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3)
們還不願意，我們就把本不屬于你們的勞動成果搶奪過來！如果你們反抗，我們就要鎮壓你們……結果當然是，那個富農，并沒有從列寧那兒尋找到什麽“農民的真理”。他悻悻而去時嘟哝：“走着瞧！”
列寧沖他的背影大聲說：“告訴那些派你來的人，蘇維埃是不會怕你們的……”
往事如煙，蘇聯作為一個國家竟已不複存在。《列寧在十月》這一部電影，對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以後出生的中國人也無疑是“過氣”了的經典。他們所能看到的依然和列寧這個名字連在一起的電影，大約只有德國人拍攝的《告別列寧》了。在這一部電影中，列寧的巨大銅像被吊車扯倒的畫面，令人思索萬千。
《告別列寧》這一部電影的光碟我也看過了。所以我這個本身雖不是“農民”的人，每每不由得作無聊人的亂想：就算這世上并沒有什麽“農民”，而只有地主、富農、中農和貧農吧，那麽果真有過屬于什麽中農和貧農的“真理”嗎？
進言之，如果将以上問題限定為一個中國或曰中國特色的問題，那麽結論又應該是怎樣的呢？衆所周知，中國之革命，是農民的革命。确切地說，是雖生為農民卻沒有屬于自己的土地的人們的革命。由于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所以1949年以前的中國“失地”農民也最多。由于中國近代的工業極為落後，所以大批“失地”的農民根本無法轉變為能夠在城鎮裏生存下去的城鎮人口，革命遂成他們唯一的活路，革命遂成他們的“真理”。
“耕者有其田”——他們要的只不過就是這麽一句話。
1949年以後，他們如願以償了。
無論在現實中，還是在文學作品中、戲劇中乃至繪畫中——攥在地主富農手裏的地契被燒毀了，在共和國以新政權的名義分到他們各自名下的土地的邊界釘下木界牌了，那時的他們眼中流下的淚，趴在屬于自己的土地上號啕大哭的情形，無疑是震撼人心的……此刻，似乎再巨大再慘重的代價都是值得付出的了。因為代價是那麽的觸目驚心，勝利後的報複遂成不争之事實。
然而土地歸在他們名下的時間卻不過是短短的兩三年。緊接着一步步地又歸在互助組、合作社、人民公社的“集體”的名下了。之所以将“集體”二字括上引號，并非質疑“集體”之性質的不真實，而是為了着意指出，對于中國“人民公社”的社員，他們實際上又成為了沒有屬于自己的土地，而僅僅擁有在集體的土地上從事農業勞動的權利的人罷了。計算他們勞動力價值的方式是工分，這僅僅是換取一點點微不足道的公平。為此，成千上萬的他們的兒女前仆後繼，雖肝腦塗地也在所不惜。
中國人都知道的，那時候農民獲得的報酬是很低很低的。憑了工分記錄，他們年終可以分到極少極少的錢。那點兒錢僅夠他們買得起有限到最低程度的一般日常用品，比如鹽、火柴，以及像城裏人家一樣憑票供應的布匹。
中國之許許多多地方的許許多多的農民，在改革開放以前，一年到頭甚至嘗不到幾次醬油。窮得一家人合穿一條褲子的事，也絕然不是編造的。他們生存下去的口糧是每年秋季分到的沒有加工過的糧食；加工之後，其實每人每月的定量，并不會比城市人口多到哪兒去。有時候，還會更少。他們的絕大部分勞動成果，都被作為公糧收繳走了。即使在災荒年代，土地上所産的一點點糧食，也要本着“先公後私”的原則來分配。也就是說，公糧是必須先收繳的，農民吃什麽過後再考慮。而實際情況往往是，收繳了公糧以後，農民亦即“人民公社”社員，通常只有拖兒帶女去逃荒……
在列寧的那個年代，在列寧的眼裏，世界上是從來沒有過什麽農民的，而只有地主、富農、中農和貧農。列寧在邏輯上是正确的，他的邏輯符合“馬非馬，白馬為馬”的哲學邏輯。正如世界上沒有邏輯學上的“婦女”，而只有現實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女人。蘇維埃革命使世界上從此有了一種新的農民——自己并不實際擁有土地，但必須而且只能在土地上勤勤懇懇辛辛苦苦地勞動的農民。他們叫集體農莊之莊員。集體農莊之莊員也罷，人民公社之社員也罷，叫法不同，但本質上是一類人。于是，一個哲學邏輯上的悖論在世界上産生了——馬即白馬。這是一個由減法得出的結論——消滅了地主、富農；改造了中農；于是在原蘇聯和以前的中國，只剩下了一種農民——不實際擁有土地，但必須而且只能在土地上勤勤懇懇辛辛苦苦地勞動的農民。他們理論上絕對是土地的主人。但是他們在土地上收獲的勞動成果，必須而且只能以世界上最低的價格賣給國家。一切不是賣給國家而進行的買賣，都被視為非法行為。有時制裁那樣一種非法行為的刑律是很嚴很重的。
結果更大的一個悖論在世界上産生了——革命真的使早先“失地”的農民尋找到了屬于他們的“真理”亦即公平了麽？他們成就了中國之革命，他們成就了中國現已取得的一切煌煌成果。
有人格上這樣的農民，也就有人格上那樣的農民。但總體上而言，依我想來，我們中國之“農民兄弟們”，實在可以比作是我們中國的一個人口數量最多的“聖徒階級”。整個的中國農民階級，他們就是一個具有宗教般奉獻精神的階級。
上蒼作證，迄今為止，中國給予中國農民的，比他們給予中國的，那可要少得多！對于中國農民剛剛才獲得了的這一點兒公平，稍有良心的中國人是絕不該搖頭皺眉，擺出這個家那個家的嘴臉說三道四的。那還算是個人嗎？！
8.當今中國青年階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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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差錢的“富二代”
報載，當下中國有一萬餘位資産在2億以上的富豪們，“二世祖”是南方民間對他們兒女的叫法。關于他們的事情民間談資頗多，人們常津津樂道。某些報刊亦熱衷于兜售他們的種種事情，以財富帶給他們的“潇灑”為主，羨慕意識流淌于字裏行間。竊以為，一萬多相對于十三億幾千萬人口，相對于四億幾千萬中國當代青年，實在是少得并沒什麽普遍性，并不能因為他們是某家族財富的“二世祖”，便必定具有值得傳媒特別關注之意義。故應對他們本着這樣一種報道原則——若他們做了對社會影響惡劣之事，譴責與批判；若他們做了對社會有益之事，予以表揚與支持。否則，可當他們并不存在。在中國，值得給予關注的群體很多，非是不報道“二世祖”們開什麽名車，養什麽寵物，第幾次談對象便會閑得無事可做。傳媒是社會的“複眼”，過分追捧明星已夠讨嫌，倘再經常無端地盯向“二世祖”們，這樣的“複眼”自身毛病就大了。
由于有了以上“二世祖”的存在，所謂“富二代”的界定難免模糊。倘不包括“二世祖”們，“富二代”通常被認為是這樣一些青年——家境富有，意願實現起來非常容易，比如出國留學，比如買車購房，比如談婚論嫁。他們的消費現象，往往也傾向于高檔甚至奢侈。和“二世祖”們一樣，他們往往也擁有名車。他們的家庭資産分為有形和隐形兩部分：有形的已很可觀，隐形的究竟多少，他們大抵并不清楚，甚至連他們的父母也不清楚。我的一名研究生曾幽幽地對我說：“老師，人比人真是得死。我們這種學生，畢業後即使回省城謀生，房價也還是會讓我們望洋興嘆。可我認識的另一類大學生，剛談戀愛，雙方父母就都出錢在北京給他們買下了三居室，而且各自一套。只要一結婚，就會給他們添輛好車。北京房價再高，人家也沒有嫌高的感覺！”——那麽，“另一類”或“人家”自然便是“富二代”了。
我還知道這樣一件事——女孩在國外讀書，忽生明星夢，非要當影視演員。于是母親帶女兒專程回國，到處托關系，終于認識了某一劇組的導演，聲明只要讓女兒在劇中飾一個小角色，一分錢不要，還願意反過來給劇組幾十萬。導演說您女兒也不太具有成為演員的條件啊，當母親的則說，那我也得成全我女兒，讓她過把瘾啊！——那女兒，也當屬“富二代”無疑了。
如此這般的“富二代”，他們的人生詞典中，通常沒有“差錢”二字。他們的家長尤其是父親們，要麽是中等私企老板，要麽是國企高管，要麽是操實權握財柄的官員。倘是官員，其家庭的隐形財富有多少，他們确乎難以了解。他們往往一邊享受着“不差錢”的人生，一邊将眼瞥向“二世祖”們，對後者比自己還“不差錢”的生活方式消費方式每不服氣，故常在社會上弄出些與後者比賽“不差錢”的響動來。
我認為，對于父母是國企高管或實權派官員的他們，社會應予必要的關注。因為這類父母中不乏現行弊端分明的體制的最大利益獲得者及最本能的捍衛者。這些身為父母的人，對于推動社會民主、公平、正義是不安且反感的。有這樣的父母的“富二代”，當他們步入中年，具有優勢甚至強勢話語權後，是會站在一向依賴并倍覺親密的利益集團一方，發揮本能的維護作用，還是會比較無私地超越那一利益集團，站在社會公平和正義的立場，發符合社會良知之聲，就只有拭目以待了。如果期待他們成為後一種中年人，則必須從現在起，運用公平、正義之自覺的文化使他們受到人文影響。而談到文化的人文思想影響力，依我看來，在中國，不僅對于他們是少之又少微乎其微，即使對最廣大的青年而言，也是令人沮喪的。故我看未來的“富二代”的眼，總體上是憂郁的。不排除他們中會産生足以秉持社會良知的可敬人物，但估計不會太多。
在中國，如上之“富二代”的人數，大致不會少于一兩千萬。這還沒有包括同樣足以富及三代五代的文娛藝術界超級成功人士的子女。不過他們的子女人數畢竟有限，沒有特別加以評說的意義。
中産階層家庭的兒女
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中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幾乎必然是該國中産階層不可或缺的成分。少則占1/3，多則占一半。中國國情特殊，20世紀80年代以前，除少數高級知識分子，一般大學教授的生活水平雖比城市平民階層的生活水平高些，但其實高不到哪兒去。20世紀80年代後，這些人家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不可謂不大，他們成為改革開放的直接受惠群體是無可争議的事實。不論從居住條件還是收入情況看，知識分子家庭的生活水平已普遍高于工薪階層。另一批，正有希望跻身于中産階層。最差的一批，生活水平也早已超過所謂小康。
然而2009年以來的房價大飙升，使中産階層生活狀态頓受威脅，他們的心理也受到重創，帶有明顯的挫敗感。僅以我語言大學的同事為例，有人為了資助兒子結婚買房，耗盡二三十年的積蓄不說，兒子也還需貸款一百餘萬，淪為“房奴”，所買卻只不過八九十平方米面積的住房而已。還有人，夫妻雙方都是五十來歲的大學教授，從教都已二十幾年，手攥着百餘萬存款，兒子也到了結婚年齡，眼睜睜看着房價升勢迅猛，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徒喚奈何。他們的兒女，皆是當下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有大學學歷甚至是碩士、博士學歷。這些青年成家立業後，原本最有可能奮鬥成為中産階層人士，但現在看來，可能性大大降低了，願景極為遙遠了。他們順利地謀到“白領”職業是不成問題的，然“白領”終究不等于中産階層。中産階層也終究得有那麽點兒“産”可言，起碼人生到頭來該有産權屬于自己的一套房子。可即使婚後夫妻二人各自月薪萬元，要買下一套兩居室的房子，由父母代付部分購房款，也還得自己貸款一百幾十萬。按每年可償還10萬，亦需十幾年方能還清。又，他們從參加工作到實現月薪萬元，即使工資隔年一升估計至少也需10年。那麽，前後加起來可就是二十幾年了，他們也奔50了。人生到了50歲時，才終于擁有産權屬于自己的兩居室，盡管總算有份“物業”了，恐怕也還只是“小康人家”，而非“中産”。何況，他們自己也總是要做父母的。一旦有了兒女，那一份支出就大為可觀了，那一份操心也不可等閑視之。于是，擁有産權屬于自己的一套房子的目标，便離他們比遙遠更遙遠了。倘若雙方父母中有一位甚至有兩位同時或先後患了難以治療的疾病，他們小家庭的生活狀況也就可想而知了。
好在，據我了解，這樣一些青年，因為終究是知識分子家庭的後代，可以“知識出身”這一良好形象為心理的盾，抵擋住貧富差距巨大的社會現實的猛烈擊打。所以，他們在精神狀态方面一般還是比較樂觀的。他們普遍的人生主張是活在當下，抓住當下，享受當下；更在乎的是于當下是否活出了好滋味，好感覺。這一種拒瞻将來，拒想将來，多少有點兒及時行樂主義的人生态度，雖然每令父母輩搖頭嘆息，對他們自己卻未嘗不是一種明智。并且，他們大抵是當下青年中的晚婚主義者。內心潛持獨身主義者，在他們中也為數不少。1/3左右按正常年齡結婚的，打算做“丁克”一族者亦大有人在。
在中國當下青年中，他們是格外重視精神享受的。他們也青睐時尚，但追求比較精致的東西，每自标品位高雅。他們是都市文化消費的主力軍，并且對文化标準的要求往往顯得苛刻，有時近于尖刻。他們中一些人極有可能一生清貧，但大抵不至于潦倒，更不至于淪為“草根”或弱勢。成為物質生活方面的富人對于他們既已不易，他們便似乎都想做中國之精神貴族了。事實上，他們身上既有雅皮士的特征，也确乎同時具有精神貴族的特征。
一個國家是不可以沒有一些精神貴族的。絕然沒有，這個國家的文化也就不值一提了。即使在非洲部落民族，也有以享受他們的文化精品為快事的“精神貴族”。
他們中有不少人将成為中國未來高品質文化的守望者。不是說這類守望者只能出在他們中間，而是說由他們之間産生更必然些，也會更多些。
城市平民階層的兒女
出身于這個階層的當下青年，尤其受過高等教育的他們，相當一部分內心是很凄涼悲苦的。因為他們的父母，最是一些“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父母，此類父母的人生大抵歷經坎坷，青年時過好生活的願景強烈，但這願景後來終于被社會和時代所粉碎。但願景的碎片還保存在內心深處，并且時常也還是要發一下光的，所謂未泯。設身處地想一想确實令人心疼。中國城市平民人家的生活從前肯定比農村人家強，也是被農民所向往和羨慕的。但現在是否還比農民強，那則不一定了。現在不少的城市平民人家，往往會反過來羨慕農村富裕的農民，起碼農村裏那些別墅般的二三層小樓，便是他們每一看見便會自嘆弗如的。但若有農民願與他們換，他們又是肯定搖頭的。他們的根已紮在城市好幾代了，不論對于植物還是人，移根是冒險的，會水土不服。對于人，水土不服卻又再移不回去，那痛苦就大了。
“所謂日子，過的還不是兒女的日子！”這是城市平民父母們之間常說的一句話，意指兒女是唯一的精神寄托，也是唯一過上好日子的依賴，更是使整個家庭脫胎換骨的希望。故他們與兒女的關系，很像是體育教練與運動員的關系，甚至是拳擊教練與拳手的關系。在他們看來，社會正是一個大賽場，而這也基本是事實，起碼目前在中國是一個毫無疑問的事實。所以他們常心事重重、表情嚴肅地對兒女們說：“孩子，咱家過上好生活可全靠你了。”出身于城市平民人家的青年，從小到大，有幾個沒聽過父母那樣的話呢？
可那樣的話和十字架又有什麽區別？話的弦外之音是——你必須考上名牌大學；只有畢業于名牌大學才能找到好工作；只有找到好工作才有機會出人頭地；只有出人頭地父母才能沾你的光在人前驕傲，并過上幸福又有尊嚴的生活；只有那樣，你才算對得起父母……即使嘴上不這麽說，心裏也是這麽想的。
于是，兒女領會了——父母是要求自己在社會這個大賽場上過五關斬六将，奪取金牌金腰帶的。于是對于他們，從小學到大學都成了賽場或拳臺。然而除了北京、上海，在任何省份的任何一座城市，考上大學已需終日刻苦，考上名牌大學更是談何容易！并且，通常規律是——若要考上名牌大學，先得擠入重點小學。對于平民人家的孩子，上重點小學簡直和考入名牌大學同樣難，甚至比考上名牌大學還難。名牌大學僅僅以高分為王，進入重點小學卻是要交贊助費的，那非平民人家所能承受得起。往往即使借錢交，也找不到門路。故背負着改換門庭之沉重十字架的平民家庭的兒女們，只有從小就将靈魂交換給中國的教育制度，變自己為善于考試的機器。但即使進了重點初中、重點高中、重點大學，終于躍過了龍門，卻發現在龍門那邊，自己仍不過是一條小魚。而一邁入社會，找工作雖比普通大學的畢業生容易點兒，工資卻也高不到哪兒去。本科如此，碩士博士，情況差不多也是如此，于是倍感失落……
另外一些只考上普通大學的，高考一結束就覺得對不起父母了，大學一畢業就更覺得對不起父母了。那點兒工資，月月給父母，自己花起來更是拮據。不月月給父母，不但良心上過不去，連面子上也過不去。家在本市的，只有免談婚事，一年又一年地賴家而居。天天吃着父母的，別人不說“啃老”，實際上也等于“啃老”。家在外地的，當然不願讓父母了解到自己變成了“蝸居”的“蟻族”。和農村貧困人家的兒女們一樣，他們是中國不幸的孩子，苦孩子。
我希望中國以後少争辦些動辄“大手筆”地耗費幾千億的“國際形象工程”，省下錢來，更多地花在苦孩子們身上——這才是正事！
他們中考上大學者，幾乎都可視為堅卓毅忍之青年。
他們中有人最易出現心理問題，倘缺乏關愛與集體溫暖，每釀自殺自殘的悲劇，或傷害他人的慘案。然他們總體上絕非危險一族，而是內心最郁悶、最迷惘的一族，是糾結最多、痛苦最多，苦苦掙紮且最覺寡助的一族。
他們的心，敏感多于情感，故為人處世每顯冷感。對于幫助他們的人，他們心裏也是懷有感激的，卻又往往倍覺自尊受傷的刺痛，結果常将感激封住不露，飾以淡漠的假象。而這又每使他們給人以不近人情的印象。這種時候，他們的內心就又多了一種糾結和痛苦。比之于同情，他們更需要公平；比之于和善相待，他們更需要真誠的友誼。
誰若果與他們結下了真誠的友誼，誰的心裏也就擁有了一份大信賴，他們往往會像狗忠實于主人那般忠實于那份友誼。他們那樣的朋友是最難交的，居然交下了，大抵是一輩子的朋友。一般情況下，他們不會輕易或首先背叛友誼。
他們像極了于連。與于連的區別僅僅是，他們不至于有于連那麽大的野心。事實上他們的人生願望極現實，極易滿足，也極尋常。但對于他們，連那樣的願望實現起來也需不尋常的機會。“給我一次機會吧！”——這是他們默默在心裏不知說了多少遍的心語。但又一個問題是——此話有時真的有必要對掌握機會的人大聲地說出來，而他們往往比其他同代人更多了說之前的心理負擔。
他們中之堅卓毅忍者，或可成将來靠百折不撓的個人奮鬥而成功的世人偶像；或可成将來足以向社會貢獻人文思想力的優秀人物。
人文思想力通常與錦衣玉食者無緣。托爾斯泰、雨果們是例外，并且考察他們的人生，雖出身貴族，卻不曾以錦衣玉食為榮。
農家兒女
家在農村的大學生，或已經參加工作的他們，倘若家鄉居然較富，如南方那種綠水青山、環境美好且又交通方便的農村，則他們身處大都市所感受的迷惘，反而要比城市平民的青年少一些。這是因為，他們的農民父母其實對他們并無太高的要求。倘他們能在大都市裏站穩腳跟，安家落戶，父母自然高興；倘他們自己覺得在大都市裏難過活，要回到省城工作，父母照樣高興，照樣認為他們并沒有白上大學；即使他們回到了就近的縣城謀到了一份工作，父母雖會感到有點兒遺憾，但不久那點兒遺憾就會過去的。
很少有農民對他們考上大學的兒女們說：“咱家就指望你了，你一定要結束咱家祖祖輩輩都是農民的命運！”他們明白，那絕不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兒女所必然能完成的家庭使命。他們供兒女讀完大學，想法相對單純：只要兒女們以後比他們生活得好，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中國農民大多是些不求兒女回報什麽的父母。他們對土地的指望和依賴甚至要比對兒女們還多一些。
故不少幸運地在較富裕的農村以及小鎮小縣城有家的、就讀于大都市漂泊于大都市的學子和青年，心态比城市平民（或貧民）之家的學子、青年還要達觀幾分。因為他們的人生永遠有一條退路——他們的家園。如果家庭和睦，家園的門便永遠為他們敞開，家人永遠歡迎他們回去。所以，即使他們在大都市裏住的是集裝箱——南方已有将空置的集裝箱租給他們住的現象——他們往往也能咬緊牙關挺過去。他們留在大都市艱苦奮鬥，甚至年複一年地漂泊在大都市，完全是他們個人心甘情願的選擇，與家庭寄托之壓力沒什麽關系。如果他們實在打拼累了，往往會回到家園休養、調整一段時日。同樣命運的城市平民或貧民人家的兒女，卻斷無一處“稚子就花拈蛱蝶，人家依樹系秋千”，“羅漢松遮花裏路，美人蕉錯雨中棂”的家園可以回歸。坐在那樣的家門口，回憶兒時“争騎一竿竹，偷折四鄰花”之往事，真的近于是在療養。即使并沒回去，想一想那樣的家園，也是消累解乏的。故不論他們是就讀學子、公司青年抑或打工青年，精神上總有一種達觀在支撐着。是的，那只不過是種達觀，算不上是樂觀。但是能夠達觀，也已很值得為他們高興了。
不論一個當下青年是大學校園裏的學子、大都市裏的臨時就業者或季節性打工者，若他們的家不但在農村，還在偏僻之地的貧窮農村，則他們的心境比之于以上一類青年，肯定截然相反。
回到那樣的家園，即使是年節假期探家一次，那也是憂愁的溫情有，快樂的心情無。打工青年們最終卻總是要回去的。
大學畢業生回去了毫無意義——不論對他們自己，還是對他們的家庭。他們連省城和縣裏也難以回去，因為省城也罷，縣裏也罷，适合于大學畢業生的工作，根本不會有他們的份兒。而農村，通常也不會直接招聘什麽大學畢業生“村官”的。
所以，當他們用“不放棄！絕不放棄！”之類的話語表達留在大都市的決心時，大都市應該予以理解，全社會也應該予以理解。
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
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以上兩句話，是狄更斯小說《雙城記》的開篇語。那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時代，此不贅述。狄氏将“好”寫在前，将“壞”寫在後，意味着他首先是在肯定那樣一個時代。在此借用一下他的句式來說：
當代中國青年，他們是些令人失望的青年。
當代中國青年，他們是些足以令中國寄托希望的青年。
說他們令人失望，乃因以中老年人的眼看來，他們身上有太多毛病。諸毛病中，以獨生子女的嬌驕二氣、“自我中心”的壞習性、逐娛樂鄙修養的玩世不恭最為讨嫌。
說他們足以令中國寄托希望，乃因他們是自1949年以後最真實地表現為人的一代，也可以說是忠順意識之基因最少，故而是真正意義上脫胎換骨的一代。在他們眼中，世界真的是平的；在他們的思想的底裏，對民主、自由、人道主義、社會公平正義的尊重和訴求，也比1949年以後的任何一代人都更本能和更強烈……
只不過，現在還沒輪到他們充分呈現影響力，而他們一旦整體發聲，十之七八都會是進步思想的認同者和光大者。
9.中國中産階級，注定艱難
歷史上，資産階級靠經濟冒險完成了階層雛形，中産階級靠文化知識的提升形成本階層的特征。當下之中國，不論主旋律文化或商業文化，少有人文元素。關懷、同情、平等、敬畏，這些普适的中産階級價值觀在今天的中國遠非主流。民主、自由、平等、博愛以及對于社會進步的責任感——中國中産階級要學會擔當的太多了；而脆弱和焦慮的大環境将注定其成長的艱難，乃至悲劇性。
城市平民脆弱：中産階級如何産生？
構建和諧社會，最終還在于是否形成中産階層為主體的社會。從理論上說，中産階層社會如果形成，整個社會的貧富結構就變成了棗核型，這也意味着較富裕的人多起來，自然構成了穩定因素。中産階層社會形成的過程，就是較富裕的人群從少數變成多數的過程。如果我們在財富分配政策方面失之于兼顧，失之于體恤，失之于相對公平，恐怕國家還沒等到形成棗核型結構時，社會矛盾就已經尖銳萬分了。
一則報道說，中國的城市初步形成了中産階級化，以我的眼睛看，事實并非如此。我們有七億多城市人口，要達到棗核型的社會結構，中産階級怎麽也得達到60%以上。我們的中産階級夠4億人麽？我很懷疑。我寫《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時談到的中産階級，是指從城市平民階層中上升出來的一個階層。社會朝前發展，平民共享改革成果的成分越來越大，在此基礎，才可能上升出足夠的中産階級。當年我就提過，中國的城市平民階層正處于一個相當脆弱的生存邊緣，甚至完全有可能随時跌入貧民階層。
平民的生活，如果在穩步地——哪怕是小幅度——但同時又必然是分批地提升着的時候，社會的中産階層才能開始成長，這是正常的發育。而我們的平民們的經濟基礎卻是越來越脆弱。改革開放這麽多年，有的工人的退休金還只有五六百元、六七百元。所以你不應該急于談如何壯大中産階層，你首先要把城市平民這個階層的狀态分析清楚，他們在享受改革開放成果方面，幾乎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的。他們的退休金普遍很低，和物價的上漲不成正比。他們有一點存款，但用那點存款給兒女買房子的話，交首付都不夠。即使交了首付，也沒有可持續還貸的能力。何況他們的醫療保障都非常有限，家庭中如果有人罹患重大疾病，一次搶救就要花很多錢，于是傾家蕩産。一旦有這樣一個病人，原來是城市平民的這些家庭可能就會迅速滑入城市貧民階層。社會保障沒有做好，平民階層中每一個人都有下滑的危機感，即使幸運地上升為中産階級的少數人，也根本無法擁有中産階級本應有的穩定心态。
再譬如說，出身平民的高校大學生，畢業後能找到律師、醫生這樣的體面工作，在大城市工作上三五年，就仿佛可能紛紛加入中産階層了。而實際上，普遍地，大學畢業生起薪工資、消費能力較十幾年前比不是上升，而是降低了。一般的工作，月工資收入2500元，要是租房子，單位給你補貼嗎？沒有，租房在北京最便宜也要拿出1000元吧？要吃飯怎麽也要花七八百元吧，再加上零花，那就所剩無幾了。如果這時你想反哺于父母的話，會很難。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