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戰與和的選擇
1950年代初，毛澤東與胡志明在北京共同出席活動
東方四國的步調
1954年4月的第一周，奠邊府激戰正酣，法軍傷亡慘重，奠邊府中心區野戰醫院裏擠成一團，血腥撲鼻。摩洛哥籍士兵晝夜不停地在地下野戰醫院裏挖掘新的“病室”，以安置每天增加的傷員。更有數百來自歐洲和非洲的士兵草草葬身于異域荒野，化作家人纏綿不絕的夢思和垂念。
對德卡斯特裏來說，4月第一周即将結束時的情形更加不妙。奠邊府主陣地上，只有四輛坦克還能執行作戰任務。大口徑炮彈所剩無幾，大概只能支持一兩夜的作戰消耗。他只好不停地向科尼呼叫，請求增加空投。
越軍的傷亡大大超過了前一階段對興蘭和獨立高地兩個高地的攻勢作戰，還有許多戰士被俘。但在陣地态勢上越軍的情況要好得多，已經從東部和西北部兩個方向上壓縮了包圍圈，使法軍難以從空中補給。只是究竟如何打破法軍的拼死抵抗，武元甲一時找不到好辦法。
韋國清也為此事着急，一夜一夜地失眠，頭痛欲裂，不得不整天帶着奇特的“健腦器”。他的苦思形象感染了越軍作戰局副局長陳文光，他在40年後還生動地回憶說：“那個時候，由于戰事緊張，韋國清将軍頭痛，我也頭痛。”[1]
1993年6月24日，韋國清夫人許其倩在北京看望來訪的前任越南國防部副部長陳文光上将
使韋國清感到很有壓力的同時，日內瓦會議一天天臨近，中國和蘇聯的準備工作已在緊鑼密鼓地進行。
1954年3月9日，中國大使張聞天拜會了蘇聯外長
莫洛托夫，通報中、朝、越三方參加日內瓦會議的初步意見。莫洛托夫認為中方代表三方提出的意見很好，他将提交蘇聯外交部作進一步的研究，還表示歡迎中、朝、越三方代表團于4月中旬到莫斯科來。
莫洛托夫說，蘇聯最近已開始了會議準備工作，參加人有副外長葛羅米柯、庫茲涅佐夫、費德林及蘇聯東南亞司司長諾維科夫。
3月底，中國參加日內瓦會議的代表團的成員基本确定為：
團長：周恩來
代表：張聞天、王稼祥、李克農。
秘書長：王炳南
團員10人：雷任民、師哲、喬冠華、黃華、陳家康、柯柏年、宦鄉、龔澎、雷英夫、王倬如（後來又增加了吳冷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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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會議與印度支那問題有關，中國代表團設越南組，由9人組成。另有綜合組10人，新聞宣傳組19人，秘書組6人，俄文翻譯5人，英文翻譯4人。
按照中國、蘇聯和越南三方約定，為了做好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準備，4月1日，周恩來、王稼祥、師哲和正在北京的胡志明同乘一架飛機，前往莫斯科與蘇聯領導人協調共同立場。
周恩來、胡志明一到莫斯科就參加了由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主持的圓桌會議，蘇方領導人馬林科夫、莫洛托夫、蘇斯洛夫等參加。張聞天也參加了會議。
赫魯曉夫首先發言說，即将舉行的日內瓦會議是一次具有重要政治意義的會議，中國、朝鮮、越南三國與會本身就不同尋常，是東方陣營的一個勝利。赫魯曉夫表示，對會議要力争取得某種成果，因為這也是可能的，不是空想。
老資格外交家莫洛托夫發言，認為在日內瓦會議上可能取得某種成果，這取決于雙方的努力和究竟能夠做出哪些讓步。他說，蘇、中、朝、越四方應該确定自己明确的立場、态度和原則，同時又必須具有極大的靈活性、預見性。開起會來要随機應變，妥善處理各種可能遇到的情況。
周恩來發言說，中國能夠參加日內瓦會議，本身就是一件不同尋常的事，是中國外交的一個勝利。如果我們能夠很好地利用這個會議，闡明自己對世界問題的立場和看法，對未來的事态發展是有好處的。由于世界上兩大陣營目前都有停止武裝對抗的意願，所以解決某些問題，比方說解決印度支那問題，也是有可能的，應該努力争取。
周恩來指出，中國參加日內瓦會議有微妙之處，那就是會議要解決的問題，即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雖然和中國有着切身的利害關系，卻并非中國自身的事情，所以需要特別小心謹慎。這次日內瓦會議的召開，是蘇聯與西方三大國直接磋商的結果，中方對這次會議的背景還不太了解，希望蘇聯外交部為中國方面作些介紹。[2]這次，周恩來在莫斯科停留了兩三天就返回北京。在向毛澤東彙報中蘇雙方對日內瓦會議的準備情況後，毛澤東同意周恩來近日再去莫斯科，進一步協調立場、方針。
[1]1993年6月23日，作者在北京訪問陳文光上将。
[2]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536～54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期望
4月初，越南戰場成了國際新聞界最關心之處，每天都有大量消息報道。置身北京中南海的毛澤東總覺得來自韋國清的戰場報告太少，還注意閱讀新華社編輯送高層領導參閱的《參考消息》，從國外電訊中了解奠邊府戰事。
1950年代初，毛澤東與胡志明在北京共同出席活動
4月4日，毛澤東被《參考消息》上的報道吸引住了。外電說，奠邊府的東面和西北面受到越軍極大壓力，法軍不得不收縮防線。讀了《參考消息》，再參照地圖，毛澤東甚為興奮，提起筆來，起草了一份給韋國清的電報。鑒于胡志明正在莫斯科，毛澤東首先提醒韋國清：“今後軍事方針請你與長征和武元甲進行商讨後電複。”接着，毛澤東轉入正題：
從《參考消息》看到我越南人民軍已收複奠邊府北面、東面敵外圍陣地，2日晚又攻占西面敵外圍陣地一部分，似此不僅能确實控制兩個機場，我前沿陣地與奠邊府敵核心陣地亦相距甚近（估計不過千餘米遠），戰役全勝條件已大為增加。必須繼續克服困難，堅決全殲該敵。如攻勢順利，供應有保障，進逼作業能加快速度時，應提早總攻，争取雨季前（5月初）結束奠邊府戰役，利用雨季休整補充。8月或9月開始向琅勃拉邦和越曾（萬象）進攻，解放該兩城，并積極準備本年冬季至遲明年初春開始向河內、海防地區進攻，争取1955年解放三角地區[1]。
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抱有希望，希望越軍能在日內瓦會議召開前夕攻占奠邊府。如果真如此，就會使中蘇陣營在談判中處于有利地位。
周恩來在短暫回京的幾天裏得知，身在越南的羅貴波病了。早先，羅貴波是參加日內瓦會議中國代表團的當然人選。周恩來已經關照過，請羅貴波作好參會準備，4月初趕回北京。偏偏從3月28日起，羅貴波突然患病，天天發燒，急壞了身邊的越中兩國醫生。到4月3日，羅貴波的病情有所好轉，他向北京報告，如果無其他病變，他準備在4月10日前趕回北京。
4月初，周恩來回北京只不過三幾天工夫，他于4月6日再次前往莫斯科，與蘇聯領導人會談。
從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起到1956年之間，是中蘇兩黨中央關系最密切的時期。中共中央希望在蘇聯幫助下加快國內經濟建設，蘇共中央以赫魯曉夫為首的新領導也迫切地希望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以穩固自己在國內和“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領袖地位。1954年4月7日，周恩來與莫洛托夫會談，商定由蘇方拟訂日內瓦會談的具體方案。莫洛托夫告訴周恩來，蘇聯與會代表團至少會有120人，甚至更多，将包括各方面的人才。他希望中方充分注意這一點。
周恩來明确地告訴莫洛托夫，中方非常重視這次日內瓦會議，争取利用會議打開外交局面，也将組成一個包攬衆多人才的代表團。
1954年4月9日，周恩來、胡志明、王稼祥與赫魯曉夫、馬林科夫、莫洛托夫、蘇斯洛夫就越南問題會談。蘇方對中越兩國提出的“關于印度支那形勢和戰略方針的意見”表示贊同。當晚，赫魯曉夫設宴招待周恩來一行。
北京時間4月12日，周恩來、王稼祥和胡志明同乘專機回到北京。[2]
[1]指紅河三角洲。
[2]師哲：《峰與谷》，第127～128頁，紅旗出版社1992年7月版。
美英各自的如意算盤
奠邊府戰役和即将舉行的日內瓦會議同樣使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反複思考“戰”與“和”的選擇。從軍事角度來說，他早就不贊成法軍空降奠邊府，認為雖然“這一陣地是堅固到足以給越盟造成重大傷亡的，但從長遠來看，放棄機動性而寧可占據一處四周由高地控制着的、與外界難以取得聯絡的沒有機動餘地的陣地，肯定不是一種正常的行動”。
但是，艾森豪威爾絕對支持法國拉尼埃政府，他說：“拉尼埃政府的存在對美國來說是重要的。我們深信，沒有哪個繼任的政府會在印度支那的防禦或支持歐洲防務集團這些問題上采取一種比他更為強硬的立場了。”[1]
艾森豪威爾于1954年4月1日親自致信英國首相丘吉爾：
閣下必然以深切的關懷與焦慮的心情注視着法國人在奠邊府英勇奮戰的每天報道。今天那裏的局勢看來未必是絕望的。
但是，不論這場令人矚目的戰鬥的結局怎樣，我擔心法國人不能單獨地把它堅持到底，盡管我們給予他們大量的物資和金錢援助。單是力促法國人加緊他們的努力，不是個解決辦法。如果他們不能堅持到底，而讓印度支那落入共産黨手中，則對于我們的和你們的全球戰略地位以及整個亞洲和太平洋的力量對比來說，其最終影響可能是災難性的……這就使我們面臨嚴酷的結論，即東南亞的局勢迫切需要我們采取嚴肅而又影響深遠的決定。
離日內瓦會議的召開不到四個星期了，鑒于法國人現有的心理狀态，在那裏共産黨在我們之間打進一個楔子的可能性，必然比在柏林大得多。我能夠理解法國人謀求結束這場戰争的十分自然的願望，這場戰争已經使他們流血八年之久。但是我們為尋求擺脫僵局的煞費苦心的探索，迫使我們勉強地作出這樣的結論，即印度支那問題沒有那樣一種談判解決辦法——在本質上将既不是掩蓋法國投降的一項保全面子的策略，又不是掩蓋共産黨退卻的一項保全面子的策略。第一種選擇在其廣泛的戰略意義上是太嚴重了，對你我來說都是難以接受的。
艾森豪威爾認為，現在支持法國的最好的辦法就是建立一個“集團或同盟”。這個集團或同盟的成員應該有英國、美國、法國、印度支那聯邦國家、澳大利亞、新西蘭、泰國和菲律賓。艾森豪威爾強調：“這個聯盟必須是強大的，并且在必要時必須願意戰鬥。”不過說到這裏，艾森豪威爾又加了一句：“我并不認為貴方或我方有派出任何值得重視的地面部隊的需要。”
同一天，艾森豪威爾在白宮召開國家安全會議，讨論美國對德國和菲律賓政策。既然涉及東南亞，與會者不可避免地讨論了印度支那問題。
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再次主張，對印度支那動用美國空軍和海軍，首先使用空軍猛烈轟炸奠邊府的越軍陣地。但是，說出這番主意的時候，雷德福的底氣并不壯，因為就在前一天（3月31日），雷德福在五角大樓召集參謀長聯席會議時問同僚們，如果法國正式請求美國海、空軍投入印度支那戰争，美國該怎麽辦？
與會者們絕大多數反對美軍卷入戰争，尤其是美軍陸軍參謀長李奇微反對最強烈。他認為，仗一旦打起來，就很難限制于使用空軍了，弄得不好就可能卷入全面戰争。當過“聯合國軍”司令的李奇微在朝鮮和中國志願軍交過手，深知仗不好打。他指出，一旦大規模空軍行動使中國志願軍進入越南戰場，而美國又要卷入的話，至少要在那裏投入七個師才能抵抗得了中國志願軍的進攻。
雷德福的意見沒有被通過，只好等到會後在私下裏向杜勒斯強調，在印度支那戰場，“時間是個大問題”。他還說：“如果那裏出現一場災難，人們會因為總統一無所為而批評他。”
鑒于部下的意見很不一致，艾森豪威爾變得更加謹慎，而且認準了，如果要在印度支那動武，英國的支持必不可少。
就在4月1日當天，美國駐英國大使羅傑·馬金斯轉來英國外交大臣艾登致杜勒斯的一份備忘錄。該文指出：“仔細地研究了（印度支那的）軍事和政治形勢以後，我們感覺到在有利情況下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的可能性已經消失。在那裏遭受挫折的可能性則正在增加，這也許會迫使我們三方同意在日內瓦接受一項政治妥協。”[2]
還是英國旁觀者清。丘吉爾對法國“體面地實現停火”早就不抱希望。丘吉爾是一位有歷史遠見的政治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硝煙散去，他已經發現昔日的大英聯邦正在無可挽回地解體。才幾年工夫，總人口占世界第二位的印度已經從英聯邦內獨立出去，英國正在從亞洲國家中一個接一個地退出。既然如此，為什麽法國還要留在亞洲不走呢？
早在1953年9月8日，英國外交部遠東局顧問奧格本提出印度支那問題備忘錄指出：“過去，我們的印度支那政策，毫無疑問是建立在法國決不會失敗也決不能失敗這樣的基點之上的。但是現在的跡象表明，法國很有可能在印度支那失敗。那麽，我們為什麽不随之而改變我們的印度支那政策呢？”
英國軍方提出了相似意見。1953年下半年，英國三軍參謀長會議兩次會商了印度支那情況，得出的結論都是，法軍在印支的頹勢已經無可挽回。
這些判斷使得丘吉爾進一步确認，越盟難以打敗，北越終将失守。他認為，要保住其他國家的現狀就是上策。英國亞洲政策的要點是，既然印度支那戰局已經如此，最好的選擇是在中國和西方國家之間建立一個“緩沖地帶”，使尖銳的沖突暫時平息。英國不想再與東方陣營直接對抗。
英國對日內瓦會議抱有切合實際的希望，準備得也比較充分。丘吉爾和艾登覺得有可能在日內瓦會議就停息印度支那戰火達成一項協議，其中的關鍵就是也運用“朝鮮方式”南北分治。丘吉爾和艾登認為，中國會接受“朝鮮方式”，因為這樣一來在中國和西方之間出現了“緩沖地帶”，減少了中國和西方直接對抗的可能性。
丘吉爾認為，蘇聯已經承認，亞洲、特別是東南亞是“中國的勢力範圍”，但是蘇聯并不希望中國在那裏的影響大得無與倫比，蘇聯會接受在印度支那實施“朝鮮方式”。事實上，1954年3月下旬，蘇聯駐英國大使館官員在與英國外交部官員的接觸中已探問過，“朝鮮方式”能不能運用于印度支那？丘吉爾和艾登的看法一致：在日內瓦會議上達成妥協，采取“朝鮮方式”使越南分治，恐怕是最能為兩大陣營接受的方案。[3]
[1]艾森豪威爾：《受命變革》，第2卷 第416頁，三聯書店1978年11月版。
[2]John Prados，The Sky Would Fall：Operation Vulture：the US bombing mission in Indochina 1954，New York，1983.p.91.
[3]Philippe Devillers and Jean lacouture，End of A War，Translated by Alexander Lieven and Adam Roberts，published in UA 1969.pp.109～110.
鷹派再次失望
1954年4月2日上午，艾森豪威爾召集要員們議事，看到了情報機關的最新綜合報告：“紅色中國是在派人員（主要是顧問和技術人員），但不是派遣軍隊進入越南。”[1]
4月3日是個星期六，華盛頓的傑弗遜紀念堂前，水平如鏡的潮汐湖畔櫻花盛開，紅雲飛騰。這天，有2萬餘人來到這裏觀賞櫻花。
艾森豪威爾無這份閑心賞花了。當天一早，他驅車前往位于馬裏蘭州的戴維營總統度假營，為預定于下星期一作的演說定稿。還有一件事，他安排杜勒斯來做。
上午，受國務卿杜勒斯的約請，八名國會議員，其中五名參議員、三名衆議員走進了國務院5樓會議室。他們驚訝地看到，主人不僅是杜勒斯，身邊還站着一副戎裝的雷德福和國防部副部長羅傑·凱斯、國防部海軍事務秘書羅伯特·安德森，還有杜勒斯手下專司與國會聯系的助理思拉斯頓·莫頓。在這些人背後的牆壁上，懸挂着巨幅世界地圖。
會議室內氣氛肅靜。待來客坐定，杜勒斯首先發言：“總統授權我召開這個會議。”他直截了當地說，希望國會能夠同意授權總統在印度支那動用空軍和海軍挽回那裏的頹勢。杜勒斯暗示，其實，即使國會通過這樣的授權，總統也未必真的下令動武。而眼下總統感到，在此關鍵時刻，面對印支危機，國會領導人和政府保持一致是必不可少的。
雷德福接過杜勒斯的話頭說，政府對印度支那局勢的急劇惡化深為關切。他站起來，揮手在背後那幅巨大的地圖上描繪印度支那對太平洋地區的重要意義。他說，在奠邊府，法軍已經被整整圍困了三周之久。而且，由于通訊聯絡不暢，他甚至不能說現在奠邊府是否還在法軍手裏！
杜勒斯強調說，如果印度支那丢了，整個東南亞将不保，美國的勢力就會退縮到夏威夷。
那麽美國應該怎麽辦？雷德福将自己的計劃和盤托出：美國動用已部署在南中國海的兩艘3萬噸級航空母艦，同時使用菲律賓的克拉克空軍基地，可出動200架作戰飛機，轟炸奠邊府周圍的越軍陣地。
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海軍上将
雷德福一席話，說得直盯着牆上大地圖的八位議員大吃一驚。這八人皆非等閑之輩，他們是：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共和黨的諾蘭，還有他的同事尤金·米利肯；參議院少數黨領袖林登·約翰遜，及民主黨人裏查德·拉塞爾、厄爾·克萊門斯；衆議院議長約瑟夫·馬丁，以及衆議院內的兩位民主黨領袖約翰·麥考曼克、帕西·普利斯特。
聽完介紹，議員們紛紛發問，首要問題是，如果動武，是否意味着美國就此進入戰争狀态？
雷德福說，如果那樣的話，美國自然進入了戰争狀态。
第二個問題，如果轟炸奠邊府不能達到預期目的，戰争是否延續？
“是的。”雷德福給予肯定的回答。
第三個問題是，美國會不會使用地面部隊？
雷德福不予直接回答。
提問開始時，參議院共和黨領袖諾蘭曾表現出幾分贊成動武的熱情，可是一待民主黨人問話，他就縮了回去。
民主黨的克萊門斯向雷德福發問：“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其他成員是否贊成你的計劃？”
“沒有。”雷德福吐露真情。
克萊門斯追問了一句：“其他三位參謀長中有沒有人同意你的計劃？”
雷德福失望了，說：“一個也沒有。”
“那你為什麽堅持己見呢？”
雷德福說：“因為比起其他幾位，我在遠東的時間最長，了解情況更多。”
約翰遜，這位未來的美國總統嶄露頭角，他問杜勒斯，是否已經與有關盟國商議，共同派遣軍隊投入幹涉？
杜勒斯搖搖頭說，還沒有。
約翰遜說：“那麽為什麽您沒有像朝鮮戰争爆發時那樣到聯合國去發言、去組織盟國呢？”
杜勒斯說，那需要更多的時間，而現在印度支那局勢已經刻不容緩。
議員們談出自己的擔心，生怕美國一旦出兵越南，中國和蘇聯會聯合起來與美國對抗。
杜勒斯顯得比較有把握地說，蘇聯現在并不打算卷入一場全面戰争。
然而，與會的議員大都持反對意見。
1954年4月4日是個寧靜的星期天，艾森豪威爾和夫人直到傍晚8時20分才從戴維營回到白宮，杜勒斯、史密斯、雷德福等人坐等他歸來，然後一起會商了國會對印支戰争問題可能采取的态度。
[1]John Prados，The Sky Would Fall：Operation Vulture：the US bombing mission in Indochina 1954，New York，1993.p.94.
法國的急切和英國的冷淡
美國還沉得住氣，法國卻不行了。1954年4月5日夜晚，法國總理拉尼埃和外長皮杜爾緊急召見美國駐法國大使都龍。皮杜爾神态莊重地對都龍說：“我們急需美國使用航空母艦上的作戰飛機對奠邊府進行武裝幹涉，只有這樣才能拯救奠邊府。”皮杜爾說，在奠邊府，越軍的補給速度大大超過了法國，那裏的局勢非常危險。皮杜爾還稱，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答應過，一旦奠邊府危急，美國會幫忙的。
拉尼埃向都龍出示了納瓦爾4月3日拍給國防部的絕密電報，電報稱中國軍事顧問正在奠邊府前線協助越軍作戰，中國向那裏的越軍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彈藥，導致了奠邊府戰局的“惡化”。拉尼埃說，如果美軍卷入奠邊府戰局，可能引起中國幹涉，法國準備冒此風險。
皮杜爾對都龍說：“越軍可能在一周內再度發起向奠邊府的大規模進攻，而日內瓦會議成敗與否，完全取決于奠邊府了。”
都龍回到大使館，即向杜勒斯拍發急電，轉述了法國政府的請求。
都龍的電報送到了，時過午夜，杜勒斯和艾森豪威爾被先後叫醒，通報情況。次日一早，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又商量了一下，卻沒有新的舉措。艾森豪威爾要杜勒斯再問一下雷德福，聽聽他有沒有新建議。當天，杜勒斯命令中央情報局再一次就中國援助越南的情況遞送一個報告。
1954年4月6日下午，艾森豪威爾主持國家安全會議，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都參加了。會議商讨了參謀長聯席會議根據艾森豪威爾3月25日的命令拟訂的方案：一旦美軍要投入印度支那戰争，需要立即采取從要求國會批準到調動兵力的一系列步驟。草拟的計劃說明，如果投入戰争，在第一階段需要的兵力大體是，空軍8600人，海軍3.5萬人，陸軍則可能需要一個空降師和六個步兵師共27.5萬人。[1]
對法國政府的緊急求援，雷德福主張不變，李奇微仍堅決反對，認為美軍一旦卷入奠邊府作戰，必然導致中國志願軍進入越南。大多數人同意李奇微的觀點，覺得不出兵更符合美國利益，于是與會者幹脆轉而讨論起即将召開的日內瓦會議來了。
4月7日，答複艾森豪威爾的丘吉爾電報姍姍來遲。年邁的首相說，對于印度支那戰場，英國不會參加“聯合行動”，對奠邊府戰局也沒有特殊的興趣。
這份電報無疑是當頭一瓢冷水，在副國務卿史密斯建議下，雷德福于次日會見了英國駐美國軍事代表懷特利将軍，通報美國軍方意見。雷德福對于英方未予合作耿耿于懷，強調說，奠邊府必須守住，要是丢了奠邊府，整個東南亞也保不住。
懷特利将軍問，面對這種形勢，美國是否會向中國發出要求停止向越盟提供援助的最後通牒？
雷德福說，不知道。但是從他個人的觀點看，即使發出最後通牒也沒有用。因為即使中國馬上停止對奠邊府的援助，也不會對那裏的局勢産生明顯影響。其次，美方無法确認中國會不會接受最後通牒。相反，如果有這樣的通牒，反而會導致中國公開卷入印度支那戰争。[2]
[1]The Sky Would Fall，p.112.
[2]Admiral Arthur W.Radford，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ed，Stephen Josika Jr.Hoover Institution Press，Stanford University，Stanford，California，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