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章 完成使命 (1)
1996年6月18日,原中國軍事顧問團顧問(左三起)王振華、王硯泉、茹夫一、董仁重訪越南,在胡志明陵前與越南同志合影
顧問團完成使命
1954年關于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協議簽署後,随着越南停戰,中國顧問團完成了在抗法戰争中的使命。
1954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拟訂的對駐越顧問團的處理和建立使館的方案提出,根據越南停戰協定,中國軍事顧問團和政治顧問團的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案應予改變。中國将正式建立駐越南大使館,從而撤銷兩個顧問團。軍事顧問團撤銷後,少數顧問将轉到大使館武官處工作,其餘人員回國。
根據方案,當時已回國內休假的梅嘉生和部分師團級顧問留在國內重新分配,不再返回越南。1954年9月1日,羅貴波作為中國駐越南首任大使,和參贊謝爽秋一道,向胡志明主席遞交國書,中國駐越南大使館正式建立。不久,羅貴波向越南勞動黨中央轉達了中方将撤銷顧問團的提議,征求越方意見。
根據中方意向,勞動黨中央專門開會讨論了兩次,同意中國的方案,贊成今後再行聘請中國顧問。但越方仍認為,在軍事系統最好不采取公開聘請的辦法,還希望繼續以秘密方式請中國軍事顧問幫助工作。
10月18日,中共中央複電羅貴波,指出軍事、政治顧問團的機關人員要陸續撤回國內。今後哪一類顧問和專家應該公開或不公開,都尊重越南勞動黨中央意見,根據越方意見決定。這時,在冊的赴越南中國軍事顧問團共有237人,其中警衛、電臺、供給、醫務等保障人員占大多數。
顧問團撤銷後,部分同志留在中國駐越南大使館工作。圖為在越南大使館工作期間文莊和夫人葉星在河內機場合影
1955年7月2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中國駐越專家和技術人員若幹問題的指示》,明确了撤銷顧問團、改派專家的決定。“指示”指出,越南民主共和國還都河內後,中越關系在若幹方面較之過去有了很大的變化:第一,越南國家政權建設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我國亦在越南建立了大使館,西方國家在越南也有了一些代表機構,因此今後中國對越南的援助,不僅應該,而且可以通過國家的關系來實現,這與過去有所不同;第二,越南實現和平後,中越交通已很方便,兩黨中央和兩國政府直接接觸比較有利,兩黨中央在重大問題上的直接接觸會使問題解決得更正确、更全面,并可避免因來往轉達意見而産生的不準确或誤解,這與戰時情況多變,交通不便,越南需要中國派遣顧問以便及時咨詢的情況有所不同;第三,停戰後的越南民主共和國,面臨着國家建設特別是經濟恢複和建設的艱巨任務,今後需要中國幫助的,主要是建設方面的物資和專家。“鑒于上述的各種新的情況,又鑒于援越的形式業已增多,因此過去通過黨的關系秘密地派遣顧問赴越的這種援助形式,也應該有所改變。”“指示”指出,派到越南的中國專家,都是由越方聘請的,在越南黨和政府領導下進行工作,并不是中國黨和政府派遣的代表,這是和顧問的身份職權不同的。
1955年7月至8月間,韋國清在北京休假。劉少奇、鄧小平就撤銷軍事顧問團一事召見韋國清,作了指示。劉少奇指出,根據新的形勢,軍事顧問團要分步驟地撤回來。軍事顧問團在越南的工作是有成績的,對越南有幫助,如組織部隊、訓練部隊、組織作戰等,都取得了很多成績。在組織接管城市方面也是有成績的。現在任務已經完成,就應該及時撤回來。顧問們都有這個願望,現在可以滿足了。
劉少奇對韋國清說,要教育全體人員,決不能有任何松懈,要有始有終地做好工作。工作中如有缺點錯誤,應認真進行自我批評,努力搞好團結,挽回不良影響。
鄧小平在談話中肯定了軍事顧問團在越南抗法戰争中取得的成績。他強調,我們在越南工作的同志,要積極地去做應該做的工作,要站在越南人民的立場上去做事情,要團結與尊重越南的同志,不能随便提意見,辦錯了事還是要受批評的。
1955年8月下旬,韋國清從北京去到河內。8月29日,他向軍事顧問團師以上幹部傳達了中央領導人的指示。9月2日,軍事顧問團黨委開會,貫徹中共中央指示。這時軍顧團尚有軍事、政治、後勤、幹部教育、炮兵、工兵、民航等7個顧問組,數十名顧問。根據軍顧團的情況,作出如下安排:
1.軍事顧問團人員分三批撤離回國:第一批是原有工作已完成,沒有接受新的任務者,于9、10月間先行回國;第二批是按照越方要求還有事情要做的,暫留數月,在年底回國;第三批是有些工作年底還不能辦完以及留做收尾工作的少數人員,将于1956年春季撤完。留下的人改為軍事專家和技術人員,由大使館武官處領導,接受新的任務。
2.軍事顧問團回國以前,要特別注意做好內部與外部的團結工作。特別是過去某些人在與越方人員團結方面有缺點的,要認真檢讨,主動與對方交換意見,切實挽回影響。
3.要保證做好軍事顧問團撤離前的各項工作。主要是按照中越雙方在北京會談的精神,幫助越方搞好作戰部署、部隊整編、培訓幹部的計劃,以及幹部教育和部隊訓練、機關部門的業務建設等工作。
軍事顧問團副總顧問鄧逸凡于1955年9月中旬率第一批人員離開河內回國。鄧逸凡歸國前夕,越軍總政治局主任阮志清兩次前來長談,表達了難以割舍的戰友情誼,最後将鄧逸凡送至睦南關分手。
1955年12月24日,中國國防部和外交部聯合發出了《關于撤銷我國駐越軍事顧問團和改派軍事專家的決定》,對在越軍事專家的工作任務、領導關系和派遣程序等作了規定。“決定”指出:“在越軍事專家的任務,主要是幫助越南人民軍的軍事訓練工作和帶專門性的各項業務技術工作。凡有關方針、政策性和原則性的問題,以及人民軍內部的行政人事事宜,均不屬于專家工作範圍。”軍事專家的派遣,由越方根據工作需要,拟訂聘請專家的計劃,由越南政府或勞動黨中央向中國政府或中共中央提出聘請。中國“在越軍事專家和技術人員,統歸我駐越大使館武官處領導”。
誰來擔任軍事顧問團之後的駐越南“軍事專家組組長”呢?
韋國清打算在于步血、董仁這兩位師顧問中選擇一人留在越南。對這件事,毛澤東問過韋國清,你打算要誰回越南呀?是不是先和總理商量一下?回去的人叫顧問也好,叫武官也可以。
韋國清召來了于步血和董仁詢問,誰願意繼續留在越南工作。于步血原本來自三野,在韋國清面前快人快語,坦率地說自己希望回國工作。韋國清又轉身征求董仁的意見。董仁也希望回國,但表示最後由上級來決定。
韋國清靈機一動,去找了陳赓。原來在這次韋國清回國向毛澤東、周恩來彙報的時候,周恩來把陳赓也找去了。韋國清特意就專家人選征求陳赓的意見,陳赓聽過以後說,這還不容易嗎?叫王硯泉去。王硯泉剛好從南京軍事學院結束學習,他去過越南,幹得很好。現在又回國了一段時間,叫他去挺合适。劉少奇、周恩來同意陳赓的意見,最後由毛澤東拍板,任命王硯泉為駐越南軍事專家組組長,國林之為專家組黨委書記。[1]
中方的這些決定,是在越方一再要求中國繼續派遣軍事顧問的情況下作出的。武元甲率領越南軍事代表團于1955年夏、冬兩次訪華,均提出要求中國繼續派顧問幫助越軍各方面的工作。第一次訪華期間,越方提出,在新形勢下,軍事任務極其重大,建議中國顧問在軍隊建設、幹部訓練、作戰準備,各兵種和新軍種的建設、部隊和機關的建設等方面予以全面的并有重點的幫助。為此除現有顧問外,還要求充實總參、總後的顧問,增派海、空軍和公安部隊等顧問。第二次訪華期間,武元甲又提出,希望中國今後除繼續派專家幫助工作外,還希望派一人幫助越南總軍委的全面工作。
中國方面對撤銷軍事顧問團改派專家的決心是明确的。1955年12月24日,彭德懷寫信給武元甲說:
武元甲同志:
越南的和平已經實現,越南人民軍經過八年抗戰的鍛煉,不論在作戰和訓練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并獲得了相當豐富的作戰經驗,奠定了走向現代化正規化的良好基礎。為了适應上述情況,我們認為需要改變目前由中國派遣軍事顧問幫助越南人民軍工作的方法,故決定撤銷現有的軍事顧問團的組織機構。如果人民軍尚有某些工作需要中國幫助而我們又可能幫助的話,則改派專家性質的幹部前往進行幫助。
今後赴越工作之軍事專家拟組織為專家組,設組長和副組長負責管理工作,并歸中國大使館武官處領導。
根據您的提議,韋國清同志再去河內一個短時期,協助總軍委安排在北京所讨論的一些必要工作。在這項工作完成後,即請讓他返回北京。
彭德懷
1955年12月24日
韋國清攜彭德懷的信,于1955年12月29日從北京抵河內,安排中國軍事顧問的撤離。1956年1月13日,軍事顧問團第二批人員離開河內回國。韋國清參加了越南人民軍高級幹部會議,聽取了越方對今後工作的要求和意見,遵照中共中央軍委指示,他于3月中旬率領最後一批人員離開河內回國。
中國軍事顧問團完成了歷史任務,組織機構就此撤銷。
晚年武元甲
贏得奠邊府戰役勝利的那一年,越南人民軍總司令武元甲不過42歲。此後他長期擔任越南的國防部部長,軍銜一直是大将。他是越南抗美戰争的主要指揮者之一,最後欣慰地看到了自己的士兵将勝利的旗幟插上西貢的總統府,最終實現了祖國的統一。在那以後,他經歷了與中國的邊境沖突。當20世紀80年代就要過去的時候,武元甲主張改善對華關系,他于1990年9月來到中國,為改善中越關系作出了重要貢獻。他訪問北京的時候會見了羅貴波,和當年的中國顧問一起回憶戰争歲月。這時他表示,如果有可能,他将撰寫回憶錄。
1996年6月18日,原中國軍事顧問團顧問(左三起)王振華、王硯泉、茹夫一、董仁重訪越南,在胡志明陵前與越南同志合影
後來,武元甲果然完成了戰争回憶錄。在整本回憶錄中,武元甲很少提到中國的幫助或者中國軍事顧問團在越南抗法戰争中的貢獻。但是,在全書的字裏行間,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作者表露的對中國的友好感情。正在本書即将再版的時候,從越南傳來消息,建立過不朽功勳的一代英靈武元甲大将于2013年10月在河內辭世,享年102歲。
武元甲是越南決策層中主張對華友好的領導人。早年,他主張親華與親蘇平衡。1975年後,華僑受不公對待,武元甲認為此種做法“太霸道”。1978年後,中越分歧加大,武元甲提出要“和中國緩和矛盾”。1980年2月,他因反對決策者反華而被解職。1990年武元甲為中越關系改善做出最後努力,轉年中越關系恢複正常。武元甲在世時素有“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之稱。
1996年6月,在中越關系全面好轉的情況下,越南方面邀請曾經擔任過赴越軍事顧問、親身參加過抗法戰争的中國老軍人訪問越南。王硯泉、茹夫一、董仁、王振華應邀成行,訪問了河內、海防和胡志明市,越南國防部部長段奎大将會見了他們。在胡志明市,奠邊府戰役中越軍第209團的團長,後任第312師師長,後來又擔任過更高職務的退役将軍黃琴前來會見了老戰友。前來會見他們的還有當年的越軍作戰局局長,後任駐聯合國大使何文樓。
在河內,奠邊府戰役時的越軍作戰局副局長,後任國防部副部長的陳文光上将宴請了當年的中國顧問。和陳文光在一起的還有奠邊府戰役時期配合茹夫一工作的越語翻譯阮世元,他後來也擔任了較高級別的軍事職務。見面時,阮世元題寫了漢文詩一首《贈茹董等顧問同志》:
興藍阿一與奠邊,
往事猶存在昨天。
四十二年又再會,
恩情友好更綿綿。
1996年6月21日
詩中的“興藍”即指興蘭高地;“阿一”即A1高地,都是奠邊府戰役中法軍固守的高地,先後被越軍攻克。
王振華當即和詩一首《步韻奉和陳文光、阮世元同志》:
當年鏖戰在奠邊
捷報頻傳似昨天。
戰友情深幸再會,
談今敘舊意綿綿。[2]
[1]1992年11月28日,作者下午在北京訪問董仁。
[2]1998年6月9日,作者在北京訪問王振華。
回到祖國的中國軍事顧問
參加過第一次印度支那戰争的中國軍事顧問,永遠也不會忘記那片熱土。
陳赓結束了在越南的使命後,奉命前往朝鮮戰場,于1951年8月任志願軍副司令員兼第3兵團司令員,統帥大軍與聯合國軍作戰。他于1952年6月回國,任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1954年10月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1955年被授予大将軍銜,1956年當選為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這一年,陳赓再次來到越南,幫助越南人民軍制訂總體戰略計劃。他由黃文泰和王硯泉陪同,一起踏勘了歸于寂靜的奠邊府戰場。1959年9月,陳赓任國防部副部長。在此前後,他在患病治療中多次說過,希望就自己征戰的一生寫一部回憶錄,讓後代理解創業意味着什麽。可是他沒有來得及完成這個願望。1961年3月16日,陳赓因心髒病突發逝世于上海。他留下的秘密進入越南組織邊界戰役的日記,成為研究那段歷史的第一手材料。
1955年2月,還在越南處理軍事顧問團回國事宜的韋國清被任命為廣西省省長。同年9月,他作為公安軍副司令員被授予上将軍銜。1956年韋國清歸國就任廣西省省長,除主持廣西的政府工作外,繼續負責援助越南的大量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韋國清受到沖擊,胡志明即向中共中央提出,如果你們不要韋國清,我們歡迎他到越南來工作。此事一時傳為佳話。韋國清很快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恢複了工作,先後擔任過廣西壯族自治區第一書記、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州軍區第一政委等職。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1977年,韋國清就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他是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第四、第五、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988年7月30日,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發布命令,授予韋國清“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
授勳前後,韋國清和梅嘉生、鄧逸凡等戰友着手組織人手編寫《中國赴越南軍事顧問團史實》一書。他對當年在越南的戰鬥歷程表現出特別濃厚的興趣,但這時他的時間已經不多了。1989年6月14日,76歲的韋國清因病在北京逝世。
羅貴波于1954年日內瓦協議簽署後出任中國駐越南大使,1957年離任歸國,1958年1月任外交部副部長。“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1978年12月,他任山西省省長,後來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20世紀80年代中期,他回到北京,在安度晚年的歲月裏努力著述,克服視力日漸衰弱的困難,先後完成了《革命回憶錄》和《在越南八年》兩部書稿。他于1995年11月2日在北京病逝,終年88歲。新華社播發他逝世的消息時,稱他是中共早期外交家之一。
聞悉羅貴波逝世,擔任越共中央委員會顧問的範文同和已經退休的武元甲大将,分別發出唁電,慰問羅貴波的親屬。
鄧逸凡于1955年被授予中将軍銜。回國後,他擔任過解放軍政治學院教育長、副院長。“文革”中他受到沖擊,一度任廣州生産建設兵團副司令員。“文革”後的1977年2月,他複出擔任廣州軍區副政委。1984年離職休養,1988年獲“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他熱情地接受了本書作者的兩次訪問,提供了重要史料。2004年9月3日,他在廣州逝世,享年93歲。
梅嘉生于1955年被授予少将軍銜。他擔任過海軍航空兵司令員、東海艦隊副司令員。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備受折磨,“文革”結束後任海軍副司令員。20世紀80年代末,梅嘉生将軍以極高的熱情參加中國軍事顧問團史實的編寫工作,他和夫人周政對本書作者收集這段歷史資料給予了關鍵性的幫助。他于1993年9月病逝于北京。
茹夫一回國後任成都軍區參謀長、成都軍區副司令員。他在越南戰争中寫下的日記,是關于奠邊府戰役的珍貴史料。他于2007年10月在成都逝世,享年91歲。
跟随陳赓入越的原邊縱參謀長黃景文,不久又随陳赓到朝鮮作戰,1952年回國,再度跟随陳赓參加創辦著名的“哈軍工”(設在哈爾濱的軍事工程學院),任海軍系主任,後任海軍第23基地副司令員。1983年10月13日逝世,時年70歲。
跟随陳赓入越的參謀處處長梁中玉回國後任解放軍某軍參謀長、副軍長、軍長、昆明軍區副司令員,成都軍區副司令員。1964年被授予少将軍銜。1980年他在工作崗位上逝世,時年61歲。
徐成功回國後先後任解放軍某軍參謀長、副軍長,沈陽軍區裝甲兵司令員,又到成都軍區任參謀長、成都軍區副司令員。他于1996年10月21日在成都逝世。
許法善,後任中國民航總局副政委。他于1992年7月19日在北京逝世。
王硯泉回國後從事過一段時間的戰史編寫工作,然後回到他的老部隊所在的昆明軍區,離休前擔任昆明軍區副政委。
接替王硯泉擔任越軍第308師顧問的是趙永夫。他回國後繼續在軍隊任職,“文革”中擔任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1967年後遭受很大的磨難。“文革”後離休。
王子波回國後在解放軍總參謀部工作了一段時間,後任軍長、南京軍區副司令員。
朱鶴雲,廣西田東縣人,1929年參加工農紅軍,解放戰争中任師長,1950年入越任越軍第304師顧問,回國後任南京軍區裝甲兵司令員。他于1992年5月4日逝世。
吳湧軍後任海軍福建基地政委。
越軍第308師顧問于步血回國後任高等軍事學院教員,後任解放軍某軍副軍長。
董仁回國後任高等軍事學院教員,後任中國軍事博物館副館長。
窦金波回國後任高等軍事學院教員,後任蘭州軍區副參謀長。
參加奠邊府戰役最後階段作戰報道的新華社記者戴煌,回國後繼續從事他熱愛的新聞采寫工作。戴煌是充滿正義感的新聞記者,勇敢地抨擊腐敗現象。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戴煌憤而抗争,反複申訴,結果非常不幸,反而被捕入獄。1978年12月,戴煌的冤案平反昭雪,他立即滿懷熱情投入工作,為平反更多的冤獄而奔走而寫作。他繼續抨擊社會腐敗現象,發表了大量有影響的新聞作品,獲得了人們的廣泛尊敬。1998年,兩鬓如雪的戴煌出版的著作《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引起讀者的強烈反響。他的生命之火,越到晚年燃燒得越是熱烈。
法國的奠邊府老兵們
在法國,奠邊府老兵們經歷各異,演繹着不同的人生故事。
納瓦爾将軍從印度支那回國後不久就退出軍界回家賦閑了。他寫了一部長篇回憶錄《奄奄一息的印度支那》,于1956年出版。接着,他和科尼将軍為奠邊府戰役的責任問題打了很久的官司,在這場訴訟中誰也沒有贏得什麽。回憶錄出版以後,納瓦爾先生覺得尚有餘力可賈,遂經營起一家磚廠,平靜地度過餘生。随着歲月慢慢流逝,檔案解密,史料漸豐,軍史學家們普遍認為,納瓦爾應該對奠邊府戰役的失敗承擔戰役決策失誤的責任。然而,納瓦爾不斷反思奠邊府戰役的歷史,不斷總結經驗教訓的做法對于後人是有益的。
科尼将軍歸國後憤怒地宣稱,由于納瓦爾指揮得糟糕透頂,導致奠邊府敗績。納瓦爾不服,為此訴諸法庭。科尼由于和納瓦爾将軍之間的訴訟而在法國軍界贏得一個“訴訟将軍”的名聲。他于1964年從軍隊退役。
德卡斯特裏回國後晉升了一級,擔任過駐德國的法軍第5裝甲師師長。但為時不久,他和妻子一起因車禍受傷,不得不退役。後來,他當過一個合股的再生紙生産集團的總裁。
指揮法軍空降奠邊府的吉爾斯将軍,跳進奠邊府不久因心髒病發作由德卡斯特裏上校接任,後來回到了法國還是久被心髒病困擾。1961年,他因心髒病突發逝世。
奠邊府戰将朗格萊回國後繼續在軍中服役,并和德卡斯特裏保持着終生的友誼。他寫了一部《奠邊府戰役回憶錄》。後來他當了準将,曾任一個師的師長。
奠邊府戰役中法軍伊莎貝爾防區指揮官拉朗德歸國後不久也晉升準将,在繼續了一段軍旅生活後退休。
血戰奠邊府E2高地的普熱上尉,回國後棄劍從文,開始了作家生涯。他的《奠邊府》一書寫得相當精彩,于是,他接着寫了下去。
除了重傷員,奠邊府戰役中的法國女護士熱納耶芙娜最早獲釋。她歸國後和一位軍官結婚,曾和丈夫一起生活在馬達加斯加,後來和丈夫帶着孩子回到法國定居。她永遠忘不了在奠邊府戰場結識的士兵。在奠邊府她曾對一位勤務兵說:“如果我們能活着出去,不管我們在哪裏相逢,我都要和你共飲一杯香槟酒。”幾天以後,越軍攻占奠邊府,她和勤務兵各奔東西,待到再次相見已是九年以後了。1963年的一天,熱納耶芙娜和丈夫驅車于巴黎,突然發現那位勤務兵一身便裝地走在路邊的人行道上。她呼喚丈夫停車,然後跑上去擁抱了這位奠邊府戰役的幸存者。她找到一家酒店,向老勤務兵送上了一瓶香槟酒。
奠邊府作戰中嶄露頭角的比雅爾出類拔萃。他回國後不久再次晉升,當了旅長,以後迅速升遷,1974年在密特朗總統的內閣中擔任國防秘書、國防部副部長,然後任國防部部長、四星上将,成為法國內閣成員。
1993年2月初,法國總統密特朗對越南進行了國事訪問,這是自奠邊府戰役以後法國領導人對越南的第一次訪問。密特朗在訪問中專程來到了奠邊府,在法軍陣亡将士墓園祈禱。當年親身參加了奠邊府戰役的法國攝影記者皮埃爾·舍恩接受特邀陪同總統來到他曾經戰鬥過的地方。夕陽西下之際,密特朗和舍恩一起站在經過鏖戰洗禮的D2高地上,舍恩向總統指指點點,追憶當年戰況。他說,昔日戰場已被眼前的和平景象覆蓋,辨認不出戰争的痕跡了。
比雅爾回國後迅速得到晉升,1974年出任法國國防部副部長
和密特朗、舍恩一起來到奠邊府的,還有五名參加過奠邊府戰役的法國老兵,他們正好作為旅行者來到越南。在越南官方的協助下,他們随同總統的隊伍又一次踏上了奠邊府的紅土地。
在巴黎,國防部長比雅爾得知總統對奠邊府的訪問後發表談話說,對他個人來說,目前還沒有機會到奠邊府去,但是他确實希望重返奠邊府。他還說,待自己死後,希望把骨灰撒在奠邊府的紅土地上,與死去的戰友再度厮守在一起。
在奠邊府戰鬥過的法國老兵怎麽會忘記奠邊府呢?1954年以後,每年的5月7日下午6時15分,在巴黎的聖路易教堂前,總會聚集起許多老兵,他們列隊為1946~1954年印度支那戰争中的陣亡者祈禱。祈禱者中有相當部分人是奠邊府戰役的參加者。他們胸前佩戴勳章,舉着當年的軍旗,身邊是他們的妻子和孩子。
随着歲月的流逝,他們的頭發漸漸花白,人數也逐年減少,但是每年到了這個時候,奠邊府老兵都要相會,直到最後一個人。[1]
[1]Dien Bien Phu,the Epic Battle America ot,p.180.
附錄一 中越關系兩千年
天地玄黃,宇宙洪荒。
距今1.5億年的中生代侏羅紀晚世,這裏是一片汪洋大海。随後,大陸板塊漂移、碰撞、對接,燕山期造山運動興起,地殼隆起,中國西南部變成一個遼闊的準平原。
距今3000萬年的新生代新第三紀早期,震撼全球的喜馬拉雅造山運動發生了,這塊準平原逐漸擡升,江河形成,滄海化為桑田,桑田又變成高山,中國的西南成為一個山巒重疊的地帶。
距今300萬年時,這塊山地再度被流水沖刷成波狀起伏的準平原,遍布亞熱帶森林與草原。
160萬年前,全球性的第四紀大冰期來臨了,這塊準平原繼續擡升,形成高原。古猿因此走下高山,進入河谷,在這塊土地上繁衍,從而使這裏成為著名的古人類發祥地。在雲南北部元謀出土的拉瑪古猿化石和“元謀人”猿人頭蓋骨化石證明了這一點。
由雲貴高原上的橫斷山脈南出,大山演化成長山山脈,它是中南半島的脊骨。由中國境內向南流出的元江,在中下游易名紅河,它挾帶泥土沖積出紅河三角洲平原;發源于青藏高原的瀾滄江流出雲南,更名湄公河,以浩大的水勢流淌過老撾,向東南沖積出湄公河三角洲平原。大約在1萬年前,今天的越南南部漸漸露出水面。
遠古時期是神話和傳說的天下。
今天的越南北部,古稱“交趾”。交趾這個地名,在中國遠古時期的傳說中就露面了。
《淮南子·主術訓》說:“昔者神農之治天下……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
《墨子·節用篇》說:“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
“交趾”在哪裏?20世紀50年代以來,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古地理學家紛紛進行了嚴密的考證:交趾最初是對中國西南部的泛稱。中華民族經歷了春秋戰國時期的繁衍發展,到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交趾就是今天的越南中部和北部地區。[1]
中國古代典籍曾記載,3000多年前,交趾以南的“越裳國”有使者北上見周公的故事。《尚書大傳》中的《周傳·歸禾篇》說:“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幽遠,山川阻深,音使之不通,故重譯而朝。”這個“越裳國”和今天的越南有什麽關系嗎?現有史料還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暫存此一說以待識者吧。
随着人類文明史的到來,中國古籍最早記錄了那片土地上發生的事情。司馬遷著《史記》以《五帝本紀》為第一篇。他注意到了“交趾”,刻竹而書:“唯禹之功為大,(地)方五千裏,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北發西戎。”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發大軍,“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群、南海(郡),以适遣戍”。“陸梁地”指嶺南的遼闊地域。秦朝的南疆已擴展到今天的廣西南部,而此時的越南中、北部地區,大致還處于原始社會後期,是一片布滿原始森林的土地。[2]
秦始皇死後,公元前209年,陳勝、吳廣起義,當時任南海郡龍川令的河北真定(今河北省正定縣)人趙佗趁勢擁兵自重,“擊并桂林、象郡”,割據西南一方。漢朝政權穩固以後,漢文帝以“休養生息”的方針治國,國勢漸強。漢文帝于公元前179年派陸賈出使嶺南勸降。趙佗立即奉書漢文帝,“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表示嶺南重入漢朝版圖。(《史記·南越列傳》)在此之前,趙佗曾設置交趾郡,轄境已伸入越南北部。司馬遷記載了這些史實,在他筆下,越南有了最初的由文字記載的歷史,迄今約為2000多年。
漢武帝時,中央政權的力量益發強盛起來。漢武帝乃決定消滅趙越割據勢力。公元前111年,漢武帝拜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将軍,率兵南征。出兵之際,原屬趙越諸侯國的桂林郡監居翁起兵響應,傳“谕瓯駱屬漢”,協助中央軍隊消滅割據勢力。“瓯”“雒”是象郡和交趾郡的古代別稱。司馬遷為此寫下了“瓯、越相攻,南越動搖”的感嘆。(《史記·南越列傳》)
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路博德平定嶺南,重新設置了9個郡,由中央政權直接管轄。這9個郡中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就在今天的越南北部和中部。郡、縣的刺史和縣令兩級官吏,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在轄地推行《漢律》。從此以後1000多年的漫長時期,被越南史學界稱作“北屬時期”。其原因主要在于,這三郡故地是漢、晉、隋、唐朝代遼闊版圖的一個組成部分。
西漢時期,漢朝中央政權對南方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大抵沿用“與民休息”政策,逐步劃縣而治,于任用刺史、太守、縣令等官吏的同時,也倚重地方世襲部落首領“雒将”的勢力。向三郡移民也在秦漢時期開始,漢族移民将鐵器和耕牛帶到了那裏,提高了三郡的社會生産力,也使三郡原始社會和奴隸制社會的生産關系開始了瓦解的進程。
在當時社會,在遙遠的邊陲,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大批昏庸腐敗、以橫征暴斂為能事的封建官僚。他們魚肉百姓,恣意妄為,必然激化邊疆的民族矛盾。
交趾土多珍産,明玑、翠羽、犀、象、玳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前後刺使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賄。財計盈給,辄複求遷代,故吏民怨叛。
——《後漢書·賈琮傳》
《後漢書》作者範晔(398~445)這段話,對三郡之地歷史情況的複雜性,作了一個很有深意的注腳。
公元34年,交趾郡太守蘇定到任,與當地部落貴族雒将詩索的矛盾激化。公元40年,蘇定殺害了詩索,詩索妻征側與妹妹征貳舉兵征讨蘇定。這就是2000年後越南史學界所稱的“二征起義”。二征的軍隊攻破了三郡的65座城邑。此時恰值漢光武帝劉秀初創政權,無暇南顧,二征軍隊占領三郡之地約兩年。
公元42年,光武帝劉秀已經穩固了中央政權,拜名将馬援為伏波将軍,率軍南下收複三郡失地。馬援迅速消滅了二征的軍隊,于次年(公元43年)“斬征側、征貳,傳首洛陽”,并且一直進軍到日南郡最南端的象林縣,盡複三郡舊觀。
馬援經略三郡,“所過辄為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并且重新整肅了漢朝法律制度,推行漢律漢儀。(《後漢書,馬援傳》)随馬援南征的部隊中,有一部分将士從此定居于三郡,號稱“馬留人”,畢生開發這塊熱帶土地。從此,三郡的郡縣制度得以鞏固,奴隸制度再也無法維系下去,只能被封建制所代替。馬援這一歷史功績也是為越南史學界所确認的。[3]
歷史地看待“二征問題”,要尊重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當時的三郡地區是漢朝版圖的一部分,是由中央政權治轄的邊疆。因此,馬援征讨二征的軍隊,是一個國家的內政問題,不涉及外交。而越南和中國之間的國家關系,還要到此後1000年才發生。
在三郡地區的開發中,漢族人發揮了巨大作用。《後漢書·西南夷傳》記載:“凡交趾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後頻徙中國罪人,使雜居其間,乃稍知言語,漸見教化。”
治理三郡也有正直清廉的太守、刺史們的貢獻。“光武中興,錫光為交趾(太守),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為冠履,初設媒聘,始知姻娶。建立學校,導之禮義。”(《後漢書·西南夷傳》)
随着漢文化的傳播和郡縣制的完善,過去三郡地區那種以血緣為紐帶的氏族制度衰亡了。到東漢末期,三郡地區原有的部落組織大部分瓦解。從東漢以後,史籍中就再也見不到“雒王”“雒侯”“雒将”這些古老的稱呼了。中原文化與三郡文化互為交融,彼此影響。自秦漢以降,1000多年間,中原和三郡地區只通用一種文字——漢字。漢字在三郡社會生活中發揮着極為重要的作用,無論是官方文告或是爾後的科舉考試都通用漢字,重要的政治、歷史、文學、醫學著作都用漢字撰寫。現代語言學家研究,在越南語詞彙中保存的漢語詞彙或發源于漢語的詞彙,約占越語詞彙的一半以上。
漢朝以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央封建王朝對三郡地區實行着有效的統治。在三國和兩晉時期,三郡曾改設為交州,下轄六郡。根據史書記載,三國初,呂岱任交州刺史,此後吳主孫權将他升任為安南将軍。呂岱治交州時,曾派遣從事朱應、中郎将康泰向南招撫林邑、扶南、堂明諸國。林邑在今越南中部;扶南在今越南南部及柬埔寨的一部分;堂明在今老撾境內。由于漢使南來,這些小國君主均遣使奉貢。呂岱在交州12年,居官清正,歷年不致俸于家,以至妻子饑寒。
吳赤烏十一年(公元248年),孫權任陸胤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陸胤在交州11年,“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自胤至州,風絕氣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至被诏書當出,民感其恩,以忘戀土,負老攜幼,甘心景從。”(《三國志·吳書·陸胤傳》)說明東吳政權對交州的統治是有成效的。到三國末年,陶璜就任都督、交州牧。他治理交州30年,直到東晉時期。陶璜政績遠播,受到了當地人民的擁戴。至南朝時,交州增為七郡。
隋唐以後,由于中央政權實力的增強,三郡和中原的聯系更加密切。初唐時著名文學家王勃的父親王福畤,曾經到過這塊熱帶地區當交趾令。王勃在前去交趾省親的路上途經江西洪都(今南昌),興致昂揚,寫下了著名的《滕王閣序》,然後繼續南行來到廣西的北部灣海邊,在乘船前往父親任所的航行中不幸落水溺死。(《新唐書·王勃傳》)
初唐時曾到安南(交州)的著名文學家還有杜審言等人。杜審言是五言詩名家,有《旅寓安南》詩一首流傳于世,詩曰:“交趾殊風候,寒遲暖複吹。仲冬山果熟,正月野花開。積雨生昏霧,輕霜下震雷。故鄉逾萬裏,客思倍從來。”
公元621年,唐朝設置交州總管府。公元679年,改為“安南都護府”,是為全國四大都護府之一,“安南”的名稱就是由此而來的。安南都護府,不但對當地農民實行“租庸調法”,還對當地士大夫推行科舉制度。唐會昌五年(公元845年)曾頒令規定,安南和嶺南、桂府、福建等地一樣,每年可以選送進士和明經入仕中央,同時在安南開辦學校。為了遴選人才,還在安南專設了“南選使”。一批安南知識分子參加了科舉,其中最出類拔萃的當屬唐德宗時期的姜公輔。
《新唐書·姜公輔傳》說:“姜公輔,愛州[4]日南人。第進士,補校書郎,以制策異等授右拾遺,為翰林學士……公輔有高才,每進見,敷奏響亮,德宗器之。”公元783年唐朝權臣作亂,長安動蕩,姜公輔追随唐德宗左右,對穩定局勢有功,被擢升為谏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了宰相。姜公輔以直言敢谏聲聞朝野,後來因事與德宗意見相左,被貶為泉州別駕。他終老于福建泉州,墓葬泉州九日山。直到今天,九日山上還有“姜相臺”和“姜相墓”供後人憑吊。
在這段長逾千年的歷史時期內,中原的許多生産技術,如施肥、灌溉、深耕,種桑養蠶,造紙制陶,以及建築、醫藥、冶煉技術等傳到了三郡——安南地區。中原的風俗人倫之道,也逶迤南來,積澱在這裏。春節、清明、端午、中秋,也成了越南的傳統節日。
從歷史上看,中國和越南的國家關系,産生于五代十國,中原大分裂的年代裏。
唐朝末年的諸節度使混戰,嚴重削弱了中央政權,邊疆動蕩,朝廷已是鞭長莫及。公元905年,土豪曲承裕控制安南。公元907年,唐朝傾覆。此後50餘年,先後占據中國北方的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代王朝都無力顧及南疆。割據江南的南越和南漢曾先後進兵安南。公元930年,南漢大将李順之率軍南下,俘獲曲承裕的孫子曲承美,将安南并入南漢。由于南漢力量太弱,次年,曲氏舊将楊廷藝再次割據安南。南漢索性把楊廷藝封為交趾節度使。
公元937年,楊氏牙将矯公羨殺楊廷藝而代之。次年,楊氏舊将吳權又擁兵擊敗矯公羨,占據了安南,史稱“前吳王”。公元944年,吳權死去,楊廷藝之子楊三哥自立,稱平西王。公元950年,吳權次子吳昌文驅逐楊三哥,自稱“晉王”,史稱“後吳王”。
公元963年,吳昌文死去,安南大亂,12股割據勢力各占州縣,都自號“使君”,史稱“十二使君之亂”。十二使君中,丁部領實力漸強,公元966年,丁部領統一了安南,建立“大瞿越”國,自立為“大勝明皇帝”,建都華闾(今越南河內),起宮殿,置百官。從此,越南成為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
丁部領建立的就是越南第一個朝代——丁朝(966~980)。公元973年,丁部領遣使向宋朝朝貢。宋太祖趙匡胤冊封丁部領為“安南都護檢校太師交趾郡王”,表示承認安南為宋朝的藩屬國。這就是中國和越南兩國正式外交關系的開端。
公元979年,丁朝發生內亂,丁部領和兒子丁琏被殺,将軍黎桓擁立丁鏈之弟丁睿。次年,宋朝“聞安南郡王及子鏈遇弑,發兵征讨”。歷史地看,這可以看作是中國封建王朝對越南的第一次侵略。公元981年,宋軍在白藤江被擊敗退兵。
此前,黎桓已于公元980年即位,史稱前黎朝(981~1009)。黎桓取得白藤江之戰的勝利後,即千方百計尋求北宋的諒解和承認。公元986年,北宋冊封黎桓為安南都護,靜海軍節度使,實際上承認了黎朝的合法性。整個前黎朝時期,越南遣使11次赴宋,北宋遣使7次入越,由此确定了中越兩國的宗藩關系。
1009年,前黎朝将軍李公蘊在一次宮廷政變中篡位,建立李朝(1110~1225)。
李朝的實力漸漸強盛起來,很快邁出了侵略擴張的步伐。從1014年起至1060年,李朝軍事力量6次侵擾中國邊境,積弱的宋朝政府保持克制态度。
1044年和1069年,李朝軍隊兩次大規模向南侵犯,攻入南方的占城國(在今越南南方),劫獲大量財物。李朝又扭過頭來向北侵犯。1075年12月,李朝軍事重臣李常傑率軍十餘萬人,侵犯中國廣西。李朝動起幹戈的借口是,廣西官員沈起、劉彜“潛起蠻峒兵,繕舟船,習水戰,禁州縣不與我(越南)貿易”。(見《越史略》和《大越史記全書》)
1075年12月30日(北宋熙寧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李常傑軍攻陷廣西欽州,三天後又陷廉州(今廣西南寧)。越南的官修史書記載,李常傑軍在廣西進行了殘酷的屠殺,所攻陷之處,“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人,并欽、廉死者幾十餘萬”。《宋史》記載:“交趾兵大舉入侵,攻陷欽、廉州,兵民死者十餘萬口,擄婦女小弱者七八萬口。”
北宋不得不進行反擊,以郭逵為主帥,統兵十萬,兵力與李常傑大體相當,于1076年6月冒着盛夏從湖南出發,不顧瘴疠疾病造成的大量減員,于年底進至中越邊境與越軍接戰,又進至越南境內和越軍對峙于裘江、如月江兩岸。激戰月餘,雙方互有勝負。李朝弘真、昭文兩王子戰死,兵員傷亡甚重;宋軍不服水土,加上戰鬥激烈,損失也很大,後勤供應越來越困難。這時李朝“遣使詣宋軍門納款以求緩師”,(《越史通鑒綱目》正編卷三)宋軍也意識到無法徹底擊敗越軍,于是雙方議和,宋軍班師。從那以後到南宋末年,雙方沒有大的邊境沖突,李朝則始終向宋朝進貢。
12世紀中葉起,李朝漸漸衰落。13世紀20年代,李朝殿前指揮使陳守度獨攬大權。1225年,陳守度逼迫年僅8歲的女皇帝李昭皇讓位,李朝滅亡,陳朝(1226~1400)建立,宋朝馬上予以承認。1229年,宋理宗遣使越南。
此時,成吉思汗的蒙古族部落崛起了。1234年2月,蒙古軍與南宋軍聯合滅金,随即形成蒙宋對峙的局面。1253年,忽必烈率大軍平定雲南,意在從西南側後迂回攻擊南宋。忽必烈班師後,大将兀良合臺留鎮雲南。
1257年,兀良合臺率一支精銳的蒙古騎兵進攻安南。這支人數不多的隊伍迅速擊敗了陳朝的軍隊,于次年攻占京城升龍(河內)。在蒙古軍攻占升龍的第七天,安南國王奉表請罪稱臣。由于解除了進攻南宋的後顧之憂,蒙古士兵又難以适應安南的炎熱氣候,兀良合臺只在升龍停留九天就撤回了雲南。
其實,在敗給蒙古軍之初,安南國王還腳踩兩只船,向蒙古和南宋同時進貢。不久,安南國王發現蒙古的軍事力量要比南宋強得多,就斷絕了和南宋的關系。忽必烈正式建立元朝之後,陳朝的朝貢和奉表更加頻繁。越南人黎則所撰《安南志略》卷六記載了元至元三十年(1293年)陳朝的一次奉表:
至元三十年三月初四日安南陳上表,臣謹昧死百拜上奏:臣伏于今年二月十四日恭睹天使吏部尚書梁曾、禮部郎中陳孚奉赉天诏,俯臨下國,臣謹率宗族官吏,奔走道路,焚香迎迓。及至褥邊,躬近三呼,百拜跪讀。
言辭之謙卑,大抵如此。
忽必烈即皇帝位後,曾兩次入侵安南。一次是1284年,元軍攻占升龍,安南國王棄城出逃,其弟陳益稷投降,元軍即撤回。另一次是1287年,元軍又占升龍,但是不久元軍的運糧船隊被安南軍擊沉,元軍只得撤退。
元朝很快就覆滅了,明朝代之而起。明初,中央政權力量強盛。1406年,明軍自廣西、雲南兩路入侵安南,迅速占領安南全境,将其并入明朝版圖,由中央政府直接統治,設17個府。1414年,明朝在安南各個府、縣建立學校。
明朝對安南的統治是短暫的。此時的安南已經獨立數百年,決不屈服于外來統治,加之明朝的安南官吏中多貪婪殘酷之徒,當地人的反抗很快就發生了。1418年,黎利在藍山起兵抗明。經10年戰鬥,1427年支梭一戰,明軍敗北,退出安南,黎利建立後黎朝(1428~1789)。
後黎朝維持了百年的極盛狀态。16世紀以後,這個朝代的統治衰落了。後黎朝末期,權臣鄭松和阮潢形成兩個軍事割據勢力南北對峙。1627年至1674年,鄭氏和阮氏進行了将近半個世紀的內戰,實力都受到削弱。此後又維持了100年不戰不和的局面。就中越關系而言,後黎朝的黎利死後不久,中越雙方恢複了宗藩關系。
1771年,爆發了越南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暴動——由阮岳、阮惠、阮侶(也稱阮文岳、阮文惠、阮文侶)三兄弟領導的西山起義。1785年,西山軍消滅阮福映軍事勢力的有生力量,并擊敗阮福映引來的暹羅軍隊,次年北上消滅了鄭楷的軍隊。1788年,茍延殘喘的後黎朝國王黎維祁讓母親和兒子到中國廣西,向清朝的兩廣總督孫士毅痛哭求援。清軍以此為由出兵侵犯安南,占領升龍。1789年,清軍敗于阮惠的西山軍,退回中國,從而結束了中國封建王朝對越南的最後一次大規模軍事侵略。
以上所述,可以稱作中國與越南的古代關系史。
縱觀歷史,在越南成為一個獨立國家以後,中越雙方的戰争只占很少的時期,在大部分的歷史年代裏,中越兩國保持着宗主國和藩屬國之間的關系,和平相處。兩國人民更是情深誼長,這是歷史的主導方面。随着一部近代史的翻開,中越兩國則是休戚與共。在外國殖民者侵略的屠刀和炮火面前,中越兩國人民的鮮血流淌在一起。
18世紀後期,原先統治安南南方的阮福映軍隊被西山農民起義軍擊潰後,阮福映逃往暹羅乞援,在那裏結識了法國主教百多祿。百多祿勸阮福映與法國結盟,阮福映答應了。1787年,百多祿代表安南回法國,在凡爾賽和路易十六政府訂立條約,法國給予阮福映軍事援助,阮福映則将土倫和昆侖島割讓法國,并允許法國商人在安南享有免稅和壟斷貿易的權利。只是因為兩年後爆發了法國大革命,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斷頭臺,條約規定的條款才沒有實現。但是,百多祿在簽約後不久回到了印度法屬殖民地,他出面調來了若幹軍艦和士兵,抵達安南南部鑄炮練兵,與西山軍對抗。
在這時的安南,西山軍已經分裂成三個部分,各自的領袖沿襲舊日的統治。阮惠、阮岳于1792、1793年先後死去,西山軍削弱了。阮福映東山再起,于1788年攻占西貢,1799年又奪歸仁,至此西山軍敗局已定。1801年,阮福映進攻順化,次年攻陷升龍,終于打垮了西山軍,阮朝(1802~1858)建立了。
阮福映建立阮朝,稱安南王,立即奉表清朝皇帝,請求冊封承認,繼續保持與中國的傳統關系。這次,阮福映上表清廷:“請改國號為南越。”
1803年1月12日,清朝嘉慶皇帝批閱了阮福映的上表,表示不同意“南越”國號。四個月後的1803年5月26日(嘉慶八年四月庚午),嘉慶正式決定,批準阮朝國號為“越南”。嘉慶的谕文是:
至所請以“南越”名國之處,該國先有越裳舊地,後有安南全壤,天朝褒賜國封,著用“越南”二字。以“越”字冠于其上,仍其先世疆域。以“南”字列其下,表其新賜藩封。且在百越之南,與古稱南越不至混淆。稱名既正,字義亦屬吉祥,可永承天朝恩澤。[5]
清朝皇帝确定了越南的國名,并被普遍接受,沿用至今。
阮福映定都順化,将全國分為南、中、北三圻(qí,音其)。待統治漸穩,阮氏朝廷對法國的殖民企圖有所警惕,于1825年和1833年兩次下令禁止傳教,“閉關鎖港”,但是已經晚了。
法國大革命一度打斷了侵略印度支那的計劃,待拿破侖統治法國已穩,侵略越南的步伐就加緊了。1817年,法國要求越南履行1787年條約,被越南拒絕。1857年,克裏米亞戰争結束,法國即抽出艦隊開向遠東,力圖擴大與中國的貿易,決定先取越南,再以越南為跳板向中國滲透。
1858年8月,法國遠東艦隊聯合西班牙軍艦,進犯越南中部的土倫。因受越南軍民的抗擊,法、西聯軍未獲預期的戰果。次年2月,法軍南下進攻嘉定,付出重大代價後得手,繼而攻陷西貢。1859年6月,在第二次鴉片戰争中,英法聯軍進攻中國天津的大沽口初戰失利,侵越法軍僅留800人盤踞西貢,其餘全部調往中國增援,已經發動将近一年的法國侵越戰争不得不中止。
1860年,英法聯軍打敗了中國清朝政府。10月25日,法國迫使清朝政府簽訂了不平等的《天津條約》。随後法國艦隊掉頭向南開往越南南部,進攻南圻。阮朝軍隊無力抵抗,1862年6月5日,順化朝廷與法國簽訂了第一次西貢條約,割讓南圻東部的嘉定、定祥、邊和三省及昆侖島。法國終于得到了可以進而吞并整個印度支那的橋頭堡。1863年,法國迫使柬埔寨成為法國的保護國。
法軍得寸進尺,于1867年占領整個南圻。在此期間,越南南方人民不顧政府阻撓,一次次舉行抗法起義。1868年,阮文歷領導的農民起義失敗,阮文歷在就義前說:“只要大地上還生長青草,越南人民就決不停止對法國侵略者的抵抗。”
法國殖民者的意圖很明顯。如法國海軍将領杜普雷1873年給海軍部和殖民部的信中所說:“我們出現在這塊富有的土地上,出現在這塊與中國交界也是中國西南省份物産出口的地方,據我的意見,是一個關系到我們今後在遠東地區争霸的生死問題。”
1874年3月,法國強迫越南簽訂了第二次西貢條約。條約的要點是,越南承認在外交上受法國的監督,法國占有南圻,在越南享有治外法權。
直到這時,越南和法國之間的政治沖突和交易才引起了清朝政府的關切。原因很簡單,在此之前的法越條約都是背着清朝政府幹的。另一方面,自1840年鴉片戰争以後,清朝政府內憂外患不斷,自顧不暇,所以只要越南朝貢如常,也就不作多問。
1875年,法國駐華公使羅淑亞将第二次條約的內容通告了清朝政府。清政府主管外交的恭親王奕認為該條約違背了中國的宗主權,予以拒絕。他說:“約中有承認越南為獨立國之語,為中國所不解。越南自古為中國屬邦,故中國政府不能公認此條約。”
行文至此,應該就中越兩國關系史上的宗藩關系作一個說明了。
宗藩關系,是封建社會(也包括資本主義社會的早期殖民主義時代)特有的産物。它的基本含義是:“宗”是本源,“藩”為屏衛,宗主國對藩屬國的外交和國防有所控制;藩屬國首腦對宗主國稱臣,定期朝貢。宗藩關系使藩屬國處于半獨立狀态。然而,具體到兩國的宗藩關系上,其表現形式往往是多種多樣的。
中國和越南的宗藩關系開始于公元973年。這年,丁部領遣子到中國朝見宋太祖趙匡胤。宋太祖為丁部領封了官銜“開封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封交趾郡王”。公元979年,丁氏父子被臣下所害,大将黎桓篡權。公元980年冬,宋太宗趙光義為挽救丁氏朝廷,同時也為了“收複失地”,派兵攻入越南,結果敗北。事後黎桓害怕宋軍再度南下,上表謝罪。宋太宗為此下诏說:“朕以交趾稱藩,代修職貢。昨聞賊臣篡奪,害其主帥之家,聊舉師徒,用申赴救,非貪土地,尋罷幹戈。”(《宋史·交趾傳》)不久黎桓也被封為交趾郡王。
從那以後,越南歷史上的每一個封建王朝,無不向中國皇帝奉表稱臣,“願長為藩屬”。而中國的封建朝廷為顯示“天朝之尊”,也總是樂意于封王封藩于越南,要求越南朝貢。同時,宗主國也承擔某種義務,“冊封”藩屬國,甚至在藩屬國內出現“篡位”的嚴重政治危機時,出兵幹涉,“興滅繼絕”。而越南歷代王朝之所以向中國稱臣朝貢,主要目的則在于确立正統地位,以求得國內政治的穩定。顯然,封建時代的中越兩國宗藩關系,是建立在兩國統治者各自利益的基礎上的。從政治上說,這是一種不平等關系,中國的封建王朝曾多次在越南藩屬國“求援”的時候派兵攻入越南。
但是,今天的國際關系研究者應該把以往的國際關系放到它得以産生的歷史環境中去加以考察。
朝貢是維系中越兩國宗藩關系的重要方式。根據歷史記載,凡屬朝貢,絕大部分“薄來而厚往”,即中國回賜的物品大大優厚于越方所貢之物。按照慣例,越南三年一朝貢,六年一遣使。明太祖朱元璋曾下令:“中國之于四夷,唯推誠待之……若彼來貢,亦令三年一來,所遣之人,不過五員,所貢之物務從簡儉,且需來使自持,庶免民力之勞。物不在多,亦唯誠而已。”(《明太祖實錄》卷122)作為慣例,中國皇帝的回賜是豐富的。金、玉器和綢緞、名瓷是回賜的主要物品。越南的朝貢使常常兼做買賣,将中國貨物販往越南,獲利極豐,因此視朝貢為美差。如果有人說,中國通過這種朝貢“最殘酷最野蠻”地剝削了朝貢者,那只能給人一種滑稽的感覺。
問題在于,明代以後的越南統治者,一面朝貢,在中國皇帝面前說盡好話,另一面也曾利用這種宗藩關系,麻痹中國朝廷,時而襲擾中國邊境。1396年,安南侵奪中國屬地丘溫、如敖等五縣。1468年,安南軍人侵廣西憑祥。1747年,安南入侵雲南廣南地區。入侵者擄掠人民財産,造成中國邊民的損失。這樣的事情史籍記載甚多,限于篇幅,難以一一列舉。
實事求是地說,古代的中越兩國宗藩關系,主要表現為封建政治倫理依附關系,以及宗主國的某種保護關系。自清代以後,中越兩國的雙邊關系更加密切,這種宗藩關系也就更顯微妙。按當時慣例,越南向清朝政府的貢物一般是象牙二對,犀角四座,細纨、絹布各200匹,沉香600兩,速香1200百兩,砂仁、槟榔各90斤。1716年,康熙皇帝下令免去象牙和槟榔的進貢。至乾隆時,又谕令進貢“不妨就該國所有,如土纨、絹布均可進奉,不必拘成定例。所謂不惟其物,惟其意也”。到了這時,清朝政府所看重的,就只是一個象征性的“天朝”尊號了。
歷史的産物只能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中存在。中越兩國的宗藩關系就是一個歷史範疇,是封建制度下君臣關系在國際交往中的一種反映。在這樣的宗藩關系下,對于越南的內政,除了安南君主的請封和受冊封外,中國封建王朝一般并不加過問,更不向越南派駐軍隊。所以不能将中國與越南封建王朝間的宗藩關系等同于近代西方國家與殖民地、附屬國之間的關系。同時,随着封建制度的興衰,一旦歷史條件變化,中越兩國宗藩關系的消亡是必然的。從整體上看,鴉片戰争前,中越間的宗藩關系基本上是小國依附大國的政治不平等關系。鴉片戰争後,中國和越南都受到了西方列強的侵略,兩國都面臨淪為殖民地的苦難深淵。共同的危險為此時的中越關系注入了一個新的內容——抵禦殖民主義侵略。在這一點上,中越兩國的宗藩關系起了一個人們始料未及的紐帶作用——使中越兩國在共同的敵人面前團結起來共同抗争。這有歷史為證。
越南方面,自第二次西貢條約簽訂後,阮氏王朝也感覺到亡國之禍迫在眉睫,乃遣使向清朝政府告急,請求清軍援助越南抗擊法軍。清政府經過反複商讨,感到唇亡齒寒,于是命令駐英、法、俄三國公使曾紀澤向法國政府多次提出抗議并聲明:“越南受封中國,久列屬邦,該國如有緊要事件,中國不能置若罔聞。”(《曾惠敏公奏疏》卷4,11頁)
清朝政府還應越南政府之請,于1881年底至1882年初,從廣西、雲南派出兩支軍隊進駐北圻,同時暗中資助早已由廣西進入越南的太平天國起義軍餘部劉永福的黑旗軍。
1882年3月,法國軍官李威利率軍5000餘人,戰艦28艘向北圻進攻,很快占領河內。是年5月19日,劉永福率黑旗軍3000人與法軍在河內城西的紙橋激戰三小時,擊斃李威利,挫敗法軍。8、9月間,黑旗軍又和法軍接戰兩次(即懷德和丹鳳之戰),盡管付出重大犧牲,黑旗軍都打勝了。
但就在這時,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