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3)
，也不過是不在乎自己的行當與死人的緊密關系罷了。
但現實生活中，許多商人的心理，又确确實實和某些開棺材鋪的老板是一樣的，又确确實實整天都在巴望着鬧瘟疫，世人死得越多越好。莎翁的名劇《威尼斯商人》就對他們進行了入骨三分的寫照。
……
利己是商業的原則。
投機是商業的智謀。
昨兮今兮，亘古如茲。
1861年，一個移居英國的日本人某天早晨讀報時，看到了英國王子病情惡化的消息，于是大喜過望，他知道發財的機會來了，他奔走于倫敦和附近的城市，低價搶購黑衣服黑布。幾天後，王子去世了，在全英國的悲痛氣氛中，他高價抛賣黑衣服黑布，一轉手賺了約合九千萬日元。
商業的利潤幾乎總是伴着商人的投機行為源源滾入他們的錢櫃。一個不善于投機的商人幾乎不配是一個商人，起碼不配是一個好商人。
商業的利己原則往往是與社會和人心的情理原則背道而馳的，它有時傷害社會和人心的情理原則，确實像流氓強奸少女一樣。
商人和商人之間為了競争，有時還會做出些異想天開，令世人瞠目結舌的事。20世紀90年代初，兩名未成年的少女參與大宗毒品走私，由國外緝拿歸案，下機伊始，她們立即被衆多的人包圍。除了新聞記者，還有為數不少的電影制片商、書刊商、電視節目承包人，争先恐後與之簽約，打算将她們的犯罪經歷拍成電影、電視劇，或寫成暢銷書，忙得她們不亦樂乎。未出機場，已各自身價數百萬，俨然世界冠軍載譽歸來或阿姆斯特朗剛從月球歸來。這一鬧劇震驚美國朝野，引起公衆極大憤慨。但此事又是在“合法”的前提之下發生的。直至公衆忍無可忍，意欲組織游行示威，以抗議商人逐利的無恥行徑，當局才出面對商人們予以制止。
所以美國有一則諷刺商人的幽默講的是——書商出了一本書，贈送總統，不久探問總統看了沒有。總統秘書說看了，總統覺得很有意思。于是緊随其後的大批再版此書的扉頁上都印了這樣一行字——總統看了覺得很有意思的書。又有書商效仿之，也贈了一本新書給總統。總統接受上一次教訓，說：“沒意思。”“沒意思”三個字也可以做廣告。再版此書的扉頁上印了這樣一行字——總統看了說沒意思的書。第三位書商見前兩位的發行很是成功，央人硬送給總統一本書。這一次總統根本不看了。而此書的扉頁上印的是——這是一本總統連看都不願看的書。商人有時要利用什麽人什麽事大賺其錢，往往不達目的誓不罷休，表現得極端厚顏無恥。
公而論之，美國的商業相當成熟相當法制化，因而也是相當規範相當文明的商業。文明的“玫瑰”的“刺”，有時也如此這般地令他人反感令社會不恥，不能不說商業确有“惡習難改”的一面。
在中國，從商業時代的初級階段到現在，鬧劇、俗劇、醜劇更是不勝枚舉。
比如從動物園裏租了老虎囚于店堂招徕顧客便是一例。報載，某省某市商場開張大吉之日。為了營造轟動效應，意租用一架直升機，打算來個“天女散花”，自空中撒下數萬元人民幣。其他拉大旗作虎皮的事例也屢屢出現。
我知道這樣一件事：某“個體企業家”為了高攀上層人物，贊助某社會公益活動150萬。條件只有一個——名字見報，形象上電視，但一定要坐在某某領導身旁。一切疏通就緒，他卻在頭一天晚上因嫖娼被公安機關拘留，此時他的衣袋裏還揣着第二天上午的請柬。于是活動不得不取消。
5.貧富的起源與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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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亞裏士多德、黑格爾、奧古斯丁、莎士比亞、培根、愛迪生、林肯、蕭伯納、盧梭、馬克思、羅斯金、羅素、梭洛……古今中外，幾乎一切思想者都思想過貧與富的問題。以上所列是外國的。至于吾國，不但更多，而且最能概括他們立場和觀點的某些言論，千百年來，早已為國人所熟知。不提也罷。
都是受命于人類的願望進行思想的。
從前思想，乃因構成世界上的財富的東西種類欠豐，數量也不充足，必然産生分配和占有的矛盾；現在思想，乃因貧富問題，依然是世界上最敏感的問題——盡管財富的種類空前豐富了，數量空前充足了。
這世界上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外交的，以及改朝換代的大事件，一半左右與貧富問題相關。有時表面看來無關，歸根結底還是有關。那些大事件皆由背景因素醞釀，階級與階級、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的貧富問題常是幕後鑼鼓、事件主題。
貧富懸殊是造成年代動蕩不安的飓風。
經濟現象是形成那飓風的氣候。
從前那飓風往往掀起暴亂和革命，就像災難席卷之後發生瘟疫一樣自然而然合乎規律。
從前處于貧窮之境無望無助的一部分人類，需要比克服災難和瘟疫大得多的理性，才能克服揭竿而起的沖動。
從前“調查”貧富懸殊的是仇恨，現在是經濟水平。
在動蕩不安的年代連宗教也無法保持人類靈魂問題的立場，或成為可利用的旗幟，或成為被利用的旗幟。
一個階層富到了它認為可以的程度，幾乎必然産生由其代表人物主宰一個國家長久命運的野心。那野心是它的放心。一個國家富到了它認為可以的程度，幾乎必然産生由其元首主宰世界長久命運的野心。那野心也是它的放心。符合着這樣的一種邏輯——能做的，則敢做。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世界史滿是如此這般的血腥的章節。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其實不是由勝敗來決定的，是由卷入大戰之諸國的經濟問題決定的。諸國嚴重的經濟虛症頻頻報警，結束大戰對諸國都是明智的。
“二戰”的起因是世界性的貧富問題，這一點體現于德日兩國最為典型，英美當時的富強使它們既羨慕又自卑。對于德日兩國，在最短的時間裏最快地富強起來的“方式”只有一種，在它們想來只有一種，那是一種兇惡的“方式”，它們兇惡地選擇了。
希特勒信誓旦旦地向德國保證，幾年內使每戶德國人家至少擁有一輛小汽車；東條英機則以中國東北廣袤肥沃的土地、無邊無際的森林以及豐富的地下資源誘惑日本國民，那些父母為了日本将自己的兒子送往軍隊……
海灣戰争是貧富之戰，占世界最大份額的石油蘊藏在科威特的領土之下，在伊拉克看來是不公平的；
巴以戰争說到底也是民族與民族的貧富之戰。對巴勒斯坦而言，沒有一個像樣的國都，便沒有民族富強的出頭之日；對以色列，耶路撒冷既是精神財富，也是将不斷升值的有形財富；
柏林牆的倒塌、韓朝的握手，不僅證明着統一的人類願望畢竟強烈于分裂的歧見，而且證明着希望富強的無可比拟的說服力；
克林頓的支持率始終不減，乃因他是使美國經濟增長指數連年平穩上升的總統；
歐盟之所以一直存在，并且活動頻頻，還發行了統一的歐元，乃因成員國們認為——在勝者通吃的世界經濟新态勢前，要在貧富這架國際天平上保持住第二等級國的往昔地位，只有聯盟起來才能給自己的信心充氣；
阿爾諾德曾說過這樣的話：“幾乎沒有人像現在大多數英國人持有這麽堅定的信念，即我們的國家以其充足的財富證明了她的偉大和她的福利精神。”但狄更斯這位英國作家和蕭伯納這位英國戲劇家筆下的英國可不像阿爾諾德說的那樣。歷史告訴我們，“日不落帝國”曾經的富強與它武力的殖民擴張有直接的因果關系。阿爾諾德所說的那一種“堅定的信念”，似乎更成了美國人的美國信念而不是英國人的英國信念。美國今日的富強是一枚由投機和榮耀組合成的徽章。從前它靠的是軍火，後來它靠的是科技。
一個國家在它的內部相對公平地解決了或解決着貧富問題，它就會日益地在國際上顯示出它的富強。哪怕它的先天資源不足以使其富，但是它起碼不會因此而繼續貧窮下去。
中國便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中國改革開放的最顯著的成果，不是終于也和別國一樣産生了多少富豪，而是各個城市都在大面積地拆除潰瘍一般的貧民區。中國只不過是一個正在解決着貧窮人口問題的國家。否則它根本沒有在世界面前誇耀什麽的資本，正如一位子女衆多的母親，僅僅給其中的一兩個穿上漂亮的衣裳而且炫示于人，那麽其虛榮是可笑的。
貧富的問題一旦從國際談到國家內部，先哲們不但态度和觀點相左，有時甚至水火相克誓不兩立。
耶稣對一位富人說：“你若願意做仁德之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財富分給窮人。”否則呢，耶稣又說：“駱駝穿過針眼，比財主進上帝的國門還容易呢。”
耶稣雖不是塵世中人，但是他的話代表着古代的人對貧富問題的一種願望。比之一部分人類後來的“革命”思想，那是一個溫和的願望。比之一部分人類後來在發展生産力以消除貧窮現象方面的成就，那是一個簡單又懶惰的願望。
人類的貧窮是天然而古老的問題。因為人類走出森林住進山洞的時候，一點兒也不比其他動物富有。一部分人類的富有靠的是人類總體的生産力的提高。全人類解決貧窮現象還要靠此點，靠富人的仁德解決不了這一點。
蘇格拉底是多麽偉大的思想家啊！可是他告訴他的學生阿德曼托斯：當一個工匠富了以後，他的技藝必大大退化。他并以此說明富人多了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危害。他的學生當時沒有完全接受他的思想，然而也沒有反對。
但事實是，一個工匠富了以後，可以開辦技藝學校、技藝工廠，生産出更多更好的産品。那些産品吸引和提高着人們的消費，甚至可引領消費時尚。人們為了買得起那些産品，必得在自己的行業中加倍工作……
人類社會基本上是按這一經濟的規律發展的。因而我們有根據認為蘇格拉底錯了。
最著名的古典神學者阿奎那不但贊成蘇格拉底，而且比蘇氏的看法更激烈。他說：“追求財富的欲望是全部罪惡的總根源。”
如果人類的大多數真的至今這麽認為，那麽比爾·蓋茨當被燒死100次了。
但是財富和權力一樣，當被某一個人幾乎無限地壟斷時，即使那人對財富所持的思想無可指責，構成其現象的合法性也還是會引起普遍的不安，并深受懷疑。
普通的美國人自然不可能同意阿奎那的神學布道，但是連明智的美國也要限制“微軟”的發展。幸而美國對此早有預見，美國法律已為限制留下了依據。
比爾·蓋茨其實是無辜的，“微軟”其實也沒有什麽“罪惡”。
是合法的“游戲規則”導演出了罕見的經濟奇跡，而那奇跡有可能反過來破壞“游戲規則”。
美國限制的是美國式的奇跡本身。凡奇跡都有非正常性。
一個國家的成熟的理性正體現在這裏。
培根不是神學權威。但睿智的培根在財富問題上卻與阿奎那“英雄所見略同”。連他也說：“致富之術很多，其中大多數是卑污的。”
他的話使我們聯想到馬克思的另一句話——（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資本所積累的每一枚錢幣，無不沾染着血和肮髒的東西。
按照培根的話，比爾·蓋茨是卑污的。
但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認他并不卑污。
按照馬克思的話，美元該是世界上最肮髒的東西了。但是連我們中國人，也開始用美元來計算國家財政的虛實了。而且，一個中國富豪積累人民幣的過程，就今天看來，其正派的程度，肯定比一個美國人積累美元的過程可疑得多。因為一個中國富豪積累人民幣的過程，太容易是與中國的某些當權者的“合作”過程了。
美國前總統約翰遜說：“所有證明貧困并非罪惡的理由，恰恰明顯地表明貧困是一種罪惡。”
蕭伯納在他的《巴巴拉少校》的序中則這樣說：“窮對一個人意味着什麽呢？意味着讓他虛弱，讓他無知，讓他成為疾病的中心，讓他成為醜陋的展品、肮髒的典型，讓他們的住所使城市到處是貧民窟，讓他們的女兒把花柳病傳染給健康的小夥子，讓他們的兒子使國家的男子漢變得有瘰症而無尊嚴，變得膽怯、虛僞、愚昧、殘酷，具有一切因壓抑和營養不良所生的後果……不論其他任何現象都可以得到上帝的寬容，但人類的貧窮現象是不能被寬容的。”
而黑格爾的一番話也等于是蕭伯納的話的注腳。他說：“當廣大群衆的生活低到一定水平——作為社會成員必須的自然而然得到調整的水平——之下，從而喪失了自食其力這種正常和自尊的感情時，就會産生賤民。而賤民之産生的同時，使不平均的財富更容易集中在少數人手中……”
他還說：“貧困自身并不使人必然地成為賤民。賤民只是決定于與貧困為伍的情緒。即決定于對富人、對社會、對政府等等的內心反抗。此外，與這種情緒相聯系的是，由于依賴偶然性，人變得輕佻放浪、嫌惡勞動。這樣一來，在他們中便産生了惡習，不以自食其力為榮，而以懇求乞讨為生，并作為自己的‘特權’。沒有一個人能對自然界主張權利。但是在社會狀态中，怎樣解決貧困問題，當然是貧困者人群有理由對國家和政府主張的權利……”
怎樣回答他們呢？
林肯l864年在《答美國紐約工人聯合會》時說：“一些人注定的富有将表明其他人也可能富有。這種個人希望過好生活的願望，在合法的前提之下，必對我們的事業産生巨大的推動力。”
在一切不合法的致富方式和謀略中，贖買權力或與權力相勾結對社會所産生的壞影響是最惡劣的。
這種壞影響雖然在中國正遭到打擊，但仍表現為相當泛濫的現象。
我個人的貧富觀點是這樣的——我承認財富可以使人生變得舒服，但絕不認為財富可以使人生變得優良。一個瘦小的禿頂的老頭兒或一個其貌不揚的男人娶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嬌妻，那必在很大程度上是財富“做媒”。他內心裏是否真的确信自己所擁有的幸福，八成是值得懷疑的。對她亦如此，財富可以幫助人實現許多欲望，卻難以保證每一種實現了的欲望的質量。
當然，我也絕非那種持輕蔑財富的觀點的人。
我一向冷靜地輕蔑一切關于貧窮的“好處”的言論。
威廉·詹姆士說：“贊美貧窮的歌應該再度大膽地唱起來。我們真的越發地害怕貧窮了，我們蔑視那些選擇貧窮來淨化和挽救其內心世界的人。然而他們是高尚的，我們是低賤的。”
我覺得他的話即使真誠也是虛假的。
我不認為他所推崇的那樣的些個人士全都是高尚的，不太相信貧窮是他們情願選擇的。尤其是，不能同意貧窮有助于人“淨化和挽救其內心世界”的觀點。我對世界的看法是，與富足相比，貧窮更容易使人性情惡劣，更容易使人的內心世界變得黑暗，而且充滿沮喪和憎恨。
我這麽認為一點兒也不覺得我精神上低賤。
中國從古至今便有不少鼓吹貧窮的“好”處的“文化”。
最虛假可笑的一則“故事”大約是東漢時期的，講兩名同窗學子鋤地，一個發現了一塊金子，他撿起後卻像扔一塊石頭似的将金子抛于身後，口中自言自語：“肮髒的東西！”而另一個卻如獲至寶，揣入懷中……
這則“故事”的褒貶是分明的。
中國之文人文化的一種病态的傳統，便是傳播着對金錢的病态的态度。
但是我們又知道，中國之文人，一向地對于自身清貧的自哀自憐以及呻吟也最多。倘居然還未大獲同情和敬意，便美化甚至詩化了清貧以自戀。
而我，則一定要學那個遭貶的揣起了金子的人。倘我的黃金擁有量業已多到了無處放的程度，起碼可以送給夢想擁有一塊黃金的人。一塊金子足可使一戶人家度日數年啊！
何況，古文人的“唯有讀書高”，最終還不是為了仕途嗎？所謂仕途人生，還不是向往着服官裝、住豪宅、出馬入轎、喚奴使婢、享受俸祿嗎？俸祿又是什麽呢，金銀而已。
我更喜歡《聊齋志異》裏那一則關于金子的故事，講的也是書生夜讀，有鬼女以色挑之，識破其伎倆，厲言斥去。遂以大錠之金誘之，擲于窗外……
明智的人總不能拿身家性命換一夜之歡、一金之財啊。
但若非是鬼女，或雖是，信其意善，則另當別論了。比如我，便人也要，金也要。還是不覺得自己低賤。但我對財富的願望是實際的。我希望我的收入永遠比我的支出高一些，而我的支出與我的消費欲成正比，而我的消費欲與時尚、虛榮、奢靡不發生關系。
不知從哪一年代開始，我們中國人，慣以飲食的标準來衡量生活水平的高低。仿佛嘴上不虧，便是人生的大福。
我認為對于一個民族，這是很令人高興不起來的标準。
我覺得就人而言，居住條件才是首要的生活标準。因為貪饞口福，只不過使人腦滿腸肥，血壓高，脂肪肝，肥胖。看看我們周圍吧，年輕的胖子不是太多了嗎？
而居住條件的寬敞明亮或擁擠、低矮、陰暗潮濕，卻直接關系到人的精神狀态的優劣。
我曾經對兒子說——普通人的生活值得熱愛。也許人生最細致的那些幸福，往往體現在普通人的生活情節裏。
一對年輕人大學畢業了，不久相愛而結婚了。以他們共同的收入，貸款買下70平米居住面積的商品房并非天方夜譚，以後10年內他們還清貸款也并非白日做夢。之後他們有剩餘的錢為他們自己和兒女買各種保險。再之後他們退休了，有一筆積蓄，不但夠他們養老，還可每年旅游一次。再再以後，他們雙雙進入養老院，并且驕傲于非是靠慈善機構的資助……
這便是我所言的普通人的人生。
它用公式來表示就是——居住面積70平方米的住房+共同的月收入X元。
我知道，在中國，這種“普通人”的人生對90％的當代青年還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但畢竟的，對10％左右的青年，已非夢想。
什麽時候10％的當代青年已實現了的生活，變成90％的當代青年可以實現的生活，中國就算真的富強了。
貧富之話題也就是多餘的話題了……
6.貴賤揭示的心理真相
人類社會一向需要法的禁束、權的治理。既有權的現象存在，便有權貴者族存在，古今中外，一向如此。權大于法，權貴者便超懲處，既不但因權而在地位上貴，亦因權而在人權上貴，是為人上人。或者，只能由權大者監察權小者，權小者監察權微者。淩駕于權貴者之上的，曰帝，曰皇，曰王。中國古代，将他們比做“真龍天子”。既是“龍”，下代則屬“龍子龍孫”。“龍子龍孫”們，受庇于帝者王者的福蔭，也是超社會懲處的人上人。既曰“天子”，出言即法、即律、即令，無敢違者，無敢抗者。違乃罪，抗乃逆，逆乃大罪，曰逆臣、逆民。不僅中國古代如此，外國亦如此。法在人類社會漸漸形成以後相當漫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仍如此。中國古代的法曾明文規定“刑不上大夫”。刑不上大夫不是說法不懲處他們，而僅僅是強調不必用刑拷之。畢竟，這是中國的古法對知識分子最開恩的一面。外國的古法中明文規定過貴族可以不繳一切稅，貴族可以合理合法地擄了窮人的妻女去抵窮人欠他們的債，占有之是天經地義的。
但是自從人類社會發展到文明的近現代，權大于法的現象越來越少了，法高于權的理念越來越成為共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于是權貴者之貴不複以往。将高官乃至将首相總統推上被告席，早已是司空見慣之事。僅1999年不是就發生幾樁嗎？法律的權威性，使權貴一詞與從前比有了變化。人可因權而殊，比如可以入住豪宅，可以擁有專機、衛隊，但卻不能因權而貴。要求多多，比一般人更須時時提醒自己——千萬別觸犯法律。
法保護權者殊，限制權者貴。
所以美國總統們的就職演說，千言萬語總是化作一句話，那就是——承蒙信賴，我将竭誠為美國效勞！而為國效勞，其實也就是“為人民服務”的意思。所以日本的前首相鈴木善幸就任前回答記者道：“我的感覺仿佛是應征入伍。”
因權而貴，在當代法制和民主程度越來越高的國家裏已經不太可能，将被視為文明倒退的現象。因權而殊，也要付出相應的代價。其中一項就是幾乎沒有隐私可言。因權而殊，不僅殊在權力待遇方面，也殊在幾乎沒有隐私可言一點上。其實，向權力代理人提供特殊的生活待遇，也體現着一個國家和它的人民，對于所信托的某一權力本身的重視程度，并體現着人民對某一權力本身的評估意識。故每每以法案的方式确定着，其确定往往證明這樣的意義——某一權力的重要性，值得它的代理人獲得那一相應的待遇，只要它的代理人同時确乎是值得信賴的。
林肯堅決反對因權而貴。在他任總統後，也時常生氣地拒絕因權而殊的待遇。他去了解民情和講演時，甚至不願帶警衛，結果他不幸被他的政敵們所雇的殺手暗殺。甘地在被擁戴為印度人民的領袖以後，仍居草屋，并在草屋裏辦公、接待外賓。他是人類現代史上太特殊的一例。他是一位理想的權力聖潔主義者，一位心甘情願的權力殉道主義者。像他那麽意識高尚的人也難免有敵人，他同樣死在敵人的子彈之下，他死後被泰戈爾稱頌為“聖雄甘地”。
無論因權而殊者，還是受權而不受殊者，只要他是竭誠為人民服務的，人民都将愛戴他。但，他們的因權而殊，是不可以殊到人民允許以外去的，更是不可以殊及家人及親屬的，因為後者們并非人民的權力信托人。
因貧而“賤”是人類最無奈的現象。人類的某一部分是斷不該因貧而被視為“賤”類的。但在從前，他們确曾被權貴者富貴者們蔑稱為“賤民”過。我們現在所論的，非他們的人格，而是他們的生存狀态。如果他們缺衣少食，如果他們居住環境肮髒，如果他們的子女因窮困而不能受到正常的教育，如果他們生了病而不能得到醫療，如果他們想有一份工作卻差不多是妄想，那麽，他們的生存狀況，确乎便是“賤”的了。我們這樣說，僅取“賤”字“低等”的含意。
處在低等生活狀态中的民衆，他們作為人的尊嚴卻斷不可以便被論為低等。恰恰相反，比如雨果筆下的冉·阿讓。他的心靈，比權貴者高貴，比富貴者高貴。
權貴者富貴者與“賤民”們遭遇的“情節”，歷史上多次發生過。那是人類社會黑暗時期的黑暗現象。“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柚茅茨空”是黑暗的醜陋的不公正的人類現象。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同樣是。
一以權貴而比照貧“賤”，一以富貴而比照貧“賤”。蕭伯納說：“不幸的是，窮困給窮人帶來的痛苦，一點兒也不比它給社會帶來的痛苦少。”
限制權貴是比較容易的，人類社會在這方面已經做得卓有成效。消除窮困卻要難很多，中國在這方面任重而道遠。
約翰遜說：“所有證明窮困并非罪惡的理由，恰恰明顯地表明窮困是一種罪惡。”
窮困是國家的潰瘍。有能力的人們，為消除中國的窮困現象而努力呀！
富貴是幸運。富者并非皆不仁。因富則善，因善而仁，因仁而德貴者不乏其人。他們中有人已被著書而傳，已被立碑而紀念。那是他們理應獲得的敬意。
相反的現象也不應回避——富貴者或由于貪婪，或由于夢想兼而權貴起來，于是以富媚權，傍權不仁，傍權喪德，此時富貴者反而最卑賤。比如《金瓶梅》中的西門慶去賄相府時就一反富貴者常态地很卑賤。同樣，受賄的權貴斯時嘴臉也難免卑賤。
全部人類道德的最高标準非其他，而是人道。凡在人道方面堪稱榜樣的人，都是高貴的人。故我認為，辛德勒是高貴的。不管他真否曾是什麽間諜，他已然高貴無疑了。舍一己之生命而拯救衆人的人，是高貴的。抗洪搶險中之中國人民子弟兵，是高貴的。英國前王妃戴安娜安撫非洲災民，以自己的足去步雷區，表明她反戰立場的行為，是高貴的。南丁格爾也是高貴的。馬丁·路德·金為了他的主張所進行的政治實踐，同樣是高貴的。廢除黑奴制的林肯當然有一顆高貴的心。中國教育事業的開拓者陶行知也有一顆高貴的心。人類歷史中文化中有許多高貴的人。高貴的人不必是聖人，不是聖人一點兒也不影響他們是高貴的人。有一個錯誤一直在人類的較普遍的意識中存在着，那就是以權、以富、以出身和門第而論高貴。
文明的社會不是導引人人都成為聖人的社會。恰恰相反，文明的社會是盡量成全人人都活得自然而又自由的社會。文明的社會也是人心低賤的現象很少的社會。人心只有保持對于高貴的崇敬，才能自覺地防止它趨利而躬而鄙而劣，一言以蔽之，而低賤。我們的心保持對于高貴的永遠的崇敬，并不至于便使我們活得不自然而又不自由。事實上，人心欣賞高貴恰是自然的，反之是不自然的，病态的。事實上，活得自由的人首先是心情愉快的人。
《悲慘世界》中的沙威是活得不自然的人，也是活得不自由的人。他在人性方面不自然，他在人道方面不自由，故他無愉快之時，他的臉和目光總是陰的。他是被高貴比死的。是的，沒人逼他，他只不過是被高貴比死的。
貴與“賤”是相對立的。在社會表征上相對立，在文明理念上相平等；在某些時候，在某些情況下，則相反。那是貴者賴其貴的表征受檢驗的時候和情況下，那是“賤”者有機會證明自己心靈本色和品質本色的時候和情況下。權貴相對于貧“賤”應貴在責任和使命，富貴相對于貧“賤”應貴在同情和仁愛。貧“賤”的現象相對于卑賤的行為是不應受歧視的，卑賤相對于高貴更顯其卑賤。
有資格尊貴的人在權貴者和富貴者面前倘巴結逢迎不擇手段不遺餘力，那就是低賤了。低賤并非源于自卑，因為自卑者其實本能地避權貴者避富貴者，甚至，也避尊貴者。自卑者唯獨不避高貴，因為高貴是存在于外表和服裝後面的。高貴是樸素的，平易的，甚至以極普通的方式存在。比如《悲慘世界》中“掩護”了冉·阿讓一次的那位慈祥的老神父。自卑者的心相當敏感，他們靠了自己的敏感嗅辨高貴。當然自卑而極端也會在人心中生出邪惡。那時人連善意地幫助自己的人也會嫉恨，那時善不得善報。低賤是拿自尊去換利益和實惠時的行為表現，低賤着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那就簡直是下賤了。
貧“賤”是存在于大地上的問題，所以在大地上就可以逐步解決。
卑賤、低賤、下賤之賤都是不必用引號的，因為都是真賤。真賤是存在于人心裏的問題。也是只能靠自己去解決的問題。
7.敬畏為何在中國水土不服？
畏是連動物也有的表現。畏極于是害怕，怕極于是恐懼。
畏之表現，不敢輕意冒犯耳。
此點在動物界，比在人類社會更加司空見慣。因所謂動物界，乃雜類同屬。而人類的社會，畢竟是同類共處。
在動物界，大到虎豹獅熊，象犀鱷蟒，小到蜈蠍螳螂，甲蟲蝼蟻，若遭遇了個碰頭對面，倘都是不好惹的，并且都本能地感到對方是不好惹的，便相畏。常見的情況是，彼此示威一番之後，各自匆匆抹身而去。
在人類，這種情形每被說成是——各自心中掂量再三，皆未敢輕舉妄動，明智互避。
确乎，此時之互避，實為明智選擇。
但如果一方明顯強勢，一方明顯弱勢，那麽無論在動物界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