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悶的中國人

第2章 (1)

被兩種力量拉扯長大的中國人，像極了一張單薄的紙：心靈之扁平狀态呈現于臉，而滿臉寫的只不過一種表情——失我之郁悶。人們郁悶于這個時代，可又不得不郁悶地适應本時代五花八門的規則。

1.被兩種力量拉扯長大的中國人

倘言普遍之中國人的心情，那麽吾認為，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普遍之中國人的心情幾乎可以由“郁悶”二字來概括。新中國成立的喜悅、“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自豪甫過，就不斷“折騰”，很快便使各階層先後品咂到了“郁悶”的、欲說還休的滋味。有些郁悶是國家轉型時期各階層所必然遭遇必須漸适的心理過程，有些則是治理國家的經驗不足導致的，更有些時候體現為“極左政治”的危害。

新中國成立是一次國家性質的根本改變，中國自此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工商改造公私合營是必然的，觸及的只是少數人的利益，郁悶也是少數人的感受。

互助組、高級社當年在農村也起到過好的作用，但所謂人民公社化，迫使農民吃食堂則分明犯了主觀主義、激進主義的大錯誤。農民不情願，也根本不習慣，很抵觸，牛不喝水強按頭，廣大農民很郁悶。并且，不只是習慣不習慣的問題，而是大人孩子都餓肚子的苦楚。餓肚子不許說，還得強裝出每天都撐着了的樣子。

大煉鋼鐵雖然具有鬧劇色彩，但當時清醒反對而又面對勢不可擋的局面卻無可奈何的某些黨內領導人心中實感郁悶。知識分子亦是如此。看得分明卻不能道出，而且批評有罪，于是郁悶之極。

“文革”自不必說，那不僅是清醒的、正直的、多少具有獨立思想的人空前郁悶的10年，而且是命運險象環生、危機四伏的10年。獨立思想稍有流露，必招致迫害，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許許多多過來人，當年感覺“四人幫”之被粉碎，“文革”之終結是“第二次解放”，将這個大事件與建國相提并論。應該承認，即使放在全世界看，那也是最成功的一次正義行動，沒有犧牲，沒有流血，順應民心黨心軍心，自然舉國歡騰。當年那一種全國大喜悅，不但遍及從城市到農村的各個地方，而且持續了三四年之久。

接着是黨中央批準知識青年可以返城。

“右派”獲得平反。

糾正一切冤假錯案。

思想理論界迎來了春天。

科技迎來了春天。

教育迎來了春天。

文藝、文化迎來了春天。

工農業生産迎來了春天。

仿佛是沒有冬天的幾年。

那是和解放初期一樣讓中國人舒心的幾年。但是，中國還沒做好面臨多方面思想解放的各種準備。不但準備不足，而且乏經驗可循。文化思想界自我表達的激動，與“撥亂反正”後亟待走上某種正軌的具體國情發生了對沖矛盾。這使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再一次郁悶了。

當年政治家們有句話是——“一放就亂，一治就死”，說明有些政治人士還不是主觀上完全不願“放”，也不是完全看不明白“放”是大趨勢，是改革潮流。但，他們難以估計到後果，也不知該如何“放”，該“放”到什麽程度，才既“放”了而又不至于“亂”了。故換位思考，當年的他們肯定也很郁悶。

接着是工業實行體制改革、優化組合，“甩包袱”、“結束大鍋飯”、“砸掉鐵飯碗”、工人“下崗”——于是，千千萬萬的“領導階級”體味了空前郁悶。

再接着是“股份制”，絕大部分中國工人沒錢入股，于是被“制”于股份利益之外了。現在看來，當初的股份制，化公為私的過程中權錢交易現象肯定不少，國有資産、集體資産流失到個人名下也是不争事實。中國工人不但郁悶，進而憤懑了。那是中國當年劇烈的陣疼。

剛剛“分田到戶”，最大程度擁有土地使用權的農民們喜悅過後也再次郁悶。種子貴、化肥貴，不用種子、化肥就保證不了收成，用又用不起。而且糧價低，一年辛苦下來，得到的錢甚少。倘若遇到災年，往往白辛苦一場。收了糧向農民打白條的現象屢禁難止。

全中國都在同情地呼籲——農民們壓力太大了，救救農民！

那時的中國農民是厚道極了，也老成慣了。沒人當面問，心中的郁悶是從不往外吐的。自然，被當面問的時候極少。偶被問，每有假農民替他們回答——不苦不苦，很幸福。

城市人面臨房改了。

不少城市人郁悶了，因為湊不足錢買下本已分到自己名下的房産。現在看來，即使當年借錢買下的，也是買對了，買值了。因為畢竟從此有了大幅增值的一宗私産。

但是，剛參加工作的青年們郁悶了。按從前慣例，單位是要解決住房的，不過時間早晚而已，房屋大小、新舊而已。人們習慣了分房子，從沒料到還得買房子。而且剛參加工作的他們也買不起商品房，盡管今天看來當年房價還極低，比現在房價的十分之一還低。

教改了——擇校要交贊助費了，學校不包分配了，找工作也頗為不易，學子們大為郁悶。

醫改了——雖然單位不是根本不負擔醫藥費了，卻并不全面負責了。醫改實行在前，醫保條例出臺滞後，這又使中國人郁悶了。一戶人家，一旦有了重病之人、久病之人，醫藥費問題每使傾家蕩産、家徒四壁……

入學托關系，住院托關系，找工作托關系，轉單位托關系。托關系成了大多數中國人的生存之道。有關系解危救難，沒關系寸步難行。關系不僅是交情、還是人情。并且人情性價比越來越高。幾乎每個中國人都不得已地或熱衷于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用于經營各種複雜而微妙的甚至蠅營狗茍的關系。更精明的一些人，根據局面，不斷調整關系。民間的關系經營催生了一筆又一筆人情債，官場的關系經營釀成了一茬又一茬裙帶及背景庇護之下的腐敗。

礦難接二連三，瞞報也接二連三，被“給予”或索取高額“封口費”成為某些記者的灰色收入。

大型項目争先上馬、竣工、剪彩，喜氣的表情還未退去，豆腐渣工程讓更多人郁悶。

比起餓肚子的年代，人們不愁吃喝了。但不知從何時起，蘇丹紅、牛肉膏、瘦肉精、染色饅頭、硫黃姜出現了，甚至“爆炸西瓜”、“絕育黃瓜”等聞所未聞的食物也被“發明”出來。解決了溫飽的中國人，簡直沒法逃避郁悶了。

人們郁悶于這個時代，可又不得不郁悶地适應本時代的五花八門的規則。

被兩種力量拉扯長大的中國人，像極了一張單薄的紙：心靈之扁平狀态呈現于臉，而滿臉寫的只不過一種表情——失我之郁悶。

2.千年病竈：撼山易，撼奴性難

“國民劣根性”問題是“五四”知識分子們率先提出的。談及此，人們首先想到的是魯迅。其實不唯魯迅，這是那時諸多知識分子共同關注的。嘆息無奈者有之，痛心疾首者有之，熱忱于啓蒙者有之，而魯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梁啓超對“國民劣根性”的激抨絕不亞于魯迅。陳獨秀創辦《新青年》伊始曾公開發表厲言：凡1919年以前出生者當死，唯1919年後出生者應生！何出此言？針對國民劣根性耳。當然，他指的不是肉體生命，而是思想生命、精神生命。蔡元培、胡适也是不否認國民劣根性之存在的。只不過他們是宅心仁厚的君子型知識分子，不忍對同胞批評過苛，一主張默默地思想啓蒙，加以改造，一主張實行教育救國、教育強國，培養優秀的新國人種子。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的演說表達了他的希望：培養具有“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的新國人這一教育思想證明了他的希望。

就連聞一多也看到了國民劣根性。但他是矛盾的。好友潘光旦在國外修的是“優生學”，致信給他，言及中國人缺乏優生意識。聞一多複信曰：“倘你借了西方的理論，來證明我們中國人種上的劣，我将想辦法買手槍。你甫一回國，我親手打死你。”

但他也寫過《死水》一詩：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

不如多扔些破銅爛鐵，

爽性潑你的剩菜殘羹。

也許銅的要綠成翡翠，

鐵罐上鏽出幾瓣桃花；

再讓油膩織一層羅绮，

黴菌給他蒸出些雲霞。

這樣的詩句，顯然也是一種國狀及國民劣根性的詩性呈現。聞一多從國外一回到上海，時逢“五卅慘案”發生不久，于是他又悲憤地寫下了《發現》：

我來了，我喊一聲，迸着血淚，“這不是我的中華，不對，不對！”

為什麽他又認為不是了呢？有了在國外的見識，對比中國，大約倍感國民精神狀态的不振。“不是”者，首先是對國家形象及國民精神狀态的不認可也。

那時中國人被外國人鄙視為“東亞病夫”，而我們自喻是“東亞睡獅”。獅本該是威猛的，但那時的我們卻仿佛被打了麻醉槍，永遠睡将下去，于是類乎懶貓。

清末以前，中國思想先賢們是論過國民性的，但即使論到其劣，也是從普遍的人類弱點劣點去論，并不僅僅認為只有中國人身上才表現的。那麽，我們現在接觸到了第一個問題——某些劣根性，僅僅是中國人天生固有的嗎？

我的回答是：否。

人類不能像培育駿馬和良犬那樣去優配繁衍，某些人性的缺點和弱點是人類普遍固有的。而某些劣點又僅僅是人類才有的，連動物也沒有，如貪婪、忘恩負義、陷害、虛榮、僞善等等。故，萬不可就人類普遍的弱點、缺點、劣點來指摘中國人。但，不同國家的歷史、文化，又完全可以造成某一國家的人們較普遍地具有某一種劣性。比如西方歐美國家，由于資本主義持續時間長，便有一種列強劣性，這一種劣性的最醜惡記錄是販奴活動、種族歧視。當然，這是他們的歷史表現。

于是我們接觸到了第二個問題——中國人曾經的劣根性主要是什麽？我強調曾經，是因為今天的中國已與“五四”以前大不一樣，不可同日而語。

在當年，民族“劣根性”的主要表現是奴性，“五四”知識分子深惡痛絕的也是奴性。

那麽，當年中國人的奴性是怎麽形成的呢？

這要循中國的歷史來追溯。

世界上沒有人曾經撰文批判大唐時期中國人的劣根性，中國的史籍中也無記載。唐詩在精神上是豪邁的，氣質上是浪漫的，格調上是莊重的，可供我們對唐人的國民性形成總印象。唐詩的以上品質，從宋朝早期的詩詞中亦可見到繼承，如蘇轼、歐陽修、範仲淹等人的詩詞。

但是到了宋中期，宋詞開始出現頹廢、無聊、無病呻吟似的自哀自憐。明明是大男人，寫起詞來，卻偏如小媳婦。這一文學現象是很值得研究的。傷心淚、相思情、無限愁、莫名苦、瑣碎憂這些詞彙，是宋詞中最常出現的。今天的中文學子們，如果愛詩詞的，男生偏愛唐詩，女生偏愛宋詞。唐詩吸引男生的是男人胸懷，女生則偏愛宋詞的小女人味。大抵如此。

為什麽唐詩之氣質到了宋詞後期變成那樣了呢？

因為北宋不久便亡了，被金所滅。現在打開宋詞三百首，第一篇便是宋徽宗的《宴山亭》：

裁剪冰绡，輕疊數重，淡着燕脂勻注。新樣靓妝，豔溢香濃，羞殺蕊珠宮女。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愁苦，問凄涼院落，幾番春暮？

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裏、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新來不做！

宋徽宗做夢都想回到大宋王宮，最終死于囚地，這很可憐。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朝代興旺更替，亦屬歷史常事。但一個朝代被另一種迥異的文化所滅，卻是另外一回事。北宋又沒被全滅，一部分朝臣子民逃往長江以南，建立了“南宋”，史稱“小朝廷”。由“大宋”而小，而茍存，這不能不成為南宋人心口的疼。拿破侖被俘并死于英國的海上荒島，當時的法國人心口也疼。茲事體對“那一國人”都是傷與恥。

故這一時期的宋詞，沒法豪邁得起來了，只有悲句與哀句了。南宋人從士到民，無不擔憂一件事——亡的命運哪一天落在南宋？人們毫無安全感，怎麽能豪邁得起來、浪漫得起來呢？故當年連李清照亦有詞句曰：“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

後來南宋果然也亡了，這一次亡它的是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

元朝将統治下的人分為四等——第一等自然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西北少數民族）；第三等是“漢人”，特指那些早已長期在金統治之下的長城以北的漢族人；第四等是“南人”，滅了南宋以後所統治的漢人。

并且，元朝取消了科舉，這就斷了前朝遺民跻身官僚階層的想頭。我們都知道，服官政是古代知識分子的追求。同時又實行了“驅口制”，即規定南宋俘虜及家屬世代為元官吏之奴，可買賣，可互贈，可處死。還實行了“匠戶制”，使幾百萬工匠成為“匠戶”，其實便是做技工的匠奴。對于南宋官員，實行“誅捕之法”，抓到便殺，迫使他們逃入深山老林，隐姓埋名。南宋知識分子懼怕也遭“誅捕”，大抵只有遁世。

于是漢民族的詩性全沒了，想不為奴亦不可能。集體的奴性，由此開始。

枯藤老樹昏鴉，

小橋流水人家，

古道西風瘦馬。

夕陽西下，

斷腸人在天涯。

我們今天讀馬致遠的這一首詩，以為詩人表達的僅僅是旅人思鄉，而對他當時的內心悲情，實屬缺乏理解。

當年民間有唱：

說中華，道中華，

中華本是好地方，

自從來了元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元朝享國92年，以後是明朝。明朝270年，經歷了由初定到中興到衰亡的自然規律。“初定”要靠“專制”，不專制不足以初定。明朝大興“文字獄”，一首詩倘看着不順眼，是很可能被滿門抄斬的。270年後，明朝因腐敗也亡了。

于是清朝建立，統治了中國276年。

世界上有此種經歷的國家是不多的，我個人認為，正是這種歷史經歷，使國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奴性。唯奴性十足，方能存活，所謂順生逆亡。曠日持久，奴成心性。譚嗣同不惜以死來震撼那奴性，然撼山易，撼奴性難。魯迅正是哀怒于這一種難，郁悶中寫出了《藥》。

故，清朝一崩，知識分子通力來批判“國民劣根性”，他們是看得準的，所開的醫治國民劣根性的藥方也是對的。只不過有人的藥方溫些，有人的藥方猛些。

可以這樣說，中國人艱苦卓絕、可歌可泣的八年抗戰，與批判國民劣根性有一定關系。那批判無疑令中國人的靈魂疼過，那疼之後是抛了奴性的勇。

綜上所述，我認為，今日之中國人，絕非是梁啓超、魯迅們當年所滿眼望到的那類奴性成自然的、渾噩冷漠乃至于麻木的同胞了。我們中國人的國民性有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國民”只不過是“民”。普遍之中國人正在增長着維權意識，由一般概念的“民”而轉變為“公民”。民告官，告大官，告政府，這樣的事在從前不能說沒有。《楊三姐告狀》，告的就是官，就是衙門。但是現在，從前被視為草民們的底層人、農民，告官告政府之事司空見慣，奴性分明已成為中國人過去時的印記。

但，有一個現象值得深思，那就是近年來的青年工人跳樓事件。他們多是農家子女。他們的父母輩遇到想不開的事尚且并不輕易尋死，他們應比他們的父母更理性。但相反，他們卻比他們的父母輩脆弱多了。這一方面是由于他們雖為農家兒女，其實自小也是嬌生慣養。尤其是獨生子女的他們，像城裏人家的獨生子女一樣，也是“寶”。與從前的農家兒女相比，他們其實沒怎麽幹過農活的。他們的跳樓，也可說是“嬌”的扭曲表現。還有一點那就是——若他們置身于一種循環往複的秩序中，而“秩序”對他們脆弱的心理承受又缺乏較周到的人文關懷的話，那麽，他們或者漸漸地要求自己适應那秩序，全無要求改變那秩序的主動意識，于是身上又表現出類似奴性的秩序下的麻木，或者走向另一種極端，企圖以死一了百了。

要使兩三億之多的打工的農家子女成為有訴求而又有理性，有個體權益意識而又有集體權益意識，必要時能夠做出維權行動反應而又善于正當行動的青年公民，全社會任重而道遠。

自從網絡普及，中國人對社會事件的參與意識極大地表現了出來。尤其事關公平、道義、社會同情之時，中國人這方面的參與熱忱、激情，絕對不亞于當今別國之人。但是也應看到，在網絡表态中，嘻哈油滑的言論頗多。可以認為那是幽默。對于某些事，幽一大默有時也确實比明明白白的表達立場更高明，有時甚至更具有表達藝術。而有些事，除了幽它一大默，或幹脆“調戲”一番，幾乎也不知再說什麽好。

但我個人認為，網絡作為公衆表達公民社會訴求和意見的平臺，就好比從前農村的鄉場，既是開會的地方，也是娛樂的地方。從前的中國農民在這方面分得很清，娛樂時盡管在鄉場搞笑，開會時便像開會的樣子。倘開會時也搞笑，使嚴肅鄭重之事亦接近着娛樂了，那麽漸漸，鄉場存在的意義，就會變得只不過是娛樂之所了。

親愛的諸位，最後我要強調時間是分母，歷史是分子。時間離現實越遠，歷史影響現實的“值”越小，最終不再影響現實，只不過純粹成了“記事”。此時人類對歷史的要求也只不過是真實、公正的認知價值；若反過來，視歷史為分母，人類就難免被歷史異化，背上歷史包袱，成為歷史的心理奴隸了。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抗日戰争不僅千錘百煉了漢民族，使我們這個民族浴火重生，鳳凰涅槃，也千錘百煉了漢族與蒙、滿、回、朝、維等多個民族之間的關系。這一種關系也鳳凰涅槃了。可以這樣說，中國經歷了抗日戰争，各民族之間空前團結了。古代的歷史，使漢民族那樣，也使漢民族與其他民族的關系那樣。近代的歷史，使漢民族這樣，也使漢民族與其他民族的關系這樣。

影響現實的，是離現實最近的史。

離中國現實最近的是中國的近代悲情慘狀史，中國人心理上仍打着這一種史的深深烙印，每以極敏感極強烈的民族主義言行表現之。解讀當代中國人的“國民性”更應從此點出發，而不能照搬魯迅們那個時代總結的特征。

3.勇于羞恥的現代公民

近三十年來，中國之實際情況差不多是這樣——國民在郁悶中成長着，國家在困擾中發展着。

對于我們同胞國民性的變化，我不用“成熟”一詞，而用“成長”，意在說明，其變化之主要特征是正面的，但離成熟尚遠。而我們的國家，也分明在困擾中令人欣慰地發展着，但其發展頗為不順，國民所感受的林林總總的郁悶，其實也正是國家的困擾。

但一個事實卻是——雖然普遍的國民幾乎經常被令人憤懑的郁悶從四面八方所包圍，社會經常彌漫對各級政府的強烈譴責之聲，但總體上看，中國社會現狀基本上是安定的。潛在的深層的矛盾襯出這種安定顯然的表面性，但即使是表面的，肯定也為國家逐步解決深層矛盾争取到了可能的甚至也可以說是寶貴的前提。

“樹欲靜而風不止。”古今中外，沒有一個國家一向如世外桃源盡呈美好，波瀾不驚。

日本多年前發生過奧姆真理教地鐵放毒事件。那事件甫一經過，我恰去日本訪問。地鐵站臺荷槍實彈的武警壁壘森嚴，到處張貼着通緝要犯的布告，其中包括數名女大學生。2011年，日本又遭遇了海嘯襲擊，發生了核洩漏事件。從1996年至今，除了以上兩大事件，日本亦不能說太平無事。比如首相秘書貪污事件、校園少年犯殺害同學的事件……

韓國也如此，前總統因家族受賄問題曝光跳岩自殺；因政府引進美國牛肉，現任總統幾乎面臨下臺的局面；“天安艦”沉沒事件——以上事件，曾使韓國人一次次沖動萬分……

歐美各國也殊少寧日，一方面恐怖襲擊使各國政府風聲鶴唳，忐忑不安國民們的神經時常處于高度緊張；另一方面，各國受金融危機沖擊，失業率增長，國際金融信任率降低，時而曝出令全世界瞠目結舌的新聞。如《華爾街報》的竊聽事件，世界銀行總裁的性案風波……

如果放眼世界，将社會分為相當穩定、較為穩定、不穩定、極不穩定四個級別，那麽中國處在哪一個級別呢？

我認為，首先中國不屬于極不穩定的國家當無争議——阿富汗、利比亞、伊拉克……那些國家才顯然處于極不穩定之中。

中國也不屬于社會極穩定的國家。我這樣認為首先是從普遍之國民的綜合素質而言的。這一種綜合素質的水平，決定一個國家的公民在面對國家大環境惡化時的理性程度。其次也是從一個國家的公民與政府之間的長久關系而言的。歐美各國，其西方式的民主國體存在了一兩百年不等，他們的國民早已适應了、習慣了、認可了那一種國家制度。雖然那一種制度的弊端也多有呈現，他們的國民對那一種制度也不無怨言甚至質疑，但是他們起碼目前還不能設想出另一種更好的也更适合的制度取而代之。這一種國民與國家相互依賴的關系，使他們具有一種“萬變不離其宗”的理性意識。基于此種理性意識，面對頹勢，他們具有一種以不變應萬變，相信一切都會過去的自信和鎮定。

那麽，在較為穩定和不穩定之間，中國屬于哪一類國家呢？

社會不穩定的國家具有以下特征：

1．其政府管理國家的意識、能力，不是與時俱進，而是意識偏執，固守不變，能力每況愈下。

2．經濟發展停滞不前，甚至發生倒退，致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是逐漸提高，而是一日不如一日，連好起來的希望也看不到。

3．對于大衆生活的艱難視而不見，對于大衆怨言及正當訴求充耳不聞，甚至以專制手段壓制之，擺出強硬對着幹的态度。

這樣的國家目前世界上還是有的，但實在已不多。進言之，處于社會不穩定狀态的國家，要麽它的大趨勢畢竟還是與世界潮流逐漸合拍的，要麽倒行逆施，直至徹底滑向世界潮流的反面。

目前之中國顯然不是這類國家。所以我認為，目前之中國是一個社會較為穩定的國家。

政府管理國家的意識已由從前國家當然以政府為主體逐漸轉變為以人民為主體。管理已不僅僅是一種權力意識，同時也是責任意識了。

政府管理國家的能力亦在提高。不是指壓服能力在提高，而是指向“以人為本”的宗旨改進的覺悟在提高，方式方法在提高，經驗在提高。

特別要加以肯定的是，中國人的公民意識顯然在提高，并且還在以不停止的、較全面的精神風貌提高着。目前之中國人，已不再僅僅将自己低看成“老百姓”。嘴上往往也仍說“咱們老百姓”，而實際上，此“老百姓”與歷朝歷代各個不同歷史時期被叫做的彼“老百姓”，身份內涵已大為不同。目前之中國人，也不再僅僅滿足于被文字表意“人民”，不再僅僅滿足于文字表意上的“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為人民服務”等等口號，而開始要求各級政府将“為人民服務”落實在具體行動上，而開始名正言順地向政府提出各種“人民”訴求，主張各種“人民”權利，包括監督權。于是，現在的中國“人民”，無可争辯地史無前例地接近現代公民了。

故我對目前我們的同胞的國民性方面令人欣慰的變化，持特別肯定的看法。這一種特別肯定的看法，包括我對80後的看法，也包括我對90後的看法。我還要進而這樣說，包括我對80後、90後們的下一代的看法。

當然，這并不意味着我們中國人的國民性已很值得稱贊了。依我看來，體現在我們某些中國人身上的醜陋的、惡俗的、邪性的言行，在目前這個世界上每不多見的。比如大學生救人溺亡于江，而撈屍人挂屍船旁，只知索要撈屍費的現象；比如發生礦難，煤老板賄賂媒體，悄塞“封口費”，而某些政府官吏暗中配合力圖掩蓋的現象；比如拜金主義、媚權世相等等。我們當下國民的文化素質，不是也每遭西方文明國家人士的鄙視和诟病嗎？

所以我說正在“接近”現代公民。現代公民不僅具有不輕意讓渡的公民權利意識，同時還應具有現代社會之公德自覺。在後一點上，某些中國人往往還表現得很不像樣子，令大多數中國人感到羞恥。

中國在中國人日益增強的權利意識和仍顯缺失的公德意識兩方面的擠壓之間發展着。中國人的公民素質在經常從四面八方包圍而來的郁悶中有希望地成長着。

兩方面自然是互相博弈的關系，卻又并非在博弈中互相抵消，而是共同增減，共同提升。中國人的權利意識每有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也便相應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越人性化，中國人的公德體現也越接近公民素質。反之，政府的管理言行越滞後于中國人的希望、要求和期待，中國人的郁悶感覺越強烈。但這并不是什麽中國之發展和中國人之變化的奧秘，而是全世界一切國家向現代化轉型的規律。

中國和中國人在改革開放以後，只不過都被這規律所“轉型”了而已。

那麽，對于中國和中國人，好光景之可盼的根據也正在于此……

4.憤怒正是推動“頂層設計”的機遇

“自媒體”乃指網絡，也被形容為“大衆話筒”。這不是我的說法，而是研究網絡文化現象的專家學者們的說法。我認為他們的比喻和形容生動極了，恰當極了，堪稱絕妙之比喻和形容，具有修詞範性。

“人民”一詞，拆開了說便是人中之民。泛開而論，可相對于全世界；具體言之，可相對于一國，或一國中的某一地區。

自列寧所發動的武裝暴力革命在俄國奪取了政權，遂誕生了一個口號——“全世界無産者聯合起來！”

全世界無産者即全世界人中之民，亦即“底層之民，草根之民”。另行聯合起來過沒有呢？

似乎也曾一度聯合起來過，還有聯合起來了的組織，曰“共産國際”，或“第三國際”。但即使那時，各國人民也還是不能直接聲明訴求，更不能直接發出聯合之聲，只能被國際的及各國的組織代言。故自那時以後，“代表人民”遂成一些革命領袖及許多革命家、革命者的常用語。

衆所周知，共産國際早已不複存在。誰若還想做它的代表，“除夢裏有時曾去。無據，和夢新來不做”。現在，各國發揮國際聯合作用的是“聯合國”。

在中國，清朝滅亡，人民才第一次能夠發聲，但也還不是直接的，是經由被稱做“進步人士”或“進步學生”們發出的。主要方式是街頭演講。倘講到了人民心坎上，圍聽的人民便齊呼口號，表達贊同。民國時期的進步報刊也每代表人民意願登載文章，某些報人因此沒了性命，如邵飄萍、林白水。

當年最有資格代表人民的自然是孫中山。孫中山逝後，共産黨與國民黨争奪代表權。國民黨的主要階級成分是富人、城市中産階級、農村大小地主，而中國共産黨主要依靠的是草根階層，在當時的中國，絕大多數人是草根階層。國民黨當然争不過共産黨。

20世紀50年代中期，形形色色“代表人民”的人中後來漸漸派生出了專善于說假話空話套話的人，人民的真聲音聽不到了，于是就有了“大鳴大放”。一鳴一放，各種聲音都出來了，于是“反右”。一“反右”，全中國頓時又“萬馬齊喑寂無聲”了。值得研究的是，當年一些所謂“右派”，其實自認為是“代表人民”在鳴放的，但是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