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1)
〔假如沒有黃巾起義，劉備、孫堅、劉表、陶謙等這些名字可能就會湮沒在歷史的長河裏了；假如沒有黃巾起義，曹操頂多成為一名“治世能臣”。黃巾起義的怒火照亮了一個時代，也給曹操的未來提供了一個新選項。〕
【一、太平道要造反】
一個好端端的國家讓不懂事的皇帝、窮兇極惡的宦官以及好鬥的朝臣們折騰成了這樣，國敗民窮、社會凋零、政治黑暗，老百姓願意嗎？
答案是：老百姓不願意，他們正準備造反！
其實早在安帝時，在現如今的四川一帶，當時的益州、永昌、越等郡便發生了大規模的騷亂和農民起義，被稱為“西南夷騷亂”，持續了50餘年。帝國在這一區域的統治受到嚴重挑戰，到靈帝時情況似乎更嚴重，天子跟前的部分家夥甚至提出一個馊主意：把益州從帝國的版圖中分割出去。
此議雖然沒被通過，但對此起彼伏的民變，帝國越來越感到力不從心。
安帝統治十九年，爆發農民起義四次；順帝統治十九年，爆發農民起義十三次；沖帝、質帝兩位皇帝雖然還是小朋友，但農民起義絲毫沒有忽視他們，也爆發了四次；桓帝在位二十一年，爆發農民起義十四次。
從安帝到桓帝，不過六十來年光景，記載在冊的農民起義就多達三十五次。
這些農民起義來勢都很猛，開始時都轟轟烈烈，一旦遭到鎮壓，就很快沉寂。其原因很多，有兩條至關重要：缺少明确的思想綱領，沒有特別牛的領導。
這種情況到靈帝時終于發生了變化。起義等來了一位猛人，他成了東漢帝國的掘墓人。這人是一個流民，純粹的無産者，名字叫張角。他之所以能成為猛人，沒有像其他數十個農民起義領袖那樣，被殺後在歷史上連名字都沒能留下來，是因為他有文化。
有文化的人在那個時代是絕對的少數，張角有文化，所以可怕。張角喜歡看書，他最喜歡看的是一本叫《太平清領書》的書。
傳說《太平清領書》的作者是著名方士于吉（也叫幹吉、幹室）。所謂方士，就是有方術的道士。所謂方術，是古代用自然的變異現象和陰陽五行之說來推測、解釋人和國家的吉兇禍福、氣數命運的醫蔔星相、遁甲、堪輿和神仙之術等的總稱。東漢以後，“方士”這個詞不太常用了，代替它的是“道士”。
于道士寫的這本《太平清領書》，據說篇幅很浩大，分為十部，每部十七卷，共一百七十卷。裏面內容龐雜，以老莊之道、鬼神信仰以及陰陽五行、神仙家的方術為基礎，創造了一套極為神秘複雜的神學體系。這部書裏既有老子的宇宙觀，《周易》的元氣論，也談長生不老的修道思想。
但這些都不是主要的，這本書真正想談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政治。在本書中，于吉陳述了一套完整的政治設想，即太平盛世的建設綱領。他不僅描繪了太平盛世的模樣，也闡述了要達到太平盛世，必須做到君明、臣良、民順。
所以，這部書不是教人如何造反的，而更像是向君王提出的合理化建議。于吉的學生宮崇把這部書直接獻給了順帝劉保，劉保讓大臣們讨論了一下，大家認為這是“妖妄之經”，于是把它封存在國家圖書館（東觀）裏。
桓帝劉志一直沒有兒子，聽人說有個叫襄楷的方士很有法術，就下旨召他進宮，幫助他生個兒子。襄楷不是專科大夫，治療不孕不育不是他的長項，他能做的就是給皇帝弄一些所謂的靈丹妙藥，這是他的特長。
桓帝吃了襄楷獻上的藥，可能有一定的效果，他甚為歡喜，給襄楷安排了工作。桓帝對他很是信任，處理國家大事遇到疑難問題時也經常向他請教。這個襄楷，是于吉的另一個學生，為了完成于老師的心願，他舊事重提，再次将《太平清領書》呈報給桓帝。
可是，桓帝的興趣只在能不能生出兒子，以及那些靈異事件如何解釋，對于襄楷的治國理念沒有太大興趣。
後來襄楷與黨人攪到了一塊，在黨锢事件中因為替黨人求情而被治罪。襄楷出獄後，依然癡心不改，但這次他對皇帝失去了信心，開始把活動的重點轉向民間，最後成為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颠覆活動的專家，後面還會再講到他。
張角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得到了這部書，也有說法稱他是襄楷的朋友，二人志同道合，一個是理論家，一個是實踐者，立即聯起手來。張角對《太平清領書》佩服得要命，那些皇帝沒有實施的政治綱領，他決心試試。
張角是冀州刺史部钜鹿郡（今河北寧晉）人，出身于社會下層。他有兩個弟弟，一個叫張梁，一個叫張寶。張角早年信奉黃老學說，對神秘預言學之一的谶緯學也深有研究，懂民間醫術和巫術。他領着兩個弟弟，手持一根九節杖，經常活動在冀州一帶，用符水、咒語等為人治病，深得窮人的擁戴。名氣一大，就有人跑來表示願意給他當學生，張角開始吸收徒衆。
沒有想到，來的人越來越多，多到讓張角感到吃驚。不過，他沒有害怕，因為他是個有膽識的人，想幹出一番大事業，于是琢磨如何把這些人組織起來。
張角深受《太平清領書》中政治主張和治國方略的影響，創建了一個民間宗教團體：太平道。其綱領、目标、教義、稱號、教區組織、口號、宗教儀式、活動內容、傳教方式等都依據《太平清領書》來設計。
當時社會上有大量的流民，這些失去土地無家可歸的人都是土地兼并的受害者，沒有人關心，也沒有前途。太平道的出現，至少給了他們溫暖和希望，所以不用動員，這些人都攆着跑着來入道。
還有一些人，雖不屬于流民範圍，但看到這個組織挺厲害，于是也加入進來，就像一些有錢人願意給青紅幫老大當門生一個道理，遇到事好有人罩着。這些人裏，有基層官吏，也有宮裏的宦官。
張角自稱大賢良師，是太平道的總首領。他兩個弟弟張梁、張寶自稱大醫，是太平道核心領導班子成員。他派出八個弟子到四面八方去宣傳教義、發展徒衆。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太平道勢力已遍布全國十三個州中的青、徐、幽、冀、荊、揚、兖、豫八州，徒衆達數十萬人。張角把這些徒衆劃分為三十六個教區（方），大的萬餘人，小的六七千人，每個教區都設一個渠帥作為首領。
鬧出這麽大動靜朝廷那邊不知道嗎？其實朝廷是知道的，而且很早就知道了。熹平六年（177年），靈帝的老師、時任太尉的楊賜和他的屬下著名黨人劉陶，分別上書靈帝，報告了這個民間組織的動向，請求給予關注。劉陶更是指出，據他得到的情報，張角的黨羽已經潛入京師，活動于民衆和官宦之中，大有觊觎朝廷之意，應速加偵緝，并诏令天下，重賞捉拿張角。不知什麽原因，如此重要的上書竟然沒有下文。後來楊賜因故離職，劉陶找個機會向靈帝尋問此事，靈帝居然莫名其妙地岔開話題，讓他給自己編一本容易閱讀的《春秋》。劉陶沒有辦法，只得到圖書館裏埋頭完成天子交付的新工作。
從各種跡象看，靈帝本人确實沒把太平道當回事，甚至覺得有個民間團體把流民組織起來，教人向善做好事，還挺好。這種心理可以從靈帝意識形态變化的蛛絲馬跡裏尋找答案。靈帝這時已經開始崇信黃老之學，對老子的思想充滿崇拜，他可能認為，這個同樣視老子為先師的教派，與他的思想還有些吻合呢。
前來投奔太平道的人越來越多，人數呈幾何倍數增長。張角想，既然事情已經幹大了，想收手是不可能的，未來的結果只有兩個：要麽太平道消滅劉漢政權，要麽太平道被劉漢政權消滅掉。
太平道的公關工作做得很出色，就連宮中的高級宦官封謂和徐奉都成為它的信徒，這樣，朝廷中樞機構的消息很快就能送到張角的面前。綜合分析各種情報之後，張角對形勢做出了判斷，他看出太平道和劉漢朝廷翻臉的時刻越來越近了。
誰先動手誰主動。張角馬上召集幾個大弟子和弟弟張寶、張梁商議，大家決定發動武裝暴動，目标是推翻現政權，建立太平盛世。以冀州南部與司隸校尉部結合的邺縣地區作為暴動中心，由張角全面負責，前線總指揮為大方首領馬元義。暴動的時間定為光和七年（184年）三月五日。
這個日子選得很有講究，它葬送了這次起義。
【二、精挑細選好日子】
即将到來的光和七年是甲子年，在六十年一輪回的歷法周期中，甲子年是新周期的開始，讓人聯想到新天命的降臨。
這一年的三月五日又是甲子日，也就是說，太平道确定的武裝暴動時間，是更為難得一遇的“雙甲子”。
張角和他的謀士們在選擇暴動日期上可謂動了一番腦筋。但問題是，确定這一時間是在光和六年底，離“雙甲子”還有三四個月，從籌備起義的角度說，時間充裕一點，可以把準備工作做得更細些。但從另外一個方面看，這又是致命的，那就是夜長夢多。
暴動是策劃實施一場規模盛大的集體活動，參與的人數衆多，涉及的區域廣泛，在沒有現代化通訊工具的情況下，溝通信息、協調各部行動、保證命令暢通已經十分困難，更困難的是，做這些工作的時候還必須完全保密。
像起義時間這種極端機密的事情，起義總指揮部竟然在幾個月之前就已下達到基層，甚至還發布了起義口號：“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就在前線總指揮馬元義帶着他的骨幹分子潛入京師後不久，洛陽城裏的小孩甚至把這幾句話編成了歌謠到處傳唱。朝廷各辦事機構的大門上，也時不時地出現用白土書寫的“甲子”二字。
事後來看，這可是一大敗筆。
起義軍內部果然出現了叛徒，只要學過中學歷史的人都應該知道這個人，他叫唐周，濟南國人，他是張角的弟子之一，在起義軍內部屬于高級幹部。光和七年（184年）剛過了年，朝廷便接到唐周的密報，整個起義計劃暴露。
有人遺憾地說，黃巾大起義都毀在這個唐周的身上，如果不出這個叛徒，起義的結果就會兩樣。問題是，如果沒有唐周，張角、馬元義他們就一定能于當年的三月五日這一天順利發動起義嗎？
其實基本上不可能。不是因為東漢王朝強大到不能推翻，事實上東漢王朝已經很虛弱，無論政治上還是軍事上，只要組織得當，推翻起來應該不難。問題在于，起義軍不可能把保密工作做得那麽好，保證在長達三個月時間裏不出現第二個、第三個唐周。
由于唐周的告密，劉宏不敢再大意，他立即下令對馬元義等骨幹分子實施秘密抓捕。馬元義被抓，處以車裂之刑。
然後靈帝清查太平道的徒衆，他以通令（周章）的形式下達三公府、司隸校尉，派鈎盾令周斌總負責，清查在宮省直衛、朝廷各辦事機構以及百姓中的太平道信徒，很快查出來一千多人，全部予以誅殺。根據偵察到的線索，靈帝要求各州郡同時搜捕張角等太平道骨幹人員。
起義軍只好倉促起事，正史記載他們“殺人以祠天”。之後，張角稱“天公将軍”、張寶稱“地公将軍”、張梁稱“人公将軍”、在冀州正式起義。起義軍個個頭戴黃巾，因此被稱為“黃巾軍”，但在官府下達的通緝文書裏，一律稱他們為“蛾賊”。
雖然動作倉促了點，但一開始仍然很順手。黃巾軍所過郡縣，“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間，天下響應”。
東漢的地方政權如此不堪一擊，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至少有兩個方面，一是起義軍深得民心，有長期準備，來勢很猛，另一方面是東漢國家軍制特點造成的。
東漢沿襲了西漢的軍制架構，全國主要軍力集中于南軍、北軍兩大塊。南軍負責四方征戰，是野戰部隊，北軍即前面介紹過的北軍五營，駐紮在洛陽附近，負責京師的防衛。北軍之外，天子還有一部分近衛部隊，如衛尉、虎贲、羽林等，性質與北軍差不多。
這些都是中央軍。除此之外，東漢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地方部隊，即州郡不能典兵。郡、縣以下雖設有都尉等職，如曹操曾擔任過的洛陽北部尉，但他們的職責是維護社會治安，屬于警察部隊，而非正規軍。
國家遇有事情怎麽辦？這項任務基本上都交給了南軍。南軍是一支常備部隊，也是精銳之師，但不幸的事，此時此刻，這支武裝力量卻指望不上。
數十年來，南軍主力一直奮戰在西部和北部前線。在西部，帝國陷入與羌人作戰的泥潭，進不可全勝，退不得脫身。在北部，雖然匈奴人暫時消停下來，但新崛起的烏桓和鮮卑，跟當年的匈奴人一樣強悍不遜，你來我往陷入膠着狀态。
帝國劃出了幾大邊防區，設立護羌校尉、護匈奴校尉、護烏桓校尉等職，負責邊境作戰，所使用的主力，正是南軍。也就是說，此刻帝國所能依仗的主力部隊正擔負着保衛邊疆的重任，輕易調離不得。
面對已經軍事化組織起來，雖然打仗不一定在行、但打起來不要命的黃巾軍，州、郡、縣統屬的治安部隊不堪一擊。黃巾軍節節勝利，京師洛陽震動。
朝廷一下子慌了神。宦官平時權大勢大，但流血打仗的事從來沒想過，朝官士人文的在行，與宦官鬥、跟皇帝吵都不怕，但打仗從來沒有弄過，面對四面開花的局面，一下子也傻了眼。看來看去，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一個人身上，仿佛只有他才能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于将頹。這個人曾經是曹操的同事，也是議郎，名叫皇甫嵩，是名将皇甫規的侄子。皇甫嵩字義真，安定郡朝那人，他的父親皇甫節是名将皇甫規的兄長，曾擔任過雁門太守。皇甫嵩少年既好詩書，也好弓馬，是一個文武全才，在皇甫規的栽培下仕途比較順利，擔任過一段時間的議郎，目前擔任北地郡太守，此時正好來洛陽出差。
北地郡屬幽州刺史部的邊境地區，在這裏當太守與內地不同，主要職責是配合正規軍對敵作戰。因為有長期邊防作戰的經驗，又身為名将之後，大家都想知道他對當前局勢的看法。在靈帝主持的禦前會議上，皇甫嵩列席會議，他不負重望，提出了化解時局危機的具體方案。這個方案包括以下內容：
下诏各州郡“修理攻守，簡練器械”，組織地方武裝，修築防禦工事，制造軍器。其中，在洛陽周邊地區各個方向重點構築八個戰略據點，即洛陽八關，分別是函谷關、大谷關、廣城關、伊闕關、轅關、旋門關、孟津關、小平津關，每關設一個都尉，負責軍事。
對現有的軍事力量進行整合，主要是北軍及天子的禦林軍，分路讨擊冀州刺史部（中心是邺縣一帶）和穎川郡的黃巾主力。同時他建議将天子西園小金庫裏的錢和西園的廄馬拿出來，以充實軍力。
還有，就是推行政治改革，解除黨禁，重新任用黨人。
對于前兩項，靈帝都認可，目前看來也只能這麽做了。靈帝是少有的比較貪財的皇帝，自己建有小金庫，屬于個人財産，積累了大量錢財，現在國庫空虛，籌備常規軍費已經很吃力，根本拿不出來錢，只得由皇帝出血了。
但對于最後一條，即解除黨禁一事，靈帝仍然猶豫。實行黨禁是他做出的政治決定，解除黨禁等于推翻自己以前的主張，面子上下不來，而且會不會因此造成混亂？
從內心來說，靈帝比較讨厭黨人，這些人一天到晚吵吵鬧鬧，不是對他進行批評，就是跟宦官找茬。與宦官比起來，靈帝更喜歡宦官。
而且，讓靈帝感到困惑的是，當前要解決的是黃巾軍，與解除黨禁有多大關系呢？但是很快靈帝的思想工作就被做通了，一個叫呂強的宦官，只用一句話就讓靈帝堅定了決心。他說：“聽說黃巾軍也在大量招募人才，如果我們不赦免黨人，這些家夥難免會跑到黃巾軍那裏去。”
這一下靈帝總算是聽明白了，立即下诏赦免黨人。
呂強字漢盛，司隸校尉部河南尹成縣人。從小即為宦官，擔任過小黃門、中常侍，在宦官中是少有的正直之人，《後漢書》裏有他的傳，稱他“清忠奉公”。
于是靈帝下令組建讨伐部隊。在這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中，曹操的命運也将發生又一次改變。
【三、靈帝的讨伐兵團】
光和七年（184年）三月，靈帝下令調整帝國的軍事領導機構，升河南尹何進為大将軍，坐鎮洛陽，指揮全國武裝力量，總司令部設在洛陽城內的都亭。這是繼梁冀、窦武之後，再次設立大将軍，并且繼續由外戚擔任。
同時組建讨伐兵團，由何進兼任總司令。該兵團包括三支人馬，約五萬人左右。一支由新任命的北中郎将盧植統帥，讨伐冀州的張角，另外兩支分別由剛任命的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統帥，讨伐豫州刺史部颍川郡的黃巾軍。
東漢将軍的名號比較多，也比較亂，不弄清這些就會影響到對史料的理解。有一個笨辦法不一定準确，但卻比較簡單省事。
最高一級的是大将軍，可以理解為上将；其次是車騎将軍、骠騎将軍、衛将軍以及所謂的四方、四征、四鎮将軍，四方是前将軍、後将軍、左将軍、右将軍，四征是征西将軍、征東将軍、征南将軍、征北将軍，四鎮是鎮西将軍、鎮東将軍、鎮南将軍、鎮北将軍，這些都是沿襲前代的固定稱號，可以理解為中将；再下來，就是偏将軍、裨将軍以及雜號将軍，雜號将軍即臨時起個名號，也稱将軍，如奮武将軍、讨虜将軍、揚威将軍等，名目很多，均因事而設，事罷就撤，這些都姑且理解為少将。
這樣理解未必準确。大将軍的地位高于三公，車騎将軍、骠騎将軍等與三公同列，似乎把他們理解為元帥更妥當。但是，為了便于閱讀和理解，上面的理解大體上還是可以的。中郎将就容易理解了，可以看做是準将，介于将軍和校、尉之間。以後大家再遇到的時候可以先這麽理解，至于東漢軍隊的編制，後面再作介紹。
在何進被任命為大将軍前，帝國軍隊擁有高級軍銜的将軍還比較少，地位最高的名将“涼州三明”（即段、張奂、皇甫規）除投靠了宦官、又在宦官內鬥中被殺的段外，張奂、皇甫規此時分別承擔着西線和北線的防衛作戰任務，他們的職務是護匈奴中郎将、護羌校尉，大體上是個準将或大校。再往上的軍銜，這時候基本上都空缺。
所以，靈帝一口氣任命了一個上将、三個準将，已經是很破例了。
何進、皇甫嵩的情況前面已有提及，現在看看另外兩個人的情況。
盧植字子幹，幽州刺史部涿郡涿縣人。他有幾個明顯特征，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八尺二寸約合現在一米九三。有資料顯示，當時的人平均身高普遍低于現在，所以盧植往人堆裏一紮，絕對是大高個，東漢要是組建CBA聯賽，盧植即使打不了中鋒至少也能打個後衛什麽的。他聲音洪亮，适合做配音演員或者演舞臺劇。《後漢書》還說他酒量特別好，一次能喝一石酒（約合一斤裝的二鍋頭六十多瓶，這種酒量實在不好理解）。
但盧植沒有向體育界、娛樂界發展的打算，他的志向是做學問。他和日後的學術泰鬥鄭玄一道拜大名士馬融為師。這個馬融，除了是個大學士，還是外戚，他的一個表姨當過皇後，所以被稱為“外戚豪家”。馬大師有一個愛好，喜歡一邊研修學問一邊請些女演員表演歌舞（列女倡歌舞于前）。馬大師性情超脫，他做這些事從來不避學生，講課講累了就把私人歌舞樂隊叫到講室裏來消遣，別的學生都争着看，可盧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眼珠都不帶轉的。盧植謝絕了馬老師的挽留，從馬氏民辦學院畢業回到家鄉涿縣當起了教書先生。他在教育方面挺有成就，學生裏一口氣出了兩個名人：一個叫公孫瓒，一個叫劉備。
眼看就要混成一代名師了，但盧植心裏很不滿足，因為他“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靈帝熹平四年（175年），揚州刺史部九江郡的蠻人造反，盧植因為“才兼文武”而被公府選中，由布衣直接拜為品秩二千石的九江郡太守。盧植還真有兩下子，到任後三下五除二就把蠻人制服了，名聲大震。
但在此時，他卻以生病為由提出辭官。後來，朝廷多次征召，盧植實在沒有辦法，才來到洛陽，不過提出請求說只想擔任輕閑自在一點的官職，于是被任命為議郎，與谏議大夫馬日、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人志趣相投，整天待在國家圖書館（東觀）裏校書，補撰《續漢記》。在靈帝眼裏，盧植是難得的軍事人才，從事文化工作是極大的浪費。黃巾起義爆發後，便拜他為北中郎将，任命護烏桓中郎将宗員為他的副手，帶領一部分由北軍五營中抽調的兵士和臨時征募的人馬，讨伐冀州的張角。為了便于指揮，靈帝下诏盧植“持節”，即帶着天子特頒的信物，形同天子親自出征。
再說說朱俊。
在《後漢書》裏與皇甫嵩合為一傳的人就是朱俊，說明了他的名氣和歷史地位。
朱俊字公偉，揚州刺史部會稽郡上虞縣人，家境較苦，小的時候父親死了，母親以販賣一種叫缯的紡織品為業。朱俊年輕時擔任過縣政府的文書管理員（書佐），“好義輕財，鄉闾敬之”。後來發生過一件事，讓大家對他刮目相看。
朱俊有個朋友叫周規，“為公府所辟”，也就是在中央機關找到一份固定工作，這是一件讓人羨慕的事。但是，他卻幹了件蠢事，差點去不成。
周規想現在要到京師任職了，得弄點路費、置裝費，不能太寒酸，于是偷偷挪用了“庫錢百萬”。這當然是一筆大數目，部長級官員月薪不過一到兩萬錢，百萬錢虧得周規也敢挪用。周規原來的想法是，反正這一去未必再回來了，就是以後被發現也奈何不了自己。但是，管後倉的人偏巧發現了，要周規歸還挪用的錢，可這筆巨款已經讓周規花掉了。
這個時候，朱俊幫了他。朱俊幹了回小偷的勾當，偷的對象是自己的母親。他們家雖然也不富，但朱俊母親搞的是缯帛貿易，他把母親的貨物偷偷賣了，拿錢為周規解困。而朱俊的母親，無奈失業了。
母親恚責朱俊，朱俊說：“小損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
朱俊的回答耐人尋味，他沒有說為朋友兩肋插刀、人要講義氣、不要把錢看得太重這些空話，而是說現在看是受到小損失，将來沒準會因此得到更大的回報。說明朱俊對未來有遠大的規劃，也有深謀遠慮。
他很快得到了回報。這時候上虞縣縣長叫度尚，這是一個老黨人，以後群雄混戰的時候他還會出現。度尚聽說朱俊的事跡後連連稱奇，把他推薦給會稽郡太守韋毅，再後來尹端接任韋毅，任命朱俊為郡政府辦公室主任（主簿）。
熹平二年（173年），會稽郡許昭起義，尹端讨伐不利，被州刺史糾舉，經過有關部門審理，處以棄市的刑罰。作為尹端的辦公室主任，朱俊又幹了件讓人稱奇的事，他帶着一筆巨款到洛陽，拉關系、走後門，上下打點，費盡周折，把老領導的死罪改判為勞動改造（輸作左校）。尹端保住一條命，但并不知道是什麽原因，朱俊也從不向別人提起。
後來交州刺史部梁龍造反，沒有人能平息，光和元年（178年），派朱俊為交州刺史參與平亂。朱俊到任後，“斬梁龍，降者數萬人，旬月盡定”。朱俊被封為都亭侯，食邑一千五百戶，官拜谏議大夫。皇甫嵩是名将之後，有邊疆地區與少數民族作戰經驗，盧植、朱俊分別在地方上平定過農民起義。從這三個人選的确定上，可以看出靈帝這回是真急了。以往出風頭的事都被宦官壟斷，就在數年前，宦官們還謀劃過征鮮卑的軍事行動。但那是形象工程，要玩真的，不能指望宦官，還要靠人才。
三路大軍出發後，坐鎮京師的最高軍事統帥大将軍何進也沒有閑着，他開始組織招募戰略預備隊，并很快編成了一支騎兵部隊。
而何進對這支騎兵部隊指揮官的任命，讓很多人大吃一驚。
【四、也是一個兵】
這支被賦予厚望的戰略預備隊共有五千人，其指揮官是騎都尉，任命公布後，雖然名字大家都知道，但很出乎意料。
新的騎都尉是議郎曹操。這一年他虛歲整三十歲。
都尉次于中郎将，中郎将次于各種名號的将軍。如果把中郎将理解為準将，都尉就是校級軍官。
東漢叫都尉、校尉的實在很多，前面已經出現過的有北軍五營的校尉，還有司隸校尉、城門校尉、洛陽北部尉等。這些職務，除了司隸校尉更偏向于行政職務外，其它的都可以視為軍隊或警察部隊裏的校官或尉官。
具體說來還有些不同，縣下面的都尉，如曹操曾經擔任過的洛陽北部尉，估計應該是個上尉；而北軍五營的校尉，則相當于上校。現在曹操将要履職的騎都尉，不是常規編制序列，下面有大約五千人，可以理解為大校。這個職務如果再上一級，就該是中郎将或雜號将軍了。所以，曹操擔任的這個新職務，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中央直屬騎兵獨立師大校師長。
說到這裏，必須談談東漢的軍制問題了。
讀漢魏歷史，無論正史還是演義，往往感到其長于敘事或議論，而短于對歷史細節的關照。比如，歷史人物的出生時間，除了零星地夾雜在敘事之中外，大部分只能靠前後推理，實在推不出來的，後面寫史的人只好用“？”來代替。所以，翻開歷史人物傳記，到處是這個符號。
歷史細節的不足也表現在軍隊編制問題上，無論正史還是野史，要麽簡單化，要麽模糊化，一般只說某某人帶着幾百、幾千或幾萬人到某某地方跟某某打，而那個某某又是帶着多少多少人，很少談及雙方部隊的內部組織結構。軍職裏除了上面講過的各類名號繁多的将軍外，其下的各級建制要麽不詳細，要麽很混亂，讓人讀得一頭霧水。
其實，東漢的軍隊編制是很系統化、規範化的。其基本單位是軍、營、部、曲、屯、隊、什、伍，類似于現代軍隊的軍、師、旅、團、營、連、排、班，但編伍方法和人數略有不同。
從下往上說：伍即五個人的戰鬥小組，是最基層的戰鬥單位，主官為伍長；二五為一什，主官為什長；二什為一隊，主官為隊率；二隊為一屯，主官為屯長；五屯為一曲，主官為軍侯。這樣算下來，每曲的人數是五百人。
再往上，二曲編為一部，主官為軍司馬或別部司馬（假司馬、軍假司馬為其副職），是一千人；五隊編為一營，是五千人，主官為都尉或校尉；二營為一軍，人數為一萬人，主官一般為校尉或各類将軍。
這種編制方法，從秦到魏大體上沒有變化，不過寫史的往往是文人，對軍事要麽不重視要麽不在行，于是留下來的史料中，一涉及這些方面讀起來就比較費勁。
比如，曹操的這個新職務騎都尉，手下是五千人，如果按照正規的編制，應該是一營（不是現在的營），營是軍以下、部以上的編制，這個營下面應該有五個部，約相當于五個團。
曹操自光和二年（179年）擔任議郎到現在已經六年了。這段時間，除了偶爾上書之外，曹操沒有更多的活動。後來，曹操連上書的事也很少做了，從來沒有涉足軍事的曹操，怎以會突然被委以如此重任呢？
對曹操而言，這的确是一個重要的人生轉折。但是，所有的史料都沒有記錄或探究過這個問題，所以我們只好猜測。
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曹操喜歡軍事，并且有了點名聲。曹操不好讀死書，好讀雜書，尤其是法家、兵家的著作。近幾年，他酷愛一本叫《孫子兵法》的書，而且學有所得
