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傳習錄：(2)
于官場。而饒是百姓腦子再聰明，也想不到堂堂的官員，竟然會龌龊到這種程度。
事實上，官場上的道德法則，與百姓的認知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說在武則天時代，由于武則天取李氏天下而代之，就不斷地找借口誅殺李氏派系的官員，另行委派新官。但派去的這些官，卻是素質極差，只顧大撈特撈，全不體諒女皇登基的不易。所以武則天無奈，只好再将這些貪婪過度的新官一個個地殺掉。就這樣，武則天等于是為做官的人設置了一個陷阱，往往是一個新官到任還不到三個月，就已經是身首異處。
于是朝中的大臣們就坐在一起交談，大家都說：“仕途如此險惡，一個官做不到三個月就丢了腦袋，這讓大家還怎麽做官？”
這時候有個人接口道：“三個月殺一個官算什麽？如果只做一天官就殺頭，這招還可能管點用，但哪怕是做官做到滿一個月才殺頭，這官還是要做的。”
衆官聽了，哈哈大笑。衆官之所以笑，是因為這句話說到了大家的心裏。以官取財，本是飛蛾撲火，玩兒的就是心跳，這是世上的貪官共有的心聲。人在官場，斷不可與貪官同流合污，但如果一個仕途中人适應不了這複雜的人性，也萬難立得住腳。
最後一個是氣，所謂氣，就是任性使氣。官場中人，最忌諱的就是氣字。要知道，人類的社會，就是彼此相互讓渡生存空間的一種存在方式，你讓我一步，我也讓你一步，縱然你不肯讓我，我也沒必要非和你争長論短，怕就怕心裏咽不下一口氣，但凡受到一點委屈，就大吵大鬧地發作起來，這種孩子氣的性格，往小了說，意味着自毀前程；往大了說，保不準會帶來天大的麻煩。
漢武帝年間，有一名武将叫灌夫，骁勇善戰，名震天下，有一次，他在參加丞相的宴請之時，因為一言不合，與鄰座争執起來，起初只是小吵小鬧，後來是大吵大鬧，最後鬧到誰也無法下臺，竟然吵到了漢武帝的座前。這時候灌夫的政敵趁機發難，最後，竟然導致了灌夫被滅族——如果他事先知道吵架的後果竟然有如此之嚴重，恐怕就是有人當面抽他的嘴巴，諒他也不敢吭一聲。
官場之上，由于一點點細微的小事，都有可能引發不測的後果，所以需要時刻保持冷靜的頭腦。如灌夫那樣大吵大鬧固然不妥，但如果遭受別人欺淩的時候不敢吭聲，也同樣不妥當。
那麽，人在官場之上，到底應該怎麽辦，才是最為妥當的呢？
趨同性法則告訴我們：在符合人際關系法則的前提下，你順應大流，這多半不會有什麽差池，但如果官場之上出現了有違人際關系法則的“潮流”，那麽這種潮流多半長不了，你不妨來一個特立獨行，反而易于贏得別人的尊重。
明朝嘉靖年間，官場上盛行擺派頭，按理來說，知府見了刺史一級的官員，是不需要下跪的。但是有許多知府級別的官員，被刺史的派頭吓倒，見到刺史就不由自主地下跪，于是官場上迅速盛行這一禮節，幾乎沒有人能夠例外。
偏偏有個叫應賈的小知府，有一次和兩名知府同時去見一個刺史，進去之後，那兩個知府立即兩腿發軟，不由自主地跪下了，只有應賈昂然不跪，以正常的禮節見過上司。刺史見到這種情況，大為驚訝，就立即向吏部禀報，舉薦應賈，并稱應賈為“山字知府”，因為應賈兩邊的人都跪下了，唯獨他不肯下跪，這三個人呈現的姿勢，就好似一個“山”字。
漢代的灌夫因為負氣而被滅族，而明朝的應賈同樣也是“負氣”，卻反而升官，強究起來，都是官場的“趨同法則”在起作用的結果。可如果不知道這一法則的人，就會将這一現象歸結為人的運氣。然而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所謂的運氣，不過是你的所行所為，恰好符合了人類社會的基本規律罷了。
（24） 官場的本能相悅法則
人在官場，靠什麽立足？
人在官場，又靠什麽青雲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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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是運氣，有人說是背景，有人說是能力，也有人說是裙帶關系。這些答案到底對不對呢？
清朝末年，張佩綸參加科舉考試，恰好是李鴻章做主考，等到發榜之後，張佩綸就去李鴻章的家裏，拜見老師。李鴻章很喜歡張佩綸的才學，不留神脫口說出一句：“你的才氣，與我的女兒相同。”這句話剛剛說完，張佩綸已經跪倒在地上，口稱岳父大人。李鴻章已經無法再推辭了，只好真的招張佩綸做了上門女婿。
我們來看看張佩綸的成功之途，這其中有他自己的才氣和能力，也有着運氣的成分，但是其人的社會背景與裙帶關系，卻是因為他的才氣帶來的，更是因為此人臉皮之厚，出乎李鴻章的意料之外，所以才會有他的“運氣”。但在張佩綸成功之中起着決定作用的，卻是另外一種東西。
倘若張佩綸的才氣稍微差上那麽一點點，李鴻章也不會說出“你的才學與我女兒相當”這種話來。同樣的，如果李鴻章的女兒不喜歡讀書，只喜歡逛街購物的話，張佩綸也不可能有這樣的好運氣。
如此說來，讓張佩綸成功的症因，是他的才學了？
如果有誰這樣分析，那就錯了。沒錯，讓張佩綸成功抱得美人歸的原因，正是他的才學，但他的才學只是一個表象，而非本質或規律。
那麽，在張佩綸這件事情之中，體現出來的官場本質或規律，到底是什麽呢？
這條規律就是官場的本能相悅法則。該法則的表現形式為：越是高層次，越是專業的思想知識，越是知音者稀；越是淺層次的，越是思想含量與知識劑量低的東西，所擁有的市場越是廣泛。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一群人湊在一起，如果你談論男歡女愛，這個話題人人都可以參與，人人都有着濃厚的興趣。但如果你将談話的主題向高拔一拔，談論一下魯迅和許廣平的偉大愛情，那麽能夠參與這個話題的人，就明顯減少了。如果你将談話主題再往高拔一拔，談論《孔雀東南飛》中的千古愛情佳話，那麽，你就會發現你已經很難找到談話的同伴了。
再舉例來說，假如你對人談起有權人、有錢人是如何享受的，你就很容易找到聽衆。但如果你想談論一下發財過程的艱難勞作，這個話題的聽衆，就明顯減少。而當你高談闊論經濟學的時候，你已經沒有聽衆了。
正如我們一再說明的那樣，不管是職場還是官場，都是人際關系的總和，在這兩個場合裏，曲高必然和寡，陽春白雪，和者寥寥，下裏巴人，聽者躍躍。不明白這個道理的人，在職場很容易受到孤立，而在官場則更危險。而明白這個道理的人，就很容易發現官場那扇從未曾合攏的密門，就可以撇下兀自在滔滔不絕談論天下大事的同事，一個人悄無聲息地踏上成功之途。
再回過頭來說張佩綸的成功，他全部的成功系于一線缥缈的希望之上，那就是李鴻章的女兒必須恰好是一名才女。但我們知道，這世界上的才女，遠比美女的數量稀少得多，美女是不需要任何付出的，只要她出生的時辰順風順水，祖上的基因不要太孬，基本上就算是過關了。可如果要成為一個才女，那就需要對書本有着超乎常人的興趣與努力，興趣可能大家都有，但唯獨這個辛苦的努力，就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了。
把話說透了，即便你像張佩綸那樣才華橫溢，但指望碰到上司家裏恰好有一個才女的概率，卻是非常之低的。正是因為這種概然率低，所以張佩綸智取李鴻章，才成為了官場上的佳話。
現實中更大的可能是，你在周圍找不到一個才女，不要說才女，就連才子都非常的稀罕。我們在官場上最經常見到的，是成群結隊的飲食男女、凡夫俗子，真正的才華在這樣的環境中是得不到賞識的，你必須要借助另外一些本能的技巧，才能夠獲得成功。
這些本能性的技巧，指的是什麽呢？
這些技巧說透了，準保讓你眼睛一亮，耳目一新。這扇通往官場成功的隐秘之門，就是人類最喜歡的一些娛樂活動，包括唱歌跳舞、打球下棋，諸如釣魚書法之類的高雅愛好，就不必考慮了。
對書法繪畫等高雅藝術不作考慮，那是因為這一類社會性活動需要下大功夫，不是勞苦大衆玩得了的。而唱歌跳舞、打球下棋這一類活動，進入門檻就不是那麽高，你很容易先入為主，吸引衆人的眼球。
細說起來，唱歌跳舞、打球下棋是歸納入“文體活動”這個範疇的，很少有人會把這一類愛好視為正事，但在官場、上這一類愛好恰恰是最重要不過的正事了。
這是因為，文體活動的進入門檻比較低，所以但凡有什麽群體性活動，多半是以這些游戲為主。舉辦一場卡拉OK大賽，全體同事就會興奮不已地拿起麥克風，亮開喉嚨吼叫個不停，但如果哪個單位搞出一個書畫大賽，能夠參加的人也就寥寥無幾了。
所以，如果有誰在這些不起眼的文體活動上暗下功夫，那麽，他就很容易在單位裏混得如魚得水，他的名字會進入領導或上司的視線，即使以前領導對他有過什麽不好的印象，也會在這時候頓作改觀。這就為他開辟了一條與衆不同的晉升之階，由于在這方面無人可與他匹敵，那麽他在上司眼中的位置，也就很難受到同事們的掣肘。
如果我們一定要為這條規律找一個例子的話，那麽小說《水浒傳》中的高俅就是最有力的證明——只因為足球踢得好，就做到值殿太尉的高位。除此之外，與高俅同時代的權臣蔡京，他的例子對我們來說更有說服力。
北宋歷史上，蔡京其人，被稱為六賊之首，雖然此人品性不佳，但他有一門驚人的本事，他的書法特別的好。前面說過了，書法屬于高雅藝術之列，但我們也不要忘了，蔡京時代的皇帝宋徽宗，恰恰也是一個丹青妙手，一個藝術大師。我們在官場上碰到藝術大師的機會少之又少，所以我們壓根兒不需要和別人比拼書法——宋徽宗未做皇帝之前，就對蔡京的書法極為癡迷，他不惜出高價四處求購蔡京的作品，收藏在府中。等他當上了皇帝，這個癖好更加地嚴重了，這時候蔡京的書法作品，已經被他收藏到了國庫裏，作為最珍貴的藝術真品，秘不示人。
在宋徽宗還未當皇帝的時候，曾經有兩個人自願跑來侍奉蔡京，把蔡京照顧得無微不至。蔡京很是過意不去，就問這兩人有沒有什麽要求，這兩人懇求道：“唯願求得您的一幅真跡，此外別無他求。”于是蔡京潑墨揮毫，替這兩人寫了幾個字。此後相隔多日，蔡京再遇到這兩個人，卻發現他們已經穿上了華貴的衣衫，住進富麗堂皇的宅邸，府中仆從如雲，細問才知道，原來這兩人把蔡京的字賣給了皇帝，得到的錢，足夠他們一生一世受用不盡。
明擺着的事，宋徽宗作為蔡京的粉絲，這宰相之位，蔡京不坐，誰還有資格坐？
然而如宋徽宗這樣風雅的皇帝，無論是歷史上還是現實中，都是打着燈籠也難找的。我們所能遇到的對我們前程有影響力的人物，多不過是如劉宋帝國的孝武帝那般的人物。
劉宋帝國的皇帝孝武帝，是一個情種，他愛上了自己的表妹，不由分說把表妹扛入宮中，封了個貴妃的稱號。貴妃雖然是貴妃，但畢竟是一家人，歡愛時的別扭勁，總是在所難免。于是孝武帝心生一計，賜表妹姓殷，這樣就掃除了她心理上的障礙，全心全意地相愛了起來。
不料紅顏薄命，孝武帝正沉溺于這古怪的愛情之中，殷貴妃卻突發疾病而死。孝武帝傷心欲絕，在安葬了殷貴妃之後，又先後幾次帶領大臣們前往表妹的墓前獻花掃墓。每一次到來，他都是傷心不已，有一次他忽然看到大臣們神色淡定，頓時就有點不高興，就吩咐大臣劉德厚說：“你過來哭，哭我表妹，如果哭出真情實意來，我給你個高官。”劉德厚撲在墓前，大放悲聲，直哭得天地變色，愁雲慘淡，那光景好像墳墓裏死的是自己的情人一樣。孝武帝見之大喜，就賜劉德厚做了豫州刺史。
劉德厚哭過了，孝武帝還不盡興，又叫過禦醫羊志，說：“你也哭，哭出感情來，朕也給你一個高官。”羊志聞言，頓時涕淚交加，哭天搶地，哭得孝武帝大喜，也賜了禦醫羊志一個高官。
事後，有人問起羊志：“你和那殷貴妃又沒有什麽感情，怎麽說哭就哭，哪來的眼淚呢？”
羊志回答說：“你們知道個啥？那天我是想起我自己剛死不久的小妾來了……”
看起來，這個孝武帝的腦子明顯有點兒不正常，他喜歡的女人，別人怎麽可能哭出感情來呢？別人要真是對他的女人有感情，這豈不是麻煩事一樁？然而孝武帝的心态，正折射出了掌握權力者的心理幻覺，高高在上的人日子過久了，就會錯以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自己喜歡的人，別人也喜歡；自己喜歡的事情，別人也同樣喜歡，所以孝武帝才會厚賜恸哭者。
官場的本能相悅法則，正是建立在當權者的這種心理幻覺之上的。其具體的操作要領就是：既不可以表現得如蔡京那樣高雅，也不要表現得如孝武帝這般低俗，介于人的本能與理性之間，基本上也就沒什麽問題了。
（25） 官場訓誡一：能力是靠不住的
北宋末年，金兵南侵，汴京城中人心惶惶，百姓于城中發動暴亂。當時恰逢皇帝宋欽宗出宮，就在皇帝一幫人等正行進時，只聽一片震耳欲聾的喧嘩之聲，無數人手執木棍，向着宋欽宗的車駕沖了過來。宋欽宗駭得魂飛魄散，連聲叫：“哪位愛卿，快救朕一救？”
這時候就見一個頭上刺着罪犯紋青的男子，沖上前來，對宋欽宗說：“皇上，我能夠救得了你。”宋欽宗問道：“你是誰？”那男子回答說：“我叫王倫，是剛出獄的犯人，現在我需要皇帝你将寶劍賜給我，好讓我發號施令，彈壓民亂。”于是宋欽宗急忙解下随身佩帶的寶劍，交給王倫。可是王倫又說：“陛下，只有這柄寶劍還不夠，你大小也得封我一個官，否則的話，我吩咐下去也沒人聽啊。”
情急之下，宋欽宗就在一張紙上草草寫了封王倫為兵部尚書的聖旨，于是王倫捧着寶劍，轉身離開，迎向蜂擁而來的暴民，厲聲呵斥，将正處于暴亂狀态的民衆全部喝退，傳旨安撫，混亂的局勢很快就穩定了下來，百姓們的情緒也慢慢恢複了平和。
功高莫過于救駕，計毒莫過于絕糧。王倫雖然是一個剛剛出獄的犯人，可是他有膽有識，有勇有謀，于危難之中救了宋欽宗的性命。所以暴亂平息之後，宋欽宗召開禦前工作會議，商議如何重用王倫。
可是沒想到，禦前會議一召開，所有的大臣們異口同聲，都在聲讨王倫竟然“要挾”皇帝的罪行，并聲稱王倫在平息暴民的時候沒有一點功勞，工作都是大家做的，所以，王倫不但無功，而且罪狀極重，只不過考慮到他對皇上也是一片忠心，就不再追究他的過錯了，将其趕出京城，貶為平民，這事就算過去了。
初出茅廬的年輕人，都有一顆勃勃的雄心，他們年輕，他們氣盛，對自己的能力從未曾有過絲毫的懷疑，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裏。可如果他們知道了王倫的故事，就會于驚愕之中發現這世上還存在着一個讓他們意外的規律。這就是，在官場上，能力是靠不住的。
能力怎麽會靠不住呢？難道社會的進步，人類文明的推進，不都是需要有智有識之士的推動才能實現的嗎？如果能力靠不住，這人類社會還會向前發展嗎？
确切地說，社會結構呈現複雜多變的态勢，群體的博弈中往往會出現不盡如人意的結果。有能力的人，未必能夠成功，沒有能力的人，也未必就一定不會成功。中國有句老話，叫老天爺餓不死瞎家雀。瞎家雀固然不會餓死，那有本事的家雀，也未必就一定能夠吃得飽。
自古以來，官場之上，盡多混飯吃的無能之輩。唐朝的時候，中書省有一個叫陽滔的人，此人的職務是替皇帝撰寫上谕。這是一份要求标準極高的工作，才學見識若是少了一點，便難以勝任。然而這陽滔卻是才疏學淺，文筆極差，每當皇帝吩咐他寫什麽東西的時候，他就跑到宮中的檔案庫，找一份內容差不多的，抄吧抄吧，拿去蒙混皇帝。有一天，皇帝又讓陽滔寫上谕，偏巧管檔案的官員出去了，檔案庫的門鎖着，這時候就見陽滔發了狠，找來一柄斧頭，“哐哐”砸開了門，進去後找到一份差不多的檔案，抄了抄總算是完成了任務。
無論是官場還是職場，如王倫那樣有本事的人，未必能夠站得住腳，像陽滔這樣沒本事的蠢貨，也未必就一定會被淘汰。如果我們一定要為這種現象找到一個根本原因的話，那麽只能說：官場上的博弈态勢，是由處于局中的群體意志所推動的，帶有極大的偶然性，而事情一旦由偶然性來主宰，那結果就不再是明晰的，更不是唯一的了。
進一步而言，整個社會分工降低了個人能力的價值，任何一項工作，都不是由一個人從頭到尾完成的，而是由集體合作共同推進的。以現代工程為例，比如說蓋一幢摩天大廈，參與這項工程的人數以萬計，每一個人看起來似乎都是不可缺少的，可真要是缺了他的話，絲毫也不會影響到整個工作的進程。群體性工作具有着下傾的特點，這就意味着降低對個人能力的依賴，如果有人認為缺少了他，工作就會無法完成，那就請他走開好了。他很快就會發現，他所負責的工作，在群體化合作中也不占絲毫分量。
換一個角度來看，大多數人的能力相差無幾，誰也不敢說自己有力挽狂瀾的大本事，一般情況下，人們很難找到鶴立雞群的優秀人物，既然是這樣，那麽我們就不那麽容易在群體中勝出一籌，所以如果有誰期望依靠自己的本事讓別人刮目相看，而自己未經過蘇秦那種頭懸梁、錐刺股的刻苦歷練的人，是不會實現這個願望的。
既然官場上的能力靠不住，那我們應該靠什麽？
按照孔子的意思來說：靠的是仁。仁遠乎哉？欲仁，斯仁至矣。
按照孟子的意思來說：靠的是義。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往矣。
但如果你想達成于孔孟所要求的境界，或者哪怕你只是希望那樣做，那麽至少，你也要趟過厚黑的文化之河。不知道什麽叫厚的人，就無法知道什麽叫仁，不了解什麽叫黑的人，就無法知道什麽叫義。
但無論是厚黑還是仁義，把話說透了，只不過是一句：堅持你自己。
（26） 官場訓誡二：聰明會誤了你
如果說，官場的第一條鐵律是能力靠不住的話。那麽，第二條鐵律就是：聰明會誤了你。
人在官場，最忌諱的，就是展示自己的聰明。在《論語·為政篇第二》中，孔子的學生子張要學習進入官場做官的技巧，便向孔子求教，孔子告訴他說：
子張學幹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子張向孔子詢問當官做事的技巧，孔子說：“要多聽別人說話，聽到不對頭的地方，千萬不要聲張，因為錯的可能是你。如果你非說不可，那就只說百分之百正确的話，但凡有百分之一的疑惑，那也不要說。這樣才能少犯錯誤。還有，別人做事的時候，要多看，看到覺得不對頭的地方，千萬不要自作聰明，給人家指出來，不管你指的是對是錯，多半不會給別人留下好印象。總而言之，只要不因為多嘴而帶來麻煩，不因為做錯了事而後悔，那麽你升官發財，就不再是一個問題了。”
孔子的話，果然是老謀深算，厚黑到了家。要知道，人生在世，最忌諱的就是和別人比拼聰明，如果對方比你聰明，那麽你的炫耀無異于出乖露醜，贻笑大方。而如果你的對手不如你聰明，那麽他就根本無法認識到這一點，同樣會認為你蠢不可及，愚蠢到家。總之，無論你如何做，只要顯露出和別人比拼聰明的跡象，就難免留給人一個極壞的印象。
官場，危機四伏，往往是多走一步就是錯，多做一件事，就會因為自作聰明，帶來說不清的麻煩。
大唐開元年間，唐玄宗赴泰山封禪，途經山東歷城。歷城縣令杜豐負責接待工作。于是他就想，伴随皇帝出行的人如此之多，浩浩蕩蕩，滿山遍野，這麽多的人，難免會出點意外的事情，比如說會有人途中突然發急病而死……這麽一想，杜豐就立即命人買來三十口棺材，放在皇帝的行宮裏。這時候有位刺史來檢查工作，發現行宮中整整齊齊排列着三十口棺材，驚得目瞪口呆，罵道：“這杜豐是什麽意思？皇帝此行是來封禪的，他卻給皇帝準備了這麽多的棺材……”憤怒之中，當場就要懲辦杜豐，杜豐吓壞了，害怕得鑽進了老婆的床底下，這才逃過一劫。
杜豐自作聰明，把工作多做了一步，結果差一點惹出殺身之禍。正所謂有其父必有其子，老子腦筋不開竅，杜豐的兒子杜鐘，也是一個凡事想得過于周到的主兒。
當時杜鐘在兖州任參軍，負責替唐玄宗的大隊人馬供應馬料。于是杜鐘就想，皇帝的禦馬非常之多，一天要吃多少豆料？如果等到皇帝來到，再現煮豆料的話，那肯定是來不及的，不如先煮出來點預備着……于是杜鐘命人煮了整整兩千多石的豆粒，趁着熱乎，放進地窖中儲藏了起來。等唐玄宗的大批禦馬趕到，要吃豆料的時候，打開地窖蓋一看，煮好的豆料早已是發黴生臭了。
杜家父子，都是愚笨透頂的人，但他們自己意識不到這一點，所以才會在賣弄聰明的時候，弄出了大纰漏，惹出了大麻煩。然而即使是真正聰明的人，也不應該因此而炫耀，否則的話，同樣會惹禍上身。
北宋蘇東坡有詩曰：“別人養子盼聰明，我為聰明誤一生。”蘇東坡這句詩，透着才華過高而橫遭人謗的不盡委屈。要知道，這世上之人，多不過是才智平庸之輩，偏你才智過人，難免讓別人心裏不舒服，若你自己再不小心一點，就會很容易遭到小人的算計。蘇東坡以詩才名聞于天下，結果落入了政敵為他羅設的陷阱中，這就是烏臺詩案，政敵誣陷蘇東坡作詩诽謗皇帝，于是蘇東坡被下獄中。
一代大文豪落入鐵牢之中，也和平常人一樣地擔驚受怕。尤其是文字獄本是羅織之罪名，屬于典型的自由心證，若然皇帝真的認為是蘇東坡諷刺他，那就意味着百口莫辯，再也無法解釋清楚。當時蘇東坡非常擔心自己被處死，就與家人約定，如果判決下來的是死罪，送飯的時候，就送一條魚來，也好讓他有個心理準備……有一天，送飯的家人因為有事，将往牢裏送飯的事情委托給了另一個人，另一個人卻不知道這個約定，就給蘇東坡送去了條醋熘鯉魚，結果蘇東坡看到這條魚，登時駭得魂飛魄散，大聲號啕。
比蘇東坡更悲慘的，是南宋大詩人陸游。當時陸游參加科舉，奪得了頭名。卻不想，這個頭名早已經內定給了秦桧的孫子秦埙，結果讓陸游将秦埙壓到了第二名，這激怒了權奸秦桧，從此陸游遭到貶斥，空懷壯志，才華橫溢，卻終生也沒有機會一逞胸臆。
總之，職場也好，官場也罷，盡多庸碌之輩。無論是你自作聰明，亦或是真的聰明，都沒有必要過于顯露。要像孔子教導的那樣，參透厚黑的真髓，當別人犯蠢的時候，只管在一邊袖手旁觀，千萬不要多嘴提醒對方，你提醒了對方，非但不會受到感激，相反會激起對方心裏的怨怼。最正确的法子，就是厚着臉皮，黑着心腸，等着看別人的笑話。相信我，無論你臉皮有多厚，心腸有多黑，你終究無法看成別人的笑話的，因為，別人未必比我們更笨。
（27） 官場訓誡三：言出必傷人
官場的冰山法則告訴我們，官場上，隐秘的利害關系是盤根錯節的，許多人在一個地方沉浮一生，都未必能夠了解清楚。然而正是這些隐秘的力量主導着現實的結果，許多人的失敗往往在一開始就已經注定——因為你不知道這種力量的強大，無心的冒犯與随意的譏刺，都有可能将你徹底地摒除局外。
中國古人篤信竈神，認為即使是在自己的家裏，也藏着一雙激烈抖動的耳朵，自己與家人說的私房話，都會在第一時間傳到決定自己命運的人那裏。這固然是密探時代留下來的心理傷痕，但也不排除中國人飽受人際利害關系的折磨，稍有不慎就開罪于人所帶來的警醒。
一般來說，只要一個人留意到別人的存在，注意不要拂逆別人，也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如果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出色，那麽人生的成就，往往會比你所預期的要更大。
南北朝時，少數民族的軍事武裝橫行北方，晉室被迫南遷，逃到南方的皇家宗室琅琊王司馬睿，在得到了北方世族王導的支持之後，終于登基為帝，開辟了東晉小王朝的半壁河山。
司馬睿登基之後，對王導感激不盡，就拉着王導的手，和他并排坐在龍椅之上，時人言稱：“王與馬，并天下”。意思是說王氏世族的勢力及影響力，已經波及了權力的最高端。
那麽，王導既然能夠與帝王相并，他到底有什麽過人的本事呢？
讓人驚訝的是，王導唯一的本事，就是誇獎別人。他是歷史上有名的誇人高手，患有嚴重的誇人癖症，一天不誇人，就渾身上下不舒服。
王導做揚州刺史的時候，曾經大宴賓客，來的足有幾百人，對每一個人，王導都誇獎有嘉，最高妙的是他誇得恰到好處，恰好誇到對方的心裏，讓衆人盡皆大喜。但是，在座的有一個臨海人叫任禺的，沒有得到誇獎，還有幾個少數民族的客人，不懂漢語，看衆人歡天喜地，臉色就有些難看。
看到這情形，王導先走到任禺的座前，和顏悅色地對任禺說：“閣下真是個難得的人才啊，自打臨海出現了你之後，臨海就再也沒有人能夠和你相比了。”
任禺大喜。
然後王導又走到那幾個少數民族客人的座前，模仿着對方的語言說道：“蘭渚。”這句話是少數民族用以誇獎別人的專用語，意思跟王導對任禺說的話差不多，幾個少數民族兄弟聽了，頓時眉開眼笑。于是滿座皆歡，所有的人都沉浸在幸福快樂之中。
渴望聽到別人的贊美，這是人之本性。究其原因，是因為人在本體意識上的一種虛無感。當一個人的人格形成之時，他就會面臨着幾個相當嚴重的哲學問題：我是誰？我真的存在嗎？如果我不存在了的話，這個世界還存在着嗎？尤其是最後這個問題，最是讓人揪心扯肺。古代的帝王和現代社會的罪犯，都是在最後這個問題上犯了糊塗，由于他們誤以為自己死了之後，世界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才會做事不擇手段，不計後果，甚至連子孫後人的福祉都不理會。
同樣地，因為人的心靈無法把握自身，人格處于随時都會動搖的狀态之下，所以人需要強力的外部肯定性信號輸入，以證明自身的存在。
這表現在普通百姓身上，就是他們不斷地告訴自己：“我很強，我有理由獲得成功，我是這世界上不可或缺的風景……”但是殘酷的現實不斷地摧毀着他的自信，所以每一個人都存在着近乎無限制的肯定性需求。
對于高高在上的掌權者來說，他們的心裏更是恐懼。他們的心靈會不斷地質問自己：“你是誰？你有什麽本事？你和普通人有什麽區別？你不也是一樣地要吃飯，要睡覺，頭磕到牆壁上會痛，刀子捅進去會淌血……可你為什麽居然主宰了別人的命運？”
所有的這些問題，永遠也不會浮現到意識的層次上來，但是我們的心靈卻能夠感覺得到。所以掌權者時刻需要肯定，需要聽到別人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