒有，他哭了，說第一家鋪子沒有蛋糕，只有長白糕，第二家鋪子也是，跑到了第三家鋪子才買到的。說着，哭着，彎了腰，使草帽與胸口分開，原來兩塊用紙包着的蛋糕在帽兜裏。那時刻他不是像什麽落湯雞，而是像一條剛脫離了河水的娃娃魚；那時刻他也有點兒像在變戲法，是被強迫着變出蛋糕來的。變是終歸變出來了兩塊，卻委實變得太不容易了，所以哭，大約因為覺得自己笨。
母親說：“你可真死心眼兒，有長白糕就買長白糕嘛，何必多跑兩家鋪子非買到蛋糕不可呢？”
他說：“我弟要吃的是蛋糕，不是長白糕嘛！”
還說，母親給他的錢，買三塊蛋糕是不夠的，買兩塊還剩下幾分錢，他自作主張，還為我買了兩塊酥糖……
“媽，你別批評我沒經過你同意啊，我往家跑時都摔倒了。”
其實對于我，長白糕和蛋糕是一樣好吃的東西。我已幾頓沒吃飯了，轉眼就将蛋糕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而母親卻發現，哥哥的胳膊肘、膝蓋破皮了，正滴着血。當母親替哥哥用鹽水擦過了傷口，對我說也給你哥吃一塊糖時，我連最後一塊糖也嚼在嘴裏了……
是的，我頭腦中只不過就保留了對這麽一件事的記憶。某些時候我試圖回憶起更多幾件類似的事，卻從沒回憶起過第二件。每每我恨他時，當年他那種像娃娃魚又像變戲法的少年的樣子，就會逐漸清楚地浮現在我眼前。于是我內心裏的恨意也就會逐漸地軟化了，像北方人家從前的凍幹糧，上鍋一蒸，就暄騰了。只不過在我心裏，熱氣是回憶産生的。
是的——此前我許多次地恨過哥哥。那一種恨，可以說是到了憎恨的程度。也有不少次，我曾這麽祈禱：上帝呵，讓他死吧！并且，毫無罪過感。
我雖非教徒，但由于青少年時讀過較多的外國小說，大受書中人物影響，倍感郁悶、壓抑了，往往也會像那些人物似的對所謂上帝發出求助的祈禱。
千真萬确，我是多次憎恨過我的哥哥的。
我上小學三年級時，哥哥已經在讀初三了，而我從小學四年級到六年級的三年裏，正是哥哥從高一到高三的階段。那時，我又有了兩個弟弟一個妹妹。而實際上，家中似乎只有我和兩個弟弟一個妹妹四個孩子。除了過年過節和星期日，我們四個平時白天是不太見得到哥哥的。即使星期日，他也不常在家裏。我們能見到母親的時候，并不比能見到哥哥的時候多一些。而是建築工人的父親，則遠在大西南。某幾年這一省，某幾年那一省。從我小學一年級的時候起，父親就援建“大三線”去了——每隔兩三年才得以與全家團圓一次，每次12天的假期。那對父親如同獨自一人的萬裏長征，盡管一路有長途汽車和列車可乘坐，但中途多次轉車，從大西南的深山裏回到哈爾濱的家裏，每次都要經歷五六天的疲憊途程。父親的工資當年只有64元，他每月寄回家40元，自己花用10餘元，每月再攢10餘元。如果不攢，他探家時就得借路費了，而且也不能多少帶些錢回到家裏了。到過我家裏的父親的工友曾同情地對母親說：“梁師傅太仔細了，舍不得買食堂的菜吃，自己買點兒醬買幾塊豆腐乳下飯，二分錢一塊豆腐乳，他往往就能吃三天！”
那話，我是親耳聽到了的。
父親寄回家的錢，十之八九是我去郵局取的。從那以後，每次看着郵局的人點錢給我，我的心情不是高興，而竟特別地難受。正是由于那種難受使我暗下決心，初中畢業後，但凡能找到份工作，我一定不讀書了，早日為家裏掙錢才更要緊！
那話，哥哥也是當面聽到了的。
父親的工友一走，哥哥哭了。
母親已經當着來人的面落過淚了，見哥哥一哭，便這麽勸：兒子別哭。你可一定要考上大學對不對？家裏的日子再難，媽也要想方設法供你到大學畢業！等你大學畢業了，家裏的日子不就有緩了嗎？爸媽不就會得你的濟了嗎？弟弟妹妹不就會沾你的光了嗎……
從那以後，我們見到哥哥的時候就更少了，學校幾乎成了他的家了。從初中起，他就是全校的學習尖子生，也是學生會和團的幹部，他屬于那種多項榮譽加于一身的學生。這樣的學生，在當年，少接受一種榮譽也不可能，那是自己做不了主的事。将學校當成家，一半是出于無奈，一半也是根本由不得他自己做主。我們的家太小太破爛不堪，如同城市裏的土坯窩棚。在那樣的家裏學習，要想始終保持全校尖子生的成績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他整天在學校裏，為那些給予他的榮譽盡着盡不完的義務，也為考上大學刻苦學習。
每月40元的生活費，是不夠母親和我們五個兒女度日的。母親四處央求人為自己找工作。謝天謝地，那幾年臨時工作還比較好找。母親最常幹的是連男人們也會叫苦不疊的累活兒髒活兒。然而母親是吃得了苦的。只要能掙到份兒錢，再苦再累再髒的活兒，她也會高高興興地去幹。每月只不過能掙二十來元吧。那二十來元，對我家的日子作用重大。
一年四季，我和弟弟妹妹們的每一天差不多總是這樣開始的：當我們醒來，母親已不在家裏，不知何時上班去了。哥哥也不在家裏了，不知何時上學去了。倘是冬季，那時北方的天還沒亮。或者，爐火不知何時已生着了，鍋裏已煮熟一鍋粥了，不是玉米粥，便是高粱米粥。或者，只不過半熟，得待我起床了捅旺火接着煮。也或者，鍋火并沒生，屋裏冷森森的，鍋裏是空的，須我來為弟弟妹妹們弄頓早飯吃。煮玉米粥或高粱米粥是來不及了的，只有現生火，煮鍋玉米面粥……
我從小學二三年級起就開始做飯、擔水、收拾屋子，做幾乎一切的家務了。在當年的哈爾濱，挑回家一擔水是不容易的。我家離自來水站較遠，不挑水也要走十來分鐘。對于才小學二三年級的孩子，挑水得走二十來分鐘了，因為中途還要歇兩三歇。我是絕然挑不起兩滿桶水的，一次只能挑半桶。如果我早上起來，發現水缸裏居然已快沒水了，我對哥哥是很惱火的。我認為挑水這一項家務，不管怎麽說也應該是哥哥的事。但哥哥的心思幾乎全撲在學習上了，只有星期日他才會想到自己也該挑水的，一想到就會連挑兩擔，那便足以使水滿缸了。而我呢，其實內心裏也挺期待他大學畢業以後，能分配到較令別人羨慕的工作，掙較多的錢，使全家人過上較幸福的生活。這種期待，往往很有效地消解了我對他的惱火。
然而我開始逃學了。
因為頭一天晚上沒寫完作業或根本就沒顧得上寫，第二天上午忙得顧此失彼，終究還是沒得空寫——我逃學。
因為端起鍋時，衣服被鍋底灰弄黑了一大片，洗了幹不了，不洗再沒別的衣服可換（上學穿的一身衣服當然是我最體面的一身衣服了）——我逃學。
因為一上午雖然諸事忙碌得還挺順利，但是背上書包将要出門時，弟弟妹妹眼巴巴地望着我，都顯出我一走他們會害怕的表情時——我逃學。
因為外邊大雪紛飛，天寒地凍，而家裏若爐火旺着，我轉身一走不放心；若将爐火壓住，家裏必也會冷得凍手凍腳——我逃學。
因為外邊在下雨，由于房頂處處破損，屋裏也下小雨，我走了弟弟妹妹們不知如何是好——我逃學……
我對每一次逃學幾乎都有自認為正當的辯護理由。而逃學這一種事，是要付出一而再、再而三的代價的。我頭一天若逃學了，晚上會睡不着覺的，唯恐面對老師當着全班同學面的訓問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結果第二天又逃學，第三天還逃學。最多時，我連續逃學過一個星期，并且教弟弟妹妹怎樣幫我圓謊。紙裏包不住火，謊言終究是要被戳穿的。有時是同學受了老師的指派到家裏來告知母親，有時是老師親自到家裏來了。往往的，母親明白了真相後，會沉默良久。那時我看出，母親內心裏是極其自責的，母親分明感覺到對不住我這個二兒子。
而哥哥卻生氣極了，他往往這麽譴責我：你為什麽要逃學呢？為什麽不愛學習呢？上學對于你就是那麽不喜歡的事嗎？你看你使媽媽多難堪，多難過！你是不對的！還說謊，會給弟弟妹妹們什麽影響？！明天我請假，陪你去上學！
卻往往的，陪我去上學的是母親。母親不願哥哥因為陪我去上學而耽誤他的課。
哥哥譴責我時，我并不分辯。我內心裏有多種理由，但那不是幾句話就自我辯護得明白的。那會兒，我是恨過我的哥哥的。他一貫以學校為家，以學習為“唯此為大”之事。對于家事，卻所知甚少。以他那樣一名諸榮加身的優秀學生看來，我這樣一個弟弟簡直是不可理喻的，也是一個令他蒙羞的弟弟。在我的整個小學時期，我是同學們經常羞辱的“逃學鬼”，在哥哥眼中是一個令他失望的、想喜歡也喜歡不起來的弟弟。
1962年，我家搬了一次家。饑餓的年頭還沒過去，我們竟一個也沒餓死，幾乎算是奇跡。而哥哥對于我和弟弟妹妹，只不過意味着有一個哥哥。他在家也只不過就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那一年我該考中學了，哥哥将要考大學了。
6月，父親回來探家了。那一年父親明顯地老了，而且特別瘦，兩腮都塌陷了。他快50歲了，為了這個家，每天仍要挑挑擡擡的。他竟沒在饑餓的年代餓倒累垮，想來也算是我家的幸事了。
一天，屋裏只有父親、母親和哥哥在的時候，父親憂郁地說：我快幹不動了，孩子們一個個全都上學了，花銷比以前大多了，我的工資卻十幾年來一分錢沒漲，往後怎麽辦呢？
母親說：你也別太犯愁，那麽多年苦日子都熬過來了，再熬幾年就熬出頭了。
父親說：你這麽說是怪容易的，實際上你不是也熬得太難了嗎？我看，千萬別鼓勵老大考大學了，讓他高中一畢業就找工作吧！
母親說：也不是我非鼓勵他考大學，他的老師、同學和校領導都來家裏做過我的工作，希望我支持他考大學……
父親又對哥哥說：老大，你要為家庭也為弟弟妹妹們做出犧牲！
哥哥卻說：爸，我想過了，将來上大學的幾年，争取做到不必您給我寄錢。
父親火了，大聲嚷嚷：你究竟還是不是我兒子？！難道我在這件事上就一點兒也做不了主了嗎？！
他們都以為我不在家，其實我只不過趴在外屋小炕上看小說呢。那一時刻，我的同情是傾向于父親一邊的。
在父親的壓力之下，哥哥被迫停止了高考複習，托鄰居的一種關系，到菜市場去幫着賣菜。
又有一天，哥哥傍晚時回到家裏，将他一整天賣菜掙到的兩角幾分錢交給母親後，哭了。那一時刻，我的同情又傾向于哥哥了。
他的同學和老師都認為，他天生似乎是可以考上北大或清華的學生。
我也特別地憐憫母親，要求她在父親和哥哥之間立場堅定地反對哪一方，對于她都未免太難了。
是我和哥哥一道将父親送上返回四川的列車的。
父親從車窗探出頭對哥哥說：老大，我該說的都說了，你自己再三考慮吧！
父親流淚了。
哥哥也流淚了。
列車就在那時開動了。
等列車開遠，我對哥哥說：“哥，我恨你！”
依我想來，哥哥即使非要考大學不可，那也應該暫且對父親說句謊話，以使父親能心情舒暢一點兒地離家上路。可他居然不。
多年以後，我理解哥哥了。母親是将他作為一個“理想之子”來終日教誨的，說謊騙人在他看來是極為可恥的，那怎麽還能用謊話騙自己的父親呢？
哥哥沒再去賣菜，也沒重新開始備考。他病了，嗓子腫得說不出話，躺了三天。同學來了，老師來了，鄰居來了，甚至街道幹部也來了，所有的人都認為父親目光短淺，不要聽父親的。連他的中學老師也來了，還帶來了退燒消炎的藥。居然有那麽多的人關心我的哥哥，以至于當年使我心生出了幾分嫉妒。直至那時，我在街坊四鄰和老師同學眼中，仍是一個太不讓家長省心的孩子。
哥哥考上了唐山鐵道學院——他是為母親考那所學院的。哈爾濱當年有不少老俄國時期留下的漂亮的鐵路員工房。母親認為，只要哥哥以後成了鐵道工程師，我家也會住上那種漂亮的鐵路房。
父親給家裏寫了一封有一半錯字的親筆信，以嚴厲到不能再嚴厲的詞句責罵哥哥。
哥哥帶着對父親對家庭對弟弟妹妹的深深的內疚踏上了開往唐山的列車。
我上的中學，恰是哥哥的母校。不久全校的老師幾乎都認得我了。有的老師甚至在課堂上問：“誰是梁紹先的弟弟？”——哥哥雖然考上的不是清華、北大，但他是在發着燒的情況之下去考的呀！而且他放棄了幾所保送大學，而且他是為了遵從母命才考唐山鐵道學院的！1962年，在哈爾濱市，底層人家出一名大學生，是具有童話色彩的事情。這樣的一個家庭，全家人都是受尊敬的。
我這名初中生的虛榮心在當年獲得了巨大的滿足，我開始以哥哥為榮，我也暗自發誓要好好學習了。第一個學期幾科全考下來，平均成績九十幾分，我對自己滿懷信心。
饑餓像一只大手，依然攥緊着大多數中國人的胃，從草根草籽到樹皮樹葉，底層中國人幾乎将一切能吃的東西都吃遍了，吃光了，并嘗試吃許多自認為可以吃的，以前沒吃過不敢吃的東西。父親在大西北挨餓，哥哥在大學裏挨餓，母親和我們在家裏挨餓。哥哥居然還不算學校裏家庭生活最困難的學生，他每月僅領到9元錢的助學金。他又成了大學裏的學生會幹部，故須帶頭減少口糧定量，據說是為了支援亞非拉人民鬧革命。父親不與哥哥通信，不給他寄錢，也擠不出錢來給他寄。哥哥終于也開始撒謊了——他寫信告訴家裏，不必為他擔什麽心，說父親每月寄給他10元錢。那麽，他豈不是每月就有19元的生活費了麽？這在當年是挺高的生活費标準了，于是母親真的放心了，并因父親終于肯寬恕哥哥上大學的“罪過”而感動。哥哥還在信中說他投稿也能掙到稿費。其實他投稿無數，只不過掙到了一次稿費，後來聽哥哥親口說才3元……
哥哥第一個假期沒探家，來信說是要帶頭留在學校勤工儉學。第二個假期也沒探家，說是為了等到父親也有了假期，與父親同時探家。而實際上，他是因為沒錢買車票才探不成家。
哥哥上大學的第二個學年開始不久，家裏收到了一封學校發來的電報——“梁紹先患精神病，近日将由老師護送回家”。電文是我念給母親聽的。
母親呆了，我也呆了。
鄰居家的叔叔嬸嬸們都到我家來了，傳看着電報，陪母親研究着，讨論着——精神病與瘋了是一個意思，抑或不是？好心的鄰居們都說肯定還是有些區別的。我從旁聽着，看出鄰居們是出于安慰。我的常識告訴我，那完全是一個意思，但是我不忍對母親說。
母親一直手拿着電報發呆，一會兒看一眼，一直坐到了天明。
而我雖然躺下了，卻也徹夜未眠。
第二天我正上最後一堂課時，班主任老師将我叫出了教室——在一間教研室裏，我見到了分別一年的哥哥，還有護送他的兩名男老師。那時天已黑了，北方迎來了第一場雪。護送哥哥的老師說哥哥不記得往家走的路了，但對母校路熟如家。
我領着哥哥他們往家走時，哥哥不停地問我：家裏還有人嗎？父親是不是已經餓死在大西北了？母親是不是瘋了？弟弟妹妹們是不是成了街頭孤兒……
我告訴他母親并沒瘋時，不禁淚如泉湧。
那時我最大的悲傷是——母親将如何面對她已經瘋了的“理想之子”？
哥哥回來了，全家人都變得神經衰弱了。因為哥哥不分白天黑夜，幾乎終日喃喃自語。僅僅15平方米的一個破家，想要不聽他那種自語聲，除非躲到外邊去。母親便增加哥哥的安眠藥量，結果情況變得更糟，因為那會使哥哥白天睡得多，夜裏更無法入睡。但母親寧肯那樣。那樣哥哥白天就不太出家門了，而這不至于使鄰居們特別是鄰家的孩子們因為突然碰到了他而受驚。如此考慮當然是道德的，但我家的日子從此過得黑白颠倒了。白天哥哥在安眠藥的作用下酣睡時，母親和弟弟妹妹們也盡量補覺。夜晚哥哥喃喃自語開始折磨我們的神經時，我們都憑意志力忍着不煩躁。六口人擠着躺在同一鋪炕上，希望聽不到是不可能的。當年城市僻街的居民社區，到了夜晚寂靜極了。哥哥那種喃喃自語對于家人不啻是一種刑罰。一旦超過兩個小時，人的腦仁兒都會劇痛如灼的。而哥哥卻似乎一點兒不累，能夠整夜自語。他的生物鐘也黑白颠倒了。母親夜裏再讓他服安眠藥，他倒是極聽話的，乖乖地接過就服下去。哥哥即使瘋了，也還是最聽母親話的兒子。除了喃喃自語是他無法自我控制的，在別的方面，母親要求他應該怎樣不應該怎樣，他都表現得很順從。弟弟妹妹們臨睡前都互相教着用棉團堵耳朵了。母親睡前也開始服安眠藥了。不久我睡前也開始服安眠藥了……
兩個月後，精神病院通知家裏有床位了。
于是一輛精神病院的專車開來，哥哥被幾名穿白大褂的男人強制性地推上了車。當時他害怕極了，不知要将他送到哪裏去，對他怎麽樣。母親為了使他不怕，也上了車。
家人的精神終于得以松弛。
而我的學習成績一敗塗地。
我又曠了兩天課。也不用服安眠藥，在家裏睡起了連環覺。
哥哥住了三個月的院，在家中休養了一年。他的精神似乎基本恢複正常了。一年後，他的高中老師将他推薦到一所中學去代課，每月能開回35元的代課工資了。據說，那所中學的老師們對他上課的水平評價挺高，學生們也挺喜歡上他的課。
那時母親已沒工作可幹了，家裏的生活僅靠父親每月寄回的40元勉強維持。忽一日一下子每月多了35元，生活改善的程度簡直接近着幸福了。
那是我家生活的黃金時期。
家裏還買了魚缸，養了金魚。也買了網球拍、象棋、軍棋、撲克。在母親，是為了使哥哥愉快。我和弟弟妹妹們都知道這一點的至關重要，都願意陪哥哥玩玩。
如今想來，那也是哥哥人生中的黃金時期。
他指導我和弟弟妹妹們的學習十分得法，我們的學習成績都快速地進步了。我和弟弟妹妹們都特別尊敬他了，他也經常表現出對我們每個弟弟妹妹的關心了。母親臉上又開始有笑容了。甚至，有媒人到家裏來，希望能為哥哥做成大媒了。
又半年後，哥哥的代課經歷結束了。
他想他的大學了。
精神病院開出了“完全恢複正常”的診斷書，于是他又接着去圓他的大學夢了。那一年哥哥讀的橋梁設計專業遷到四川去了，而父親也仍在四川。父親的工資漲了幾元，他也轉變态度，開始支持哥哥上大學了。父親請假到哥哥的大學裏去看望了哥哥一次，還與專業領導們合影了。哥哥居然又當上了學生會幹部，他的老師稱贊他跟上學習并不成問題，同意他從大三第一學期開始續讀。因為他在家裏自學得不錯，大二補考的成績還是中上。
一切似乎都朝良好的方面進展。
那一年已經是1965年了。
然而哥哥的大三卻沒讀完——轉年“文革”開始，各大學尤其亂得迅猛，亂得徹底。有人“大串聯”去了，有人赴京請願告狀了，有人留在學校打“派仗”。
哥哥又被送回了家裏。
這一次他成了“政治型”的瘋子。
他見到母親說的第一句話居然是“媽，我不是‘反革命’！”
哈爾濱也成了一座騷亂之城，幾乎每天都有令人震動的事發生，也時有悲慘恐怖之事發生。全家人都看管不住哥哥了，經常是，一沒留意，哥哥又失蹤了。也經常是，三天五天找不到。找到後，每見他是挨過打了。誰打的他，在什麽情況下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