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2)
年上座率最高的影片之一。這後兩個故事，其實在中國的古典愛情故事中都可以找到痕跡。我們當然不能認為它們是“移植”，卻足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現代戲劇影視文學中關于愛與情的美質，倘還具有，那麽與其說來自于現實，毋寧說是來自于對古典作品的營養的吸收。
這就是為什麽《簡·愛》《紅字》《梁山伯與祝英臺》《白蛇傳》以及《牛郎織女》那樣的純樸的民間愛情故事等仍能成為文學的遺産的原因。
電影《鋼琴課》和《英國病人》屬于另一種愛情故事。那種現代得病态的愛情故事，在類乎心理醫生對現代人的心靈所能達到的深處，呈現出一種令現代人自己憐憫自己的失落與失貞，無奈與無助。它們簡直也可以說并非什麽愛情故事，而是現當代人在與愛字相關的諸方面的人性病症的典型研究報告。
在當代影視戲劇小說中，愛可以自成喜劇自成鬧劇自成諷刺劇自成肥皂劇連續劇，愛可以伴随着商業情節政治情節冒險情節一波三折峰回路轉……
但，的的确确，愛就是不感人了，不動人了，不美了。
有時，真想聽人給我講一個感人的、動人的、美的愛情故事呢！不論那是現實中的真人真事，抑或純粹的虛構，都想聽呢……
2.猴子與明星的廣告魅力
美國做過一項實驗：在猴子、普通人和明星做的同一則廣告中，最受歡迎的是猴子，其次是普通人。
廣告是什麽？——一種廣而告之的方式罷了。從國家政令到商業産品，無不需要借助廣而告之的方式予以傳播。我們這裏談的主要是商業廣告，而且是立足于中國來談。談它正反兩個方面的效應，談它與中國各類明星們的關系。談企業家們，主要是國有企業家們做出一項廣告決策時健康的或不那麽健康的心理。
廣告同時也有文化的屬性，而且對于公衆喜聞樂見的大文化圈産生或有益或有害的影響。“迎進烏面秀士，送走白面書生”——從前的許多理發鋪門兩旁都挂這一副對子，這大約該算是理發鋪的較早的廣告詞了。四川才子魏明倫為“巴國布衣”飯店所作之“銘”，奇思馳騁，文采飛揚，妙論排接，佳句似錦，誠可謂一篇“美銘”。
也有些廣告是做得不好的。我在外地，曾見一家酒店，高懸着一副刻在木上的對子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管它明日是與非”。我想，那些家有終日酩酊大醉的父親、兒子或丈夫的人們，一定會同意我的看法。不要和李白比。李白醉了詩興勃發，留給後人許多詩中瑰寶。而我們大多數後人，其實醉了只會吐，只會耍酒瘋，只能使我們的兒女、父母和妻子傷心垂淚而又對我們絕望。為了盈利之目的，以不利的廣告詞作招徕的方式，文明點兒說是不道德的，用老百姓的話說，可斥之曰“缺德！”
在有電視以前，廣告當然是以文字的方式主要靠報刊傳播。
上個世紀的英國小說家毛姆為推銷自己的小說，就曾挖空心思地在報上刊登了一則大幅的《征婚啓事》。
啓事雲：“本人是年輕而有教養的百萬富翁，由于知音難覓，目前猶孑然一身。特公開征求終身伴侶，其女須與毛姆小說中女主人公們有相同之點。”
于是倫敦各大書店中毛姆的小說洛陽紙貴。足見文人若為名利二字開動腦筋，智商并不在一心只想賺錢而不顧忌其他的“威尼斯商人”之下。
電視普及以後，廣告業空前繁榮，廣告行為也五花八門起來。大約二十年前，美國一家萬能膠廠，請一名雜技演員做了這樣一則廣告——将自己鞋底兒上抹了萬能膠，頭朝下倒粘在天花板上，歷時半個鐘頭。而且有公證人從旁公證——操作過程乃是真的。另一家生産萬能膠的廠不甘示弱，招募到了一個要錢不要命的人，将自己用萬能膠粘在一架飛機的翅膀底下，飛機飛上萬米高空不算，還在架于另一架飛機上的攝影鏡頭裏翻了幾串筋鬥……
Advertisement
的确，廣告從來和經濟效益緊密連在一起。前者是手段，後者是目的。明星和名人的廣告時代自然來臨。
中國各類明星們的廣告行為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先是酬金幾萬，後來十幾萬，再後來幾十萬、一百萬，目前最高價是三百萬。據悉，有一家國有企業策劃出資一千萬，同時請兩位明星做一則廣告，以顯示“實力”之雄厚，以揚廠名，以創“名牌”。
不錯，名牌需借明星們的廣告行為廣而告之。但名牌絕非是靠明星們的名氣“創”出來的，恐怕也是沒什麽可争辯的。
關于明星廣告的魅力究竟有多大效應，美國國家經濟信息研究所在1992年做過一項實驗，安排一位明星、一位普通人和一只猴子同時做了一則商品廣告，結果表明，猴子得票最多，超過明星一倍。其次是普通人，第三才是明星。他們的專家是這樣分析此種現象的——廣告的魅力在于新穎，故猴子得票最多。廣告的意義在于誠信，故普通人得票第二多。因為，消費公衆此時的心理是——明星是被商家重金所雇的人，他們純粹是為了錢才做廣告的。與其信明星，莫如信普通人。信明星有一種受辱感。這類廣告策劃之中，有一種顯而易見的意識在主導着——大明星們飲的酒、穿的衣、用的東西，你們千千萬萬的小百姓還不趕緊地跟着飲、跟着穿、跟着用麽？這是讓公衆一旦動心一想就極反感的，所以公衆寧肯信普通人。
談到廣告的誠信二字，我聯想到日本的一家布商，他們連年請一位普通的家庭婦女做廣告。而她每次總是按照要求聲明——“遺憾的是，這些漂亮的布匹中的紅色，染色技術還沒有完全達到我們的理想标準，請多包涵。我們一定盡快提高技術水平，不辜負您的期望！”誠信若此，孰不可信？
自從電腦的黃金時代到來以後，在國外，明星廣告的效應大受其挫。因為，不管你是名氣多麽大的明星，對一種新産品的說明和介紹，你都沒法兒做得比電腦更優更好。明星在廣告中話多了，顯得碎嘴子。話少了，說不清道不明。而成熟了的消費公衆，才不管你是不是明星吶，他們要了解的，更是那産品的質量、性能。如果是藥品，他們要了解的是成分和療效。如果是食品，他們要了解的是原料和保存期。電腦通過圖像、文字和廣告詞所作的說明與介紹，歷歷在目，一清二白，而又饒有趣味兒，明星們根本沒法兒與之相比。我們目前從電視中所見到的，說明與介紹性俱佳的廣告，十之七八與明星們無關。電腦是目前世界上最偉大的最有魅力的廣告“明星”，但卻絕非身價最高的“明星”，至少與某些身價極高的明星相比是這樣。
那麽又回到了這樣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某些企業，為什麽偏偏要花極高的價錢，去勞某些身價數百萬的明星的大駕呢？
困惑的事情總是耐人尋味的。
我曾與兩位企業老板談過這個話題。
一個說：“是麽？廣告有這麽多學問麽？以前不懂，也沒精力想。對方找上門來，或者下級一出主意，正趕上心情好，簽個字也就批了！”
他不太懂。
我告訴他——廣告的優劣在于創意。而請明星在廣告中亮相，說些不倫不類的話，是最無創意可言的。幾百萬員工的剩餘價值因此而付，是最愚蠢的。倘我是他，有人給我出這個主意，我會板起臉回答：“頭腦裏還能不能想出更好的創意？想不出來的話，玩蛋去！”
另一位國有企業的老板這樣說：“我為國家創造了巨額利潤，我手裏攥着幾千萬，說不是我的我有一定範圍內的支配權，說是我的又不敢往自己兜裏揣，有時真他媽委屈！所以，心血來潮，願怎麽花怎麽花，想怎麽花怎麽花。我是堂堂法人代表，別人幹涉不了！你不是大明星麽？你眼裏不是可能沒我麽？我花幾百萬請你做個廣告，你還對我另眼相看不？明星從我手中接支票時，明星的表情使我心理好生滿足！我的自我感覺使我心情愉快。反正又不是我私人的錢。公家的錢，不花白不花！”
難怪的，有些國有企業的老板非要某某男明星或女明星親自到他的辦公室去接取現款或支票，而且還要設宴招待。
後來，我和這家夥絕交了。
我沒法兒不厭惡這位“老板”。他思想上有一個嚴重的誤區——他的企業的利潤，似乎完全是他自己創造的，似乎與衆多工人的辛勤勞動無關。
這家夥使我聯想到另一件事——在某次影視活動中，有一個不大不小的企業老板，在他的“公關部主任”的陪同之下，在我們下榻的賓館的大堂坐了很久，只為請一位女影星赴宴。而斯時，她正在自己房間談笑風生。別人告訴她有人在大堂坐等她，她說：“我知道是誰！讓他多等會兒，讨厭勁兒的！”
我真替某些老板們感到害臊！感到跌份兒！感到可恥！感到惡心！
按說，中國的大多數企業都正在經濟困境裏掙紮。經濟效益好了的，即使無力援助同行業，也總可以給同行業做出某些好的表率吧？但我們僅僅從廣告意識和行為中，也眼睜睜地看到了令人深感憂患的不良傾向。贈別墅、送車、幾百萬一擲若輕的現象，真好像要掀起“比、學、趕、超”的“大躍進”！而我們稍作調查就清楚——在中國的合資企業，尤其是外國獨資企業，是絕無此類行徑的。合資企業若也請中國明星做廣告，大抵也是被某些中國人的“策劃”意圖所左右了。就說那些經濟效益好起來的企業，員工的平均收入也高不到哪兒去。好的效益也是用員工的血汗換來的。想想他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辛苦，以及與他們的辛苦并不相稱的工資，幾百萬一擲若輕，又于心何忍？
我曾與一位韓國老板就他所乘坐的專車進行過以下對話：
“您乘坐韓國轎車，而不乘坐更高級的外國轎車，是基于愛國主義麽？”
“有點愛國主義的原因，但不完全是。我也願意坐‘奔馳’、‘寶馬’、‘勞斯萊斯’呀！但我的工人們會有意見的！”
“您是大老板，您坐高級轎車，是花自己的錢買，與工人們何幹？您怎麽反而在乎他們的意見呢？”
“話不能這麽說。我買過一輛高級的外國車，沒坐幾天，玻璃被工人砸了。這件事對我教訓很大，使我明白，我的錢，是我的工人們幫我掙的。不是我生下來以前，上帝就替我存在那兒的！”
“您的企業也請明星做廣告麽？”
“目前還沒這打算，但我從不反對請明星做廣告。明星只有知名度并不适于做廣告，第一要看那明星是否受廣大公衆所喜愛。明星有知名度沒什麽了不起，明星受廣大公衆喜愛非常不容易，請這樣的明星做廣告才值得。否則，不是事與願違麽？”
當時聽了他的話，我陷入久久的沉思。以後我扳着指頭遍數中國的各類明星——除了馬季先生我有把握認為肯定是受廣大公衆所喜愛的，其他一概皆沒多大把握了。而且，以前曾一度受廣大公衆所喜愛的，不知為什麽，目前聲譽普遍下跌。這是我與各階層人們不失時機地交談中獲得的“信息”。可能他們自己有很大的把握自信仍受着廣大公衆的喜愛，那我提供的“信息”當然就太煞風景了。倘遭他們憎恨，我也沒什麽可怨的了。
馬季先生是一個特例，可惜他已經逝世了。我從是孩子時起就聽他的相聲。只要他的形象在電視裏一出現，立刻使幾代人回憶起他的笑聲曾帶給自己的愉快。在中國他有太深厚太深厚的人文背景墊着，絕非後來者們可相提并論的。他在廣告中大聲說：“東西南北中，好酒在張弓！”
我們心裏笑他：“馬大哥，言過其實了！”可一點兒也不反感。
別的明星們，不服你這麽來一次試試！
中國有中國的國情。
明星們，既在中國，既還不夠資格到外國的廣告中去競身價，那麽，請考慮一下中國的國情，別把自己的身價标得太離譜了。
中國的國有企業的老板們，廣告當然還是要做的。請明星們做廣告本也無可厚非，但當他們或她們獅子般張大口時，請想明白了——一位韓國的私營老板都自言他的錢中有員工的血汗，你一擲若輕給出去的幾百萬中，也有你手下的員工們的血汗啊！值不值得？有沒有更好的，也就是比請明星花錢少，而又對說明、介紹和宣傳自己的産品效益更好的創意？如果有，你身為企業的法人，有什麽權力用帶有員工血汗的大筆的錢，去滿足自己的某種心理快感？你不純粹是以廣大員工對你的信賴大充“快樂的傻帽”麽？
最後，我想說，我一點兒也不寄希望于我這篇文字竟會影響明星們真的願意考慮中國的實際國情，自甘将身價降下點兒來。已然被哄擡高了的身價，誰還甘願再降下來呢？我也不怎麽寄希望于某些患了“追星症”的老板們。因為他們的心理的形成，也有着相當複雜的政治的、經濟的、體制的、個人素質的原因在起作用，非是我一篇文章影響得了的。
我僅将希望寄托于我們廣大的、成熟了的消費公衆。連我們的兒子女兒、孫兒孫女們都不像前幾年那麽頭腦單純地“追星”了，難道我們反而會聽了明星們在電視廣告中說幾句不倫不類的順口溜兒，就盲目地進行消費麽？那我們還有何顏面教誨我們的兒子女兒、孫兒孫女們早日成熟起來？
猴子也罷，明星也罷，普通人也罷，電腦也罷——誰新穎，誰誠信，誰創意好，誰對産品的說明和介紹比較清楚明白，我們就信誰的。
否則，我倒寧願受猴子做的廣告的影響。
廣大消費公衆，你們呢？
3.商業的本質是寂寞
我凝眸注視商業時代，漸悟它的本質其實是寂寞的。
像我這一代中的許多人一樣，在大學時期——亦即1974年至1977年“四人幫”被一舉粉碎之前，我已經是一名徹底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抵牾分子了。在當時的複旦校園，誰思想上若是這樣，一旦被揭發或自我“暴露”，個人命運的後果是不堪設想的。“文革”後期的專制政治對于“思想異類”分子的懲辦是冷酷無情的，從教師到學生，任誰都不得不更加言行謹慎地自我保護。我的表現也毫不例外，只不過與別人相比，常因口舌放縱招致政治嫌疑罷了。我十分感激我的老師們，沒有他們當年遮擋着我，我也許注定了會作犧牲品的。而實際情況乃是——十之七八的人，都和我一樣，早已是徹底的“文化大革命”的背叛者了。又好比一幕大戲，在接近尾聲的緊鑼密鼓中，衆多的角色都漸顯出了背叛的意識。“鳳頭、象肚、豹尾”，形容大文章的這六個字，用以形容“文革”最恰當不過了。它的開始是那麽的獨特，它的過程所包容的事件是那麽的複雜豐富，它的結尾又是那麽的精彩，典型的“史筆”風格。
而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曾積極自覺地充當“思想解放”的馬前卒。盡管，在中國這個古老的大棋盤上，本無須我起什麽作用。我是一顆企圖自行地從棋子盒裏蹦上棋盤硬充馬前卒的棋子。這當然很可笑，但也很真誠。非是為了實現什麽個人野心，是受一種政治熱忱的驅使。當年哪一個30多歲的中國小知識分子不曾受過這一種政治熱忱的激勵呢？“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還有比積極自覺地充當中國“思想解放”運動的馬前卒更能體現興國責任感的事麽？這難道不也是中國小知識分子的一份兒時代榮耀麽？如果說當年也有雜念的話，那雜念的成分分析一百遍，不過便是這樣罷了……
我和我這一代中的許多人，站在距中國政治大舞臺最遠最遠的邊緣擊鼓吶喊，不遺餘力，自是為了能對中國的“改革開放”稍微起一點兒推波助瀾的作用。那時我并不能明了，“改革開放”最終要呼喚來的乃是一個商業時代。我想我的許多同代人也不能明了。其實我們呼喚的不是未來，而是過去，是建國以後“反右”之前那一段短暫的中國夢的片斷。它在我們的思想中留下了一種烏托邦的美好光彩。我們希望在我們不遺餘力的擊鼓吶喊聲中，由某些主宰中國歷史進程的人物，高明地将它剪輯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運動的後面。這是我這一代中不少人的思想局限性。我是頭腦裏殘存着這一種局限性的他們中的一個。
然而如今中國的一只腳已經邁入了商業時代。它如同大潮過後，從海底漸漸隆起的又一塊大陸。它使我們陌生使我們愕然的同時，我們已經随潮被推到它的脊背上了，已不可能退回到原先的陸地上。商業時代！它光怪陸離，它浮華而又浮躁，它使人欲膨脹，它使人心貪婪，它使官員腐敗的現象如同倒片機使蝴蝶從銀幕上變成毛蟲一樣令人厭惡，它使一小部分人暴發，暴發之後甚至為富不仁，它砸爛了許多人的“鐵飯碗”，砸爛之後甚至使他們懵懂無措地陷入不知出路在何方的窘況……
所要的和已面臨的根本不是一碼事！
這恐怕便是相當一部分中國人迷惘、困惑、失落與憤懑的原因罷。我和他們一齊詛咒過它。我詛咒時，甚至并不能明了，我所詛咒的究竟是商業時代本身，還是它有時被以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方式移置在中國的現代歷史進程中所發生的種種潰爛……
但是，現在我已經能極冷靜地凝視商業時代了。
首先我終于明白，将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短暫而又充滿憧憬的早期中國夢的片斷，剪輯在經過“思想解放”運動的20世紀80年代的後面，構成的将依然是一部“剪輯錯了的故事”。
其次我終于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當時代宣布改變了以後，絕大多數人是只能也随着改變的。若時代變而人不變，那得有極其雄厚的資本和異乎尋常的資格。你如果企圖超脫于商業時代之外，那你必得有祖傳的産業足夠養活你和你的家。果而有之，你消費祖業的方式，也必是商業時代的方式。你的消費傾向，也必受商業時代的影響。你如果不得不以商業時代的規則謀職謀薪，不管你思想上以多麽激烈的姿态抵抗它，你實際上已經屈服于它了。最廣大的工人，包括那些失業的下崗工人，最終是注定了都不得不歸依于它的。農民也是。幾乎百分之百的大小知識分子也是。我也根本沒有與之抗衡的資本和資格。我的“抗衡”，倘非用“抗衡”一詞的話，恐怕也只能體現在如下方面——遠避它的奢華一面，因為那非是為我營造的風景。控制住自己所從事的文學創作的傾向不過分的商業化，因為那我自己便會覺得我變成了一個專門糟蹋文學的人。但同時又必須容忍藝術、文學、包括我自己的作品被某種程度地蒙上商業色彩的現象。
談到我自己的作品，這是有時連我自己也做不了主的。“某種程度”，應以不辜負廣大喜愛文學的讀者的期望為前提，而不僅僅以發表或出版的官方限制為前提。後一種前提是對自己的低标準要求而非高标準要求。在這一種情況之下，我将原諒自己的“偶爾失足”，我自己對自己的原諒無疑會比廣大讀者對我的原諒稍微寬厚點兒，但我一定約制自己不由“偶爾”滑到“再三再四”的程度。因為我所堅持的是現實主義。現實主義的主要宗旨是面對現實的文學性“發言”，包括文學性的指判式“發言”。我清楚，我若再“失足”，我的現實主義“發言權”也就由自己取消了。縱觀世界，非商業色彩的藝術和文學已屬鳳毛麟角。我不想聲明我一定加入鳳毛麟角，因為我做不到，還因為我不認為只要帶有商業色彩了，藝術便不再藝術，文學便不再文學了。清高如鄭板橋者，也是為自己的畫明碼标價過的。更因為我開始意識到，一個商業時代的小說家，靠稿費盡家庭經濟責任，而又能相對嚴肅地進行長久的創作，乃是很“誠實的勞動”之一種。比之不能這樣，而不得不向國家伸手讨索，讨索不到就牢騷滿腹怨天尤人強。比我年輕的一批作家、編劇，某些人是很善于經營自己的。他們理當更善于經營自己。因為我這個年齡的作家從國家獲得到的，比如房子、基本工資、職稱，他們将不再那麽容易獲得到了。我到上海時，李子雲大姐問我是否已是作家中的富翁，我只有笑笑，問她何以會這樣想。她說都在傳你《年輪》拿了幾十萬，《浮城》一書又拿了幾十萬，那你不已是百萬富翁了麽？我只好又笑。我創作《年輪》電視劇，每集含稅2500元。我交《浮城》稿時，編輯說每千字80元，我吓了一大跳。因為聞所未聞。自己主動提出不要比國家規定的稿酬标準高出那麽多，高出一點兒。每千字40元就滿足了。發行得好，願補就再給補些。發行得很好。但我的稿酬是按每千字40元外加印數稿酬算的。當時我甚至分不清印數稿酬和版稅有什麽區別，還曾打電話去向張抗抗請教。此前我的三四百萬字的作品，乃是由每千字7元、10元、13元、15元、20元至30元出版的。
我真的不希望比我年輕的作家們向我說，這除了是“迂”不再是別的什麽。他們以後的命運将和我們大為不同。他們中的大多數将不得不變為脫離體制的自由職業者，他們不比我多些商品意識情形将會很糟糕……
一個成熟的商業時代也許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最理性最明智的選擇，起碼目前是這樣。成熟的商業社會，需要一個國家與周邊國家的和平友好關系的保障，需要國內政治穩定的保障。這兩個商業時代的保障，其實首先已是與老百姓利益相關的重要保障。
我凝眸注視商業時代，漸悟它的本質其實是寂寞的，是一種大寂寞。和平使國際外交主要成為外交家們的事，政治意識淡薄使政治主要成為政治家們的事。商業時代的驚心動魄的大決策，幾乎無一不與商業相關，而且僅僅反映在極小一部分人之間。有錢的開始有閑，有閑最能生出寂寞之感。缺錢的疲于奔命地掙錢，也就顧不上寂寞。連寂寞都顧不上的活法，無疑簡單乏味到極點了。商業社會的特征，的的确确乃是金錢支配許多社會方面許多人命運的特征。它有時太令人厭惡。但細想想，又不見得比政治支配許多社會方面許多人的命運更不堪承受到哪兒去。全民政治化是庸俗的政治，全民商業化恰恰是成熟的商業時代的标志。商業時代的文學也将是寂寞的，因為成熟的商業時代将善于調解和處理許許多多社會問題社會矛盾，給文學剩下的僅僅是“社會題材”的“邊角料”。文學不屑于咀嚼這些“邊角料”，因而歸于人的心靈。但面對寂寞的人的心靈，文學還沒形成文學以前，便先自倍感寂寞了。成熟的商業時代是斷難産生史詩性文學的時代……
現在的中國，當然非是成熟的商業時代。一部分人仿佛被擯棄在它們的門外，進不去，又退回不到原來的社會坐标上，這是它趨向成熟，還是夭折在混沌狀态的大問號。進不去又退不回的人越來越多，它的混沌狀态将越持久。而持久對它是危險的……
目前文學針對現實發出的種種感應之聲，是中國的另一足也邁入商業時代之前的尴尬的訴說乃至呼號。而之後，幾乎一切藝術和文學的品格，都必須或深或淺地印上商業的編號。當中國也果真成熟為一個商業時代了，文學對現實的感應之聲也就越來越微弱了。那時它不那樣是不可能的。正如目前要求它對時代本身的尴尬性放棄訴說和呼號是不可能的。
那時的作家将比文學更其寂寞。但是人民卻會漸漸安于一個成熟的商業時代的寂寞。歸根結底，對某一時代的優劣的評估，主要是以人民而非作家們的感覺來判斷。相對于人民，時代甚至可以完全忽略作家們的感覺不予理睬，而且不喪失它什麽最基本的原則。
4.資本的玫瑰天生帶刺
在商業的無序階段，往往幾年就可以成全一位資本家。
而在有序的成熟的商業時代，千百萬個家庭中，幾輩子也産生不了一個資本家了，盡管可以産生不少官員、碩士、博士、作家和教授等等有身份的人。
“當年他們都是些什麽人啊！”
時至今日，我們仍能經常聽到這樣的話。這樣的話除了意味着是牢騷，不再意味着別的。牢騷中連當年的輕蔑和不屑也所剩不多了。
商業時代賞給那些最早就亢奮地不顧一切地躍身到它的光影裏的人最大最多的實惠。
這便是它的公平原則。
它幾乎從來只持這一種原則。
當年的“二道販子”也罷，“倒爺”也罷，對中國商業時代的複歸，對喚醒中國人之商業意識，是不無功績的。
而且，細分析之，他們的行為，也不像許多人想象的那麽贻害無窮。就是為了達到目的進行賄賂，當年其實也只能塞些錢給小官吏們和小掌權者罷了。當年他們都還沒成氣候，他們的身份使他們較難接近大官吏，也根本拿不出幾十萬幾百萬去收買大官吏大掌權者。與後來商業領域內權錢交易的腐敗現象相比，他們的行為倒顯得較為單純，不那麽卑污和觸目驚心聳人聽聞。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幾年裏，中國的商業時代曾呈現出最烏煙瘴氣的現象。商業不擇手段只顧賺錢、其他似乎什麽都不顧了的貪婪性也暴露得最為淋漓盡致，“假冒僞劣”商品正是在那幾年裏泛濫成災，比比皆是，仿佛到了無法可治的地步。
那幾年，是中國商業時代第二階段的開始，也是中國商業時代第一階段的結束。表象上是第二階段的開始，本質上是第一階段的結束。因為它在本質上是第一階段而非第二階段的高潮。正是高潮宣布着前一“情節”的終止。而後一“情節”，乃是在這一宕伏之際“趁虛而入”的。
第二階段的高潮究竟如何，商業時代這支大手筆，又究竟會讓我們看到些怎樣的大矛盾、大沖突、大內容、大陣勢、大戲文和大演唱，我們則就是只能拭目以待了！
中國人對玫瑰的刺究竟領教多少？
誠如愛默生所言——“商業是像玫瑰花一樣美麗的”。
但他的話意味着——你要玫瑰，就得同時連它的刺一起要。
這世界上還沒培育出無刺的玫瑰。
這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的商業時代“美麗”到像愛默生所盛贊的程度。
商業這支玫瑰的刺，有時确實是含有毒素的。它蜇人之後，人的痛疼的後果，比被馬蜂蜇了一下嚴重得多。它的氣味兒充滿社會，社會仿佛就變成了一個大批發市場或交易所了。而許許多多的人，其實并不甘願生活在一個類似大批發市場或交易所的社會裏。這的确也是商業時代令人厭惡的一面。
韓非子曾說過：“婦人拾蠶，漁者握鳝，利之所在，忘其所惡。”
意思是——鳝似蛇，蠶似虿，人見蛇則驚駭，見虿則毛乍，然而因利，“皆為孟贲”，都成了勇士。
古文中又曾說過：“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醜也。”
飼蠶養鳝，勞動者謀生之計，其實無可厚非。何況，對于見慣了蠶的婦女，見慣了鳝的漁夫，并不覺得蠶和鳝很可怕。蠶還被南方的女人們叫做“蠶寶寶”呢。百姓的謀生，和商人的謀利，是有極大區別的。所以我雖引用了韓非子的話，倒并不贊同他的觀點，只不過算做介紹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對利的看法罷了。
我的觀點是——人為謀生而勇，只要不犯法，不害人，其實是可敬的。
商人為謀利而勇，是不是同樣可敬，就得具體分析了。
比如開棺材鋪的老板，如果整天都在巴望着鬧瘟疫，世人死得越多越好，我內心裏就難以對他有什麽好印象了。當然那古文的原意，指的不是這樣的老板，而是做棺材的匠人。“不憎人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