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4)
是在從前的人類社會，後者之畏，不必形容。
為什麽要強調是從前的社會呢？
乃因從前的社會，人分高低貴賤的種種等級。這一種分，延及種族、姓氏與性別。小官見到大官、大官見到皇帝乃至皇親國戚，也是不可能不畏的。在種族歧視猖獗時代的美國，黑人遠遠望見白人，通常總是會退避開去的。大抵如此。
在特別漫長的歷史時期內，畏是人類社會的潛規則，也是人類心理的一種遺傳基因。故那時的“民”，快樂指數是很低的，須活得小心謹慎，戰戰兢兢。因為他的天敵不但有動物界兇猛邪毒的大小諸類，還有天降之災，更有形形色色自己的同類。“宦海多厄”、“如履薄冰”、“官大一級壓死人”、“伴君如伴虎”，這些文言俗語，或是受畏壓迫的官們的自白，或是看得分明的非官場人士們的觀察心得。官們尚且活得如此不潇灑，百姓們又哪裏來的多少快樂呢？故很久很久以前的“民”，又被稱為“草民”、“愚民”、“賤民”。不仁的權貴者可踐踏也，可羞戲也，可欺辱也。
現代了的人類社會的标志之一是人格的互尊，人權的平等。人格是譯語，最直接的意思其實是“界”，暗示着彼人也，吾亦人也，同屬“人”界，勿犯于我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天賦人權”，人皆站在同一地平線上。
由是，在人類的社會中，人畏人的現象，便漸漸少了許多。
人遭動物的進攻和傷害的幾率少了，人對自然災害的預知能力提高了，抗擊能力增強了，控制能力加大了。人對人的畏，如上所述，也幾乎全變成歷史記憶了——那麽，人是否就可以變得天不怕地不怕了呢？
人類感到人類還不應該這樣。
因為現代了的人類，頭腦是更智慧了。而天不怕地不怕是反智慧的，正如宇宙是無邊無際的不符合人的思維邏輯。
于是我們人類從以往的宗教中、文化中、習俗中，篩選出某些仍有必要保留，保留将有益無害的成果，加以補充，加以修正，加以完善，加以規範，使之成為原則，并以另一種畏的虔誠态度對待之，便是敬畏。
值得人類敬畏的事已經不多了，卻更有質量了。
比如法律，人類每曰之為“神聖的法律”。法律無情，故人甩之；法律公正，故人敬之；法律的天平一旦歪斜，全社會的心理平衡便紊亂了。所以人需要對法律保持敬畏，這種敬畏符合普遍之人的理性。
但世界上所有的法典加在一起，也還是不能盡然解決人類社會的全部是非問題。有相當多歸不進法律的是非問題，依然和人類的心是怎樣的有關。
所以除了法律，人類的文化主張還要敬畏良心的譴責。良心者，好的心。善為好，故良心首先是善良的心。倘不善良，一顆搏動了80年的心，即使還像運動健将的心一般跳得強勁有力，那也只能說是一顆好的心髒而已。這樣的人，是沒良心可言的。沒良心可言的人好難以長久，雖不好但也不至于壞的人，其壞是遲早之事。因為，他以為他沒犯法，而實際上，他已站在法律電網的邊沿，任何一陣誘惑的風，都極可能使他跌入犯法的罪過坑裏。并且，站在法律邊沿之人，每有一種試探法律權威的冒險念頭，以及擦邊而過的僥幸者的沾沾自喜，這也都是最終導致其跌下去的原因。
良心不在法律的邊上。良心在法律的上空，無時無刻地照耀着法律。故良心又叫“天良”，雖無形，但有質。倘無良心的照耀，連法官也會成為壞法官，結果導致法律腐敗。
故，人類也要敬畏天良之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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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不僅對人只有一次，對一切生物也只有一次。故生命對一切使地球現象豐富的、美好的、有趣的生物，不但是寶貴的，而且具有神聖性。除了不僅有害于人類，同時也有害于絕大多數別種生物的害蟲、病菌，人也應對一切生命予以珍視。愛一物之生，憐一物之死，此曰敬畏生死。敬生不等于畏死，畏死乃指不敢于輕生。既不輕人類自己的生，也不輕別種生物的生。并且，連對屍體也當尊重。
“天地有定律，四季有成規，萬物有法則。”人還應敬畏于自然界的秩序。急功近利地或無端地破壞自然秩序的行為，将使人類受到嚴厲懲罰。所幸，今日之人類，對此有共識。
敬畏非是由畏而敬。害怕的心理，其實不能油然轉化為敬意。敬畏乃指由敬而生的尊重，不是畏別的，畏己之冒犯之念也。一個人也罷，一個民族也罷，一個國家也罷，倘幾乎沒有什麽敬畏，是很可怕，最終也将是很可悲的。
我們中國，時至今日，是有敬畏之心的人多呢，還是無敬畏之心的人多呢？這是一個我們中國人必須正視，并且必須作出誠實回答的問題。
由而想到——有輕生少女猶豫于高樓，我同胞圍觀“白相”者衆，且有人喊：“姐們兒快跳啊，別讓大家等急了！”
由而想到——七八個大學學子為救溺水兒童，其中三人獻出寶貴生命，所謂“撈屍船”上的人，竟以鐵鈎鈎膚、繩索系腕，任幾小時前還是朝氣青年的屍體浸泡江中，卻指手畫腳，獅子大張口，在船頭、岸上擡高其價！
那三名大學生孩子，真是死得讓人心疼，死後還讓人心疼！
那些個“撈屍人”，那樣子對待同胞，那樣子對待同胞中的殉身的孩子，還有半點兒天良嗎？
這等事，我敢說，除了發生在中國，在21世紀的今天，斷不會再發生于別的任何國家。
魯迅說：“救救孩子！”
而我要說：“救救大人！”
誰幫中國的某些大人們，找回敬畏之心，找回天良？！
連大人都越來越喪失了的，又憑什麽指望我們的孩子們會自然而然的有？！
8.政協委員的“中國特色”
我當北京市政協委員以後，每想結合自己的體會給政協委員下一個定義。在“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之下，在政協委員與“中國特色”的政治關系中，政協委員究竟是中國的什麽員？我經常這麽問自己。參政議政，反映社情民意——對于政協委員的這一種角色責任和義務，我自然是明确的。
但我卻還是想給政協委員下一個作家思維方式的定義。因為我畢竟是以作家身份而成為政協委員的，畢竟不是中國的一名專職的從政者。對于自己同時也是政協委員的這另外一種特別政治意味的身份，在我這兒，似乎只有轉化為作家的思維方式以後，才會理解得較透徹，才會以更主動的姿态去盡那一份政協委員的責任和義務。
那麽，漸漸地，我形成了如下理解：首先我認為，政協委員應當是中國政治的觀察員。
在從前的中國，政治是簡單的。有時最高層的，稱得上是中國政治家的人物們，也唯恐得出片面的乃至錯誤的結論。政治已經越來越是一件非常藝術化的事情，也越來越是一個需要觀察到細節的事情。政治的細節，我認為，其實往往不顯現在高層，而更顯現在社會的基層。好比天空電閃雷鳴，雨點和冰雹卻肯定落在地面上。又好比中央氣象臺只能預報出大氣象，而鄉村氣象站的氣象員卻最有根據具體反饋局部的結果。故我以為，政協委員不脫離基層，經常身在基層之中，才不失其中國特色的角色意義。有時只看到局部，頭腦中沒有全局的大印象，就不知反饋什麽對于全局是更有認知價值的。有時只依賴于頭腦中早已形成的大印象去觀察局部，不懂得局部之現象反應劇烈到一定程度，也許恰恰證明大印象很可能是虛假的這一道理，就往往會視而不見。兩種錯誤，都是身為政府官員們極容易犯的錯誤。政協委員是當他們的複眼，替他們觀察他們的目光也許觀察不到的方面，替他們觀察他們的目光也許觀察不到的細節，以幫助他們少犯錯誤。希望別人少犯錯誤，自己首先要少犯觀察的錯誤。有時觀察沒錯，但結論錯了。結論錯了，乃因思想方法錯。故當好政協委員這一種官員們的，實則也是中國政治的複眼，用高标準要求自己，是件需要不斷學習和勤于思考的事。
我想，首先要了解一點西方發達國家近百年的政治和經濟發展史，其次要對中國改革開放的30多年做一番理念梳理。是指自己頭腦中的那一種理念梳理，而非別人的，更非以現成的官方的代替自己頭腦中應進行的。那樣，自己就和別人一樣了。自己這一種複眼，也就僅僅成了官方的假眼，像贅指或趾一樣是多餘的，完全沒了意義。最後，要懂一點兒社會心理學。這是官方政治的短處。官方政治以後肯定也必然是要補上這一課的，而政協委員則要永遠要求自己，在社會心理學的經驗方面更優勝于官方政治。身在基層，不脫離基層，加上善于觀察勤于思考兩條，應使政協委員有前提比官方政治具有更豐富的社會心理學經驗。否則，政協委員就只不過在思想方法上成為官方政治的政治委員了。
政協委員也當是中國政治的評論員。既有觀察感想，就要秉直谏言。谏言不僅僅是告訴的方式，還要有評論的成分。沒有評論的成分，對自己這一種複眼觀察所得之感想，就等于沒有總結。一個人告訴自己的朋友：“你頸上長出了一顆痣。你自己是看不到的，我替你發現了。”這是一種效果。一個人告訴自己的朋友：“你頸上長出了一顆痣，你自己用手摸摸，是不是不小？你應該到醫院去動手術除掉。而且，還有必要做切片化驗。因為我從前看你頸上并沒有一顆痣。這種年齡突然生出痣來，要重視，別和什麽癌有關。”這是另一種效果。
人們對于某事的重視程度，皆由現象與結果的關系決定着。敏感之人，無須進一步強調，自己便能憑經驗将現象與結果聯系起來思想。但這一種聯系的本能，不是必然地越來越強的，有時由于長期忙碌，越來越退化了。一經強調，那本能才本能起來。強調就是評論，就是議政。谏言被重視的程度不夠，往往與評論不到位有關。評論更體現政協委員的參政議政水平。當然，聳人聽聞是不好的。私心作怪，話到嘴邊留三分，雖然明智，也是不好的。而最不可取的，乃是将非政治的事或現象，上升為政治的事或現象并加以強調。其強調一旦被接受，贻害極大。
當前之中國，幾乎一切方面的一切現象，最終都将在社會心理的大平臺上受到檢驗。觀察了而有感想是很自然的事，有了感想而說出來，也是大多數人都願意的事。說出來而使別人的思想受益，則需能力。
做好政協委員這一種中國政治的評論員，該有幾分社會思想者的思想水平。有人因是委員、常委了，于是更打算進一步跻身于政治的中心。仿佛由委員而搖身一變為官員了，才不枉當了一回政協委員，仿佛那樣才更實現了自身的價值。而我認為，一位有水平的政協委員，最好還是滿足于在中國政治的邊緣。邊緣是最能發揮政協委員複眼和評論員作用的立場。我進一步認為，中國之政治，特別需要一些有思想的人從邊緣的立場關注它，關心它。邊緣性的評論，往往較之于身處政治的中心，更加清明。
我是将及時反映社情民意，替老百姓利益代言的責任和義務，包括在觀察員和評論員的角色作用中來談的。此不贅述。至于政協委員的監督作用，不消說，既曰複眼式的觀察，并且要谏言，要加以評論，自然也包括着監督的意思。
如果區別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有什麽不同的話，我想，除了首先不同在“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的兩種需要而外，大約就體現在評論員這一點上了吧。因為觀察員的角色，比普遍的政協委員們更身處基層的人大代表們，也是可以做得很出色的，甚至往往做得更出色。但評論員的義務，政協委員們總體上毫無疑問應做得比人大代表們主動，因為政協委員總體上的知識分子比例多于人大代表。
以上兩點，也是我對自己的要求。從前是小說家的我，對自己沒此兩點要求。偶從作家的立場對時事作文學方式的反映和評論，不過是發一時之感而已。是政協委員以後，我反而較少那樣了。因為議政畢竟非是寫雜文。對自己的要求一高，才深深覺得，做好一名評論員，亦即以有質量的分析和總結來議政，實在需要往頭腦裏多裝些東西。
9.我們為什麽如此倦怠？
依我看來，我們這個時代，具有如下特征：
人對時代的相對認同
毫無疑問，古往今來，在任何一個國家，人對時代的認同一向是相對的，而且只能以大多數人的态度作為評說依據。我自然是無法進行大規模的問卷調查的，我所依據只不過是日常感受。即使根本錯誤，甚或相反，也自信我的感受對他人會多少有點兒社會學方面的參考意義。
新中國曾經歷兩次類似的時代——一次是建國伊始，一次是改革開往初期，第三次，便是現在了。這乃因為，凡30餘年間，種種深刻的和巨大的陣痛，已熬過了劇烈的反應期，現今處于“遷延期”。最廣大的工人和農民，畢竟開始分享到某些改革開放的成果了，盡管很少，而且國家的着眼點也開始更多地關注到他們了。當年直接經歷了那種劇烈的“反應期”的群體，多已随着時間的推移而成為社會平面圖上的邊緣群體。倘他們仍能經常聽到替他們的利益而代言的聲音，那麽他們的心理是會比當初平衡些的。所幸這一種聲音在各級人大和各級政協仍不絕于耳，并每隔幾年總會變成至少一項對他們有利的國策。事實證明他們沒有被時代所抛棄不顧，他們也已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了這一點。
“公民”一詞其實是一個分數，他們好比是“分母”，“分母”對時代的不認同性其值越大，公民對時代的認同關系的正值越小。但極易導致人對時代的排斥心理的問題依然不少，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大多數人的人生究竟還能享受到怎樣的社會權利和社會保障？人在此點上所望到的前景越樂觀，人對時代才越認同。“能者多得”只是社會財富公平分配的一個方面，而另一個方面是“體恤弱者”。為了增強國人對社會的認同，到了該認真對待另一個方面的時候了。大學生就業問題日益嚴重，而這意味着新的不認同群體将有可能形成，那麽人對時代的認同必将面臨新一番考驗。
理性原則深入頭腦
談到此點，不能不肯定對國人進行普法教育的巨大成績，也不能不充分肯定“公檢法”系統依法維護社會治安所發揮的巨大作用，還不能不對中國底層民衆30餘年間越來越冷靜的理性自覺加以稱贊，這乃是中國儒家思想對民間的悠久熏陶使然，更是1949年以後新政權對民間教化的一種基因的體現。總而言之，中國用了30年的時間從“人治”走向“法治”，并不算用了太長的時間。底層民衆的理性程度，才更标志着一個國家的理性程度。正如底層民衆的文明程度，才更标志着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底層民衆所達到的生活水準，才更标志着一個國家所達到的生活水準。而最值得正面評說的是——民告官的現象多了；民告政府部門的現象多了；甚至，民告黨政部門的現象也不少了。我認為這是我們的國家應感欣慰之事，而不應相反。因為，告是公開的不滿，也是對公正的公開的伸張權利。這一權利之有無直接決定人民群衆理性選擇餘地的有無。現在，人民群衆終于是有了。雖然還不夠大，但已确實證明社會本身的進步。
倦怠感在彌漫
這是相對于30餘年間時代的亢奮發展狀況而言的。亢奮發展的時代必然在方方面面呈現違背科學發展觀的現象，因而必然是浮躁的時代。時代發展的突飛猛進，有時與亢奮的急功近利的違背科學發展觀的現象混淆在一起，重疊在一起，粘連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剪不斷，理還亂”。其狀況作用于人，使人無法不倦怠。
在某些經濟實力雄厚的城市，倦怠呈現為“勻速”，甚至呈現為有意識的“緩速”發展時期。這是一種主動調整，也是對亢奮的自我抑制。經濟發展乃是社會發展的火車頭。于是普遍之人們的生活質量得以從浮躁狀況脫出來，轉向悠然一點兒的狀況。這一種狀态還說不上是閑适，但已向閑适靠攏了。在這些城市，真正閑适的生活也僅僅只能是極少數人才過得上的一種生活。然而，大多數的人們，已首先能從心态上解放自己，寧肯放松對物質的更大更強烈的訴求，漸融入有張有弛的生活潮流之中。故那一種倦怠的狀況，實則是一種主動，一種對亢奮與浮躁的自覺違反。
而在另一些城市，倦怠是普遍之人們真正的生理和心理的現狀，體現為人與時代難以調和的沖突，體現為一種狹路相逢般的遭遇。時代無法滿足人們多種多樣的利益訴求，人們也幾乎不能再向前推進時代這一超重的列車。時代喘息着，人也喘息着。社會的一切方面每天都在照常運行，甚至也有運行的成果不時顯示着，但又幾乎各階層各種各樣的人們都身心疲塌，精神萎靡，心裏不悅。男人倦怠，女人也倦怠，老人倦怠，孩子也倦怠，從公仆到商企界人士到學子，工作狀态也罷，學習狀态也罷，生活狀态也罷，皆不同程度倦怠了。當各階層人們付極大之努力，卻只能獲得極少有時甚至是若有若無的利益回報時，倦怠心理不可避免。
在這些城市，倦怠尤其意味着是對違背科學發展觀的一種懲處——在不該追随着亢奮的時候也盲目亢奮，在應該悠着長勁兒來圖發展的情況下耗竭了本有的能力。好比是萬米長跑運動員，卻偏要參加百米競賽，非但沒獲得好名次，僅而跑“岔氣”了，而且跑傷肺了。
倦怠了的人們不能靠刺激振作起來，要耐心地給以時日才能重新緩過勁兒來。回顧一下已經過去了的30餘年，幾乎天天大講“抓住機遇”，仿佛一機既失，非生便死，等于是一種催人倦怠的心理暗示。早十年提出科學發展觀就好了。
亞穩定及其代價
凡事，站在相反的角度看，壞事可以變成好事。
倦怠之衆，易成穩定之局。然而畢竟不是正常的穩定，故只能稱之為“亞穩定”。好比身心疲塌的人，也是變得很順從了的人。喝之往東，遂往東也；引之往西，則向西去，全沒了熱忱反應，也沒了真誠，沒了對許多事的責任心。對于這樣的人，許多事情也都變得極其簡單——誰發話？怎麽幹？反倒誰都寧願做一個随大流聽吆喝的人了，因為那意味着即使錯了也可以不負責任。而必須充當手持令旗的角色的人，總還是有的。但連這一種人的責任感，其實也只不過是別犯錯誤這一底線上的最保險的責任感而已。
若将亞穩定視為穩定實在是一廂情願的，因為那一種穩定通常只不過是一盤散沙。當需要統一步伐、統一意志之時，步伐倒還是能統一，但意志往往仍是一盤散沙……
原态個人主義
這裏說的“個人主義”，不是曾盛行于西方的“個人主義”——那是一種積極的“個人主義”，即每一個人都應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綜合能力，于是提升全社會的發展能量。并且進一步強調，“能力越大，責任越大”。所言“責任”，乃指社會公益責任。
原态的“個人主義”，是我們中國人通常所指所理解的“個人主義”，即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綜合能力（包括非正面能力），以使個人利益最大化——到此為止的“個人主義”，“個人”惟是一個人，也包括性質不同的“法人”。若希望能力越大的同時責任也越大，“個人主義”成為我們時代的一種“主義”，中國還需經過很多很多年文化的培養……
文化兩難
公正地看，1949年以後，中國之文化藝術，從未像今天這般繁榮過。而且其繁榮，是越來越多元化的一種繁榮。但是中國經濟的發展太不平衡，“歐洲加非洲等于中國”，此言雖有誇張意味，的确也在一定程度上描繪了中國不同地區人民大衆現實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即使在同一地區同一城市，收入的差距也是令人咂舌的。
“平均收入”以及“平均收入的增長”，在中國其實是喜悅值很小的一種數據。
文化被逼仄在以上差距的峽谷之中，每感兩難。
電影在全世界都是最大衆化的文娛形式，但在中國，13億人中的十之七八，是舍不得花錢看大片的。無論進口的，還是國産的。支持院線票房的，往多了說也就百分之零點幾。對于人民大衆，電視節目仍然是最廉價的文娛提供，自然也是他們的最愛。而對于電視臺，每一檔節目的收視率即是它們的生命線，其內容的娛樂性質與收視率息息相關。
大衆分明已經厭煩了一味的娛樂供給，但還沒準備好接受非娛樂性質的文藝類型。繼續厭煩而又繼續娛樂着。電視臺也已經膩歪了每天供給大量的娛樂內容，并且有不少娛樂欄目的從業者事實上已經是做好了轉型準備的，也是不乏轉型潛質的。但轉型無論對于他們自己還是對于電視臺，都意味着是在冒險，故他們也只有繼續膩歪着又繼續供給着。然而，也許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文化将會依賴其自覺性，整合一切有利能量，最終發生某種“鳳凰涅槃”。
腐敗既隐且斂
腐敗現象自然還會存在，但明顯的、有恃無恐的腐敗将越來越少。以上一種腐敗，是以權力院落為保護傘的。從北京到其他城市，此種權力院落盤根錯節，相互倚重，其不可動搖的權力地位往往固若金湯。此等權力院落保護之下的腐敗，有時仿佛暢行無阻。
但，俱往矣。
顯示着某種史性威嚴的權力院落，在中國已不複存在。保護傘也許還是有的，但大抵都夠不上威嚴了。中國畢竟已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社會能見度已不可逆轉地漸呈清晰。腐敗未經暴露則已，一旦暴露，誰保護誰都是很難的了。無論誰企圖充當保護者，都将付出個人代價。
故我們這個時代的腐敗，将會變得越來越善于鑽法紀的空子，披上合法的外衣，并且越來越具有文明的藝術性，甚至無懈可擊的“專業”性。
那麽，“反腐”也必将同樣具有藝術性和專業性。倘不如此，其反亦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