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2)
遭到了許多據說真來自“人民”的雷霆萬鈞般的聲讨。“人民”自那一次發聲後，近10年內不再發聲。這近10年內，人民吃了不少苦頭。
粉碎“四人幫”後，趙樸初以元曲方式諷之：“自诩是小小小小的老百姓，卻原來是大大大大的野心家。夜裏演戲叫做旦，叫做淨，都是滿臉大黑花。”
從前，“代表人民”四個字是無須授權的，不管什麽人，只要一有機會站在莊重點兒的會臺上，只要有一部分人民參加，是将為開展群衆運動進行鋪墊的，幾乎都喜歡代表一下人民。連縣裏的小學生向什麽人獻花，往往也來一句“代表人民”。
自從有了網絡，中國人才不再集體是啞巴。
比喻網絡是“大衆話筒”也罷，形容中國網民之網上發聲是“自媒體”也罷，一個事實不可否認——網絡改變了中國人的國民性，于是中國之世道逐漸改變。
對于一個國家而言，人變，諸事皆會随之發生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即“道”。人之不存，何所謂“道”？人變，即“道”變。人既變，“道”不可能不變。“道”既變，世亦難不變。
想想吧，十三億七千多萬人中的一半左右，仿佛人手一只話筒，這是何等宏大壯觀的場景？
“自媒體”比之于徑由媒體被代言，真聲音往往是不打折扣的，打也打不了多少。
我本人是不上網的。我至今是筆紙寫作者，從沒在網上親手敲出過一個字。網上有我的所謂博客，有人因我聲明過從不上網，懷疑那博客是“假的”。我希望勿将我的博客歸于理應“打假”之列。倘規定只有親手敲在網上的文章為真博文，那麽我無言以辯了。倘以文章本身的真假為據，則我網上的博文百分百是真的，皆非冒名者所作。那些博文，起先是由網站的人代我敲上去的，也有我自己花錢請打字社的人敲上去的。
我已經很久沒有更新過博文了，實際寫作卻從未停止。只不過，有的文章或作品發在報、刊了，有的直接收入書中了。據說，使用電腦寫作比用筆紙寫作輕松多了，修改起來也方便。但我天生笨，自忖達到盲打水平将需要很長很長的過程，而且無法習慣面對屏幕在鍵盤聲響中思考，便一向對電腦敬而遠之。
這對我有一個好處，不被網絡世界所吸入并産生難以自拔的沉湎。至今我只沉湎于一件事，那便是筆紙寫作，像我這樣的人只沉湎于一件事并且專一地沉湎，精力和時間剛夠。
對我有一種損失，就是不能在第一時間知道一些事情，關于那些事情的信息也往往獲得得不夠全面，不夠細致。
但所幸我家電視能看到鳳凰臺，其讀報節目、“總編輯時間”、時事報道和訪談，基本能滿足我的需要。他們現在又有了一檔節目是“天下被網羅”，使我能知道的事情更多了。我覺得像自己這樣精力不濟的人，知道那樣一些事足矣。即使時評第一快手，也做不到對天下發生的所有事一概做出快速的評論反應。而且那更是時事評論家的職業，非是我的職業。聽聽或看看他們的觀點，往往比自己加入網絡讨論、争論、争吵更有益。
尤其是，微博一經被大衆輕而易舉地掌握，其對時事的“自媒體”式的快拍短抽般的反應，非是我所能跟得上趟的。并且，許多微博家一語中的，幽默、俏皮、智慧、發人深省，能娛悅網衆的微博，非我這種操弄了大半生文字的人善為。每望洋興嘆，自愧弗如，于是更不敢上網對什麽事表态。
我這類人有一種毛病，即不論對什麽事表态，總需自己确實有了态度，還需經過再三考慮，覺得在自己這兒較為成熟了才願表達。而網上讨論過的不少事，至今若讓我表态，我也仍會處在态度無法明确的矛盾之中。
網絡世界太五花八門了——聲色犬馬酒色財氣的內容據說多多；風花雪月卿卿我我的內容據說也目不接；沽名釣譽嘩衆取寵的內容有之；販賣謠言妖言惑衆的內容有之；坑蒙拐騙的現象有之，意淫且意在淫人的現象有之；自戀現象有之，裸露狂現象也有之；而話語暴力現象司空見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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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我其實視它為潘多拉的盒子，往往聽了就夠嫌惡的了，豈會奮身躍入其中？
但我對網絡的态度卻不矛盾。倘有人據以上現象主張徹底否定網絡，我這個根本不上網的人，肯定是要力挺網絡信息平臺、博客、微博對于中國的偉大現實意義的。因為半數左右的中國人手中有了“大衆話筒”，對于中國，肯定比那話筒再被以什麽理由或借口沒收了的好。
在希臘神話中，潘多拉的盒子一被普羅米修斯的弟弟打開，烏煙瘴氣怪力邪神從此滿世界亂蹿，連上帝也沒了轍。但是也不要忘記，那神話明明還講到盒子分兩層，下層鎖着希望，只能由潘多拉本人開啓。普羅米修斯除了盜火，還負有另一項歷史使命：找到潘多拉，讓她将盒子的下層也打開，将希望釋放出來……
我認為中國網民自己就是潘多拉，也同時是普羅米修斯。他們要找的是自己——自己的理性。并且，已然找到了一部分。
潘多拉是善于化身的，她不能被一次找到。但是每找到她的一次化身，就接近了她的真身一次。
依我的眼看來，那變形為網絡的盒子的下層已然松動，希望的能量已越來越多地釋放着了，它正在稀釋着沖淡着烏煙瘴氣。
未來之中國，仍将是烏煙瘴氣與希望能量并存的中國。但畢竟，希望是開始出現了。
如果僅從網上看中國，我們這個國家簡直是沒法讓人待，更沒法讓人愛的國家。但如果睜大眼睛來睽諸現實，又不能不承認——現實确實在漸變着，希望像蒲公英的種子，一些一些地從網上飄飛到現實中，并且在現實中可喜地發芽。
有多少腐敗是在網上被揭露的呵！
有多少危害人民利益的事是在網上被曝光的呵！
有多少非正義的事是靠了網上的正義之聲才恢複了正義呵！
有多少假冒僞劣之行徑是被網絡戳穿的呵！
有多少人民的權益，是經由在網上千呼萬喚，終于成為現實呵！
有多少需要同情和幫助的人在網絡上獲得了真誠的同情和實際的幫助呵！
有多少人性惡現象在網上受到嚴厲又強烈的抨擊呵！
有多少人無畏、無私、堅忍、善良的品行是在網上得到肯定和弘揚的呵！
……
這一切“蒲公英的種子”飄飛到現實中，怎麽能不對中國的現實産生正面影響呢？
确乎，網上每凝聚了厚重的郁悶、憤懑、憤怒甚至怒火；但也正因為如此，現實中國的緊張感也總是處于雖存在着卻并未迅速膨脹到極限的狀态。
以我的眼看來，為數不少的同胞，其實表現為雙重中國人的身份。他們在現實中郁悶了，憤懑了，憤怒了，怒火中燒了，于是到網上去亂罵一通，宣洩一通；下了網，置身于現實，複适應于現實的種種規則或潛規則。
美國電影《出租車司機》中的主人公，便是這樣一個雙重人格的人。他那個年代還沒有網絡，若有，他對現實的不滿也許就不必靠槍去表達了。
網絡不是萬能的。
高壓鍋的排氣閥也不是萬能的。
中國人的郁悶、憤懑、憤怒乃至怒火，有處發洩當然比無處發洩好。發洩到網上當然比發洩于現實好。而這正是中國産生更新思維的“頂層設計”，制定更加順應民心、民意、民生之舉措的機會。
我認為，對于中國，“抓住機遇”，目前也指這個。
5.崇尚“曲晦”乃全社會的變态
一個國家封建歷史漫長，必定拖住它向資本主義轉型的後腿。比之于封建時期，資本主義當然是進步的。封建主義拖住向資本主義轉型的後腿，也當然就是拖住一個國家進步的後腿。我們說中國歷史悠久，其實也是在說中國的封建時期漫長。
不論對于全人類，還是對于一個國家，幾千年封建社會的發展成就，怎麽也抵不上資本主義社會短短一兩百年的發展成就。在政治、經濟、科技方面都是這樣，唯在文化方面有些例外。封建歷史時期，農業社會之形态，文化不可能形成産業鏈條，不可能帶來巨大商業利益，不可能出現文化産業帝國以及文化經營寡頭式的人物，故比之于資本主義及之後的文化，封建主義時期的文化反而顯得從容、純粹，情懷含量多于功利元素，藝術水準高于技術水準。
封建歷史越久，封建體制對社會發展的控制力越強大。此種強大的控制力是一種強大的惰性力，不但企圖拖住歷史的發展，也必然異化了封建時期的文化。
而被異化了的文化的特征之一，便是“不逾矩”，不逾封建主義之“矩”。但文化的本質是自由的。它是不甘于被限制的。在限制手段嚴厲乃至嚴酷的情況下，它便不得不以“曲晦”的面孔來證明自身非同一般的存在價值，這也是全人類封建時期的文化共性。
翻開世界文化史一瞥，在每一個國家的封建時期，文化無不表現出以上兩種特征——“不逾矩”與“曲晦”。越禁止文化“逾矩”，文化的某種面孔越“曲晦”。中國封建歷史時期的文化面孔，這種“曲晦”的現象尤其明顯。
“曲晦”就是不直接表達。就是正話反說，反話正說。以此種方式間接表達，暗諷之意味遂屬必然。“文字獄”就是專門“法辦”此種文化現象及文人的，有些古代文人也正是因此而被砍頭甚至株連九族的，其中不乏冤案。
于是，在中國，關于詩、歌、文、戲之文化的要義，有一條便是“曲晦”之經驗。仿佛不“曲晦”即不深刻，就是不文化。唯“曲晦”，才有深刻可言，才算得上文化。
《狂人日記》是“曲晦”的，所以被認為深刻、文化。《阿Q正傳》中關于阿Q之精神勝利法的描寫，諷鋒也是“曲晦”的，當然也是深刻的，文化的。
确實深刻，确實文化。
但是若在人類已邁入21世紀的當下，一國的文化理念一如既往地崇尚“曲晦”，則其文化現象便很耐人尋味了。
而中國目前依然是這樣。
在大學裏，在中文課堂上，文學之作品的“曲晦”片段，幾乎無一例外地成為重點分析和欣賞的內容。若教師忽視了，簡直會被懷疑為人師的資格。若學子不能共鳴之，又簡直證明朽木不可雕也。
“曲晦”差不多又可言為“曲筆”。倘“曲筆”甚“曲”，表意繞來繞去，于是令人尋思來尋思去，頗費猜心方能明白，或終究還是沒明白，甚或蠻扭。
《春秋》、《史記》皆不乏“曲筆”。但古人修史，不計正野，皇家的鷹犬都在盯視，腐敗無能豈敢直截了當地記載和評論？故“曲筆”是策略，完全應該理解。
可以直截了當地表達，卻偏要“曲晦”，這屬文風的個性化，也可以叫追求。
不能夠直截了當地表達，但也還是要表達，不表達如鲠在喉，塊壘堵胸，那麽只有“曲晦”，是謂無奈。
今日之中國，對某些人、事、現象，其實是可以直截了當旗幟鮮明地表明立場的。全部是奢望，“某些”卻已是權利，起碼是網上權利。
我雖從不上網，卻也每能間接地感受到網上言論的品質和成色。據我所知，網上“曲晦”漸多。先是，“曲晦”乍現，博得一片喝彩，于是“頂”者衆，傳播迅而廣。“曲晦”大受追捧，于是又引發效尤，催生一茬茬的“曲晦”高手，蔚然成風。不計值得“曲晦”或并不值得，都來熱衷于那“曲晦”的高妙。一味熱衷，自然便由“曲晦”而延伸出幽默。幽默倘不泛濫，且“黑”，乃是我所欣賞，并起敬意的。但一般的幽默，其實往往流于俏皮。語言的俏皮，也是足以享受的。如四川連降暴雨，成都處處積水，有微博曰：“白娘子，許仙真的不在成都啊！”——便俏皮得很，令人忍俊不禁。
然俏皮甚多，便往往會流于油腔滑調，流于嘻哈。語言的嘻哈，也每是悅己悅人的，但有代價，便是态度和立場的鄭重莊肅，于是大打折扣。
故我這個不上網的人，便有了一種憂慮——擔心中國人在網上的表态，不久從方式到內容到風格，漸被嘻哈自我解構，流于娛樂；而态度和立場之聲，被此泡沫所淹沒，形同烏有了。
我們都知道的，一個人在表态時一味嘻哈，別人便往往不将他的表态當一回事。而自己嘻哈慣了，對別人不将自己的嘻哈式表态當成一回事，也會習慣于自己不怎麽當成一回子事的。
日前聽邱震海在鳳凰臺讀報，調侃了幾句後，話鋒一轉，遂正色曰：“剛才是開玩笑，現在我要嚴肅地談談我對以下幾件事的觀點……”
我認為，中國網民都要學學邱震海——有時郁悶之極，調侃、玩笑，往往也是某些事某些人只配獲得的态度，而且是紳士态度。
但對另外一些事一些人，則需以極鄭重極嚴肅之态度表達立場。這種時候，鄭重和嚴肅是力量。既是每一個人的力量，也是集體的力量、自媒體的力量、大衆話筒的力量。
語言還有另一種表态方式，即明白、确定、擲地有聲、毫不“曲晦”的那一種表态方式。
網絡自然有百般千種方便于人、服務于人、娛樂于人、滿足于人的功用，但若偏偏沒将提升我們中國人的公民權利意識和公民素質這一功用發揮好，據我看來，則便罔為“大衆話筒”、“自媒體”了。
是謂中國人的遺憾。
也是中國的遺憾。
6.僅靠文化的反省不能撫平大衆的憤怒
時下，民間和網上流行着一句話——羨慕嫉妒恨，往往從電視中也能聽到這句話。
依我想來，此言只是半句話。大約因那後半句有些恐怖，顧及形象之人不願由自己的嘴說出來。倘竟在電視裏說了，若非直播，必定是會删去的。
後半句話應是——憎恨産生殺人的意念。确實令人身上發冷的話吧？我也斷不至于在電視裏說的。不吉祥，不和諧。寫在紙上，印在書裏，傳播方式局限，恐怖“縮水”，故自以為無妨掰開了揉碎了與讀者讨論。
羨慕、嫉妒、恨——在我看來，這三者的關系，猶如水汽、積雨雲和雷電的關系。
人的羨慕心理，像水在日曬下蒸發水汽一樣自然。從未羨慕別人的人是極少極少的，或者是高僧大德及聖賢，或者是不自然不正常的人。
羨慕到嫉妒的異變，是人大腦裏發生了不良的化學反應。說不良，首先是指對他者開始心生嫉妒的人，往往是經歷了心理痛苦的。那是一種折磨，文學作品中常形容為“像耗子啃心”。同時也是指被嫉妒的他者處境堪憂。倘被暗暗嫉妒卻渾然不知，處境大不妙也。此時嫉妒者的意識宇宙仿佛形成着濃厚的積雨雲了。而積雨雲是帶強大電荷的雲，它随時可能産生閃電，接着霹靂驟響，下起傾盆大雨，夾着冰雹。想想吧，如果閃電、霹靂、大雨、冰雹全都是對着一個人發威的，而那人措手不及，下場将會多麽的悲慘！
但羨慕并不必然升級為嫉妒。
正如水汽上升并不必然形成積雨雲。水汽如果在上升的過程中遇到了風，風會将水汽吹散，使它聚不成積雨雲。接連的好天氣晴空萬裏，陽光明媚，也會使水汽在上升的過程中蒸發掉，還是形不成積雨雲。
那麽，當羨慕在人的意識宇宙中将要形成嫉妒的積雨雲時，什麽是使之終究沒有形成的風或陽光呢？
文化。除了文化，還能是別的嗎？
一個人的思想修養完全可以使自己對他者的羨慕止于羨慕，并消解于羨慕，而不在自己內心裏變異為嫉妒。
一個人的思想修養是文化現象。
文化可以使一個人那樣，也可以使一些人、許許多多的人那樣。
但文化之風不可能臨時招之即來。文化之風不是鼓風機吹出的那種風，文化之風對人的意識的影響是逐漸的。當一個社會普遍視嫉妒為人性劣點，祛妒之文化便蔚然成風。蔚然成風即無處不在，自然亦在人心。
勸一個人放棄嫉妒，這也是一種文化現象。勸一個人放棄嫉妒非是那麽簡單容易的事，沒有點兒正面文化的儲備難以成功。起碼，得比嫉妒的人有些足以祛妒的文化。莫紮特常遭到一位宮廷樂師的強烈嫉妒，勸那麽有文化的嫉妒者須具有比其更高的文化修養，而那位宮廷樂師無幸遇到那樣一位善勸者，所以其心遭受嫉妒這只“耗子”的啃咬半生之久，直至莫紮特死了，他才獲得了解脫，但沒過幾天他也一命嗚呼了。
文化确能祛除嫉妒。但文化不能祛除一切人的嫉妒。正如風和陽光，不能吹散天空的每一堆積雨雲。
美國南北戰争時期，一名北軍将領由于嫉妒另一位将領的軍中威望，三天兩頭向林肯告對方的刁狀。無奈的林肯終于想出了一個主意，某日對那名因妒而怒火中燒的将軍說：“請你将那個使你如此憤怒的家夥的一切劣行都寫給我看，絲毫也別放過，讓我們來共同詛咒他。”
那家夥以為林肯成了自己同一戰壕的戰友，于是其後連續向總統呈交信件式檄文，每封信都滿是攻讦和辱罵，而林肯看後，每請他到辦公室，與他同罵。十幾封信後，那名将軍省悟了，不再寫那樣的信，他羞愧地向總統認錯，并很快就動身到前線去了，還與自己的嫉妒對象配合得親密無間了。
省悟也罷，羞愧也罷，說到底還是人心裏的文化現象。那名将軍能省悟，且羞愧，證明他的心不是一塊石，而是心宇，所以才有文化之風和陽光。否則，林肯的高招将完全等同于對牛彈琴，甚至以懷化鐵。但畢竟，林肯的做法，起到了一種智慧的文化方式的作用。
蘇聯音樂家協會某副主席，因嫉妒一位音樂家，也曾不斷向勃列日涅夫告刁狀。勃氏了解那無非是些雞毛蒜皮的積怨，反感那其滋擾，于是召見他，不動聲色地說：“你的痛苦理應得到同情，我決定将你調到作家協會去！”——那人聽罷，立即跪了下去，着急地說自己的痛苦還不算太大，完全能夠克服痛苦繼續留在音協工作……因為，作家協會人際關系極為緊張複雜。
勃氏的方法，沒什麽文化成分，主要體現為權力解決法。而且，由于心有嫌惡，還體現為陰招。但也很奏效，那音協副主席以後再也不滋擾他了。然效果卻不甚理想，因為嫉妒仍存在于那位的心裏，并沒有獲得一點點釋放，更沒有被“風”吹走，亦沒被“陽光”蒸發掉。而嫉妒在此種情況之下，通常總是注定會變為恨的——那位音協副主席同志不久瘋了，成了精神病院的長住患者，他的瘋語之一是：“我非殺了他不可！”
一個人的嫉妒一旦在心裏形成了“積雨雲”，那也還是有可能通過文化的“風”和“陽光”使之化為烏有的。只不過，善勸者定要對那人有足夠的了解，制定顯示大智慧的方法。而且，在嫉妒者心目中，善勸者須是被信任受尊敬的。
那麽，嫉妒業已在一些人心裏形成了“積雨雲”将又如何呢？
文化之“風”和“陽光”仍能證明自己潛移默化的作用。但既曰潛移默化，當然便要假以時日了。
若嫉妒在許許多多成千上萬的人心裏形成了“積雨雲”呢？
果而如此，文化即使再自覺，恐怕也力有不逮了。
成堆成堆的積雨雲凝聚于天空，自然的風已無法将之吹散，只能将之吹走。但積雨雲未散，電閃雷鳴注定要發生的，滂沱大雨和冰雹也總之是要下的。只不過不在此時此地，便在彼時彼地罷了。但也不是毫無辦法了——最後的辦法乃是向“積雨雲”層發射驅雲彈。而足夠龐大的“積雨雲”層即使被驅雲彈炸散了，那也是一時的。往往上午炸開，下午又聚攏了，複遮天複蔽日了。
将以上自然界積雨雲之現象比喻人類的社會，那麽發射驅雲彈便已不是什麽文化的化解方法，而是非常手段了，如同是催淚彈、高壓水龍或真槍實彈……
将嫉妒二字換成“郁悶”一詞，以上每一行字之間的邏輯是成立的。
郁悶、憤懑、憤怒、怒火中燒——郁悶在人心中形成情緒“積雨雲”的過程，無非耳耳。
郁悶是完全可以靠了文化的“風”和“陽光”來将之化解的，不論對于一個人的郁悶，還是成千上萬人的郁悶。
但要看那造成人心郁悶的主因是什麽。倘屬自然災難造成的，文化之“風”和“陽光”的作用一向是萬應靈丹，并且一向無可取代。但若由于顯然的社會不公、官吏腐敗、政府無能造成的，則文化之“風”便須是勁吹的罡風，先對起因予以掃蕩。而文化之“陽光”，也須是強烈的光，将一切陰暗角落一切醜惡行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文化須有此種勇氣，若無，以為僅靠了提供娛樂和營造暖意便足以化解民間成堆的郁悶，那是一種文化幻想。文化一旦開始這樣自欺地進行幻想，便是異化的開始。異化了的文化，只能使事情變得更糟——因為它靠了粉飾太平而遮蔽真相，遮蔽真相便等于制造假象。也不能不制造假象。
那麽，郁悶開始在假象中自然而然變向憤懑。
當憤懑成為憤怒時——情緒“積雨雲”形成了。如果是千千萬萬人心裏的憤怒，那麽便是大堆大堆的“積雨雲”在社會上空形成了。
此時，文化便只有望“怒”興嘆，徒喚奈何了。不論對于一個人一些人許許多多千千萬萬的人，由憤怒而怒不可遏而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往往是迅變過程，使文化來不及發揮理性作為。那麽，便只有政治來采取非常手段予以解決了——斯時已不能用“化解”一詞，唯有用“解決”二字了。衆所周知，那方式，無非是向社會上空的“積雨雲”發射“驅雲彈”……
相對于社會情緒，文化有時體現為體恤、同情及撫慰；有時體現為批評和譴責；有時體現為閃耀理性之光的疏導；有時甚至也體現為振聾發聩的當頭棒喝……但就是不能起到威懾作用。
正派的文化，也是從不對人民大衆兇相畢露的。因為它洞察并明了，民衆之所以由郁悶而憤懑而終于怒不可遏，那一定是社會本身積弊不改所導致。
集體的怒不可遏是郁悶的轉折點。
而憤怒爆發之時，亦正是憤怒開始衰減之刻。正如電閃雷鳴一旦顯現，狂風暴雨冰雹洪災一旦發作，便意味着積雨雲的能量終于釋放了。于是，一切都将過去，都必然過去，不過時間長短罷了。
在大衆情緒轉折之前，文化一向發揮其守望社會穩定的自覺性。這一種自覺性是有前提的，即文化感覺到社會本身是在盡量匡正着種種積弊和陋制的；政治是在注意地傾聽文化之預警的。反之，文化的希望也會随大衆的希望一起破滅為失望，于是會一起郁悶，一起憤怒，更于是體現為推波助瀾的能量。
在大衆情緒轉折之後，文化也一向發揮其撫平社會傷口、呼喚社會穩定的自覺性。但也有前提，便是全社會首先是政治亦在自覺地或較自覺地反省錯誤。文化往往先行反省。但文化的反省，從來沒有能夠代替過政治本身的反省。
文化卻從不曾在民衆之郁悶變異為憤怒而且怒不可遏的轉折之際發生過什麽遏止作用。那是文化做不到的。正如炸藥的閃光業已顯現，再神勇的拆彈部隊也無法遏止強大氣浪的膨脹。
文化對社會傷痛的記憶遠比一般人心要長久，這正是一般人心的缺點，也是文化的優點。文化靠了這種不一般的記憶向社會提供反思的思想力。阻止文化保留此種記憶，文化于是也郁悶。而郁悶的文化會漸陷于自我麻醉、自我游戲、自我閹割、了無生氣而又自适，最終完全徹底地放棄自身應有的一概自覺性，甘于一味在極端商業化的泥淖打滾或在官場周邊争風吃醋……
反觀1949年以後的中國，分明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況——從前，哪怕僅僅幾年沒有什麽政治的運動，文化都會抓住機遇，自覺而迫切地生長具有人文元素的枝葉，這是令後人起敬意的。
不能說當下的中國文化及文藝一團糟、一無是處。這不符合起碼的事實。但我認為，似乎也不能說當下的中國文化是最好的時期。
與從前相比，方方面面都今非昔比。倘論到文化自覺，恐怕理應發揮的人文影響作用與已然發揮了的作用是存在大差異的。
與從前相比，政治對文化的開明程度也應說今非昔比了。但我認為，此種開明，往往主要體現在對文化人本人的包容方面。包容頭腦中存在有“異質”文化思想的文化人固然是難能可貴的進步。但同樣包容在某些人士看來有“異質”品相的文化本身更為重要。
我們當下某些文藝門類不要說人文元素少之又少，連當下人間的些微煙火也難以見到了。真煙火尤其難以見到。
倘最應該經常呈現人間煙火的藝術門類恰恰最稀有人間煙火，全然地不接地氣，一味在社會天空的“積雨雲”堆間放飛五彩缤紛的好看風筝，那麽幾乎就真的等于玩藝術了。
是以憂慮。
7.失地農民找到真理了麽？
電影《列寧在十月》中有這樣一段情節，按電影界的話來說是一場“戲”：一個“農民”的“代言人”從鄉下來到莫斯科，竟得以進入克裏姆林宮，要求見列寧一面，他有話要代表鄉下的“農民”們對列寧說——他聲稱自己是代表“農民”們來尋找“屬于農民的真理的”。
正巧，列寧那會兒沒什麽重要的革命工作，于是接見了他。
列寧客氣地請他坐下。我們都知道的，偉大的列寧同志對于工農兵尤其是他們的代表人物，一向是平等而友善的。那“農民”的“代言人”卻沒坐。他多少有點兒局促，但絕對沒有顯出卑微的樣子。那是個身材高大的“農民”，在身材矮小的列寧面前，他占盡着體格方面的優勢。他之所以沒坐，觀衆可以理解為是不屑于在不願一坐的地方坐下去。從他的表情可以看得出，他對克裏姆林宮這個已經變成了每天發出一道道革命指示的地方心懷着分明的敵意。
他開口便問：土地自古以來是屬于誰的？是屬于我們農民的，對吧？糧食是誰在地裏種出來的？也是我們農民，對吧？沒有糧食，我們農民就無法活！那麽，就再也沒有人來種地了！你們城裏人會到鄉下去種地嗎？不會的！可現在呢，你們城裏人卻跑到鄉下去，将土地從我們農民手中沒收了！還一車車地拉走了我們剛剛打下的糧食！聽說你是擁有真理的人，請問，這世界上還有屬于我們農民的真理嗎？如果革命是你們蘇維埃的真理，那麽我們農民的真理又是什麽呢？
以前看過《列寧在十月》這一部電影的中國人，應當都記得那一個蘇聯國內革命時期的農民的振振有詞。特別是穿插在他的話語中的“對吧”二字，被配音演員說得“中國味兒”十足，給人留下極深刻之印象。
然而列寧同志是頭腦多麽敏感的人！他沒聽幾句就聽出破綻來了。輪到列寧同志開口時，他照例将雙手卡在西服背心的肩邊那兒，以從容不迫而又洞察一切的口吻反問：我只知道這世界上有貧農、中農、富農和地主，不知道這世界上有什麽你所謂的農民。請問你是你所謂的農民中的哪一種人？在列寧的追問之下，那尋找屬于“農民”的“真理”的“農民”，不得不承認自己擁有多少多少畝土地。
而列寧按照階級分析之法，立刻言之有據地将他劃成了“富農”。
接着列寧同志以他那一向高亢的語調說：不錯，土地應該屬于農民！但是更應該屬于所有的農民，而不是僅僅被少數地主和富農霸占着！我們蘇維埃的革命，要完成的大事包括這一件事！我們把土地從你們手中沒收過來，是因為你們地主富農對土地的占有那是沒有什麽道理的！如果你們反抗，我們就鎮壓你們！我們沒收的也不是你們的勞動成果。糧食對于你們是不勞而獲的東西！你們的糧倉滿滿的，吃都吃不完，而城裏很多人卻餓死，如果你們不願意，我們就說服你們。如果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