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章 戰與和的選擇
1950年代初，毛澤東與胡志明在北京共同出席活動
東方四國的步調
1954年4月的第一周，奠邊府激戰正酣，法軍傷亡慘重，奠邊府中心區野戰醫院裏擠成一團，血腥撲鼻。摩洛哥籍士兵晝夜不停地在地下野戰醫院裏挖掘新的“病室”，以安置每天增加的傷員。更有數百來自歐洲和非洲的士兵草草葬身于異域荒野，化作家人纏綿不絕的夢思和垂念。
對德卡斯特裏來說，4月第一周即将結束時的情形更加不妙。奠邊府主陣地上，只有四輛坦克還能執行作戰任務。大口徑炮彈所剩無幾，大概只能支持一兩夜的作戰消耗。他只好不停地向科尼呼叫，請求增加空投。
越軍的傷亡大大超過了前一階段對興蘭和獨立高地兩個高地的攻勢作戰，還有許多戰士被俘。但在陣地态勢上越軍的情況要好得多，已經從東部和西北部兩個方向上壓縮了包圍圈，使法軍難以從空中補給。只是究竟如何打破法軍的拼死抵抗，武元甲一時找不到好辦法。
韋國清也為此事着急，一夜一夜地失眠，頭痛欲裂，不得不整天帶着奇特的“健腦器”。他的苦思形象感染了越軍作戰局副局長陳文光，他在40年後還生動地回憶說：“那個時候，由于戰事緊張，韋國清将軍頭痛，我也頭痛。”[1]
1993年6月24日，韋國清夫人許其倩在北京看望來訪的前任越南國防部副部長陳文光上将
使韋國清感到很有壓力的同時，日內瓦會議一天天臨近，中國和蘇聯的準備工作已在緊鑼密鼓地進行。
1954年3月9日，中國大使張聞天拜會了蘇聯外長
莫洛托夫，通報中、朝、越三方參加日內瓦會議的初步意見。莫洛托夫認為中方代表三方提出的意見很好，他将提交蘇聯外交部作進一步的研究，還表示歡迎中、朝、越三方代表團于4月中旬到莫斯科來。
莫洛托夫說，蘇聯最近已開始了會議準備工作，參加人有副外長葛羅米柯、庫茲涅佐夫、費德林及蘇聯東南亞司司長諾維科夫。
3月底，中國參加日內瓦會議的代表團的成員基本确定為：
團長：周恩來
代表：張聞天、王稼祥、李克農。
秘書長：王炳南
團員10人：雷任民、師哲、喬冠華、黃華、陳家康、柯柏年、宦鄉、龔澎、雷英夫、王倬如（後來又增加了吳冷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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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會議與印度支那問題有關，中國代表團設越南組，由9人組成。另有綜合組10人，新聞宣傳組19人，秘書組6人，俄文翻譯5人，英文翻譯4人。
按照中國、蘇聯和越南三方約定，為了做好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準備，4月1日，周恩來、王稼祥、師哲和正在北京的胡志明同乘一架飛機，前往莫斯科與蘇聯領導人協調共同立場。
周恩來、胡志明一到莫斯科就參加了由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主持的圓桌會議，蘇方領導人馬林科夫、莫洛托夫、蘇斯洛夫等參加。張聞天也參加了會議。
赫魯曉夫首先發言說，即将舉行的日內瓦會議是一次具有重要政治意義的會議，中國、朝鮮、越南三國與會本身就不同尋常，是東方陣營的一個勝利。赫魯曉夫表示，對會議要力争取得某種成果，因為這也是可能的，不是空想。
老資格外交家莫洛托夫發言，認為在日內瓦會議上可能取得某種成果，這取決于雙方的努力和究竟能夠做出哪些讓步。他說，蘇、中、朝、越四方應該确定自己明确的立場、态度和原則，同時又必須具有極大的靈活性、預見性。開起會來要随機應變，妥善處理各種可能遇到的情況。
周恩來發言說，中國能夠參加日內瓦會議，本身就是一件不同尋常的事，是中國外交的一個勝利。如果我們能夠很好地利用這個會議，闡明自己對世界問題的立場和看法，對未來的事态發展是有好處的。由于世界上兩大陣營目前都有停止武裝對抗的意願，所以解決某些問題，比方說解決印度支那問題，也是有可能的，應該努力争取。
周恩來指出，中國參加日內瓦會議有微妙之處，那就是會議要解決的問題，即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雖然和中國有着切身的利害關系，卻并非中國自身的事情，所以需要特別小心謹慎。這次日內瓦會議的召開，是蘇聯與西方三大國直接磋商的結果，中方對這次會議的背景還不太了解，希望蘇聯外交部為中國方面作些介紹。[2]這次，周恩來在莫斯科停留了兩三天就返回北京。在向毛澤東彙報中蘇雙方對日內瓦會議的準備情況後，毛澤東同意周恩來近日再去莫斯科，進一步協調立場、方針。
[1]1993年6月23日，作者在北京訪問陳文光上将。
[2]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536～54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