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2)
校長的笑話！”
不幸得很，我們的不少孩子認為只要能在老師和校長心目中成為好孩子，揭發其他孩子的“劣跡”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光榮的。
再接着就會有大人們鄭重其事所進行的調查，很可能如同有關方面調查貪污受賄一樣嚴肅認真。
再再接着大人們就會習慣性地施展大人們的謀略，對孩子們實行分化瓦解，各個擊破，一舉揪出主謀。不獲全勝，決不罷休。家長們也會被動員起來，與校方統一認識，配合行動。孩子們迫于壓力，那也一定會互相揭發，彼此推诿“罪責”，都力争使大人們相信，自己只不過是盲從，絕不是主謀，并指證主謀是張三或李四。
然而主謀必定是要揪出來的。一經“坐實”，遂成“反面教員”——公開檢查，當衆警告……
從此是“主謀”的孩子，成了老師們眼裏的“壞孩子”。起碼，是“問題孩子”。于是，仿佛他們有了“前科”。他們以後的一言一行，将受到好孩子和老師們的格外關注。他們等于上了“黑名單”。學校再發生什麽不良事件，他們首先是被懷疑的對象。而年終總結的時候，此事将被重點提及，記載入冊，自我評價為“一場争奪孩子們心靈的硬仗”雲雲……
也許，還會被當成“經驗”，四處介紹。
不消說，有的學生和老師将因而受到表揚。
如果事情并不是這麽發展的，以上過程都沒有發生——到了某月某日，某一位中國的小學校長，也像那一位美國的小學校長一樣，信守承諾地在光天化日之下從家裏往學校爬去，結果又會怎樣呢？能夠以理解、包容的心态笑對之的人又會有多少呢？趁機起哄對其羞辱、大行惡搞之能事的人又會有多少呢？有人會把他當成瘋子嗎？交警或治安警察會将他怎麽樣呢？當一切混亂過後，傳媒會甘于寂寞嗎？家長、教師、學生、學者，将會有多少人介入此一番大讨論、大辯論之中呢？教育官員們會站出來表态的吧？那将會是怎樣的表态呢？當一切傳媒也沉寂了下去，他将在本校學生和老師心目中變成了一位怎樣的校長呢？依我想來，普遍的中國人将認為他是本年度最拙劣之“作秀”的人吧？那除了是“作秀”，還會是什麽呢？于是這一位小學校長差不多也就接近着是小醜了吧？那麽他以後還怎麽能當好一位小學校長呢？
同樣一件事，總體的民族心性不同，文化成因不同，文化的日常形态不同，日常熏染也不同，結果将多麽的大相徑庭啊！套用一句當下說法——在別人那兒起碼是“好玩兒”的事，在我們這兒将被弄得一點兒幽默感都沒有了，一點兒都“不好玩兒”了……
然而有人諷刺我的推測純系“強迫型思考症”，屬于精神病的一種。
諷刺我的人是犬子。
他說——你以為中國的小學生們會像美國的小學生們那麽弱智，那麽意氣用事嗎？
我問此話怎講。
犬子又道：“我大中華民族的當代小學生才不那麽容易集體地情緒化呢！別說爬到學校了，就是像朝聖者那麽一路磕頭磕到學校，只要不是硬性要求，也和考試沒有關系，那麽那一位校長的話對于小學生就等于根本沒說，也就等于不給他留半點兒一廂情願地爬到學校的可能性。所以說了也白說，其後什麽事兒都不會發生。”
我沉默少頃，意覺欣慰。什麽事兒都不會發生，總比發生某些太“中國特色”的事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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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讨厭不幹淨的廁所和精英荟萃的沙龍
我讨厭的地方一是不幹淨的廁所，二是太精英荟萃的沙龍。
西方人見面時從來不問：你吃飯了嗎？中國人極少有為了維護自我而大聲說不的，正如中國人即使在廁所見了面也要問：吃了沒有？
同樣的一句話，在不同的場合說，就産生了不同的效果。同樣的一個意思，用用沒的詞語去表達，也會産生不同的結果。
創收取代發財，其實還是發財的那點兒意思，但聽着比發財就現代多了，而且還格外體現出了靠誠實的勞動賺取金錢的莊重。
在我們的生活中，自私自利和個性獨立像劣酒和酒精一樣常被混為一談，這真可恥。
娛記們将記者這一原本還不至于令人嫌惡的職業近十年間自行地搞到了有那麽點兒讓人鄙視的地步，有些商業廣告接近着厚顏無恥，比如某些房地産廣告，比如某些珠寶鑽戒廣告，它們的意思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多便宜呀。
離婚二字以往的年代慣是男人威脅妻子的話，現在她們聽了，往往不再懼怕了，離就離，一句話就把丈夫們頂得啞口無言。
競争同一職業男的不如女的，老的不如少的，字寫得漂亮不如臉兒漂亮的，從業經驗不如乖巧的做人經驗。
不知哪一年代開始，我們中國人慣以飲食的标準來衡量生活。水平的高低仿佛嘴上不虧便是人生的大福。有些弱點有些缺點改正起來真是很難，在你明明知道是弱點，是缺點，但因它對人起保護作用，你便漸漸習慣了把它當成你的铠甲，好比禿頭和假發，很難說是假發僞裝了禿頭，還是禿頭使假發變得重要……
出國定居是一種時髦，是搖身一變仿佛成高等華人的途徑。娛樂本身也是分高低俗雅的，打麻将小賭小博是一種娛樂，打臺球也是一種娛樂；好比滿漢全席可以是一種講究，青菜、豆腐別有風味，也可是一種講究。
公開的下流也是一種快感，目前一部分人都巴不得有公開下流的權利和獲得公開下流的快感呢。
克隆一只綿羊其實并不怎麽地足以令人震驚，克隆人實驗也并不怎麽地足以令人震驚，倒是人類還保持着為什麽事震驚一下的本能，這一點使我驚喜地震了一下。僅僅幾年前，還有女性公開聲明非大學生不嫁。不承想才幾年後，某些年輕漂亮的女性們卻往往這麽說了：“切，窮大學畢業生有什麽了不起，碩士又有什麽了不起，讓他們一邊兒稍息，等我實在找不着中意的了，再考慮他們。”
喪失了羞澀本能的少女是可怕的。20世紀不少西方人到中國冒險，如今某些中國姑娘到西方冒險的世紀，似乎開始了。
過去說某某是交際花專指女性而言，于今吾國男性交際花如雨後春筍參差而出。人類真是絕頂聰明的動物，個人和個人，群體和群體的關系變了，卻只要發明一個暧昧的詞，似乎也就掩蓋起了關系遭變的實質了。
情愛之于現代國人越來越變得接近生意，而生意是這世界上每時每刻、每處都在忙忙碌碌地做着的，更像股票、像期貨、像債券、像地攤兒交易、像拍賣行的拍賣……
在當代影視戲劇小說中，愛可以自成喜劇，自成鬧劇，自成諷刺劇，自成肥皂劇、連續劇，愛可以伴随着商業情節、政治情節、冒險情節一波三折、峰回路轉，但的的确确，愛就是不感人了、不動人了、不美了。
愛，這個詞被我們文人說得最多，書寫得最多，應用得最多，卻不見得在我們心靈裏也同樣地多。
5.“生前曾是副部級提拔對象”
這世上有很多人，而在我看來，很多人又大致可分為三種人。
一種人，一言以蔽之，是一心想要“怎麽樣”的人。“怎麽樣”在此處表意為動詞。好比雙方摩拳擦掌就要争兇鬥狠，一方還不停地叫號：“你能把我（或老子）怎麽樣？！”——我們常見的這一情形。
一種人，是不打算“怎麽樣”的人。相對于前者，每顯得動力不足。還以上邊的情形為例，即使對方指額戳頤，反應也不激烈，或許還往後退，且聲明——“我可沒想把你怎麽樣”。
這時便有第三種人出現，催促後一種人，并慫恿：“上！怕什麽？別裝熊啊！”
而後一種人，反應仍不激烈。他并不怯懦，只不過“懶得”。“懶得”是形容“不作為”的狀态，或曰“無為”。“無為”也許是審時度勢、韬光養晦的策略，也許幹脆就是一種看透，于是不争。不争在這一種人心思裏，體現為不進不取。別人盡可以認為他意志消沉了，喪失活力了。其實，也可能是他形成一種與進取相反的人生觀了。
20世紀80年代，作家谌容大姐曾發表過一篇影響很大的中篇小說《懶得離婚》。
離婚不計對于男人還是女人，那是何等來勁兒之事。即使當事人并不來勁兒，那也總還是十分要勁兒的事。本該來勁兒也往往特要勁兒的事，卻也“懶得”了，足見是看得較透了。谌容大姐小說中的主人公，不是由于顧慮什麽才懶得離婚，正是因為人生觀的原因才懶得離婚。“離了又怎麽樣呢？”——主人公的朋友回答不了她這一個問題，恐怕所有的別人也都是回答不了的。而她自己，看不到離婚或不離婚于她有什麽區別。或進一步說，那區別并不足以令她激動，亦不能又點燃她內心裏的一支什麽希望之光、欲念之燭。于是她對“離婚”這一件事寧可放棄主動作為，取一種無為的順其自然的态度。
是的，我認為，一心想要“怎麽樣”的人，和不打算“怎麽樣”的人，在我們的周圍都是随處可見的。相比而言，前者多一些，後者少一些。前者中，年輕人多一些；後者中，老年人多一些。基本規律如此，卻也不乏反規律的現象——某些老者的一生，始終是想要“怎麽樣”的一生。“怎麽樣”對應的是目的，或目标，只要一息尚存，那目的，那目标，便幾乎是唯一所見。相比于此，別的事往往不在眼裏，于是也不在心裏。而某些年輕人卻想得也開看得也開，寵辱不驚，随遇而安，于是活得超然。年輕而又活得超然的人是少的，少往往也屬“另類”。
一心想要“怎麽樣”，發誓非“怎麽樣”了而絕不罷休，是謂執著，當然也可能是偏執。人和目的、目标的關系太偏執了，就很容易迷失了自我。目的也罷，目标也罷，對于一個偏執的迷失了自我的人，其實不是近了，而是遠了。
從來不打算“怎麽樣”的人，倘還是人生觀使然，那麽這樣的人常是令我們刮目相看的。以下一則外國的小品文，诠釋的正是令我們刮目相看之人的人生觀：
他正在湖畔垂釣，他的朋友來勸他，認為他不應終日虛度光陰，而要抖擻起人生的精神，大有作為。
他問：“那我該做什麽呢？”
他的朋友指點迷津，建議他做這個，做那個，都是有出息、成功了便可高人一等令人羨慕的事。
可這人很難開竅，還問：“為什麽呢？”
朋友就耐心地告訴他，那樣他的人生就會變得怎麽怎麽樣，比現在好一百倍了……他卻說：“我現在面對水光山色，心無雜欲，欣賞着美景，呼吸着沁我肺腑的優質空氣，得以擺脫許多煩惱之事，已覺很好了啊！”
這一種恬淡的人生觀未嘗不可取，但這一則小品本身難以令人信服，因為它缺少一個前提，即不打算怎麽樣的人，必得有不打算怎麽樣的資格。那資格便是一個人不和自己的人生較勁兒似的一定要怎麽怎麽樣，他以及他一家人的生活起碼是過得下去的，而且在起碼的水平上是可持續的，比較穩定的。白天有三頓飯吃，晚上有個地方睡覺，這自然是起碼過得下去的生活，卻不是當代人的，而接近着是原始人的。對于生活水平很原始而又不生活在原始部落的人，老莊哲學是不起作用的，任何宗教勸慰也都是不起作用的。何況只有極少數人是在這個世界上赤條條來去無牽挂的人，絕大數人是家庭一員，于是不僅對自己，對家庭也負着份擺脫不了的責任。光是那一種責任，往往便使他們非得怎麽怎麽樣不可。想要不怎麽怎麽樣而根本不能夠的人，是令人心疼的。比如簡·芳汀之賣淫，許三官之賣血。又比如今天之農民礦工，大抵是為了一份沉重的家庭責任才充牛當馬的。而大學學子畢業了，一腳邁出校門非得盡快找到一份工作，乃因倘不，人生便沒了着落，反哺家庭的意願便無從談起。
一個一心想要怎麽怎麽樣的人，倘他的目的或目标是和改變別人甚至千萬人的苦難命運的動機緊密連在一起的，那麽他們的執著便有了崇高性。比如甘地，比如林肯，比如中國的抗日英雄們。即使壯志未酬身先死，他們的執著，那也還是會受到後人應有的尊敬的。
另有某些一心想要怎麽怎麽樣的人，他們之目的、目标和動機，純粹是為了要實現個人的虛榮心。虛榮心人皆有之，膨脹而專執一念，就成了野心。野心最初大抵是隐目的，隐目标，隐動機，是不可告人的，需盡量掩蓋的，唯恐被別人看穿的。一旦被別人看穿，是會惱羞成怒懷恨在心的。這樣的人是相當可怕的。比如他正處心積慮，一心想要怎麽怎麽樣，偏偏有人多此一舉地勸他何必非要怎麽怎麽樣，最終怎麽怎麽樣了又如何——那麽簡直等于引火燒身了。因為既勸，就意味着看穿了他。他那麽善于掩蓋卻被看穿了，由而恨生。可悲的是相勸者往往被恨着了自己還渾然不知，因為覺得自己是出于善意，不至于被恨。
我曾認識過這麽一個人，五十餘歲，官至局級。按說，對于草根階層出身的人，一無背景，二無靠山，是應該聊以自慰的了。也就是說，有可以不再非要怎麽怎麽樣的資格了。但他升官的欲望更熾，早就不錯眼珠地盯着一把副部級的交椅了，而且自認為非他莫屬了。于是呢，加緊表現。每會必到，每到必大發其言，激昂慷慨，專挑上司愛聽的話說，說得又是那麽的肉麻，每令同僚大皺其眉，逐漸集體地心生鄙夷。機會就在眼前，那時的他，其野心已顧不得繼續加以隐，暴露無遺也。以往的隐，乃是為了有朝一日蓄勢而發，此野心之規律。他認為他到了不該再隐，而需一鼓作氣的時候了。然而最終他還是沒坐上那一把副部級的交椅，而是被一位才四十幾歲的同僚坐上了。這一下他急眼了，一心想要怎麽怎麽樣，幾乎就要怎麽怎麽樣了，卻偏偏沒能怎麽怎麽樣，他根本無法接受這樣的現實，覺得自己的人生太失敗了。于是四處投書，申訴自己最具有擔任副部級領導的才幹，诋毀對方如何如何的不夠資格，指責組織部門如何如何有眼無珠，一時間搞得自己和他人的關系橫向豎向都很緊張。他畢竟也有幾個朋友，朋友們眼見他走火入魔似的，都不忍袖手旁觀，一致決定分頭勸勸他。現而今，像他這樣的人居然還能有幾個對他那麽負責的朋友，本該是他謝天謝地的事。然而他卻以怨報德，認為朋友們是在合起夥來，阻撓他實現人生的最後一個大目标。一位朋友問：“你就是當上了‘副部’又怎麽樣啊？”他以結死扣地說：“那太不一樣了！”又一個朋友苦口婆心地規勸：“你千萬不要再那麽沒完沒了地鬧騰下去了！”他卻越發固執：“不鬧騰我不就這麽樣了嗎？”朋友不解：“這麽樣又怎麽了啊？”他說出一番自己的感受：“如果我早就甘心這麽樣了，以前我又何必時時處處那麽樣？我付出了，要有所得！否則就痛苦……”
僅僅是不聽勸，還則罷了，他還做出了令朋友們寒心而又恐懼的事。現而今，誰對現實還沒有點兒意見？相勸之間，話題一寬，有的朋友口無遮掩，難免說了些對上級或對現實不滿的話，就被他偷偷錄下音來了，接着寫成了彙報材料，借以證明自己政治上的忠誠。結果，他的朋友們麻煩就來了。一來，可就是不小的麻煩。某些對現實的牢騷、不滿和諷刺，今天由老百姓的口中說出，已不至于引起嚴厲的追究。但由官場之人的口中說出，鐵定是政治性質的問題無疑。于是他那幾位朋友，有的寫檢讨，有的受處分，有的被降了職，有的還失去了工作，被劃為“多餘者”而“挂起來”了。一時間風聲鶴唳，人人自危。
人無完人，那一個四十幾歲剛當上副部級幹部的人，自然也不是完人。婚外戀，一夜情，确乎是有過的。不知怎麽一來，被他暗中調查了解了個一清二楚。于是寫一封揭發信，寄給了紀委……
對方終于被他從副部級的交椅上搞倒了，但他自己卻依然沒能坐上去。
對他的“忠誠”，組織部門是沒有評論的。但對他的品格，則拿不大準了。
現而今，組織部門提拔幹部，除了“忠誠”，也重視品格。
他這一位五十幾歲的局長，一心還想要怎麽怎麽樣，到頭來非但沒能怎麽怎麽樣，反而衆叛親離，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将自己的人生弄得很不怎麽樣了。不久他患了癌症。除了家人，沒誰曾去看他。他自知來日無多，某日強撐着，親筆給上級領導寫了最後一封信，重申自己的政治忠誠。字裏行間，失落多多。最後提出要求，希望組織念他雖無功勞，還有苦勞，在追悼詞中加添一句——“生前曾是副部級幹部提拔對象”。領導閱信後，苦笑而已。征求其家屬開追悼會的方式，家屬已深感他人際的毀敗，表示後事無需單位張羅了。
一個人一心想要怎麽怎麽樣到了如此這般的地步，依我看來，別人就根本不要相勸了，只将這樣的一個人當成反面教材就行了。
某次，有學子問我孔孟之道和老莊哲學的不同。我尋思有頃，作如下回答：
孔孟之道，論及人生觀的方面，總體而言，無非是要教人怎麽怎麽樣，而又合情合理地對待人生，大抵是相對于青年人和中年人來說的，是引導人去争取和實現的說教。故青年人和中年人，讀一點兒孔孟對修養是有益的。而老莊哲學，卻主要是教人不怎麽怎麽樣，而又合情合理地“放下”和擺脫的哲學，是老年人更容易接受和理解的哲學。孔子曰：“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心所欲，不逾矩。”除此而外，幾乎沒有再講過老年人該怎麽對待人生的問題。他到了老年，也還是主張“克己複禮”，足見自己便是一個非怎麽怎麽樣而不可的人。對于一位老人，“克己複禮”的活法是與“從心所欲”的活法自相矛盾的。孔子到了老年也還是活得很放不下，但是像他那麽睿智的一位老人，嘴上雖放不下，內心裏卻是悟得透的。一生都在誨人不倦地教人怎麽怎麽樣，悟透了也不能說的。由自己口中說出了老莊哲學的意思，豈不是等于自我否定自我颠覆了嗎？故僅留下了那麽短短的兩句話，點到為止。我們由此可以推測，“耳順”以後的孔子，頭腦裏肯定也是會每每生出虛無的思想來的。普天下的老人有共性，孔子孟子也不例外。他們二位的導師是歲數。歲數一到，對人生的态度，自然就會發生變化。所幸現在留傳下來的，主要是他們二位針對青年人和中年人而言的人生觀。因為他們的學生都是青年人和中年人。如果他們終日所面對的皆是老年人，那麽就會有他們關于老年人的許多思想也留傳下來。果而如此，後來老子和莊子的思想角色，大約也就由他們一攬子充當了。正由于情況不是那樣，老子也罷，莊子也罷，才得以也成為古代思想家。老莊的思想，是告訴人們不怎麽怎麽樣也合乎人生和人性道理的思想。比如在莊子那兒，人和“禮”的關系顯然是值得商榷的，“禮”随人性，自然才更符合他的思想。而在老子那兒，則又可能變成這麽一個問題——人本天地間一生靈，天不加我于“禮”，地不迫我于“禮”，別人憑什麽用“禮”來煩我？他們的“禮”，是他們的社會關系的需要。我自由于那社會關系之外，那“禮”于我何幹？
莊子的哲學思想智慧，充滿了形而上的思辨。乃是一種相當純粹的思辨，實用性是較少的，具有少年思想家的特點，浪漫而又質疑多多。
孔孟之道，無論言說社會還是言說人生，都是很現實的。大多數青年人和中年人，不可能不重視人和現實的關系。故孔孟之道在從前的中國，成為青年人和中年人的人生教科書實屬必然。
老子的思想是“中年後”的思想，古今中外，大多數人到了中年以後，頭腦裏都會自然而然地生出自己只不過是世上匆匆一過客的思想。老子将人這一種自然而然的思想予以歸納總結，使之在思想邏輯上合情合理了。
“白發漁樵江渚上，對酒當歌，古今多少事，都在笑談中。”
白發漁樵也許從沒聽說過老子，但與老子在思想上有相通處。何以然？人類的天生悟性使然。
一個人到了中年以後，倘又衣食無憂，卻還是一門心思地非要将自己的人生提升到怎麽怎麽樣的程度不可的話，這樣的人，其人生的悟性，連白發漁樵也不如了。若說孔孟之道有毒害人心的負面作用，這樣的人便是一例了。即使他從沒讀過什麽孔孟的書，那也是一例。因為其毒幾千年來遺傳在國家的意識形态中，成了一種思想環境——官本位。
孔孟作為思想家都很偉大。但是當今之中國人一定要清楚——他們是偉大的封建時代的思想家，僅此而已。
大學若不能正面地、正确地解惑大學學子之尴尬，大學本身必亦面臨尴尬。
然大學一向是能夠解惑人類許多尴尬的地方，大學精神于是在此過程中逐漸形成。人類之登月渴望一向停留在夢想時期，是謂尴尬。夢想變為現實，是大學培養出來的人們的功勞，也是大學的功勞。大學精神于是樹立焉，曰“科學探索精神”。人類一向祈求一種相互制衡的權力關系，歷經挫折也是尴尬。後在某些國家以某種體制穩定了下來，也是大學培養出來的人們的功勞，也是大學的功勞，曰“政治思想力”。
十幾年前，我随中國電影家代表團訪日，主人們請我們去一家小餐館用餐，只五十幾平米的營業面積而已，主食面條而已。然四十歲左右的店主夫婦，氣質良好，彬彬有禮且不卑不亢。經介紹，丈夫是早稻田大學歷史學博士，妻子是東京大學文學碩士。他們跨出大學校門那一年，是日本高學歷者就業難的一年。
我問他們開餐館的感想，答曰：“感激大學母校，使我們與日本許多開小餐館的人們不同。”
問何以不同。
笑未答。
臨辭，夫婦二人贈我等中國人他們所著的書，并言那只是他們出版的幾種書中的一種。
其書是研究日本民族精神演變的，可謂具有“高深學問”的價值。
一所大學出了胡适，自然是大學之榮光。
胡适有傅斯年那樣的學生，自然是教師的榮光。
但，若國運時艱，從大學跨出的學子竟能像那對日本夫婦一樣的話，竊以為亦可欣慰了。當然，我這裏主要指的是中文學子。比之于其他學科，中文能力最應是一種難以限制的能力。中文與大學精神的關系也最為密切。大學精神，說到底，文化精神耳。
最後，我借雨果的三句話表達我對大學精神的當下理解：
“平等的第一步是公正。”
“改革意識，是一種道德意識。”
“進步，才是人應該有的現象。”
如斯，亦即我所言之思想意識上的不普通者也……
6.為什麽我們對“平凡的人生”深懷恐懼？
“如果在30歲以前，最遲在35歲以前，我還不能使自己脫離平凡，那麽我就自殺。”
“可什麽又是不平凡呢？”
“比如所有那些成功人士。”
“具體說來。”
“就是，起碼要有自己的房、自己的車，起碼要成為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吧？還起碼要有一筆數目可觀的存款吧？”
“要有什麽樣的房，要有什麽樣的車？在你看來，多少存款算數目可觀呢？”
“這，我還沒認真想過……”
以上，是我和一大一男生的對話。那是一所較著名的大學，我被邀講座。對話是在五六百人之間公開進行的。我覺得，他的話代表了不少學子的人生志向。
我已經忘記了我當時是怎麽回答的。然此後我常思考一個人的平凡或不平凡，卻是真的。
按《新華詞典》的解釋，平凡即普通。平凡的人即平民。《新華詞典》特別在括號內加注——泛指區別于貴族和特權階層的人。
做一個平凡的人真的那麽令人沮喪麽？倘注定一生平凡，真的毋寧35歲以前自殺麽？
我明白那大一男生的話只不過意味着一種“往高處走”的願望，雖說得鄭重，其實聽的人倒是不必太認真的。
但我既思考了，于是覺出了我們這個社會，我們這個時代，近十年來，一直所呈現着的種種文化傾向的流弊，那就是——在中國還只不過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現階段，在普遍之中國人還不能真正過上小康生活的情況下，中國的當代文化，未免過分“熱忱”地兜售所謂“不平凡”的人生的招貼畫了，這種宣揚尤其廣告兜售幾乎随處可見。而最終，所謂不平凡的人的人生質量，在如此這般的文化那兒，差不多又總是被歸結到如下幾點——住着什麽樣的房子，開着什麽樣的車子，有着多少資産，于是社會給以怎樣的敬意和地位。于是，倘是男人，便娶了怎樣怎樣的女人……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也很盛行過同樣性質的文化傾向，體現于男人，那時叫“五子登科”，即房子、車子、位子、票子、女子。一個男人如果都追求到了，似乎就擺脫平凡了。同樣年代的西方的文化，也曾呈現過類似的文化傾向。區別乃是，在他們的文化那兒，是花邊，是文化的副産品；而在我們這兒，在八九十年後的今天，卻仿佛地漸成文化的主流。這一種文化理念的反複宣揚，折射着一種耐人尋味的邏輯——誰終于擺脫平凡了，誰理所當然地是當代英雄；誰依然平凡着甚至注定一生平凡，誰是狗熊。并且，每有俨然是以代表文化的文化人和思想特別“與時俱進”似的知識分子，話裏話外地幫襯着造勢，暗示出更其傷害平凡人的一種邏輯，那就是——一個時事造英雄的時代已然到來，多好的時代！許許多多的人不是已經争先恐後地不平凡起來了麽？你居然還平凡着，你不是狗熊又是什麽呢？
一點兒也不誇大其詞地說，此種文化傾向，是一種文化的反動傾向。和尼采的所謂“超人哲學”的瘋話一樣，是漠視、甚至鄙視和辱謾平凡人之社會地位以及人生意義的文化傾向。是反衆生的，是與文化的最基本社會作用相悖的，是對于社會和時代的人文成分結構具有破壞性的。
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中國下一代，如果他們普遍認為最遠35歲以前不能擺脫平凡便莫如死掉算了，那是毫不奇怪的。
人類社會的一個真相是，而且必然永遠是牢固地将普遍的平凡的人們的社會地位确立在第一位置，不允許任何意識之形态動搖它的第一位置，更不允許它的第一位置被颠覆，這乃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的不二立場，像普遍的平凡的人們的社會地位的第一位置一樣神聖。當然，這裏所指的，是那種極其清醒的、冷靜的、客觀的、實事求是的、能夠在任何時代都“鎖定”人類社會真相的文化，而不是那種随波逐流的、嫌貧愛富的、每被金錢的作用左右得暈頭轉向的文化。那種文化只不過是文化的泡沫，像制糖廠的糖漿池裏泛起的糖漿沫。造假的人往往将其收集了澆在模子裏，于是“生産”出以假亂真的“野蜂窩”。
文化的“野蜂窩”比街頭巷尾地攤上賣的“野蜂窩”更是對人有害的東西。後者只不過使人腹瀉，而前者紊亂社會的神經。
平凡的人們，那普通的人們，即古羅馬階段劃分中的平民。在平民之下，只有奴隸。平民的社會地位之上，是僧侶、騎士、貴族。
但是，即使在古羅馬，那個封建的強大帝國的大腦，也從未敢漠視社會地位僅僅高于奴隸的平民。作為它的最精英的思想的傳播者，如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們，他們雖然一致不屑地視奴隸為“會說話的工具”，但卻不敢輕佻地發任何懷疑平民之社會地位的言論。恰恰相反，對于平民，他們的思想中有一個一脈相承的共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