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6章 完成使命 (2)
一支由七艘軍艦組成的法國艦隊于8月18日進攻順化河口的炮臺。20日，千餘名法軍登陸，打垮了越南守軍，在次日清晨占領炮臺。22日，法國全權代表何羅芒來到順化，向越南國王發出最後通牒：“從明天起24小時的時限，以全部接受或全部拒絕我們的條件，不作讨論……如果你們拒絕這些條件的話，便有更大的禍患等待你們……越南的名字将不再存于歷史。”（《中法戰争》卷7，363頁）
1883年8月25日，越南阮氏王朝與法國官員簽訂了城下之盟——《順化條約》。該條約的第一條規定：
安南承認并接受法國的保護權，以及此類型的關系在歐洲外交的法律之觀點上所有的後果。意即法國将總理安南政府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一切外國的關系。安南政府只有通過法國的中介始得與該外國作外交上的交通。
條約還确定，越南将平順省割讓給法國，并驅逐在越北的黑旗軍。
條約雖然已經簽訂，但是法方簽約人何羅芒在事先并沒有得到政府的批準，條約內容是他臨事而拟的。在法國政府看來，這個條約肯定了在此之前越南與中國的傳統關系，所以仍不滿意。9月15日，法國正式向中國提出了一個解決越南問題的方案，要點為：從越北東海岸北緯21度至22度之間的某一地點起，劃定一線至老街。這條線以北到中國之間的地帶為中立區，中法雙方都不占領。這方面的實質，是用劃出一個狹窄中立區的辦法，迫使中國撤出駐越南的軍隊，承認“中立區”以南的越南領土都歸法國占領。
順化條約的簽訂震撼了清朝政府。廣西巡撫亦于1883年9月底接到了越南國王向光緒皇帝報告法國強迫訂立順化條約經過的咨呈。鑒于威脅臨近，清朝大多數高級官員主張對法國采取強硬态度。至當年10月底，中法談判沒有達成協議，法國政府遂決定對中國再度訴諸武力。
1883年底，法國國會通過一項議案，撥款2000萬法郎，追加軍費900萬法郎，增派軍隊1.5萬人到越北，在12月中旬向中國軍隊發起進攻。
中法戰争由此爆發。
12月16日，以孤拔為統帥的法軍進占越北重地山西，擊退黑旗軍。法軍迅速集結更多的軍隊，企圖在戰場上給中國軍隊以更大的打擊，迫使清朝政府屈服。1884年2月，米勒繼孤拔為法軍統帥，發起新的攻勢。中國的滇、桂兩軍将領昏庸怯懦，舉措失當，數萬守軍一敗塗地。3月12日，法軍占領北寧，19日攻陷太原，4月12日占興化。
在接二連三的軍事挫敗中，清朝政府軟下來了，命李鴻章與法國代表談判。法國代表、海軍艦長富尼埃提出先決條件，必須先撤銷在連年來的中法談判中表現堅決的曾紀澤的駐法公使職務。清政府接受了這個條件，于4月28日将曾紀澤免職。
李鴻章違背了清政府事先向他下達的談判原則[6]。5月6日，李鴻章只和富尼埃談判了兩三個小時，中間還需要翻譯，就接受了法國提出的條件。如此迅速地達成兩國間的重大協議，在歷史上是少見的。而清政府在聽取了李鴻章牽強附會的報告後，覺得無可奈何，也竟然批準了李鴻章的所作所為。1884年5月11日，李鴻章與富尼埃在天津簽訂了《中法會議簡明條款》。
條約共五款，第三款最具實質性：“中國南界既經與法國以實在憑據，不有侵占滋擾之事。中國約明，将所駐北圻各防營即行調回邊界，并于法越所有已定與未定各條約，均置不理。”這個條款事實上承認了法國對越南的侵占。
條約第三款還明确，中國開放中越邊界：“所有法越與內地貨物聽憑運銷，并約明，日後遣其使臣議定詳細商約稅則，務須格外和衷，期于法國商務極為有益。”
李鴻章的“成就”僅僅在第四款：“法國約明，現與越南議改條約之內，決不插入傷害中國威望體面字樣。”
法國駐華公使巴德諾堂而皇之地來到越南首都順化。巴德諾要求，越南把中國政府的冊封大玺交出來，他要送交法國國家博物館收藏。巴德諾宣稱：“我們認為要緊的是，這個中國給予的東西，不要再作為中國宗主權的标志而存在。”
越南官員在這個問題上作了争執，最後雙方決定，将清朝冊封大玺當衆熔解。
熊熊大火燃燒起來，就在“嘉隆王玺”被烈火熔為一個銀塊後一小時，巴德諾與越南輔政大臣和吏部大臣阮文祥等人簽訂了新的順化條約。條約的第一條為：
安南（越南）承認接受法國的保護權，在一切對外關系上法國将代表安南。在外國的安南人将受法國的保護。
《中法會議簡明條款》在清朝政府內部引起強烈不滿，李鴻章受到許多大臣的抨擊，深感壓力沉重。1884年5月17日，富尼埃在離開天津前又以命令式的口吻，将法國單方面規定的在越北向中國軍隊駐地分期“接防”的日期通知李鴻章。李鴻章沒有同意法方的規定，但也不明确表示反對，而且沒有立即向皇帝報告。
原來，在《中法會議簡明條款》的法文本中，要求中國軍隊“立即”撤回，但清朝政府認為中文本“即行調回邊界”則不那麽迫切。李鴻章向清廷君主解釋時又說：“只需密饬邊軍屯紮原處，勿再進攻生事，便能相安，亦不背約。”
在朝野一片反對李鴻章的聲浪裏，清政府覺得有失面子，所以在訂約後嚴令駐越軍隊“仍紮原址，進止機宜，聽候谕旨”。
1884年6月，法軍由越北陣地前出，執行“接防”計劃。6月23日，向諒山入侵的法軍與中國軍隊接觸。法軍宣稱：“和與不和，三日內定要諒山。”說罷，法軍即開槍射擊。中國守軍被迫還擊，将法軍擊退。中法戰争再次爆發。
法國将其在中國和越南的艦隊合編成遠東艦隊，以孤拔為統帥，于8月5日向中國的臺灣省基隆猛烈攻擊。侵略軍一度登陸，又被中國守軍逐回海上。8月23日下午，事先駛入福州馬江的法軍艦隊向福建水師突然襲擊。福建水師在戰前得到“不準先行開炮，違者雖勝亦斬”的命令，因而完全陷于被動。開戰僅僅30分鐘，經營多年的福建水師全軍覆沒。消息傳到北京，清政府已是不得不戰。三天後，清政府下令，陸路各軍迅速進兵，沿海各地嚴防法軍入侵。
在越北戰場，1884年12月，中國西線軍隊發起進攻，将法軍包圍在越北重鎮宣光達70餘天。期間黑旗軍還設下埋伏，重創自河內出援的法軍。但是，在東線作戰的中國軍隊連連受挫。1885年2月，鎮南關失守，法軍得以抽出兵力，解宣光之圍，并由此路侵入中國雲南的馬關和麻栗坡地區，在長達150公裏、寬約80公裏的中國土地上耀武揚威。
東線的中國軍隊潰敗了，形勢萬分危急。在此緊要關頭，已經退休的老将軍馮子材毅然重披戰袍就任東線主帥，迅速穩定了戰局。1885年3月23日，法軍萬餘人向鎮南關內進犯，竄入馮子材精心準備好的戰場。馮子材指揮全軍奮戰，激戰三天三夜，法軍大潰，遺屍千餘具，向南狂逃。是為中國軍隊取得的鎮南關大捷。至29日，中國軍隊克複諒山，法軍統帥尼格裏受重傷。
同時，中國軍隊在西線取得臨洮大捷，侵入雲南馬關、麻栗坡的法軍則陷入當地苗、瑤、壯、傣、漢民衆的圍攻之中。各族人民在麻栗坡猛洞苗族領袖項從周率領下，用大刀、弩箭等原始武器同法軍展開激烈戰鬥，終于把法軍趕出了國境線。
在越北戰場的越南守軍則配合中國軍隊作戰，擴大了戰果。
中國軍隊在越北戰場的重大勝利使中國在外交上也處于十分有利的地位。諒山大捷的消息于1885年3月30日傳到巴黎，茹費理內閣當晚倒臺，法國不等新內閣上臺，就授權總統與中國談判。
清朝政府未能利用軍事勝利取得的有利态勢，就和法國政府于1885年4月4日匆忙簽訂了巴黎停戰協定。這個協定的實質是，清政府明令批準不久前訂立的喪權辱國的《中法天津條約》，下令越北戰場的中國軍隊分期撤回國內；法軍則解除對臺灣和北海的封鎖。這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戰勝求和”的外交失敗。當然，這裏的問題還要複雜一些。1884年12月4日，朝鮮發生“甲申政變”，日本利用政變插手朝鮮事務，使正在進行中法戰争的中國政府極為震驚。1885年3月，日本參議兼宮內卿伊藤博文作為特命全權大使前來中國，與中國政府談判“甲申政變”後朝鮮的地位問題。日本對正在為戰争經費而困窘的中國政府進行了要挾，因此中國政府急于停止中法戰争騰出手來對付日本。最終說來，負責談判的李鴻章又一次在對手面前拜了下風，《中日天津條約》于1885年4月18日簽訂，從此，日本加緊準備獨霸朝鮮和侵略中國的戰争。
1885年6月9日，李鴻章和巴德諾又在天津簽訂了《中法條約（越南條款）》，它的主要內容是：
一、清朝政府承認法國對越南的占領并行使保護權。條約第一款規定：“越南諸省與中國毗連者，其境內法國約明自行弭亂安撫。”在第二款中，中國表示：“凡有法國與越南訂立之條約、章程，或已訂者，或續立者，現時并日後均聽辦理。”
二、中法兩國勘定中越邊境線。條約第三款寫明：“自此次訂約畫押之後，限6個月內，應由中法兩國各派官員，親赴中國與北圻交界處所，會同勘定界線。”
三、法國取得在中國西南通商的特權和在雲南修築鐵路的優惠權。
條約簽訂之後，數萬中國官兵撤離越北——他們曾為之流灑了鮮血的土地。當年7月，劉永福也率領黑旗軍3000名将士離開越南，撤入雲南省文山。黑旗軍高擎了12年之久的抗法鬥争火炬熄滅了。
中法戰争結束，法國确立了在越南的殖民統治。殖民者在越南的南、中、北圻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殖民統治制度：南圻是“直轄領地”，廢除原有的統治機構，設法籍總督；中圻稱“保護領”，保留阮氏小朝廷，同時派駐法籍總督；北圻為“半保護領”，形式上由阮氏政府派出“經略使”治理，實際上由法國殖民者遙控，以後又廢除“經略使”制度，并入“保護領”。
與此同時，法國殖民者在柬埔寨也得手了。
柬埔寨有着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自然資源，早在公元l世紀就出現過早期國家扶南。到19世紀，柬埔寨國勢衰弱，成為越南和暹羅王朝争奪的對象。第一次《西貢條約》的簽訂，使法國殖民者從越南君主手中奪取了對柬埔寨的宗主權。1863年，法國殖民者強迫柬埔寨的諾羅敦國王簽訂了“保護條約”。根據“條約”，法國向柬埔寨派遣一個留守使，實施對柬埔寨的保護。沒有法國的允許，柬埔寨不得接受其他國家派遣的領事。1867年，法國又與暹羅簽署條約，暹羅承認法國對柬埔寨的保護。
1887年，法國将越南和柬埔寨合并為“印度支那聯邦”。19世紀末，又将老撾并入。印度支那聯邦中央機關首腦是由法國政府任命的總督，受法國政府殖民部領導。法國殖民者一方面将越、老、柬三國合并在一個聯邦內，另一方面又不斷制造矛盾，這一切都為日後印度支那問題的複雜化種下了禍根。
[1]在此以前，學術界的傳統看法認為，交趾始終指今天的越南中、北部地區，且論著甚多。
[2]成書于14世紀後期和15世紀後期的越南最早的兩部史書《越史略》和《大越史記全數》中，有關4000年前紅河流域有“文郎國”并由“雒（luo，音洛）王”或“雄王”統治之說。其實，這都是從中國古籍中極勉強地引申出來的。北魏郦道元（約470～527）所著《水經注》曾引文說：“朱吾（在今越南廣平省境內）以南有文郎人，野居無室宅，依樹止息。”可見文郎人的生活是極原始的，離國家形态和概念還相去甚遠。截至目前，現存的任何史料都不能證明世界上曾有一個“文郎國”。用構思小說的方法狀寫歷史，那是不嚴肅的。“雒王”說最早見于郦道元《水經注》中的引文，或許有點部落首領的意思。對“雄王”一詞，據大多數學者考證，即古代雕版時“雒”字之誤，致使某些缺乏論據又硬要推溯先祖的史學家以訛傳訛。公正地說，這些說法都只能是遠古的神話和傳說，和正史畢竟是兩回事。
[3]如越南史學家明峥所著《越南社會發展史研究》（三聯書店1963年出版）一書中就寫道：“馬援改革政治，建城郭，掘河渠，分封土地，雒将制度被廢除，縣令制度取而代之。根據這些重要的事實，我們看到生産力發展了。”
[4]在安南都護府治下。
[5]《清實錄·仁宗實錄》卷111，12頁。
[6]為了指導李鴻章的對法談判，清政府确定了幾項重要原則：一、越南對中國的“世修貢職”應當繼續；二、通商一節，若在越南地面互市，尚無不可，如欲深入雲南內地，處處通行，将來流弊必多，亟應預為杜絕；三、要保護黑旗軍；四、不賠款。（《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卷14，第14頁。）
附錄二 風雲際會中越近代史
晚清時候，中國和法國勘定中越邊界，從1885年開始，1897年結束，歷時12年。
由于10世紀以來中越兩國長期存在宗藩關系，在中法戰争之前，中國和越南之間沒有一條經過正式勘定的邊界線，但是兩國已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各自的管轄範圍。中法兩國勘定中越邊界，以辨認中法戰争之前的中越舊界為基礎，按桂（廣西）越和粵（廣東）越、滇（雲南）越兩個方向進行。
1885年8月29日（清光緒十一年七月二十日），清政府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奕向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報告，已經接到法國政府照會，法方勘界官員浦理燮等六人已确定，不久抵達河內，因此中國也要派出勘界官員。
清廷當日決定，任命內閣學士周德潤為欽差勘界全權大臣，趕赴雲南，會同雲桂總督岑毓英等主持滇越勘界；派鴻胪寺卿鄧承修前往廣西，會同兩廣總督張之洞、廣西按察使李秉衡等主持桂越和粵越勘界事宜。
在此之前，清政府派出測繪人員前往中越交界地區繪制了地圖。光緒皇帝于1885年8月31日（光緒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明确指示諸位軍機大臣和雲桂總督岑毓英、兩廣總督張之洞：“越南北圻與兩廣、雲南三省毗連，其間山林川澤華離交錯，未易分明。此次既與法國勘定中越邊界，中外之限即自此而分，凡我舊疆固應剖析詳明，即約內所雲或現在之邊界稍有改正。亦不得略涉遷就。”[1]
乘着中國軍隊在越北戰場連連獲捷的餘勇，此時光緒的态度還算比較堅決。三個多月後的11月8日（光緒十一年十月初二），光緒再次谕示各勘界大臣：
此事關系重大，必應慎之于始。各處所繪地圖詳略不一，法使所攜，難保不互有異同；目前分界，自應以（大清）《會典》及《通志》所載圖說為主，仍須履勘地勢，詳加斟酌。[2]
九天後，光緒又谕示：“總之，分界一事，有關大局，周德潤等務當詳度地勢，設法辯難，多争一分即多一分之利益，切勿輕率從事。”
此時的光緒皇帝還有一個如意算盤，他希望：
若于兩界之間，留出隙地若幹裏作為瓯脫[3]，以免争端，最為相宜。[4]
但是法國談判者的态度十分強硬，與中國代表争執不休。此時，随着朝鮮問題日益尖銳，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戰争陰雲正悄悄升騰起來。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先自手軟了，想把中法勘界這樁事當成包袱甩掉。這時，又有一個英國人冒了出來，他就是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的赫德——作為一個外國人，他長期把持了中國海關的最高職務。他于1886年1月13日（光緒十一年十二月初九）致函中國總理衙門，施加壓力：
現在中國若毫無釁端牽及于法國，則法國當不日自退而罷其兵。若中國稍有牽及，恐法将舍彼而尋釁于中國。若不牽及之要，則唯在中國守約。而守約之要，則為兩端：一則分界事務須照新約明文辦理；一則邊界通商章程須照新約明文商議。若中國于此少有違易，則法國必執為柄，而尋釁有詞。[5]
清政府很快采取了妥協政策。從1886年初起，軍機處一再傳達谕令，指示談判大臣：“凡越界中無益于我者，與雖有前代證據而今已久淪越地者，均不必強守。總期速勘速了，免至別生枝節。”[6]
1886年12月3日（光緒十二年十一月丁酉），光緒皇帝又明令軍機大臣：“我兵駐紮，只須認定現在中國界內之地堅守勿移。其餘邊荒瘠苦之區，無論一時無從論及，即使劃歸于我，設官置戍，費饷勞人，水土失宜，瘴疠時作，将來種種窒礙，不可枚舉。總之，自強之道，全不在此，切勿徒鹜虛名，不求實際。”[7]
這就使在此之前竭力争取談判主動的中國代表陷入了十分困難的境地。
1886年8月1日，中法雙方在保勝（老街）議定《勘界辦法節略》，明确勘界時應當遵守的原則和方法。雙方會商時，中越邊境地區的抗法力量十分活躍，使法國代表對前往邊界線踏勘一事恐懼不安，乃提出“就圖定界”的要求，即雙方不事先踏勘整個邊境線，而是出示各自準備好的地圖，凡雙方圖線一致的，就互相确認；彼此不符的，待該段邊境線“平靜”後“再行補勘”。這種草率不恭的做法被中方拒絕了。
雙方約定，先勘定由保勝到龍膊河一段邊界。1886年8月12日，中法勘界人員分別從保勝出發，向紅河上游航行。8月20日，法國船隊在者蘭受到當地抗法力量襲擊，法國官兵被打死13人，其餘勘界人員逃回保勝。于是他們再也不敢循邊勘界，轉而堅持“就圖定界”。這本來是争取談判有利地位的一個機會，可是清政府居然同意了。
1886年10月19日，中法雙方在保勝簽訂《滇越邊界勘界節略》，這是中越邊界雲南段劃界的基本文件。
這個“節略”簽訂以後，法國資本急于打開中國西南門戶，以期迅速奪取商品傾銷市場和廉價原料産地。法國駐華公使恭思當一再要求清政府簽訂對法國更加開放的商務協定。恭思當還再三說：“商務茍可通融，界務亦可稍讓。”這個暗示對清政府吸引力很大，兩國代表于是就議而未決的界務問題再行談判，于1887年6月26日簽訂了《續議界務專條》和《續議商務專條》兩個文件。
在貿易方面，清政府大大讓步，同意在雲南蒙自、蠻耗（後改河口）兩處開放商埠，凡進口稅減免十分之三，出口稅減免十分之四，還準許法國在廣西龍州、雲南蒙自分別設立領事館。同樣，法國則表示願意同中國會商以前沒有解決的滇越邊界“第二段”和“第五段”問題。雙方議定，這次根據談判而定的二、五兩段邊界線，在地圖上用紅線标出來，這就是滇越邊界談判中“紅線”的來歷。法國同意中國收回大賭咒河流域的原有領土。經過一番周折，“第二段”邊界劃定。但在“第五段”，法國迫使中國将猛梭等地劃給越南。清政府竟以“荒遠瘴疠，棄之不足惜”為由，原則上同意了法國的要求。只是因為雙方“就圖定界”，在事先沒有作實地踏勘的情況下鬧出了許多村寨、河流名稱上的混亂，“第五段”的界線問題實際上沒有解決。
《續議界務專條》簽訂後，雙方開始按圖逐段履勘。從1887年一直持續到1895年，雙方勘界官員幾經更疊，但談判焦點主要集中在“第五段”上，雙方争執激烈。直至1895年，法國代表仍堅持按照法方提出的界線會勘。中國代表無法接受，最後形成變通辦法，在地圖上對中國代表可以接受的界線标以紅線，将法國代表要求的界線志以藍線，将這份紅、藍兩線圖上報雙方政府定奪。
19世紀的中國，是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沉淪的中國，也是任列強宰割的中國。1894年，中日甲午戰争爆發，中國慘敗。1895年4月17日，李鴻章與日本的伊藤博文在日本馬關簽訂《馬關條約》，中國被迫割讓遼東半島和臺灣島，以及澎湖列島。日本帝國朝着遍體鱗傷的中國狠狠砍了一刀。
伊藤博文沒有想到，六天之後的4月23日，俄國、德國和法國的駐日公使聯合照會日本政府，“勸告”日本放棄遼東半島。為了作這番“勸告”，俄國還在遠東迅速集結兵力，命令游弋于遠東海面上的軍艦作好戰鬥準備。此時，打完了甲午戰争的日軍已精疲力竭，5月5日，日本宣布接受三國“勸告”放棄遼東半島，條件是中國增加戰争賠款3000萬兩白銀。
就在此時，中法兩國關于中越邊界談判的地圖送進了北京紫禁城。令清政府吃驚的是，邊界談判中又冒出了“滇越邊界第六段”。原來，法國于1893年侵占了老撾，将老撾并入印度支那聯邦，因此要求一攬子解決中老邊界問題。法國提出，既然該國參與幹涉日本歸還遼東半島有功，理當索酬，所以要求清政府把原屬雲南的猛烏、烏得（将近8萬平方公裏，均在今老撾豐沙裏北部）割讓給法屬老撾。
孱弱不堪的清朝政府在外交上無所作為。1895年6月20日，清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代表和法國公使在北京簽署《續議界務專條附章》，對“第五段”，除一小段界線未動外，确認了法國标出的藍線。不僅如此，“附章”還一攬子解決“第六段”問題，劃定了中國和老撾的邊界。
接下來，中法雙方開始在中越、中老邊界上豎立界碑。至1897年6月13日，歷時12年的勘定中越、中老邊界及立碑工作宣告完畢。
在不算短的12年當中，中法兩國簽署了一系列勘界文件。回顧這段歷史，自然可以清楚地看到，19世紀末葉，中國遭受了一連串外交失敗。
自從越南淪為法國殖民地，越南人民反抗殖民統治、謀求國家獨立的鬥争之火，也就光焰奪目地燃燒起來。随着20世紀初越南民族工商業的萌芽與發展，士大夫階層中一批開明知識分子愈加意識到救國圖存的急迫責任感，他們擡起頭來，向海外尋求救國方略。
這時，中國的改良主義之風吹到了越南。中國的政治維新派領袖康有為、梁啓超的著作很快為越南知識分子所熟悉。和康梁著作一起傳到越南的還有中國學者們翻譯的大批西方著作。康梁之作和那些用半文半白的漢文寫成的譯作，使越南青年知識分子的眼前出現了另一個世界，從而認識到除了孔孟之外，世界上還有如此衆多的西方思想家和科學家。西方列強沒有儒學淵源，卻何以如此先進和強大？這是當時越南知識階層的先進者為之深思的。他們開始意識到，要擺脫法國的殖民統治，必須開通民智，培養新型人才，引進科學，實行社會改革。
日本的榜樣同樣激發了越南志士的愛國熱情。19世紀中葉之前，日本的情形與中國何其相似，但從1868年，“明治維新”開始，日本迅速克服了殖民地危機，走上了現代化發展道路。
日本的改革成功了，中國也要改革，越南怎麽辦？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在20世紀初燃起星星之火，使越南的民主革命先驅者也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潘佩珠（1867～1940）成為越南救國運動的領袖。
潘佩珠于1905年取道中國赴日本，找到了梁啓超，以所著《越南亡國史》一篇請梁閱讀。梁啓超讀後十分嘉許，援筆為之作《前錄》，還出資将該文印行了幾千份。梁啓超在《前錄》結尾處寫道：“世界進化之運日新月異，其或不許此處披毛戴角之僞文明[8]種種橫行噬人于光天化日下。吾觀越南人心而信之，吾觀越南人才而信之。”
在梁啓超啓發下，潘佩珠放棄了在越南維持君主制的主張，改而主張君主立憲。不久，潘佩珠又在橫濱兩次拜訪孫中山，認真筆談。孫中山主張推翻帝制，實行民主共和，潘佩珠受到很大震動。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大批越南革命者又在潘佩珠等人領導下聚集廣州，以抗法将領劉永福的家為主要活動基地。次年12月，潘佩珠從廣州到南京，受到孫中山熱情接待，受邀旁聽第一次國會參議院會議，并與黃興讨論中國援越問題。黃興表示：“我國援越實為我輩不可辭之義務。然此時謀及尚屬太早，今所能為諸君計者，送派留學生入我國學堂，或入我國軍營儲備人才，以俟機會。”
潘佩珠接受黃興建議，動員、組織了一批越南青年進入中國各類軍事學校學習，成為越南救國鬥争的首批軍事幹部。他們畢業後大部分回國參加救國鬥争，也有的留在中國，參加了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武裝鬥争。潘佩珠曾就此寫道：“若我黨者，入北京士官學校，入廣西陸軍學堂，入廣東軍官學校，教之，養之，保全之，毫無所吝，華人對我，其感情不已（亦）厚厚乎。”
1924年1月，孫中山在廣州主持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制訂民主革命綱領，重新解釋三民主義，中國出現第一次國內革命戰争高潮。潘佩珠決心按照中國國民黨的樣子，将越南光複會改名為越南國民黨。他對孫中山抱有深厚的情感，及至孫中山逝世時，潘佩珠書寫挽聯哀悼：“志在三民，道在三民，憶橫濱致和堂兩度握談，卓有精神贻後死；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被帝國主義者多年壓迫，痛分餘淚泣先生。”[9]
1924年底，越南革命的領袖胡志明從蘇聯來到廣州，曾與潘佩珠會面。次年5月，來到上海的潘佩珠準備前往廣東，被法國偵探得知，勾結地方當局将潘逮捕，引渡回越南，并判以死刑。消息傳開，越南各地出現大規模罷市、罷工和抗議活動，迫使法國殖民當局宣布潘佩珠無罪。但是潘佩珠被長期軟禁，失去了自由。
越南革命的領導任務從此落在胡志明肩頭。胡志明作為第三國際代表鮑羅廷的翻譯來到廣州，主要任務是推動越南革命，進行建黨準備。
此時，中國共産黨已經成立，熱情支持越南的救國鬥争。一批批越南青年來到廣州，有的進了黃埔軍校，有的進了農民運動講習所。進入黃埔軍校學習的有司尚梅、武伯邊、韋正南和武元博（即洪水）等60餘人。至1927年，胡志明等人以“黃埔軍校學生隊”名義在廣州辦過三期“特別政治訓練班”，培訓來華的越南青年，參加者有阮良朋、範文同、黃文歡等數十人。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彭湃曾為他們講課。
中國的大革命失敗後，胡志明到暹羅（泰國）籌備建黨。1930年2月3日，胡志明在香港主持會議，實現印度支那共産黨和安南共産黨兩黨合并，定名為越南共産黨。同年10月，該黨更名為印度支那共産黨，具有更大的活動範圍。[10]
越南黨成立後很快受到法國殖民當局鎮壓。因環境困難，一部分領導人進入中國境內積聚力量。除胡志明外，曾進入廣西龍州的就有黃文樹、長征、黃國越、黃文歡、黎廣渡、朱文晉、陳山洪、高洪嶺、黎鐵鴻、阮文明等，中國邊民冒着生命危險保護了他們。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法國的力量大大削弱。1940年9月22日，日軍從廣西進入越南，同時以6000人的兵力在海防附近登陸，當地法軍僅僅抵抗幾個小時就潰敗了。在越法軍将領與日軍達成妥協，日軍可以在越南駐軍，法國殖民統治繼續維持，但要向日軍提供連年增長的財政供給。由此形成了日、法兩方宰割越南的局面。
1944年夏，盟軍在諾曼底登陸，歐洲戰局巨變，戴高樂領導的抵抗力量打回法國本土。1944年7月6日，戴高樂的特派員乘飛機在諒山跳傘，到河內将戴高樂的命令交給法軍司令莫登，命令在越法軍準備向日軍進攻。
1945年3月9日夜晚，日軍先發制人，向在越法軍發起進攻，法軍不堪一擊。大部分戰敗被俘，一部分退入中國境內。日軍進占越南，扶持保大皇帝傀儡政府上臺。駐守柬埔寨、老撾的法軍也被日軍擊潰，日軍獨占了印度支那。
對此，戴高樂為首的法國政府作出強烈反應，于3月24日發表特別宣言，宣稱要恢複印度支那聯邦，并把它作為法蘭西聯邦的一部分。
此時，蘇聯軍隊正以數百萬強大兵力合圍柏林。盟軍消滅德國軍隊後，必将掉過頭來一舉打垮日本。日軍發動“三九政變”當天，印支共中央于3月12日發出緊急指示，號召越南人民打倒日本侵略者，并準備發動總起義。越南解放軍于1945年5月15日在太原省成立，編成13個連，約1000多人，開辟了越北根據地。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8月16日，在越北宣化省新潮召開的越南國民大會，産生了以胡志明、陳輝燎，範文同、阮良朋、楊德賢五人為首的越南民族解放委員會。胡志明指示全黨：“現在有利時機已到，不管要作出多大的犧牲，甚至是燒掉長山，也要奪取獨立。”
8月19日，越盟的力量進入河內，滿城金星紅旗。萬餘名日軍用坦克将自己護衛起來，坐視越盟推翻了保大政權。8月24日夜至25日清晨，越盟領導的100多萬市民走上西貢街頭游行，高呼口號“全部政權歸越盟”。
這就是越南“八月革命”。短短十幾天內，胡志明領導的越盟控制了全國大部分國土。
1945年9月2日。在河內巴亭廣場舉行的50萬人集會上。胡志明宣讀《獨立宣言》：“越南享有自由和獨立的權利，而且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個自由和獨立的國家。”
越南黨搶到寶貴時機，趕在法軍之前，趕在盟軍大部隊進入越南之前，迅速奪取政權，使越南獨立處于十分有利的地位。[11]
稍早的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在德國柏林附近波茨坦，美英兩國首腦讨論了印度支那問題，對越南局勢達成一項協議，以穿越越南中部的北緯16度線為界，16度線以南，屬英國蒙巴頓将軍指揮的“東南亞戰區”，由英軍消滅日軍并受降；16度線以北，屬于中國戰區，由中國軍隊進駐并接受日軍投降。
8月17日，盟軍司令部發布第一號命令：“臺灣及北緯16度線以北法屬印度支那境內的日本高級指揮官以及所有陸海空軍和輔助部隊，應向蔣介石委員長投降。”
1945年9月15日，由盧漢為司令的中國陸軍第一方面軍（原由龍雲、盧漢指揮的滇軍）18萬餘人開進越北，迅速在16度線以北的越北各地駐軍。9月初，蒙巴頓指揮的1萬多名英軍進入越南南方。微妙的是，9月12日，一支數千人的法國軍隊也登陸并闖進了西貢。此時，在越南還有完全聽令于盟軍、保留裝備的6萬日軍。胡志明領導的新政權剛剛誕生就突然面臨中、英、法、日四大國軍隊同時存在于越南國土的沉重壓力。
胡志明迅速擴大越南解放軍，并改名為衛國團。越南黨的南方局在西貢掌握了共和衛兵第一師，兵員1萬人，此後又編成三個師。
至9月下旬，在越法軍已達6000人，其中包括從日軍集中營獲釋的法國俘虜。法軍計劃在四周內占領16度線以南地區，再進占北部，盡複“印支殖民地”舊觀。9月23日，法軍進占西貢。
越南黨決心在南方開展武裝鬥争，打擊法軍；在北方則“以和求進”，堅持忍讓，避免與盧漢部隊發生矛盾，力求穩固政權。
南方武裝在黎筍、孫德勝、黃國越率領下與法軍戰鬥了五個月。到1946年2月，法軍兵員已達3.5萬人，大體上占領整個南方。由于法軍被遲滞，等他們打到北緯16度線上，已經沒有力量迅速地向北邁步了，更何況還有18萬中國軍隊擋在了面前。南方為北方争得了時間。
1945年底，法方轉而求助于談判桌。法國代表到中國與國民黨政府會談，希望中國軍隊撤出越南，向法軍交防。此事正中蔣介石下懷。種種事實說明，1943年後的兩年中，蔣介石對越南的态度發生了變化。
1943年2月25日，中國外長宋子文曾宣布，中國反對任何國家在戰後奪取朝鮮、越南、緬甸和其他地區。對此，法國的戴高樂提出抗議。
美國反對戴高樂的意圖。羅斯福總統表示，憑什麽邏輯、什麽習慣、什麽歷史法則，越南要屬于法國呢？
1943年11月，美、英、中三國首腦在埃及首都開羅舉行會議。羅斯福會晤蔣介石時表示，戰後不能把印度支那歸還法國，而應置于國際托管之下。中美雙方就此達成口頭協議。
會後，羅斯福前往伊朗首都德黑蘭參加美、英、蘇三國首腦會議。11月28日，羅斯福和斯大林會談，斯大林表示，戰後不能在印度支那恢複法國的殖民統治。對此，美蘇雙方意見一致。
抗日戰争後期，蔣介石與美國委派的“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将軍的關系出現矛盾。為了向美國施加壓力，1944年10月10日，蔣介石秘密會見戴高樂領導的法國政府代表貝志高，蔣在談到越南問題時說：“如果我們能夠幫助貴國在該殖民地建立法國政權，我們是樂意的。”這使法國代表欣喜若狂。事後看來，蔣介石的用意是為了在與美方矛盾中增加籌碼而落下的一步棋子。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即派盧漢率滇軍入越暗含兩大目的，一是使“雲南王”龍雲留在昆明唱“空城計”。1945年9月30日，滇軍入越已有半個月，蔣介石突令在昆明的杜聿明部隊包圍雲南省政府所在地五華山，龍雲被迫離滇入川，即被軟禁。蔣介石的第二個目的，是讓滇軍入越後控制海防港，使他們可以随時經海路調運到東北，投入內戰。
胡志明對滇軍的态度是堅決忍讓，盡可能地利用中、法軍隊的歷史矛盾和現實沖突。印支共中央于1945年11月11日宣布：“考慮到國際國內特定的歷史情況，對越南來講，現在正是重新奪回統一獨立的絕好時機。”為了形成統一戰線，公告宣布印度支那共産黨自動解散，黨員轉為“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員。實際上黨依然存在。
胡志明果斷地于1946年1月6日在全國舉行大選，并且讓步，請反對派——以阮海臣為首的越南革命同盟和以武鴻卿為首的越南國民黨，還有遜皇保大（阮永瑞）——參加聯合政府，擔任重要職務。在此基礎上，法越雙方開始了秘密接觸和會談。
結果中法談判先一步達成協議。1946年2月28日，中法兩國代表在重慶簽署《關于法國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條約》《中法關于中越關系之協定》，以及《關于中國駐越北軍隊由法國軍隊接防之換文》等條約，統稱“中法協定”，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
法國政府放棄1900年作為八國聯軍成員入侵中國，通過簽訂不平等條約所取得的特權，法國放棄在上海和廈門的公共租界中的權利，并将上海、天津、漢口及廣州的法租界交還中國。
“中法協定”規定：中國公民應享有歷來在越南享有之各種權利，對華僑所征稅不得重于越南人所征稅。協定還明确，廢除1903年10月29日訂立的中法關于滇越鐵路的協定。滇越鐵路在華部分的所有權及材料、設備，移交給中國政府，以賠償日本南侵期間中國通過越南運送物資，因法國方面扣壓、阻撓所蒙受的重大損失。
法國之所以這樣做，一來是在對華關系上效法美、英兩國，另一方面也出于他們的迫切訴求：法方事先提出，這些協定的簽署必須以中國同意從越南撤軍為前提。2月28日簽訂的雙方軍隊接防換文明确：在越南的中國軍隊于3月1日至15日開始交防，至31日完畢。實際上，法軍急不可耐，恨不得一步跨進河內，以便在法越談判中占據有利地位，所以一再催促中國撤軍。
3月4日下午8時，中法軍隊代表在河內會商交接事宜。法方要求，法軍于3月6日在海防登陸。中方駐軍将領說，尚未接到明确命令，法軍不能登陸。雙方争執到次日淩晨3時，不歡而散。
散會時，兩位法國軍官私下悄語：“糟了，來不及了！”中方代表陳修和懂法語，聽後立即警覺到，法國海軍已師行在途，不能停止，可能強行登陸。陳修和回到住處，即告訴第60軍軍長曾澤生：“中法軍事沖突無法避免。”他力主中國軍隊如受攻擊，應反擊強行登陸的法軍，并說：“一切責任司令部和你我大家負擔，不要顧慮。”曾澤生贊同陳修和的意見，立刻啓程前往海防布防。
3月5日上午10點30分，法國駐海防聯絡官羅珍來見中國駐軍130師師長王理寰，稱：“法國軍隊6日早8時在海防登陸，中國軍隊應當讓防。”王理寰回答：“本師未奉到此項命令。”法軍聯絡官下午又來，再次聲稱法國艦隊正向海防駛來，已到近海，登陸在即。王師長答：“請你火速制止法艦前進，否則發生誤會，當由法國負全部責任。”法軍聯絡官聽後神色大變，說：“可以通知艦隊停止前進，但恐怕無效。”
不多久，聯絡官又來，說：“電臺和軍艦聯絡不上，無法制止，請王師長原諒。”
王理寰質問道：“電報不通，你怎麽知道法軍已到近海呢？”他立即傳令部隊警備。
3月6日清晨，九艘法艦向海防海關碼頭駛來，中國守軍搖旗呼停無效。法艦突然開炮，中國守軍即以火箭筒向法艦轟擊，六發六中。炮擊中當場擊沉法艦一艘，擊傷兩艘，其餘法艦挂起白旗潰退。當日下午，法方态度軟化，派出代表向中國守軍道歉。[12]
海防沖突的結果，使法軍在越北登陸、要挾越方的企圖破滅，而中國滇軍部隊則在不久之後全部撤出越南，開赴東北內戰前線。這一來，原先在越南的四大國軍隊中少了日本和中國兩家，形勢十分有利于越方。
3月6日下午4點30分，“法越初步協定”在河內簽字。
根據“初步協定”，法國承認越南共和國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可組成政府、國會、軍隊，是印度支那聯邦和法蘭西聯邦成員；越南則同意1.5萬名法軍進入越北。雙方議定不久再舉行談判，讨論越南對外關系問題，其中包括印度支那未來地位和法國在越南的利益等。
5月13日，胡志明、範文同前往法國會談。會談呈“馬拉松”态延續了幾個月。9月14日，越法兩國簽署“臨時協定”，又稱“白露楓丹協定”。協定帶有很大的“延緩”性質，同意法國在越南享有優先地位，并規定雙方在1947年1月重新談判。
在“臨時協定”談判期間，越法雙方加緊了戰争準備。10月19日，印支共中央總書記長征主持軍事會議，認為：“或遲或早，法國将要打我們，而我們也一定要打法軍。”至年底，越軍總兵力已達8萬人。胡志明估計，戰争大規模爆發之際，法軍總兵力不會超過10萬人。他的判斷是正确的。
1946年12月19日夜晚，越北法軍發起進攻。越盟頑強抵抗，戰鬥形成拉鋸。直到次年2月15日，得到了增援的法軍才占領整個河內。持續近兩個月的河內保衛戰遲滞了進入越北的法軍，越共中央機關和一部分武裝從容地向北部山區轉移。
在那裏，有一支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即廣東南路第1團的千餘名官兵。他們是按照中越兩黨協議，為免遭國民黨軍圍殲而在1946年3月，由團長黃景文、政委唐才猷帶領進入越南高平整訓的。他們入越後，即應越南黨的要求，并經中共香港工委批準，由黃、唐親率一批軍官出任越軍顧問和教員。至1947年7月，該團共接收了830多名越軍幹部前來培訓、實習。
1947年初，越北法軍總兵力達到了10萬人，開始向北進攻，很快攻占越北絕大多數城市。但是，由于戰線拉長，機動兵力不足，加上雨季到來，進入5月，法軍的攻勢停頓下來了。
不僅如此，法軍面前還出現了新對手。
1947年6月，中共香港分局任命參加過長征的瓊崖縱隊副司令員莊田為“粵桂邊縱隊”司令，以進入越南的第1團為主力發展武裝力量。莊田到越南後會見了胡志明，即受邀擔任越軍高級顧問。他從第1團抽調骨幹整訓越軍部隊。
1947年10月7日，法軍分南北兩路夾擊位于越北太原、宣光省交界處的越方根據地，法軍傘兵實施了突如其來的傘降。傘兵降落在距離胡志明住所僅僅幾裏路的地方，包圍了正在主持會議的越共中央書記長征。傘兵手持沖鋒槍沖進胡志明住所，發現胡志明的信件還擺在辦公桌上。
胡志明、長征都從法軍包圍圈的空隙中沖了出來。越法兩軍在叢林中激戰。法軍坦克時常陷入泥潭，兵力難以在狹窄的林間小道兩側展開，越軍常常突然閃現在他們身邊猛烈開火。這場叢林激戰持續十天以後，法軍攻勢受到抑制。越軍戰士付出了重大犧牲，法軍士兵也在山林中成排地倒下，最後撤圍而去。
1948年春，法軍再次進攻越北的太原中心根據地。在越共中央和軍委聯席會議上，莊田發言指出，根據兵力密度計算，法軍此次動用1萬多人，不能形成嚴重威脅，越軍能夠以運動戰方式打敗敵人。他建議在諒山到七溪、東溪一線伏擊法軍。
與會越軍将領同意莊田的建議，并請莊田參與指揮。
戰鬥在太原根據地外圍展開。莊田協助武元甲在中越邊境地區設伏，重創法軍一個營。第1團政委唐才猷、作戰股長林傑亦參與指揮，又殲敵一個連，法軍此次圍攻即告失敗。
戰争的規模和艱巨性顯然是江河日下的法國遠征軍難以承受的。1947年12月，法國駐印度支那高級專員博拉爾特和已經遜位的保大皇帝阮永瑞開始商談越南“獨立”。談判延續到1949年3月8日，法國總統樊尚·奧裏奧爾和保大換文，雙方明确：
一、越南南、中、北三圻是越南的組成部分。
二、越南是法蘭西聯邦的一個獨立國家。
三、越南可以向印度、梵蒂岡和暹羅派出自己的代表團。各國駐越南使節必須同時向越南政府和法蘭西聯邦總統遞交國書。法國支持越南加入聯合國。
四、越南可以擁有自己的軍隊。法蘭西聯邦軍隊可以在越南某些基地駐紮。
五、越南在文化領域內享有完全的自由。
六、越南保證留在法蘭西聯邦內。
這個協定的實質性內容是，保大政府出面組織越南軍隊協助法國占領軍穩固統治。
随着法國政策的變化，美國對印度支那的關注度提高了。1948年9月27日，美國國務院提出一份關于印度支那局勢的政策文件指出：“美國印度支那政策的近期目标是，支持一項使法國和越南人民都感到滿意的解決目前僵局的方案，該方案将消除雙方的敵視态度，并且符合美國的安全利益。”從這時起，美國着手援助駐印度支那法軍。
越南抗法戰争進入相持階段。這時，規模宏大的中國解放戰争如大海怒濤，奔湧于遼闊的國土。1949年8月，渡過長江的解放軍繼續向南進軍。莊田受命擔任中共滇桂邊前敵工委書記，率領在越南整訓的部隊回國參加解放西南的戰鬥。由于莊田回國，中越兩黨高層的直接聯系中斷了。[13]
然而，歷史長河奔流到此，又該翻開新的一頁了。
[1]清·張之洞《張文襄公奏議·光緒十一年十月初九日》
[2]清·趙藩《岑襄勤公年譜》卷八，清光緒二十五年岑春榮刻本。亦見清·朱壽朋《東華續錄（光緒朝）》光緒七十三，清宣統元年上海集成圖書公司本。
[3]設立中法兩國互不管轄的中間地帶。——本書作者注
[4]趙藩《岑襄勤公年譜》，清光緒二十五年刻本第8～9卷。
[5]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主編：《中國海關與中法戰争》，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04～205頁。
[6]清·朱壽朋：《東華續錄（光緒朝）》光緒八十一。清宣統元年上海集成圖書公司本。亦見德浩、吳國強：《鄧承修勘界資料彙編》卷四，《鄧承修勘界來往電稿》，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80頁。
[7]廣西壯族自治區通志館、廣西壯族自治區圖書館編：《清實錄》，《廣西資料輯錄（五）德宗光緒實錄（光緒元年至十六年）》卷234，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6～7頁。
[8]指法國殖民者在越南的統治——本書作者注
[9]季羨林主編：《東方文學作品選上冊》，《潘佩珠漢文詩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455～457頁。
[10]出于表述方便，人們經常将印支共稱為“越共”。——作者注
[11]參見越·陳輝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三聯書店1974年版。
[12]王理寰：《抗戰勝利後海防痛擊法軍紀實》，見《文史資料選輯》1960年第12期。
[13]吳基林：《一段鮮為人知的援越抗法歷史》，見《軍事歷史》雜志199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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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後記 從頭頂掠過的炮彈引發了這部書
錢江
這部書是由一發在頭頂呼嘯而過的炮彈引發的。
1987年10月19日，我和《人民日報》前輩記者陳勇進一起爬上了老山——當時中越邊境沖突戰鬥的主戰場。如果從1979年算起，這場邊境沖突已經延續八年了。陳勇進是在抗日戰争中投身疆場的前輩軍事記者，他上老山有揮別戰場的意思，而我則從此活生生地觸摸了戰争。
當我們來到山頂，踏上國境線的時候，突然炮聲炸響，雙方的炮戰又開始了。一發炮彈尖厲地呼嘯着從我們的頭頂掠過，使我吃了一驚。
炮戰中，越軍打來的一發炮彈在我軍陣地前沿上空爆炸，我軍一位副連長當場陣亡。當我下山的時候，他的遺體也送了下來。
我親眼看到了，在戰線兩側，兩國士兵都在浴血奮戰。他們是戰士，堅決地執行命令，一聲令下，就射擊、就沖鋒，在槍林彈雨中奮不顧身。而當硝煙從他們身邊散去的時候，他們會思考，也會提問。我行進在戰場上的時候，不止一個士兵問我，這場戰争是怎麽發展而來的？同樣，一些軍官也問過我。
我似乎可以回答一個大概，但有許許多多的細節并不清楚。從采訪老山戰場時起，我開始了在雲南的工作，那是在硝煙後面的和平生活。那幾年中我三進戰區，每次去，心靈都受到強烈的震撼。
雲南和越南山水相連，這使我對中越兩國關系格外關心起來。最初，我打算寫一部長篇戰場紀實，從普通士兵寫到軍長，描述他們怎樣從各自不同的層面進入戰場。既然是長篇，就應該有一個紮實的開篇，然後娓娓道來。開篇選在哪裏呢？我把它選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中越關系，打算從這一點開始采訪，收集資料。這個想法，一下老山就在我腦海裏成型了。
經《解放軍報》記者鄭蜀炎介紹，我于1988年初拜訪了曾任昆明軍區副政委的王硯泉将軍。鄭蜀炎說，要論當代中越關系，王硯泉将軍肯定是經歷最深的人士之一，他從1950年跟随陳赓大将到越南，一直到1970年代，中越兩軍間的重大事件都參與過。
我見到王硯泉将軍的時候，他正在撰寫回憶錄。中越關系的曲折早已引起他深深的思索。我的拜訪觸湧了他的記憶之泉，他答應先談談自己在援越抗法中的經歷。在1988年春兩個多月的時間裏，他和我長談六次，每次均在兩小時以上。有兩次，他擺開了大地圖講解。我完全被他的講述吸引了，因為這一連串動人的故事，深刻影響了中越關系的進程。這段歷史被埋藏得太久了。聽了他的講述，我決心先将這段歷史寫出來，為爾後的著作打下基礎。
即使是王硯泉将軍，對自己的回憶也沒有盡興。他說，他于1952年夏天回國，到南京軍事學院學習，待他重回越南，已在1954年奠邊府戰役之後了。
我從記者經歷中領悟，就恢弘的歷史事件來說，一個人經歷再豐富也只是歷史長卷中的一個片斷。把許許多多當事人的片斷收集起來，并與翔實的檔案資料互為參證，就能夠連綴出完整的畫面，比較真實地再現歷史。這樣的事我剛剛做過，完成了《乒乓外交幕後》一書，那麽，就讓我來完成下一部吧。我是新聞記者，我的責任是記錄現實與歷史。本書中所描述的，雖然是發生久遠的故事，但是它的大部分內容卻是讀者應知但還未知的事實。
王硯泉将軍給了我若幹份他撰寫的文稿作參考，并建議我即與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韋國清将軍聯系，因為他是當年的中國軍事顧問團團長，而且正在就此組織當事人撰寫回憶錄。
我趁一次回京之際找到曾任中國赴越軍事顧問團辦公室主任的張英先生，請他代為聯系。張英告我韋國清将軍身體不好，此事暫時擱置，我又回到雲南，先把在雲南的當年顧問們都訪問一遍。昆明是軍事顧問們主要集中居住地之一，我在昆明的采訪相當順利。不料韋國清将軍卻于1989年6月在北京逝世，他的辭世使本書受到了不可彌補的損失。
曾經擔任韋國清将軍秘書的王振華先生告訴我，韋國清将軍對撰寫《中國軍事顧問團援越抗法鬥争史實》一書非常熱心，多次聽取撰寫情況的報告，回答詢問，并審閱了部分待印稿。可惜時間沒有再等待他，待到成書，将軍已逝。
即使就韋國清本人來說，回憶并敘述那段歷史也已經是不容易的事了。王振華告訴我，韋國清以為人謹慎而著稱。韋國清生前曾回憶說，在越南的時候，他每次回國，都直接向劉少奇、彭德懷彙報越南戰況。臨到再赴越南，彭德懷都要找他談話，然後帶他去見毛澤東，接受指示。中央領導人的每次指示和談話，韋國清都有筆記。但是，回國以後，他又定期地檢查過去的筆記然後加以銷毀。結果，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和他所談關于越法戰争的筆記，全部被銷毀了。以致到了1980年代末，軍事顧問團團史編寫組去訪問他的時候，韋國清坦率地說，由于失去了這些筆記，要詳細回憶過去談話的內容已經非常困難了。
韋國清将軍的逝世使我益發感到完成這部書是在與時間賽跑。1988年下半年到1990年初，我在北京完成了對梅嘉生、周政夫婦的采訪，後來作了對羅貴波、李涵珍夫婦的采訪。梅嘉生、羅貴波對我起了關鍵性的幫助作用。我采訪了梅嘉生将軍之後，已經有信心完成這部著作。采訪羅貴波之後，這種信心就更加堅定了。後來，我又順道在廣州采訪了鄧逸凡将軍，在他的家中聽鄧逸凡将軍講了兩天的故事。
曾任越軍第312師顧問的董仁将軍也給了我非常重要的幫助。
在這段采訪中的惋惜也是深刻的，主要是我沒有來得及采訪接替王硯泉擔任越軍第308師顧問的于步血将軍。開頭是沒有聯系上，後來是因為我沒有及時安排時間到煙臺去訪問他，再後來是因為我赴美國留學。待我于1992年底歸國，于步血将軍已經染病較深。他來信告訴我，因腦血栓的問題，他雖然有心，卻幫不上我的忙了。不久，于步血将軍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