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裏巷村野的“微型中國” (1)
這兒的舞臺，更像是生存場。每一位表演者，或許都有類似祥子和小福子的命境以及夢想。他們的人生況味，非是臺下的看客們所知曉的。他們的苦辣酸甜，肯定最不願道予看客們聽的。他們需要看客，然而依我想來，未必就不鄙視和嫌惡着看客。
1.緊繃的小街
迄今，我在北京住過三處地方了。
第一處自然是從前的北京電影制片廠院內。自1977年始，我在這裏住了12年筒子樓。往往一星期沒出過北影大門，家、食堂、編導室辦公樓，白天晚上數次往返于三點之間，像繼續着大學生的校園生活。出了筒子樓半分鐘就到食堂了，從食堂到辦公室才五六分鐘的路，比之于今天在上下班路上耗去兩三個小時的人，上班那麽近實在是一大福氣了。
1988年底我調到了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次年夏季搬到童影宿舍。這裏有一條小街，小街的長度不會超過從北影的前門到後門，很窄，一側是元大都的一段土城牆。當年城牆遺址雜草叢生，相當荒野。小街盡頭是總參的某幹休所，所謂“死胡同”，車輛不能通行。當年有車人家寥寥無幾，“打的”也是一件挺奢侈的事，進出于小街的車輛除了出租車便是幹休所的車了。小街上每見住在北影院內的老導演老演員們的身影，或步行，或騎自行車，或騎電動小三輪車，車後座上坐着他們的老伴兒。他們一位位的名字在中國電影史上舉足輕重，擲地有聲。當年北影的後門剛剛改造不久，小街曾很幽靜。
又一年，小街上有了擺攤的。漸漸，就形成了街市，幾乎賣什麽的都有了。別的地方難得一見的東西，在小街上也可以買到。我在小街買過野蜂窩，朋友說是人造的，用糖漿加糖精再加凝固劑灌在蜂窩形的模子裏，做出的“野蜂窩”要多像有多像，過程極容易。我還買過一條一尺來長的蜥蜴，賣的人說用黃酒活泡了，那酒于是滋補。我是個連聞到酒味兒都會醉的人，從不信什麽滋補之道，只不過買了養着玩兒，不久就放生了。我當街理過發，花20元當街享受了半小時的推拿，推拿漢子一時興起，強烈要求我脫掉背心，我拗他不過，只得照辦，吸引了不少圍觀者。我以10元錢買過三件據賣的人說是純棉的出口轉內銷的背心。也買過五六種印有我的名字、我的照片的盜版書，其中一本的書名是《愛與恨的交織》，而我根本沒寫過那麽一本書。當時的我穿着背心、褲衩，趿着破拖鞋，剛剃過光頭，幾天沒刮胡子。我蹲在書攤前，看着那一本厚厚的書，吞吞吐吐地竟說：“這本書是假的。”
賣書的外地小夥子瞪我一眼，老反感地頂我：“書還有假的麽？假的你看半天？到底買不買？”
我說我就是梁曉聲，而我從沒出版過這麽一本書。
他說：“我看你還是假的梁曉聲呢！”
旁邊有認識我的人說中國有多少叫梁曉聲的不敢肯定，但他肯定是作家梁曉聲。
小夥子奪去那本書，啪地往書攤上一放，說：“難道全中國只許你一個叫梁曉聲的人是作家？！”
我居然産生了保存那本書的念頭，想買。小夥子說沖我剛才說是假的，一分錢也不便宜給我，愛買不買。我不願掃了他的興又掃我自己的興，二話沒說就買下了。待我站在樓口，小夥子追了上來，還跟着一個小女子，手拿照相機。小夥子說她是他媳婦兒，說：“既然你是真的梁曉聲，那證明咱倆太有緣分了，大叔，咱倆合影留念吧！”人家說得那麽誠懇，我怎麽可以拒絕呢？于是合影，恰巧走來人，小夥子又央那人為我們三個合影，自然是我站中間，一對小夫妻一左一右，都挽我手臂。
使小街變髒的首先是那類現做現賣的食品攤——煎餅、油條、粥、炒肝、炸春卷、馄饨、烤肉串，再加上賣菜的，再加上殺雞宰鴨剖魚的……早市一結束，滿街狼藉，人行道和街面都是油膩的，走時粘鞋底兒。一下雨，街上淌的像刷鍋水，黑水上漂着爛菜葉，間或漂着油花兒。
我在那條小街上與人發生了三次沖突。前兩次互相都挺君子，沒動手。第三次對方挨了兩記耳光，不過不是我扇的，是童影廠當年的青年導演孫誠替我扇的。那時的小街，早六七點至九十點鐘內，已是水洩不通，如節假日的廟會。即使一只黃鼬，在那種情況之下企圖蹿過街去也是不大可能的。某日清晨，我在家中聽到汽車喇叭響個不停，俯窗一看，見一輛自行車橫在一輛出租車前，自行車兩邊一男一女，皆三十來歲，衣着體面。出租車後，是一輛搬家公司的廂式大車。兩輛車一被堵住，一概人只有側身梭行。
我出了樓，擠過去，請自行車的主人将自行車順一下。
那人瞪着我怒斥：“你他媽少管閑事！”
Advertisement
我問出租車司機怎麽回事，他是不是刮蹭着人家了？
出租車司機說絕對沒有，他也不知對方為什麽要擋住他的車。
那女的罵道：“你他媽裝糊塗！你按喇叭按得我們心煩，今天非堵你到早市散了不可！”
我聽得來氣，将自行車一順，想要指揮出租車通過。對方一掌推開我，複将自行車橫在出租車前。我與他如是三番，他從車上取下了鏈鎖，威脅地朝我揚起來。
正那時，他臉上啪地挨了一大嘴巴子。還沒等我看清扇他的是誰，耳畔又聽啪的一聲。待我認出扇他的是孫誠，那男的已乖乖地推着自行車便走，那女的也相跟而去，兩個都一次沒回頭……至今我也不甚明白那一對男女為什麽會是那麽一種德性。
兩年後“自由市場”被取締，據說是總參幹休所通過軍方出面起了作用。
如今我已在牡丹園北裏又住了十多年，這裏也有一條小街，這條小街起初也很幽靜，現在也變成了一條市場街，是出租汽車司機極不情願去的地方。它的情形變得與十年前我家住過的那條小街又差不多了。悶熱的夏日，空氣中彌漫着腐敗腥臭的氣味兒。路面重鋪了兩次，過不了多久又粘鞋底兒了。下雨時，流水也像刷鍋水似的了，像解放前財主家陰溝裏淌出的油膩的刷鍋水，某幾處路面的油膩程度可用鏟子鏟下一層來。人行道名存實亡，差不多被一家緊挨一家的小店鋪完全占據。今非昔比，今勝過昔，街道兩側一輛緊挨一輛停滿了廉價車輛，間或也會看到一輛特高級的。
早晨7點左右“商業活動”開始，于是滿街油炸煙味兒。上班族行色匆匆，有的邊吃邊走。買早點的老人步履緩慢，出租車或私家車明智地停住，耐心可嘉地等老人們蹒跚而過。8點左右街上已亂作一團，人是更多了，車輛也多起來。如今買一輛廉價的二手車才一兩萬元，租了門面房開小店鋪的外地小老板十之五六也都有車，早晨是他們忙着上貨的時候。太平莊那兒一家“國美”商城的免費接送車在小街上兜了一圈又一圈，相對于對開兩輛小汽車已勉為其難的街寬，“國美”那輛大客車是龐然大物。倘一輛小汽車迎頭遭遇了它，并且各自沒了倒車的餘地，那麽堵塞半小時、一小時是家常便飯。“國美”大客車是出租車司機和駕私家車的人打內心裏厭煩的，但因為免費，它卻是老人們的最愛。真的堵塞住了，已坐上了它或急着想要坐上它的老人們，往往會不拿好眼色瞪着出租車或私家車，顯然他們認為一大早添亂的是後者們。
傍晚的情形比早上的情形更糟糕。6點左右，小飯店的桌椅已擺到人行道上了，仿佛人行道根本就是自家的。人行道擺滿了，沿馬路邊再擺一排。烤肉的出現了，烤海鮮的出現了，烤玉米烤土豆片地瓜片的也出現了。時代進步了，人們的吃法新穎了，小街上還曾出現過烤茄子、青椒和木瓜的攤販。最火的是一家海鮮店，每晚在人行道上擺二十幾套桌椅，居然有開着“寶馬”或“奧迪”前來大快朵頤的男女，往往一吃便吃到深夜。某些男子直吃得脫掉衣衫，赤裸上身，汗流浃背，喝五吆六，劃拳行令，旁若無人。烏煙瘴氣中，行人嫌惡開車的；開車的嫌惡擺攤的；擺攤的嫌惡開店面的；開店面的嫌惡出租店面的——租金又漲了，占道經營等于變相地擴大門面，也只有這樣賺得才多點兒。通貨膨脹使他們來到北京打拼人生的成本大大提高了，不多賺點兒怎麽行呢？而原住居民嫌惡一概之外地人——當初這條小街是多麽地幽靜啊，看現在，外地人将這條小街搞成什麽樣子了？！那一時段，在這條小街，幾乎所有人都在內心裏嫌惡同胞……
而在那一時段，居然還有成心堵車的！
有次我回家，見一輛“奧迪”斜停在菜攤前。那麽一斜停，三分之一的街面被占了，兩邊都堵住了三四輛車，喇叭聲此起彼伏。車裏坐一男人，聽着音樂，悠悠然地吸着煙。
我忍無可忍，走到車窗旁沖他大吼：“你他媽聾啦？！”
他這才彈掉煙灰，不情願地将車尾順直。于是，堵塞消除。原來，他等一個在菜攤前挑挑撿撿買菜的女人。那一時段，這條街上的菜最便宜。可是，就為買幾斤便宜的菜，至于開着“奧迪”到這麽一條小街上來添亂嗎？我們的某些同胞多麽難以理解！
那男人開車前，瞪着我氣勢洶洶地問：“你剛才罵誰？”
我順手從人行道上的貨攤中操起一把拖布，比他更氣勢洶洶地說：“罵的就是你，混蛋！”
也許見我是老者，也許見我一臉怒氣，并且猜不到我是個什麽身份的人，還自知理虧，他也罵我一句，将車開走了……
能說他不是成心堵車嗎？！
可他為什麽要那樣呢？我至今也想不明白。
還有一次——一輛舊的白色“捷達”橫在一個小區的車輛進出口，将院裏街上的車堵住了十幾輛，小街仿佛變成了停車場，連行人都要從車隙間側身而過。車裏卻無人，鎖了，有個認得我的人小聲告訴我——對面人行道上，一個穿T恤衫的吸着煙的男人便是車主。我見他望西洋景似的望着堵得一塌糊塗的場面幸災樂禍地笑。毫無疑問，他肯定是車主。也可以肯定，他成心使壞是因為與出入口那兒的保安發生過什麽不快。
那時的我真是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倘身處古代，倘我武藝了得，定然奔将過去，大打出手，管他娘的什麽君子不君子！然我已老了，全沒了打鬥的能力和勇氣。但罵的勇氣卻還殘存着幾分。于是撇掉斯文，瞪住那人，大罵一通混蛋王八蛋狗娘養的！
我的罵自然絲毫也解決不了問題。最終解決問題的是交警支隊的人，但那已是一個多小時以後的事了。在那一個多小時內，坐在人行道露天餐桌四周的人們，吃着喝着看着“熱鬧”，似乎堵塞之事與人行道被占一點兒關系都沒有……
十餘年前，我住童影宿舍所在的那一條小街時，曾聽到有人這麽說——真希望哪天大家集資買幾百袋強力洗衣粉、幾十把鋼絲刷子，再雇一輛噴水車，發起一場義務勞動，将咱們這條油膩肮髒的小街徹底沖刷一遍！
如今，我聽到過有人這麽說——某時真想開一輛坦克，從街頭一路壓到街尾！這樣的一條街住久了會使人發瘋的！
在這條小街上，不僅經常引起同胞對同胞的嫌惡，還經常引起同胞對同胞的怨毒氣，還經常造成同胞與同胞之間的緊張感。互相嫌惡，卻也互相不敢輕易冒犯。誰都是弱者，誰都有底線。大多數人都活得很隐忍，小心翼翼。
街道委員會對這條小街束手無策。他們說他們沒有執法權。
城管部門對這條小街也束手無策。他們說要治理，非來“硬”的不可，但北京是“首善之都”，怎麽能來“硬”的呢？
新聞單位被什麽人請來過，卻一次也沒進行報道。他們說，我們的原則是報道可以解決的事，明擺着這條小街的現狀根本沒法解決啊！
有人給市長熱線一次次地打電話，最終居委會的同志找到了打電話的人，勸說——容易解決不是早解決了嗎？實在忍受不了你幹脆搬走吧！
有人也要求我這個區人大代表應該履責，我卻從沒向區政府反映過這條小街的情況。我的看法乃是——每一處攤位，每一處門面，背後都是一戶人家的生計、生活甚至生存問題，悠悠萬事，唯此為大。
在小街的另一街口，一行大紅字标志着一個所在是“城市美化與管理學院”。相隔幾米的街對面，人行道上搭着快餐攤棚。下水道口近在咫尺，夏季臭氣沖鼻，情形令人作嘔。
城管并不是毫不作為的。他們幹脆将那下水道口用水泥封了，于是那兒擺着一個盛泔水的大盆了。至晚，泔水被倒往附近的下水道口，于是另一個下水道口也臭氣沖鼻，情形令人作嘔了。
又幾步遠，曾是一處賣油炸食物的攤點。經年累月，油鍋上方的高壓線挂滿油煙嘟嚕了，如同南方農家竈口上方挂了許多年的臘腸。架子上的變壓器也早已熏黑了。某夜，城管發起“突擊”，将那麽一處的地面磚重鋪了，圍上了欄杆，欄杆內搭起“執法亭”了。白天，攤主見大勢已去，也躺在地上鬧過，但最終以和平方式告終。
本就很窄的街面，在一側的人行道旁，又隔了一道80公分寬的欄杆，使那一側無法停車了。理論上是這樣一道算式——斜停車輛占路面1.5米寬即150公分的話，如此一來，無法停車了，約等于路面被少占了70公分。兩害相比取其輕，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一種精神上的“勝利”。這條極可能經常發生城管人員與占道經營、無照經營、不衛生經營者之間的嚴峻鬥争的小街，十餘年來，其實并沒發生過什麽鬥争事件。鬥争不能使這一條小街變得稍好一些，相反，恐怕将月無寧日，日無寧時。這是雙方都明白的，所以都盡量地互相理解，互相體恤。
也不是所有的門面和攤位都會使街道肮髒不堪。小街上有多家理發店、照相館、洗衣店、打印社，還有茶店、糕點店、眼鏡店、鮮花店、房屋中介公司、手工做鞋和賣鞋的小鋪面；它們除了方便于居民，可以說毫無負面的環境影響。我經常去的兩家打印社，主人都是農村來的。他們的鋪面月租金五六千元，而據他們說，每年還有五六萬的純收入。
這是多麽養人的一條小街啊！出租者和租者每年都有五六萬的收入，而且或是城市底層人家，或是農村來的同胞，這是一切道理之上最硬的道理啊！其他一切道理，難道還不應該服從這一道理嗎？
在一處拐角，有一位無照經營的大娘，她幾乎每天據守着一平方米多一點兒的攤位賣鹹鴨蛋。一年四季，寒暑無阻，已在那兒據守了十餘年了。一天才能掙幾多錢啊！如果那點兒收入對她不是很需要，七十多歲的人了，想必不會堅持了吧。
大娘的對面是一位東北農村來的姑娘，去年冬天她開始在拐角那兒賣大馇子粥。一碗3元錢，玉米很新鮮，那粥香啊！她也只不過占了一平方米多一點兒的人行道路面。占道經營自然是違章經營，可是據她說，每月也能掙四五千元！因為玉米是自家地裏産的，除了點兒運費，幾乎再無另外的成本。她曾對我說：“我都27了還沒結婚呢，我對象家窮，我得出來幫他掙錢，才能蓋起新房啊！要不咋辦呢？”
再往前走十幾步，有一位農家婦女用三輪平板車賣豆漿、豆腐，也在那兒堅持十餘年了。旁邊，是用櫥架車賣燒餅的一對夫妻，丈夫做，妻子賣，同樣是小街上的老生意人。寒暑假期間，兩家的兩個都是小學生的女孩也來幫大人忙生計。炎夏之日，小臉兒曬得黑紅。而寒冬時，小手凍得腫乎乎的。兩個女孩兒的臉上，都呈現着歷世的早熟的滄桑了。
有次我問其中一個：“你倆肯定早就認識了，一塊兒玩不？”
她竟說：“也沒空兒呀，再說也沒心情！”
回答得特實在，實在得令人聽了心疼。
“五一”節前，拐角那兒出現了一個五十來歲的外地漢子，擠在賣鹹鴨蛋的大娘與賣鞋墊的大娘之間，僅占了一尺來寬的一小塊兒地方，蹲在那兒，守着裝了硬海綿的小木匣，其上插五六支風輪，彩色閃光紙做的風輪。他引起我注意的原因不僅是因為他賣成本那麽低、肯定也掙不了幾個小錢的東西，還因為他右手戴着原本是白色、現已髒成了黑色的線手套，一種廉價的勞保手套。
我心想：“你這外地漢子呀，北京再能謀到生計，這條街再養得活人，你靠賣風輪那也還是掙不出一天的飯錢的呀！你這大男人腦子進水啦？找份什麽活兒幹不行，非得蹲這兒賣風輪？”然而，我一次、兩次、三次、四次地看到他擠在兩位大娘之間，蹲在那兒，5月份快過去了他才消失。
我買鞋墊時問大娘：“那人的風輪賣得好嗎？”
大娘說：“好什麽呀！快一個月了只賣出幾支，一支才賣一元錢，比我這鞋墊兒還少伍角錢！”
賣鹹鴨蛋的大娘接言道：“他在老家農村幹活兒時，一條手臂砸斷了，殘了，右手是只假手。不是覺得他可憐，我倆還不願讓他擠中間呢……”
我頓時默然。
賣鹹鴨蛋的大娘又說，其實她一個月也賣不了多少鹹鴨蛋，只能掙五六百元而已。這五六百元還僅歸她一半兒。農村有養鴨的親戚，負責每月給她送來鴨蛋，她負責腌，負責賣。
“兒女們掙的都少，如今供孩子上學花費太高，我們這種沒工作過也沒退休金的老人，”——她指指旁邊賣鞋墊的大娘，“哪怕每月能給第三代掙出點兒零花錢，那也算兒女們不白養活我們呀……”
賣鞋墊的大娘就一個勁兒點頭。
我不禁聯想到了賣豆制品的和賣燒餅的。他們的女兒，已在幫着他們掙錢了。父母但凡工作着，小兒女每月就必定得有些零花錢——城裏人家尤其是北京人家的小兒女，與外地農村人家的小兒女相比，似乎永遠是有區別的。
我的脾氣，如今竟變好了。小街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地教育了我，逐漸使我明白我的壞脾氣與這一條小街是多麽的不相宜。再遇到使我怒從心起之事，每能強壓怒火，上前好言排解了。若竟懶得，則命令自己裝沒看見，扭頭一走了之。
而這條小街少了我的罵聲，情形卻也并沒更糟到哪兒去。正如我大罵過幾遭，情形并沒有因而就變好點兒。
我覺得不少人都變得和我一樣好脾氣了。
有次我碰到了那位曾說恨不得開輛坦克從街頭壓到街尾的熟人。
我說：“你看我們這條小街還有法兒治嗎？”
他苦笑道：“能有什麽法兒呀？理解萬歲呗，講體恤呗，講和諧呗……”
由他的話，我忽然意識到，緊繃了十餘年的這一條小街，它竟自然而然地生成了一種品格，那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體恤。所謂和諧，對于這一條小街，首先卻是容忍。
有些同胞生計、生活、生存之艱難辛苦，在這一條小街呈現得歷歷在目。小街上還有所小學——瓷磚圍牆上，鑲着陶行知的頭像及“愛滿天下”四個大字。牆根低矮的冬青叢中藏污納垢，葉上經常粘着痰。行知先生終日從牆上望着這條小街，我每覺他的目光似乎越來越憂郁，卻也似乎越來越溫柔了。
盡管時而緊張，但十餘年來，卻又未發生什麽濺血的暴力沖突——這也真是一條品格令人欽佩的小街！
發生在小街上的一些可恨之事，往細一想，終究是人心可以容忍的。
發生在中國的一些可恨之事，卻斷不能以“容忍”二字輕描淡寫地對待。
“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老聃此言勝千言萬語也！
2.演員與看客
此刻，他出現在舞臺右側，坐高腳凳上，酒吧裏常見的那種。高腳凳在前一名演員的表演中當成過道具。他一足踏地，一足踏凳撐上，特悠閑的樣子，微眯雙眼，漠漠然地望着臺下的看客，如同厭倦的牧羊人漠漠然地望着羊群。牧羊人對羊群大抵持兩種态度——倘是自己的，望着時目光往往是欣慰的，甚或是喜悅的；若只不過是替雇主在放牧，通常便是漠漠然的。
我覺得，對于他，臺下包括我在內的看客，似乎只不過是二百幾十只品種特殊的羊而已，不值得多麽尊重的，正如看客們也不可能多麽尊重他。而此點，乃是這一處也叫做劇場的地方，與其他劇場裏的情形完全不同的方面。顯然的，他對此點心知肚明并習以為常，處之泰然。
這是臺上臺下互無敬意的一個所在。一個心照不宣的營造低俗樂子的空間。臺上的靠表演，臺下的靠掌聲。某些人觀看低俗的渴望，能在這裏獲得較大的滿足。某些一向因太過正經而疲勞了的人，在這裏完全可以顯現其實并不怎麽正經的原形。在這裏，臺上的表演者拿臺下的看客搞笑一通是家常便飯，臺下的男性看客用語言挑逗臺上的女表演者亦在允許範圍。
羊群的常态是安靜的，但臺下的看客時而呼嗷亂叫，時而将手中的“掌拍”弄出大的響聲。“現代”無孔不入，現代人連拍手也懶得拍了，于是商家發明了觀賞演出時用的那種手形的塑料東西，免費提供，體現着人性化的周到。那東西該怎麽确切地稱呼呢？我竟不知。也許可叫“義手”的吧？既然假肢的另一種叫法是“義肢”，那東西為什麽不可以叫“義手”呢？如此說來，不用“義手”鼓掌，确實意味着是“親自鼓掌”了吧？
對于他，以及所有在這一空間進行表演的藝人，我本是不打算稱為演員的。但若叫藝人，依我看來，又都沒什麽藝可言，那就還是稱他們為演員吧。畢竟，他們皆在使出渾身解數，不遺餘力地簡直也可以說是亢奮地鞠躬盡瘁般地進行着表演。他們的表演狀态毫無疑問地體現着一種敬業精神。盡管場地有天壤之別，舞臺有天壤之別，表演品質有天壤之別，但是論到敬業精神，我這一個看客不得不發乎真心地承認，他們與某些明星們、大腕們乃至大師們是不分高低的。這一點當時深深地感動了我。
該劇場是很封閉的空間，處處舊陋，近于破敗：在一條老街上，門面算是那條街上有特點的，乍看像老北京的牌樓，卻是水泥的，灰色的。一灰到底，除了紅色匾字，再無別色。即使紅色的匾字，也早已褪盡了鮮豔，看去泛着隐黑了。簡陋的座椅，簡陋的舞臺。紫色幕布相當舊了，在舞臺的頂燈光下，浮塵可見。而舞臺的木質邊沿，這兒那兒油漆剝落了。舞臺左邊是廁所，右邊是安全出口。廁所也罷，安全出口也罷，門楣皆低，門框皆窄，地勢明顯下陷。所謂劇場，空氣凝滞，似乎沒有通風系統，整體給我以處處不潔的印象。
在如此這般的場所，如此這般的舞臺上，一些是所謂“二人轉”演員的人，極投入地、極敬業地各自表演低俗甚至下流的節目，給二百幾十位形形色色身份混雜的男女看。
我在着實被感動了的同時，也着實地心生出了一種難以名狀的憂傷。
簡直不能不被感動。
也簡直不能不憂傷。
那名坐在舞臺右側的演員，他大約有三十二三歲，一米七五或七六的身高，國字臉，五官端正，眉清目朗，寬肩，細腰。對于男子而言，稱得上一表人才了。舞臺上燈光明亮，我坐第二排，對他的一舉一動，乃至他表情的細微變化，看得清清楚楚。他已換了一件短袖的白襯衫，淺藍色西服褲，襯衫下襟紮在褲腰裏。衣褲合體，使他看去很精神。他腳上那雙皮鞋分明還新着，似乎是名牌。他穩重地坐在那兒，姿勢未曾怎麽改變過，臉上的表情也沒什麽變化，閑定平靜，仿佛足以做到泰山崩于前而不色變，猛虎嘯于後而不心驚。目光也仍那麽的漠然。這與他方才生猛異常，亢奮且厚顏無恥地表演着的那個自己截然相反，判若兩人。這會兒的他，如同一位資深的鐵匠、木匠、石匠，或面包師傅、裁縫師傅、園林修剪師傅，忙碌勞累了一大通之後，終于可以歇會兒了，于是坐下呆望街景。那時，寒碜的舞臺似乎便是他的鋪子，而臺口是他的鋪子門口，或公園裏的一處亭子；臺下的看客們，則如同集體歇腳的行人、商幫。方才是他在臺上表演，衆人看他。現在他也可以閑定又漠然地看衆人了，雖然衆人并不表演，但他卻如同偏能不動聲色地看出什麽微相表演來，目光中投出研究的意味，覺得挺耐看似的。
在他之前，舞臺右側已坐着兩個人了，一個是司鼓者，一個是操控電子音響的。司鼓者四十餘歲，膚黑且瘦，穿一套20世紀80年代的藍制服，上衣有兩個外兜，叫“中山裝”的那一種，也是毛澤東特別喜歡穿的那一種。事實上不僅毛澤東喜歡穿，大多數老一代無産階級革命家幾乎都喜歡穿。不曉得司鼓者為什麽也穿那麽一套衣服，是為了勾起看客們的懷舊心理嗎？也許吧。而操控電子音響的青年剛二十歲出頭。以我的眼看來，他和司鼓者容貌有相似之處，說不定是父子，或者叔侄。三十幾歲的那名演員坐在青年旁邊。青年面向舞臺左側，而他面向臺下。他并不與青年說話，仿佛身旁無人。我不知他為什麽演完了節目卻還要坐在臺上那麽顯眼的地方，但是猜測到一會兒臺上準還有需要他的時候，我得承認，他出現在那兒引起了我強烈的好奇心。
我對解放前東北“二人轉”藝人們的演藝人生一直頗感興趣，寫一部那樣的長篇小說也一直是我的打算。春季我回哈爾濱，請朋友帶我看一場當下的“二人轉”，為的是補充一些感性的印象。身為東北人，我此前還從沒看過在舞臺上表演的傳統“二人轉”。
朋友說：傳統的嗎？那早過氣了，現而今哪兒還有人那麽演？有人那麽演也沒人稀罕看啊！現代人嘛，想看也要看現代的“二人轉”！
我問怎麽個現代法呢？
他說他也沒看過，只聽說特“另類”。
于是，在他的陪同下，我倆坐在了這麽一處地方。他說他打聽了，這裏每晚上演的“二人轉”比一般性的“另類”更“另類”。
第一位上場的是小夥子，二十五六歲，挺帥氣。嗓音頗高，唱了幾句歌，“小沈陽”飚高音的那種唱法，以證明嗓音所能達到的高度，分明還自認為在此點上并不遜于“小沈陽”。他飚唱時獲得了一陣“義手”的掌聲。掌聲中他明智地收了高音，不再唱下去。飚唱幾句高音歌詞是一回事，氣量充沛飽滿地唱完一首高音歌曲完全是另一回事，所以我認為他收聲收得明智。接着，他開始說了。上海的周立波自诩說的是“清口”，他說的卻幾乎是成段成段的“葷口”。看着聽着形象那麽帥氣那麽陽光的青年不住嘴地說出一句比一句“葷”的“葷口”，如同看着聽着一個長着可愛的模樣像是極有教養的孩子一句句說髒話，給人以愕然不已的印象，令我大不适應。我想我背後的一排排看客也未必就多麽适應，因為并無掌聲，亦無喝彩。甚至，也沒人起哄。
我入場時留意地掃視過，看客們的年齡多在30至50歲之間，十之八九是男人，極少數女人覺察出我的掃視，一個個頗不自在，或低下頭去，或側轉了臉。而我，在那天晚上，是年齡最大的一個看客。坐在第二排的票價是80元。朋友悄悄告訴我，第一排的票價100元，他居然沒買到。而坐在第一排的，多是有本地人相陪的外地看客。和我一樣，好奇心使他們到這種地方來的。我在北京就已經聽說時下的“二人轉”挺火，那時我明白了，心照不宣地坐在這一處猥亵場所的看客，對“黃”和“葷”的好奇心，比滿足欣賞的欲念要強烈得多。然而來是來了，坐是穩坐下去了，但一聽到下流“段子”就大鼓其掌或沖口喝彩，畢竟不太好意思，忌諱着原形畢露之嫌。縱然正中下懷，大覺過瘾，也還是放不太開的。由是，我認為臺上臺下之間的一種誤會，那時不可避免地産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