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3)
點——平民是城邦的主體，平民是國家的主體。沒有平民的作用，便沒有羅馬為強大帝國的前提。
恺撒被謀殺了，布魯諾斯要到廣場上去向平民們解釋自己參與了的行為——“我愛恺撒，但更愛羅馬”。
為什麽呢？因為那行為若不能得到平民的理解，就不能成為正确的行為。安東尼奧順利接替了恺撒，因為他利用了平民的不滿，覺得那是他的機會。屋大維招兵募将，從安東尼奧手中奪去了攝政權，因為他調查了解到，平民将支持他。
古羅馬帝國一度稱雄于世，靠的是平民中蘊藏着的改朝換代的偉力。它的衰亡，也首先是由于平民抛棄了它。僧侶加上騎士加上貴族，構不成羅馬帝國，因為他們的總數只不過是平民的千萬分之幾。
中國古代，稱平凡的人們亦即普通的人們為“元元”，佛教中形容為“芸芸衆生”，在文人那兒叫“蒼生”，在野史中叫“百姓”，在正史中叫“人民”，而相對于憲法叫“公民”。沒有平凡的亦即普通的人們的承認，任何一國的任何憲法沒有任何意義。“公民”一詞将因失去了平民成分而成為荒誕可笑之詞。
中國古代的文化和古代的思想家們，關注着體恤“元元”們的記載舉不勝舉。比如《詩經·大雅·民勞》中雲：“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太辛苦了，應該努力使他們過上小康的生活。比如《尚書·五子之歌》中雲：“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意思是如果不解決好“元元”們的生存現狀，國将不國。而孟子幹脆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而《三國志·吳書》中進一步強調：“財經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
民者——百姓也，“芸芸”也，“蒼生”也，“元元”也，平凡而普通者們是也。
怎麽，到了今天，在“改革開放”的中國，在民們的某些下一代那兒，不畏死，而畏“平凡”了呢？
由是，我聯想到了曾與一位“另類”同行的交談。
我問他是怎麽走上文學道路的？
答曰：“為了出人頭地。哪怕只比平凡的人們不平凡那麽一點點，而文學之路是我唯一的途徑。”
見我怔愣，又說：“在中國，當普通百姓實在太難。”
屈指算來，那是十幾年前的事了。十幾年前，我認為，正像他說的那樣，平凡的中國人平凡是平凡着，卻十之七八平凡又迷惘着。
這乃是民們的某些下一代不畏死而畏平凡的症結。
于是，我聯想到了曾與一位美國朋友的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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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問我：“近年到中國，一次更加比一次感覺到，你們中國人心裏好像都暗怕着什麽。那是什麽？”
我說：“也許大家心裏都在怕着一種平凡的東西。”
她追問：“究竟是什麽？”
我說：“就是平凡之人的人生本身。”
她驚訝地說：“太不可理解了，我們大多數美國人可倒是都挺願意做平凡人，過平凡的日子，走完平凡的一生的。你們中國人真的認為平凡不好到應該與可怕的東西歸在一起麽？”
我不禁長嘆了一口氣。
我告訴她，國情不同，故所謂平凡之人的生活質量和社會地位，不能同日而語。我說你是出身于幾代的中産階級的人，所以你所指的平凡的人，當然是中産階級人士。中産階級在你們那兒是多數，平民反而是少數。美國這架國家機器，一向特別在乎你們中産階級，亦即你所言的平凡的人們的感覺。我說你們的平凡的生活，是有房有車的生活。而一個人只要有了一份穩定的工作，過上那樣的生活并不特別難。居然不能，倒是不怎麽平凡的現象了。而在我們中國，那是不平凡的人生的象征。對平凡的如此不同的态度，是兩國的平均生活水平所決定了的。正如中國的知識化了的青年做夢都想到美國去，自己和別人以為将會追求到不平凡的人生，而實際上，即使跻身于美國的中産階級了，也只不過是追求到了一種美國的平凡之人的人生罷了……
當時聯想到了本文開篇那名學子的話，不禁替平凡着、普通着的中國人，心生出種種的悲涼。想那學子，必也出身于寒門；其父其母，必也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不然，斷不至于對平凡那麽的慌恐。
也聯想到了我十幾年前伴兩位老作家出訪法國，通過翻譯與馬賽市一名50餘歲的清潔工的交談。
我問他算是法國的哪一種人。
他說，他自然是一個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
我問他羨慕那些資産階級麽？
他奇怪地反問為什麽。
是啊，他的奇怪一點兒也不奇怪。他有一幢帶花園的漂亮的二層小房子；他有兩輛車，一輛是環境部門配給他的小卡車，一輛是他自己的小卧車；他的工作性質在別人眼裏并不低下，每天給城市各處的鮮花澆水和換下電線杆上那些枯萎的花來而已；他受到應有的尊敬，人們叫他“馬賽的美容師”。
所以，他才既平凡着，又滿足着。甚而，簡直還可以說活得不無幸福感。
我也聯想到了德國某市那位每周定時為市民掃煙囪的市長。不知德國究竟有幾位市長兼幹那一種活計，反正不止一位是肯定的了。因為有另一位同樣幹那一種活計的市長到過中國，還訪問過我。因為他除了給市民掃煙囪，還是作家。他會幾句中國話，向我聳着肩誠實地說——市長的薪水并不高，所以需要為家庭多掙一筆錢。那麽說時，他一點兒也不覺得有什麽不好意思。
馬賽的一名清潔工，你能說他是一個不平凡的人麽？德國的一位市長，你能說他極其普通麽？然而在這兩種人之間，平凡與不平凡的差異縮小了，模糊了。因而在所謂社會地位上，接近着實質性的平等了，因而平凡在他們那兒不怎麽會成為一個困擾人心的問題。
當社會還無法滿足普遍的平凡的人們的基本擁有願望時，文化的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應時時刻刻提醒着社會來關注此點，而不是反過來用所謂不平凡的人們的種種生活方式刺激前者。尤其是，當普遍的平凡的人們的人生能動性，在社會轉型期受到慣力的嚴重甩擲，失去重心而處于茫然狀态時，文化的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不可錯誤地認為他們已經不再是地位處于社會第一位置的人們了。
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将來，平凡而普通的人們，永遠是一個國家的絕大多數人。任何一個國家存在的意義，都首先是以他們的存在為存在的先決條件的。
一半以上不平凡的人皆出自于平凡的人之間。這一點對于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同樣的。因而平凡的人們的心理狀态，在一定程度上幾乎成為不平凡的人們的心理基因。倘文化暗示平凡的人們其實是失敗的人們，這的确能使某些平凡的人們通過各種方式變成較為“不平凡”的人；而從廣大的心理健康的、樂觀的、豁達的、平凡的人們的階層中，也能自然而然地産生較為“不平凡”的人們。
後一種“不平凡”的人們，綜合素質将比前一種“不平凡”的人們方方面面都優良許多。因為他們之所以“不平凡”起來，并非由于害怕平凡。所以他們“不平凡”起來以後，也仍會覺得自己其實很平凡。
而一個由不平凡的人們都覺得自己們其實很平凡的人們組成的國家，它的前途才真的是無量的。反之，若一個國家裏有太多這樣的人——只不過将在別國極平凡的人生的狀态，當成在本國證明自己是成功者的樣板，那麽這個國家是患着虛熱症的。好比一個人臉色紅彤彤的，不一定是健康，也可能是肝火，也可能是結核暈。
我們的文化，近年以各種方式向我們介紹了太多太多的所謂“不平凡”的人士們了，而且，最終往往的，對他們的“不平凡”的評價總是會落在他們的資産和身價上，這是一種窮怕了的國家經歷的文化方面的後遺症。以至于某些呼風喚雨于一時的“不平凡”的人，轉眼就變成了些行徑茍且的、欺世盜名的、甚至罪狀重疊的人。
一個許許多多人恐慌于平凡的社會，必層出如上的“不平凡”之人。
而文化如果不去關注和強調平凡者們第一位置的社會地位，盡管他們看去很弱，似乎已不值得文化分心費神——那麽，這樣的文化，也就只有忙不疊地不遺餘力地去為“不平凡”起來的人們大唱贊歌了，并且在“較高級”的利益方面與他們聯系在一起，于是眼睜睜不見他們之中某些人“不平凡”之可疑。
這乃是中國包括傳媒在內的文化界、思想界，包括某些精英們在內的思想界的一種勢利眼病……
7.當懷才不遇者遭遇暴發戶
我有一個中學同學，前幾年抓住了某種人生機遇，當上了一家中外合資公司的董事長。後來公司奇跡般地發展壯大，于是本人也成了一個令別人羨煞的人物——家庭富麗堂皇，豪華轎車代步，三天兩頭出國一次。不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非“五星”級賓館是不屑于住的。于是幾乎在一切人前頤指氣使，常不可一世的樣子。
我還有一個中學同學，是個自以為“懷才不遇”的人。每每嗟嘆錯過了某些人生機遇，滿肚子的憤世不平。當然，他頂瞧不起的，是我那當上了董事長的同學，又瞧不起又羨煞。其實他很有心攀附于對方，可對方似曾暗示他——攀附也是白攀附，絕不會因此而給他什麽好處。于是他心裏只剩下了瞧不起，又瞧不起又嫉恨。
實事求是地說，當了董事長的同學，确有許多“暴發者”的劣跡。而又瞧不起他又嫉恨他的同學，漸漸地便将收集他的種種劣跡，當成了自己的一件很重要、很主要、很正經的事。收集自然是為了宣揚，宣揚自然是為了搞臭對方。雖然人微言輕，勢單力薄，并不能達到搞臭之目的，但諷之謗之，總是一種宣洩，總是一種快感，心理也多少獲得些許暫時的平衡，仿佛連世界在這一時刻，都暫時變得公正了些。
幾年來，一方在不斷地發達，一方在不斷地攻讦。一方根本不把另一方的存在當成一回事兒，另一方卻把對方的存在當成了自己存在的意義似的，總盼着某一天看到對方徹底垮臺……其實對方總有一天要垮臺，乃是許許多多的人早已預見到了的。
果不其然，當董事長的那一位東窗事發，一變而為“嚴打”對象，倉倉促促地逃亡國外了。其家人親眷、三朋四友，不是成了“階下囚”，便是成了“網中人”。他那一個偌大的公司，當然也就垮得更徹底。
此後我又見到了那個“懷才不遇”的同學。
我問他：“今後，你心情該舒暢些了吧？”
他卻郁郁地說：“有什麽可舒暢的？”
我說：“被你言中，×××和他的公司終于徹底垮了，你的心情還有什麽不舒暢的？”
他苦笑一下，說：“高興是高興了幾天，可是……”
嗫嗫嚅嚅，分明地有許多難言隐衷。
我問：“可是什麽啊？講出來，別悶在心裏嘛！”
他吞吐片刻，說出的一句話是：“可是我他媽的還是我啊！眼瞅着快往五十奔了，才混到一個副科級，這世道太黑暗了！”
我望着他，竟不知怎樣安慰。
他任的是一個閑職，沒什麽權力，自然也沒什麽責任，卻有的是時間，無所謂上班，經常在單位四方八面地打電話，慫恿熟悉的人們“撮一頓”。只要有人埋單，不管在多遠的地方，不管是在什麽街角旮旯的飯館，不管相聚的是些什麽人，也不管刮風還是下雨，蹬輛破自行車，總是要趕去的。每次必醉。以前，吃喝着的同時，還可以罵罵我那個當董事長的同學，醉了還可以罵罵這社會。而我那個當董事長的同學逃亡國外以後，在國內連一個可供他罵罵出氣的具體人物也沒有了。倘偏要繼續罵，聽者覺得無聊，自己也覺得怪索然的。醉了罵這社會呢，又似乎罵不出多少道理了。倘說社會先前不公，皆因将他壓根兒瞧不起的一個小子擡舉成了什麽董事長的話，社會不是已然徹底收回對那個小子的寵愛，很令他解恨地懲罰那個小子了麽？倘要求社會也讓他當上一位什麽董事長才顯得更公正的話，他又分明地沒多少“硬性”理由可擺，說不出口。于是呢，詛咒失去了具體之目标，嫉恨失去了具體之目标，仇視也失去了具體之目标。須知原先的他，幾乎是将詛咒、嫉恨、收集一個具體之人的劣跡并廣為傳播當成自己生活的重要的主要的意義的。現在他似乎反倒覺得自己的生活喪失了意義，很缺少目的性了，反倒覺得活得更無聊、更空虛、更失意了。話說得少了，酒卻喝得更多了，于是更常醉醺醺的了，人也更無精打彩、更自卑、更頹廢了……
同學們認為他這樣子長此下去是不行的，都勸他應該想想自己還能做什麽，還能做好什麽，還能怎樣向社會證實自己的個人價值。可他，其實大事做不來，小事又不願做。于是呢，也便沒有什麽大的機遇向他招手微笑，小的機遇又一次次被他眼睜睜地從自己身旁錯過……
後來聽說他病了，去醫院檢查了幾次，沒查出什麽了不得的病，但又确實是在病着。有經常見到他的同學跟我說，一副活不了多久的老病號的恹恹茍活的樣子……
再後來我回哈爾濱市，衆同學聚首，自然又見着了他。使我意想不到的是——他的狀态并不像某些同學說的那樣糟。相反，他氣色挺不錯，情緒也很好，整個人的精神極為亢奮，酒量更見長了。
“他媽的，就那個王八蛋，他也配當局長？他哪點兒比我強？你們說他哪點兒比我強？啊？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我當副科長時，他不過是我手底下一催巴兒！”
我悄悄問身旁的同學：“他這又罵誰呢？”
答曰：“咱們當年的同學中，有一個當上了局長……”
我暗想——原來他又找到了某種活着的意義和目的性。進而想，也許他肯定比我們大家都活得長，因為那麽一種活着的意義和目的性，今天實在是太容易找到了。即使一度喪失，那也不過是暫時的，導致的空虛也就不會太長久。
“有一天我在一家大飯店裏碰見了他，衣冠楚楚的，人五人六的，見我愛搭理不搭理的，身後還跟着一位女秘書！我今天把話撂這兒，過不了多久，他準一個筋鬥從局長的交椅上栽下來，成為×××第二……”
他說得很激昂，很慷慨，頸上的額上的青筋凸起，唾沫四濺……
8.站直了，不容易
像世界上一切封建帝王統治史漫長的國家一樣，中國也是一個“官本位”影響深厚久遠的國家。于今，其影響雖已縮斂，但仍強勁地左右着許多中國人，包括許多大小知識分子的命運狀況。故中國人，以及中國大小知識分子頭腦中一再滋生出犬儒思想的陋芽，并玩世地将犬儒思想的方式當成一種成熟、一種人生的大智慧、一種潇灑似的活法，委實也是可以理解，甚至應予體恤的。在“官本位”的巨大投影之下，從獻身于官體制的官們，到依存于官體制的大小知識分子們，到受治于官體制的庶民百姓們，誰想站直了，都非是容易之事。相反，千萬別站直了，倒真的是一種有自知之明的表現。而且，只要習慣了，感覺也不是多麽的不好，有時甚至會獲得較好的很好的感覺，會獲得比企圖站直了還好的感覺。
由這一種見怪不怪的現實，又每使我聯想到謝甫琴科。衆所周知，謝氏生長在農奴家庭，從小失去雙親，孤苦伶仃，實際上便開始做一個小農奴。盡管他的身份似乎比農奴高一等，叫“使喚人”。
後來，他成為烏克蘭民族的畫家和詩人，名聲遠播，于是受到沙皇的召見。
其刻，宮殿上文武百官都向沙皇三躬其腰，口出頌詞，唯謝甫琴科一人挺身于旁，神情漠然。
沙皇愠怒，問：“你是什麽人？”
詩人平靜地回答：“我是塔拉斯·格裏戈耶維奇·謝甫琴科。”
沙皇又問：“你不向我彎腰致敬，想證明什麽？”
詩人不卑不亢地回答：“陛下，不是我要見您，是您要見我。如果我也像您面前這些人一樣深深地彎下腰，您又怎麽能看得清我呢？”
這一次召見，決定了詩人一生的命運。
如果，他和沙皇面前的那些人一樣；如果，他哪怕稍微裝出一點兒卑躬屈膝——這在當時實在算不上什麽恥辱，許多比他聲名顯赫的人物都以被沙皇召見過為莫大榮幸——那麽他也許将從此成為沙皇的寵兒。
但是由于他的桀骜不馴（這乃是由于他的出身和經歷，從一開始就在他內心裏種下了輕蔑王權的種子），使他幾乎一生都成為讓沙皇耿耿于懷的人。
在王權的巨大投影之下，無論什麽人，若想站直了，就必付出代價。
謝氏為此付出過代價。
法國的雨果也為此付出過代價。
還有俄國的普希金。
還有許許多多在王權的巨大投影之下企圖站直了的人……
民主之所以對于人民畢竟是好事，就在于它徹底驅散了王權的巨大投影之後，使人人都有可能從心理上獲得解放，彎腰與不彎腰，完全出于自願，出于敬意的有無，而根本不必假裝作戲。倒是反過來了，有權之人，每每在人民面前作秀，以獲得人民的好感。因為人民幾乎無時無刻都有資格以民主的名義理直氣壯地說：“你的權力是我們給的，我們想收回給予別人，便可以那樣做！”
王權巨大投影之下的任何人，卻不得不經常告誡自己：“我現有的一切是王權的代表者們給的，他們想把它縮減到多麽小的程度，就可以把它縮減到多麽小的程度。他們一旦想收回它，不愁沒有正當的理由。”
中國的民主局面、法制成就，近年發展得很快，有目共睹。但我們中國人畢竟在王權的巨大投影之下彎腰彎得太久了，似乎成了一種遺傳病，鼓勵站直了，許多人可能一時反而不習慣，感覺反而不自然。
掃描社會，觀察這一種現象，所見是非常有趣的。
“我認識××廠長！”
“我認識××處長！”
“我認識××局長！”
“我認識××部長！”
在社會的各個階層中，都時常會聽到這樣一種炫耀。而其炫耀，效果往往又立竿見影。仿佛炫耀者本身，頓時腦後呈現七彩光環似的。倘不直接認識官員們，那麽認識他們的秘書、兒女、三親六戚，也似乎足以令人刮目相看。尤以認識官員們的夫人，最是資本。
中國人公開宣布自己擁有這些特殊關系時，其實是想證明——我是一個有條件站直了的人！但所認識的官員一旦“趴下”了，或從官體制中隐退，一度站直了的某些中國人，又必然會一如既往地彎下腰。于是他趕緊彎下腰去認識另外的官。因為他畢竟曾靠認識官而站直過，體驗了站直的感覺之良好……
如今，一個中國人站直了，已不須付出以往時代那種代價。那種代價太沉重，有時甚至很慘重。在中國以往的時代，只有幾千萬分之一的人嘗試過。
但如今，一個随時準備彎下腰的中國人，依然肯定地比一個随時準備“站直”了的中國人獲益多多。
某一天這種情況反過來，中國就将成為一個前途更為光明的國家了。
9.中國檔案制度質疑
事實上，每一個中國人都有兩份戶口，一份證明身份，一份記載個人歷史。那第二份“戶口”，即每一個中國人的檔案。它從我們的中學時代開始由別人們為我們“建立”了，以後将伴随我們的一生。兩份戶口都與中國人有着極為密切的關系。二十餘年前，又簡直可以說駕馭着我們的一生。
第一份戶口就不多說了。當年對一個城市人最嚴厲的處罰，便是注銷戶口，這種處罰每與刑律同時執行。現在不這樣了，乃是法律的進步。現在某些城市，已開始松動戶口限制，乃是時代的進步。
這裏談談我對中國人的另一份“戶口”的看法。
倘誰的檔案中，被以組織（比如團支部、團委、黨支部、黨委）的名義，或單位或單位領導個人的名義塞入一份材料，對誰一貫的或某一時期的工作表現、生活作風、道德品質以及政治言行等方面作歪曲的、甚而帶有惡意的某種所謂“結論”，更甚而編造了情節，而其人始終蒙在鼓裏，全然不知……
倘此類事發生在從前，即“文革”結束以前，恐怕是沒有哪一個中國人會覺得驚訝的。我們從前的中國人，對這種現象已是見慣不怪。從前中國人檔案裏的種種材料，因為代表着組織、單位或領導，其真實性簡直是不容産生絲毫懷疑的。一言以蔽之，不真實也真實。
複旦大學有一位老師，“文革”前所開幾次會上，“有幸”與某人同室，某怕鬼，卻又愛聽鬼故事，偏那位老師擅講鬼故事。在央求下，講了幾則給某聽。“文革”中就成了審查對象，審得他稀裏糊塗。因為某人已是大領導。後來終于明白，檔案中多了一份材料，上寫着“對領導懷有不良心理”。“領導”怕鬼，還講鬼故事給領導聽，當然是“懷有不良心理”了。再後來經暗示方恍然大悟，于是從實招來，結果因而被定為“壞人”。再再後來被下放農村改造，貧下中農以為他慣耍流氓，一點兒好顏色也沒給過他……
我們原童影廠的一位老大姐，年輕時檔案裏被塞入半頁紙，其上僅一行字——“常與華僑出雙入對，勾勾搭搭”。
就那麽半頁紙，就那麽一行字，無章，無署名，無日期，然而起着對她的認識作用。看過她檔案的領導皆以為她“作風不正派”。後來人們才搞清楚，其實她僅“經常”與一位華僑“出雙入對”，而且那華僑也是女性，而且是她母親……
電影界的一位老同志去世，我為其寫小傳，接觸到其檔案（已故之人的檔案就不那麽保密了），內中一封信使我大為奇怪——那不過是她年輕時寫給她親兄的一封親情信，紙頁已變黃脆。只因其兄當年是香港商人，那信竟成了“政治嫌疑”的證據入了她的檔案……
但，倘諸如此類的事發生在“文革”後呢？暴露于今天呢？
人們也許就不太相信了。
然而這是真的，并且就發生在我身上。
有一份材料于1990年4月被塞入我的檔案12年之久，我在不久前因工作調動才得知。白紙黑字清清楚楚地打印着“本人完全認可”。不但“認可”，還“完全”。而12年間，從無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之下向我核實過。其上打印着我的名字，代表我的簽字。也打印着當時童影廠廠長的名字，代表領導簽字。而那位廠長和我一樣，12年來全然不知此事。并且蓋着單位的章。但除一位當年主管人事的副廠長已故，一切任過童影廠廠級領導的人皆全然不知。現已查明，是一份冒用單位名義及廠長名義的材料，是一份嚴重違背人事紀律和原則的材料。甚而，可以認為是一件違法的事。
這一份材料，怎樣的不實事求是，有着什麽歪曲之處，什麽無中生有之處，也就不必細說了。僅說一點——我的做人原則，我自幼所受的家庭教誨，我成長的文化背景，決定了我在某些時候，是一定會采取擔當責任的态度和做法的。何況，我當時在廠裏的職務角色也決定了，我不能眼見群衆陷于互相揭發的局面。由我擔當，比之無人擔當，無論當時或現在看來，非是不良企圖。然而那材料卻連這一點也幹脆歪曲了……
不必說此事使我當年的所有廠級領導們多麽震驚，多麽生氣……
不必說顯然的，當年領導班子內部的一些矛盾，怎樣成了導致那樣一份材料被制造為一種“事實”的諸因素……
不必說此後某些事體現在我身上我曾也覺困惑……
倒是想說，我也給不少人做過所謂“政治結論”，且至今都在他們的檔案裏。那就是“文革”時期，我下鄉前，以班級“勤務員”資格，與軍宣隊一道，給我全班五十幾名同學做過“文革”表現之鑒定。算我兩名學生，一名軍宣隊員，還有一位是校“革委會”成員的老師。那樣的一份鑒定，對我的全班同學們後來十年的人生道路意味着什麽不言而喻。我沒有利用我當時的“特權”挾私以報。恰恰幾名曾欺負過我的同學，将可能因某些莫須有的言行被列入政治另冊。我為了避免這樣的結果，在他們到外地打小工的時候，替他們多方取證，使他們未被列入另冊……
正是由于我那樣做，老師和軍宣隊才在我的檔案中寫下了“責人寬，克己嚴”一條。
由此我想到，在将來，我們目前的檔案制度，是要改變改變為好的。起碼，誰自己的檔案裏記載了些什麽，在什麽情況之下由誰們記載的，誰自己應是有權一清二楚的。并且，有權想什麽時候看一下就看一下，想提出質疑就可以提出質疑，可以要求重新調查了解。當然，如果某人被列為對國家安全構成危險的分子，另當別論。
為什麽現在就不能改變改變呢？
因為現在，我年齡以上的許許多多中國人的檔案中，古古怪怪的記載仍在其中，而自己們仍不知。不知倒也好。果而都知道了，該怎麽想，怎麽說呢？歷史的痕跡，莫如就那樣保持原狀。
20世紀70年代以後出生的中國人，檔案則要簡明得多了。古古怪怪的記載，大抵是沒有了。即或有什麽污點，本人也是一清二楚的。因為本人要過目，要親筆簽名。
發生在我身上的事，在近十幾年，實屬個別現象。
我希望那麽一天早一些到來——一切的中國人，看自己的檔案，随時了解自己的檔案之中記載了些什麽，能像到圖書館上借一本工具書一樣，成為一種最一般的權利。
而這一天的到來，肯定标志着中國的進步又達到了更高的層面……
10.文化的報應
某年某月某日，上海市某小區內，一名女大學生爬上四樓的窗臺欲跳樓，引得樓下圍觀群衆起哄，他們說着冷言冷語，或譏諷或嘲笑。最終，女孩縱身從四樓跳下，幸運的是，她落在已經鋪好的氣墊上，只有點輕傷。而令人寒心的，竟然有圍觀者說：“這麽矮，根本摔不死。”
這種面對生命如此冷漠和麻木的情境，不禁使人想到魯迅先生筆下的“看客”。是我們的社會出了問題？還是國民的劣根性在作祟？
這是個不那麽容易回答的問題。當下，比尋找原因更重要的，是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拿鏡子照一下自己，自己是否就是“看客”中的一員，甚至是“幫兇”呢？
一個人幫助別人，你就相信他是一個好心人就夠了。相信其實就是這麽簡單的事情，但是在我們這裏被解構了。我們總是把這種現象延伸到“社會出現了問題”，說社會使人們感到郁悶，因此導致這種現象。但是我個人覺得這種思維是不對的。因為如果是在一個受到長久的良好的文明和文化影響的國度裏，即使社會存在的問題很多，人民也不會是這樣的。即使在有階級沖突的社會裏，有品性的文化所張揚的也是一種超階級的“人性當善”的力量。而我們的文化人文含量太少，因此我不贊同把這都歸結為社會問題。即使一個社會出現了問題，作為一個人，他的做人底線也不應該是看着自己的同胞将死，而當成樂子圍觀之。
我在小學五六年級的時候，看過一部蘇聯的小說《前面是急轉彎》，這故事講的是一個駕車者遇到別人出車禍了，到底是救還是不救的問題。不救者最後失去愛情，失去友誼，失去別人對他的尊重。同樣是社會主義國家，他們在半個世紀前已經拍過這樣的電影，說明這個國家相對地比較在意文化對人們的影響。但是我們在這方面，說來慚愧，做得非常不夠。從魯迅的小說《藥》始，到今天，除了用文化去影響我們的民族，似乎也沒別的辦法了。這将是漫長的文化任務，但也應是文化知識分子必須擔起的任務。
我們文化的啓迪影響力不夠。我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